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边疆服务部”在羌区的活动与报道
焦虎三
摘要：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一直将川西羌族地区作为工作的重心，其宣传与报道也不遗余力。该部所办《边疆服务》杂志是民国时期调查与报道、宣传与传播羌族方面为数极少的保持持续性关注的杂志，也是着墨最多的杂志。本文总括了边疆服务部对羌区报道的途径，全面归纳了《边疆服务》所刊涉羌文章，认为该刊以“边疆”为工作基地，以“服务”为中心，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与价值。
关键词： 《边疆服务》；川西服务区；边疆传播；羌族
民国时期(1912—1949年)是出版与传播的“黄金时代”，期刊数量众多是其突出特点。虽总数因各种原因，至今尚无确切统计，但从国内几个大型的“民国期刊报纸数据库”中已收录的期刊数量来看，十分庞大。如上海图书馆主管、主办并打造的《全国报刊索引》开辟有《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民国时期出版的25000余种期刊，近1000万篇文献，同时编制的《民国时期期刊篇名数据库》目前已有数据量达900余万条；国家图书馆建有《民国期刊数据库》，现提供4351种期刊电子影像的全文浏览，预计将在数年内完成近600万拍缩微胶片的数字转换；浙江大学图书馆的《民国文献大全数据库》计有期刊逾20000种，报纸条目1100 万余个。一窥全豹，民国报刊数量可谓浩如烟海。
[12][52] Fujita M., Ogawa H., “Multiple Equilibria and Structural Transition of Non-monocentric Urban Configurations”, 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 Vol. 12, No. 2 (1982), pp. 161-196.
民国时期报刊出版的另一大特点在于期刊种类众多。除了面向大众的社会性综合媒体名目繁多、竞争激烈外，专业(行业)性的报纸、杂志也非常发达，各行业或系统成立之初，大多便将自办报刊作为重要工作加以开展。“据统计，1926年底各级各类汉文报刊已有628种，1936年已达1503种，有日报、周报、月报，也有晨报、晚报；有官报、党报，也有妇女、儿童、外交、政治等专业报刊；有科学、农学、国学、教育等学术性报刊；也有小说报、戏剧报、消闲报以及画报、译报、白话报、文摘报等等，品种迅速增多。”[1]63
同时，伴随西方势力与文化在经济、宗教、教育等领域的深入，带西化色彩与风格的报刊、杂志也登堂入室。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以下简称“边疆服务部”)创办的《边疆服务》期刊，便是行业化与西化色彩合二为一的特色鲜明的教会期刊。
蟋蟀在堂，役车其休。 今我不乐，日月其慆。 无已太康，职思其忧。 好乐无荒，良士休休。 (休休，勤奋的样子。)[3]18
边疆服务部与《边疆服务》一道，一直将川西羌族地区作为工作的重心。川西服务区(以下简称“川西区”)是边疆服务部在边疆建立的首个服务机构，威州(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还有边疆服务部所设首个服务区部，杂谷脑(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杂谷脑镇)设有首个服务处[2]。在川西区，该部开展了广泛的民族调查工作，有针对性地进行一系列医疗、教育、经济等方面的社会服务活动。为了配合边疆服务工作，该部还自办行业刊物——《边疆服务》，这是民国时期调查与报道、宣传与传播羌族方面为数极少的保持持续性关注的杂志，也是着墨最多的杂志之一①。将边疆服务部在羌区的活动与其对羌区的报道集合起来加以系统研究，一方面可以揭示出该部活动及对羌族报道之间的关联性，总结活动与报道的某些同性特质；另一方面，民国时期不仅是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现代意义上民族学调查的滥觞，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羌族(学)调查与研究的起始，归纳这一时期学者调查与研究羌族的既有成果，总结这一批可资借鉴的珍稀史料，对于我们今天的羌族(学)研究更具参考价值。
一、边疆服务部在羌区的活动
“抗战爆发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移，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建设边疆、拱卫大后方显得越来越重要。于是，以‘边疆研究’为主的社会学科勃然而兴。”[3]384社会方方面面对边疆问题的重视，又促进了边疆调查与边疆建设事业的兴起。在这其中，“边疆服务运动”较为突出。“1939年夏，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发起了一场旨在服务边疆的社会运动，即边疆服务运动。同年12月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成立……边疆服务是基督教会所办的社会事业，曾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4]
又如齐鲁大学眼科教授陈耀真与其学生汤佩青等所撰《川西北眼疾调查之经过》，这本是一篇羌族地区病症普查的报告文章，但文末附录有作者搜集的《羌民治病的咒文》，使这篇医疗文章增添了民俗学方面的史料价值。
边疆服务部一直注重所在区域的实地服务与实地调查工作。1939年至1940年以普遍宣传工作为主，共派“成都基督教学生边疆服务团”队员84人，分为9队，分驻汶川、威州、茂县、理番、佳山寨、子达寨、日尔觉寨、杂谷脑等处工作。1941年开始注重调查，组织有“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以下简称“服务团”)，由王文萱任团长、葛维汉(Dr.David Crockett Graham)任副团长，参加人数达52人，主要成员有白雪娇、徐志章、杨乡生、雷爱光等。该团共分为文化、经济、卫生、农业、畜牧、地理六组，深入杂谷脑、黑水等区域普查，历时二个月，“是迹遍黑水、杂谷流域，归制报告，都十万言，询创举也。”[5]11942年，由齐鲁大学社会学教授兼系主任张雪岩担任团长，继续开展地方调查与服务。服务团参加学生28人，分家政、植物、地理、畜牧、社会五组展开工作。1943年，由金陵神学院、华西协合神学院、华西大学医学院等高校共9人组成“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队”，由金陵神学院乡村教会科杨占一率队，赴萝卜寨从事服务及调查工作。
在机构建设方面，边疆服务部1940年在威州设立服务区部，在理县杂谷脑设立服务处，在理番城子达寨、杂谷脑的日尔觉寨、佳山寨与威州的萝菔寨(即今汶川县萝卜寨)设立工作站。至1943年边疆服务部机构建设已臻完善，其组织路线图为：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委员会——边疆服务部总部——服务区——服务处——服务所。威州服务区共设威州服务处(区部)、理番城区部办事处、杂谷脑服务处、日尔觉寨服务所、佳山寨服务所、萝蔔寨服务所等六处工作机构②。区部人事机构为区主任、副区主任、干事、助理干事、助理员；服务处人事机构为干事、助理干事、助理员；服务所人事机构为助理干事、助理员。1944年5月，区部由威州迁至理番城内。
在教育方面，分学校与社会教育两种方式进行。在学校教育方面，边疆服务部在理县，于1940年春，同时在三处寨子设立了三所国民小学，即理番城子达寨、杂谷脑的日尔觉寨与佳山寨；在汶川县，萝菔寨工作站办有夜校；在威州区部内建有一处民众图书馆。除了这几处固定地点外，服务区同工还不时携带书报、挂图等赴周边山寨巡回施教，并现场演唱一些简短的赞美诗。1944年，在理番区部建立阅报室与民众图书室，建成萝卜寨“国民小学”。1945年又建成立力寨小学，并对已建小学进行了校舍重建与扩大工作。在社会教育方面，“‘巡回施教’也是社会教育的一种主要形式，一般与巡回医疗合作进行，主要以威州、理番、杂谷脑为三大中心，施教内容为：报告国事，宣讲卫生，指导农事等，附之以图画展览等，晚上就教孩子们唱歌，放映幻灯，民众往往‘倾寨而来’。1943 年以理番城为中心的巡回施教工作就达 12 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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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卫生方面，1940年在理番县城与县政府合办有“协立医院”，同时在威州与杂谷脑各设一处诊所，在日尔觉寨、佳山寨、萝卜寨设有三处诊疗站，配套当地教育工作同时展开。医院与诊所的工作人员还每周轮流在附近山寨巡回医疗及开展健康教育宣传。1945年将杂谷脑诊所升级为杂谷脑医院，并在此开展戒(鸦片)烟试点工作。1947年又建成威州医院。1948年迁址新建杂谷脑医院。
税收本意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此任何偷税漏税行为不仅直接造成国家财政收入来源减少，而且间接影响公民对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享受。
在生计工作方面，1940年在杂谷脑设立“妇女毛织习艺所”，利用当地的羊毛，培训边地妇女，授以纺织技能。1944年在理番区部开办“生产训练班”。同年，“妇女毛织习艺所”又在二瓦寨、佳山寨开展生产推广工作，建立产销合作团体，以便推销产品。为增加边地生产，提高边民生计，1947年又建设“川西区威州牧场”，主要目的为改良品种、引进优良作物、改善经营方法及提倡农家副业等，牧场“砌砖围墙三十余丈，以为垦舍”[7]，建有新式鸡舍，引进和改良畜牧品种有鸡、牛、羊等，并开展兽疫预防工作。
从表1可以看出，《边疆服务》作为行业期刊，在边疆服务部对羌族的报道中担当了首要的角色，报道集中，数量众多，且持续关注，不仅使之成为我们今天所见民国时期报道羌族最多的媒体之一，也使之成为该部报道羌区、羌族的主要平台，所刊文章更鲜明体现出边疆服务部工作方针与《边疆服务》的办刊特征。
二、边疆服务部对羌区的报道
文中描述了羌人在神树林祭祀仪式完毕后返回村寨的场景，有情景的描写，有细节的刻画，叙述客观，极富画面感，行文的朴实与趣味极大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
(一)专门的研究与调查成果
边疆服务部是以“服务”为目的的机构，纯理论的边疆研究本不在其规划的工作范围之内，故只对开展服务工作有直接影响的方面邀请学者作了专门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社会关系及文化风俗介绍方面。在研究成果方面，有《戎语会话》《汶川瓦寺土司之政治研究》《羌民之风俗及宗教》《一个戎民寨子的社会调查——日尔觉寨》等，尚收集有《戎语文法》等资料。其中，以葛维汉所著《羌民之风俗及宗教》影响最甚。在该书前言，作者谈及了此书成因与边疆服务部的关系。
1941年夏，中国教育部和中华基督教边疆服务部派出了70多人的教授和大学生团体到边疆地区进行社会服务和调查。笔者也幸运地忝列其中，随同华西协和大学的教学秦学圣先生一道被派往岷江峡谷研究苗族。但这一带并没有苗族，于是，转而研究羌族。到了茂州、理番、威州、汶川、克枯、木上寨、龙溪寨、东门外、桃坪、大和平寨、簇头、簇头沟以及涂禹山等地。
次年之夏，笔者被边疆服务部派到更远的羌区调查。除了上述地方，到了布瓦、蒲溪沟、蒲溪寨、佳山寨、西山寨、萝卜寨。在1933年至1948年间，多次到羌区作短期旅行调查，还带了一些羌人到成都停留了数周以辅助其研究[8]4。
文中对羌人历史精要的了解与阐释，对其现状的归纳与总结，远非一般泛泛而谈的游记所能比拟。
(二)《边疆服务》杂志刊文
1943年，边疆服务部已成立三年，服务部工作人员由6人增加至48人，固定工作地点由1处增加为10处，工作内容由单纯的教育与卫生，扩展为家庭工业、开垦边荒、职业教育、边民招待所及托儿所、农业改良等综合性服务项目。为及时将边疆工作经验和得失加以报告，加强边疆工作者文化的联系和精神的合作，交流该部各处同工之经验，互为参考与商讨，创办一份行内报刊的需求尤显迫切，《边疆服务》便应运而生。
1943年4月，边疆服务部编行了《边疆服务》创刊号。其办刊以“边疆服务部宗旨”为核心，即“本部以基督服务精神，本中央抚圉边民之德意，对边疆民众从事各种服务，藉以启发边民知识，救济边民疾苦，改善边民生活，促进边民团结，充实国家实力。”[9]办刊目的为“介绍边胞实况，促进国人注意边疆。交换服务经验，增强同工服务兴趣。沟通各区声气，联络同工友爱情谊。研究边疆问题，贡献政府治边意见。报告本部工作，要求公开指导批评。”[10]鉴于学界对于《边疆服务》办刊历史、出版状况等方面已有专论③，本文在此只作概论，不再赘言。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编辑发行的《边疆服务》于1943年4月在成都方正东街72号创刊，从第11期起移入重庆磁器街特50号办公、出刊，从第21期起迁至南京中山路韩家巷5号办公、出刊。该刊由边疆服务部主任张伯怀负责，著名民族学家李安宅等任顾问，刊物主要内容涉及边疆人文、地理、经济、教育、农业、边疆大事、要闻等。初为不定时出刊，1947年1月迁至重庆改为单月刊，迁至南京后又改为双月刊，1948年12月停刊，期间共出版27期。“成都解放后决定复刊。因等待出版登记证，故迟至1950年3月出版复刊第1期，5月出版第2期。该刊于1950年6月30日奉川西新闻出版处之命停刊。历时8年，共发行29期。”[4]
在边疆服务部对羌族的报道中，尤以《边疆服务》着墨最多，并一直保持持续性关注，使之成为我们今天所见民国时期集中报道羌族最多的媒体之一。笔者兹将1949年前《边疆服务》专事报道羌族或涉羌的文章梳理归纳后，罗列于下。
表 1《边疆服务》所刊羌族文章概表( 1949年前)
据笔者统计，27期《边疆服务》共刊文约243篇(如果算上《消息》《本部消息》《大事》《简讯》《本部通讯》《要闻》《各地来鸿》等栏短小繁杂的文章，其刊文接近300篇)，其中，涉及羌族的报通有89篇(如果算上《消息》《本部消息》《大事》《简讯》《本部通讯》《要闻》《各地来鸿》等栏短小繁杂的文章，发文100余篇)，占刊文37%，可以说《边疆服务》三分之一的文篇都与羌族相关。
三、《边疆服务》涉羌报道的特征与内容分析
在宗教工作方面，1940年由总会筹备在杂谷脑建有礼拜堂一所。
硫酸根的理论塔板数为8 974，钠离子与硫酸根的分离度为3.01，后相邻杂质与钠离子的分离度为2.55。
(一)以实地调查为基准，注重边疆理论与方法的运用
边疆服务部川西区从工作伊始，便十分注重对服务区的调查工作，其田野考察方法已十分趋近于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专业水准，同时，为引起社会各界注意边疆工作，促进青年服务边疆之兴趣，自工作开始后，便每年暑期组织“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赴服务区进行宣传与调查。这批调查人员多为当时内迁入川的国内一流大学的师生，如1939年5月的“成都基督教学生边疆服务团”，参与的高校便有华西协合神学院、金陵神学院、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等。科学的方法加上专业的人才，使这批普查成果成为以后众人写作涉及羌族的调查报告与民族学文论最为扎实的素材，也为以后《边疆服务》中《边疆论著》《采风记》《游记》《工作报告》等栏目涉羌文章的写作提供了最直接与全面的材料支撑。《边疆服务》所刊涉羌文章之所以数量众多、内容丰富，与之密不可分。如边疆服务部事工、萝卜寨小学教员范文海的《羌区旅行记》，所记区域包括岷江与杂谷脑河下游两岸的众多羌族村寨，含汶川、理县、茂县等地，不仅有旅行式的游录，也有民俗式的调查，举凡汶川城“迎天官”、羌寨“送茅人”、黄土坎“飞鼓端公”等独特的民俗与传说均有记载。该文体裁名为游记，实为一篇优秀的民族调查文章。作者在文末《感想》中总结到：
羌本是东方大族，散布甚广，汉以后便衰弱了，现存川西者，虽离成都不到二百五十里，而默默之无闻，皆因山岭崎岖，交通阻梗，地土瘠薄，村寨零落，语言隔膜，故很难与大众发生关系，亦不易吸取外来文化，所以迄今不能为大患，扰内地。
依据调查，岷江与杂谷河下游之羌民为数颇少，不过一万四千余人，住山地，体格健壮，勤苦耐劳，半耕半牧，以麻织衣，以玉麦充饥[11]。
在调查成果方面，1943年出版有教育部蒙藏教育司编著的《川西调查记》，是对1941年“服务团”普查成果的总结与汇编。该书共分为《羌人之部》《戎人之部》《地理之部》《经济之部》《农业之部》《动物之部》六部分，为川西区调查集大成者。
成都毗邻西康边疆与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察区，加上华西坝大学云集，专业氛围浓厚，天时地利人和俱足。1938年10月边疆服务部成都办事处在四圣祠北街23号成立(1942年3日迁入方正东街72号与全国总会合并办公)，齐鲁大学教授、中华基督全国总会青年执行干事张伯怀被荐为正式负责人。其上任不久，即赴汶、理、茂一带考察，选择首处服务区地点。12月14日，该部第一批服务人员赴汶理茂一带开展川西服务区工作，意味着边疆服务部正式深入边疆，启动服务。川西地区不仅是边疆服务部工作的重点地区，更是其开展边疆服务工作的首个区域。边疆服务部在此的许多工作都带有首创的性质。
(二)以真实详尽为目标，注重文章的客观性与可信度
《边疆服务》所刊文章均为作者亲历之作，加上边疆服务部对事工在“边疆写作”中要求真实、详尽，“关于边地文物、风俗、礼节、人物的报告不厌其详……每逢提到一个人、一个习惯、一个地方、一件事物的时候尽可假定看报告的人一切都不知道而详细加以介绍、说明，和解释。空洞的话少说，具体的例多举……凡眼之所见，耳之所闻，足之所履，手之所触，依照所得印象之深浅，切实予以纪载。若有记忆不清楚者，宁可付之缺如，亦不必代为编造。凡未曾见过、听过，及无确实把握之事，最好不予记录，”[12]故较全面与真实反映了当时、当地西川羌族社会生活与文化习俗的方方面面。许多文章在系统纪录羌族社会经济与文化习为方面也都具有开创意义。如金陵女子大学地理系主任、教授刘恩兰的《松理茂汶的介绍》分《松理茂汶的自然景》《松理茂汶的文化景》两部分，系统介绍了羌族聚集区域的地理、文化与民俗。在文化与民俗部分，精要介绍了羌人的语言、服饰和宗教信仰。佳山寨小学校务邵云亭的《萝菔寨的民俗》与《边疆服务》编辑张宗南的《萝菔寨羌民的端公》是较早一批介绍羌人民俗文化与信仰习为的调查报告。《萝菔寨的民俗》详实介绍了羌人的喜好、婚姻、招赘、丧葬、忌宅、社交等习俗，也通过作者的亲历记载了文化融合下羌族习为的变迁。
高中数学的习题变式教学，贯穿了数学教学的方方面面.它不仅能适用于新课教学，还可以适用于专门的习题课以及课后复习.因此，就不同形式的课堂而言，习题变式也应该具有针对性.比如，在新课教学中，习题变式应该就新课的知识点为主要服务对象；而在专门用于练习的习题课堂和课后复习中，习题变式应该在原有数学知识点的基础上，渗透一些与该项知识点有关的数学思想及解题方法，以开拓学生的解题思维，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
(萝蔔寨)居民系羌族，喜商风，尚白色，一切以白为上色，近多习汉人，有许多穿黑布或蓝布衣服的了[13]。
张宗南的《萝菔寨羌民的端公》则全面介绍了羌人巫师称谓“释比”的由来、端公的训练过程及所用法器、羌族的神灵体系。文中记有“阿伯锡勒释比”，又云：“端公是羌民的始祖，也称巫师，羌族称‘释比’，端公是代表人向鬼神发生关系的一种人物。”[14]国内首次将羌族巫师自称(“释比”)与他称(“端公”)区别开来。在《端公的工作与报酬》一节，详细介绍了端公还愿、赶鬼以及丧葬仪式中作法的流程。邵云亭另著有《萝菔寨的歌谣》一文，为国内学者最早收集羌族口头艺术的调查报告，而且首次对羌族民歌进行了分类，即分为盘歌、稍息、送郎、山歌和哀葬时唱的锅装(锅庄)五类，而且每类还有歌曲介绍，为早期记录羌族民间音乐的珍贵资料。
(三)以介绍普及为手段，注重文章的可读性与科普性
从表1可以看出，《边疆服务》所刊涉羌文章主要可分为三类：其一，介绍羌族文化风俗的，主要栏目有《采风记》《边地见闻》《游记》等；其二，工作调查与报告类的，主要栏目有《工作介绍》《工作报告》等；其三，《简讯》与《消息》等栏目中的新闻。
在第一类稿件中，虽多以实地调查为手段，以亲历为切入，但其目的主要还在于准确与较全面介绍边疆地情风俗，方便服务区同工了解所在区域与服务对象，便利工作开展。故行文大多注重可读性，文章短小精炼，语言平实。类似“边疆人地概况”一类的文章，又带有较强的科普化色彩。典型如范文海的《汶川县域之天官会》、王贯三的《佳山寨的一日》、鲁愚的《闲话羌民》、许葆真的《立力寨生活杂记》、范文海的《羌区火葬目睹记》等。特别是边疆服务部事工吴祖泰的《萝菔寨的阴历十月初一》，这是较早实录羌人过“羌年”的文章，纪录了萝卜寨村民在“神林”与村寨欢庆节日的过程，纪述详实，语言朴素，细节生动。
(在神林)大家吃喝完毕，要起程回寨子里，端公头戴猴皮□帽，手持皮鼓，摹击之声又开始了，众人皆随端公之后，拥拥挤挤，吵吵闹闹，毫无庄重表示。正中间走着一行态度庄重、行列整齐的人，背着未食的羊肉，扛着挂羊油的杆子，端着盛玉麦的升子，背着水桶和锅子，各负其物[15]。
边疆服务部川西区对羌族的报道，一直立足于实地工作，并以服务边疆与宣传边疆为中心。其途径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是出版专门的研究与调查成果；其二通过《边疆服务》刊文加以传播。犹以《边疆服务》为重，其刊文数量众多、题材广泛，举凡游记、工作报告、调查、文学创作、简讯、消息之类，皆而有之。此外，边疆服务部通过其总部在成都市举办展览、讲座等社会活动，扩大边疆服务部影响力，积极对外报道与宣传羌族。
《边疆服务》这三个鲜明的特点，决定了其在民国时期，宣传与报道边疆方面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四)以工作交流为重点，注重文章的指导与借鉴作用
“及时将边疆工作经验和得失加以报告，以利各处同工互为参考与商讨，”本为《边疆服务》办刊的主旨之一。在该刊《工作介绍》《工作报告》等栏目中，大量刊登了川西区同工的工作报告经验交流文章，其要点紧扣边疆服务中心任务，主要分为两大板块，即卫生医疗与农牧经济。
1.卫生医疗方面
边疆服务部开展边疆工作时，十分重视医疗工作的引领作用，甚至将之视为奠立根基的工作，“开发边疆，医药工作不但急需，而且负有开路先锋的重责。如果缺少这种工作，则一切事业的推动，将因之迟缓，甚或搁浅。边部在川西区每个工作单位内，均有简单的医药设置，其对工作进行的补益，只有身临其境者方能领略得出来。”[17]为配合此项工作，《边疆服务》的报道主要集中于服务区医院工作报告、羌族地区病症普查以及地方性传染病治疗经验的交流三个方面。
理番协立医院事工侯慕渔的《理番协立医院事工概述》与杂谷脑医院院长崔毓珊的《杂谷脑医药工作概况》是服务区医院工作报告的代表性文章。在报道羌族地区病症普查方面，刊有华西齐鲁联合大学病理系主任、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侯宝璋的《汶川理番一带最常见的各种病症》。作者从1941年至1942年，利用暑期赴汶川、理番、杂谷脑一带作黑热病调查，将其调查所见归类整理，撰成该文。全文为“肠寄生虫病”“回归热”“黑热病”“泻肚和痢疾”及“营养不良”五个部分，系统分述了羌区这五大病症的成因，并指出了治愈与改善的方法。汤佩青等的《川西北眼疾调查之经过》介绍了川西北眼疾的致病原因，概述了施治人数以及所患眼疾种类，文中写道：“近因鉴于川西区患眼疾者甚多，本年暑期乃呈准中国盲民幸福促进会派余等同赴川西北一行，以便就近疗治及作调查研究，以谋补救之法”[18]，撰文的指导性倾向是很明确的。在交流地方性传染病治疗经验方面，文章有威州医院院长马锡山的《黑热病的发现及治疗经过》与《佳山寨扑灭麻疹记》。《黑热病的发现及治疗经过》颇具代表性，文中首先介绍了黑热病的发现经过。
就川西区的松、理、茂、汶一带来说，凡进来作过调查的人，都晓得这里每年儿童死亡率极高，据数年来本诊所的记录，这些边地儿童乃多死于他们所谓的“恶濁”病中。“恶濁”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病呢？谁也不晓得。本诊所亦因设备不周，无法作病理的研究，直到去年承国际救济委员会之助购得显微镜一具，在齐鲁大学医学院候宝璋教授指导下，对于“恶濁”病之儿童，作样相之检查，始知所得“恶濁”病者，即医学院上有名之“黑热病”。这一个新发现，在川西卫生工作上，实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川西第一种可怕的病给我们弄清楚了！[19]
采用SPSS 20.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全文分析了羌区黑热病的病原与病状，搜集了诊所治疗黑热病的记录，绘制了川西区黑热病分布图，编制了大量相关统计表格，数据详实，并列出了黑热病的科学诊断方法，对川西区地方性传染病发现与治疗经验方面，交流与借鉴的意义重大。
2.农牧经济方面
《边疆服务》农牧经济方面的报道主要集中于农业调查、服务区试点农牧区工作报告以及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三个方面。
杨占一的《汶川萝蔔寨农业概况》是一篇典型的农业调查报告，该文记录了萝卜寨的农时，统计了主要的农业物与畜牧生产情况，其他如森林资源、水利、农具等，也有所涉及，并针对当地农牧业发展面临的困难提出了6点改进意见。类似的调查文章还有金陵大学胡兴宗的《四川汶川县草坡之农业》，该书分《人文与自然概况》《农业概况》《植物生产》《动物生产》《农家副业》等章节，全面调查与总结了汶川县草坡乡的农村经济，并提出了相应改进建议。是文调查深入，章节之下分类甚细，如《农家副业》下面又分为烧碱、养蜂、打猎等目，详述其生产、外销等情况。
刘定椅的《川西区威州牧场工作概况》是服务区试点农牧区工作报告类文章，全文分《整修牧场》《畜牧方面》《兽医方面》三节，全面总结了威州牧场工作的进程与发展。
对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川西区十分重视，刊文也较丰富，主要有边疆服务部专任干事、农学家刘国士的《川西区小麦病害防治》《四川十六区麦病调查报告》与《川西小麦腥黑粉病防治区访问录》、前人的《川西小麦腥黑粉未治已治及换种被害之比较》等。特别是《四川十六区麦病调查报告》，概述了佳山寨、威州、龙窝寨、大牛心寨、小牛心寨、二瓦寨、立利寨、半山寨、箭山寨、大歧山寨、砂坝、索桥、萝卜寨、布瓦寨、理番等34处的小麦病害，调查地点众多、抽样广泛，有详实的数据分析与统计，并由此得出科学结论和相应解决对策。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民国时期边疆服务部在羌区的活动及对羌族的报道，具有高度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体现于：边疆服务部在川西区工作的重点，也是《边疆服务》报道的重心。不仅如此，川西区的工作，特别是门类众多的调查工作为《边疆服务》的报道提供了一手的素材与扎实的数据，而《边疆服务》的报道，特别是《工作报告》与同工交流、沟通之类的栏目，对于促进边疆服务部川西区工作的开展，鼓励川西区事工的热情，指导其工作，还是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
四、《边疆服务》的特点与价值
据相关统计，民国时期汉语基督教期刊约1000余种(部分杂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有短暂发行)，但该类期刊的发行在地域分布上仍存在相当差异。“民国基督教出版地虽然遍布中国的沿海、内陆、西南、边疆等板块，但其分布不均，出版地的分布大部分在沿海一二线大城市，尤其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城市分布最多；之后逐步向内陆地区辐射，发展到西南、边疆一带。”[20]《边疆服务》作为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的行业专刊，是西南地区为数不多的教会期刊之一，作为以“边疆”为工作基地，以“服务”为中心的期刊，《边疆服务》仍与其他汉语基督教期刊存在明显的区别，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
其一，《边疆服务》体现出民族性。《边疆服务》以“边疆”为工作基地，从边疆工作的特殊性出发，特别重视边疆地区的实地调查与记实写作，其调查与报道内容涉及边地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卫生等诸多方面，纯粹的“宣教”内容在该刊反而鲜见，这是与民国基督教杂志如《兴华报》《圣经报》等相比最大的差异。
其二，《边疆服务》体现出同胞情。《边疆服务》是纯粹由国人创办的专事报道并服务于边疆的期刊，其与外国人同期在中国办的中文期刊《圣教杂志》之类不同。该刊以“同胞之情”审视边疆，其《工作报告》《通讯》等栏目大量刊发的文章，均以建设边疆、传播文明为出发点，以期促进民族团结、充实国家实力。如该刊《边疆服务的基础》中言“我们承认经济是一般事业的基础，但经验告诉了我们，边疆服务事业的真正基础却不是有形的物质——金钱，乃是无形的精神——爱人类，爱同胞。”[21]
其三，《边疆服务》体现出开拓性。边疆服务部一直重视与提倡专业化的边疆调查，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该刊作者或为服务部事工，谙熟边地、边情；或为学界知名的专家、学者，其在川西羌族地区的广泛调查与写作，打破了由叶长青、托马斯等西方传教士一手包办的羌族调研工作，与其他西南边疆研究刊物以及王天元、庄学本、马长寿、胡鉴民、冯汉骥等学者的成果一道为中国民族学界在本片区奠定了学术话语权。如该部编写的《川西调查记》，相较1929年黎光明、王元辉的《川西民俗调查记录》与1937年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羌戎考察记》，不论从学术规范上，还是资料的广泛性与深入度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就此而言，《川西调查记》可谓民国时期关于羌族社会调查最为深入的一部专著。
鲁愚的《闲话羌民》成文之因源于川西区组织佳山寨羌族学生17人赴成都参视，所行之处引起围视，也引发了偏见。作者有感于此，用科普化手法，将羌族的历史与现状传之大众：“羌民现在的住处距成都不过三百里。但是除了极少数研究边疆问题的学者外，一般人士对于边疆民族实在模糊的很，甚至一无所知，为此来写这篇《闲话羌民》，向一般同胞介绍这支中华民族的远房弟兄。”[16]全文分《古代的羌民》《今日的羌民》《羌民与禹王》《羌民的将来》四小节，行文精短，特别是《今日的羌民》一节，介绍了羌人的职业、食品、房屋、交通、婚姻、丧葬、社交、教育、政治等方面的概况，为同期系统科普化宣传羌族的代表性文章。
(一)《边疆服务》与其他西南边疆研究的刊物互补，共同奠定了近现代羌族民族学研究的基础
作为民国时期在调查与报道、宣传与传播羌族方面着墨最多的杂志之一，《边疆服务》在川西区所提倡的调查与写作方法，以及众多的调查及研究文章，留下了一批扎实而珍贵的民族学史料，并且与其他西南边疆研究刊物——如《边政公论》《川边季刊》等一一互补，共同“从根本上创建了羌族民族学研究的学术领域”[22]。
2.2 乳腺超声光散射成像对乳腺肿瘤的诊断结果与病理诊断结果对比 乳腺超声光散射成像对乳腺肿瘤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70.0%(28/40)、92.5%(37/40)、81.3%(65/80)、90.3%(28/31)、75.5%(37/49)。见表3。
目前，福建省聋人高等院校仅面向省内招生，但是省内的聋人可以选择报考全国其他省市的的高等院校,因此，每年的生源有限。但省内仅有一所院校招收聋人大学生，且专业有限，与专业较多且面向全国招生的其他本科院校或专科院校相比，竞争优势不明显，优秀的聋人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省外规模较大的本科院校。除此之外，全国的聋人高等院校采用的都是单独招考的方式，每个院校的考试时间、考试内容都不一样，考生可同时选择多所院校报考。福建省的现行招生规定是一次录取，无补录机会。这就会出现优秀的考生同时被多所院校录取，一旦其放弃省内的录取资格，就会挤占原先可递补考生的入学机会，显失教育公平。
(二)《边疆服务》是民国时期报道与宣传川西片区的主要期刊，也是四川少数民族传播史中唯一长期持续性关注与报道羌族的期刊
民国中期，四川的边疆区域主要分为两大区块，其一为西康省，其主体包括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属)与凉山彝族自治州(宁属)；其二为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察区，其主体即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角度而言，西康省新闻传播业更为发达，“自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前夕，这一地区约有120多种的报刊出版。其中《西康新闻》和《国民日报》均有少数民族文字版。”[23]359当时的第十六区所办期刊寥寥无几，虽然“民国30—37年，十六区专员公署、四川省立茂县边民生活指导所，分别办有《禹乡》《拓边新闻》等油印、铅印报刊”[24]620，但影响甚小，办刊时间都不长，如1942年四川省十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禹乡月刊社，当年创刊，但1944年便停刊；《拓边新闻》1948年下半年才创办，1949年下半年便停办，只出版了近10期。《边疆服务》虽办刊于成都，但其立足于羌区，从1943年至1948年持续性关注与报道羌族，凡27期均有涉羌报道，内容繁密多样。客观而言，部分弥补了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新闻传播史的空白。
(三)《边疆服务》搭建了民族沟通与文化融合的桥梁
边疆服务团“服务工作主要有三方面的影响：一是在医疗卫生方面，服务团无偿分发药物给当地民众，为他们治病疗伤，提高了边疆同胞对近代西医、西药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不讲卫生和相信巫术的陋习；二是在教育方面，历届学生服务团都组织学生对边疆同胞进行教育服务，通过创办学校、举办‘夏令学校’‘扫盲’等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知识；第三是生计方面，服务团通过实地示范，提高了他们的农牧知识和技能。通过连续六个暑假的服务工作，川西及西康两服务区有数万民众受益。”[25]415与边疆服务团在羌区的活动相呼应，从边疆传播的意义来审视，《边疆服务》对羌族的报道，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国人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认知，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情感交流，更重要的是在外部世界与川西区广大羌族同胞之间搭起了一座了解与沟通的桥梁，这座桥梁对于羌地影响更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羌族地区发展的历史进程。
注释：
(2)资源优势、区位优势、生态优势。长沙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人文旅游资源丰富，比如岳麓书院、马王堆汉墓、走马楼三国简牍，以及各种名人故居、古墓等；同时长沙自然生态环境良好，有岳麓山、大围山、伪山等。从区位交通条件看，长沙地处湘江下游，素有“荆豫唇齿 ,黔粤咽喉”之称，战略区位优势明显。
① 民国时期，涉及报道羌族的报纸主要有《新新新闻》《西蜀新闻》《新川报》《四川时报》《建设时报》等，以上均以新闻为主；杂志中《川边季刊》刊文较多，但因该刊留存稀少，遗漏较多，无法准确统计。
② 边疆服务部及威州服务区部机构组织详情可参见：本部.川西区工作充实及发展计划案原文[J].边疆服务,1943，(4)。
实验材料为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选育的大豆RN型CMS不育系JLCMS9A。酶及主要试剂为：DNaseⅠ(北京鼎国)；限制性内切酶EcoRⅠ(NEB)，RNaseA(北京天根)；核酸染料Super GelRed(US Everbright)； 2 × Es Taq Master Mix(康为世纪)；其余试剂为国产分析纯。缓冲液A、B、C、D的配置参考费晓燕[13]的方法，其中缓冲液A中加入100 μL 的NaCl(5 mol/L)和0.1%的β-巯基乙醇进行微调。
由于可溶性Cl具有不完全燃烧及键能较高的特点，部分NaCl燃烧后仍残留在底灰中，基于上述的分析结果可知，利用传统的热处理（燃烧）方法较难准确测量厨余垃圾中Cl含量。因此，对于城市固体废弃物中的可溶性 Cl含量宜采用水萃取法来测定，水萃取法可对固体废弃物中的可溶性Cl和不溶性Cl进行区分，并能准确标定可溶性Cl的含量，这对预测Cl的热动性及Cl元素在热转化过程中引起的腐蚀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③ 目前所见专研《边疆服务》的论文见：周蜀蓉.《边疆服务》评述[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4)；专论边疆服务部为同工交流而创《边疆服务通讯》的论文可参：邓杰.《边疆服务通讯》——基督教边疆服务的原始记录[J].宗教学研究,2011，(2)；专论中华基督教会在四川边地活动的文论见：a.杨天宏.中华基督教会在川、康边地的宗教活动[J].历史研究,2010，(3)，b.杨天宏.基督教与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边疆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专论中华基督教会在四川羌区活动的文论见：a.邓杰，刘力.基督教与民国时期四川羌区的社会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0，(1)，b.邓杰.基督教与四川羌寨早期社会改良[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9，(6)。
（1）技术措施制定更具科学性。以往井队把作为参考书的技术交底作为辅助内容，靠经验打井，势必出现以往经验老套、新的经验不成熟等问题。技术交底作为指导书以大量的实钻数据和邻井资料为依据，由公司技术专家制定，具有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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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ies of the “Frontier Service Unit”in Qiang Areas during the tim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Reports of Them
Jiao Husan
Abstract : The Frontier Service Unit of the All-China Federation of Christian Churches made the Qiang areas in Xichuan the focus of its work and spared no effort in publicity and reporting.The Frontier Service magazine run by the unit was one of the few magazines that constantly investigated, reported and promoted Qiang people during the tim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It was also the magazine that contributed the most reports.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ways of the frontier service unit to report on the Qiang region and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s the Qiang articles published in Frontier Service, believing that the journal, with “frontier”as the base and “service”as the center, had its own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Keywords : Frontier Service; Xichuan; frontier communication; Qiang nationality
中图分类号： K281/ 28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707(2019)03-0012-11
作者简介： 焦虎三，男，四川文化艺术学院羌文化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电子科技大学数字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四川绵阳 621000)
[责任编辑：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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