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荡疗法和渐进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疗法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理解经济转轨
研究经济转轨有两种主要方式，其中一种由德瓦特里邦和罗兰(De-watripont & Roland,1996)，麦克米兰(McMillan,1996)、布兰查德(Blanchard,1997)及罗兰(Roland,2000)综述。这种方法使用内生交易费用的正式模型分析经济转轨，清楚地说明假设和预测，具有正式模型的所有优势。它的缺点是大多数正式模型都是局部均衡模型，不能描述内生交易费用和劳动分工的网络规模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这种正式模型也太简单而无法反映制度变化的复杂性。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Sachs & Pistor,1997)，经济转轨（即价格自由化和民营化）只是转轨的一部分。在最近关于渐进式转轨和震荡疗法转轨的相对优点的论战中，渐进主义的观点处于绝对优势(Roland,2000; Sachs & Woo,1999)。
这部分地源于经济学家们缺乏宪政思考，一些赞成渐进主义的经济学家只看到不同转轨方式的短期经济效果就轻易地下了结论。当然，如何衡量宪政转轨的相对绩效，也面临着三个方面的困难。
首先，宪政规则改变对经济绩效的长期效应与短期影响并不总是一致，不容易区分彼此。尤其是，宪政规则的改变对于经济发展的短期影响更可能是负面的。并且，建立起参与者对游戏规则的信任要花很长时间。在转轨期间，当游戏规则的改变发生时，新规则的缺乏可信性会造成社会的无序，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
第二个困难与一个两难冲突有关：渐进主义提供的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与相伴随渐进主义的双轨制制度化的政府机会主义和腐败之间的两难冲突(Roland,2000,& Cheung,1996)。向一个公正、透明、稳定和确定的宪政规则转轨与双轨制不兼容。双轨制以任意决定的政府权力和不公正、不稳定、不确定、不透明的游戏规则为特征。前者要求政府对游戏规则的可信承诺，而后者却以政府对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为特征。双轨制也制度化下列安排：政府官员同时是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仲裁者和参与者。这与必须使它们分离的宪政原则不兼容。确定这种两难冲突的有效折衷并不容易，这有效折衷也许因国而异。如果经济发展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为了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许多国家在漫长的时间里进行各种制度的社会试验。一些国家碰巧实验了有效率的制度，而另一些却碰巧试验了无效率的制度。对于前者，经济转轨将与制度的逐步演进相结合；但对于后者，无效率的制度，旧的游戏规则和相关的传统必须被废弃，新的游戏规则和新的传统必须被建立和巩固。这种转轨需要通过主要参与者对放弃旧的游戏规则建立可信的承诺。而这个过程很可能不是渐进的。
第三个困难涉及到不同代人之间总贴现福利的比较。但我们经济学家对如何在不同代人之间进行福利权衡没有共识。
最后，宪政规则的转轨通常涉及许多阶段。分析转轨的单一阶段的全部影响，如果并非不可能，也非常困难。因此，研究宪政转轨的推动机制比研究宪政规则转轨的许多阶段之一的短期经济影响更重要。
近来，许多承诺对策模型被用来解释为什么在短期内，在中国缺乏对宪政秩序转轨的条件下，双轨制能够运作(Qian,1999)。但使用承诺对策模型来正式描述诺思和温格斯特(North & Weingast,1989)关于为什么对宪政秩序的可信承诺机制是长期经济发展的根本条件的想法更重要得多。这也许需要含有信息问题的演进对策模型来解释与制度变迁和宪政转轨相结合的游戏规则的内生演进。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这样的模型。现有的演进对策模型只能解释策略的演进，而不能解释游戏规则的演进。我们甚至不能预测通过刑法、司法系统和警察部门来惩罚盗窃的简单游戏规则的出现。也许，正式描述由巴泽尔(Barzel,1997)发展的国家经济学和由布坎南(Buchanan,1989)发展的宪政经济学的演进对策模型，能够最终提供一些转轨经济分析的工具。但此前经济转轨的正式模型可能在政策制定中起着相当有限的作用。它们太简单、太特定而不能接近现实的复杂大规模制度变迁。因此，另一种不涉及正式模型的转轨经济学，迄今为止在政策制定中非常具有影响，这类研究包括以拉迪(Lardy,1998)为代表的对制度和政策变化及它们的经济后果的非常注意细节的文件记录，和以诺思(North,1997)，诺思和温格斯特(North & Weingast,1989)，钱和温格斯特(Qian & Weingast,1997)，萨克斯(Sachs,1993)，萨克斯和胡(Sachs & Woo,1999)为代表的对政策与历史的描述性分析。本文，我们将结合两种方式研究转轨经济学。
二、社会主义体制和劳动分工的演进
为了理解经济转轨，我们须把注意力放在以下问题：为什么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最终被曾经采纳过它的大多数国家所抛弃？为什么这样一种体制在其最终被抛弃以前能够生存、传播，甚至取得短期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绩效呢？还有，苏联式经济体制的特征是什么？这一节我们将回答这三个问题，我们首先分析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以前中国所实施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改革以后所实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区别，然后用这个区别来解释在中国、俄罗斯和东欧之间转轨模式的差别。
兰格、冯·米塞斯和哈耶克之间的论战与第一个问题相关，冯·米塞斯(von Mises,1922)和哈耶克(Hayek,1944a)相信因为苏联式经济体制在缺乏市场时不能获得必要的信息，它将无法运转。他们声称制订一个内在一致的计划的成本高得不可行。兰格和泰勒(Lange & Taylor,1964)使用新古典全部均衡模型论证市场社会主义能够解决经济计划的高不可及的计算成本问题。他们相信市场社会主义能够比资本主义体制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哈耶克(Hayek,1988)和弗里德曼(Friedman,1962)认为，中央计划者没有激励调节价格来出清市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缺乏企业私人所有权情况下，没有积极性将利润最大化；相反，中央计划者有全部理由保持正的过量需求，这能够增加计划者的权力并为他带来大量有形无形的利益。科尔奈(Kornai,1980)认为，如果预算约束是软的，管理者有全部理由低估生产能力高估投入需求，价格不能传达真实信息。从而非均衡成了长期病，资源配置被扭曲了。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了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几种理论。其中的一种被称作所有权虚置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国有制故意在不同的机构之间分配同一财产之不同所有权部分。根据产权经济学中所有权的定义，所有权由两部分构成：排它的财产处置权和排它的财产获益（正或负）权(Furuboth & Peijovich,1974)。在社会主义经济里，财产处置权分属于计委、物价局、劳动局、政府各工业部和企业的管理者。所有权的另一部分，征集收入或承担损失的权利，在财政部和各工业部之间划分，因此，没有单个人或机构对任一国有财产有完全的所有权。中国人称之为“没有真正老板的体制”或者“所有权虚置的体制”。有人论证说，在没有产权结构任何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这样一种体制的任何分权和自由化的改革都会造成比它所解决的问题更多的问题。张维迎(1986,1999)提出了几个有名的不可能定理：国有制条件下，真正的企业家不可能出现，政企分开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不可能，破产不可能有效地约束经理，以国有股为主导的公司化改革不可能解决经营者选择问题。
张五常(Cheung,1974)与史莱佛和韦斯尼(Shleifer & Vishny,1992,1993)发展了两种价格控制理论，这两种理论与苏联式经济体制有关。根据张五常的理论，价格控制能被用于创造租值，这是官方价格和市场均衡价格之间的差别。竞争租值将造成可能的社会混乱，直至租值被耗散为止。出于对社会稳定威胁的考虑，需要一种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它按照人的级别来分配租值。史莱佛和韦斯尼的社会主义下的普遍短缺理论，说明短缺是政府官员抽取垄断租金的一种方法，因为它能用来掩盖垄断利润，因而减少公众对垄断租金的不满，是比直接的垄断价格更好的一种方法。这两种理论能用来证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无效。
这场论战得出了市场社会主义不能运作的结论。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试验验证了这个结论(Kornai,1986)。然而，这个结论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20世纪30-50年代苏联并没采纳市场社会主义，但它的中央计划体制不仅幸存下来，在二战后还传播到了许多国家，它取得了1933-1940年间年均8%和1948-1958年间年均9.4%的增长率，这与改革时代中国的增长率同样令人瞩目。为什么冯·米塞斯和哈耶克不能预见苏联计划经济的短期成功，尽管他们正确地预见了苏式体制长期的失败？冯·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张五常及史莱佛的社会主义的分析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的答案与仍在进行的关于震荡疗法和渐进主义的论战相关。
萨克斯(Sachs,1996)，萨克斯和胡(Sachs & Woo,1999)和杨(Yang,1994)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如萨克斯和杨(Sachs & Yang,2000,ch.15)的斯密模型所示，经济发展是劳动分工演进的一个过程。特别地，黄和杨(Ng & Yang,1997,Sachs & Yang,2000,ch.15)指出，在一个有限理性的世界里，劳动分工的演进由社会通过试验各种劳动分工模式所获得的组织信息和个人关于试验模式的动态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决定。由社会试验带来的信息收益与试验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劳动分工的好处和交易费用的增加之间的两难冲突，表明试验和交易的效率越高，劳动分工的模式试验得越多，通过市场获得的组织信息越多，既然社会只能逐步获得有关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的信息，当人们缺乏组织信息时，在试验复杂的劳动分工模式之前先试验那些简单的劳动分工模式，这表明经济发展是个从劳动分工的简单模式到日益复杂的模式的逐步演进过程。
然而，如黄和杨(Ng & Yang,1997;Sachs & Yang,2000,ch.15)所示，如果发达国家通过逐步的社会试验已经发现了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经济发展的后来者能够越过劳动分工的中间层次而模仿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在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有助于由市场试验极其丰富的劳动分工模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免费组织信息为后来者的大推进工业化创造了机会，大推进工业化有可能由并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的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来实现，而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是发现有效的工业化模式的根本。在缺乏资本主义基础制度时，通过模仿工业模式来大推进工业化这种可能性，是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能相对成功地工业化的理论基础，由于忽略了这种可能性，哈耶克和冯米塞斯不能预见到20世纪中期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幸存、传播和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为回答第三个问题，我们勾勒出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如下：
(1)通过保持农产品对工业品的相对低价并控制所有企业，这种体制利用全部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和中央计划来获得国有工业部门的高利润。国有企业的高利润被用来模仿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重工行业比轻工行业更高的增长率。这种工业发展模式由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所创造。依据史和杨(Shi & Yang,1995;Sachs & Yang,2000,ch.12)的斯密模型，重工业的高增长率通过增加生产的迂回生产链条和生产资料行业的收入比重来实现，这是劳动分工演进的一个方面。
(2)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和中央计划体制被用来组织综合性的工业投资规划，这些规划在对多种工业品的市场还不存在时，同时创立了许多非常专业化的工业企业，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规划引发了劳动分工网络规模的大跳跃，这表明了高度专业化的工业行业种类的跳跃。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计划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是通过雇用许多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制订的(Zaleski,1980)；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是在来自苏联和东欧的专家的援助下完成的。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规划十分有效地利用了关于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和劳动分工的产业网络效果的免费组织信息。其特例就是50年代中国的694个大型工程项目和苏联援建的156个关键工程项目的规划，这个规划在很短时间内，在许多高度专业化的企业间成功地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劳动分工网络，当时还没有那些高度专业化的生产资料的市场。
(3)中央计划当局相当系统地模仿工业标准化，大批量生产，生产线，资本主义公司里经理人、司库和会计之间的制衡机制，泰勒科学管理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出来的其他组织模式和管理方法。通过同一财产的处置和收益权在各工业部、财政部、国家银行、计委、物价局、物资局和其他机构之间的分配，政府建立起这些机构之间的制衡机制。中央计划当局通过这种制衡机制对整个经济建立起一个相当有效的控制机制。政府和官员共同对计划体制运转的剩余有索取权。因此他们有激励运作这个体制来最大化剩余。列宁认为，苏联中央计划者应当把整个经济组织成一个大公司。但在这种制度的顶层，没有有效的制衡。政府和党组织在成立公司上和在所有行业有垄断权。
(4)中央计划当局在缺乏中间要素市场的情况下，使用一套物资平衡表和一个试错调节的程序来使商品的供需平衡。这个体制能相当好的接近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法所得出的结果。然而，里昂惕夫投入产出法不能考虑不同投入之间的替代。它不能确定对消费品的最终需求，也不能提供使参与者显示其私人信息的有效激励机制，罗兰(Roland,2000,ch.1)指出，通过中央计划的动态试错调节过程得到的均衡是无效率的。
(5)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资本主义企业内部模式，是通过破坏产生工业化和组织的成功模式的市场经济制度基础设施来实现的。这是第一次中央集权化的经济制度的社会试验。中央集权的社会试验的先决条件是在设计制度安排的部门建立垄断权。在设计制度安排的部门缺乏公平竞争意味着被选择的制度安排不可能有效。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由一个政府有意设计的第一种体制，而不是从自发的演进和参与者通过公平竞争与产权的自愿交易的交互作用中出现的。哈耶克认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只能作为这样公平竞争和自愿交易的结果而出现。
萨克斯(Sachs,1996)认为，模仿发达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模式的策略，在缺乏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时，能够产生短期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然而，当模仿的潜力已经耗尽，或者劳动分工的网络变得日益复杂的时候，这种策略的长期代价将超过它的短期利益，因为这种体制没有自我制度创新能力及相关的制度基础设施。更一般地，当经济发展的后来者试图赶上发达国家时，它通常遵循着逆向的制度发展工程学。它首先试图模仿工业化模式；接下来是经济制度，诸如私人企业的组织结构；再下来是法律体制，诸如公司法；然后是政治体制，诸如代议制民主；它也许最终采纳一些宪政规则，诸如权力的制衡及来自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诺思(North,1994)，诺思和温格斯特(North & Weingast,1989)指出，在英国，经济发展的最初过程是倒过来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决定宪政秩序，宪政秩序决定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然后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产生一定的经济绩效。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没有一个支配一切的政治势力的地缘政治环境里，不同国家间经济绩效的差异将产生改变意识形态和宪政规则的压力。诺思相信，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的变化比经济结构的变化要慢得多。
应当注意到，改革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本质上不同于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毛泽东主席在其1956年《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行政分权。在1958-1961年的大跃进和1966-1920世纪70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后，一个有效的中央计划体制在中国已不复存在。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实际上仅是一纸空文。毛泽东主席试图创造他自己的共产主义制度，诸如人民公社和大食堂。同时，他倡导行政分权反对中央计划，倡导每个企业、每个县、每个省的自给自足而反对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倡导小规模自给自足的社队企业而反对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等等。这样，一方面中国劳动分工演进减慢，中国农村仍停留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社会，另一方面它造成了协调机制上的一个真空：既没有中央计划也没有市场能够协调在“一五”期间发展起来的劳动分工。这个真空在文革期间被准私人企业和集体企业填充，在20世纪70年代被1984年后称作乡镇企业的社队企业和分权的双边及多边讨价还价制度所填充。
关于转轨经济的199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指出，尽管有五六十年代工业化的成果，改革开始时中国非常贫穷，很大程度是农业经济，农业雇用了71%劳动力，并被课以重税支持工业，社会保障网只提供给国有部门，占大约20%人口。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强调地方自给自足导致很低的区域专业化和众多的中小型企业。整个经济与苏联经济相比，有少得多的中央计划和管理。地方政府有更大的权力，并发展起相当大的管理能力，这一切为更加分权化的经济做了准备。国有工业企业也得到补贴，但交叉补贴与苏联比并不普遍。因为农业部门被那么严厉地控制，控制一旦解除，立即有所报偿……就这样，中国作为一个农业经济，伴随着比俄罗斯规模大得多的重新分配劳动力开始了大规模的转轨。相比中国18%的劳动力在非农国有企业而言，在前苏联，85%以上的劳动力在非农国有企业(Sachs & Woo,1999)。从1985年起，在苏联体制下，可能前苏联劳动力的99%（包括在国有和集体农场的14%劳动力）被给予“铁饭碗”(Cook,1993)。在东欧经济里，极大部分工人也享受相似的保障。
据杨、王、威尔斯(Yang,Wang & Wills,1992)所记载，直到1978年，中国农村仍是一个相当自给自足的社会。尽管通过模仿苏联的工业化模式，“一五”计划在中国城市发展了很高的劳动分工水平，1978年前中国农村商业化程度是0.3，这意味着中国农村能够通过商业化或者通过中央计划来发展高劳动分工水平，以一个低劳动分工水平发展一种商品化的市场体制容易些。但是在一个通过中央计划发展起高劳动分工水平的经济里，发展私人产权和相关市场极其困难。由于低劳动分工水平，中国农村改革容易些，相反，由于通过中央计划建立起来的高得多的劳动分工水平，在中国的城市改革更加困难(Byrd,1983,1988;Byrd & Tidrick,1987)。然而，作为一个整体，中国改革比俄罗斯容易得多，因为在文革期间中央计划体制瘫痪了。同时，改革以前的工业体制比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更分散化和更倾向局部自给自足。
如果一个经济通过中央集权的大推进工业化相当成功地发展起高劳动分工水平，那么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中央计划体制被包容进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高劳动分工水平。既然劳动分工的庞大复杂的投入产出网络由中央计划体制协调，那么把中央计划逐步取消的过程与劳动分工庞大网络的协调失灵往往如影相随。如果改革渐进发生的话，就会有一种使用中央计划来协调高劳动分工水平的惰性，在苏联式经济中把中央计划协调机制从高劳动分工水平切除，可能震荡疗法是必要的。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一个庞大的高度相互依赖的劳动分工网络协调失败的高风险，投入产出网络的瘫痪也许不可避免。换句话说，一个相当发达的中央计划体制只能通过震荡疗法取消。因为在从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回到资本主义体制的整个转轨期间，这种体制本身没有发现有效的制度安排所必需的制度基础设施。
在1958-1961年和1966-1970年期间中国经历了震荡过程，那时中央计划体制因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而瘫痪；在1971-1976年间也经历了震荡过程，那时行政分权政策盛行。行政分权在中央、省、县各级政府和公社之间划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相反，在苏联，全部国有企业有统一的所有权。改革以来所实施的区域分权通过制度化中央和省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而巩固了改革以前的行政分权。来自税收和国有企业利润的政府收入依据一定的分配规则在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划分。在区域分权的早期，固定数量的省政府收入上交给中央政府，在后期，固定比例的省政府收入上交给中央政府。一种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从这个演进过程中出现，它为90年代中国改革提供了推动力量。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这种财政联邦主义把地方政府的税收种类和征收机构与中央政府的税收种类和征收机构分离开(Qian & Roland,1998,Qian & Weingast,1997,Li,Li & Zhang,1998)。中国的财政联邦主义和俄罗斯中央集权型的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形成鲜明的对比（Zhuravskaya,1998和Qian,1999）。这部分地解释了中国和俄罗斯改革绩效的差别。
但是我们不应过高估计改革进程中的区域分权和财政联邦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首先，它割裂了市场并增进了地方国有企业的垄断势力（周,1999;何,1997）。换句话说，区域分权继承了行政分权不好的方面，因而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其次，中国的财政联邦主义与美国的财政联邦主义之间的差别极大。从1954年开始生效的户籍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尽管近来这一制度有了改革，在大城市允许没有永久居住权的移民每年更换暂住证，但移民必须比当地永久居民支付高得多的子女入学费和买房价格。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企业雇用没有当地永久户口的移民会被重罚。最后，中国有中央集权的省政府首脑任命制度，中央政府定期在各省之间轮调官员以确保在地方利益与中央政府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对中央政府绝对忠诚。尤其是，近年来当中央采取行动增加中央政府的权力时，财政体制变得远离美国的财政联邦主义。
进入改革时代时，中国仍有采取大推进工业化和模仿策略的很大余地，在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行业的高收入比重表明在缺乏私人产权和市场条件下，仍然有模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分工有效模式的空间，但是当苏联开始它的改革时，这种策略的潜力已经耗尽了。但中国令人瞩目的发展绩效不仅仅是因为模仿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的潜力，日本、中国港台地区、韩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丰富的社会试验也为新模仿策略提供了空间。中国港台地区和其他新兴工业化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化新模式的免费信息，这种模式利用发达经济和不发达经济间人均真实收入的显著差异，出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换取资本密集型设备。来自中国港台地区的华商带来人力资本、企业家技能、制度知识和资本，这些对于中国模仿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模式极其重要。中国政府也有意识地学习中国港台地区的经验，例如，经济特区无疑是中国台湾地区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的直接仿效。这些特区显著地减少了因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造成的交易费用。外国直接投资者的私人权利在特区内比在东道国的其他地区受到好得多的保护。依照杨的资本和劳动分工理论(Yang,1999;Sachs & Yang,2000,ch.16)以及杨和黄的间接定价理论(Yang & Ng,1995,Sachs & Yang,2000,ch.8)，这表明外国企业家有强烈激励通过创办企业把他们的企业家技能间接卖给东道国。总结一下，中国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主要归功于它落后的起始发展水平和模仿新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的新机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不同于在中央计划和企业的统一国家所有权下模仿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的斯大林式社会主义。
三、转轨的推动机制
许多历史学家同意这个观点：在西欧，试验各种制度，扩散、模仿、转轨到成功的制度的一个重大推动力量是西欧的政治不统一(Sachs & Yang,2000,ch.1)。这表明因为较多的国家大小相近，所以在西欧没有能左右其他国家的非常大国。小国许多政府间的激烈竞争有利于更有能力政府的出现。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庞大的内陆国家，诸如俄罗斯和中国，接受竞争性的制度比其他国家要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小岛经济，如英国、日本等国家能够更迅速地接受竞争性的制度。
西欧的文艺复兴在巩固西欧分权政治结构上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影响。在意识形态的层次上，人类和生活本身的价值被放到了复兴了的哲学思索的中心位置。在经济层次上，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竞争的城市国家的兴起，与随之而来的银行业、合同法、运输法、担保交易的市场制度一起，激发起国际贸易的需要。由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的《君主论》圆满完成的政治上的思考，探讨了君主在与其他国家竞争中使国家强大的方式，包括国家在促进经济繁荣中的角色。
整个欧洲史上，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创新在一个地区发生，在它们被觉察或证明了有优势的基础上，将会逐渐传播到其他地区。制度创新传播进诸如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这样的大陆、大的封闭社会，比起传播进那些依赖国际贸易、国际联盟和及时地采纳来自海外的最佳实践而生存的小的开放社会，要不成功得多。如果小的实体不是简单地被大势力吞掉的话，也许在经济改革中，小就是美。无论如何，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有过世界上所有传统社会接受来自海外的新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最困难时刻，即使当时那些制度具有非常显著的成功记录，这也许并不意外。萨克斯和胡(Sachs & Woo,1999)和罗兰(Roland,2000)提供了小的转轨经济在管理转轨方面有更大的国家能力的证据，它们比规模大的转轨国家更快地获得制度知识，能够更好地管理迅速的转轨(Sachs & Woo,1999)。1989年在越南一个相当成功的东欧式震荡疗法改革也部分归功于这个国家规模之小。
东欧和亚洲当前的转轨经济，为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提供了转轨试验中的国家和文化的充分大的多样性，人类社会还从没有过如此丰富的制度试验经验。在许多国家同时进行选择各种转轨模式和速度的试验，可以提供迅速获取有关转轨的制度知识的机会。许多经济学家也许论证说，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可能导致不同的转轨路径。要求所有国家遵循同一转轨路径可能被指责为过时的帝国主义心态和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传统观点。一些国家，如苏联，试图模仿资本主义工业化而不要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和产权结构，结果不成功。其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试图模仿资本主义法律体制和产权结构而不要民主政治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们意识到这样行不通，最终开始实施向宪政民主的转轨。日本从英国和德国模仿了全部的资本主义法律、政治和经济制度，但保留了天皇的特权。在缺乏对天皇权力制衡的情况下，它取得了非常成功的经济发展。接下来它参加了二战，侵略中国和其他国家，给日本人、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带来灾难。即使在美国军队占领下震荡疗法转轨之后，日本仍然保留了某些关于政府和企业间关系的亚洲人行为准则，这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金融危机里制造了麻烦。所有这些经验表明，存在一个制度核心，它是长期成功的经济发展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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