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来源于何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现实简化与权力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攻性论文,现实主义论文,悲观论文,逻辑论文,权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是悲观的理论，向人们展示了悲观的国际政治现实：为了获得最好的生存状态，大国不得不使自己的权力最大化；国家之间不惜使用各种欺诈手段来获得权力；大国之间的关系就是安全竞争和权力冲突；大国对权力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大国政治其实是一个悲剧。
一般说来，悲观理论源于两种可能：一是现实本身就是令人悲观的；二是理论家用悲观的态度看待现实。也就是说，进攻性现实主义之所以得出悲观的结论，可能来自于作者的主观性（悲观主义）和现实的客观性（令人悲观）原因。然而，悲观理论的形成还存在第三种可能性，即理论家在构建理论时遇到的技术性原因——“对现实进行简化”。事实上，从假设的提出到材料的选择和论证的展开等都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和工具性含义在里面，而这必然影响到知识和理念等规范内容的构建。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本文考察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悲观性来源：对现实的高度简化使得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权力逻辑走向了单向化和偏执性，据此推导出来的国际政治现实图景显得非常悲观和黯淡。
一、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传统
战争与和平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中心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历来存在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种传统，这反映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就有了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等理论流派。
自由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到卢梭和康德等和平乐观主义者的思想，尤其是后者从哲学高度出发，根据人类向善和自然演进法则阐述的关于人类社会“永久和平”的构想，一直是乐观精神的巨大源头。20世纪早期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理想主义（亦称为乌托邦主义或空想主义）学派则将这种乐观精神推向了高潮，致使二战之前的二十年间人们普遍沉浸于对和平的极度乐观情绪之中。遗憾的是，这种乐观情绪并没有为人类带来预期的和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幸落入卡尔所说的“二十年危机”（注：Edward Hallett Cart,The Twenty Years' Crisis:1919-1939,New York:Harper & Row,1964.）状况。数十年后，理想主义精神被后来的新自由主义者重新拾起，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20世纪60年代逐渐形成的相互依存或经济全球化趋势，人们开始陶醉于关于经济一体化或人类社会共同体的美好构想之中。冷战的结束使乐观主义的内容丰富化了，除了经济共同繁荣外，民主与和平在全球范围内的实现成为自由主义者津津乐道的世纪梦想。
与自由乐观主义相对立的是现实悲观主义。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黑格尔、尼布尔、卡尔、摩根索、凯南、基辛格、华尔兹以及米尔斯海默等一批现实主义者总是在人类某个时期扮演“黑暗的孩子”（注：现实主义者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将理想主义者比作“光明的孩子”，把现实主义者比作“黑暗的孩子”。参见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页。）的角色，他们对于现实的清醒认识和冷静判断只有在灾难无情地降临人类社会的时候才为人们所赏识和接受。二战后的摩根索、冷战时期的凯南和基辛格以及美国“9·11”事件后的米尔斯海默的典型遭遇反映了现实主义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某种“契合”。然而，这种“契合”关系总是呈现出历史间断性，人类内心深处那种不灭的理想冲动和道德渴望使人们很容易在适当的时机将现实主义抛弃或遗忘，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类似于20世纪20年代和90年代初那样容易滋生乐观情绪的时期。相对于理想主义或自由主义者对现实世界的乐观坚定的态度而言，现实主义者对人类自身发展状况和建立美好世界的理性能力以及所谓的道德进步力量持悲观怀疑态度，其意义也许在于如赫德利·布尔所说的那样：“用来降低简单乐观主义和狭隘道德主义的重要性”。（注：詹姆斯·德·代元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秦治来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7页。）
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西方世界笼罩在关于民主、和平与经济繁荣的乐观情绪之中，“民主和平论”、“相互依存论”和“历史终结论”一时间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话语。它们既是对这种乐观情绪的迎合，又强化了人们对未来世界的乐观态度。即便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米尔斯海默却站出来说，冷战后的欧洲并不会如人们想像的那样稳定与和平，我们很快就会怀念冷战的。（注：John J.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Summer 1990,Vol.15,NO.1,pp.5-56;John J.Mearsheimer,"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 ,The Atlantic Monthly,August 1990,Vol.266,No.2,pp.35-50.）当20世纪最后十年已经成为历史，特别是美国“9·11”事件发生后，人们发现，现实世界的确不容乐观！于是，一度遭到人们唾弃而处于黯淡地位的现实主义又被认为“将继续成为观察世界的通用方法”，（注：James Stavridis," Review of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roceedings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Vol.128,Issue 7,July 2002,p.92.）而米尔斯海默的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则“彻底打破了那种幸福的幻想”。（注：Keir A.Lieber," Offensive Realism" ,America,APril 29,2002,Vol.186,Issue 14,p.23.）
无论是乐观的自由主义还是悲观的现实主义，它们所表达的只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态度，而现实世界自身的发展与人类的愿望和态度毕竟是两回事。米尔斯海默的预测不一定准确，进攻性现实主义究竟是对未来现实的悲观描述还是准确描述了一个悲观的现实，终归需要时间来检验。国际关系理论的任务就在于尽可能接近真实地描述和预测国际政治现实，它们之所以得出乐观或悲观的结论，除了理论家的主观性（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和现实世界的客观性原因外，理论构建中的技术性原因也不能被忽视。
二、对现实的高度简化及其“代价”
对现实进行简化已经成为理论家们在构建理论时不可或缺的工作。面对纷繁复杂的现象和事实，理论家们不得不做出一定的选择，来决定哪些事实材料是必须舍弃的，哪些事实材料是必须采用的。很显然，这种取舍非常有必要，否则，理论家们将被淹没在无边的现象和事实当中。塞缪尔·亨廷顿和肯尼思·华尔兹在理论构建中都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注：亨廷顿指出：“如果我们想要认真地对世界进行思考，并有效地在其中活动，某种简化现实的图画、某种理论、概念、模式和范式就是必要的。”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华尔兹认为：“理论只能通过简化来建立……简化使发挥作用的基本要素得到彰显，并揭示出必然的因果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或是指出到哪里去寻找这些联系。”参见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通常来说，很多理论都是简化了的，我们实在是很难找出那种包罗万象的理论。有学者将国际关系理论区分为大理论和中层理论。大理论包括汉斯·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理论、肯尼思·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理论，以及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层理论则包括功能主义、一体化理论、相互依存理论、国际机制理论和民主和平论等。注（：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国际关系中的大理论和中层理论都存在对现实进行简化的现象，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简化的程度如何。
米尔斯海默明确表示，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对现实进行了简化，其理由是：“当你发展一种理论时，你完全意识到你省去了确实在起作用的一些因素，但你相信这些因素不是太起作用，因此你可以省去它们来解释世界的运作。”（注：任晓：“一位现实主义理论家如是说——约翰·米尔斯海默访谈录”，《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2期，第32、33页。）但是，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对现实进行过于高度的简化，实质上已经超出了理论所允许的范围。这种做法带来了两种后果，一是理论的构建可以做到相当的精致，二是理论同时走向了单向与偏执的地步。米尔斯海默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承认，“简化现实是要付出代价的”。（注：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那么，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对现实进行了哪些简化呢？这种简化的“代价”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命题和分析单位（体系层次和单位层次）两个方面来讨论它对现实的简化情况，然后再通过了解其他理论流派对它的批评来看看这种简化导致的“代价”是什么。
（一）对现实的高度简化
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是建立在五个基本命题之上的，即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大国具备进攻性军事力量；国家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大国是理性的行为体。对于这五个基本命题，米尔斯海默不但坚持认为它们是有效的，（注：同上书，第43页。）而且反复强调，它们是“无可争议和不容易遭到攻击的”。（注：2003年10月底11月初，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复旦大学演讲时一再强调这点，笔者有讲座的笔记和录音。要了解演讲的内容，请参见余建军：“直面‘进攻性现实主义’——约翰·米尔斯海默复旦大学演讲实录”，《国际观察》2004年第3期，第75-78页。）的确，国际关系理论学界对这些命题基本上都持认同的态度，（注：例如，亚历山大·温特就明确表示，他对于米尔斯海默的这五个命题是赞同的。参见Alexander Wendt," Constructur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1,Summer 1995,pp.72。）很多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理论）都是将这些命题作为逻辑起点和理论开端的，因为它们反映的是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国际政治的特征并不止于此。而且，不同理论流派从不同视角出发，对这些特征的解释和思考不尽相同，重视程度也不一致。例如，仅仅就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个命题而言，现实主义者继承的是霍布斯式思想，强调混乱和争斗的一面，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理解国际关系较为有用的方法，是将无政府状态和相互依赖两者结合起来”，（注：大卫·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而以赫德利·布尔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学派则认为国际社会中存在秩序，它是“共同利益观念、规则和制度的结果”。（注 ：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2版），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又例如，在关于国家意图和能力以及国家追求目标等问题上，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解释是不同的。新现实主义者因为强调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而更加关注能力，并且认为合作是困难的；而新自由主义者重视的则是意图、信息、偏好等因素，他们反对将安全作为国家的唯一目标，认为经济福利与安全至少是同等重要的；等等。（注：大卫·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第4-11页。）就进攻性现实主义而言，它将国际政治基本特征简化为上述五个最重要的常量，并且将它们作为理论基础和分析起点，而没有将世界是相互依存的、国家有合作意图、经济也是国家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等国际政治特征纳入理论视野中。
进攻性现实主义是结构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将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定义为三个：缺乏中央权威；国家具有进攻性军事能力；国家意图无法确定。（注：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3页。）在这样的国际体系结构下，国家为了求得生存，最好的方式是追求权力最大化，并且成为体系中的霸主。很显然，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一样，进攻性现实主义将国际体系结构特征简化为物质权力，强调的是国际权力分配状况和国家在结构中的地位。根据温特的建构主义分析，国际体系结构应该“既包含物质成分也包含观念成分”，（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页。）对国际体系结构的定义不应该排除共有观念。新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采用的都是体系结构理论，其区别在于分别从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角度将国际体系定义为物质结构和观念（或社会）结构。新自由制度主义虽然没有否认体系的结构特征，但认为仅仅强调体系的结构特征是不够的，还需要注重体系的进程特征。影响国际体系的进程除了结构因素外，还有制度。由于结构的变化一般是比较缓慢的，而且在一段时间内趋于稳定，因此，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最重要的特征是国际制度。在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分析中，国际体系的特征并没有包括建构主义的观念结构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制度进程，而只是简化为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权力分配结构。
在单位层次上，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简化是最为明显的。首先，进攻性现实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一样，采用的是“国家中心”分析方法，将民族国家视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而把非国家行为体排除在外。其次，如《大国政治的悲剧》书名所揭示的那样，米尔斯海默只关注大国，而没有考虑小国的影响和作用，因为在他看来，“大国对国际政治所发生的变故影响最大。所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次大国——其命运都从根本上取决于那些最具实力国家的决策和行为。”（注：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5页。）而且，这些大国都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国家，而不是维持现状的国家。第三，进攻性现实主义只强调体系结构对单位国家行为的影响，认为“是国际体系的结构而不是国家个体的属性促使它们以进攻的方式思维、行动和追求霸权”。（注：同上书，第66页。） 米尔斯海默不但没有考察单位国家对体系结构的影响，也没有分析单位结构本身对单位行为的决定性作用。“正如国际体系具有结构一样，单位本身也具有结构。不同的单位结构形成不同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从而对单位的行为产生影响。”（注：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91页。）实际上，米尔斯海默是将“国家当作黑匣子或台球一样看待”，而“对个人或意识形态等一些国内政治因素几乎不予关注”。（注：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10页。）因此，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里，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体只界定为修正主义大国，非国家行为体以及小国都没有被纳入分析框架中去。单位层次上的大国行为被认为是主要受制于国际体系结构，单位结构属性差异以及单位结构对单位行为和体系结构的影响都被忽略掉了。
（二）其他理论流派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批评
对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批评主要来自传统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
以斯坦利·霍夫曼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不赞同国际结构体系对国家行为的作用性，而是强调国家单位的重要性，即国内政治特点、国家的偏好和目标以及国家间关系等因素在决定国家行为中的意义。这就是他之所以批评华尔兹和米尔斯海默的理论是“静态的”（static）的原因所在。
以罗伯特·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对米尔斯海默的批评主要是认为他低估了国际制度对世界政治的影响。霍夫曼和米尔斯海默分别侧重于国家行为体本身和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而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的性质和力量对国家行为和期望同样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其主要理由是：国家遵守国际制度的规则和标准意味着它们愿意继续维持合作模式，这从而强化了它们对稳定的期望。国际制度允许国家政府强调绝对获益而不是相对获益，以确保各自的生存条件。基欧汉一再表示，制度主义者同样认为国家不是利他主义，而是自私自利的；国家不是一味追求绝对获益，而是既追求绝对获益又追求相对获益；经济相互依存不一定就带来合作，它确实会导致冲突。但制度主义者和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认为国际制度帮助塑造了国家期望，而国家期望对国家行为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以华尔兹为代表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国家追求多少权力这个问题上（关于两者的分歧后文将详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的内容不是物质能力分配，而是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hips），国际社会结构包括三个要素，即共有知识、物质资源和实践。进攻性现实主义采用的是物质主义的微观-经济（micro-economics）结构（建构主义认为应该是理念主义的社会-逻辑〈socio-logical〉结构），只强调结构对国家行为的限制作用，而忽视了结构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作用，这由此导致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不能解释国家间的合作现象。建构主义认为，在单位层次上，国家之间存在互动，一国对另一国的行为会导致另一国采取相应的行为（从而形成安全困境或者安全共同体）；在体系层次上，修正主义国家的战争能力取决于它们所处的共有知识结构（以往的历史互动经验会影响修正主义国家当前的行为及其后果）。
霍夫曼、基欧汉和米尔斯海默使用了三种观察国际政治的视角，即行为体取向、制度取向和结构取向。霍夫曼强调的是行为体的特征、偏好、目标以及行为体之间的关系等因素；基欧汉突出的是制度在塑造国家行为方面的作用；米尔斯海默则认为结构体系是影响国家行为与国家关系的根本原因，而其他因素都只是这个结构体系的附属生成物而已。在结构理论内部，华尔兹不同意米氏关于国家追求权力最大化的观点，认为国家的目的是维持在体系中的地位，而不是追求霸主；温特对米尔斯海默只强调国际物质能力结构非常不满，认为“权力的意义取决于内在的共有知识结构”。（注：Alexander Wendt," Constructur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1,Summer 1995,p.78.）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几乎遭到了来自国际关系理论各个流派的激烈批评。这些批评并非指向理论体系本身，而是理论体系之外的东西，亦即由于米氏理论对现实的高度简化而忽视的大量现实。这可以从表1和表2的对照中清楚看出：
表1 进攻性现实主义对现实的简化情况
进攻性现实主义被简化的现实要素
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大国具国际体系中的相互依存特征；国际
国际政治特备进攻性军事力量；国家无法把握社会中存在一定秩序；国家具有合
征其他国家的意图；生存是大国的首作意图；国家同样追求经济目标等
要目标；大国是理性的行为体。 等。
国家行为根植于人性；国家结构和
影响国家行 属性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国际制度
为的因素 国际体系物质权力分配结构 的作用；国际体系中存在观念分配
结构
维持现状大国；中小国家；非国家
国际行为体修正主义大国 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
表2 各个理论流派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主要批评
传统现实主义
新自由制度主义
防御性现实主义 建构主义
忽略国家单位结构 忽略国际制度忽略（维持现状）忽略国际体系中还存在
（国内政治特点、国对国家行为和
国家追求有限权 社会结构，它对国家身份
家偏好和目标等）对期望的决定性
力，目的是维持在和利益具有建构的作用，
国家行为的影响。 作用。 体系中的地位。 国家之间存在互动。
三、对现实主义权力逻辑的极致发挥及其悲观结论
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任何一位试图驳斥其理论观点的人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其理论体系中“精确而令人信服的逻辑性”。（注：Keir A.Lieber," Offensive Realism" ,America,Vol.186,Issue 14,April 29,2002,p.23.）因此，当前学者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批评都有意无意地避开了这点，而是主要集中在理论对大量现实要素的忽视上面。如果我们仅仅从理论构建角度看，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在基本命题的提出、逻辑演绎的推展和经验事实的论证等方面是成功的；而从理论有效性方面看，米氏的理论在描述（description）、解释（explanation）和预测（prediction）三个方面（注：根据罗伯特·J·利伯的观点，检验理论有效性有三个方面的要求，即描述、解释和预测。参见Robert J.Lieber,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Cambridge,Massachusetts:winthrop Publishers,1972,pp.5-7.）也都符合要求，特别是在理论“预测”方面，进攻性现实主义对未来的国际政治大胆地进行了预测。仔细分析起来，进攻性现实主义在理论构建和有效性方面的成功得益于严密而强有力的理论逻辑体系，而在这个逻辑体系中，现实主义权力逻辑不但得到了忠实的运用，而且发挥到了极致的地步。米尔斯海默仅仅提取出现实主义权力逻辑中最为有力的部分，向人们展示了不常见的权力现象世界。这既是其理论的迷人之处，也是最经常为人们所诟病的主要原因。
权力是国际关系理论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也是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变量，在现实主义这个框架或范式内的理论都离不开对权力及其逻辑的分析。虽然现实主义者在关于权力的定义上并没有达成一致，也没有提供测量权力大小的可行方法，（注：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103页。）但他们却发展出了严密而令人信服的一整套国家权力逻辑。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不但继承了早期现实主义思想家的权力思想，而且将 20世纪两位著名的现实主义者（汉斯·摩根索和肯尼思·华尔兹）的权力体系进行了最为充分的挖掘和应用，从而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现实主义权力逻辑。姑且不论这种权力逻辑是现实主义的没落或极端化，还是一种进步或升华，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确实是对现实主义的权力逻辑进行了某种不一般的修正。我们有必要先简要回顾早期几位现实主义思想家关于权力的观点，然后比较进攻性现实主义同政治现实主义（古典、传统或人性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在权力逻辑上的异同，如此，我们才可能清楚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权力逻辑之来源和本质。
（一）对早期现实主义者的权力思想的继承
早期著名的现实主义者有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黑格尔等人。鉴于本文的主旨并不是系统探究现实主义的思想渊源，所以这里主要讨论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这三位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者关于权力的思想。作为最早的现实主义思想家，修昔底德（公元前400年）在其著名的历史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分析古希腊城邦国家斯巴达和雅典之间为什么会发生战争时写道：“雅典人权力的增长引起了斯巴达人的畏惧，这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修昔底德不但认识到了权力与战争之间的因果联系，而且清醒地指出了国际关系的权力政治现实，即“强者做其权力所能，弱者受其所不得不受”。（注：Thucydides,"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n Marc A.Genest ed.,Conflict and Cooperation:Evolv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3,pp.55-56.）这就是现实主义思想的根本要旨。
意大利的政治哲学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469-1557）认为君王代表的是国家，君王并不一定要具备所谓的美好品德，而是应该以能否确保权势地位作为判断标准。君王的地位应该建立在控制他人的基础之上，为此，君王必须同时具有狮子和狐狸的品质，即“君王必须是一头能认识陷阱的狐狸，同时又必须是一头能使豺狼惊骇的狮子”。君王的力量并非来自使人敬爱的品质，而是来自使人畏惧的军事实力，所以君王的唯一目标便是“从事战争、军事制度和纪律以及军事训练方面的研究”。（注：马基雅维利：《君王论》，徐继业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96页。）
马基雅维利是从利益冲突的政治现实特征和悲观主义的人性观出发，强调权力而非道德对维护君王地位（从而确保国家生存）的重要性，另一位现实主义者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的权力逻辑则是根据人类生来能力同等和人类处于“自然状态”这两个假设而得来的。霍布斯认为，每个人的能力生来是同等的，实现目标的希望也是一样的，因此，如果两个人想要获取同样东西，而这样东西又是不能够分享的，那么他们就成为了敌人，双方都会竭力去摧毁对方或使对方屈服。而且，由于人类社会并不存在共同承认的权力和法律，而是处于相互恐惧和人人为战的“自然状态”中，所以，人类维护生存的办法就是用武力和欺骗手段来控制对方，并且“确保不会出现其他危险的力量”。（注：Thomas Hobbes," Relations Among Sovereigns of the Natural Condition of Mankind" ,in Phil Williams,Donald M.Goldstein,Jay M.Shafritz eds.,Classic Reading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3,p.36.）
很显然，米尔斯海默的权力思想可以在上述三位早期现实主义者那里找到某种痕迹。实际上，几乎所有的现实主义者都不忌讳用一种愤世嫉俗的态度看待现实中的武力和欺骗现象，因为“坚持武力第一的作者通常倾向于采用犬儒主义的调子，津津乐道地揭露他们认为的别人的幻想与伪善，不敬地撕掉稍稍掩盖赤裸裸的权力合法性的遮羞布”。（注：丹尼斯·朗：《权力论》，陆震纶、郑明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但是从理论体系方面看，米尔斯海默和20世纪的汉斯·摩根索和肯尼思·华尔兹这两位现实主义者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权力逻辑主要是在政治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 （尤其是后者）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二）对政治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的权力逻辑的发展与修正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者对国家权力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国家为什么追求权力和追求多少权力。摩根索、华尔兹和米尔斯海默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有重合之处，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摩根索认为国家追求权力的动因来自人性，华尔兹和米尔斯海默则认为国家追求权力是国际体系结构使然。摩根索持人性恶的观点，认为人生来是自私自利的，人的本性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人类为了确保自身安全，必须依靠自身实力，人类之间的政治关系就是权力斗争的关系。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国家权力其实就是个人权力意志的扩大，国家因此具有追求权力的本性。在国际社会中，国家的行为是受追求权力驱使的，国家的目的便是追求权力。因此，“和所有政治一样，国际政治就是权力斗争”。（注：Hans J.Morgenthau,Kenneth W.Thompson,Politics Among Nations（6th edition）,New York:Alfred A.Knopf,1985,p.31.）
华尔兹则认为国家追求权力的动机不是来自人性，而是受制于国际体系结构。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将国际政治视为一个系统结构，它包括三个要素，即排列原则、单元功能和能力分配。与集权制和等级制的国内系统不同，国际系统是分权和无政府的，这一国际政治体系特征一般不会发生改变；处于系统内的单元从功能上来说是相同的，即每个国家都拥有国家主权，作为自主政治单元的国家是同等的；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动因主要来自第三个要素，即国家能力分配。所以，国家为了使自己在系统内处于有利的地位，必须扩大权力，以确保安全，因为在一个自助的体系内，国家只能依靠自身的实力。米尔斯海默接受了华尔兹的观点，同样认为国家追求权力是国际体系结构迫使国家采取这种行为的。在国家为何追求权力这个问题上，进攻性现实主义放弃了政治现实主义的人性观点，采取了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认为在缺乏中央权威的无政府世界里，国家的最重要考虑是生存，而确保生存的关键是权力，因此，是国际体系结构而不是国家属性或人性的原因决定了国家追求权力的行为方式。
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关于国家追求权力大小的问题上和结构现实主义持相反观点，却和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观点趋同。政治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目的就是追求权力，权力越大，国家就越安全，国家具有无限追逐权力的本性，因为人性就是贪婪的。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则认为，国家的目的是追求安全，权力只是实现国家安全的手段，所以国家不是追求无限的权力，而是追求能够确保安全的有限权力。华尔兹认为国家追求有限权力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并不意味着不安全，战争的爆发可能有各种原因，但无情的安全斗争并不是必然的；（注：Barry R.Posen," The Best Defense" ,The National Interest,Spring 2002,p.120.）二是如果一国追求超过自身安全所需要的权力，这不但会加剧国家间安全困境和安全竞争从而使该国处于不利的安全环境中，而且会引起其他国家对该国的不安和恐惧，并可能导致形成针对该国的安全联盟。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正是因为主张国家追求适度权力而被贴上了另一个标签，即“防御性现实主义”，它所关注的国家主要是维持现状国家。进攻性现实主义则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为了确保安全，必须追求相对权力最大化，权力越大，国家的安全系数就相应地增大。
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一样认为国家追求的目的是安全，但两者在关于确保安全的权力大小上产生了分歧。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并不清楚到底需要多大的权力才可以确保安全，对权力进行测量是很困难的，即使大国也很少认为已经拥有足够的权力了；“国家很少对眼前的权力分配感到满足，相反，它们时刻怀着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求变动机”，（注：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2页。）国际社会中更多的是修正主义国家，而不是维持现状国家；国家意图是不确定的，只有使相对权力最大化才是确保生存和安全的最好办法。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争论的焦点问题正是它们之间的关键区别，即国家需要多大的权力才是安全的（此外，这还牵扯出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国家所认定的安全程度是怎么样的）。由于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不同，导致了两者对国际政治现实的看法不同。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着眼于维持现状国家，对安全困境给予了充分的考虑，认为国家不是追求权力最大化，而是维持在体系中的地位。进攻性现实主义则认为国家都怀有修正主义意图，在自助的体系中，国家必须追求权力最大化，国家最好的生存状态是成为霸主。由于没有国家能够成为全球霸权，因此安全竞争将充斥着整个世界。正因为如此，“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比华尔兹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似乎预测更多的冲突和战争”。（注：Glenn H.Snyder," Mearsheimer' 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1,Summer 2002,p.153.）政治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对权力看法的异同可以用表3予以说明：
表3 政治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对权力看法的异同
A有限
无限
B
C 人性
结构
人性
结构
手段 防御性现实主义 进攻性现实主义
目的
政治现实主义
注：A行表示国家追求权力大小；B列表示国家追求权力作为手段还是目的；C行表示国家追求权力的动因。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权力逻辑归纳如下：国家追求权力的动机来自国际政治体系结构，国家追求权力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自身安全；由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作为自助单位的国家必须使相对权力最大化，其最好的生存状态是成为霸主；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成为全球霸主，因此安全竞争将成为大国政治的常态。从理论上来说，这种权力逻辑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由于它是建立在对现实的高度简化基础之上的，这使它显得非常单向化和具有一定的偏执性。进攻性现实主义根据这种权力逻辑推导出来的国际政治现实图景自然而然是非常悲观和黯淡的。
结语
观察世界政治有三种哲学传统：理想主义、现实主义、激进派（马克思主义），这三种相互对立的哲学观点提供了关于世界政治的三种不同预测和理论解释。作为现实主义范式内的一个理论分支，进攻性现实主义具有现实主义共有的理论硬核，现实主义者之间并不存在哲学上的严重分歧。（注：现实主义的理论硬核部分有（1）国家是主要行为体；（2）国际无政府体系；（3）权力安全；（4）强权政治；（5）国内政治不同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内部虽然存在各种分歧，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点，但它们都不可能突破这些基本的理论前提和假定。参见迈克尔·尼科尔松：“再论现实主义与乌托邦主义”，提莫·邓恩、密切尔·考克斯、肯·布斯主编：《八十年危机：1919-1999年的国际关系》，周丕启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110页。）但是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对现实进行了过于高度的简化，并且对现实主义的权力逻辑作了某种不一般的修正，这导致他得出了比其他现实主义者更加悲观的结论。必须指出的是，学者在对现实进行简化时，应该对这种简化保持警惕的态度，需要“知道什么地方被简单化了，并意识到简化可能导致他的预测脱离可观察到的事实。”（注：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第5版），王玉珍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从科学理论的角度看，作为一种知识工具，理论的作用在于使我们能够把复杂的世界条理化，帮助我们看清现象如何相互联系。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国际关系理论，更多的是对现实世界进行或然性陈述，而很难做到像自然科学那样的一般性陈述。所以，对于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来说，无论它所观察和预测到的国际政治现实是多么悲观和黯淡，它所做的一切只是根据具有一定可靠性的科学程序进行理论上的推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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