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校实行“大进严出”办学模式的探讨_上海论文

上海高校实行“大进严出”办学模式的探讨_上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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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在适应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契机。但是,由于英才教育的办学模式没有改变,仅由国家支持少部分人上大学难以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相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高等教育应在合理引导需求的前提下以需求推动发展。就上海地区而言,同样面临传统的办学体制与上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矛盾。上海高校入学率1995年达到20%,根据国际上把同龄青年(18—22岁)入学率在10%以下称为英才教育,10%—40%为大众化,40%以上为普及化阶段的标准,上海高教已进入了大众化。但各种迹象表明,高度集中的办学机制难以支撑上海高教到本世纪末30%和2010年40%的入学率的发展目标。实行“宽进严出”办学模式,能使高校成为真正的办学主体,在政府宏观调控、分级管理的前提下,积极发挥市场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满足和调节社会需求,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同时,实行“宽进严出”,也是符合地区实情,遵循我国高等教育总体走内涵发展道路的新型办学模式。

1995年下半年有学者提出上海率先推行“宽进严出”办学模式后,《文汇报》等报刊相继展开了讨论,笔者以为这是一件好事。以下谨从阐述“宽进严出”这一鲜为人们所理解的术语出发,对上海地区高校实行这一模式的必要性及可行性作一分析,并提出实行的总体设想。

一、“宽进严出”的涵义界定

世界高教发展的总趋势是由英才教育向大众教育,进而向普及教育阶段发展,当然,各国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进入下一阶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宽进严出”作为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一种重要的办学模式,有其共同特征,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宽进严出”反映的是开始进入大众化阶段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人才培养的共同特征。“宽”所揭示的是,高等教育数量上的扩展已经达到了起着实质性变化的程度。随着规模的扩展,引起了教育功能多样化,人才培养的多样化,质量标准的层次化和课程体系的多样化。

第二,市场机制是高等教育扩展过程中“宽进严出”模式运行的基本前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市场机制配置教育资源。由于人口这一重要社会因素的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处于不断满足需求、指导需求的有效循环之中。

第三,个体对高等教育需求水平的提高是实行“宽进严出”的必要条件。到70年代末,大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高等教育入学率已接近或超过15%。这时,发展模式出现了分化:以美国为代表的一类国家的高等教育采取了进一步扩展规模的对策(如举办各种社区学院,实行开放入学等);而以英国为代表的另一类国家则对公民采取压抑的政策,使其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在以后的10余年间一直在20%左右徘徊。这就告诉我们,迈入大众化阶段并不等于高等教育可以自由地发展,还必须采取正确的发展模式。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原来由国家宏观控制的社会需求将逐渐由个体需求替代,且个体需求将带更大的自主性。在政府投资占一定比例之后,表现出更多的是个体投资(或消费)行为,使需求者在分析其可以获得多少收益(特别是其对不同职业的收入差异有加深影响的可能性)的基础上进行自主的选择。

进而,我们对“宽进严出”的涵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首先,“宽进严出”是一个地区、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为适龄青年和相近年龄青年提供高等教育。适龄青年的入学率达到大众化阶段通常的15%—40%水平;培养的人才多样化,不同类型的高校培养的人才规格不是划一的,在不同的培养目标下,达到一定质量要求的人才也是多层次的;不只是具有以本科及以上学历为主的学校,还包括占有相当比例的各种大专性质学校(专科学校、高级职业技术学院等)。

“宽进”主要是不同层次、类型的高校尽可能根据学生的需求进行招生和挑选工作。“宽进”是相对于目前的“严进”而言的。大学入学要求(对知识技能的要求等)多样化,达到总体上的放宽。不同类型的学校有不同的入学要求,形成了多层质量标准体系。从招生制度看,“宽进”还意味着放宽对高校招生规模的限制,使高校在参照政府制定标准的基础上自主确定招生规模。就其人口来看,表现为以下几方面:(1)多个入口。这是指不同类型的中等教育的学生都能获得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途径;在高等教育系统内不同学历层次之间,低层次可以获得转向高层次的机会,即可能通过“零存整取”(学分可以积累),“信用卡”(可以通过),“单独包扎”(单科结业)等多种方式。(2)入学标准多元化。在保证各类型学校培养合格人才的基础上,提出不同的质量标准。(3)入学程序多样化。不同类型、职能的高等学校在招收学生时采取灵活的程序。

“严出”主要针对毕业而言,是指培养出符合各层次目标的合格人才,保证人才质量。对不同规格的人才进行培养时严格按照相应的标准衡量是否合乎质量;在培养过程中,为确保人才质量,实行严格的质量管理,防止“次品”出现。淘汰是培养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而非培养预期所欲达到的目标。研究发现[1]学校如果缺乏对学生培养的全面管理(尤其在入学第一年)和必要的咨询、指导,会造成学生退学的比例提高。学生也可能由于经济原因,中途休学去打工争学费。另外,与学生个性、价值观有关,学生从能否满足个体需求出发,自主地选择是否继续就读,或者选择别的学校和别的专业。其次,“宽进严出”反映的是大众化阶段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全过程,包括招生入学、课程教学、学分累积、毕业、就业筹环节。与“严进严出”相比,其更加注重过程,把原来仅仅关注招生入学质量延商到关注整个人才培养的过程。第三,“宽进严出”还是对求学者个人选择权利的充分尊重。由于向求学者提供更多的机会,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一考定终身,使求学者比较从容地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发展的方向,真正做到人尽其才,这是严进不可能做到的。又由于各校自行招生,入学者有可能选择几个学校、几个专业。对于大学来说,处在一种竞争的环境之中,如果他们不能提高质量,改善管理,有可能招不到好学生,将无法维持下去。到那时对于更多的学校来说正是改善管理、办出特色的一次极好机会。

二、上海高校实行“宽进严出”办学模式的社会背景分析

1995—2010年上海高等教育面临需求的高峰期。不仅要在人口膨胀时有效地引导需求、满足需求,而且要在人口减少时能有效地吸引需求,促进高校健康发展。以下试从个体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以及以市场机制配置教育资源这两方面入手,对上海高校实行“宽进严出”办学模式的社会背景作一分析。

当前上海公民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远远大于高校所能提供的规模。在一项对家长是否愿意让孩子上大学的民意测验中,表示愿意的占绝大多数,仅有2%的表示否定。个体需求是调节高教发展的基本动力,实行“宽进严出”是在个体需求调节下高等教育的适时之举。对满足个人需求,我们不能以“浪费”简而言之。个体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一般总是与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认识、消费者所能支付高等教育学费的能力,以及国家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有关。其一,当消费者预期到接受高等教育有可能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收入,就引起消费者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偏好,而且影响学生对专业和学校的选择。上海的家长们开始认识到,自己子女如果不能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将会在今后的就业市场面临外来劳动力的强有力的竞争而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其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收入越高,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越大。有调查显示[2],扩大收费面,“自费”与“公费”并轨,提高家庭对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上海大部分学生的家庭是可以承受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读大学与毕业后职业流动的可能性增加、获得高投入的有形与无形报偿的可能性也增加。需求是一种个人的自我选择,对这种需求的满足是对其利益的满足。

从社会发展来看,势必导致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的转变也提出了要求。

上海将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1996年初,李鹏总理来上海视察,进一步提出上海还应成为国际航运、货物集散和信息3个中心,并且把这3个中心视为建立原有3个中心的前提。未来15年,上海经济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增长,第三产业比重达60%以上,基本达到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形成具有集散、生产、管理、服务和创新5大功能,确立其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与之相适应,到2010年,专业人才数将会有一个大的发展,人才素质与层次亦需有大的提高。目前上海急需大量高层次人才。以金融为例,到本世纪末,上海要增加十几万金融人才,尤其对高级、复合型金融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而目前上海每年仅能提供一万左右的金融、财经人才,通晓国际金融业务、法规、营运操作、管理与决策的人才奇缺[3]。21世纪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21世纪的上海必须树立“人才资源是上海第一资源”的观念。必须从现在起作好人才的大量储备,着重培养各学科专业带头人、高新技术项目开发负责人、金融保险人才、房地产经营开发人才、城建工程项目经理人才、涉外法律人才、高级财会人员、企业家人才和外语人才等。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求教育在提供人力资源时也应走内涵发展道路,以最合理的成本,培养所需人才适应社会需求。由于资源的优化配置,高等学校也要引进市场机制。

从目前总体情况来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进程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权力有限,并未真正改变其附属于主管部门的地位,学校的自我约束机制也不健全。教育资源配置和学校结构布局不够合理,学校规模较小,部分学校师生比特别是教职工与学生比不高,办学效益不高。行业性强的学校和单一狭小专业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专门人才供求社会化以及行业变化快、人才流动大的需要。

上海高校实行“宽进严出”的条件是否已初步具备?

有同志在“中国高等教育”这个宏大的范围内谈论推行“宽进严出”,是否具备条件,担心“不顾条件限制匆忙推行”会有何结果。笔者以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过去不能搞一刀切,将来也不能搞一刀切。就上海而言,可以说已经初步具备了实行“宽进严出”办学模式的条件,更完备的条件还需要通过改革来实现。因为推行“宽进严出”的办学模式本身就是一个改革的过程,等待是没有出路的。以下试从高校内部条件(供给水平、招生考试制度、教学管理制度)和外部条件(劳动人事制度)两个方面作具体分析。

从内部供给水平来看,上海高校存在两种状况:一是原有办学条件还未被充分利用,即基建、占地面积、实验室设备以及教师等还未充分发挥效益。1995年上海45所高校生均规模为3476人,到本世纪末要达到5000人,1995年师生比为1:7,到本世纪末要达到1:12,1995年45所高校现有校园面积665.9万平方米,平均每生为46.2平方米,而全国规定的每生建筑面积为40平方米。这说明上海高校仍有一定的潜力。二是高校通过联合办学的方式,使资源优化配置,在不增加投资的情况下,可使学校资源集中共享。如合并后的上海大学,成为一所条件较好的学校;有数据显示[4],目前上海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绝大部分是公立高等教育,这些学校可以利用资源远未达到饱和状态。成人高校教育资源闲置、流失的情况更为严重,如果能合理有效地加以利用,将会是另一种局面。从经费筹措来看,上海高校已基本形成以政府投资为主,多渠道筹集资金的多元化筹资体系。除了政府拨款,各社会团体、企业的捐资助学外,个人分摊高教发展的成本也是不可忽略的。然而,目前这部分费用所占比例仍很少。调查显示[5],学生通过勤工俭学获得经济来源这一途径还存在极大的潜力,所以,利用上海经济高速发展的优势,充分挖掘家庭开支以外的其他方式,特别是勤工俭学,使其比例增至10—15%,除仍由国家包下来的部分专业免收学费外,学生上学负担费用占生均培养成本的40%,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其次,高校的生均成本会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办学效益的提高而呈下降趋势。

另外,完善贷学金制度,形成以贷学金和助学金为辅的学生资助制度,也是上海高校实现受教育机会均等在制度上的保证。目前上海高校正在扩大对学生的贷学金资助,对优秀生继续提供奖学金,对需要帮助的困难学生和回报率低的国家需要行业的学生发放小范围的助学金。根据已实行的贷学金的情况看,还须在提高贷学金的资助效力、加强对资金的管理等几方面进一步完善。

招生制度是高校获得合格生源,保证高校质量的主要环节。“宽进”是让所有想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都能够有机会进入大学。高校为此,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更大的权力。上海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实行自主招生,实行灵活的招生制度促使各种学制相通。在教学管理上不仅应充分尊重学生选择的权力,也应保证教学质量。上海高校学分制的改革从1992年以来有了较大的突破。学分制在教学管理上注重学生个性培养,发挥学生自主性,满足学生对课程内容的选择,这仅只完成了一半。学分不应受学校与时间的过多限制,学生选择的课程构成获得学位所需的部分,这是学分制所应能体现的第二个方面。既然以学分作为获得学位的计量单元,是不应受学校名称的限制的。上海有的高校已把学习年限放宽至3—6年,允许学生学习时间有一个合理使用的度。所以,需要建立学分互换,即承认学生入学前或入学期间在国内其它大学取得的学分一样有效的制度。一些学者提出在中国目前普遍看重人情的情况下,难以做到“严出”。这使人想起在企业改革初期有人担心工人难以下岗的这件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同样,要让每一门课程、每一个学习环节都把握质量关,其实并非困难,推行教考分离的制度就可以了。任课的教师不出孝题,如同国家的自学考试。当然,学分应有其可被转移的共同的标准。不同高校之间应有一种可以使两种学分相互承认的转换标准。上海高校还应在这方面作进一步努力。

从外部条件来看,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是推动上海高校实行“宽进严出”的主要外部条件,直接影响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执行。我国原有的大一统人事职位体系将逐渐为分类型所替代。不同职位系统及同一职位系统中不同职位类别相互分离,“干部”的划分方法自动解体,大学生毕业“包当干部”的观念便不攻自破。《劳动法》已明文规定“国家确定职业分类,对规定的职业制定职业技能标准,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这种劳动就业制度反过来制约学校的办学者,亦从外部保证了“宽进严出”模式的推行。一些学校和系科如果对学生不负责任,毕业生很少通过各行各业资格考试,考生就不会去报考,这样的学校也是难以维持的。再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过于集中的人事制度将逐渐进行改革,国家企事业单位将从政府主管部门手中获得充分人事自主权,打破了“大学生包分配”的传统方式。“宽进严出”意味着学生从选择上大学和选择工作均是自主决定的,同时将促进就业的竞争,为学生的自主性择业提供了大气候。

三、上海高校实行“宽进严出”办学模式的总体设想

上海实行“宽进严出”办学模式的目标,是建立以多元化质量标准、多样化课程体系为特点的、培养多样性人才的高等学校体系。为此,应遵循以下几方面原则:

1.通过立法保障实施 先立法,后实施。在扩大招生规模的大背景下,会使一些自律性较差的学校盲目地和不择手段地扩大招生,使学生学习条件得不到保障,从而导致学习质量下降。所以,制定相关的高等教育法规,是实行“宽进严出”模式的最根本保障。针对不同类型的学校规定相应的设置标准,包括机构设置、学科和专业、设备等标准,以此来保证招收学生的水平和标准。同时,对学校教学情况(课程、内容、设备、师资)和学生成绩等方面进行定期检查,作为是否能继续招收学生(多少学生、如何水平的学生)的依据。对于盲目扩招的学校,除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发出警告外,应允许学生退学或转学,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克扣学生所缴费用。放宽入学条件并非等于不要条件,改革统一考试制度不是不要考试,各校拥有自主权的同时必须自律。

2.加强专科,形成多层次结构体系 根据上海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才结构,上海高校培养的人才应是多层次的。总体来看,目前上海高校培养的主要是本科生层次,研究生层次很少,专科仅占30%。发展研究生层次,加强专科层次人才的培养,很有必要。根据需要,不同层次人才应占一定的比例,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分别应是:10%,50%,40%。

根据大学第一、二年实施基础教育的共性,可将这部分分离出来,形成几所大型的基础学院。由于培养成本不高,入学学生数可以大幅度增加,加强教学质量管理也是可行的。同时,使一些大学可以从第一、二年的基础教育中摆脱出来,将注意力转移到需要大量财力、人力的专业教学和科研上,办学效益将会有所提高。基础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可以继续读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在进行必要的普通教育后,以职业教育为主,学生毕业后可以通过参与各种岗位证书的考试获得就业途径。两种类型学校之间可以相互沟通。

3.有条件的重点大学先行 重点大学先行,一是利用其较好的资源条件,二是让那些仅以不多的分数差而落于一般学校甚至专科的学生,有机会实现就读重点大学的愿望,促进高校系统整体发展。

4.实施阶段上,先疏导后引导促成良性循环 “宽进严出”办学模式的施行也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有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目前需求处于过旺阶段,高校应合理有效地疏导需求;当人口减少,需求降低,且需求变得有序时,高校应积极引导,保证“宽进严出”办学模式的良性循环,促进高校自身健康、持续发展。

注释:

[1] Douglash heath,"Preventing Students From Dropping Ou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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