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思想的当代解释：百年概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概说论文,当代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新的百年正向我们走来。在这世纪之交，总结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历程，对于我们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回眸百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总是以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为焦点而展开的。本文试图就百年来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作一概要的阐说。这或许是一个太大太难的问题。本文的概说，只期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关注和探讨，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化。
一
当我们回眸百年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时，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这就是对马克思思想解释的多元走向。——这里所涉及的还只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围，而不涉及“西方马克思学”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同时，本文所谓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只是指对马克思基本思想的理解，而不涉及马克思理论的诸多方面。
首先是列宁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十月革命的成功是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最重大的胜利。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地解决了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转化为现实。列宁这一系列用以指导实践的理论的基础是什么呢？或者说，什么是列宁对马克思思想的基本理解呢？本文认为，这就是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并从而揭示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实现解放的道路。列宁也正是依据对马克思思想的这一基本理解，创造性地分析了帝国主义阶段的各种矛盾以及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落后国家实现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运用。科学社会主义正是以此为基础而确立的。此后，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教程的方式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作了系统的阐述，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成为传统教科书的基本模式。
卢卡奇以其《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开“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先河，提出了一条与列宁主义迥然不同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副标题即为“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卢卡奇力图通过揭示马克思理论中所蕴含的“更新和发展了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卢卡奇认为，辩证法仅仅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之中，其中心内容就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黑格尔哲学最伟大的功绩是把人类历史看作一个“客观的辩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居于主体的地位。人创造了社会世界，而这个社会世界又以完全的客观性与自己对立着。人既是历史过程的“生产者”，又是这个辩证过程的产物。因此人就能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认识历史，驾驭历史，最后实现主体和客体的同一。所谓“历史”就是这种主客体辩证运动的过程，也只有从这种主客体的辩证运动才能认识社会历史的“总体性”。黑格尔只是借助于抽象的绝对精神来实现主体与客体的同一。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及现实社会的批判中找到了实现这种同一的现实力量，这就是无产阶级。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物的关系来体现，遮蔽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使无产阶级不能成为历史的真正主体，实现主体—客体的同一。因此，只有批判“物化意识”，使无产阶级达到对自己的阶级利益、阶级地位和历史地位的自觉的“阶级意识”，才能最终实现历史主客体的同一。正是基于对马克思理论这样的基本理解，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理论，而不赞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的辩证法只能是主客体辩证法，而不存在“自然辩证法”；“总体性”是体现马克思思想本质的范畴，由此他既批判了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又批判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卢卡奇在其《历史与阶级意识》开篇《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中写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指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成果。它并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这一论述十分概要地表达了卢卡奇对马克思思想解释的基本走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它本身又包含众多的派别。其中包括被称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派别。“西方马克思主义”继其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之后，法兰克福学派可以说是最有影响的一个派别。霍克海默尔以其《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1937）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确定了基本纲领。
霍克海默尔认为，“批判”是马克思思想的本质内涵。马克思的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以“批判”为题的，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等；或以“批判”为副标题的，如《神圣家族》的副标题就是“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等。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恩格斯起，经过第二国际、列宁主义经历了“从批判性到科学性的转移”，甚至马克思晚年也曾受到“科学性”的诱惑。但是，马克思思想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批判理论”。因此，霍克海默尔主张恢复马克思理论的批判本质，并以此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本质特征。他说，对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建立的理论，人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特征去概括它，但其主要的特征无疑是对现存资本主义持不屈不挠的批判立场，努力使它成为更加正义、人道的社会。这一“批判理论”不仅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也反对这一社会的种种科学体系，即“传统的理论”。霍克海默尔说，“批判理论”首先是一种立场，其次才是一种特定的理论。它同“传统理论”的区别，“是从主体的不同中，而不是从客体的不同中产生的”。对于批判理论来说，“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加速一种应当导致没有不公正的社会的发展”，“批判理论除生来就对废弃社会不公正感兴趣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因此，可以说，在霍克海默尔看来，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取向，而不是一种科学体系。法兰克福学派正是在对马克思思想这一理解的基点上，结合当代实际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种种阐释，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从各个角度展开了一系列的批判，其中包括马尔库塞、阿道尔诺、哈贝马斯等一批著名代表人物对马克思思想的诠释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提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这其中包括南斯拉夫的“实践派”、波兰的“哲学人文学派”、捷克的“存在人类学派”、匈亚利的“布达佩斯学派”等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学派虽然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以及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侧重各有不同，但他们所面对的一些共同问题（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以及社会的问题）又使他们具有相同的特征。这就是，他们都致力于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批评，都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阐发以及对社会主义“异化”问题的研究，都致力于对“实践”问题的深入探讨。南斯拉夫“实践派”主要代表人物马尔科维奇认为，“实践派”的意义主要在于反对哲学上的教条主义。“实践派”产生以前，在南斯拉夫，人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指的是由苏联哲学家介绍过来的“辩证唯物主义”。实践派认定“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教条主义和本质上保守的思想倾向。它在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把“人类自由创造活动”，即“实践”范畴，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从而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马尔科维奇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中心的问题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其中包括人同自然界的关系是怎样的并且应该是怎样的，人同其他人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关系是怎样的并且应该是怎样的。人的基本特征是他具有实践活动的相对自由，他具有创造性工作和有意识地改变自己周围环境的能力。人的异化意味着完全背离人类可以有的和应该有的一切。因此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最高的价值在于复归，也就是从各种形式的奴役和贫困中，不论是政治的或经济的，物质的或精神的，外界的或内部的，彻底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基本内容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因此，他们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成一种“经济决定论”，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成一种“阶级论”，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成一种“政治至上论”。
波兰的沙夫在其《马克思主义与个人》（1965）中写到，需要重新恢复马克思思想的本来面目。我们的时代是重新发现马克思的时代。“青年马克思是我们时代的一大发现”。青年马克思的一些重要著作是在本世纪30年代才发表的。这些著作，考茨基、罗莎·卢森堡、普列汉诺夫，甚至列宁都不知悉。尤其是在斯大林时期，严格刻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统模式是唯一能够得到批准的形式。这种理论模式又是同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思想相抵触的。因此，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在很长时期中受到了冷落。他认为现在是到了“重新评价青年马克思的著作”，“用一种新的方式解释马克思”的时候了。沙夫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就是把人作为最可宝贵的财产，就是为推翻压制人的社会关系进行斗争。这个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沙夫认为，矢口否认社会主义的异化现象不但是理论上的无知，更坏的是，这种“捍卫的”行动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损害，它削弱了旨在消除异化的种种努力，造成社会主义建设的真正损失。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多表达了同“列宁主义”的分歧的话，那么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则更多表达了与“斯大林主义”的分歧。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也被称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大体上反映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走向。
这里我们不可能细述百年来对马克思思想的种种解释（仅列入《“新马克思主义”传统辞典》的代表人物就达200多个， 其著作更不计其数，观点更是五光十色），也不可能对这种种解释作具体评判。上述这些概要的例举只是说明，百年来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存在多元走向。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主义也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的这种现象正是需要我们作深入探讨的。
二
百年来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何以出现这纷繁复杂的多元走向呢？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百年来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对已经变化了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人们的理解不同，于是试图通过对马克思思想的不同阐释来解答这些问题。这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新情况，存在一个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问题；二是十月革命以来，建立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一个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本世纪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尤其是继上世纪马克思所经历的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以来，本世纪又经历了以电力运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和以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这两次科技革命都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由此，资本主义社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调节和干预。特别是通过财政、金融、信贷、税收等措施调控经济的发展，从而对克服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缓和经济危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次，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兴起，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原来的许多传统工业逐渐衰落，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新兴工业迅速兴起。由此，从事体力劳动的雇佣劳动者相对减少，而从事脑力劳动的雇佣劳动者大大增加并在生产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传统工人阶级的人数不断减少，工人阶级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三，当代资本主义通过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就业机会、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在企业内部对工人发行股票等措施，调整劳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和阶级矛盾。在战后几十年中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这些变化向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等等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对于战后资本主义世界这种表面的繁荣和稳定，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对于是否要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具体途径，对于马克思的政治和经济学说是否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等等引起了西方乃至国际思想界和理论界的强烈关注和尖锐的争论。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不同的角度力图通过重新阐释马克思思想来解答这些问题，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围绕这些问题他们写出了大量的论著，其中包括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1955）、《单向度的人》（1964）， 哈贝马斯的《技术和科学是意识形态》（1968）、《重建历史唯物主义》（1976），列菲弗尔的《日常生活批判》（1961）等等。当然，这些论著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各不相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各有差别。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二战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使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转化为现实，同时也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摆到人们的面前。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实行过战时共产主义，后来又实行过新经济政策，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富有启示的探索。此后，斯大林在东西方军事对峙以及新的世界大战可能爆发的背景下进行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胆实践，并形成了后来被称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应该说，从十月革命胜利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相当巨大的成就，为此后的反法西斯战争准备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从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一天开始，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首先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就存在不同的理解。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当时还被德国当局关在狱中的德国革命家理论家罗莎·卢森堡就写了《论俄国革命》的小册子，一方面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另一方面对十月革命后在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的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她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整个无产阶级的事业，而不是少数人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而进行的事业。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突出的、重要的特征，就是处处依靠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接受群众的监督。因而，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大力发扬民主而不是取消民主，否则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就会失去生命力，最后只剩下官僚才是唯一能动的因素。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把卢森堡的思想看作自己的思想渊源。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欧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开始也大都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然而在实践中他们也都遇到了一些问题。首先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提出异议的是南斯拉夫。1948年发生的共产党情报局事件与其说是对南斯拉夫的一种惩罚，不如说是对南斯拉夫“反叛”的一种认可。南斯拉夫人认为，“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为某些抽象的目的，而是为了活生生的人”，“共产主义就是人的彻底解放”，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要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即消灭人剥削人的一种真正的平等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民成为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成为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由他们来实现社会生活的一切主要领域（经济、政治、文化等）的管理。在工人阶级的国家里，工人阶级自身应该起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别人以工人阶级的名义起决定性的作用。基于对社会主义的这种理解形成了以自治制度—社会所有—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模式。由此也提出了他们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其中包括南斯拉夫“实践派”一些主要代表人物马尔科维奇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伦理学》（1962），《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派”》（1975），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1961）、《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1979）等一批论著。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东欧一些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并对马克思思想提出了自己的解释。这其中包括上面提到的沙夫的《马克思主义与个人》（1965）等一批论著。沙夫的《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1982）则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断言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后来事态的发展却不幸为之言中。
二、东西方及各国社会条件、文化传统的差异，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各国具体的实践中，产生了对马克思思想的不同解释。
按照马克思的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应当在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充分的西方各国首先取得胜利。但是历史的实践却是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相对落后的俄国爆发并取得胜利。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欧洲其它国家也相继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形成了欧洲革命的高潮，其中包括1918年的德国革命和芬兰革命，1919年的匈亚利革命，1923年的保加利亚和波兰起义等等。但是中、西欧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都相继失败。特别是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它虽有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但革命仍没有成功。 到了1924年，十月革命后出现的中、西欧的革命高潮结束，西欧革命从此走向低潮，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开始相对稳定。如何总结中、西欧先进的国家革命失败的原因？当时第三国际及苏联共产党内大多数领导人都认为中、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成熟的党的领导。但当时西方一些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集中探讨了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如此尖锐，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却没有按照马克思的预言实现？为什么与马克思的预言相反，革命首先在东欧相对落后的俄国取得成功，而在中、西欧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反而遭到失败并走向低潮？怎样总结中、西欧革命失败的原因，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在他们看来，第二国际不可能对上述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导致革命失败的罪魁祸首；第三国际也同样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回答，因为中、西欧革命的失败证明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在那里行不通。
他们认为，中、西欧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相继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存在着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危机。这种危机的出现是由于第二国际的“经济主义”把革命的成败完全归诸经济条件，似乎只要坐等经济条件的成熟，革命就会自动到来。这种“经济主义”忽略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作用，歪曲了马克思的思想。第三国际虽然在实践上同第二国际对立，但在哲学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仍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因此，他们提出必须“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来源”，研究历史的主客体辩证法。同时，他们认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带有“总体”的性质，即在这些国家中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依靠暴力，而且更多地是凭借意识形态的控制。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思想、精神、文化等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对广大人民群众有一定的欺骗性和适应性。人民群众尽管对这种统治也有许多不满，但一时还意识不到推翻这种制度的必要性。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并不只是简单的夺取政权和实现公有化，而应当是从“总体”上改变整个人类社会。因此，他们提出，西方革命不能照搬俄国革命的模式，必须走“总体革命”的道路，即不仅要搞政治革命、经济革命，而且首先要搞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强调主客体的历史辩证法，突出“总体性”等等，这些也就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代代表人物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对马克思思想解释的不同于列宁主义的基本走向和特征。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理论家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对实践与理论辩证关系的阐述。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哲学。这就是说，一方面哲学是由实践产生的，另一方面实践又是哲学的对象和目标。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既不是把实践加到理论上去，以实现理论；也不是把理论加到实践上去，以论证实践。理论和实践只是同一事情的两个方面。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一种批判的行动，通过这种行动证明实践是合理的和必要的，理论是现实的和合理的。因此，应当根据一定的实践来判定理论，这种理论应当合乎实践本身的决定因素，应当同这些因素完全一致。葛兰西认为，在文化传统、历史和语言极不相同的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采取相同的形式。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也必须根据各个民族的特点而展开。事实上，每个国家的内部关系都是许多因素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都有“独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都是独一无二的。“实践哲学”正是以此为前提和出发点。葛兰西以“实践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葛兰西关于实践和理论辩证统一的观点不仅是对当时苏联在各国共产党中推行“布尔什维克化”的一种回答，实际上也为马克思思想解释的多元化提供了理论根据。
同时，我们还要提到，二战以后，除南斯拉夫走了独立解放的道路以外，东欧各国都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了新政权，并仿效苏联模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然而，东欧各国的社会条件、文化传统同苏联毕竟存在较大的差别，这种单一的模式并不完全适合这些国家的国情；加上苏联对这些国家实行了大国霸权式的控制，而这些国家又力图摆脱这种控制，走自己的路，所有这些也是促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这种控制与反控制、力图摆脱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的斗争是理解五十年代以来东欧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一把重要钥匙。
三、当代各种社会思潮的融汇和渗透也是对马克思思想解释多元化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是当代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同时，百年来西方社会也出现了其它种种社会思潮。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对当代各种社会思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一些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探讨当代各种社会问题中也试图用这些西方社会思潮来“补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这些思潮融汇起来，于是产生了对马克思思想解释的多元走向。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皆是如此。
以萨特、梅劳一庞蒂等人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但是，它在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却变形了、停滞了，因为他们把人排斥于马克思主义知识之外。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把人本身作为它的基础重新纳入到自身之中，它就将变成一种非人的哲学。因此他们主张用存在主义去“补充”马克思主义。个人实践应当成为辩证法的基本出发点，个人自主和意志自由应当成为历史辩证法的基本源泉。从存在主义关于个人主观生存体验的理论出发去重新构架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客观进程的学说。
以赖希、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为代表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当马克思观察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他预测到了两个并行并进的过程：一个是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崩溃的发展过程；另一个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成长的过程。但是，马克思对这后一个过程说得很少。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存在一个空白，它没有提供这么一种揭示工人阶级阶级意识成长的社会心理学。第二国际的庸俗唯物主义则假定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崩溃过程的自然结果。然而，当资本主义危机爆发，马克思主义期待工人阶级作为历史变革的动力而出现时，工人阶级却转向了沉默。因此，他们认为，需要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研究工人阶级阶级意识成长的障碍问题，用弗洛伊德主义去解释和补充马克思主义，并把社会主义革命纳入到性本能的压抑和解放的渠道中去。
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试图用结构主义来解释马克思的思想。结构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主体归结为一种非人结构的从属性承担者。它否认个人在认识和实践中的能动作用，把人溶化到客观化的、无个性的、无意识的结构中去，认为正是这些结构决定了人的全部行为，主体则完全是消极被动的。阿尔都塞从结构主义的观点来解读马克思的著作，把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断裂”为早期的非科学的“意识形态”时期和晚年的“科学”时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意识形态”，从而把马克思思想解释为“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反历史主义，反经验主义。依据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马克思反对从“人的本质”的思辩中去引申和演绎出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反对把生产关系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为个人不过是生产关系这一客观结构的承担者，从而否认人在社会发展和变革中的决定作用。
“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派别众多，这里不可能也无须一一列举。但是由此可以说明，当代各种社会思潮的融汇和渗透是对马克思思想解释多元走向的重要原因。
这里具有典型意味的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发表在对马克思思想解释的多元走向进程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以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都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尤其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作自己的理论渊源。193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郎兹胡特和迈尔首次以德文把马克思的《手稿》编入《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在该书的前言中，他们写道，《手稿》“在某种意义上是马克思的最重要的著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录”。朗兹胡特说：“全面看看马克思三十岁〈1848年〉以前的著作就会更加清楚：马克思精神世界的全部丰富内容被迄今为止的马克思思想的阐述者缩小到何等狭小的范围，被‘唯物主义地’弄得多么贫乏”，因此，必须“重新理解”马克思。同年，比利时工人党的亨·德曼在《新发现的马克思》中写道：马克思的“这部著作对于正确评价马克思学说的发展过程和思想内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必然会促使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追随者和反对者去检查自己的观点，至少检查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哲学前提的观点。这个著作比马克思的其它著作都更清楚得多地揭示了隐藏在他的社会主义信念背后，隐藏在他一生的全部科学创作的价值判断背后的伦理的、人道主义的动机”。也是同年，马尔库塞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中开宗明义指出：“马克思1844年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必将成为马克思研究史上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这部手稿可能把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甚至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起源和最初含义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卢卡奇写于1923年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在《手稿》发表前10年就断言“物化”（异化）是马克思的基本概念，《手稿》的发表使卢卡奇名声大振，不少人称赞卢卡奇是真正领会了马克思思想精神实质的理论家。
二战结束，尤其是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东西方掀起了一股研究《手稿》的热潮，围绕《手稿》展开了对马克思思想解释的激烈争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胡克称《手稿》热是“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弗洛姆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1961）说，如果有一个坚持人道主义理论的青年马克思和另一个抛弃这一理论的老年马克思的话，“那么，人们宁愿要青年马克思，而不愿要老年马克思，宁愿希望把社会主义同前者联系起来， 而不愿跟后者联系起来”。 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1965）则认为，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的马克思的著作都是“不结果实”的“意识形态”；1844年的《手稿》在写作时间上离《德意志意识形态》最近，但在思想内容上却离马克思主义最远，阿尔都塞称之为“黎明前的黑暗”。在东欧，对《手稿》的研究也催化了“新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南斯拉夫“实践派”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理论和波兰人文学派的“社会主义异化”理论都在马克思的《手稿》中找到了自己的理论源头。在1932年，苏联人几乎与德国人同时发表了马克思的《手稿》，但由于种种原因，在《手稿》发表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并未对《手稿》作深入研究。五十年代以后，苏联的理论家开始对由《手稿》掀起的这股对马克思思想重新解释的思潮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认为，《手稿》并没有阐明马克思的学说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区别，相反却模糊了这种区别。所谓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解释，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作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是《手稿》引发了对马克思思想的不同解释，还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不同解释引发了围绕《手稿》的争论？抑或兼而有之？——无论如何，在对马克思思想多元解释的进程中，《手稿》的发表的确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与当代各种社会思潮的融汇、渗透共同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
百年来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可以说是学说众多。这众多的解释向我们提出了哪些问题？我们又应当如何看待这些问题？这里试图十分简要地谈一些原则的看法。
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仍是最有影响、最有生命力的学说。马克思学说的生命力在于其科学与价值的统一。从《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的150多年以来， 没有哪一个学说对人类历史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影响：风起云涌的无产阶级争取实现自身解放的斗争，各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争取独立的运动，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即使在西方社会科学方面，马克思思想对它们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它促成了新的学术流派的产生，开拓了新的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造就了一批声誉卓著的国际著名学者。面对苏东社会主义的严重挫折，一些人惊呼：“马克思主义正在死亡，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这些人或许本来就带着既有的偏见，或许只看到历史短暂的一瞬，或许只固守对马克思思想的某种片面僵死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马克思学说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从而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理出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这就是把生产实践作为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把生产关系作为人类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尽管当今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最基本的原理仍不断地为历史实践所证实。“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概念”、“主客体的历史辩证法”对于批判第二国际的庸俗唯物主义理论，对于克服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唯物主义理解，应该说具有某种积极的意义。但是，仍要指出，在主客体辩证法即实践关系中，最基本的实践仍是生产实践；在强调意识对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的形成具有特殊的意义的同时，必须指出生产关系仍是人类社会最基础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同时还是一种价值取向。马克思的终生追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共产主义的论证，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即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也就是《共产党宣言》所宣告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这种价值取向并不是一种抽象的理想，而是一种现实的进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割裂或否定这种统一，就势必伤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这就是说，否定了科学性，马克思主义也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同样，否定了价值性，马克思主义也就失去其意义。而只有在这两者的统一中才能真正领悟马克思学说的生命力。
对此，人们存在不同的理解。就“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人文主义流派（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更倾向于价值性而否定科学性，科学主义流派（如“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更倾向于科学性而否定价值性。——这里还且不说他们对马克思学说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理解是否准确。对此，我国理论界同样也有不同的理解。如有的同志认为：“熟悉马克思思想和生平的人，都不难发现马克思本人身上确实存在两种倾向。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遵循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承认人的有目的的行动能够改变人类的命运。”这样，实际上便有了“两个马克思”。本文认为，在马克思思想中，这两者是内在地统一的。人类的命运并不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之外，正如历史规律并不在人们的历史活动之外一样。这两者（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正是马克思学说的生命力所在。
二、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统一起来。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为历史实践所证实的真理；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因为历史在发展，问题在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邓小平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
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立足变化了的实际，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正如上文所述，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代社会主义也面临许多需要解决的新的问题。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尤其要注意对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分析，因为这是我们所直接面对的实际。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是坚持和发展的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既谈不上坚持，也谈不上发展，更谈不上坚持与发展的统一。
坚持与发展的统一，同时也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近年来，人们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较多的讨论。这一是说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二是说明对这一问题也还存在不同的理解。要“坚持”、要“发展”，看来没有太大的分歧。深层的问题还在于，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解不同。邓小平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并提出要“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这里，邓小平把“认识”马克思主义摆到了前面。因此，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还必须立足当今实际，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研究。这里也包括对当代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研究。同时，也应该看到，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在某种固定的思维框架中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本身思想的理解也并不完全准确。因此，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这种研究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已不符当代实际的个别结论区别开来，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并在解决当代实际问题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总之，坚持和发展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只有坚持才能发展，也只有发展才能坚持。立足现在的实际，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
三、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历史任务。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的实际，开辟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正是对这一结合的哲学概括，也是对教条主义“左”的倾向的批判。
面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我们同样必须坚持这一结合。邓小平说：“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并且指出：“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191页）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点，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等等。这一系列理论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而得出的；但同时又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对当代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时代课题的回答，从而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新了社会主义观念。二十年来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功，充分证明了邓小平这一基本思想的正确性。
中国的改革仍然面临十分艰巨而长期任务。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不可避免的种种困难。我们必须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解答，着眼于新的实际和新的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结合，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唯一正确的历史选择。
本文写作之中，见报上消息：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的网上投票选举中，马克思被评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列于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康德等一批思想巨人之首。一位挪威的投票者说：“马克思启蒙了数以千计的争取自由公义的斗争。”一位美国投票者说：“马克思的思想学说，对于帮助我们认识当今世界，仍极具参考价值。”这则消息发人深思。它促使我们更深入地思考马克思思想的真正价值，思考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作为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我们，在感到欣慰的同时，似乎又多了一份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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