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研究——从桑巴特到李普塞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桑巴论文,特到李普塞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1；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15)02-0030-22 “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由来已久。早在18世纪40年代，德国移民赫尔曼·克里格就提到美国的自由土地使得美国工人不必再走欧洲兄弟们所走的革命道路。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威廉·福斯特据此称他为“‘美国例外论’最初的激进的代表人物”①。1886年后，美国工人运动由盛转衰，恩格斯对其原因做过探索，但恩格斯并不认为这些原因会阻止社会主义的到来。进入20世纪后，桑巴特明确提出了“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问题并做了比较全面的解释。他对“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界定和解释引起了反响，众多学者一方面就桑巴特的论点展开了讨论，另一方面又提出了有别于桑巴特的其他论点。由于这些学者的加入，“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成为一个包罗甚广的话题。2000年，李普塞特在其著作《没有发生在这里：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了》中指出：论点多至难以出新，所以他的目的是检验和总结已有的“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 从桑巴特到李普塞特，“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的内涵和具体论点都经历了变化。其中，有些论点已被驳倒，有些论点仍旧有效，有些论点得以完善。对“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进行梳理有助于澄清不同论点的解释力。国内已有文章介绍过“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但这些文章把重点放在了评述桑巴特的论点上，对于这些论点引发的争论着墨不多，也较少涉及桑巴特之外的其他论点，因此也就不能突显李普塞特著作的针对性②。鉴于此，本文围绕具体论点展开，分三部分梳理该问题：第一部分介绍桑巴特的论点以及围绕桑巴特的论点展开的争论；第二部分介绍桑巴特未涉及的论点及相关争论；第三部分介绍李普塞特对这些论点的检验和总结。桑巴特之前的某些论述会在相应部分有所提及。 一、桑巴特的论点及相关争论 桑巴特界定了“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内涵，然后从六个角度做了解释，这六点解释可概括为“烤牛肉和苹果派”论、两党抑制论、投票权抑制论、观念认同论、阶层流动论和自由土地论。众多学者围绕着桑巴特界定的内涵和提出的解释展开了讨论。他们或者是某一研究领域内的知名学者，如肖恩·威伦茨是著名的美国共和劳工史学者、路易斯·哈茨和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是著名的共识论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是著名的保守派政治学者；或者是对桑巴特和“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有过深入研究者，英国社会学者C.哈斯班兹在1976年将《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翻译成了英文，美国历史学者埃里克·方纳曾撰写同名文章反驳过截止到1984年的“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或者是因见解深刻而被反复引述者，如美国劳工运动史学者塞利格·伯尔曼和德国学者阿道夫·斯滕塔尔；或者是亲身经历过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兴衰的政治活动家，如美国社会党的两位主席诺曼·托马斯和迈克尔·哈灵顿。 (一)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内涵 桑巴特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的导论部分说道：“美国无产阶级，准确地说是那些掌握着有利条件的工资劳动者，特别是那些熟练工人，并不信奉社会主义”，而且，这里的社会主义仅仅指“真正有着马克思主义特征的社会主义”，除此以外，认为“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特别是美国式的社会主义……毫无疑问是错误的”，因为“美国存在两个社会民主党”③。可见，在桑巴特那里，所谓的“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是指美国工人不信奉马克思主义。 桑巴特的界定遭到了肖恩·威伦茨的反驳。后者在1984年的文章《反对美国例外主义：阶级意识和美国工人运动，1790-1920》中指出：四代人之前，由维尔纳·桑巴特和塞利格·伯尔曼提出的问题仍旧影响着我们的工作，甚至于现在，大量论文仍在解答为什么美国没有阶级意识的谜题④。可见，在威伦茨看来，对美国工人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论证等同于对美国工人没有阶级意识的论证。他认为，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者的共同错误是脱离历史情境来考察阶级意识，把阶级意识简单地等同于社会主义式的阶级意识。威伦茨认为，阶级意识是在具体历史情境下由多种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主义只是其中之一。不同国家的阶级意识各具特色，没有纯粹单一的阶级意识。他引证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说道：“克雷格·卡尔霍恩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促使我们承认19世纪英国工人的大量激进行动有着‘民粹主义’的特色”，而“法国工人的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中包含着对财产、交换、公民身份等工匠观念的重述”⑤。以此为衡量标准，美国工人亦有阶级意识，其中掺杂着社会主义和美国的文化传统。在这篇论文中，威伦茨特别强调了美国的共和传统。因此，不能根据美国没有纯然社会主义式的阶级意识就断定美国没有阶级意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不发达是事实，但不能将原因归结为“与欧洲和英国相比，美国缺乏阶级意识”⑥。为证明他的说法，威伦茨还简略回顾了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美国工人运动史。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的英译者C.哈斯班兹也质疑桑巴特的说法。哈斯班兹认为“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说法不准确，准确的说法应是“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民主主义”。桑巴特所谓的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是就美国工人不信奉马克思主义而言的。该论断能够成立的前提是其他国家的工人，特别是桑巴特用以与美国比较的欧洲工人，信奉马克思主义，惟其如此，才能突显美国例外。哈斯班兹认为，实际情况却是欧洲工人并未像桑巴特想象的那样信奉马克思主义，他们接受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即“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参与议会”。换言之，在哈斯班兹看来，若以桑巴特对社会主义的界定为标准，那么其他国家实际上也没有社会主义，因此也就谈不上美国例外了。他认为，就实际情况而言，“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民主主义”的说法更合适，原因是美国连社会民主主义也没有。“没有任何辩解和关于反常例子的说明能够真正地驳倒这一明显的事实，即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更别说代表这些态度的政党，并未在美国牢固地扎根。”⑦ (二)“烤牛肉和苹果派”论 “烤牛肉和苹果派”论是指高水平的物质生活令美国工人对社会主义不感兴趣。桑巴特是在比较了美德两国工人的生活状况后得出此结论的。他收集的数据证明：美国工人的货币收入是德国工人的2-3倍，而且美国工人比他的德国同事住得更好，穿得更好，也吃得更好。桑巴特认为物质生活水平能够作用于意识形态，因此总结道：“在烤牛肉和苹果派上面，一切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都烟消云散了。”⑧ 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提到过1917年的纽约，并将之与欧洲做了对比：“我们在工人区租了一套住房，并且以分期付款的办法购置了家具。月租18美元的住所配备了欧洲人前所未闻的设备：电灯、煤气灶、浴室、电话、自动运送食品和倒垃圾的升降机。所有这一切立即使我们的孩子对纽约产生了好感。电话一度成了他们生活的中心。我们在维也纳和巴黎却还没有这种气派的工具。”⑨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纽约的物质生活优于欧洲。大卫·波特和丹尼尔·贝尔也提到过物质生活水平的重要性。前者在1954年的著作《富足的人们：经济剩余与美国特性》中说道：“那些努力奋斗的人能获得足够的回报，这使得民主制在美国的维持成为可能；它也造就了美国对平等主义的独特理解，这种理解有别于旧世界。”⑩后者在《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一书中也肯定了桑巴特的“烤牛肉与苹果派”论。丹尼尔·贝尔指出，所有的“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都依赖于美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物质财富。他还引用了桑巴特的原话：“一个节俭而精明的美国工人所消费的面包和肉食是一个德国工人的3倍，他所消费的糖几乎是一个德国工人的4倍。有鉴于此，松巴特惊呼道：‘在烤牛肉和苹果酱的围攻和拦劫之下，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乌托邦都走向了终结。’”(11) 然而，与得到的肯定相比，“烤牛肉和苹果派”论遭受的指责更多。对此论点的指责主要有三个：一是指责桑巴特以偏概全，忽视了美国下层工人的巨大贫困。哈斯班兹指出，美国工人的平均工资确实高于德国工人，但这种比较忽视了美国的贫富差距。就贫富差距而言，美国大于德国，因此桑巴特对美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描述是不真实的，他并未论及下层工人的贫困。不过，哈斯班兹也为桑巴特的疏忽做了辩解。他指出，1904年桑巴特游历美国时，因公共交通所及之处有限，所以桑巴特没有观察到完整的美国(12)。美国学者迈克尔·卡津在2011年的著作《美国追梦人》中也就此质疑过桑巴特。他说道，任何人只要看一看阿巴拉契亚山煤矿区的饥饿状况和纽约下东区的血汗工厂，就会拒绝接受桑巴特的观点(13)。二是指责桑巴特忽略了英国和德国存在的二次分配情况。德国学者阿道夫·斯滕塔尔先是肯定了桑巴特关于美国工人平均工资高于其他国家的说法，然后指出了桑巴特统计数据的缺陷。他说道：“俾斯麦和劳合·乔治在德国和英国的社会改革一旦被考虑在内，美国的不平等就会高于欧洲，至少就城市地区来说是如此。”(14)三是优裕的物质生活并不必然抑制工人的激进倾向。迈克尔·哈灵顿认为桑巴特的论述过于简化，存在相反的事实：从取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到一战是德国工人阶级相对繁荣的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恰恰是在此时取得了最快速的发展(15)。斯滕塔尔也持同样的反驳意见：激进运动，包括早期的社会主义和工会组织，很少由收入低、生活困苦的人群发起。事实证明，这些运动的领导者要么是学生、要么是知识分子、要么是感受到现代工业技术带来的威胁的工匠(16)。 (三)两党抑制论 两党抑制论是指美国的两党制能够抑制第三党的兴起。桑巴特认为民主、共和两党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具有垄断地位，社会主义政党在人力和财力方面无法与之抗衡。两大党还会主动吸收第三党的政策，通过奖惩两种手段笼络人心。更有甚者，为击败第三党，他们还会实行短暂的联合。两大党都放弃了自己的原则，以捞取官职为最终目的，这也便于人们加入两大党。所以“在美国，第三党的历史因此是一个由不断的失败，因而没有给未来留下什么希望所组成的悲伤故事”(17)。 美国历史学家理·霍夫斯达特在解释美国第三党失败的原因时也持此观点。他在《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中说道：“次要党派则附属于一些个别的观念和利益集团，并且通常用可以实施的计划和原则来表明立场。它们的职能不是赢得选举或执政，而是鼓动、教育、培养以产生新的观念，在政治生活中发挥道德作用。当第三党的要求深入人心时，就会被两大党之一所采纳，第三党也就从此消失。第三党就像蜜蜂，一旦使用口刺，自身也就灭亡了。”他还特别提到，美国“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思想，在进步主义运动时期所起的杠杆作用，从未被人们充分意识到”(18)。对于两党制的抑制作用，美国社会党主席诺曼·托马斯有过亲身体验。一战后衰落的美国社会党在诺曼·托马斯的领导下于30年代的经济危机期间有所复兴。1932年诺曼·托马斯代表美国社会党参加总统竞选，得票884781张，比4年前多了3倍(19)，但到1936年大选时，社会党又衰落下去，仅获得187342张选票(20)。托马斯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罗斯福新政借鉴了社会党的改革建议。他说：“从1931年到1934年‘看起来我们正往好的方向发展……是什么使我们一败涂地？一句话，是罗斯福新政。不再需要什么别的解释了’。”(21)托马斯在《多数主义与政党》中致力于反思为什么美国所有的第三党都失败了。同桑巴特一样，他提到了竞选所需的巨额费用。“特别是在我们的时代，为了能当选，候选人必须由强大到足以募集数百万美元的政党支持”，仅是上电视节目的花费就给美国社会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22)。我国学者陆镜生在1986年的著作《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中总结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原因，他也提到：“在二十世纪初以后，两大党具有极端实用主义的性质，往往审时度势，在自己的竞选纲领中适当地吸收社会主义政党和激进组织的某些要求，以吸引人民的选票。”(23)哈斯班兹认为两党抑制论是桑巴特最有力的论点，他还从另一层面补充了桑巴特的论证。哈斯班兹认为选民与政党之间不只有利益上的联系，还有感情上的联系。民主、共和两党在美国的存续时间长，已经与各自的选民建立了感情上的联系。感情联系是稳固的，包括社会党在内的所有第三党都难以撼动这种联系。他为此提供的论据是第三党的选民大都是年轻人(24)。 两党抑制论遭受的质疑不多，主要是存在共和党这一反例，埃里克·方纳就提到过这点。他指出，认为两党制起抑制作用的人没有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者没能用社会党或工人党来取代民主党或共和党(就像共和党在1850年代取代了辉格党那样)”(25)。其实，桑巴特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为此他专门做了说明：“即使在美国的政党历史里，我们也有一个重要的例子，在特殊的环境下，有可能打破两大党的垄断，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的有活力的党。没有比现在的共和党更好的例子了。取消奴隶制的热诚促使了该党的诞生，而且该党还知道怎样保持它很快赢得的控制地位。当然在共和党崛起的时候——它的起家要追溯到1854年——各种条件对第三党的兴起是更有利得多的。政党纪律不像现在这么严，而且在新政党首先取得一定地盘的西部，政党组织的发展是很微弱的。有效的政治机器完全是内战以后建立起来的，而且是由共和党自己建立起来的。”(26)桑巴特认为两党制是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制度，到社会主义政党兴起时，两党制已变得更加不利于第三党的兴起，这就是他对以上质疑的回答。除此之外，也有人认为，共和党是从辉格党演变来的，仍属于原先的两大党，所以这一点并不能对桑巴特的论点构成挑战(27)。 (四)投票权抑制论 投票权抑制论是指美国工人较早地获得了投票权，因此对社会主义鼓动不感兴趣。桑巴特认为，美国工人的政治权利得到了切实保障，他们可以投票管理公共事务，参与法律制定。在选举间隔期，美国公民还可以通过公共舆论发挥影响。“美国的公共舆论还有一个事实，至少迄今为止是这样，即它一直系统地照顾工人的利益。工人对于自己在国家里具有一些价值的意识因而在这两方面都得到了加强。”(28) 在桑巴特之前，俄国社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就提到过美国工人享有的政治权利。他在1886年指出，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共和国，定居于美国的人是公民，而非臣民。他们享有政治权利，任何官员侵犯了这些权利都要受到惩罚(29)。在桑巴特之后，塞利格·伯格曼、迈克尔·哈灵顿和阿道夫·斯滕塔尔都提到过投票权抑制论。塞利格·伯尔曼在1928年的《劳工运动理论》一书中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了俄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劳工运动。他指出美国劳工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缺乏凝聚力，当与英国对照时，这一点体现得更为明显。伯尔曼提供了三个方面的解释，其中第二个就是投票权抑制论。“在其他国家，劳工运动开展的时候，工人还没有获得选举权，结果是不需要剩余价值理论就可使他们确信自己被当做一个特殊的阶级来对待并且应该有‘阶级意识’”，与之相反，美国工人早就获得了作为杰克逊民主运动副产品的投票权”(30)。迈克尔·哈灵顿在为《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英译本撰写的前言中对桑巴特多是批评之语，但唯独推崇这一点。他说道，尽管桑巴特提到了公民整合的作用，“但我比他还要看重它”。哈灵顿认为，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不是围绕经济问题而是围绕争取公民权展开的。与之不同，在美国，几乎一开始就存在成年男子普选权(31)。斯滕塔尔也肯定了投票权抑制论。他说道：“事实是在现代工人运动兴起的时候，平等的投票权问题在美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解决，从而消除了阶级歧视方面的标志，使工人融入民族共同体成为可能。”(32) 尽管投票权抑制论受到了推崇，但仍有批评意见。埃里克·方纳指出，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或工人党之所以能够上台执政，是因为他们的选票不只是来自产业工人，还包括中产阶级和农村选民。方纳的言下之意是，其他国家获得选票的中产阶级和农民仍旧把选票投给了社会主义政党，所以不能简单地说有投票权就能抑制人们的激进倾向(33)。 (五)观念认同论 观念认同论是指美国工人认同自由、平等、民主的观念。桑巴特说道：在欧洲，自由和平等只是空洞的概念和模糊的梦想，但在美国已成现实。从外表上看，没有任何阶级标记能将美国工人与中产阶级区分开，这培养了美国工人自尊的精神。在美国决定个人威望的是其成就，而非家室血统，这也促进了社会平等。就雇主和工人的关系来说，美国雇主在对待劳工时是礼貌和慷慨的。他们还通过使工人对技术进步产生兴趣、赠与工人一定比例的利润来提高工人对资本主义的认同(34)。 列·萨姆森、路·哈茨、理·霍夫斯达特、塞·亨廷顿以及我国学者秦晖都提到过观念认同论，只不过是在表述方式上有所区别。列昂·萨姆森把“美国主义”界定为“对一系列终极理念——民主、自由和机会——的信奉，就像社会主义者信奉社会主义一样，美国人理性地信奉所有这些理念”。他认为是美国主义取代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每一个理念在美国主义中都有与之对应的、可替代的、起抵消作用的理念，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论题难入美国人之耳的原因”(35)。萨姆森认为，社会主义追求的核心价值是自由、平等和民主，而这也是美国主义的核心特征。也就是说，美国主义已经提供了这些价值，所以美国人不必再诉诸社会主义来实现这些价值。他总结道：“美国人是社会主义者，但却是不自觉的社会主义者。不自觉的社会主义可用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会拒斥社会主义者的鼓动。”(36) 路·哈茨是“自由主义共识论”的代表，他在1955年的《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一书中从自由主义传统角度解释了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原因。他认为，美国社会自诞生时起，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这得益于两点：一是美国没有封建传统。最初的美国社会是由欧洲的受压迫者组成的，他们本能地反对等级、教阶等象征不平等的因素。二是洛克式自由主义的影响。在美国对洛克式自由主义的信奉已变为一种情感，“一个以洛克为起点并如此改造了他的社会，凭借一种对他培养起来的绝对而非理智的情感与洛克同处一体，而且变得同早期不熟悉封建主义遗产一样，对晚近社会主义的挑战表现得也麻木不仁”。中产阶级社会与洛克式自由观相互增益，促使美国人形成了广泛的自由主义共识(37)。正是自由主义共识抵挡住了社会主义。与哈茨同属共识派的历史学家还有霍夫斯达特。霍夫斯达特提醒他的读者千万不要被美国政治的表象所迷惑。虽然美国政治中有着看起来不可调和的冲突，但实际上对立双方分享着共同的思想传统——“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具体来说，就是“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处置私有财产和用其投资的权利、机会的价值、私利和自主在宽松的法律限度内向有限的社会秩序的自然演化等”。因此，虽然杰斐逊派和汉密尔顿派势不两立，他们在实际政策上的差异却不大。虽然“美国政治中包含有一系列特殊利益之间的冲突——土地资本与金融或工业资本之间的冲突、新老企业之间的冲突、大小资本之间的冲突——而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未显出多少迹象”(38)。 虽然萨姆森用“美国主义”，路易斯·哈茨用“自由主义”来指称美国的价值观，但实质内容相差无几，即美国人认同自由、平等和民主的观念。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失衡的承诺》中就将美国主义与自由主义相提并论，肯定了美国是一个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国家，并强调其对社会主义的防范作用：“尽管现代世界的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于1930年代成立在美国，但工业化并未产生出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或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运动。这应归功于……美国信念中自由—民主规范的预先流行等。后者及其所强调的平等和流动性确实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替代社会主义的形式”(39)。 我国学者秦晖在1997年发表的文章《公平竞争与社会主义——“桑巴特问题”与“美国例外论”引发的讨论》中也是寻此路径来解释“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在回顾了桑巴特的著作以及哈灵顿和哈斯班兹的评论后，秦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是因为“起点平等、规则公正”。他以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依据，指出在典型资本主义国家和北欧模式诸国中，只有澳大利亚和以色列的贫富分化程度低于美国，显然这三个国家都是移民国家。移民国家与封建社会的联系较少，因此有助于社会的起点平等，但仅此一项还不够，因为拉美是明显的例外。于是，他又从清教价值观角度进行分析，指出北美殖民地的平等制有别于拉美的等级制。“起点平等”奠定了竞争中的“规则公正”。总而言之，秦晖认为没有封建社会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共同造就了美国的“起点平等”和“规则公正”，这才是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真正原因(40)。 对观念认同论的质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就事实而言，它无法解释美国历史上存在的四大冲突——种族、民族、宗教和性别；二是就思想史而言，它对美国思想史的解读有以偏概全之嫌。肖恩·威伦茨指出：有太多的历史不能被放入自由主义共识论的框架，最典型的是美国内战，甚至连霍夫斯达特也承认对共识论学者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让人为难的事实”；有太多的群体，如黑人、妇女、美国印第安人，不能被放入自由主义共识论的框架；有太多的运动和异议者，如早期的激进劳工、劳工骑士会、女权提倡者、移民、人民党人、德布斯、产联、共产主义者，与自由主义决裂，并以一种反对资本主义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方式来解释自由的政治理念(41)。约翰·波考克则从思想史角度反驳了自由主义共识论。他在1975年的《马基雅维里时刻》一书中从共和主义的角度重新解读了美国思想史，指出路易斯·哈茨把洛克式自由主义抬得过高。他说道：“在写作《马基雅维里时刻》时，我关心的是路易斯·哈茨的论证：美国人全都如同洛克一样思考问题，没有封建史，所以不存在其他思维方式可供他们使用……在研究18世纪的美德与商业之争时，我并未发现洛克是它的推动者之一”(42)。波考克试图证明共和主义也在美国思想传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六)阶层流动论 阶层流动论是指社会阶层间的频繁流动提高了美国工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同。从纵向来说，美国各阶层之间没有严格的壁垒，美国工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往上爬，从而“过上一种像小店主或沙龙主办者那样的小资产阶级式的生活”(43)。虽然桑巴特提到了社会阶层间的流动，但对此只有寥寥数语，并未展开论证。他更为看重区域间的流动，也就是下文提到的自由土地论。 塞利格·伯尔曼提到过阶层流动的重要性。在比较了英、法、美三国后，伯格曼说道：从经济上来说，多数的美国工人不会一辈子待在一个产业中，而会从一个产业转到另一个产业，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地方，以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他们还可能从事商业，或者说在大的制造业公司担任监工，以谋求进一步的升迁。从政治上来说，参政的道路也没有被堵死，与之相比，英国的政治职位限于上层阶级，法国则要求受过高等教育(44)。美国的阶层流动性高于英法，伯尔曼将之视为美国工人缺乏凝聚力的重要原因。斯滕塔尔也认为美国的社会流动性与经济增长一起阻止了阶级文化的兴起(45)。 同样，阶层流动论也不乏质疑之声。桑巴特和伯格曼对美国阶层流动性的描述主要基于他们的印象，并未提供翔实的统计数据。因此，第一种反驳意见就来自统计数据揭示的情况。米勒的统计数据显示：当与欧洲国家比较时，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并不突出。米勒考察的是1949-1957年代际之间的流动性，具体的衡量指标有两个：体力劳工流出量和非体力劳工流出量。前者的数值越高意味着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越少，也意味着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越多；后者的数值越高意味着从事非体力劳动的人越少，也意味着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越少。米勒比较了12个国家，分别是丹麦、芬兰、法国、英国、匈牙利、意大利、日本、荷兰、挪威、瑞典、美国和西德。结果显示：美国的体力劳动者流出量为28.7，低于法国的29.6，而且与瑞典的25.5、英国的24.8、丹麦的24.1相比并没有高出多少；美国的非体力劳动者流出量为22.6，虽然在12个国家中是最低的，但也没有比芬兰的24.0、法国的26.9低太多(46)。所以，他的结论是：1949-1957年间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并不突出。但史蒂芬·塞恩斯托姆质疑了米勒的统计方法。塞恩斯托姆指出米勒的统计数据集中在1949-1957年，此时工业革命已经发生，以这个时间段为依据类推工业革命前的社会流动性是不可靠的。鉴于此，塞恩斯托姆选取1880-1963年美国波士顿市作为考察对象，社会流动性被他细分为两个方面：职业间的流动性和代际间的流动性。赛恩斯托姆将其与英国和法国做了比较，结果显示：就职业间的流动性而言，尽管进入像教授、公司经理、商业集团领导这样的中产阶级上层的人不多，但仍有25％-30％的工人成为了像小商人、公司职员这样的中产阶层。就代际流动而言，波士顿工人阶级的孩子中有40％在后来的职业中成为中产阶级。塞恩斯托姆认为就他考察的这80多年来说，美国的社会流动性高于英法。他最后总结道：有关美国的古老信念——社会阶层处于不断的变动中——仍旧有效，职业和财产的高水平流动产生了这样的社会环境，在其中不会产生被剥夺、被疏远的工人大众(47)。可见，塞恩斯托姆的统计数据又重新证明了桑巴特的结论。第二种反驳意见着眼于社会流动性和激进倾向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埃里克·方纳指出，肇始于托克维尔的分析证明社会流动性绝不是促进政治稳定的因素，相反，它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期望的提高速度会高于期望被满足的速度，继而催生进一步变革的要求。方纳用以下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美国和欧洲的劳工运动史研究表明，富有而非贫穷的工人——19世纪的工匠和20世纪的工厂熟练工人——在组建工会和激进政党方面起着带头作用(48)。 (七)无主土地论 无主土地论是指美国西部的无主土地缓解了美国工人对资本主义的敌意。桑巴特认为，无主土地是“美国工人特有的和平情绪的主要原因：许多肢体强健而没有资本或几乎没有资本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通过在自由土地上的殖民使自己成为独立的农场主”(49)。无主土地对无产阶级的心理产生了深刻影响：“我们应该记住，只是认识到自己可以随时成为一个自由的农场主，就可以使美国工人感到安全和满意，这是一种不为欧洲工人所知的状态。一个人，如果他生活在被迫逃离时有能力逃离的幻想之中，那么他就更容易忍受压迫性的环境”(50)。 在桑巴特之前，自由土地的作用就被反复提到过。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都论及了自由土地的作用。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道：“在一个现实的国家和一个现实的政府成立以前，必须先有阶级区别的发生，必须贫富两阶级成为极端悬殊，一大部分人已经不能再用他们原来惯常的方式来满足他们人生的需要”。美国之所以没有成为“真正国家”是因为自由土地的存在，“有了这个出路，不满足的主因便解除了，现有的民治状况也可以继续维持了”(51)。马克思在1881年6月20日写给左尔格的信中说道：“在美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比较地(就是跟文明的欧洲比起来)容易得到土地，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比较地)现在仍是这样。”(52)恩格斯在1892年1月6日写给左尔格的信中提到：“土地是投机的基础，而美国的投机狂和投机的机会，是使土生土长的美国工人受资产阶级奴役的主要杠杆。只有在不能再希望从投机得到任何东西的、新的一代土生土长的美国工人产生的时候，我们在美国才有稳固的立足点”(53)。 对自由土地论的指责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认为该论点造成了桑巴特逻辑上的矛盾。早在1906年10月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上就出现了反驳桑巴特的意见：“人们必须问一下自己为什么在这样的条件下会有如此规模的美国工人‘逃亡自由’，即通过定居于未开化的土地从资本主义的喧嚣声中逃出。如果资本主义对他而言如此之好，在其统治之下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感到极大的满足。然而，情况相反，截止到1900年的一代人中就有不少于500万的人离开东部去西部寻找‘自由’，桑巴特将此事实视为阻碍社会主义成长的最有利的因素。但此处有极为明显的矛盾。”(54)1976年，哈斯班兹在为《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英译本撰写导论时也重复了这一反驳意见。另一种反驳意见来自埃里克·方纳，他认为目前尚未有足够的统计数据证实自由土地论。他指出，几百万移民为获得更多的机会背井离乡，但在历史学家能够证明他们取得成功之前，对于边疆能否缓解工人对资本主义的敌对情绪还不能下定论(55)。 二、关于“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的其他论点及争论 除桑巴特的论点外，比较著名的论点还有五个：美国工人内部存在冲突、政府压制论、政治与道德相冲突、联邦制解释以及共和主义解释。同样，这些论点也引发了争论。这些论点的提出者以及参与争论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丹尼尔·贝尔、大卫·香农、詹姆斯·温斯坦、安东尼·埃斯波西托、约翰·拉斯莱特、西奥多·洛维和约翰·波考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桑巴特之前就指出过美国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困难，丹尼尔·贝尔是“政治与道德冲突论”的提出者，西奥多·洛维在塞利格·伯尔曼的基础上深化了联邦制解释，大卫·香农、詹姆斯·温斯坦、安东尼·埃斯波西托是专门研究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的学者，约翰·拉斯莱特是专门研究美国工人和社会运动史的学者、约翰·波考克则是美国共和修正派的代表。由于这些学者的加入，“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得以进一步丰富。 (一)美国工人内部存在冲突 工人之间的冲突阻碍了工人阶级的团结，这被视为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因。马克思恩格斯都提到过美国工人内部存在的冲突。马克思在1870年写给梅耶和伏格特的信中说道：“英国工人对爱尔兰工人抱着宗教的、社会的、民族的偏见。他对爱尔兰工人的态度，跟美国以前蓄奴的各州中‘穷白人’对黑人的态度是没有两样的。”(56)恩格斯在1893年写给左尔格的信中说道：“更特殊的，是外来的移民，于是把工人分成两类：土生土长的工人和外国工人，外国工人又分为：(一)爱尔兰人，(二)德国人，(三)许多小团体……资产阶级只须消极地等待着，工人阶级中不同的分子又会分裂开来。”(57)1928年，塞利格·伯格曼更细致地论述了这一点，他指出：“移民是导致美国工人缺乏凝聚力的罪魁祸首。”新移民意味着新的竞争者，先来者往往将此视为威胁。当先来者组建工会时，新移民往往使他们的努力失败。伯格曼认为，工人之间不仅存在着先来者与后到者之间的冲突，还存在着民族、语言、宗教和文化上的冲突。例如，美国劳联的大部分工人都信奉天主教，而天主教徒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因此他们难以接受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为指导的工会(58)。 埃里克·方纳反驳了这一论点，他质疑工人之间的冲突会阻碍他们接受社会主义。第一，不惟美国，其他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第二，种族主义有时会增进工人之间的团结。例如，美国历史证明，反对黑人工人促进了大多数工会的团结，而西海岸的工会也因反对华工得到加强。第三，工人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能够促使工人跨越阶级方面的隔阂。第四，工人在民族、宗教、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并非一定不能克服，关键看工会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方纳强调，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同盟就曾使白人和黑人并肩作战(59)。 (二)政府压制论 大卫·香农在1952年的《美国社会党》中指出，美国政府借助一战造成的紧张局势对社会主义者进行镇压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他认为，一战前美国社会党内的左、中、右三派之所以能团结在一起得益于中间派所起的黏合作用。中间派分布在西部地区，领袖是德布斯，他们与右派在坚持政治行动、反对暴力的立场上一致，与左派在激进和浪漫精神上一致。一战爆发后，美国社会党在圣路易斯大会上明确了自己的反战立场，这为美国政府的镇压提供了口实。社会党的会场常遭地方警察的破坏，一些社会党员还遭到盲目爱国者的殴打。邮政部阻挠社会党期刊的正常邮寄，特别是发行量最大的《诉诸理性报》，司法部则起诉了许多社会党员，最著名的是德布斯。美国政府的压制措施削弱了起黏合作用的中间派。中间派与社会党保持联系的主要途径是《诉诸理性报》，但邮政部阻挠了这份报纸的发行。中间派被削弱后，左翼和右翼的对立日益突显，这为美国社会党在1919年的分裂埋下了伏笔(60)。菲利普·塔夫脱和菲利普·罗斯也曾指出，美国政府对工人的镇压是最血腥、最暴力的，不仅各州法律允许压制工人，而且政府还亲自参与实施(61)。 第一种反驳意见来自詹·温斯坦和西·洛维。前者在1967年的《美国社会主义的衰落：1912-1925》一书中指出，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衰落并非因为一战。1912-1917年，政府的压制措施不仅没有削弱社会党的力量，还促进了党员的团结。他从三个方面作了论证：(1)社会党在工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报刊是社会党进行宣传和教育的重要工具，1912至1913年，社会党的出版物共计323种，多于从前；(3)德布斯在1912年获得的选票是以后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企及的，但从地方上的选举来看，1912年远不是最高峰。1916年迈耶·伦敦被选入国会，米勒也获得了内华达州30％的选票，几近于当选州参议员，这些都是1912年没有的。此外，1916年有29名社会党成员被选入各个州的议会，而1912年只有20名(62)。西奥多·洛维的反驳意见与温斯坦类似，他认为牺牲或受伤的工会领袖会成为英雄，政府的打压能证明社会主义者的批评是正确的，这两种情况都能促进社会主义者的团结(63)。第二种反驳意见认为其他国家也存在对社会主义者的压制，有的甚至比美国更严重，但这并没有阻止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埃里克·方纳说道：“实际上每个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都在历史的某一时段内遭受过政府的打压，有时远比美国严重。西班牙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遭受过佛朗哥的打压，在意大利则是墨索里尼；德国社会主义者面对的是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然而，他们都设法生存了下来。”(64) (三)政治与道德相冲突 丹尼尔·贝尔在1967年版《美国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一书中指出，桑巴特的解释只能被称为“条件”，不能被称为“原因”(65)。他认为，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原因在于政治与道德相冲突。政治讲求妥协、讨价还价，而道德讲求纯粹、非此即彼。美国社会主义政党以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为目的，从整体上拒斥资本主义社会，道德色彩过于浓厚，它“太马克思主义”化了，因此难以在一个充满博弈的政治世界里发展壮大。丹尼尔·贝尔借用马丁·路德评价宗教的话来评价美国社会主义政党——它“在这个世界中，却又难以融入这个世界”(66)，意思是虽然美国社会主义政党也有纲领，但这些纲领基本上没有涉及大众关心的问题。丹尼尔·贝尔认为背后的原因是这些政党相信随着历史辩证法的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必然会来到，这一信念使他们不太关心具体的问题。他举例说道，当工会要追随罗斯福和他所实施的新政以维护进步立法成果时，美国社会党却提议建立一个不与民主党合作的工人阶级政党，此举使社会党失去了它的工会基础。丹尼尔·贝尔认为这是美国社会党失败的根本原因，而且这一解释能推广到美国共产党，以至于新左翼运动。 对此的反驳意见来自大卫·香农和约翰·拉斯莱特。香农在《美国社会党》中提到过两个反例：一是维克多·伯格领导下的密尔沃基市社会主义运动；二是诺曼·托马斯领导时期的美国社会党。维克多·伯格在密尔沃基市建立了可以与两大党媲美的政党机器，在满足市民需求方面比两大党做得更具体，香农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密尔沃基市社会主义运动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67)。诺曼·托马斯是第二个反例，大卫·香农针对丹尼尔·贝尔的评价说道：“社会主义者被指责为生活在另一个世界，无法对当时当地的政治问题保持关注。对1928年的诺曼·托马斯来说，这一批评显得不公正。例如，他讨论关税问题的方式不仅是直接的，而且堪比最精明的经济头脑。”(68)拉斯莱特对丹尼尔·贝尔的批评更为系统：首先，任何政党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即在政治和道德之间不断调适，就此而言，判断美国社会主义政党是否更看重道德正确性的标准是将之与其他的政党做比较。拉斯莱特指出，“像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一样，美国社会党也有一长串的‘当前纲领’，这些纲领被置于马克思主义式的前言之后”；其次，丹尼尔·贝尔将美国社会党和共产党、新左翼和老左翼以及全部的美国社会主义者置于一个解释框架之下是不妥的，他的解释更适用于共产党和新左翼，更适用于德布斯而非维克多·伯格(69)。拉斯莱特认为，对于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原因更应从美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中去寻找。 (四)联邦制解释 塞利格·伯尔曼在1928年的《劳工运动理论》中指出，在联邦制下，美国本已分散的政治权力进一步分散。联邦政府受州政府制约，无法引导经济变革。因此，通过政治参与控制联邦政府对美国工人来说不具吸引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更愿意加入工会而非社会主义政党的原因。美国工人倾向于认为由工会出面与两大党进行谈判更能保障自己的利益(70)。西奥多·洛维在1984年发表的文章《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项联邦制分析》中，也从联邦制国家结构角度解释了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原因。他认为美国的联邦制有四个特征：第一，政府多元主义，也就是说美国拥有多个州政府，各州政府相对独立，不从属于联邦政府。制宪者采用联邦制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一个州内占主导的利益蔓延到其他州，乃至全联邦。第二，州政府保留了大部分的权力。制宪者将联邦政府应享有的权利以列举的方式载入宪法，其他权利均由州政府保留。第三，地方政府享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第四，20世纪30年代以前，联邦政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消极角色。这四个特征使美国社会主义者无法将联邦政府作为批判的靶子，因此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始终是地方性的，无法在联邦范围内形成气候。1930年后，全国政府的权力有所扩张，洛维担心抑制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联邦制结构终会消失，以至于美国会出现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71)。 (五)共和主义解释 约翰·波考克反驳了自由主义共识论，但他也认为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并从共和主义的角度做了新解释。在《马基雅维利时刻》一书的结尾，波考克说道：“美国思想的困境——从另一方面说也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是它不断与这个过程(指历史过程)发生道德争执。这种困境的一面是具备美德的人格这一公民理想，它不因专业化而腐败，它献身于具有多样性的社会整体，这种理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同样的人格理想，它期待着从专业化的异化作用中获得救赎。然而它的另一面却是，社会主义和革命的冲动经常以失败告终，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是它要‘强迫人自由’，要让他们进入历史或进入政治和历史的行动，这超出了他们的能力所能够允许的范围。”(72)可见，波考克认为共和主义的“公民理想”和社会主义的摆脱“异化”有契合之处，但二者在实现理想的方式上存在分歧。社会主义要求“政治和历史的行动”，即阶级斗争；而共和主义推崇各阶层间的合作。两者难以相容，所以深受共和传统影响的美国人才拒绝接受社会主义。埃里克·方纳也着眼于共和主义，但他的解释不同于波考克。他认为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原因是共和传统取代了社会主义。美国本土工人在反垄断时亟须一套意识形态语汇来表达不满。共和传统反对财产积聚，认为大致平等的财产分配是公民自治的基础。这样的理念恰好满足美国工人的需求，所以美国工人就不必诉诸更为激进的社会主义了(73)。 安东尼·埃斯波西托的研究成果表明，波考克的上述说法是有欠缺的。埃斯波西托在1997年的《美国社会党的意识形态》一书中认为，美国社会党在一定程度上将共和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了一起。共和主义推崇公民的独立和平等，而公民保持独立和平等的前提是拥有自己的财产。美国社会党在宣传时便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来解释工人是如何因被剥削而失去财产，从而沦为“工资奴隶”的。在二者的结合过程中，阶级斗争概念也失去了原本的含义。它不再指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指普通公民与垄断者之间的斗争。它也不再诉诸暴力，而是诉诸和平的、合法的方式(74)。埃斯波西托证明了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并非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言太过僵硬以至于难以变通，但他认为两者的结合是社会党失败的原因，因为这一结合使社会党失去了左右两方面的支持：首先，社会党意识形态中的共和成分使社会党难以吸引未加入劳联的、非熟练工人的支持，这些工人被组织在美国劳工同盟、世界产业工人同盟之中，要求阶级斗争；其次，社会党意识形态中的共和主义成分模糊了社会党与中产阶级进步主义改革之间的界线，1912年后伍德罗·威尔逊的“新自由”改革吞食了美国社会党(75)。 三、李普塞特对“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的检验和总结 综上所述，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解释主要是围绕以上十一个论点展开的。其中，桑巴特提出了六个论点，其他学者提出了五个论点。李普塞特在2000年的著作《没有发生在这里：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了》中指出，已经有太多的“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以至于很难提出新的解释，所以他的目的是检验主要的“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的有效性。李普塞特在前言中声明，为求超越左右之争，尽可能客观地评价“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他特意采用比较的方法，既包括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也包括国内各要素之间的比较。为克服西欧经验的局限性，他还特意将非西欧国家囊括进比较的范围(76)。李普塞特检验和总结了上述论点中的八个，并在最后认可了“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民主主义”的说法。 第一，李普塞特认为投票权抑制论只有部分的合理性，因为它忽视了另一个重要变量，即在工人阶级政党兴起之前，是否已有其他政党借助投票权赢得了工人的支持。他比较了美国、澳大利亚和瑞士，认为如果只考虑投票权的话，存在相反的情况：澳大利亚和瑞士的工人相对较早地获得了投票权，但这没有阻止工人阶级政党的兴起。李普塞特指出，更为关键的因素是在工人阶级政党兴起前是否已有其他政党赢得了工人阶级的支持。在美国，社会主义政党是于19世纪80年代兴起的，在此之前，因获得了投票权，工人已经对已有的政党体制产生了忠诚。与此相反，在20世纪之前，澳大利亚还没有稳定的政党制度，各个政党还处于不断的分化组合中，澳大利亚工党是最终成型的政党制度的创建者。瑞士的情况与澳大利亚类似。早于大规模城市工人阶级的出现，瑞士在1848年就实现了成年男子普选权，但此时没有形成稳固的政党制度，瑞士社会民主党方能借助工人的支持而兴起(77)。 第二，李普塞特对两党抑制论给予了充分肯定，并通过分析20世纪30年的政治细节和将加拿大与美国进行对比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论点。之所以选取20世纪30年代，是因为在李普塞特看来30年代的经济危机本为第三党的兴起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1936-1938年的三次盖洛普民意调查都显示，有14-16％的人表示他们不但支持而且愿意加入一个农工党，假如有这样一个政党的话。30年代，美国社会党得以复兴，党员总数在1932年上升到1.5万人，其领袖诺曼·托马斯得票近90万张。共产党也在1939年达到顶峰，党员总数约为8-9万人。然而，无论是农工党，还是社会党和共产党，都没有乘机巩固住自己的成就，李普塞特认为最关键的因素是罗斯福通过新政成功地将左翼力量收入麾下。具体来说，一是罗斯福推行了能反映左翼要求的政策；二是罗斯福将左翼力量的领袖招揽到自己的队伍中。李普塞特认为这种情况最能证明两党制的抑制作用(78)。为进一步证明此论点的合理性，李普塞特还将美国与加拿大进行了对比。李普塞特提到，在20世纪20年代，加拿大也出现了经济衰退。加拿大的第三党，也是社会主义类型的政党，加拿大平民合作同盟(CCF)就是借助经济衰退兴起的。李普塞特认为加拿大和美国一样在选举制度上都采用多数代表制，关键区别在于初选制。美国的政党制度在20世纪初采用了初选制，它使得左翼精英可以在两大党内活动，赢得两大党的提名，而加拿大没有此项制度。所以，尽管在经济低迷时期美国倾向于选择工人政党的选民高于加拿大，结果反而是美国没有出现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第三党(79)。 第三，李普塞特也肯定了观念认同论，但肯定的程度不像其他学者那么强烈。他指出了美国与欧洲政治文化的不同之处：美国文化是在平等的、反国家干预的、个人主义的美国革命中铸就的；相较而言，欧洲社会更倾向于归属性的、社群主义的、家长制的文化。李普塞特说道，在经济危机之前，美国工人运动，从主流的劳联到边缘的世界产业工人同盟，都反对国家干预。为突出文化的作用，李普塞特将美国与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做了对比。英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工人都要求国家提供各种福利措施，但福利措施对美国工人却没有吸引力，李普塞特认为在此视角下文化的作用就突显出来了。李普塞特还对文化的作用机制做出了说明。他认为文化不能单独决定个人对环境的反映。毋宁说，文化像一面棱镜，个人对环境的反映要通过它折射出来，就此而言讨论文化优先还是制度优先是没有意义的。可见，李普塞特认为观念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但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80)。 第四，李普塞特从新的角度证明了阶层流动论。在1974年发表的一篇针对史蒂芬·塞恩斯托姆的评论性文章里，李普塞特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美国的社会流动性。首先，他肯定了米勒等学者的结论，即工业革命后美国的社会流动性确实不比其他国家更为突出。但是，他又指出了以下两点：(1)不管工业革命前还是工业革命后，美国的社会流动性一直都很高。在这一点上，李普塞特参考了塞恩斯托姆的研究成果。(2)美国存在明显有别的两类人。少数人口，如外国出生的工人和黑人，承担了低贱的工作，他们进入社会上层的机会的确比较少；但美国的白人群体和第二代外国移民却并非如此，他们能获得很多机会进入社会上层。所以，总体上美国的社会流动性还是高于其他国家。至于高社会流动性能不能抑制工人的革命倾向，李普塞特说道：单是社会流动性一个因素不能决定工人的政治倾向，但除了某些时刻外，总的来说，高的社会流动性还是有助于抑制工人的激进倾向(81)。 第五，李普塞特先是通过比较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证明了美国移民最具异质性，然后对工人内部冲突论做了总结。他认为工人内部冲突论总体上是能够成立的，但也不排除特殊情况。当阶级阵线与民族或种族阵线重合时，工人的激进倾向会被增强。另外，当经济危机爆发时，不管是本土工人还是外来工人都会出现阶级意识。但总体而言，美国工人在民族、种族、宗教上的分裂使他们难以作为一个阶级团结起来，社会主义政党也难以通过阶级语言来赢得工人的支持。李普塞特认为，美国劳联的所作所为最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美国劳联主要是由本土熟练工人构成的组织，它对外来移民和黑人就持敌对态度(82)。 第六，李普塞特不认为美国政府的镇压能导致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在比较了密尔沃基、明尼安那波利斯、纽约、里丁诸市以及奥克拉荷马州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受的压制后，李普塞特认为：政府的镇压在不同的地方所起的作用不一样，在那些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实际和潜在支持比较弱的地方，政府的镇压最有成效；在那些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扎根的地方，政府的镇压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他们的力量。在比较了一战前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后，李普塞特认为：一战期间政府的压制有助于削弱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但这一解释不能延伸至战后。在将美国与西班牙、德国、俄国、阿根廷、智利作比较后，李普塞特认为：一战前，美国镇压社会主义者的程度不如几个欧洲国家；战争期间，不如几个法西斯主义国家；在战后，不如佛朗哥的西班牙；在80年代，不如皮诺切特的智利。所以，李普塞特最后得出结论：美国政府对社会主义者的压制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不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83)。 第七，李普塞特肯定了丹尼尔·贝尔的观点，但也指出了问题的另一面。社会主义政党没能把握住一战和30年代经济危机带来的机会以发展党员、扩大影响，原因是它受宗派主义影响，将自己隔离在自由主义者和工会之外，也就是丹尼尔·贝尔所说的“难以融入这个世界”。李普塞特认为，同西欧国家一样，美国社会党也分为左、中、右三派，但美国社会党内的中、右两派比欧陆国家更马克思主义化，其语言也更富革命性(84)。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即便美国社会主义政党抛弃宗派主义与自由主义者和工会进行合作，社会主义运动仍旧难以发展壮大。所以如此，是因为与这些团体合作会稀释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政策。曾有一些社会主义者加入了罗斯福的新政联盟，但他们除了能推动福利改革外，其他的什么也做不了。李普塞特实际上指出了美国社会主义政党面临的两难问题：不与其他团体合作，社会主义政党就难以壮大；一旦与其他团体合作，社会主义政党又会被消解掉(85)。所以，不管有没有“融入这个世界”，美国社会主义政党始终难以取得成功。 第八，李普塞特推翻了联邦制解释。李普塞特指出，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和瑞士存在相反的情况。这些国家像美国一样实行联邦制，而且这些国家州政府或地区政府的权力甚至大于美国的州政府，但是社会主义政党在这些国家却取得了成功。所以，问题的关键是社会主义政党能否随机应变，根据国家结构对自身的组织结构做出调整。他特别提到了澳大利亚工党。1901年，殖民统治结束，澳大利亚成为一个联邦制国家，鉴于此，澳大利亚工党采用双层组织结构，并且针对不同的州制定不同的纲领。1910年，澳大利亚工党赢得50％的选票，李普塞特认为能够因时制宜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86)。 李普塞特也意识到了“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内涵遭受的质疑，他在《没有发生在这里：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了》的最后一章对此作了说明。他肯定了肖恩·威伦茨对桑巴特的质疑，认为不能以美国工人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为标准来判定美国是例外的。即便如此，李普塞特认为美国依然是例外的。他指出，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在维持高水平的生活、低水平的税收和社会支出方面仍然是特殊的(87)。可见，李普塞特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层面上将美国与其他国家作比较，这也意味着哈斯班兹的说法得到了肯定，即“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比“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问题更能成立。 从1906年桑巴特提出“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问题到2000年李普塞特在《没有发生在这里：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了》中做出总结，“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的内涵和解释都经历了变化。“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民主主义”取代了“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烤牛肉和苹果派”论、自由土地论、政府压制论、联邦制解释不再能够成立，两党抑制论、工人内部冲突论得到了肯定，投票权抑制论需要加入新的变量，观念认同论的重要性有所降低，阶层流动论、政治与道德冲突论则得到了补充。虽然李普塞特给出了比较权威的检验和总结，但关于美国社会主义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原因来自两个方面。就客观方面而言：第一，会有新的情况出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出乎多数人的预料，这为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有利条件。虽然美国社会主义政党最终未能借机兴起，但下一次危机是否会是同样的结果毕竟还是未知之数。第二，会有新的变量出现。塞利格·伯格曼、迈克尔·哈灵顿和阿道夫·斯滕塔尔都肯定了投票权抑制论，但自从李普塞特发现了新的变量后，原先的解释就显露不足了。第三，会有新的范式出现。解读历史需要使用范式，查尔斯·比尔德等进步主义历史学家使用冲突论范式解读美国历史，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则使用共识论范式解读美国历史。前者看到的是美国历史上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后者看到的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共识。20世纪80年代，共和主义范式的兴起又挑战了对美国历史的共识论解释(88)。显然，使用不同的范式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对美国有无社会主义的认识会因范式而异。第四，会有新的统计数据出现。关于阶层流动论的争论为此提供了证明，米勒的统计数据推翻了桑巴特的论点，但塞恩斯托姆的统计数据又重新支持了桑巴特的论点。随着统计数据的丰富和完善，对美国社会主义的看法也会相应地发生改变。 就主观方面而言，美国有无社会主义是一个关系到美国当下左右之争的问题。美国人一向对自己的历史感到自豪，所以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常常诉诸美国历史来为自己的政策寻找合理性。如果美国在社会主义方面是例外的，那么右翼就有足够正当的理由来反驳左翼的政策主张。例如，美国前共和党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在《拯救美国》一书中就以“我们是谁”为起点展开对左翼的批评。他强调“我们”是例外的，“我们明白美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我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将自由与秩序、对力量的崇尚与对弱者的同情、宗教信仰与宗教宽容很好地结合起来，在世界上独一无二”(89)。他指责左翼正在美国推行社会主义，这会颠覆美国的特殊性，使“我们”不再是“我们”。“对左派来说，人性本恶，而资本主义也总是剥削性的。只有强权才能劫富济贫，重新分配财富，也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的教育规划才能对愚昧的、受误导的公众进行再教育……这种社会主义世界观同美国开国元勋们的看法背道而驰。”(90)所谓“拯救美国”就是要把美国从社会主义的迷失中拯救出来。相反，如果美国在社会主义方面不是例外的，那么美国左翼就会有更宽广的政策选择范围，也不必因此受制于右翼的指责。美国政治类文章撰稿人约翰·尼古拉斯就试图通过回顾美国的社会主义传统来为左翼的政策辩护。他在《美国社会主义传统》一书中说道：“美国建立在对启蒙理念的激进理解之上……但是现在，却在21世纪的挑战边缘疲于修修补补。我们的呆板的争论更加狭窄，更加受到限制，也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没有意义。一个人不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承认社会主义也能认识到，公共政策的讨论应该容纳所有的观念——从右到左，而不是从极右到中右。”(91)美国左右翼之间的争论会持续下去，所以关于美国有无社会主义的争论也会持续下去。 注释： ①[美]威廉·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 ②参见邓超：《“美国例外论”初探：问题和方法》，载《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1期；《桑巴特问题的探究历程》，载《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2期。赖海榕：《资本主义起源与社会主义研究的界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4期。 ③[德]维尔纳·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4-27页。 ④Sean Wilentz,Against Exceptionalism:Class Consciousness and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1790-1920,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No.26,1984,p.1. ⑤Sean Wilentz,Against Exceptionalism:Class Consciousness and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1790-1920,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No.26,1984,p.4. ⑥Sean Wilentz,Against Exceptionalism:Class Consciousness and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1790-1920,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No.26,1984,p.4. ⑦Werner Sombart,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Translated by Patricia M.Hocking and C.T.Husbands,New York:Macmillan Press,1976,p.XIX. ⑧[德]维尔纳·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63页。 ⑨[苏]列夫·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页。 ⑩David M.Potter,People of Plenty:Economic Abundance and the American Charact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4,p.118. (11)[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4页。 (12)Werner Sombart,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Translated by Patricia M.Hocking and C.T.Husbands,New York:Macmillan Press,1976,p.XXVI (13)Michael Kazin,American Dreamers:How the Left Changed a Nation,New York:Vintage Books,2011,p.112. (14)John H.M.Laslett and Seymour Martin Upset ed.,Failure of a Dream?: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Socialism,New York:Anchor Press,1974,p.610. (15)Werner Sombart,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Translated by Patricia M.Hocking and C.T.Husbands,New York:Macmillan Press,1976,p.XI. (16)John H.M.Laslett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ed.,Failure of a Dream?: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Socialism,New York:Anchor Press,1974,p.609. (17)[德]维尔纳·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3页。 (18)[美]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 (19)David A.Shannon,The 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Chicago:Quadrangle Books,1955,p.223. (20)David A.Shannon,The 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Chicago:Quadrangle Books,1955,p.247. (21)转引自David A.Shannon,The 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Chicago:Quadrangle Books,1955,p.235. (22)Norman Thomas,Pluralism and Political Parties,in Failure of a Dream?: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Socialism,ed.John H.M.Laslett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New York:Anchor Press,1974,p.654. (23)陆镜生：《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1页。 (24)Werner Sombart,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Translated by Patricia M.Hocking and C.T.Husbands,New York :Macmillan Press,1976,p.XXX. (25)Eric Foner,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History Workshop,No.17,1984,p.70. (26)[德]维尔纳·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7页。 (27)Norman Thomas,Pluralism and Political Parties,in Failure of a Dream?: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Socialism,ed.John H.M.Laslett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New York:Anchor Press,1974,p.654. (28)[德]维尔纳·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4-89页。 (29)David Hecht,Plekhanov and Amerian Socialism,Russian Review,Vol.9,No.2,1950,p.115. (30)Selig Perlman,A the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New York:Lithographing Corporation,1928,p.167. (31)Werner Sombart,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Translated by Patricia M.Hocking and C.T.Husbands,New York:Macmillan Press,1976,p.X. (32)John H.M.Laslett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ed.,Failure of a Dream?: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Socialism,New York:Anchor Press,1974,p.614. (33)Eric Foner,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History Workshop,No.17,1984,p.70. (34)[德]维尔纳·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173页。 (35)Leon Samson,Americanism as Surrogate Socialism,in Failure of a Dream?: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Socialism,ed.John H.M.Laslett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New York:Anchor Press,1974,p.426. (36)Leon Samson,Americanism as Surrogate Socialism,in Failure of a Dream: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Socialism,ed.John H.M.Laslett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New York:Anchor Press,1974,p.439. (37)[美]路易斯·哈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38)[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页。 (39)[美]塞缪尔·亨廷顿：《失衡的承诺》，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40)秦晖：《公平竞争与社会主义：“桑巴特问题”与“美国例外论”引发的讨论》，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6期。 (41)Sean Wilentz,Against Exceptionalism:Class Consciousness and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1790-1920,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No.26,1984,p.2. (42)[英]J.G.A.波考克：《马基雅维里时刻：佛罗伦萨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608页。 (43)[德]维尔纳·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75页。 (44)Selig Perlman,A the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New York:Lithographing Corporation,1928,p.165. (45)John H.M.Laslett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ed.,Failure of a Dream?: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Socialism,New York:Anchor Press,1974,p.615. (46)Thomas G.Fox and S.M.Miller,Political and Social Determinants of Mobility:An International Cross-Sectional Analysis,Acta Sociologica,Vol.9,No.1/2,pp.77-78. (47)Stephan Thernstrom,Socialism and Social Mobility,in Failure of a Dream?: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Socialism,ed.John H.M.Laslett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New York:Anchor Press,1974,pp.518-525. (48)Eric Foner,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History Workshop,No.17,1984,p.61. (49)[德]维尔纳·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75页。 (50)[德]维尔纳·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81页。 (51)[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80页。 (52)《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2页。 (53)《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88页。 (54)转引自Werner Sombart,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Translated by Patricia M.Hocking and C.T.Husbands,New York:Macmillan Press,1976,p.XXIII. (55)Eric Foner,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History Workshop,No.17,1984,p.61. (56)《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1页。 (57)《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1页。 (58)Selig Perlman,A the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New York:Lithographing Corporation,1928,p.168. (59)Eric Foner,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History Workshop,No.17,1984,pp.66-67. (60)David A.Shannon,The 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Chicago:Quadrangle Books,1955,pp.118-119. (61)转引自Theodore J.Lowi,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 Federal Analysi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No.4,Pluralism and Federalism(1984),p.371. (62)James Weinstein,The Decline of Socialism in America,New York:Vintage Books,1967,pp.29-93. (63)Theodore J.Lowi,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 Federal Analysi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No.4,Pluralism and Federalism(1984),p.371. (64)Eric Foner,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History Workshop,No.17,1984,pp.69-70. (65)Daniel Bell,Marxian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p.4. (66)Daniel Bell,Marxian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p.10. (67)David A.Shannon,The 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Chicago:Quadrangle Books,1955,pp.21-22. (68)David A.Shannon,The 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Chicago:Quadrangle Books,1955,p.194. (69)John H.M.Laslett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ed.,Failure of a Dream?: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Socialism,Anchor Press,New York,1974,pp.115-117. (70)Selig Perlman,A the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New York:Lithographing Corporation,1928,p.170. (71)Theodore J.Lowi,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 Federal Analysi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No.4,Pluralism and Federalism(1984),pp.375-378. (72)[英]J.G.A.波考克：《马基雅维里时刻：佛罗伦萨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579页。 (73)Eric Foner,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History Workshop,No.17,1984,p.63. (74)Anthony V.Esposito,The Ideology of 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1901-1917,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Inc.,1997,p.5. (75)Anthony V.Esposito,The Ideology of 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1901-1917,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Inc.,1997,p.202. (76)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Gary Marks,It Didn't Happen Here: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0,pp.10-11. (77)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Gary Marks,It Didn't Happen Here: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0,pp.59-60. (78)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Gary Marks,It Didn't Happen Here: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0,p.73. (79)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Gary Marks,It Didn't Happen Here: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0,pp.79-81. (80)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Gary Marks,It Didn't Happen Here: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0,pp.97-100. (81)John H.M.Laslett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ed.,Failure of a Dream?: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Socialism,New York:Anchor Press,1974,pp.529-543. (82)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Gary Marks,It Didn't Happen Here: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0,pp.159-160. (83)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Gary Marks,It Didn't Happen Here: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0,p.260. (84)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Gary Marks,It Didn't Happen Here: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0,p.195. (85)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Gary Marks,It Didn't Happen Here: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0,pp.231-232. (86)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Gary Marks,It Didn't Happen Here: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0,pp.55-56. (87)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Gary Marks,It Didn't Happen Here: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0,p.284. (88)[美]丹尼尔·罗杰斯：《共和主义：概念之旅》，载应奇、刘训练编《共和的黄昏：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24-26页。 (89)[美]纽特·金里奇：《拯救美国》，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90)[美]纽特·金里奇：《拯救美国》，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60页。 (91)[美]约翰·尼古拉斯：《美国社会主义传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6页。标签：自由主义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英国政党论文; 工人运动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