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业就业收入区域差异研究_收入差距论文

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业雇工收入地区差异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雇工论文,中国农业论文,差异论文,年代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5)06～0088～06

       当前，我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由此引发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问题已成为政府和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焦点。学界围绕收入分配改革问题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众多学者对收入分布和区域不平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在中国地区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两个研究维度：一是按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为划分单位，考察省际间的收入差距①；二是根据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划分，研究三大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前者研究发现中国地区收入差距在1978～1990年间下降以及1990年以后提高的V字型变化轨迹。后者认为我国三大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②。此外，林毅夫、李实、薛进军、高帆③等对于地区收入差距的结构分解进行了深入研究。

       以上研究成果加深了我们对收入分配规律的理解，并厘清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的成因。但对于建国前中国地区内部和居民内部的收入差异及其动态演进趋势和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鲜有报告，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数据的限制。同样，由于国内还没有系统的关于建国前中国农业雇工收入的微观调研数据，也没有关于农村居民工资的微观数据，极大地限制了我们对农业雇工工资和收入差距状况的进一步研究。

       20世纪20、3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掀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我国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第一个高潮期。当时的农村经济不管是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营方式方面，还是在农村经济构成、农民生活状况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大批有识之士为中国农村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其实践活动和理论主张使人们能够更好地认识当时社会，其中卜凯教授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任职期间组织开展的大规模农村经济调查为基础形成的两部巨著《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不特材料丰富，持论亦复公允，盖一切论断完全根据于调查所得之数字，故其准确程度，远非一般仅能代表个人观感之著作所能同日而语也”④。对于卜凯的农村调查，国内外很多学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梁方仲曾言：“它是该领域的第一个研究，第一次试图如此全面、系统地研究这样一个深广的课题”⑤。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政府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历程，希望从历史中得到启示，卜凯及其关于中国农村的调查和研究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围绕卜凯问题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⑥。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卜凯调查数据电子化与数据库建设课题组已整理完善的卜凯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资料中，有关不同地区农业雇工收入数据，成为研究该时段中国农业雇工收入水平和地区差异的重要史料。笔者不揣浅薄，拟利用此部分调研数据，通过引入基尼系数方法和非参数高斯核密度估计方法，着重描述20世纪30年代我国不同地区农业雇工收入水平和地区差异情况，并从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农业雇工收入分布趋势上探寻形成地区差异性的具体原因。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一)主要研究方法

       基尼系数作为国际通用的反映统计差异性的指标，可以静态地反映一定时期诸多因素集合作用下的各个组成部分收入差距的总体均等或不均等情况，通常被用来测量收入、消费、财富和任何其它实物分配不均等状况。较早对基尼系数进行估算并用于分析收入差距起源于Gastwirth(1972)⑦，之后Yao(1999)⑧等人给出了分组数据条件下基尼系数的上下界并且对基尼系数测量方法不断更新，使基尼系数测算更加科学合理。

       本研究采用Yao(1999)提出的一种直观简便的计算收入基尼系数方法来测算地区间农业雇工收入基尼系数，其计算公式为：

      

       基尼系数作为国际通用的指标具有综合性和概括性的优点，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基尼系数的变化是相对于各个地区收入分布的变化而言的，它无法描述收入分布在空间位置上的动态变化情况，也不能反映收入差距的结构变化情况。而Quah⑨提出的分布的动态方法却弥补了这个不足。分布的动态方法是将区域间的收入分布格局视为某种概率分布，使用非参数的核密度估计来描述其分布形状，着重研究这种概率分布在长期发展中的动态趋势。在分布演变过程中，区域间的经济体会向不同的峰值聚集，产生“极化”现象。分布动态分析法是基于数据驱动的，其最显著的优点是不需要假定收敛的形式或者设定收敛的条件，可以通过动态的、直观的分布图来描述区域间差异的变化。

       本文将引入高斯核密度估计方法，用于揭示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农业雇工收入水平的分布状况。在进行核估计时，为便于分析需要将数据进行正态化。本文选取

与

之比的对数值作为一个变量

来对数据进行正态化。其中

表示农业雇工收入各地区i的人均各项指标值，

表示全国农业雇工收入的人均指标值。

      

的表达式可以写为：

      

       式中：

的观测值通过计算得出，n代表考察样本的数量，h为函数的带宽，用来调整分布图的光滑度，x为分布图横坐标的范围，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在研究中将h值固定为0.27，x的范围取为(-2，2)⑩。但是，上面的高斯核密度函数忽略了对于人口权重的考虑，而实际中农业雇工收入的地区差异性最终体现在人的身上。Gisbert(11)也指出在使用非参数方法研究收敛问题时，如果不考虑地区间人口数量的差异对收敛的影响，计算出来的结果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误导性。故本文对高斯核密度函数进行人口权重上的修改。

       本文将按不同省份的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人口权重对高斯核密度函数进行修改。考虑人口权重的高斯核密度函数表示如下：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使用数据源自卜凯教授1929～1933年调研的省、市、县按年雇佣的农业雇工收入数据。具体包括河北省(阜平、昌黎、正定、交河、南宫、徐水、沧县、青县、通县)、山东省(恩县、福山、惠民、沂水、莱阳、临淄、宁阳、泰安、堂邑、即墨、清宁、峄县)、江苏省(灌云、常熟、武进、无锡)、浙江省(余姚、奉化、黄岩、临海、丽水、淳安、汤溪、桐庐[1]、桐庐[2]、东阳、永嘉)、广东省(中山、高要、茂名、南雄)、河南省(灵宝、洛阳、汲县、襄城、开封、临漳、商丘、沁阳、郾城、信阳)、山西省(安邑、临县、平定、寿阳、晋城、清源、武乡、宁武、静乐)、安徽省(合肥、六安、定远、桐城、芜湖、休宁)、湖北省(安陆、汉川、黄浦、应城、云梦)、湖南省(长沙、常德、益阳、郴县、新化)、江西省(南昌、彭泽、都昌、浮梁、高安)、广西省(桂林、柳城、邕宁)、陕西省(镇安、周至、商县、定边、榆林)、甘肃省(平凉、天水、皋兰[2]、武威)、青海省(湟源、西宁)、四川省(崇州、崇庆、酆都、涪陵、新繁、泸州、绵阳、达县)、贵州省(安顺、盘县、定番、遵义、独山)、云南省(宾川、元江)18省109市、县。

       为了进一步研究我国不同地区农业雇工收入差异问题，本文采用国发[2000]33号文件中的划分标准，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不同的区域，并据此对卜凯调研数据做了相应处理。

       二、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业雇工收入水平及差距：基尼系数视角

       利用式(1)和前述数据，测算出我国不同地区农业雇工收入基尼系数(见表1)。同时也对不同省份农业雇工收入的平均水平做了相应处理。在处理过程中，考虑到不同省份内市、县人口权重的影响，表1所给的农业雇工收入平均数为以不同市、县人口为权重的加权平均数，而不是简单的算术平均数。

      

       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收入水平总是与经济发展情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指标及数据可获取性，本文拟使用部分地区农家恩格尔系数对20世纪20～30年代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加以说明(见表2)。

      

       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总额占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用以说明经济发展、收入增长对生活消费的影响程度，是衡量一个家庭或国家富裕程度的主要指标之一。恩格尔系数越高，作为家庭来说则表明收入较低，作为国家来说则表明该国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比较贫穷。反之，恩格尔系数越低，表明该国经济发展较发达，居民家庭收入较高，比较富裕。从表2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东部地区恩格尔系数低于中部地区，表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中部地区，与我国目前状况相符。因此，笔者假定20世纪20～30年代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情况与当前情况相似，即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中部次之；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结合各地区农业雇工平均收入水平及基尼系数，我们可以发现：从农业雇工收入水平看，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业雇工平均收入水平按地区发展情况呈阶梯状递减趋势。具体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农业雇工收入水平较高，中部地区次之，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农业雇工收入水平最低，且东部地区农业雇工平均收入大概是西部地区的2倍。就东、中、西部内部不同省份而言，诸如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等东部地区省份农业雇工收入水平较高，青海省、陕西省、四川省等西部地区省份农业雇工收入水平较低。云南省和广西省虽然地处西部，但其农业雇工收入水平却较高，且云南省内部不同市、县按年雇佣的农业雇工收入水平之间差异极小(12)。从表1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农业雇工收入水平较高的广东省、浙江省等东部省份，与收入水平较低的甘肃省、陕西省等西部省份农业雇工收入基尼系数均较大，说明其内部不同市、县间发展存在较大的不均衡性。

       从基尼系数看，地区经济发达水平与地区内部农业雇工收入差距大体呈正U型发展态势。具体表现为经济发达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农业雇工收入差距较大，经济发达水平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差异最小。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相应较高，但其内部经济发展亦存在一定的不均衡性，由此导致我国东部地区农业雇工收入水平差距相对于中、西部地区要大。西部地区农业雇工收入差距也较大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状况不无关系。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既缺乏外需带动，又存在内需不足，严重阻碍了经济潜力的发挥，导致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农业雇工收入水平也相应较低，但由于西部地区个别省份的农业雇工收入水平大大超过西部地区整体的平均水平，因此导致西部地区内部农业雇工收入水平差距也较大。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虽不是最强，但地区间经济发展相对均衡，收入分配比较合理，农业雇工收入水平差异相对于全国和东西部地区来说并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同时也可以看到，虽然20世纪30年代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农业雇工收入水平地区差异性客观存在，但并未出现两极分化(13)。

      

       图1 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农业雇工收入分布情况

       说明：图中横轴表示正态化后的农业雇工收入，纵轴表示概率密度值。

       基尼系数可以从直观上对农业雇工收入不平等程度大小有个总体把握，但是，20世纪30年代我国东、中、西部不同市、县间农业雇工收入分布情况又是如何的呢?显然，仅凭基尼系数无法回答。针对以上问题，下面将采用高斯核密度分析方法做进一步的研究。

       三、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业雇工收入分布情况：核密度分布视角

       根据式(4)和前述数据，我们可以得到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农业雇工收入的分布图(如图1所示)。

       分析图1全国和东、中、西部农业雇工收入核密度分布曲线，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20世纪30年代，我国不同省份间农业雇工收入水平分布大体呈现出单峰分布趋势。根据Quah(1997)的观点，这种单峰分布意味着我国不同地区间农业雇工收入水平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增长俱乐部。因此，就全国而言，不同省份农业雇工收入水平并不存在较大差距。另外，在全国农业雇工收入核密度分布曲线的右侧存在一个并不显著的小波峰，说明20世纪30年代我国农业雇工收入水平已经在较高收入水平省份间逐渐形成了统一的增长俱乐部。

       其次，从密度曲线形状看，东、中、西部地区农业雇工收入分布曲线存在显著差异。中部地区农业雇工收入分布情况与全国分布情况颇为相似，均呈现出单峰分布趋势。说明中部地区不同省份农业雇工收入水平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增长俱乐部，农业雇工收入水平差距并不大。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业雇工收入水平核密度曲线虽均呈现出多俱乐部收敛的特点，但多峰分布的形态却截然相反。图1显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业雇工收入核密度分布曲线均在较低收入和较高收入区段分别形成了小的波峰，其规模虽然远不及主峰，但在考察期内稳定存在，代表存在较低收入和较高收入水平俱乐部。具体而言，东部地区在中等收入及较高收入区段形成了较为明显的波峰，西部地区恰恰相反，在较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区段形成的波峰比较显著，说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内部极高收入省份和极低收入省份并存，东部地区存在少数极高收入省份，西部地区存在少数极低收入省份。这也是造成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内部农业雇工收入差距较大的重要原因。

       最后，全国农业雇工收入水平差距主要源自于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从前文全国及东、中、西部农业雇工收入基尼系数可知，东、中、西部农业雇工收入基尼系数均小于全国总基尼系数。究其原因，主要是东、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上收入极低的劳动者和收入极高的劳动者并存。在地区内部，由于存在空间上的邻近效应，其扩大农业雇工收入差距的效应并未显现，但将其作为统一的整体，却显著放大了地区之间农业雇工收入的差距。

       显然，上述核密度分析比基尼系数分析方法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信息，能够更为细致地刻画中国不同地区农业雇工收入差异的分布情况。特别是多峰分布既意味着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内部的收敛，也意味着不同地区间农业雇工收入差距的扩大，能够较好地解决以往研究中对收敛性质判断的争议。

       通过引入基尼系数方法，利用卜凯20世纪30年代的调研数据定量测算我国不同地区农业雇工平均收入水平及差距，并采用非参数的高斯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农业雇工收入分布情况及影响机制，结果发现：第一，20世纪30年代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内部不同省份，不同市、县间发展存在较大的不均衡性，劳动力市场上收入极低的劳动者和收入极高的劳动者并存，农业雇工收入水平地区差异性客观存在，但并未出现两极分化。第二，20世纪30年代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业雇工平均收入水平按地区发展情况呈阶梯状递减趋势，地区内部农业雇工收入差距与地区经济发达水平大体呈正U型发展态势。具体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农业雇工收入水平较高，中部地区次之，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农业雇工收入水平最低，而东部地区内部农业雇工收入差距较大，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差异最小。第三，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均衡性是导致农业雇工收入水平差距较大的重要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文所使用样本包含18省109市、县农业雇工收入数据，但未能将全国所有省份涵盖在内，因此本研究未能全面展示20世纪30年代我国不同地区农业雇工收入水平及差异状况。另一方面，由于数据限制，本研究仅仅是建立在截面数据之上的静态分析，未能采用动态分析方法将20世纪30年代我国不同地区农业雇工收入水平分布及差异演进趋势展现出来。

       注释：

       ①如Jian Tianlun,Sachs,J.D.,Warner,A.M.,“Trends in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NBER Working Paper,No.5412,1996；蔡昉、王德文、都阳：《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区域差距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高梦滔、姚洋：《农户收入差距的微观基础：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经济研究》2006年第12期，等。

       ②如魏后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研究》2002年第4期；Kanbur R.,Zhang X.,“Fifty Years of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A Journey through Central Planning,Reform and Openness”,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5,Volume 9,Issue 1:pp.87～106；翟彬、童海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基于收入来源视角的分析》，《经济问题探索》2012年第8期，等。

       ③参见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经济转型的地区差距分析》，《经济研究》1998年第10期；李实、史泰丽、别雍·古斯塔夫森：《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薛进军：《中国的不平等：收入分配差距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高帆：《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变动的因素分解：趋势及解释》，《经济科学》2012年第3期。

       ④出自谢家声、章之汶为《中国农家经济》作的序。

       ⑤梁方仲：《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集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⑥参见盛邦跃：《对卜凯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再认识》，《学海》2001年第2期；李金铮：《中国历史上的农村金融》，《资本市场》2006年第2期；叶公平：《卜凯的中国农村调查》，《书城》2007年第12期；胡浩、钟甫宁：《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农业经营变化之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8年第7期；杨学新、任会来：《中国农具80余年的变迁研究——基于1923年卜凯盐山县150农家调查》，《农业考古》2010年第8期；李春燕、胡浩：《近百年农户家庭人情消费行为变迁——基于卜凯资料的对比分析》，《农业考古》2012年第12期。

       ⑦Gastwirth,J.L.,“The Estimation of the Lorenz Curve and Gini Index”,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72,Vol.54,No.3:pp.306～316.

       ⑧Yao,S.J.,“On the Decomposition of Gini Coefficients by Population Class and Income Source:A Spreadsheet Approach and Application”,Applied Economics,1999,31(10):pp.1249～1264.

       ⑨Quah,D.T.,“Empirics for Growth and Distribution:Stratification,Polarization,and Convergence Clubs”,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1997,2(1):pp.27～59.

       ⑩在选择h值的时候，一方面要考虑图形的光滑程度，另一方面要考虑能否对选择年份的图形进行比较分析。在权衡两个方面的因素后，本文计算得出选择h值为0.27的时候平方拟合误差最小，公式为：

为在x附近一个领域的样本加权平均，

为权数。X取值范围由

值的区间来决定。

       (11)Gisbert,F.J.G.,“Weighted Samples,Kernel Density Estimators and Convergence”,Empirical Economics,2003,28(2):pp.335～351.

       (12)20世纪20、30年代云南省农业雇工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一方面得益于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早在民国初年，政府即采取了振兴工艺、整顿实业及赞助商业的方针来发展经济。1929年龙云夺得统治权后，在内外环境相对安定的情况下又从事经济建设，兴建了很多工厂。《云南概览》记载，“近八九年来，政治渐入轨道，地方平靖，金融亦整理有序。各种工厂，渐有增加。”(京滇公路通览筹备云南分会编：《云南概览》，1937年印行，第65页)另一方面“20世纪初漠越铁路的开通确实在客观上曾为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陈征平：《云南早期工业化的进程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而农业雇工收入水平之间差异较小，一种解释是政府相关政策并未使得地区内部不同市、县发展出现较大的不均衡性；二是由于调研数据并未遍布云南全省，未能反映云南农业雇工整体收入情况。广西省农业雇工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主要得益于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在20世纪30年代所进行的诸如推行“三位一体”制、倡导村民自治；举办农村合作事业、发展农村经济；推进义务教育及成人教育以提高民众智识；倡导新的生活方式以改良陋俗；发展医疗卫生农林水利事业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等一系列有意识的乡村改革与建设，使广西乡村出现了一种与其他省份不同的新气象，促进了广西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的发展。

       (13)此处指的是地区之间农业雇工收入水平并未出现两极分化趋势。究其原因，主要是20世纪20、30年代，就中国广大农村整体而言社会生产力水平变化并不大。在乡村中，农业没有太大的发展，使用的仍然是古老的生产工具如锄、舉、把、水车等，采用的是功效甚微的传统的生产方法，生产力水平发展极为缓慢，家庭手工业和小农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整个农业经济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可以说，当时处于底层的农业雇工收入水平根本就不存在出现两极分化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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