韩国大企业集团破产对我国实施集团化战略的警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企业集团论文,战略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财阀经济”是韩国经济中的一大特色。由于30多年来，政府与大企业的紧密配合，韩国经济迅猛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佳典范之一，但是自1997年以来，韩国大企业集团接二连三发生倒闭事件，使韩国经济遭受了灭顶之灾。与之类似，我国政府也制定出了扶持大企业集团发展的战略性决策，明确提出重点扶植长虹、海尔等六家大企业，力争在2010年使它们进入世界500强。 因此有人认为若我国爆发金融危机，其类型一定是韩国式的。防范于未然，韩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韩国大企业集团破产的内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韩国大企业集团破产的由来已久。自60年代以来，韩国实行大企业主导战略，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给这些官商合谋的企业埋下了隐患。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和韩国经济不景气的双重影响下，大企业内部矛盾不可避免地要激化。具体而言，韩国大企业破产的内因主要有：
1、过高的财务杠杆，使韩国大企业集团的财务状况极差。 大公司大规模的负债经营，与金融机构的依存度高，加之过去数年企业毛利润的下降，又形成更多负债以维持企业基本运营的怪圈，财务状况极为严峻。主要表现为一高二低，负债比率高、 资产周转率及盈利能力低。 1996年底，韩国30家最大企业集团平均负债比率高达387.6%， 而年周转率只有1.05%，销售净利润率只有0.2%，资产收益率也仅有0.21 %。
2、过分注重企业外在规模，盲目进行多元化投资。 企业规模越大，意味着越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因而大量利用优惠贷款多方投资成了大企业集团的共性。表面的规模优势掩盖了内部低运作效率，并使内部的结构调整十分困难，当某一经营方向出现重大失误，就有可能拖住整个企业的后腿，产生子公司连锁的破产反应。如韩宝集团，幻想将自己的钢铁公司挤入世界五强，不惜筹资5亿韩元扩大投资， 终因投资失败造成债务无法归还而倒闭。
3、官商勾结，进行钱权交易。 早期政策性的扶持形成政经必须相结合的惯性思维模式和变形体制，使自由竞争经济环境遭受破坏，也造成了现在的激励机制、制度与结构的僵化，成为韩国公司高效率与高盈利的主要障碍。
4、薄弱的金融部门，使规范市场机构流于空谈。 由于银行过于弱小，没有能力作出独立的、正确的金融业务决策，未能在竞争性的资金需求间适当地分配资金，国内信贷资源浪费严重。
二、韩国大企业集团破产对我国企业集团发展的警示
1、企业集团规模扩张，要以效益为原则， 明确规模是效益的结果，而非效益的原因
从总体上看，我国产业规模并不算小，但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分割，我国企业的组织程度不高，市场集中度差。庞大的国有资产，分布在各行业的30万个企业中，平均每个企业的净资产仅为1000万元。无怪乎，发展大企业集团对我国而言迫在眉睫。
企业集团发展壮大有两种类型：内涵成长型和外延扩大型。不少企业和政府认为第一种类型扩张太慢，而强调外延发展战略，吸纳重点企业至集团内部，以迅速扩大规模，进入世界强企之林。然而，企业的规模并非与企业的经营效益成正比，规模经济不同于经济规模。韩国大企业集团资产规模庞大，而收益水平却很低下，这样外强中干的大舰队很难承得了大风浪的冲击，因此有必要以效益的眼光重新审视两种类型。
内涵式扩张虽然缓慢，但所形成的企业集团基础扎实，内部各企业关联度高，集团产业拓展活动着眼于降低成本、增加效益，所以在企业规模扩张的同时，效益也会显著提高。外延扩大可迅速壮大集团实力，形成国际竞争力，但难免会步入误区。中国企业要扭转生产规模狭小和组织形式单一的局面，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外延扩大，在实施过程中要遵循以下原则：
（1）生产扩大后规模报酬递增， 产出的增量或边际产品的增加超过边际成本的增加。
（2）有利于降低成本。主要是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下降。 企业将一些经济活动内部化后，通过行政权威加以组织，使内部层级协调费用小于市场交易成本。反之会产生规模不经济。
（3）合并更能确保生产要素供应，消除市场力量的干扰。
（4）有利于技术进步。
2、多元化发展过程中，要集中力量搞好主营业务，兼顾综合经营
多元化经营战略是大企业集团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美国自60年代以后，多元化战略越来越被跨国公司看重。但是盲目多元扩张，不但不利于企业的稳定发展，还有可能增大企业的经营风险。韩国大企业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步入了不恰当多元化经营的误区，不顾一切地向新领域拓展。如以生产汽车为主的起亚集团，其领域扩张到与主营无关的特殊钢、建筑等领域，并未经严格论证便在特殊钢上投入1万亿韩元， 结果身陷泥潭难以自拔。
进入不太熟悉的行业，意味着将财力和精力投向无优势可言的其它领域，向众多的对手竞争，无异于以己短攻人之长。另外，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程度越高，协调活动和可能造成的决策延误就越多。国外有研究表明，对其他行业特别是无关联行业的企业进行兼并的成功率很低，且往往是低效率运行的。
世界上著名的企业集团都有自己鲜明突出的主导产品，如微软公司的软件产品，通用公司的汽车产业，杜邦的化学工业等，并成为这些公司称雄世界的根本和立足点。多元化经营，若无明显优势的“拳头产品”，企业发展后劲就会不足，好似一盘散沙，难以形成凝聚力，还不如集中力量于单一的领域。因此，我国大企业集团应尽量缩短“触手”，在扩大规模之初期，首先应致力于发展壮大主业。在形成强有力的主业基础或核心之后，适当地兼顾综合经营，形成规模经济，为以后在极具前景的行业内深入拓展打下一定的竞争基础。
3、在集团化促进机制的选择上，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同等重要
企业扩张的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政府推动型，由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促进企业间的兼并重组。以韩国大企业集团的发展为典型。由于它们是在排斥竞争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在内部管理及经营战略等方面，都不能很好地适应没有“保护伞”的世界市场。另一种扩张类型是自主选择型，以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决定企业的生存和扩展。因此在市场上较具优势，如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发育型”大集团，经过竞争的洗礼，不管世界发生什么动荡，都能“稳坐钓鱼台”。
中国企业在造大船的过程中，政府力量占了上风，因此许多人认为中国极有可能发生韩国式的金融危机，并引以为戒，反对政府所为的强强联合，主张摆脱行政捏合，用市场方式塑造中国自己的大企业集团，该观点略显偏颇。高度的市场选择方式有条件，要求一个高度发达的自由竞争环境，从政府至一般企业都要崇尚公平平等，反对政府干预和垄断，这是其一；另外，资本市场和经理市场发达，能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这是其二。在条件不具备时，政府可弥补市场的许多缺陷。韩国在60年代经济不发达时，政府积极扶持企业集团，迅速壮大了本国企业实力。因此我国目前情况下政府的作用不可忽视，譬如说，若单靠市场机制，南京地区几家化工企业就难以联合，资源浪费的现象仍将持续。
因此，在集团化过程中，应充分辨析政府和市场的各自作用，逐步提高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把握政府干预合理度。在特大型企业集团的塑造上，由政府助上一臂之力，加速我国世界级“舰队”的培育，而对于广泛存在的中小企业，由其依市场原则自主选择本企业发展战略，尽量避免政府“拉郎配”。中国市场经济深化改革中涌现出的海尔、希望等集团的成功案例，证明了中国的企业可以靠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壮大。
4、“抓大”的同时，要搞好“放小”，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中国有30万家的各类国有企业，其中大中型企业约1.6万个， 小型企业24万多个，提纲挈领地提出“抓大放小”的战略，重点搞好1000家大企业集团的建设，是推进国企业改革的明智之举，但在未激发起其它中小企业的活力之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仍不能认为已迎刃而解了。
韩国大企业破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国内中小企业未能充分发展，大企业面临着有限的国内竞争，取得了国内信贷的最大份额，抑制了其它企业的生机，使整个经济的活力降低。看我国目前现状，中小企业也陷入了困境之中。由于没受到倾斜政策扶持，资金、技术和人才缺乏，经营愈发不振。据统计，它们当中盈利的不到30%，亏损和潜亏的占40%，资不抵债的占30%以上。社会化大生产的非协调性，令国民经济总体结构失调和效益下降，最终使“大企业没抓好，小企业没放活”。因此要正确处理“抓大”和“放小”的关系，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在塑造大企业集团的同时，放活众多的中小企业，以减轻大企业的压力和负担，为大企业集团轻装上阵实施改革创造条件，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合理的经济结构和市场主体结构。
5、多渠道弥补企业的资金缺口
资金是制约集团规模大型化的重要因素。而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更需要高额的资金投入。韩国大企业单一、巨额的银行渠道融资，使银企双方都面临着巨大的财务风险。我国企业何尝不是高负债经营，资金运用方面的倒逼机制令银行措手不及，债权越多越被动。
扶持大企业集团再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优惠政策和资金承诺，在整个融资体制方面，要敢于放弃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探讨新方法。企业集团除自身应深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合理进行资本运营外，国家要采取切实措施，帮助大企业解决面临的问题，拓宽企业资金来源渠道。
首先，减轻企业历史包袱，降低企业负债率。可考虑把“拨改贷”形成的债务逐步转化为国家的资本金；地方财政可运用本级财政资金解决一些骨干企业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其次，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增加大企业集团独立的筹资渠道，允许它们以发行股票、债券或合资等多种方式，广泛地吸纳社会各方面的资金，为企业集团的规模扩张创造条件。另外，在加强银企联合扶优扶强的同时，规范企业行为，该点尤为重要，韩国的教训不可小觑。可以探讨实行主办银行的可行性，主办银行在适时掌握集团财务状况信息，合理作出贷款决策，落实企业需求的同时，督促资金的合理投向，减少企业盲目性资源运用可能产生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