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调整防务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防务论文,韩国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6月15日， 韩国海军和朝鲜海军在朝鲜半岛西海岸延坪岛以西海域，发生了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首次海上交火事件。就在海上硝烟尚未散尽之时，又传来朝鲜将发射“大浦洞2号”远程导弹的消息， 从而使半岛乃至东亚局势更加趋于紧张。在韩国政府于此前后的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应对中，其正在调整中的国防战略逐渐清晰地显现出来。
一、重新以朝鲜为主要防卫对象，但在对策上变武力对抗为“以柔克刚”。冷战结束后，韩国军方对周边安全形势和所谓“威胁”的判断曾发生几次变化。90年代初，刚刚签订了南北基本协议书的韩国，一度放弃冷战时期把朝鲜视为国家安全主要威胁的看法，强调要在应付“北方的威胁”的同时，准备应付来自日本、中国、俄罗斯等周边列强的“多元潜在威胁”，并在1991—1992年度《国防白皮书》中，对有关国家依“威胁”程度的排序中，首次将周边强国日本和中国列在朝鲜之前。但随着朝鲜与韩国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对立日益加剧，韩国又恢复了以往的看法，将朝鲜重新视为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并提出3 条“论据”：（1）韩国认为， 朝鲜始终未放弃所谓“对南赤化统一”的战略。其依据是：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副部长金光振等高级将领曾于1996年3月针对韩国举行的“护国—96 ”防御演习发表讲话说：“战争不可避免，只是时间问题”，认为在朝鲜面临日益严峻的“体制危机、经济困难和外交孤立的情况下，不能排除其为转嫁国内政治、经济危机，冒险发动战争的可能性”。（2）韩国确信， 朝鲜为实现其“强盛大国”战略，一直把军事力量作为“维护体制”和实施“对南赤化战略”的唯一手段。为此，朝鲜正“致力于增强资源节约型军事力量，加紧研制核武器、远程导弹等战略武器”，同时积极进行战争准备，将116 万正规军中的70万部署在三八线附近的前线地区，随时可对韩国发起全面攻击。（3）双方的武装冲突逐渐增多。六七十年代，双方仅发生3起武装冲突。80年代，发生武装冲突5起。90年代至今，已发生武装冲突6起，且规模趋大。
韩国虽然重新将朝鲜作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但在对策上与冷战时期却迥然有别。
首先，考虑到武力统一可能对南北双方所带来的严重破坏，开始以“阳光政策”等较为柔和的对策代替以往以军事对抗为主要内容的强硬对策。冷战后的韩国两届政府，在确认南北分离、两种制度、两个政府并存，谁也吃不掉谁的现实前提下，都放弃了冷战时期以武力“吞并统一”的战略，转而采取积极对话、扩大双方经贸和粮食援助等较为灵活的策略。与此相适应，韩国军方也提出分4 阶段统一南北军事力量的构想。韩国力图通过双方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对话接触，逐步打消对方的敌意，诱导朝鲜放弃以武力“赤化”南方的主张，按照韩国所设计的道路一步步走向“和平统一”，从对话中得到对抗所得不到的东西。为此，韩国不但拒绝了美国企图以海空力量联合摧毁朝鲜宁边地区所谓“核设施”的要求，而且于1999年5 月正式宣布不参加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这其中固然有怕招致朝鲜报复的顾虑，也有以温和的手段诱使朝鲜就范的谋略思考。
其次，通过军控谈判来限制朝鲜发展军力。面对韩朝双方综合国力差距日益增大和国际军备控制活动日趋活跃的现实，韩国对南北双方军备控制的意义作出新的评估，认为，它可以“缓和南北军事紧张状态，防范战争于未然”，是通过和平手段“确立南北和平共处体制及奠定和平统一基础”的重要途径，进而提出南北军控分3 步进行的设想：一是建立信任，二是控制军备，三是裁减军备。企图通过维护停战体制和建立和平体制，进一步解除对方武装，凭借自身综合国力的优势，对北方实行“和平演变”和两德式的“吞并统一”。
再次，在提出柔和政策的同时，强调“以柔克刚”。韩军把发展军力和增强现代条件下作战能力作为柔和政策的基础和后盾，并在维护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关键时刻显露其坚定态度和锐利锋芒。韩军先后以军事手段处理了1998年6月至1999年6月间4起海上“入侵”事件， 但每次事件后， 在指责朝鲜的同时仍不忘呼吁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 如“6.15”事件后，韩国政府立即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常委会， 会议所发表的新闻公报，既表明其将以强有力军事手段对付“武装挑衅”的强硬立场，同时又向朝鲜挥舞橄榄枝。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韩国为防范来自北方的“主要威胁”，所采取的柔中有刚、以柔克刚的对策。
二、放弃排他性“自主国防”概念，继续强化韩美联防体制。韩国作为近代朝鲜李氏王朝半壁江山的继承者，与当年的李氏王朝一样，同处在大国特别是周边强国的势力交汇地带。因此，两者依据地缘政治所制定的国防战略都是依附某个大国以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不同的是，李氏王朝的依附对象为周边某个强国，而韩国根据中国古代“远交近政”的谋略思想，依附的是远在西半球的美国。依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来对抗半岛北方的朝鲜，就成为韩国国防战略的主要特征。
冷战后，随着综合国力的迅速发展，韩国国内“自主国防”的呼声日渐高涨，强烈要求以“国防自主的自然伙伴关系”取代昔日美主韩辅的军事同盟关系。美国出于其收缩海外兵力部署的新全球战略构想，同意在韩美联防体制中变换角色，并开始逐步向韩军移交作战指挥权。然而，1998年初金大中政府组成不久，却不顾国内的强烈反对，提出放弃排他性的“自主国防”概念，进一步加强韩美联合防卫体制的新战略主张。其原因主要有3点：第一，1997 年底由亚洲金融风暴所引发的韩国经济危机，不仅使韩国综合国力大跌，而且严重影响了其对实现“自主国防”的资金投入。韩国1998年度国防预算，仅为1997年的70%，原拟从美购买多种先进武器装备和研制潜艇、驱逐舰等计划被迫推迟，从而使其不得不放慢“自主国防”的步伐。第二，韩军认为，目前半岛的紧张局势并没有得到缓解，地区内一些潜在的“威胁”和不稳定因素正日益扩大。从现实看，韩军尚无力独立完成防卫任务，更无力与地区列强日渐增长的“潜在威胁”抗衡，因此，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自主国防”不应是“排他性”的，仍需以韩美联防为基础。第三，放弃排他性“自主国防”概念，符合投入少、受益多的国防效益观。韩军认为，更多地依靠以美国核保护伞和驻韩美军为主体的军事威慑力量，可达到以较少的国防投入即得到渡过经济危机所必需的国家安全环境的目的。于是，借大国之力保安全、谋统一、进而称雄一方，就成为韩美联防体制能在韩国民族主义反对声中继续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上可见，韩国对韩美军事同盟关系的调整，主要是根据客观现实的需求来确定的，半岛局势平稳和国内经济形势好时，其进度则快些；半岛局势和国内经济形势趋于恶化，其进度则慢些，从而使“自主国防”的步伐呈现出时快时慢的特点来。
为了强化韩美联防体制，韩国在加强驻韩美军的力量和信心方面采取了如下几项措施：一是从法律上确定战时美主韩辅的联防体制。1998年韩美两国对1953年签署的《相互防卫条约》作出修订，为美军永久驻韩提供了法律依据。1992年底两国批准生效的《战时支援协定》，为战时美军接管韩国的军事指挥权，派遣增援部队规定了有利的条件。明确韩国负责提供战时支援。为此，韩军依靠专门成立韩美战时支援联合运营委员会，多次组织战时支援测试和演习，不断探讨和完善战时支援的各类事项。二是更多地承担驻韩美军的费用。为确保美军的稳定驻韩，根据90年代初修订的《驻军地位协定》第5条的规定， 韩军开始分担驻韩美军的费用。1995年已达3亿美元，并从次年起按10%递增。 韩军认为，分担高额费用虽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国家的经济负担，但对于防止两国军事同盟关系出现摩擦具有积极作用。三是军方高层往来频繁。自1998年朝鲜核开发问题再度出现危机以来，为及时制订对朝军事对策，韩军多次邀请美国防部、参联会高级官员访问，进行随机磋商。每年还定期举行安全协商会议，以加强韩美间军事合作。四是连续举行联合演习。在韩军的积极促进下，“协作精神”、“阿尔索伊”、“乙支／焦镜”等韩美两军联合演习不但每年如期进行，而且演习的规模和现代化程度不断攀升。1998年10月，韩美军举行的代号为“雏鹰98”的大规模联合演习，投入总兵力达8.5万人，1999年8月中下旬举行的“乙支／焦镜”联合演习，是迄今全球最大规模的电脑模拟战争演习。
三、作战思想由战时取胜向平时威慑转变。90年代以后，韩国军方对其冷战后期所制定的“攻势防御”作战思想进行了反思，认为这一思想已不适合于“多元化威胁”、特别是来自北方的“威胁”加剧的客观现实，韩军既无力以攻势防御的姿态应付来自各个方向的“威胁”，也不堪承受朝鲜半岛再次爆发大规模战争对国家造成严重破坏和对人员造成重大伤亡的后果，因此，韩国国家安全必须通过非战争手段克敌制胜的威慑态势来实现。于是，“攻势防御”方针又被“联合遏制”作战方针所取代。
“联合遏制”方针反映出韩军作战思想的重点由战时取胜向平时遏制的转变。对此，韩军在1998年度《国防白皮书》中强调：平时的战争遏制取决于“拥有能摧毁敌人战争挑衅意图的力量和决心”。因此，必须“以牢固的韩美联合防卫态势为基础推行积极的遏制战略，同时提高韩国主导的自主战争遂行态势，维护快速应付危机体制”。韩军将该战略方针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平时将战争遏制作重点”，通过各种训练演习，确立牢固的军事防备态势，并完善对付敌人各种形式挑衅的作战计划。为此，韩军明确提出，应预先确立多种防卫态势，即初战对应态势、首都圈地区的防卫态势、领空的防卫态势、局部挑衅防卫态势、心理战防卫态势等，以充分有力的作战准备使对手不敢轻易发动战争。
韩军在确立多种预先防卫态势的同时，又强调当威慑不足以慑止敌人“入侵”和“挑衅”时，可依靠韩美联合力量或韩军自身的力量随机应付，该出手时就出手。一俟敌方的“挑衅”被制止，随即恢复预先防卫态势，并通过不断加大威慑力度，制止事态扩大，防止由此酿成大战。这次“6.15”事件的经过就充分体现了韩军这一作战思想。
韩军还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制裁作为威慑手段加以综合运用，以加大威慑的力度。如1999年7月朝鲜即将试射远程导弹的消息传出后， 韩国总统金大中和国防部长赵成台等立即会晤美日军政要员，共同提出放慢美朝改善关系的步伐，中断对朝粮食、化肥援助，中止高达20亿美元的“金刚山旅游合作开发项目”，冻结日本对朝汇款和援建经费等严厉制裁措施，以此与待机而动的军事打击作桴鼓之应，迫使重压之下的朝鲜不得不最终同意就停止试验远程导弹达成协议。
四、把南北方军备控制问题推向国际化，利用美日等强国向朝鲜联合施压。在南北军事对峙形势下，韩国感到，要想用军事手段解决对方，不仅难度很大，而且代价也太大。鉴于西方在促成两德统一和苏联、华约解体方面的经验，韩国军方越来越重视南北间的军控谈判，把它作为军事对抗的重要补充手段和争取国际舆论的有利场所加以充分利用。由于朝鲜对此一直保持着足够的警觉，坚持把“撤走驻韩美军”，解除韩美联防体制，作为南北军备控制的先决条件，而韩军在南北军备控制的进程中，又坚持削弱对方的“威胁”、扩充己方军备、一边呼吁和平、一边加紧战备的立场，因此南北间军备控制谈判很难取得实际效果。为此，韩国极力将有关军控问题推向国际化，力图借助美国和地区大国之力向朝鲜联合施压，使其最终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就范。其主要做法是：
（一）利用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社会强烈关注核扩散和导弹扩散之机，通过各种宣传媒介，对朝鲜核开发和发展中远程导弹等问题大肆渲染，公开提出“朝鲜威胁论”，使朝鲜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
（二）与美国联手，针对朝鲜的核开发和导弹试射问题，通过软硬兼施，迫使其接受全面冻结核设施和推迟导弹试射的主张。韩国以与美日联合帮助修建两座耗资45亿美元的“韩国标准型”轻水反应堆以及每年提供50万吨重油的代价，换取朝放弃对核武器的开发，消除了这一心腹大患。
（三）迅速改善与日本的军事关系。为共同对付所谓“朝鲜威胁”，韩国新政府主动淡化了对日本多年殖民统治的积怨，在与日本军事合作方面迈出惊人的步伐。韩国国防部长和日本防卫厅长官自1998年以来多次会晤，就防务合作特别是共同搜集朝鲜导弹研制情报方面达成协议，定于每年6月举行“韩日安保政策协商会”， 使这个国际社会多认为不过是徒有虚名的安保机构进入实际运行阶段。1999年8月， 两国海军举行二战以来首次联合军事演习，标志着美国多年来一直撮合未果的韩美日军事三角同盟关系开始步入轨道。
五、大力发展适应21世纪国防需要的军队现代化建设。1996年，韩国军方为实现其以质量建军为重点的“面向未来”的军队建设方针，在其《改进军备计划》中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军队发展计划。然而，在1997年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打击下，韩国经济发生严重衰退，其军队建设也相应出现滑坡。随着1999年韩国经济开始复苏，韩国军方迅即提出加速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措施。
第一，增加军费预算。从90年代初至1997年，在韩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带动下，其军费预算每年以10%的幅度递增，使其军费在东亚地区已仅次于日本居第二位。金融危机发生后，为集中财力扭转经济颓势，韩国连续两年军费预算一再削减。1999年6月， 韩国军方首次提出增幅为12%的军费预算。
第二，调整作战指挥体制。1994年12月，韩军从美军手中收回平时作战指挥权后，于次年4月发布《国防部组织改编案》， 随后从理顺指挥关系入手，对指挥体制进行改革，将军令权由国防部移交给参联会，同时对各级指挥机关实行大幅精简，撤销或改组集团军和若干军的司令部，将一些机械化师缩编为旅，裁减冗员，简化指挥层次，以全面提高作战指挥效率。
第三，加快以海空军为重点的武器装备现代化进程。为适应现代战争的特点和21世纪安全环境的变化，韩军在大幅增加海空军兵力比例的同时，在军费上进一步向海空军倾斜，使海空军军费一直保持在整个军费预算的60%左右。
第四，加快军队信息化建设。韩军拟投资数十亿美元于21世纪初建成包括美制E—2C预警机、军事卫星通信系统在内的C[4]I系统，在国防部、参联会和陆海空三军本部分别改组和成立信息发展主管部门，加快建设可连接全军的信息通信网络和可进行信息战训练的信息化部队训练场，以提高韩军的信息作战能力。
第五，强化军队精神战斗力。韩军的精神教育以使全体官兵树立起“牢固的对敌观念”为主要内容，同时利用宗教活动控制官兵思想。根据全军84%的官兵信奉宗教的情况，韩军设置各种宗教军官487人， 配合精神教育，广泛开展宗教活动，宣传“服从和忍耐”，“为国尽忠”等思想，力求在广大官兵中造就能抗衡心理战和战争重压的坚强精神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