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所有制论文,生产资料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的基本内容
（一）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内涵——所有制形式决定于生产力发展水平
1.所有制的基本概念
从一般意义上讲，所有制（ownership）是指人们对物质资料的占有形式，通常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在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着与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不同的生产关系包含着不同性质的所有制形式。1847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一文中指出：“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生产关系描述一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44页）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产品分配形式构成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制约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从而决定产品分配形式。因此，理解所有制这一概念应从整个生产关系的内涵去把握。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生产资料可能归个人所有、归某个阶级或社会集团所有、归整个社会所有。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集团或阶级居于统治地位，反之则处于从属地位。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有原始公社所有制、奴隶主所有制、封建主所有制、资产阶级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资产阶级所有制之前的所有制形式依次划分为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关系基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社会制度，并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反作用——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由于所有制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因而马克思以及在他之前很久的哲学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对所有制问题予以高度重视，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2.生产资料私有制
私有制是生产资料由私人占有的所有制形式。在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奴隶主所有制、封建主所有制和资产阶级所有制都是私有制。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个体所有制也属于私有制。私有制本身也经历了一个从较低级阶段到较高级阶段的过程。私有制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家庭作为生产单位占有生产资料，其后经过长期的社会发展和变革，封建主所有制替代了奴隶主所有制，资产阶级所有制替代了封建主所有制。所有制的变更，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生产力获得了飞跃式发展，并由此创造了人类的现代文明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预见，生产资料由私人占有的形式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必然发生的根本矛盾，将导致所有制形式的进一步变更。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5页）私有制的生产和消亡是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是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阶段，共产党人的任务是消灭私有制，代之以更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形式——公有制。
3.生产资料公有制
公有制是生产资料由劳动者共同占有的形式。原始公社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是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公有制形式。原始公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形态，原始公社所有制是最初的所有制形式。由于原始公社时期的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人们只能靠集体劳动生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平均分配有限的劳动产品。原始公社所有制的存在和发展进程，可以给人们两点提示：其一，私有制不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所有制形式；其二，公有制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之后才产生的所有制形式。人类社会发展史源于原始公社制度，源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经过漫长的岁月，古老的原始公社的由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又作为先进于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所有制形式，出现在马克思的思想中。
马克思认为，正像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在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时被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资产阶级统治所打破一样，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也会因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而被更先进的所有制关系所替代。“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7页）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化大生产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发生根本矛盾，生产力水平愈高，“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愈加鲜明地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2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发展趋势的科学分析，指出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必然代替私有制，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4.公有制何时取代私有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必然性，同时又明确地讲明了实现这个转变的前提。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废除私有制”的问题时说：“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建立公有经济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并且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19页）恩格斯还说，推翻私有制的革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同上，第221页）对于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进行公有制取代私有制革命的基础，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鲜明地指出：“一般说来，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受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所制约的。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它才能获得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地位，这种存在地位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模的革命；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它才能创造出现代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同时又是它用以达到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除掉封建社会的物质根底，并且铺平无产阶级革命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在现代工业已按本身需要改造了一切所有制关系的地方才有可能实现；而工业又只在它已夺得世界市场的时候，才能达到这样强大的地步，因为国家的境界是不能满足其发展需要的。”（同上，第402页）马克思的这一段话深刻地讲述了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才能创造出现代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才可能得到壮大和发展，才可能以这种生产资料作为必备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工业资产阶级也只有在它们所需要的所有制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强大起来，而强大本身又依赖于工业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的发展。总之，没有工业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的充分发展，无产阶级就不可能获得无产阶级革命的必备的物质条件，从而也就不可能消灭私有制。
关于马克思曾提到的俄国公社是否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的可能性，马克思认为如果不享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不能保证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不可能直接实现这一过渡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3页）
因此，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是一个历史进程，要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取决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同时还要取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
5.公有制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对此如何理解呢？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一节中写道：“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资本论》第一卷，第832页）当时身为德国柏林大学讲师的欧根·杜林说马克思提出了“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杜林称之为“混沌世界”。对此，恩格斯指出，“靠剥夺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以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13节）
马克思论述的公有制，是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劳动者按劳取酬，获取个人的劳动所得，占有自身的一份财产。因此，“重建个人所有制”并不是重建一种独立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之外的所有制形式。
（二）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所有制问题作为推翻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85页）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这是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论断。关于社会主义，历史上出现过若干门类，可谓形形色色。为了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首先让我们简要地看一下其他社会主义门类，看看马克思之外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关于所有制问题的观点。
1.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
（1）乌托邦的梦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哲学家、经济学家以及社会学家们打开了探索发展规律和人类理想社会的闸门。在苦苦思索和追求之中，涌现出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思维中包含着许多先进的思想以及最初的共产主义的火花。
回顾历史，第一位以专著的形式比较系统地提出空想共产主义思想的是16世纪的杰出人物托·莫尔，他的名著《乌托邦》出版于1516年，其后1623年出版的托·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也引起极大的轰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者卢梭1755年发表了“社会契约”理论，他认为人们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的条件下，人人都是平等的，私有制的产生和财产不平等的发展决定了人们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的形成。后来由于政治不平等的发展，社会契约遭到破坏，产生了新的无权状态。消灭这种状态，是以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国家的使命。（参见卢梭著《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卢梭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更与社会契约联系起来，寄希望以变更社会契约的方式，变更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使人们在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下，继续生活于人人平等的社会中。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是几乎同时期闻名于世的三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生活的年代虽然跨越18世纪和19世纪，但其思想体系主要形成于大工业刚刚兴起的时期，因此“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06页）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的大工业刚刚起步、法国几乎没有大工业的状况下，新兴的无产阶级还没有能力争取独立的政治行动，社会主义创造者的理论还处于不成熟阶段，“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同上，第409页）
由此可见，空想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是由于其所处时期的资本主义还不发达，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不成熟的阶级状况，造成了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时代尚未到来。因此，从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萌生出来的社会主义理论都只能限于空想。
在所有制关系方面，空想社会主义者向往的是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一切形式的空想社会主义都主张公有制。应该说，社会主义的理想从来是和公有制的要求相联系的，屏弃公有制就无所谓社会主义。但以往的社会主义思想都在低下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考虑公有制，几乎都是主张贫穷的社会主义。”（参见胡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2）19世纪以后的各类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中提到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其中有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三种社会主义被归类为反动的社会主义。其中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6页）
资产阶级改良家设想的社会主义，不会通过革命消灭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是仅实行一些行政上的改良。
19世纪继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之后，又出现了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仍然看不到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这些条件要由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来创造。“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同上，第281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其内容必然是反动的，其倡导的是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在19世纪30年代出现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指为了提高劳动者的福利和保障社会和平而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造的社会运动，其允许财产的不平等存在。
（3）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在我国春秋时期，已有“大同”思想。在公元前西汉时期编著的《礼记·礼运》中描述了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这一古老的思想，正是最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它比西方较系统地论述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整整早了700多年。可见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是惊人地发达的。后来的革命家、思想家又发挥了这一思想，并试图付诸实施。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都不同程度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康有为1902年写的《大同书》，集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以及达尔文进化论为一体，提出了“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希望用改良的方式实现这种美好的社会制度。《晏子春秋》中提出的“均贫富”的思想，洪秀全在《天朝田亩制度》中发挥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为了达到这一理想国度，无数思想家为之探索，无数革命志士为之献身。然而，在小生产基础上建立这一制度，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经济趋向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的政治家、经济学家以及小说家们在探求理想的社会制度方面，似乎越来越接近。1996年美国发行量最大的《塞莱斯廷预言》（THECELESTINEPROPHECY）描述了将于2500年出现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方式完全自动控制，各取所需，无货币，无占有欲和控制欲的社会。在这种理想社会中，生产资料都是公有的。由此看来，这些美好的社会制度是当代人类的共同理想，人们对未来社会的认识是趋于大同的。
2.科学社会主义
（1）历史必然性。“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18页）封建主义是这样，资本主义也不会例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随社会生产力发展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是马克思的一个伟大发现；马克思的另一个伟大发现是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即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剥削的基本形式。正是这两个伟大的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了科学。“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23页）
19世纪中叶，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笔下诞生了。《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日期是：1847年12月。
（2）唯物史观。考察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过程，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问题，即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出发研究社会历史，从而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页）正是这一研究方法，产生了科学社会主义。为此，我国老一辈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家薛暮桥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历史唯物主义，不认识这一点就不可能在实践中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在公元前的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清晰的记载。齐国的思想家、理财家管仲的名言：“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参见《管子·牧民》）表达了早期的存在决定意识的思想。东汉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和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都论述过在社会进化过程中，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的决定作用，否定意志决定论。
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以及客观唯心主义大师黑格尔都有局限性地论述过存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和历史发展进程具有某种必然性。这些论述具有初步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列宁曾把唯物主义发展路线称为“德谈克利特路线”。
（3）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详尽分析，指出在消灭私有制的同时将建立公有制社会，而最初的公有制社会是一个处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时期的社会。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写道：“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社会的痕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0页）这个新的社会制度带有着一些弊病。“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同上，第12页）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是彻底消灭了私有制，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所有，实行的是单一的公有制，每个社会成员以他付出的劳动量，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凭这张证书从消费品的社会储存中领取与他付出的劳动量对等的产品。这是一个不存在市场商品交换，不需要货币，按劳分配的社会。
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跨越了几个世纪。对于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政治家、哲学家和各种流派的思想家们有着形形色色的解释。总起来看，在这些解释或定义中，有的是对一种具体社会制度的描述，有的是比较抽象的概念。在前面所提及的各类社会主义中，一个最简捷的划分是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之前或之外的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能否从历史发展角度，给社会主义下一个广义的定义呢？在此我们引用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高度概括的一段话：社会主义——表达了在资本主义的诞生阵痛中苦苦挣扎的劳苦大众对转型期中种种非公正行为的抗议和对一种公正、美好社会的向往。从这段表达中，我们可以对社会主义有这样的理解：处于资本主义又较发达时期或资本主义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的人民，对现有生活力式和质量不能接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正性表示抗议；与此同时，在对旧制度的不满和抗议的基础上向往和追求一种公正、美好的新制度。这一新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包括各种交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绝大部分冠以社会主义的社会模式，基本都具有这样的含义。
人们出于对旧制度的不满和对新制度的向往，探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样崇高的理想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发现和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随着社会的交替，公有制必然取代私有制，而这一取代的依据是私有制在社会化生产发达到一定水平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必须用公共占有生产资料的形式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以更先进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种合理的科学的所有制形式，是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确立的。达一点，应当成为研究所有制问题的一条主线。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所有制形式的确立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发达而科学的头脑，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这一学说震撼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震撼了整个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的理论构架，奠定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马克思逝世于1883年3月，恩格斯逝世于1895年8月。恩格斯在上世纪末则生前的最后岁月里说：“还有一个愿望，就是看一看新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的共产主义者在两个伟人离开这个世界不久，即在恩格斯所期盼的20世纪到来之初，开始将社会主义革命从理论推向实践。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一）列宁与社会主义革命
马克思、恩格撕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列宁则是这一学说最勇敢的实践者。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酝酿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是各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激烈评论马克思学说的时期。这些评论或论战都与所有制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
1.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背景
19世纪末期的“奥地利学派”提出的“边际效用”原则和20世纪初“社会学派”关于“公共福利”的论点，从不同角度宣扬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超阶级的、能使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服从计划原则的力量，即“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此后的一些经济学家又提出一系列通过国家干预调整资本主义经济，使现代资本主义健全起来的观点。法国社会民主党人埃·伯恩施坦主张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同“边际效用论”结合进来，想以后者修正前者，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解释为对资本主义剥削的“道义谴责”，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的学说已过时，因此建议无产阶级放弃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斗争，即否定所有制变更的必然性。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考期基提出“超帝国主义论”，认为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可以用各国资本家协商的办法来消除战争和建立有组织的世界经济；并认为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因此“托拉斯”和“卡特尔”能够和平地转变为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不必经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列·托洛斯基和尼·布哈林则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论述，强调在一个国家内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在俄国经济和技术的落后状态下，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没有成熟。
2.列宁的观点
面对俄国这样一个极为落后的小农国家和上述一系列理论体系，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特别是“消灭私有制”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呢？又如何在实践中领导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呢？列宁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通过对俄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分析，在与种种观点的论战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现实相结合，以政治家的行为方式从理论和实践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垄断阶段的矛盾已十分尖锐，革命即将爆发；并指出帝国主义时期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进而认为可能在世界帝国主义锁链的最弱一环爆发革命。革命成功后，将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消灭私有制，完成“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也就是建立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列宁还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首先在几个国家甚至单独一个国家内胜利是可能的，而同时在一切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上述论点显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设想。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指出，列宁关于“薄弱环节”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思想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创立了新的完整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这一理论成了大规模革命行动的指南，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具有指导作用。“列宁实现了并科学地论证了在社会经济方面落后的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这些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枷锁后，靠着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获得胜利的先进国家的帮助，可以避免漫长而痛苦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绕过资本主义阶段，逐步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5年中文版，第343页）
3.列宁的实践与所有制形式的确立
从列宁构思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到夺取政权，经历了一个艰辛的、血雨腥风的过程。为发动革命和推进革命，列宁写下了大量战斗性极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他们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前者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创立者，是理论家；后者是实践者，是政治家，是执政者。处于革命运动最高领导人和新政权执政者地位的列宁，面对的是大量迫在眉睫的严重问题，面对的是有关新政权能否存在下去的一系列生死存亡的抉择。列宁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小农国家领导了无产阶级革命，并夺取了政权，而且不可能想象再将政权奉还给资产阶级。因此，一切理论与实践，都要面对如何巩固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由共产党人将这场革命持续下去。列宁所领导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因此所遇到的困难也必然是难以想象的。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头脑是十分冷静的。他清醒地看到这一革命与马克思论述的科学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差别，他要考虑如何度过“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一过渡时期，要思索采取怎样的所有制形式，才能够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但这时一些“左派”共产主义者却提出：“……只有实行最坚决的社会化，才能有计划地利用现存的生产资料”，“……不是向资产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卒投降，而是要完全打倒资产阶级……。”这种局面使列宁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还要面对“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责难。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等著作中严厉地驳斥了那种脱离实际，无视生产力发展水平，超越生产关系的“躁动”。列宁根据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状况提出革命后的苏联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宗法式农民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成分。在这些成分中，谁占优势呢？列宁认为，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的显然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在这样一个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小农国家中，要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就必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多种经济成分，由此充分地发展生产力，去获取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基础。这是列宁所采取的非常明智的策略。列宁在指责“左派”们反对在革命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时讲了这样一段话：“但是他们从没有想过，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就真正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立于不败之地。”（《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40页）
列宁所具有的这种客观的唯物史观，使这位20世纪初的共产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的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开辟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现实之路。
列宁首先以“战时共产主义”改革作为权宜之计，度过了最初的极为艰难的岁月。1921年初列宁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从当时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个体农民在经济成分中占优势这一国情出发，以征收粮食税的方式替代了“战时共产主义”状态下实行的剥夺式的“余粮收集制”。此外，“新经济政策”还规定，在一定范围内恢复贸易自由；对国内外资本家实行租让制；将雇工在二十人以下的小企业退还原主；在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恢复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充分利用资本和技术加快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集中一切可能动员的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参见马洪主编《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第二章）“新经济政策”是对生产关系的一种调整，使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列宁为完成“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所采取的重要而成功的策略，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一年后指出：“采取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而探寻这一途径的唯一方法，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17页）“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对苏维埃政权的稳定和经济的长期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举。可惜的是，“新经济政策”最终没有能够作为一项既定的政策长期实行下去。
从以后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发展看，“新经济政策”所体现的按经济规律发展经济的思想，始终代表着一种正确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成为“左派”革命家攻击的对象。例如，“左派”曾提出“新经济政策”对农民的让步是不妥的，应当尽快回到过去的政策。这种“左”的意识，长期影响和笼罩着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
1925年苏联私营工业约占21%。苏联于1933年宣布私有经济成分已不存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已占绝对统治地位。此后苏联理论界曾争论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商品，是否是单一所有制。大约二十年后，斯大林才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明确苏联还存在着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因此在两种所有制之间还存在着商品交换；生产资料不进行市场交换。《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为代表的公有制十计划经济的公式，长期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左右着方针政策的制定。实践证明，这一公式导致的结果是人为建立的脱离实际、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斯大林主持下制定的这一公式较之于他的前任列宁的另一个公式，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方而是一个退步。列宁的公式是：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的政权十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列宁文稿》第三卷第94页）。这一公式的内涵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先进的社会体系是苏维埃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列宁深感没有这一基础，便没有社会主义。因此生产关系的建立，必须有利于保障和促进这一基础的存在和发展。列宁的公式或许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雏形。
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特别是初始阶段的进程，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面镜子，两者之间存在若干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在”倾思想的严重干扰，何其相似，发人深省。
（二）毛泽东与社会主义革命
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震惊了世界。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为无产阶级取得的这一世界性的胜利感到振奋。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最初所走的道路，是沿着“十月革命”道路的轨迹行进的。因此了解和研究如前所述的列宁领导的革命是了解和研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起始点。做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创建者，毛泽东同志也十分重视革命的理论问题。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不首先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多的国家成功，而首先在东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比较低、无产阶级人数比较少的国家成功？对此虽然列宁和斯大林有若干解释，但直到1958年，毛泽东仍认为这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毛泽东不同意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某些说法，认为中国革命成功与否并不主要在于有没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而主要在于内因，关键是要“有一个成熟的党”。（参见毛泽东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是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认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所有制理论是毛泽东反复思考的问题之一。
1.毛泽东的设想
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比较全面的设想是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毛泽东在总结俄国“十月革命”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现实问题结合在一起，得出了如下结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毛泽东选集》第626页）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是根据中国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作出的，按照毛泽东的归纳和中国革命以后的发展，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中国革命的进程大致如下：（1）1840年民主主义革命（准备阶段）：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2）1911年民主主义革命（正式开始）：辛亥革命。（3）1917年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俄国十月革命为起始点）：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4）1949年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时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其性质是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以前的民主主义革命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划分是毛泽东根据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状况和中国的国情做出的。毛泽东认为，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在革命阵线上说，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论断，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步骤，指出了一条科学的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发展道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乃至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都允许和有限制地允许私有制的存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围绕如何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所有制改造也存在着尖锐的论战，其内容与当年列宁进行革命时的争论非常相似。
2.理论求索
中国的革命者探求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愿望是十分强烈的，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片巨大而贫穷的土地，面对的是落后的被列强瓜分的国家。各种政见源于这一社会背景，有的激进而脱离现实，有的试图维护旧制度，也有的迫近于真理……
（1）孙中山先生节制资本的思想。孙中山先生针对当时中国受外国资本冲击同时又陷于贫困之中的国情，提出了节制资本的思想。其后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表述了这样的主张：“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节制资本的思想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所有制关系，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之上，这种节制并不涉及其他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农村，实行“平均地权”，即把封建关系变为农民占有私有土地，允许富农经济的存在。这种“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形式，成了一种适当的生产关系，这种关系是对少数人的私人占有制和由此操纵国计民生的所有制关系的否定，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
（2）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指出，处于1940年的中国要建立中国的资产阶级专政，一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因为它们反对中国独立，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二是社会主义不容许，世界已处在资本主义决然死亡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中国革命应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因此毛泽东认为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不可能再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
（3）“二次革命论”。在民主革命阶段提出的“二次革命论”认为，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太低，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因而主张把革命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由资产阶级以资本主义方式发展经济，待经济发展到较高级的水准后，再由共产党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但中国的共产主义者难以想象如何能“退回到山上去”，坐等山下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再下山搞社会主义革命。“二次革命论”者认为他们的观点是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是“原版”马克思主义者。这种观点在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时出现过，在中国进行推翻旧政权的革命时也出现了。当时反对“二次革命论”的观点主要是：其一，列宁已创造了薄弱环节爆发革命的理论；其二，中国有革命成功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帮助；其三，世界革命已进入新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其四，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因此，“二次革命论”是不能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者所接受的。
（4）“一次革命论”。这种论点反对两步革命论，宣扬以三民主义为指针就可以直接实现社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公有制的社会。即将社会主义革命合并在民主主义革命中一次完成，称之为“毕其功于一役”，并且不需要工农联盟，不需要统一战线。这种“一次革命论”是“左”倾空谈主义，是空想。“一次革命沦”的思潮曾蛊惑一时，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过极大的干扰，使若干革命者感到迷惑。
（5）农业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前夕批驳了主张在农业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指出在生产力低下的小生产基础上不可能直接建立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39页）刘少奇曾比较详尽地论述了农业社会主义问题，告诫党的工作者注意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在反对农业社会主义的同时，还否定了“新资本主义”的提法，强调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经济。
3.毛泽东的实践与所有制形式的确立
毛泽东在1940年阐述的中国革命的思想，在1949年得以实现。1947年2月，在与将介石的较量中己胜券在握的毛泽东，宣布中国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即将到来，现在已是它的前夜。毛泽东开始全面地考虑革命胜利后的各项工作。如何处理好革命胜利后的所有制关系，显然是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
（1）毛泽东建国前夕关于所有制问题的精彩论断。建国初期的中国经济是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10%的现代工业经济。现代工业经济中占首位的是官僚资本，要对其实行没收；第二位的是民族资本，即私人资本，要在相当长时期内允许其有限制地存在和发展。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孙中山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能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以组织合作社的形式，引导其向集体化方向发展。合作社的性质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经济组织。以上就是建国初期针对所有制关系所采取的基本方针。对此，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还讲道：“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上述精彩的论断精辟地指出了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阶段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关系。实际上，这一论断适用于更长的阶段。
（2）毛泽东说：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大概需要二三十年。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需要多少年？从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和中国极为落后的经济状况出发，这一过渡应当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建国后的经济状况，比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所面对的处境更为严峻。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当党外人士问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列社会主义要多少时间时，毛泽东说：“大概二三十年吧”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说过，到底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估计至少要十年，多则十五年或二十年。经过这样一段“相当长久”的时间，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就可以开始搞社会主义了。（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严党的七十年》）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和建国之初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对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的所有制关系，有着十分清醒的估计和认识。然而，这一清醒的认识，后来发生了变化。
（三）用发展的眼光，以唯物史观将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列宁在俄国革命前的论战中，曾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03页）列宁还在革命刚刚胜利的艰难岁月中便深有感触地在《论粮食税》一文中写道：“至于变更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马克思既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他非常懂得在变革时会有怎样多的新问题发生，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变化，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频繁而剧烈地变化。”（《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11页）列宁的这些话是语重心长的，是在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的感叹。我们正是应当用当年马克思研究历史发展所应用的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和看待现实的社会发展问题。如前文所讲，这一重要的方法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恩格斯曾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01页）恩格斯还告诫人们：“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第406页）毛泽东曾在1965年写过这样一段话：“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者们，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但是这是难免的，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6页）
上述关于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论述，对于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脱离实际地教条地照搬理论的做法，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应当用发展的眼光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向前进，而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正是在发展中不断得以完善的。
总之，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爆发的社会阶段（“小农国家”和“半封建半殖民地”），与马克思论述的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达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发生根本矛盾的阶段相差甚远，尚未存在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取消商品交换的“客观必然性”。换句话讲，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不具备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之时，夺取了政权。然而，理论与现实告诉我们，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达基础上产生的公有制将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在小农和半封建社会的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实行完全的公有制，并不能推动社会进步。因此，列宁、毛泽东都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践相结合，在革命之初都没有实行完全的公有制，而是根据国情制订了当时的发展方针和政策，从而将革命与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三、所有制形式的发展与变化
毛泽东同志带着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和对所有制关系的客观分析，开始了迈向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初的年月是充满风险和惊心动魄的，是充满创造性的。
（一）我国所有制形式的发展与变化
我国所有制形式的演变，并没有像毛泽东在建国前夕设想的那样，将包括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保持二三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也像苏联“新经济政策”一样，没有持续预期的那样长久。
1.建国初期所有制关系的变革
建国后，在人民解放军继续执行解放全中国战略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建立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其中，没收官僚资本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到1950年初，以军管会的方式共接管了官僚资本工矿企业2800多家，金融企业2400多家，这构成了新中国国营经济的主要部分，向建立新的所有制关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随之，国家成功地稳定了天文数字般飞涨的物价，统一了财政经济制度，为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打下了基础，从而使新中国度过了极为困难的时期。革命的进程，使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民族资产阶级感到前途莫测。但此时的毛泽东仍很冷静，1950年6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批评了那种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这是不适合我们国家实际情况的错误思想。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不要把他们推开。（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96页）是节制资本而不是挤走资本、消灭资本。
改革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1946年起在解放区全面展开的土地改革，到50年代初已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土改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时实行了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等政策。农村所有制的变革，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建国初期私营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一半以上，私营商业的商品零售额占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85%左右。对此，中央政府采取了扶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对其消极作用加以限制的政策，促进了民族资本的发展。
从建国起的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社经济都获得了较大发展。其中国营经济比重迅速增长，1952年国营工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56%，首次超过半数。
2.毛泽东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三年经济恢复时期所以能取得巨大成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建立了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所有制关系。但是，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战告捷的局面，毛泽东1952年9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发表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新的看法：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新的决断，大大改变和缩短了他在建国前夕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限的设想。随后毛泽东主持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从建国起的十到十五年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在1953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说，完成整个过渡时期，“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00页）此时的政策思想还是急中有稳。
1955年夏天，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度等问题表示不满，责为“小脚女人”“右倾机会主义”，由此猛然加快了改造的步伐，致使社会主义改造又改变了一年多以前确定的进度，在各个领域内急速推进。在此期间，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采取了赎买政策，这是改造中的成功之举，是对马克思曾设想的这种方式的第一次实践。到1956年，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民、手工业者劳动群众个体所有的私有制，基本上转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公有制，资本家所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为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的公有制。
按毛泽东的设想，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过渡时期的结束即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但是，由于这一对资改造过于迅猛，超过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而创造了一种“超前”的生产关系。
3.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
从历史进程看，急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迅速过渡到公有制的冲动，最终导致了1958年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大”是指规模大，即将过去那种由一二百户组成的合作社合并为四五千户至一二万户的大公社：“公”是指公有化程度高，则将若干（几十到几百）发展程度不同的合作社合并起来，对财产实行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的供给制，推广“共产主义”的大食堂等绝对平均主义做法，热衷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向共产主义进军。一时间，“人民公社显金桥，过了桥就是共产主义”的说法冲昏了许多人的头脑，有的地方甚至认为再过几年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了，“超英赶美”也近在眼前。人民公社的错误源于所有制关系的冲动，即试图在当时比较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之上把分散的个体经济直接改造为全民所有制，把集体所有制迅速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这就在所有制上严重违反了客观规律。一而再，再而三地加速进行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生产关系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生产关系的误区中越陷越深，直至造成严重后果。这是我国建设史上由“左”倾错误造成的一次惨痛的教训。其后，围绕“左”倾思潮，又出现了一系列生产关系方面的争论和较量，“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提出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的荒唐之极的“左”论，是要人们枵腹从公……。这种状况持续了很久很久……
1958年以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些思想随着跃进的热潮进一步有所改变。对于列宁“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的这种说明生产力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论述，毛泽东也开始表示不同意了。他说：“这个说法现在看来不对。其实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越容易，而不是越困难，人越穷，越要革命。”（参见毛泽东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实际上，毛泽东此时讲的“过渡”和“革命”主要是指“夺取政权”的暴力行动的成败，是指爆发革命的激情，与马克思所说的建立在存在决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个慨念。
4.工业等行业在生产关系方面也走过了头
在工业方面，我国旧体制下的国营企业盈利向上交，亏了向上要，虽然可以实行同工同酬，但干部和工人不关心企业的盈亏和前途，大批国（营）有企业缺乏活力，生产能力低下。国家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生产资料基本上不进行市场交换，实行计划分配，致使供需矛盾得不到解决，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持续了数十年的状况说明，在工业等行业中实际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生产关系走过了头的问题。
5.毛泽东：要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不行
毛泽东在何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何时建成社会主义、何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时间上，先后做出了多次差别极大的预测性论断。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时间和达到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时间一缩再缩，直至“大跃进”时已临近实现“超英赶美”。但这一次“高热”，很快便冷却下来。经过“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认识列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盲目性。1962年元月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对社会主义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在实践中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他还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簿，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毛泽东的这些话是从“大跃进”的阵痛中得出的，是对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描述。本着这种思想，经过大会前后的一段调查，经济形势开始走向好转。不幸的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后仅仅半年多时间，毛泽东在1962年8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重提阶级斗争，又开始反右倾。“左”倾错误再度兴起。
6.毛泽东曾提出：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披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就在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1956年12月，毛泽东针对当时出现了一批自发经营的被称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的较大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一事，讲了这样一段话：地下工厂，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夫妻店，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大厂。私人投资开厂，定息也有出路。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也讲过类似的意见。毛泽东为什么在私有制改造刚刚完成之时，又讲要搞资本主义呢？其答案应当是，毛泽东仍感到眼前的超越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生产力仍相当落后，仅仅靠公有经济难以支撑起整个国民经济。因此，毛泽东感到应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中国的国情，允许私有经济有较大的发展，以一种新型的所有制关系，来营造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实际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我国建国初期的若干政策，就是这种方式。对此，毛泽东反复提到，而且经常有新的发挥，但问题是这些思想和方案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持久地实行，私有经济和公有经济在新的航程中以乎难以同舟共济。
7.为什么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难以持久
对于不能在小生产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们是十分清楚的。那么究竟为什么在实践中总是屡屡改变初衷，几次三番地打破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向社会主义急过渡呢？从历史进程看，“左”的指导思想是最根本的原因。在推进革命的过程中，往往是一方面没有脱离国情地实行单一的公有制，一方面又以超越阶段的模式约束自己；刚刚批判了脱离实际的冒进，又开始新一轮冒进。每当生产关系走得过快时，经济发展就遭受挫折，每当纠正“左”的倾向，适当调整生产关系，经济情况就趋于好转。因此，克服“左”的指导思想，对于保持社会生产力的正常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二）对“超前”的生产关系必须进行调整
如前所述，一种先进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随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产生的，与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权力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2页）回顾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人们对于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所造成的后果是记忆犹新的。如果苏联 和中国的领导者在革命之初就按马克思的论述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革命将会夭折；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跨越阶段的方针政策，其结果只能是推迟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过早地实行跨越阶段的方针，实质上就是人为地实行了“权力”之外的“超前”的生产关系。
1.“超前”的生产关系
由前所述，1956年急速完成的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种不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关系必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其本身即是一种带有“超前”性质的所有制关系，由此必然产生一种“超前”的生产关系。这种“超的”的生产关系反反复复地贯穿于此后的“反‘反冒进’”、“大跃进”、“反‘三自一包’”直至“文化大革命”的二十年中。
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教授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发展和变化》一文中，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生产关系和思想观念方面存在的问题，做出了高度的概括：“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们忽视了我国还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农村中自然经济还占优势这个事实；不懂得经济的现代化必须充分发展商品经济，进而产生充满横向联系的社会化大生产，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科学的而不是空想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在一开始就学习当时的苏联，把国民经济的有机整体分割成条条块块，建立了对许多产品进行指令性的计划生产、计划分配的管理制度，切断了国民经济的横向联系，阻碍了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的发展。这就违反了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薛暮桥著《改革与理论上的突破》第71～72页）
所谓“超前”，首先是指生产关系的第一要素所有制关系“超前”。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超前”所带来的问题必然越来越严重，人们为此深感困惑，从而也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必须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并以此做为经济发展的前提。
2.对“超前”的生产关系必须进行调整
回顾我国的经济发展进程，所有制关系中的小商品经济、个体经济的存在，是我国生产力水平的现实状况，实行单一全民所有制和仅实行全民、集体两种所有制都不适合我国的国情，那种认为公有制程度越高越好的观点是脱离实际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对于“超前”的生产关系必须进行调整。邓小平同志1962年在谈到恢复农业生产问题时说：“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利固定不变的形式，看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 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23页）小平同志这段话，十分简明地讲清楚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讲清楚了“超前”的、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必须退到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形式上去。其后生产关系的变化，完全证实了小平同志上述思想的正确性。1960年农业十二条从公社统一核算退到大队核算，1962年农业六十条又退到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大致相当于当初的初级社，此后农业才开始回升。与此同时包括小平同志在内的一批同志又提到了进行“包产到户”试点等进一步退的做法，但“包产到户”随即被指责为“反对社会主义”。事实证明，当时的退，是退向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由此明显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即退是为了进；而不退，生产则必然继续下降。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就是上述实践的继续，也是其成功的证明。
3.历史性转折
回顾建国后的经济建设过程，“左”的思想对党的方针政策的严重干扰周而复始，造成的一次次历史性严重后果历历在目，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状况长期得不到切实的扭转。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清除了“左”的指导思想，极大地解放了被束缚的思想，解放了生产力。这是三十年来对“超前”的生产关系的一次最彻底的调整，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全会公报中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超前”的生产关系，是结束“左”的指导思想的关键，是开创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局面的起点。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进入了按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的轨道。小平同志时常提示全党对于“左”的危害保持清醒的认识。1992年初小平同志在南巡中强调：“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那种越“左”政治上越安全的现象是不应该存在的。
从根本上清除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党内的“左”的指导思想，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历史功绩，这次会议也由此成为党的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4.所谓“补课论”
在清除生产关系“超前”观念中，我国理论界出现了“补课”之说，即中国必须补发展资本主义这一课，否则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这是与国情不符的，同时也是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现状相脱节的理论观念。在苏联和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二次革命论”等思想派别提出共产党人应把权力交给资产阶级，首先由他们来发展资本主义。“补课”论则是主张由共产党来领导完整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进程。我们认为，中国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不可能走通的。这已为历史所证明。共产党领导的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为了达到建立社会主义的目的，我们必须按生产力的要求，建立适当的生产关系，允许私有经济在一定的范围内发展。这是正确的发展策略，是科学的发展模式，应当在调整中向前走，而不是回过头来重新发展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趋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以国家利益、经济利益为出发点，行为方式日益国际化，不断打破和修正原有发展格局，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无时不在为摆脱困境找出路。我国经过近五十年的坎坷探索，特别是十八年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已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成员。这一进程证明，我们不需要依附于谁，也不必效法某种历史进程，我们已走上了适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科学的抉择：所有制关系的确立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告诉我们，建立科学的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是将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的前提，而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正确地认识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
1.确立所有制关系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经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2页）超越阶段的“左”的倾向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造成的危害是有目共睹的。在党的十三大前夕，小平同志明确地告诫人们：“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2页）小平同志还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9～380页）
小平同志关于初级阶段的思想，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根据马克思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做出的。我国建设过程巾多次出现的急于求成和冒进的现象，就是不认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在不发达阶段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结果。我们为此付出了过多的学费。当前，如果离开初级阶段看问题，或者对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就会使我们的理论和实践建立在一种超越阶段的基础上，就会脱离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使我们的各项工作误入歧途，陷于积重难返的境地。
2.在实践中认识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从社会主义的空想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从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到毛泽东的实践，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中国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到其后的四十年历程，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在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同上，第111页）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以发展生产力为最根本任务，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表明，我国现阶段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关系构架是正确的，我国显然还远远未达到实行公有化程度更高的所有制的发展阶段。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在理解上是有差异的。所谓差异主要是何为主体？这一主体是否需要划定一个数量比例来体现？我们认为，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应当紧紧扣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从生产力发展实际水平的角度去思考。由此得出的见解是：既然我国社会处于向成熟的社会主义过渡的不发达阶段，必须实行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所有制形式，那么公有制在各种所有制中所占比重的多少，则应当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等具体国情去把握，难以确定也没有必要确定出一个固定的数量概念。如果人为地划定一个百分比，作为是否是社会主义的界限，这种做法必定是脱离实际，不符合国情的，也是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并不仅仅指数量慨念，更重要的是指其地位的重要性。通常所讲的比重下降，是指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实际上，国家只要占有和控制住部分全局性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重要的资源和能源、银行、高技术产业等，就掌握了所谓的经济命脉，公有经济也就占据着主体地位。我国的情况正是如此。同时，公有制形式，即由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形式，并不局限于国有和集体所有。从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这一概念出发，对现阶段公有制实现形式进一步进行界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是社会所有制的基本存在形式
从历史发展过程看，除原始公社所有制外，从来就没有一种纯粹的、单一的社会所有制形式。这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种新的所有制形式是在旧有的所有制关系中逐渐生长出来的，因此在一种占据主体地位的所有制存在的同时，还会存在其它形式的所有制。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相辅相成地共同发展，是社会所有制的基本存在形式。我国目前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将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
5.应着重从质上强化公有经济
目前，我国包括全民和集体的公有制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消的70%以上（其中国有企业约占34%），比重仍然是相当高的。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下，仅从公有制比重这一数量慨念看，并不能切实地反映出马克思说的公有制的含义。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公有制经济并不是社会比大生产高度发达到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私人占有发生根本矛质的产物。在我国公有制企业中，集体所有制所占比重很高，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生产水平较为低下的城乡集体小企业。在若干公有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地市，其乡镇个体企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在70%以上。国有企业由于存在如前所述的历史缘由，也正处于实施战略性改组，增强企业活力的过程中。从全局看，我国现阶段公有经济的总体水平还比较低，这现状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结构是相符的。较低水中的公有经济，即使其比重较高，也不能正确地反映出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达下产生的公有制所应具有的，对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和产品分配、文换形式的决定作用。因此，在这种状况下公有制比重的高低，并不能说明公有经济及社会的发达程度。
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我国现阶段公有经济比重高但发展水平并不高，改变这一现状尚需相当长的时期，只有立足于这一现状，加速生产力的发展，着重从质上强化公有经济，才能有效地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6.公有和非公有经济比重的变化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有企业比重发生变化，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应指出，这现象产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能只强调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数量的下降，而把解决国有企业本身的若干亟待解决的问题放在次要位置。对那些老化、低效，无改选价值的企业和布局、结构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的企业，无论是何种所有制，都应当用减法。在“减法”中失去的应是肌体中的病灶，而获得的将是活力和效益。
从另一方面看，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非公有经济比重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国家实行了开放政策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有关政策，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所有制关系进行了调整，而并不是非公有经济采取了某种自发的对立行为。因此，这些非公有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有经济是根本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成分，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盟军。当年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站住脚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有经济的代表无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结成联盟，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比较协调地并存。我国现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否面临着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之间的新一轮的联盟，这一联盟是否同样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现状表明，这一联盟是一个现实存在，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关系。非公有经济将相当长期地存在于经济生活中。我们认为，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注意实施有关政策，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防止财富分配两极分化，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完全可以得到巩固和发展。正像小平同志指出的：“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8页）我们坚信，中国共产党人有能力开创改革开放事业，也完全有能力控制和驾驭这一事业。
在此应强调，改革开放和对生产关系的调整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促使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而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始终保持和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下，经济活动是在严格的经济秩序中运行的，绝不允许靠非法经营手段获取经济利益等行为。
（四）三种模式，三种前途
归纳所有制关系的发展和变化，现阶段关于所有制关系的主张大致有三种模式，由此将导致三种前途。
第一，以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本，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坚持推进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三个有利于”，坚持以生产力发展水平确立所有制形式，把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做为首要任务，拓展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营建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只有这样，才可能不断地促进社会进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第二，认为只有放弃公有制，全面发展私有经济，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是将来的事情，公有制与私有制两种形式不能并存。这种主张是要我们丢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仿照他人的模式行进。事实上，中国只能在共产党领导下走自己的路，其它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否则只能导致社会发展趋于混乱，将国家推向毁灭。
第三，脱离实际和超越阶段地理解公有制，把非公有经济看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对立物，以“超前”的生产关系为标准，评判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制度，认为按照目前的所有制关系发展下去会逐步丧失国有经济，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主张把更大程度地限制非公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作为当务之急。持这种主张的一些同志主要是对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不够了解，因而对当前的国有经济现状表示担心；还有一些同志属于学术之争；此外也有个别观点以“捍卫”公有制为由，对“三个有利于”提出责难，认为现阶段盛行“唯生产力论”，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实际上，指责“三个有利于”无非是宣扬“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其前途只能是“贫穷的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了执政党的地位，并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设为今日的中国，赢得了本国人民的高度信任和世界的公认。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国情，使我们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可以借用，西方国家的政体更不能套用。按中国自己的方式治理国家，是唯一可行的明智之举。我们没有理由在发展中用“本本”自缚手脚或盲目搬用西方的东西，应当无所顾忌地走自己的路。那种自己为自己铺设路障、设置禁区的做法应当成为历史了。纠正失误难，纠正自设的路障，解开自缚的手脚更难。
我们的权力，不能超出客观经济规律，所有制形式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我们的前途，是公有制下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公有制必将取代私有制，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归根结底，公有经济的壮大要靠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经济不发达，综合国力不强，一切都是空的。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定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才能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标签：所有制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公有制论文; 生产资料所有制论文; 恩格斯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共产党宣言论文; 共产主义国家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经济学论文; 共产主义道德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