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纳粹暴政与德意志历史最早的反思——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与纳粹主义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意志论文,纳粹论文,纳粹主义论文,暴政论文,德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今的人们普遍认为，德意志人对纳粹暴政以及德意志历史的反思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开始的。这种认识基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从一般规律上讲，只有自身摆脱了暴政的人，才有可能对这种暴政以及导致这种暴政的历史进行真正深刻的反思。其次，从德意志社会内部的发展上讲，这样的反思也的确是在1945年摧毁了纳粹暴政之后，甚至是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了很久以后的20世纪60年代才真正开始的。因此，国内外研究德意志反思问题的专家们便自然地将他们的目光集中在战后德意志社会内部的反思发展上。
然而，笔者在此想指出的是，如果从“德意志人的反思”这个意义上讲，这样的认识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这场“德意志人的反思”早自1933年以来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它不是由当时生活在德国境内的德意志人，而是由一批逃出德国、流亡国外的德意志人开始的。
1933年4月7日，即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两个多月后，纳粹党执掌的政府通过《重设公职人员法》，在德国大学校园内开展了一场驱逐有犹太血统、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清洗运动”。这场“文化清洗运动”是纳粹主义“文化同质性要求”的真实体现，也是对犹太少数民族大迫害的第一个信号。当成千上万有犹太血统、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精英从纳粹德国的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中被驱逐出去时，也就意味着多少世纪以来犹太民族对中欧文化的适应突然间出现了一场痛苦的终结。
随着这个纳粹帝国版图的不断扩大，这场“清除非雅利安精神”的运动也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得到了贯彻。1933—1945年，包括原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在内的整个纳粹德国的势力范围里，共有50万犹太难民被迫流亡海外，其中包括12000名文化知识精英。遭受驱逐的有犹太血统、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科学家达2400多人，他们当中有1400多人选择了流亡，其中的1090人流亡到了美国。在这些被美国高校接纳的科学精英中，有300多人是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① 正是他们在美国学术界最早开始了一场对纳粹暴政以及德意志历史的深刻反思。
一、反思的缘由
政治理论研究是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们对美国政治学科施加强烈影响的重要领域，这一领域在美国的快速发展与对纳粹主义的研究紧密相关。在对纳粹主义以及德意志历史发展的具体研究中，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们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因为在当时的美国学术界，没有任何人比他们更加了解德意志的政治和历史发展。
1945年以前，对德意志历史真相的理解打有一种特殊的“德国形象”烙印。这种“德国形象”是以那种“德意志精神”与西欧精神之间一直保持对立为基础的。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这种对立在德意志人的思想中就一直存在，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战后年代得到了最为鲜明的表达，而这对于德意志以及欧洲现当代史的发展来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德国著名的保守主义经济理论家维尔纳·佐姆巴特早在他于1915年出版的著作《商人与英雄》中就作过这样的表述：“德意志人在思想感情上是拒绝所有那些亲近遥远的英国或西欧的东西的。”② 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得德意志人要在思想感情上加以拒绝呢？首先是经济自由主义、功利主义、议会制民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政党政治体制。不仅是德国的保守主义者，甚至连德国最著名的自由主义文学家托马斯·曼同样受到其影响。他在1918年出版的著作《一种非政治的思考》中这样写道：“这种精神与政治区别包括了文化与文明的区别，灵魂与社会的区别、自由与选举权的区别、艺术与文学的区别，德意志的民族特性是文化、灵魂、自由、艺术的，而不是文明、社会、投票权、文学的。德意志的这些概念来源于文化范围，而西方的那些概念则来源于文明和民主范围。总之，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③
关于为什么德意志与西欧在精神文化和政治制度上会出现这种区别和对立的问题，在1933年以前，没有任何政治学家、实事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给出过令人满意的答案。然而，当人们阅读那些1933年后流亡美国的德国社会科学家们关于纳粹主义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研究的论著时，就会发现，他们对德意志政治和文化发展所作的解释，对于推动战后的政治学、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尤其是战后德国政治、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正是他们在流亡中最先引导了一场对纳粹暴政以及德意志历史的深刻反思。
与纳粹主义问题相关的所有研究都不是由美国本土的社会科学家们发起的，而是由这些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们发起的。其原因也并不复杂，首先是客观局势的变化所导致的强烈政治需求。由于孤立主义的长期影响，美国政治学家们过去很少关心国外政治事态的发展，以致他们对欧洲事态的发展显得相当无知。随着欧洲局势在20世纪30年代的日益紧张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美国参战，这个最大的工业化国家终于摆脱了孤立主义的束缚，参与到世界事务之中，由此也出现了一种对各国专家、尤其是德国专家的巨大需求，需要他们来提供有关中欧和西欧的广泛知识，这种局势为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们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极好的机会。不仅美国那些大的私人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尔·舒尔茨纪念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等，向这类研究项目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金钱；而且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当中的许多人，或是作为美国军队内部的教师出现在各种培训班的课堂上，或是作为美国国家重要情报部门的研究人员在发挥作用和影响，或是经常性地为美国政府的各种相关部门提供咨询。④
这些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之所以会发起对纳粹主义的研究，除了这种局势上的客观原因外，还有更为根本性的主观原因。这些被迫流亡的德国社会科学家，几乎无人不思考导致他们流亡的真正原因。而且，在德意志历史发展的背景面前，在流亡美国的经历中，他们看到了西方民主制已经成为了自由的孤岛，他们担心这种自由会由于社会矛盾的继续发展而受到威胁，而这种发展已经在德国导致了自由的末日。因此，他们力图通过对德国的分析来阐明导致纳粹暴政的原因，并为消除或调整这些矛盾提出种种建议。
这些德国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被迫流亡的具体原因并不完全相同，他们或是作为犹太人，或是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或是作为自由主义者，被纳粹暴政视为敌人，被迫流亡西方寻求避难，最后大多到了美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体，而是作为德国不同思想圈子中的成员而进入流亡的。在这场向海外的流亡中，他们也很自然地再度形成了各自圈子的团体。例如，那些聚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原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中的成员，以及那些团结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创办的那所名为“流亡大学”的研究生院中的成员，就是如此。⑤ 总的来说，这两个团体都是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方向的；而流亡到土耳其的“德意志集团”和流亡到英国的“奥地利学派”的团体，则是以自由主义思想为联系纽带的。还有一些德国社会科学界中的著名人物，如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特奥多尔·盖格尔（Theodor Geiger）、赫尔穆特·普雷斯勒以及威廉·洛普克等人，他们的流亡虽是单独进行的，但在思想上则是与以上那两个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方向的团体有联系的。
无论他们流亡的具体原因有多么不同，他们关心的问题则是共同的：即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德国、它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局势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指向了纳粹德国的社会结构以及德意志极权主义国家的起源问题。这是因为，当他们将这个纳粹主义国家作为一种与自由民主制度对立的“新型的极权主义统治形式”来定位时，就不能不去探讨造成德国这种政治发展的文化史和社会史上的原因，为此，也就不能不去首先开展一场关于市民资本主义社会的讨论。
二、对纳粹暴政的反思
最先对纳粹国家与它所来自的这个社会的关联问题展开研究的，是流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前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领导人、著名政治哲学家马克斯·霍克海默。这位“批评式的社会理论”的倡导者，自1934年带着“社会研究所”的成员经瑞士日内瓦流亡到美国纽约以后，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⑥ 在他1939年发表的论文《犹太人与欧洲》中首先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命题：“谁不想去谈论资本主义，谁就会对纳粹主义保持沉默。”⑦ 事实上，这段话也最为深刻地刻画出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们关于纳粹主义研究的基本倾向。
马克斯·霍克海默从社会学、经济学、现实社会分析以及意识形态批评等角度，对以纳粹主义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他提出了如下观点：“当市民启蒙运动的理性走向反面的时候，法西斯主义带着它极权主义的统治形式，体现的正是对这些倾向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实现，这些倾向本身存在于市民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的逻辑中。市民阶级的工具理性，在理性的经济和理性的统治中体现出来，并在它连贯性的发展中，通过垄断、中央集权化政党的官僚主义，导致了一种对经济和政治竞争的排除。与之相联系的是，对人民大众实施的纪律化，以及个性化的丧失，导致了社会上个体思想独立性的消除，并因此以一种极权主义的方式和方法扫除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区别。法西斯主义的权威国家是一种社会形式，从可能性上讲，它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理性中，但是，一旦当这种国家建立起来，便不再能通过理性的手段，即经济、政治改革的手段来废除了。因此，人们需要一种新的、批评式的社会理论，才能扫除这种迄今为止汇入法西斯主义发展的窘境，这种社会理论的理性是建立在反思哲学、科学、经济与社会的相互依赖性的基础上的。如此看来，野蛮或自由，这是没有选择的。”⑧
这篇论文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前夕发表的，而随后的两年间，正值纳粹德国在欧洲大陆上取得战争初期快速胜利的时刻。因此，马克斯·霍克海默在1941年发表的论文《理性的末日》一文中得出了这个结论：“这个极权主义的大众化社会，通过中央指令性的经济计划，使经济得以重建，并取得了更大的效率，而且它的稳固和效率，使它几乎不存在因内部矛盾而被粉碎的可能性，无论是经济界、军队，还是官僚或政党，从长远来看，都不能被视为抵抗的载体。因此，这种暴政只能寄望于外部力量来摧毁。”⑨
自马克斯·霍克海默1939年的那篇论文发表以来，流亡社会科学家们的相关论著中产生出四种彼此有联系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理论。他们都力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来理解这种极权主义统治形式的来源：一是埃米尔·雷德勒关于“从阶级社会向大众化社会过渡”的理论；二是弗里德里希·波洛克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三是弗朗茨·诺伊曼关于“政党独裁与大工业界联盟”的理论；四是汉娜·阿伦特将这种极权主义运动和统治视为“与大众化社会唯一相适应的独裁组织形式”的理论。
“大众化社会”理论是首先与“流亡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埃米尔·雷德勒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埃米尔·雷德勒在他1940年出版的著作《大众的国家，无阶级社会的威胁》中指出：“社会的分化要追溯到自由资本主义的早期时代，它导致了社会分工过程中大量的社会集团——阶级——的形成。在诸多政治组织的帮助下，这些阶级表达了他们不同的利益，而这些政治组织都试图对政府施加有效的影响，这样也就形成了议会民主制的基础。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日益理性化，纪律的强制得到了发展。因此，不同阶级中的受雇者的生存局势彼此间得到了如此的适应，以致个体的区别在消失，相同的个体被‘大批量地’生产出来。但是，这些相同的个体只是通过外在的经济强制才集合在一起的，由于个体生存对市场的依赖性以及现存的失业危险，过去那种集团利益不再能被视为一种普遍的、能为这个社会整体接受的理由了。于是，通过议会讨论来达成一致的统治方式瓦解了，与此同时，通过政党来达到利益之间的平衡也就变得不可能了。这种发展还由于‘新中间等级’的出现而得到了加强，因为这些等级并没有传统利益的代表，又由于在经济上受到了威胁，他们对这种现状极为不满。正是在这种局势中，社会与国家之间通过政党来实现的调停被毁掉了，国家与‘原子分裂式的’个体组成的大众对峙着。由于缺乏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空间，大众对于能调动感情的运动及其‘卡里斯玛式的’领袖人物缺乏抵抗力。这种运动一旦夺权，便不再允许社会集团各自不同的独立生活继续存在，它通过对大众进行严格组织的手段来追求一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统一性，到这一步时，这种极权主义式的大众化国家便产生了。”⑩
这种极权主义国家与那种以私人利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这两种原则彼此之间不是存在着矛盾吗？对于极权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共生现象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首先是著名的政治学家弗里德里希·波洛克和弗朗茨·诺伊曼对此做了详尽、深入的研究。弗里德里希·波洛克在1941年出版的论著《纳粹主义是一种新秩序吗？》中，首先提出了极权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共生现象的理论。在波洛克看来，“这种共生现象表达了一种新的社会类型”，他将这种类型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在极权主义的统治条件下，“这个国家制订出一种整体性的经济计划，并根据它的利益，以中央指令性计划的方式来操纵和协调经济活动。在此，利润退到了计划强制的后面，操纵的因素也不再是经济上的目标，而是政治上的目标。一般来说，通过极权主义手段的贯彻，这意味着经济上的一种效率提升”(11)。
弗朗茨·诺伊曼则在1942年出版了《巨兽：纳粹主义的结构与实践》。这位“欧洲社会现实研究的发起人”认为，“在分析纳粹主义的经济结构与运作时，不能满足于仅仅停留在法律和行政管理的层面上，实际上这些东西能说明的问题很少。”(12) 针对那种当时相当流行的将纳粹德国描绘成“一种管理型的、反资本主义社会”的简单结论，他根据自己对德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具体分析得出了精彩的结论：“纳粹主义绝不反对商业利益，恰恰相反，它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命力的一种肯定，但它也绝非极端垄断资本主义统治的开端。”(13)“事实上，德国的统治阶级包括四个明显不同的集团，即大工业界、政党、官僚以及军队。这些集团的利益相互重叠又相互加强，前两者为了解这整个体系的关系提供了线索。在帝国主义扩张上，纳粹党与大工业界之间有着一致的利益。纳粹党追求它统治的荣誉和稳定化。而大工业界则充分利用它的生产能量来征服国外市场。德国工业界一直希望能达成它们之间最充分的合作，它们从来就不喜欢民主、公民权、贸易联盟以及公共讨论。纳粹党利用工业领袖们的敢作敢为、知识和侵略性。而工业领袖们则利用反民主、反自由主义和反联盟主义的纳粹党。这个纳粹党已充分发展了它控制、统治群众的技巧。官僚机构总是与胜利的力量同步前进的，而军队也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了它想要的一切。”(14)
弗朗茨·诺伊曼还在这本著作中提供了这种证明：“这种极权主义国家的中央指令性措施恰恰排除了那些干扰利润最大化的社会条件，正是通过扫除工会、银行的影响和竞争，大工业界才获得了扩张的机会，也就是利润和生产量最大化的机会。”弗里德里希·波洛克与弗朗茨·诺伊曼提出的理论尽管有所区别，但他们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资本主义经济与极权主义统治功能上的共生现象繁荣了经济。”(15)
汉娜·阿伦特关于纳粹极权主义起源的系统性理论虽是在战后时代才全面提出的，但是人们必须注意到这一点：自从这位著名的女政治哲学家1941年经法国马赛流亡到美国纽约以来，就一直在流亡周刊《建设》上发表相关的研究成果。1945年二战结束之际，纳粹暴政犯下的种种罪行、尤其是在集中营里屠杀600万欧洲犹太人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开始被揭露出来。此时已成为“流亡大学”中一员的汉娜·阿伦特，便开始在过去对纳粹主义的研究基础上撰写她的著作《极权主义的因素与起源》，这本著作在1949年完成，并在1951年出版（后更名为《极权主义的起源》）。而此时，新生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境内的知识界对纳粹暴政的反思还远远没有开始。
在这部名著中，汉娜·阿伦特从现代社会出现的异化以及传统思想中去寻找极权主义统治的根源。根据埃米尔·雷德勒提出的“从阶级社会向大众化社会过渡”的理论，汉娜·阿伦特阐述了一种社会和意识形态上的发展。首先是西欧民族国家的反犹主义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它们为极权主义的统治形式做好了准备，并最终成为了它的工具。这两种工具是适合于将无定形的群众组织成极权主义运动的。在汉娜·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运动和统治是“唯一适合大众化社会的独裁组织形式”，它是通过对群众感情上的煽动，通过“卡里斯玛式的”领袖人物和宣传来形成的。感情上的动员使运动获得了一种永久合法性的证明，而这种运动本身又要求一种统治，这种统治禁止任何独立自主的行动。元首原则、一党制、宣传、恐怖、私人生活与公共性之间区别的扫除，以及通过群众组织对社会生活实行的“一体化”等都是手段，通过这些手段，这种极权主义统治才得以维持并得到它具有特征性的标志。与此同时，通过恐怖的暴力机器，通过这个被统治的社会的无安全性，合法性的解释公式被强加上来，它将这种实际后果抬高成社会的真实性。在对人的判断上，这种宣传谈论的是大量的种族特征，以至在日常生活中能广泛得到运用。这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因此也就将这个社会与世界的其他部分隔绝开来，使那种“外部敌人”思想的合法性潜能变成了现实，并因此消除了与“正常的”邻居们之间和平相处的可能性。因此，“这种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形式的暴政”，而“恐怖就是这种极权主义统治的实质”(16)。
毫无疑问，这些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们对纳粹极权主义统治形式、社会结构及其运动发展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也是具有开创性的。它不仅极大地推动20世纪西方政治理论研究领域突变式的发展，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合法性和正义性提供了充分的论据。而对于美国来说，战后对德国实行的占领政策以及“民主化”的改造政策，正是建立在彻底扫除这种纳粹极权主义统治以及形成这种统治的温床的基础上的。
三、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
这些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们关于纳粹极权主义统治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探讨，只回答了关于“特殊的德意志发展”问题的一半，因为以上这些研究基本上是立足于对魏玛共和国时代局势的理解上的，而资本主义广泛存在于欧洲、美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里。那么，究竟是什么特殊的原因恰恰使德国发生了这种灾难性的转变呢？这个问题的提出使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们必须去面对那种传统的“德国形象”，而那种“德国形象”是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就与西方邻居们在国家和社会组织模式上划清了界限的。为此，他们必须从倾向和形象上去考察德意志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因为纳粹主义在德国的统治正是这些倾向和形象发展的历史汇合点。因此，一种对德意志历史的新解释和新评价得到了贯彻，这种新解释和新评价是能够被视为正在开始的“克服过去”的思想基础的。
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们在他们与之相关的研究中，创造性地运用了“迟到的民族”和“德意志特殊道路”的概念，来描述这段不同于西方的德意志发展史。对此，历史学家伊尔加·施特鲁巴尔作出这样的归纳：“与英、法相比，由于德意志在民族统一国家形成上的‘迟到’，直到19世纪，这个社会和国家在统治秩序上的种种可能性仍然是未定终局的。从法国（政治与启蒙、议会制民主）和英国（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的例子上，德意志人观察到了现代社会的那些反常性功能（阶级斗争、贫困化、名声不好的议会斗争），因而带来了对这种社会发展的目的性和理性的怀疑，并希望能在未来对德国的塑造上不是仿效它们，而是超越它们。这就是19世纪德意志对启蒙的批评和‘反西方化主义’合理的基本动机。这种反西方观念强调德意志特别发展的独立性，与此同时，还要求实现一种历史上是新的、不重复政治和经济上自由主义错误的社会形式。所有这些，直到20世纪初都一直是德意志知识精英们对历史具有说服力的自我理解的标志。”(17) 正是为了实现这种社会理想，德意志的历史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其他国家的“特殊道路”。
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们的相关研究显然是针对这条“德意志特殊道路”的。他们进一步地提出了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阻止了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发展以及一种政治上采取积极行动的市民阶级的发展呢？对于这个问题，赫尔穆特·普雷斯勒、卡尔·迈尔、爱德华·海曼、弗朗茨·诺伊曼、特奥多尔·盖格尔等人的著作都做出了回答。他们的研究一致认为，这个历史阶段从中世纪一直延伸到当代。而且，这两个历史现象是要特别对“德意志特殊道路”负责的：一是德意志第一帝国时代特别的统治结构，二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影响。
流亡社会史专家赫尔穆特·普雷斯勒早在逃出德国之后的1935年就出版了他的著作《德意志精神在它市民时代开端中的命运》，这本著作后更名为《迟到的民族》，并于1959年和1974年两度在德国再版。在这本名著中，赫尔穆特·普雷斯勒作出了如下表述：“在德意志第一帝国时代，由于中央权力的缺乏，皇帝处于一种依赖选侯们的软弱地位，帝国诸侯和城市的独立自治，促进了邦国的‘地方分裂化’局面。在这个松散的帝国联盟中，这些邦国只是通过皇帝个人才彼此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地方利益上的区别化，由于宗教改革，被添加了一道附带性的新教与天主教邦国之间深深的鸿沟。然而，路德对这条‘德意志特殊道路’的参与份额还不仅如此，路德关于‘外在被奴役而内心自由’的学说成为了这个德语世界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被要求服从，而这个世界又肯定是既无公正、也无博爱、更无基督的爱，是与那个信仰的‘内心世界’相对立的。因为这个‘内心世界’是由对基督的爱、博爱和信仰自由来统治的。这种矛盾要归因于这一点：人们将世俗的权威作为‘必要的’祸害来接受了，在它的面前，人们毫无抵抗地躲进了‘内心世界’之中。”赫尔穆特·普雷斯勒对此还做了进一步研究：“在路德的强制教会中，能看到那种在科学和文化的世俗精神领域里寻求宗教意义的理想化倾向，而与此同时，又避开那种被视为外在的和非精神的政治干扰。这种对‘内心世界’的虔诚正是德意志市民阶级不问政治的文化原因，而且他们对于使用暴力方式来反对一个旧政权是毫无兴趣的。”(18)
带着这个课题，这些流亡社会科学家们进一步深入到对德国现当代史的研究分析之中，并追踪了德国社会结构的发展以及那种合法的“解释公式”的发展。对他们的研究可作如下概括：德国迟到的工业化随着现代国家的发展路径而来，引导这种国家发展的是古典主义的贵族、军方和官僚精英，他们的改革为工业化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然而，这场改革的目的在于提升德意志国家的权力潜能。尽管市民阶级的经济利益也被这些古典主义的精英所察觉和关照，但由于没有形成一个民族国家，市民阶级又缺乏在政治上的代言人，改革的后果是混合性的，从中产生出一种需要：造就一个德意志的完整国家，但它并不是仿效那些众所周知的西方模式的。由于德意志明显缺乏那种来自于启蒙运动的社会模式，缺乏实现一个民族国家实际可行的政治可能性，因而在一种浪漫主义的框架内，形成了一种“有机体的”国家理论。这种理论遵循着一种“历史主义”的原则，它是以每个民族发展中的那种“历史一有机地”成长起来的独特方式为出发点的。因此，一种反西方模式的、以文化民族为方向的民族主义成为了可能。
这种发展倾向由于市民阶级知识精英的教育方向与工业化的异化效果之间的碰撞而得到了加强。教育、文化与工业文明之间的这场对立，导致了那种具有反理性主义、反文明成分的“文化悲观主义”。早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之初，这些市民阶级的知识精英便已经受到了人文主义教育价值观危机的震动。与此同时，他们所能运用的不是传统的自由主义——市民阶级的政治文化所负载的合法性公式；恰恰相反，而是那种全德意志的、染上了文化民族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本身带有它反议会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成分，却被视为唯一的爱国主义而保存下来。这种民族主义一方面为生物学上的推理和反犹主义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为“不断膨胀的行动主义”提供了可能性，而那些在“凡尔赛和平”中得到表达的“德意志灾难”，仅仅在加强这些倾向。因此，赫尔穆特·普雷斯勒得出这个结论：“在经济危机导致的矛盾激化中，这条道路便带着它对一种新的、‘亲自由主义’的社会形态的反叛，走向了这种极权主义的社会。”(19)
必须承认，这些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们所提供的历史视角，正是对德意志历史发展进行全面反思的真正开端。尤其当人们注意到以下这一历史事实时，就更能感受到他们所作贡献的重要性了。众所周知，联邦德国的史学界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过一段长达近20年的相对沉寂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尤其当与纳粹政权完全无染而“历史清白”的新一代历史学家们成长起来后，一场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运动才真正开展起来。而战后新一代的联邦德国历史学家，正是在这些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的思想财富的指导和影响下，才开始去对德意志历史进行更为具体、更为深刻的反思的。也正是这种学术界的深刻反思，才最后带动了联邦德国整个社会的深刻反思。
四、对“自由放任主义”的反思
在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们那里，这种对德意志历史发展道路的研究并没有到此终止，他们还继续探讨了导致魏玛共和国没落的推动力量问题，以及使这种没落成为可能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倾向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对于在未来战胜纳粹主义之后重建德国和欧洲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这些问题，流亡科学家之间在解释体系上是存在着区别的，从而也使这种研究变得更为深入了。
以路德维希·冯·米瑟斯、弗里德里希·A.冯·哈耶克等人为代表的、流亡英国的“奥地利学派”的“纯自由主义者”们，最为清楚地画出了一道分界线。在他们看来，“所有的灾祸都是由于社会主义在欧洲废除了自南主义的经济原则才带来的，因此，只有通过重建一种自由市场经济才能扫除所有的灾祸。”(20) 他们直言不讳地“反对任何对‘自由放任’原则为基础的社会模式的干扰。任何通过国家的社会政策来追求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向相反的努力，或任何寻求对劳动者进行社会组织的尝试，”都被他们视为“极权主义和集体化的开端。”因为，他们认为：“所有色彩的社会主义运动都会推动议会民主主义国家形式的崩溃。”(21) 这些观点集中地反映在1944年出版的路德维希·冯·米瑟斯的著作《全能的政府：极权国家的崛起与总体战》，以及弗里德里希·A.冯·哈耶克的著作《通向奴役之路》中。
针对这种“纯自由主义”的观点，流亡美国的、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方向的德国社会科学家们迅速地做了反应。无论是马克斯·霍克海默，还是埃米尔·雷德勒都进行了这样的反驳：“难道这种纯粹以市场为方向的自由主义没有由于销售危机和失业危机恰恰显示出这种社会的矛盾性吗？难道纳粹主义没有成为这种矛盾性的受益者吗？难道魏玛共和国没有由于抽搐式地维持议会制的游戏规则而阻碍与它的敌人作斗争吗？”(22) 尽管这样的反驳都是有根据的，然而具体的答案却并不简单，因为他们是站在一种理性、自由的、否定希特勒暴政的立场上的。事实上，早在1941年，“流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海曼在他的论文《自由主义的重新发现》中就曾这样写道：“希特勒主义将自身解释为真正的民主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可怕的真理，以致这种判断能要求一颗真理的微粒。当然，这是一颗小得不能再小的微粒，但它也大得足以能作为这样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歪曲的基础来服务。希特勒主义甚至还走得更远，它竟然冒充起基督教的保护人来了，而这又是一个可怕的真理，以致这种歪曲能得到某种程度的表达。但是，在这种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事实真相中，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希特勒主义绝不将自己解释为自由主义的代表，因为，自由主义是希特勒最仇恨的敌人。”(23)
显然，这些流亡美国的、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方向的德国社会科学家们并没有拒绝自由主义，他们提出的新理论也并没有与启蒙—自由主义的个体思想、与天赋人权为基础的自由思想相冲突。他们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只能产生纳粹主义，而是将纳粹德国的发展视为一种“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常现象”。这也正是他们“德意志特殊道路”命题的来源。在他们的视野里，西方民主自由主义的内涵扮演着一种远比资本主义形式大得多的角色。他们对纳粹主义的研究以及对“德意志特殊道路”的探讨，本身就是以捍卫这种民主自由为基础的。
这些非教条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也能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者”。他们与“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纯自由主义者”的区别在于，他们看到了那种“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矛盾和危害，因而主张，在战胜纳粹暴政之后的德国，“通过一种国家积极的社会政策手段来弥补自由主义的不足，以防止纳粹主义的危险。”(24) 在这方面，流亡瑞士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家威廉·洛普克表述得更为详尽，他在1942年出版的著作《现代的社会危机》中这样写道：“今天的人们已经看到，那种‘自由放任’式的资本主义会给社会带来何等的灾难。因此，在未来的经济框架中，必须将社会公正、人道主义的原则置于与个人自由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国家必须对市场规则之下的个人利益进行调整，以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平衡。”(25) 与此同时，为了欧洲战后的和平与发展，这些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还特别提出了在一种在联邦制框架内“建立政治和经济上自由的欧洲战后新秩序”的设想，“以确保战后欧洲各民族之间实现和睦相处和共同发展，并最终走向欧洲统一”(26)。
所有这些思想都深刻地影响了战后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以及“欧洲联盟”的发展方向。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成功实践，从根本上避免了战后这个新生共和国重蹈魏玛共和国覆辙的危险。正是在这场新经济繁荣的基础上，一场对纳粹暴政和德意志历史的深刻反思才在联邦德国的大众中真正开展起来。它实现了德意志人与欧洲邻居们之间的和解，并坚定了德意志人充当“欧洲联盟拱顶石”的决心。这样的发展方向正是那些当年被迫走上流亡之路的德国社会科学家们所设计和期盼的。因此，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通过这些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们的思想财富，才为战后德意志民族对纳粹罪行的“反思”定下了基调，德意志文化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对立才得以消除，德意志的历史发展和精神文化才在文明化的民族范围内找到了它的“回乡之路”。
纳粹暴政是德意志特殊历史发展道路上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矛盾激化的产物，更是纳粹极权主义运动的产物，它体现了意识形态上的反现代主义、激进的反传统主义以及手段上的超现代化运动三者的结合。纳粹主义以种族主义作为世界观的核心内容，它强调的是个体必须对超级权力的绝对屈从，同时以歼灭任何意义上的自由意识为目标。它贯彻的是种族化的暴力与战争，铲草除根式的灭绝，“生存空间”的夺取，民族主义的生物化理论和反基督教传统。因此，这种极权独裁的恐怖暴政在1933年的建立，标志着德意志历史进入了它最为黑暗的时代。
遭受纳粹驱逐的有犹太血统、有民主进步思想的德国社会科学家是作为这个时代的“另一个德国”的代表进入流亡的。早在“魏玛共和国时代”，他们就曾作为“德国批评式的社会科学传统”的代表，参与过对“魏玛文化”的创造。与那些右翼的德意志民族主义主流派不同的是，这些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同时也是一批坚持“欧洲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人。作为德意志人，他们追求的不是民族文化狭隘的孤立化，而是民族文化开放的国际化；作为社会科学家，他们希望造就一个经济上更为公平合理、政治上更为民主的德国。这本身反映出他们与西方文明的价值取向之间是有着某种基本认同。正因为如此，当他们被作为“非雅利安精神”的代表者，成为纳粹暴政之下的迫害对象而被迫流亡时，也就意味着德国知识界内部的一场彻底的分裂。
当这些德国社会科学家带着他们“德国批评式的社会科学传统”和“欧洲理性主义哲学传统”，流亡到有着长久移民传统和西方民主传统的美国社会时，当他们看到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不断受到威胁，德国的侵略扩张不断给整个人类带来灾难时，他们便在美国学术界最早开始了一场对纳粹暴政与德意志历史的深刻反思。在这场关于市民资本主义社会的讨论中，他们提出的有关纳粹极权主义的起源、统治形式、社会结构及其运动发展的新理论，他们为考察德意志特殊历史发展道路所提供的新视角，他们对“自由放任式的资本主义”的尖锐批评以及对战后“自由的欧洲联邦新秩序”的计划设想，不仅是具有开创性的，而且是具有国际性的，因而也使这场“批评式的反思”超越了现实关系的有限性和暂时性。因此，他们的思想财富不仅能带来整个西方政治理论领域的突变式发展，而且能影响到战后美国对德国的占领政策和“民主化”的改造行动，影响到联邦德国的经济重建以及整个德意志社会对自身历史的深刻反思。
注释：
① 霍斯特·默勒：《文化的迁出：1933年后流亡中的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Horst M
ller,Exodus der Kultur:Schriftsteller,Wissenschaftler und Künstler in der Emigration nach 1933），慕尼黑1984年版，第47页。
② 维尔纳·佐姆巴特：《商人与英雄》（Werner Sombart,H
ndler und Helden），莱比锡1915年版，第55页。
③ 托马斯·曼：《一种非政治的思考》（Thomas Mann,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柏林1918年版，第XXXII页。
④ 斯蒂芬·达根、贝蒂·德鲁里：《拯救科学与知识：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的故事》（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The Rescue of Science and Learning:The Story of the Emergency Committee in Aid of Displaced Foreign Scholar），纽约1948年版，第85页。
⑤ 克劳斯·迪特尔·克罗恩：《流亡中的科学：在美国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中的德意志社会科学家与经济学家》（Claus-Dieter Krohn,Wissenschaft im Exil:Deutsche Sozial-und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er in den USA und di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77页。
⑥ 早在1932年6月巴本政府上台时，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领导人马克斯·霍克海默就意识到德国局势的严峻性，并开始着手整个研究所的向外转移问题。到1933年2月底“同会纵火案”发生时，这个有着20多名成员的研究群体连同自己的全部经费和图书资料都已转移到了瑞士的日内瓦。因此，当1934年“社会研究所”作为一个研究团体被整体性地接纳进美国时，本身是带有经费和图书资料的。由于哥伦比亚大学为其提供了研究空间，又免去了它的成员给本科生上课的任务，因此，这些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在到达美国之后，仍能像在魏玛时代的德国那样，继续专心致力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国民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方面的综合性研究，而他们的研究成果都发表在自己主编的德文版的《社会研究杂志》上。除了那些被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创办的那所名为“流亡大学”的研究生院接纳的德国流亡科学家外，这种优越的地位往往是其他德国流亡科学家们所没有的。因为他们往往得花上多年的时间来适应美国高校的环境并解决他们的“失语性”问题。正因为如此，“法兰克福学派”和“流亡大学”的成员成为了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中最早从事纳粹暴政研究并提出新理论的人。——作者
⑦ 马克斯·霍克海默：《犹太人与欧洲》（Max Horkheimer,“Die Juden und Europa”），《社会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1939年第8期。
⑧ 马克斯·霍克海默：《犹太人与欧洲》。
⑨ 马克斯·霍克海默：《理性的末日》（Max Horkheimer,“The End of the Reason”），《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1941年第9期。
⑩ 埃米尔·雷德勒：《大众的国家：无阶级社会的威胁》（Emil Lederer,The State of Masses:The Threat of the Classless Society），纽约1940年版，第231页。
(11) 弗里德里希·波洛克：《纳粹主义是一种新秩序吗？》（Friedrich Pollock,Ist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eine Neue Ordnung?），法兰克福1981年版，第147页。
(12) 弗朗茨·诺伊曼：《巨兽：纳粹主义的结构与实践》（Franz Neumann,Behemoth: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纽约1942年版，第227页。
(13) 弗朗茨·诺伊曼：《巨兽：纳粹主义的结构与实践》，第305页。
(14) 弗朗茨·诺伊曼：《巨兽：纳粹主义的结构与实践》，第361页。
(15) 弗朗茨·诺伊曼：《巨兽：纳粹主义的结构与实践》，第273页。
(16)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因素与起源》（Hannah Arendt,Elemente und Ursprünge totaler Herrschaft），法兰克福1955年版，第451、464页。
(17) 伊尔加·施特鲁巴尔主编：《流亡，科学，认同，德意志社会科学家的流亡，1933—1945》（Ilja Strubar,Hrsg.,Exil,Wissenschaft,Identitt,Die Emigration deutscher Sozialwissenschaftler,1933－1945），法兰克福1988年版，第290页。
(18) 赫尔穆特·普雷斯勒：《迟到的民族》（Helmuth Plessner,Die versptete Nation），法兰克福1974年版，第65页。
(19) 赫尔穆特·普雷斯勒：《迟到的民族》，第141页。
(20)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全能的政府：极权国家的崛起与总体战》（Ludwig von Mises,Omnipotent Government:The Rise of Total State and Total War），纽黑文1944年版，第287页。
(21) 弗里德里希·A.冯·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Friedrich.A.von Hayek,The Road to Serfdom），伦敦1944年版，第174页。
(22) 伊尔加·施特鲁巴尔主编：《流亡，科学，认同，德意志社会科学家的流亡，1933—1945》，第293页。
(23) 爱德华·海曼：《自由主义的重新发现》（Eduard Heimann,“The Rediscovery of Liberalism”），《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1941年第4期。
(24) 爱德华·海曼：《自由主义的重新发现》，第481页。
(25) 威廉·洛普克：《现代的社会危机》（Wilhelm Rpke,Gesellschaftskrisis der Gegenwart），欧根·伦奇出版社1942年版，第404页。
(26) 克劳斯·福伊格特主编：《和平的保障与欧洲的统一，德意志流亡的思想，1933—1945》［Klaus Voigt(Hrsg.),Friedenssicherung und europische Einiguing,Ideen des deutschen Exil 1933－1945]，法兰克福1988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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