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九五”回顾与“十五”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调控论文,十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九五”期间的宏观调控回顾
“九五”期间，我国宏观调控所面临的政策环境和决策主体发生了重大改变。政府换届之后不久，为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宏观调控亦发生了重大的政策转换。
“九五”期间，外部环境方面最大的变化莫过于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这场金融风暴，对于外贸依存度已经较高的我国经济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冲击。与此同时，国内经济也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供求状况从“短缺经济”走向“生产相对过剩”，物价走势从通货膨胀转向通货紧缩。
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新一届政府及时在宏观调控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转换：
（一）在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方面，从注重追求增长速度转变为注重提高增长质量和结构优化升级。
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通货紧缩的双重压力之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逐年有所降低。1998年底，政府在进行下年度经济工作安排时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速度指标应当是预测性、指导性的，应当能够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随时进行调整，并且公开宣布放弃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做法。这一根本性的变化标志着我国的宏观调控水平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二）在宏观调控的战略重点方面，从“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转变为积极“扩大内需”，立足国内市场。
最初提出宏观经济政策应立足于启动国内市场的主张时，主要是着眼于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后来政府将“立足于国内”不仅作为1999年度的短期宏观调控取向，而且确立为今后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从而使得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了可靠保障。
（三）在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方面，从“抑制通货膨胀”转变为“克服通货紧缩”。
在“九五”计划制定过程中，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上届政府决定继续将“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我国物价总水平开始出现持续下降局面。随即，长期以来一直以防止和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转向了“逆向操作”——克服通货紧缩。
（四）在财政政策方面，从“适度从紧”转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
“九五”初期，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依旧是“适度从紧”。财政赤字从1995年的667亿元压缩到1996年的555亿元.减少111多亿元。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从1998年起，财政政策开始转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预算赤字，增加国债发行，加大政府开支，通过加大政府投资以带动社会投资，通过提高工资收入以刺激居民消费。
（五）在货币政策方面，从“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变为“稳健的货币政策”。
自1996年以来，中央银行连续7次下调利率，同时适度增加货币投放和信贷投放。但由于防范金融风险力度逐步增强等原因，传导机制亦发生了重大改变，从而导致货币信贷投放从以往的“上紧下松”转变为“上松下紧”。
（六）在收入政策方面，政府首次将收入政策用于启动经济。
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启动国内市场，“九五”后期，政府除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投资以外，还采用了收入政策以促进居民消费。在经济低谷时期提高职工工资，这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尝试用增加收入政策来促进消费、刺激经济增长，这在我国宏观调控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七）在消费政策方面，变限制消费政策为鼓励消费政策。
“九五”期间，消费政策备受政府的高度重视。由于生产相对过剩以及买方市场的出现，消费政策从限制消费转变为鼓励消费，政策目标也从抑制通货膨胀转变为控制通货紧缩。银行连续降息是为了促进消费，征收利息税也是为了促进消费，发放消费信贷依然是为了促进消费。
（八）在价格政策方面，从抑制物价上涨转变为控制物价下调。
以往，我国政府有关部门的主要任务是想方设法抑制物价上涨；“九五”后期，随着物价走势由升转降，有关部门开始出台一些政策措施（如民航的“禁折令”），以控制价格的向下调整。
（九）在汇率政策方面，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鉴于东南亚等周边国家陷于困难境地，而当时的国际金融市场又十分脆弱，存在着一触即溃的危险。为稳定国际金融市场，防止亚洲金融危机蔓延，我国政府毅然做出抉择，努力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经过多方面艰苦努力，终于使人民币汇率在整个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始终保持稳定，与此同时，外汇储备也在不断增加。
二、“九五”期间的宏观调控反思
（一）关于宏观调控与政府退出。
自从1992年我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之后，市场机制逐步确立，政府本应逐步退出，以便让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调节作用。
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经济于1992～1993年上半年一度出现了金融秩序混乱、经济过热迹象。在此背景之下，从1993年下半年起，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了旨在加强宏观调控的16项强硬措施，整顿金融秩序，抑制经济过热，并使我国经济于1996年顺利实现了“软着陆”。
“软着陆”的实现，再一次为政府的退出提供了良好机遇。但遗憾的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突然爆发再一次将政府推到了前台。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扮演了“主要投资者”的角色，直接拉动经济增长。
伴随着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的作用日益加强，在一些部门中也出现了过度干预的现象。如不恰当地限制市场准入，控制市场价格，限制竞争，保护落后。某些部门的政府行为实际上已经从1992年的“自由放任”转变为目前的“过度干预”。
（二）关于政府换届与五年计划。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政府换届往往发生在五年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因而历届政府往往执行的是上一届政府制定的五年计划，而本届政府制定的五年计划尚未来得及执行完就又要面临新的换届。政府换届周期与五年计划周期的不同步，其结果是，一方面，每一个五年计划都存在着因政府换届而导致中途发生重大改变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每一届政府又都不可能彻底履行一个五年计划从提出到实施的完整过程。
（三）关于宏观调控的时滞问题。
在宏观调控方面，通常存在着四种时滞，即：认识时滞、决策时滞、实施时滞和见效时滞。
以“九五”期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为例，首先，从亚洲金融危机于1997年7月爆发到1997年年底终于意识到这场危机对我国经济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我们在认识上有一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这就是所谓认识时滞。其次，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决策过程来看，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效率是相当高的，迅速做出了扩大内需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对于我国成功地抵御这场危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再次，将政府做出的一系列应对措施落实到实处，也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最后，从政策落实下去，到完全见到效果，通常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尽管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促进出口的政策，但是在1999年年初的一段时间里，经济增长速度依然呈下滑态势，而等到经济形势出现重大转机则已经是2000年的事情了。
由此可见，由于客观上存在着这四种时滞，就更加要求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要具有预见性、超前性和灵活性。除此之外，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还应当注意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致性，高度重视宏观经济政策的信号作用，努力避免左右摇摆、信号混乱的现象发生。
三、“十五”期间的宏观调控展望
展望“十五”期间的宏观调控，最引人瞩目的恐怕是政策环境将在诸多方面与以往显著不同。
一些权威国际机构和著名学者已经纷纷发出警告，指出世界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风险依然存在。而最近的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危险性不仅不能排除，而且已经愈来愈加明显。
总之，“十五”期间的国际经济环境将比“九五”期间更加严峻，不确定性更强。整个世界经济将进入重大调整阶段，动荡不安将构成其基本特点。在调整过程中，国际金融市场随时存在着金融危机复发的危险。因此需要我国政府尽早做好各种准备，尤其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应事先准备一些基本的决策方针，以避免金融危机突发时出现决策失误。
再从内部环境来看，“十五”期间，我国也将面临前所未遇的崭新课题，经济运行机制将会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
（一）对外开放方面。
“十五”期间正值21世纪的头5年。这5年，不仅是21世纪新开局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而且将是我国加入WTO之后最为关键的“过渡期”。
在此期间，一方面，我们的开放速度将进一步加快，甚至比前几个五年计划都要快；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充分利用时间有限的“过渡期”，抓紧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努力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能力，以适应日益加速的开放步伐。由于有时间表的限制，因此与过去20年的“自主开放”相比，其紧迫性将更为突出，刚性将会更强，将会更加“不由自主”。“十五”期间在建立“开放型经济”过程中将要出现的这种质的变化，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二）在体制改革方面。
“十五”期间，我国将进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后期”，市场化改革将深入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因而导致市场性波动的链条将变得更为复杂，波动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加大。
另一方面，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宏观调控也将发生重大变革。宏观调控将主要依靠公开的政策法规，需要更大的透明度。在市场准入方面，政府将在大多数领域放弃审批制，实行备案制。此外，伴随着利率的市场化，国有银行的商业化以及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不断增强，政府直接依靠金融行政手段进行调控的做法也将逐步弱化，政府将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财税政策等其他手段。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企业竞争力不高的情况下，扩大内需搞得不好就有可能成为扩大别国的外需，因此政府应将着力点更多地放在提高企业竞争力上。
（三）在经济发展方面。
“十五”期间，我国将从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为主要目标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以追求经济增长质量为主要目标的适度增长阶段。在转变过程中必须进行相应的结构调整，因而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暂时波动的可能性也会相应增大。而如果“以追求经济增长质量为主要目标”，就意味着即使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暂时下滑的情况，政府也不应为了确保增长速度而放弃增长质量，而应将主要精力放在推进结构调整上，着眼于经济的长远发展。
（四）在抗风险能力方面。
目前，一方面，在经历过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有了抵御金融风暴冲击的成功经验，自信心大大增强；又由于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出色表现，得到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国家的广泛好评；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对于我国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就近期而言，我国抵御金融风暴冲击的实力与这种过高的预期相比明显不足。又由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对外开放度日益增大，各种风险也不断加大，而且很容易相互转化。尤其是随着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的不断增大，即使是在通货紧缩仍尚未彻底克服的时候，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也依然在不断增大。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十五”期间，我国所面临的形势将会更加严峻，宏观调控的任务也将更加艰巨。
四、关于当前宏观调控热点问题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反通缩，还是防通胀的问题。
1.我们首先必须分清楚宏观经济政策的短期与中长期的关系。我们最初在2000年上半年的通货紧缩课题研究中提出要警惕通货膨胀的问题时，一再强调这是就中长期而言，这里可以进一步明确为是指整个“十五”期间。如果是就短期而言，在尚未完全走出通货紧缩时就提防通胀当然会让人感觉到“为时尚早”了。
但是，如果是就整个“十五”期间而言，提出警惕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在逐步增大，恐怕就不能说是“为时尚早”了。这一点，从“九五”期间的经验教训中就可以看出来。在制定“九五”规划时，我们就是根据“八五”时期高通胀的经验和“八五”末期的物价水平来决定“九五”期间要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反通胀政策。结果呢，“九五”期间却是通货紧缩成了主要矛盾。如果不能正确吸取这一教训，我们就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并且可能永远也赶不上形势的变化。
2.我们主张中长期警惕通货膨胀的理由之一是，目前除了有目共睹的显性债务以外，我国政府还背负着巨额的隐性债务，包括社保建设资金缺口、银行不良资产处置资金缺口和粮食企业亏损挂账等等（还未涉及地方债务包袱和国有商业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存在着的大量不良资产问题）。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什么时候通过发行钞票来偿还这些庞大的或明或暗的债务，什么时候就会出现爆发通货膨胀的危险。
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通货紧缩的形势下，债务本身实际上是在升值的。也就是说，拖的时间越长，政府的债务包袱越重，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也就越大。
3.从我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资金投向来看，如果我们不是趁着通货紧缩需要“扩大内需”之际，赶紧拿出资金来偿还政府的各项债务（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而是把资金已经投向或者将要投向经济效益相对较低的国有企业、西部地区和“小城镇”的话，资金的投入产出比就会越来越低，那么从中长期来看，势必导致潜在通货膨胀的压力进一步增大。
4.就目前而言，我们在反通货紧缩的时候，似乎更应当高度警惕的倒是资产价格的膨胀。近一个时期所增加的贷款投放，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流向了股市和房地产，造成资产价格的迅速膨胀。
5.最新的经济学理论主张，中央银行应当实行“通货膨胀目标”的货币政策，即规定适度的通货膨胀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来运作金融政策。这种政策主张的实质就是，既反通缩，又防高通胀。这种政策最初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新西兰试行，后来英国等国家也开始实施这一政策；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韩、泰和印尼等亚洲国家也相继采用这种政策。
6.根据对通货紧缩课题的研究，我们认为，我们所追求的正常的经济运行状态应当是“最适增长区间”。所谓“最适增长区间”，就是实际经济增长率高于通货膨胀率。反过来讲，就是通货膨胀率应当在1%以上，但不宜超过经济增长率。
（二）关于防复苏夭折，还是防通胀的问题。
就当前而言，我们当然赞成“防复苏夭折重于防通胀”的观点。但问题在于如何防止复苏夭折？——是继续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政府行为来“托”下去，还是及时进行政策转换，让政府投资为主让位给民间投资为主，让政府调控为主让位给市场调节为主？
首先，应当全面正确地认识当前经济“出现重大转机”的原因。从目前来看，其成因恐怕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3年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投资这一外力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民营经济和高科技领域开始趋于活跃，经济回升的内在动力初步显现。
其次，应当正确理解日本的“复苏夭折”的例子。1997年上半年，日本经济形势刚刚有所好转。日本政府就急于采取了一些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措施，再加上1997年下半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日本的经济复苏迅速夭折。但问题是，日本政府当时所采取的措施恰恰是增加税收，尤其是增加消费税，因此导致了复苏夭折。而我们目前所提出的“政策转换”恰好相反，是要减税，要减轻企业负担。
再次，要正确把握时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日趋严重的时候，在我们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初，也就是在人们最需要信心的时候，我们却一再声称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暂时性的，坚持不了多一会儿。而如今，亚洲金融危机已过，经济走势出现转机，人们的信心已逐渐恢复稳定，财政政策本应抓住时机及时“淡出”，然而，我们却一再要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此下去，我们将有可能走入“经济依赖于财政，财政依赖于债务，债务依赖于经济”的恶性循环，甚至有可能掉入“债务陷讲”之中而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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