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体制与精英再生产--基于12所高校的调查数据_布迪厄论文

高等教育体系与精英阶层再生产——基于12所高校调查数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层论文,所高校论文,教育体系论文,精英论文,数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按照马丁·特罗(Trow，1972；1973)对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划分，同龄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低于15%时属于精英教育阶段，在15%～50%属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50%以上属于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20-24岁人口中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超过25%，25-29岁人口中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比例超过20%。可见，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高校扩招迅速地将中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推向大众化阶段。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不仅仅是其社会功能从塑造社会精英向提高普通大众对社会变化的适应能力的转变，而且是教育机会均等的观念被普遍接受，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和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不平等走向公平(谢作栩，2001)。但中国在高考扩招之后，非但没有出现人们普遍感觉高等教育的公平性提高了，反而是越来越多的人感觉高等教育不公平程度在阶层间、地区间不断加深(李春玲，2010；钟云华、沈红，2009；陈廷柱，2004)。为什么高考扩招应该带来的公平效应反而使人们感觉高等教育变得更加不平等？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造成人们感觉高等教育变得更加不平等可能是多方面的原因，既有可能是高等教育的制度设计问题，如招生制度不利于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也有可能是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的原因，如高级行政管理人员、教师等。但无论是何种原因，高等教育不平等最直接、最重要的结果能够体现在高等教育的接受者——大学生群体上。通过对大学生群体的分析，可以最为直观地了解高等教育不平等的实际状况及其原因。本文试图结合精英主义理论，反思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变革，并使用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的“当代大学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调查项目”的调查数据分析高等教育体系与精英阶层再生产的关系。

      二、文献梳理

      对社会精英的研究是社会学研究的传统主题之一。从早期精英主义的代表人物莫斯卡、帕累托，到现代精英主义的米尔斯和布迪厄，精英始终与大众、民主、统治、阶级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在现代精英的形成过程中，高等教育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事实上，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除了德国)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高等教育体系，无论是通过公立大学还是通过私立大学来实现，其精英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一致的。从精英大学里获得学历是通向精英阶层的关键，精英大学也成为确保中上社会阶层和社会上层的子女维系社会地位的筛选机制。

      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民主化浪潮中，精英与大众的对立引发了高等教育领域剧烈的争论，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是否应该以塑造社会精英为目标、高等教育应当承担何种社会功能等问题(Trow，1973)。高等教育应该是精英化还是大众化的争论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最终以高等教育的日渐普及和精英大学的持续存在打了个平手。本研究承袭了社会学关于精英研究的理论基础，力图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高等教育体系和精英再生产的关系。

      (一)西方精英理论的主要脉络

      精英(Elite)的概念最初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提出的，用来反对世袭的贵族制度，反对僵化的社会等级结构，强调个人能力而不是先赋身份是确定社会地位的决定性因素。早期精英主要是指在心智上具有超人一等能力的人，他们的存在对社会发展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后来精英的概念逐渐演化为社会中占据权势职位的小部分人，这小部分人掌握着大部分权力、财富和文化资源，能够操控社会大众并主导社会走向。虽然精英的概念最初是法国资产阶级为了打破贵族和神职人员霸权、争取民主权力而提出的，但在早期精英主义的代表人物莫斯卡、帕累托和米歇尔斯那里，“精英”这个词更多的是作为与“大众”相对应的词汇来使用。

      莫斯卡(2002：97)是第一个试图深入分析精英的社会理论家。莫斯卡认为，社会无论如何总会出现两个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社会之所以会出现统治阶级，其原因主要是两点：第一，从组织治理结构来看，越大的组织越需要选择少数人以代表大众来管理，才能保持组织的效率。第二，精英本身在财富上和心智上具有超群的优势，并且超群的品质给他们带来不一般的声望。勒庞(2000：118-129)提出，大众是盲从的、非理性的，因而大众社会是一个需要领袖的社会。在莫斯卡的书中进而把领袖明确为统治阶级。莫斯卡还强调旧有统治阶级无法阻挡新生力量的成长，新生力量推翻旧有统治成为新的统治阶级。旧有统治阶级不想被推翻，只有两个解决方法：一是不断地从大众群体中招募最优秀的新生力量进入统治阶级；二是被新生力量吸纳和同化。

      与莫斯卡新旧统治阶级更替的理论相比，帕累托(2003：63-77)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精英循环论”(circulation of elites)。他认为，任何人类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出现精英群体的起落和循环。他也比较明确地提出了精英的概念：精英阶级应该从各个领域内招募那些取得非凡成就的个人。精英阶级并不等同于统治阶级，精英阶级中有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也有处于被统治地位的精英，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只是少部分人。而真正影响精英循环的关键是社会如何自发地确定哪些精英应该处于统治地位。总会有一些具有资格的精英没有处于统治地位，那么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具有资格的精英部分取代原有不具有资格的精英进行统治。另一种可能是原有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整体上被新的具有资格的精英所颠覆。精英循环实质上是具有统治资格的精英和不具有统治资格的精英之间关系的调整。如果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能够不断地吸纳新的具有资格的精英，并淘汰不具有资格的精英，则会维系他们的统治。反之，则有可能出现革命来颠覆整个统治阶级。无论是何种可能，精英循环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米歇尔斯(2002：325-343)重点描述的是政治现象或者说是政党民主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寡头统治现象。米歇尔斯认为在民主政治中，没有组织是无法想象的。有组织必然会出现领袖，其原因有三点：第一，从组织管理来看，组织必然需要选择代理人或者领导人，而当组织中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时，民主就会终结，出现寡头统治。第二，勒庞已经证明了大众具有与生俱来的弱点，其中就包括对组织中领袖的依赖，大众迫切地需要一个英雄般的领袖。第三，领袖天生的超群心智能力是他们掌控组织权力的基础。加之，人人都有追逐和掌控权力的天性，谁也不会轻易让出已经取得的权力。这样，在一个组织中，出现寡头统治就成为一个不可更改的铁律！米歇尔斯在精英循环上更倾向于赞同新老精英的交融，而非更替或者颠覆。

      早期精英主义观点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为德国的纳粹主义独裁统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纳粹主义也充分利用了勒庞所述说的大众非理性的一面。后续的研究者们也据此对精英主义导致民主的丧失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些思想特别体现在精英与民主关系的讨论中。

      拉斯韦尔和卡普兰(2012：186-191)认为即便是在民主社会，也存在精英和大众的区分。但即便是少数精英掌控的社会也可以确保民主的存在，关键是：一要在现有的精英群体中保持有效的竞争；二是大众可以监督精英们的表现，精英掌控的权力必须受到大众控制。而精英民主是确保西方社会稳定的关键。

      曼海姆也思考了精英、大众和民主的关系(转引自关锋，2013)，他重新界定了大众社会，他认为大众社会是开放和民主的，精英在数量上和规模上均有所增加。依据个人取得成就的领域不同，曼海姆(2011：37-72)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精英类型：政治和组织精英、知识分子和艺术精英、道德和宗教精英，且认为这三种精英虽然是各自相对独立的，但也有可能是部分重合的。凯勒(Keller，1963：279)也从功能主义的视角认为精英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精英，而且也应该包括其他领域内的精英。他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个人成就已经取代社会出身，是能否成为精英的首要原则，这就保证了精英资格不可能实现代际传递。从曼海姆和凯勒那里可以明显地看到社会学理论中功能主义学派的影响，因此，可以将这一时期精英主义理论称为“功能精英论”，以区别于早期把精英和大众对立起来的“分层精英论”。

      功能精英论的主要观点是：(1)在现代社会中，不再存在一个单一的统治阶级或者精英群体，精英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精英群体是由在社会关键职能部门中占据最高职位的个人组成，各个领域内占据最高职位的人构成了该领域内的子精英群体。因此，社会精英是由不同领域内的子精英群体组成，并没有出现某一个子精英群体超越其他子精英群体的情况。(2)原则上讲，大众也有同等的机会成为精英。因为每个人能否成为精英主要取决于能否在相应的领域内取得优异的业绩和成就。个人成就取代了出身和财富，成为能否进入精英群体的关键。由于精英取得成就的领域不同，因此，子精英群体之间存在较多的异质性，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关系。但这种观点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大型企业的兴起，打破了原有的部门分割的社会结构，社会精英群体趋于一致，而受到后续研究者的反驳。

      尽管米尔斯(2004：358-359)也认为在不同部门都存在着精英，而且由于部门在社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大型经济、政治和军事组织中的头脑人物占据着权力的核心，这些部门的精英起到影响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但是他并不赞成子精英群体异质性和相互竞争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认为由于大公司的兴起导致了权力的集中，三个核心部门的精英是一体的，他们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交织在一起，且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合作关系。米尔斯论证了权力精英出身的相似性，他们大部分出身于社会上层家庭。他尤其强调了私立的精英学校和大学在塑造权力精英群体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米尔斯进一步认为现有精英集团同样可以吸纳新的精英群体成员，维系其统治地位，也就是精英招募(recruitment of elites)。而精英大学就是现有精英集团吸纳新成员进入上流社会的重要机构。通过私立精英学校和大学的选拔和训练，出身相似的权力精英的共性被加强了，他们形成了相似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他们之间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甚至能够产生共同的阶级意识。私立精英学校和大学还在新旧精英融合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旧精英的子女在那些享有盛誉的私立精英学校和大学的社会化过程中习得了相似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规范，进而化解了新旧精英的冲突，融合为一体。

      布迪厄(布迪厄，2004：454-482；布尔迪约、帕斯隆，2002：3-33)同样不认为掌握权力的精英群体之间存在着竞争，他关注的重点是精英的再生产机制。他在《国家精英》一书中，在分析教育机制的基础上，使用翔实的实证资料描绘了法国社会中国家精英的演进历程，进而提出了精英再生产(reproduction of elites)的观点。在他眼中，高等教育是既存的社会结构体系利用文凭的神圣性来实现其优势地位代际传递的系统工程，高等教育保证了精英阶层的子女能够优先、迅速地进入精英阶层，这就是精英再生产。

      在对西方教育制度(主要是法国)的批判中，他始终认为教育最重要的功能是垄断符号暴力，将社会不平等的分层体系以中立、合法的面目灌输给学生，从而实现阶级之间权力关系的再生产。教育场域表面上具有相对独立的运作机制，但实际上是文化再生产和阶级权力关系再生产的工具，高等教育沦为了精英获得掠取权力资格的场域。通过教育场域，布迪厄揭露了西方社会中看似公平、实际上却是延续和再生产不平等的途径和机制。

      米尔斯和布迪厄的共同点在于进一步梳理了精英与阶级之间的关系，他们都认为现代社会精英群体虽然出现了内部分化，但是仍拥有强大的内部凝聚力，统治阶级仍然是一个单一的精英群体，相似的出身、家庭背景和教育经历是权力精英们产生强大内部凝聚力的首要条件。米尔斯虽然没有提出精英再生产的结论，但他提出的精英招募实际上也是在论述既有精英阶层如何在通过精英大学实现精英再生产的同时，完成对新生精英群体的同化，从而维系既有的权力结构。而布迪厄则强调统治阶级如何利用自身优势通过教育机构实现权力传递，重点分析现有阶级权力关系和再生产机制。

      (二)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

      1.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发展概况

      在任何国家，国家教育体系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例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各国的高等教育系统通常是由国家的教育部来进行集中管理的，因而高等教育政策本质上就是政府政策(格拉汉姆、戴蒙德，2008：4)。欧洲的大学是中产阶级的培训基地，入学者仅限于经过严密筛选的、有学术才能的少数学生精英，这些人寻求的是高层次的专业和职业训练，而不是一般的通识教育。在精英教育环境下，高等教育体系在对大学生进行选拔和培养之后，大学生是一个已经被证明的精英阶层。当时欧洲国家精英的高等教育模式主要特征包括：国家资助和控制、集中的规划和政策制定、分别强调高层次学习、专业训练和研究的大学专门化分类(哈特曼，2011：42-120)。这与中国当前由国家主导的高等教育体系有诸多相似之处。

      即便是在二战之后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后，高等教育不再是极少数社会精英和知识精英的特有权力，但主要发达国家仍保留了传统的精英教育体系。在民主化的社会环境下，尽管精英大学也都开始了看似公平、机会均等的社会招生，但学生必须展现出超凡的能力，通过激烈的竞争方能进入精英大学学习。正如布迪厄详尽分析和解释的那样，所谓的能力的竞争，不是基于机会平等原则，学校也不是单纯地依据能力来选择超凡的学生，而是教育机构社会性选择的过程。比如，精英学校所强调的优秀学生应该具有的特点，如思想开放、学识广博、有教养等，都是来自中上阶层家庭考试所具有的，而普通大众家庭里的孩子往往不具有这样的特点(布迪厄，2004：114-165)。由此，精英学校成为中上阶层维护自己地位的重要教育机构，这一点在西方国家高等教育普及的过程中丝毫没有减弱，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招生人数比30年代增加了3倍，但其学生数量占同期学生总数的比例却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其独特、高级和排外的性质一直没有改变(哈特曼，2011：51)。

      2.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体系和高等教育政策变革对社会结构转变的影响是空前的，高等教育也被看作一场“无声的革命”(梁晨、李中清，2012)，高等教育给了出身于下层家庭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带动社会流动，从而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

      在高考扩招之前，中国高等教育一直具有强烈的计划体制色彩，以为国家直接提供合格的精英人才为目标，国家“包产包销”、给予干部身份和城市户口的优待。在当时缺乏向上流动路径的中国社会中，上大学就是一个人的命运转折点。而在百里挑一、淘汰率高的高考制度面前，能够跨过高考这个独木桥、成为一个大学生，必须有足够的智力和毅力支撑，大学生本身就是一个已经被证明了的精英群体。

      虽然在1999年之前，高校扩招一直在持续进行，但人们仍然习惯把1999年视为中国高校扩招元年。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提出：“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到2010年，我国同龄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要从现在的9%提高到15%左右。”随后，原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与教育部联合发出紧急通知，决定当年扩招人数从年初的23万人基础上，再增加33.7万人，当年招生总人数超过150万人，增幅超过40%。可见，中国持续十数年的高校扩招是在行政主导之下，虽略显仓促，却是有计划、有目标的政府行为。

      从高校扩招的影响来看，必须承认其公平效应。高校扩招在很短的时间内提高了升学率，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从高考录取率的数据来看，从1977年恢复高考时不足5%，1998年(扩招前一年)只有34%，1999年暴涨至56%，2012年已经接近75%。高校扩招让更多的学生和家庭圆梦，毕竟在计划经济、国家统分统配的时代，上大学就成了国家干部，就有了“铁饭碗”。尤其是对农村的孩子而言，高考更是跳出农门的最佳选择。尽管国家不再负担学生学费，不再给予干部身份，也不再通过计划指令来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高校扩招仍然成为当时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政策之一。

      

      图1 1977年-2012年中国高考人数、录取人数和录取率

      高校扩招最难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如何保障大学的教育质量，另一个是如何解决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对于后一个问题，国家采取了就业“双向选择”的市场化路径来解决。但对前一个需要在高等教育体系内部解决的问题，则需通过新的制度设计来解决。特别是如何保证高等教育体系在扩招之后能继续承担精英教育职能？实际上，几乎是在高校扩招的同时，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对高校的等级进行重新划分。

      在“九五”的第一年——1995年，国务院批准《“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下发，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立项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的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重点建设工程——“211工程”正式启动。“211工程”的目标是：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而在1996年的统计中，全国重点大学只有85所，这意味着“211工程”要凑齐100所高校的目标，还需要把相对有限的教育经费向“211工程”高校和有可能入选“211工程”的高校倾斜。事实是，直到2002年下发《关于“十五”期间加强“211工程”项目建设的若干意见》时“211工程”高校数量才从99所增加到107所。

      可是，重点建设“211”高校造成的后果是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与“211工程”高校之间的经费差距不断拉大。从图2中可以看到，在“211工程”实施之前，重点大学经费(总额和平均)与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的差距是缩小的，在“211工程”实施之后，重点大学经费(总额和平均)与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的差距持续拉大。直到“211工程”提出按照既定的思路在2007年到2011年实施第三期，差距才再度缩小。从“211工程”的制定和实施过程来看，其目的是要区别对待、重点发展。事实上“211工程”确实起到了区分的作用，尤其是体现在国家在提出新的制度设计之后，政策和资源的倾斜使得“211”高校在资源分配上“脱颖而出”。

      

      图2 不同类型高校的经费之比①

      “211工程”提出重点建设100所高校显然比其他高校更带有精英教育的色彩，而带有更明显精英教育色彩的是“985工程”。“985工程”是1998年提出在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重点支持部分高等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和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最初只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被确认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2004年国务院正式批转了《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随即下发了《关于继续实施“985工程”建设项目的意见》。

      与“211工程”不同，入选“985工程”的高校数量是相对较少的，而且是带有传统、基础很好的高校。在整个“985工程”一期中只有34所大学入选。“985工程”二期入围的学校仅仅在2004年和2006年分别增加了4所和2所。在“985工程”三期，也只增加了5所大学。“985工程”提出的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和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的提法是借鉴了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以研究型大学模式确保精英化高等教育与大众化高等教育并行发展的思路。在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完成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排名前100的研究型大学申请获得的科研经费占高校科研经费的84%，排名前20的主要研究型大学更是占到高校科研经费的55%(王英杰，2008)。因此，“985工程”在高校筛选环节更为严格，同样在资源分配上也占据了更加明显的优势。在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继续实施“985工程”和继续实施“211工程”。

      由此可以看出，现阶段，虽然高等教育体系迅速从精英教育阶段过渡到大众化阶段，实际上却是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两轮并驱”的模式，“985”和“211”大学承担的精英教育与其他高校承担的大众化高等教育是并存的。已经实施了十几年、且未来还要继续实施的“985工程”和“211工程”扮演的角色就是在高校扩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同时，以国家主导的模式，按照等级圈定了一些基础比较好的高校作为“精英大学”来发展，维系着精英化高等教育和大众化的高等教育的区分。

      但是，不能忽略在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中国社会结构出现了巨大变化，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差距拉大，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的既得利益者经过长期累积，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固的精英阶层，精英阶层能够利用自身的优势，利用“两轮并驱”的高等教育体系来实现精英的代际传递。有研究表明，在高考扩招之后，中国高等教育不平等的状况更加严重(李春玲，2010)，这一点在“985”和“211”大学更为明显。这说明，在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两轮并驱”的模式下，高等教育体系除了给予人们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带来的公平效应之外，也可能通过国家主导精英化高等教育模式实现社会精英的再生产，从而导致不平等的社会效应。本文就是从高校大学生入手，分析高校扩招之后不同类型高校之间大学生群体的差异，结合理论来解释高等教育体系潜藏着不平等的社会效应。

      三、研究框架和研究假设

      (一)研究框架

      高等教育在精英理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首先，精英理论强调后致成就是决定社会地位的关键因素与高等教育的功能不谋而合。在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是提高个人能力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高等教育是一个个人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路径。其次，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高等教育都是精英群体维护自身地位的重要手段，从贵族学校到私立大学都从属和服务于既有社会结构的精英塑造体系，实现权力关系和阶层关系的再生产。最后，高等教育既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精英群体维护自身地位的手段，同时也是孕育新精英群体的摇篮，既有可能像布迪厄所说的成为精英再生产的工具，也有可能如米尔斯所说的那样是旧精英群体吸纳和同化新精英群体、改变既有社会结构的机构。无论其发挥的作用如何，高等教育与精英再生产之间有紧密联系。

      本研究的基本研究框架是结合精英理论，从不同等级高校学生之间的差异和分化人手，研究高等教育和社会精英再生产之间的联系，着眼于高等教育的全过程(包括生源录取、在校培养和毕业就业)，试图解答高等教育体系与社会精英再生产之间的关系。

      高等教育体系分级的现实能够给占据优势地位的社会阶层实现经济社会地位代际传递的机会，占据优势的社会阶层自然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获得良好的精英教育，那么高等教育体系成为阶层优势代际传递和精英再生产过程中重要的一环，这些能够在高等教育体系的选拔环节(招生)、培养环节(入党)和发展环节(就业)显现出来。比如，进入重点大学接受精英教育的学生生源可能出现了不利于中下阶层家庭子女的倾向；在高等教育的过程中，重点大学的学生能有更多的机会获得精英的政治身份(党员)；重点大学毕业生的初职收入和初职岗位要优于其他院校，获得具有优势的职业等。从而，通过分级的高等教育体系，选拔、培养和发展各个环节实现了精英再生产的全过程。

      

      图3 高等教育体系与精英再生产

      (二)研究假设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意味着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增大。按照常理，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同时是一个高等教育摆脱属于少数人的精英教育的影响，走向多数人的大众教育，因此，高等教育大众化应该是一个推进教育公平的过程。但从既有的研究来看，高等教育大众化并没有带来理想的公平效应，反而出现了重点大学农村生源减少等令人诟病的教育不平等现象(李春玲，2014b)。其原因在于高等教育体系在大众化的同时有选择地加强了精英化的高校，而进入这些精英高校的机会是不平等的。据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家庭背景对能否进入重点大学有显著影响，家庭背景好进入重点大学的可能性更大。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社会精英的形成路径开始多元化，即便是政治精英，背后也越来越强调专业背景，但对精英的政治性要求并没有减弱，在国家机关的公务员绝大部分都是党员。是否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时间和党务经历(周雪光、图玛、摩恩，2002)对政治精英晋升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变量。社会精英的政治性考察自然也会影响到在校大学生，其实，中国大学除了知识和技能教育之外，也还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尤其是在近年来出现的“公务员热”的影响下，大学生入党的要求是很积极的，能否成为党员对今后职业发展有重要影响。据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重点大学的学生被培养成为政治精英(党员)的可能性更大。

      布迪厄(2004)认为“很大程度上，教育体制正是通过它在个人或者集体雇用交易中扮演的决定性角色直接促进着社会类别的再生产”，也就是说，大学生完成学业之后，进入劳动力市场，也是精英再生产的重要一环。据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3：重点大学的学生能够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包括进入公有制单位和获得更好的收入水平。

      四、数据来源和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调查数据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实施的“当代大学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追踪调查项目”。该项目在研究设计上充分考虑高等教育体系和精英再生产的过程和结果的差异性。因此，调查设计较为复杂。

      首先，为了了解高等教育中精英再生产的过程，该调查采用了追踪调查的方式。按照研究计划，本研究将从大学入学开始，到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再到工作后的职业流动，这就确保能够观测到高等教育在精英再生产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

      其次，为了确保测量到不同等级大学的差异，该调查采用了典型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办法。根据现行高等教育体系的特点，该调查选择了具有典型代表性的12所高校作为调查样本点。为了确保高校具有典型代表性，该调查考虑了高校等级(重点大学②、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高校类型(综合类、理工类、文科类等)、高校地域分布(北上广、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中、华东和华南)。最终该调查选择了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四所重点大学、四所普通大学和四所高职院校。

      最后，在选定了学校之后，该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办法。先在全校范围内随机抽取八个院/系/专业，然后在选定的院/系/专业中每个年级随机选择一个班级，最后在班级中随机抽取相应的学生。这样，就确保了各个学校的样本的随机性和代表性，也确保了有足够的样本数量来确保调查的可信度，从而实现比较群体内部个体与个体差异的目的。

      在2013年第一轮调查中，共获得了7875个有效样本，样本应答率为73.9%。12所高校中应答率最高的是97.0%，应答率最低的是60.5%，大体上确保了样本的随机性、代表性和可信度。由于2013年是第一期调查，调查抽样框中只有在校生(包括应届毕业生和非应届毕业生)群体。因此，目前的研究是围绕着高等教育体系内部不同等级高校的学生群体分化展开，力图通过描述大学扩招之后重点大学、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在校生基本情况、主要差异，以及高等教育体系对精英再生产的潜在作用。

      (二)因变量

      根据本研究的文献综述和研究框架，着重从学生之间的差异分析高等教育体系对精英再生产的影响，主要着眼于高等教育的三个环节：招生、培养和就业。

      考虑到在高校扩招的同时，高等教育体系内部按照“985工程”和“211工程”对高校等级进行了有区别的划分，而“985”高校成为高等教育体系中承担精英教育的角色机构，因此调查设计时，选择的重点大学均为“985”高校。因此，在招生环节主要考察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进入重点大学的可能性差异。因变量为是否在重点大学就读。在数据处理时，将重点大学归为一类，赋值为1；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归为一类，赋值为0。在分析时使用Logit回归方法。

      在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体系中，高校不仅承担着培养人才的任务，而且还承担着为党和国家培养接班人的任务。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把大学生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可见，政府也有意识地利用高等教育体系来培养政治精英。因此，本文在培养环节选择是否入党或者政治身份作为因变量。在数据处理时，把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合并，视为已经入党，赋值为1；其他没有成为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的赋值为0。在分析时使用的是Logit回归方法。

      在重点大学完成教育之后，在就业环节能获得占据优势地位的职业，才算是完成了精英再生产的整个过程。在高校扩招之后，随着毕业生数量的不断增加，教育回报率呈下降趋势，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凭借着稳定的收入和福利成为大学毕业生的择业热门，因此，在分析就业环节时，本文不仅主要考察初职收入水平，而且考察了初职就业单位。

      (三)自变量

      本研究把精英再生产作为分析的基本框架，因此在自变量选择上主要考虑家庭背景对能否进入重点大学、能否入党的影响。在家庭背景的影响变量选择中，参考了以往代际社会流动研究使用的主要变量，包括上大学前的户籍性质(非农户口为1，农业户口为0)和父母信息(包括父母收入水平、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和父亲的职业)。

      父母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是决定其经济社会地位的重要变量。在处理父母收入水平时把收入水平从定序变量取中位数，转化为定距变量，并取对数。在处理父母受教育程度时，按照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受教育年限从定类变量转化为定距变量。由于在以往研究中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可能有所差异，本文在处理数据时，同时放入了父亲受教育年限、母亲受教育年限和两者的交互项。

      父亲的职业是分析代际社会流动的关键变量。中国职业分层的特殊之处在于与单位性质有密切关系，“单位制”是中国城市经济社会资源再分配特有的组织形态(李培林，2004)，尤其是考虑父亲职业背后能给子女带来的教育资源主要也是由单位决定的，比如政府部门和国有单位以“共建”等以资源交换为基础(李汉林、李路路，1999)形式获得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因此，本文在划分职业时，把政府部门和国有单位等公有制作为第一类，把非公有制单位作为第二类，再把农民作为独立的第三类，最后把自由职业、灵活就业和不便分类的作为第四类。

      在分析是否入党时，把是否在重点大学就读也作为自变量放入，验证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接受精英教育是否有助于在培养环节获得政治身份。

      (四)控制变量

      本研究还选择了一些控制变量：(1)性别。性别是重要的影响变量，但在本文中不是分析的重点，因此作为控制变量来处理。(2)入学年份。选择入学年份作为控制变量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高职院校是三年制，而普通大学和重点大学是四年制，因此，如果不控制年级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分析错误。另一方面是入学年份同时意味着在学校待了多长时间，待的时间越长，受到党的培养就越多，入党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分析是否入党的模型中必须要将入学年份作为控制变量。

      

      五、主要发现

      (一)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家庭子女进入精英大学的几率较低

      高等教育是精英再生产的重要一环。在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下，虽然没有明确区分精英大学和非精英大学，但以“985”、“211”为代表的重点大学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精英大学③，而布迪厄所认为的精英大学看似公平、机会均等的选择机制背后暗藏着社会不平等，因此，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家庭子女进入精英大学的可能性较低。本文试图通过对不同类型高校生源个人特征和家庭背景的分析来验证在高校选拔的环节是否潜藏着不平等。

      在中国，重点大学农村生源的下降是近几年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实际上重点大学中农村孩子比例较低的是经济社会地位较低家庭子女进入精英大学几率较低的一个典型例证。从上大学前的户口性质(表2)来看：大学等级越高，农村户籍的学生比例就越低。重点大学上大学前农村户籍学生的比例为42.50%，普通大学比例为50.10%，高职院校为62.51%，呈现依次升高的特点。

      

      造成农村学生进入精英大学几率低的决定性因素除了城乡差异外，还有家庭背景的影响。本次调查中也确实发现不同等级高校的学生在其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方面存在差异。本文使用Logit模型分析不同家庭背景学生获得精英教育可能性的差异，因变量为是否在重点大学就读(重点大学为1，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为0)。考虑到高职院校只有1-3年级的学生，在模型中只放入了2010-2012年入学的大学生，没有放人大学四年级及以上和研究生样本。

      模型分析的结果基本上证明了假设1的成立。在模型1a中，放入了学生的户籍和性别变量。分析发现，如果只考虑户籍和性别因素的话，非农户籍人口进入重点大学的可能性是农业户籍人口的2.24倍。即便是在模型1c中控制了其他变量，在家庭经济地位和父亲职业相似的情况下，非农户籍人口进入重点大学的可能性比农业户籍人口高37%。

      在模型1b中，放入了家庭背景变量，包括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及交互项、父母收入的对数。分析发现，家庭背景影响显著，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父母收入水平都直接影响孩子是否能够进入重点大学学习，受教育程度高和收入水平高的家庭子女进入重点大学的可能性显著更高。

      在模型1c中，增加了父亲职业，分析发现，在控制户籍性质的前提下，与父亲在公有制单位(包括政府部门和国企)就业的子女相比，父亲职业为农民的进入重点大学的可能性仍然明显要低，而父亲在私有部门就业进入重点大学的可能性却没有显著差异。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在看似统一、公平的高考制度下，中国精英大学的学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子女进入精英大学的可能性明显要低。虽然其原因不能简单归结于高考制度，但如此一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显然会沿着有利于精英再生产的路径前行。

      (二)精英大学学生获取共同阶级身份的可能性更大

      米尔斯认为精英大学在实现对既有精英群体代际传承的同时，还需要同化新生精英群体，甚至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中国在国家主导的高等教育体系中，通过发展党员、给予共同的政治身份的方式，培养具有共同阶级意识甚至阶级身份的群体，显然是既有精英再生产和同化新精英群体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即便是在精英多元化的情况下，入党获取政治身份仍然是成为精英非常重要的条件。根据新闻媒体的报道，20世纪90年代之后，高校大学生成为中国共产党新增党员的最主要来源。一方面是高校学生中党员比例迅速增加。从1990年到2000年，大学生中党员的比例从0.81%提高到3.83%④。另一方面是新增党员中学生比例较大。有报道引用中组部数据称⑤：近年高校每年新增大学生党员数量占全国新增党员数量的比例均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2010年大学生党员新增123.6万人，占新增党员总数的40.2%。本文所关注的是，精英大学是否比非精英大学有更多机会获得共同的阶级身份。

      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重点大学、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的提交过入党申请书的学生的比例均超过了一半，分别为51.86%、62.90%和58.69%。调查结果也反映了学生对入党态度的差异。在重点大学读书的学生因为能够拿到在市场上最有竞争力的文凭，自身的优势让他们获得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他们还可以选择走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的道路。因而，他们对成为政治精英出现一些观望的态度，甚至有一些学生对以功利为目的的入党不屑一顾，不愿意随波逐流。这就造成了重点大学提交入党申请书的比例反而是最低的。普通大学的大学生没有文凭上的优势，在市场竞争中显然不如重点大学的学生，而他们却可以参加公务员考试、考研究生，又保持着成为政治精英的可能。这就使得他们最希望通过拿到“党员身份”来获得政治上的优势，因而他们对入党的态度是最积极的。高职院校主要目的是为社会培养应用型的技术性人才，且大部分高职学生拿到的学历是不符合当前公务员考试要求的。加之高职院校的学制短，常规的考察入党流程可能导致很多积极分子无法入党。但高职院校的学校小、人数少、组织能力强，反而更容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因而高职院校学生提交入党申请书比例高与他们的积极组织是分不开的。

      

      最近三十年高校大学生党员比例的变化说明，高校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还承担着培养政治精英的功能。而本次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不同等级高校对政治精英培养并非是同等待遇的，重点大学党员的比例明显高于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重点大学中共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的比例分别为19.64%和10.00%，普通大学中共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的比例分别为15.46%和10.28%，高职院校中共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的比例分别为3.70%和8.48%。总体上呈现出学校等级越高，党员比例越大的特点。

      为了进一步厘清能否入党的影响因素，本文选择是否是党员为因变量，其中党员包括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为了控制高职院校学制与重点高校和普通高校的差异，只选择2010-2012年入学，且提交过入党申请书的大学生为分析对象。

      分析结果发现：在模型2a中，户籍属性具有显著影响，非农户籍大学生入党可能性更大。从大一到大三，年级越高，入党可能性就越大。入党的可能性在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在模型2b放入更多的家庭变量后，户籍的影响不再显著，而父亲职业为农民和父亲职业为其他的大学生入党的可能性显著低于父亲职业为在公有制单位就业的大学生。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父母的收入水平对能否入党并没有影响。在模型2c中，新加入了学校是否为重点大学的变量，发现前文所述变量结果与模型2b的结果基本一致。在同等条件下，重点大学学生入党的可能性比非重点高校高22%，证明假设2也是正确的。

      

      高等教育体系中重点大学承担着培养精英教育的功能，在培养经济精英、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功能的同时，也培养着政治精英。在国家主导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对政治精英的培养是带有选择性的，更倾向于培养和同化精英大学的学生，从而可能形成从经济精英、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中择优选择政治精英的局面。因此，重点大学尽管提交入党申请书的比例是最低的，但党员比例却是最高的。如果这一状况持续下去，中国未来政治精英的形成模式更有可能是从经济精英、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中同化一部分，从而形成政治精英与其他精英相互重叠的模式。

      (三)精英学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和初职收入优势明显

      就业对于高等教育这个精英再生产的场域而言，无疑是一个出口，拿到名牌大学的文凭，也就能够顺理成章地进入职场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本次调查在2013年9月30日对所有应届毕业生进行了一次电话调查，结合网络调查和电话调查的结果，能够计算出该时点的就业率和失业率。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计算就业率和失业率的方法与教育部的方法并不一致，那些没有就业意愿(创业和复习考研等)和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考研、出国等)的毕业生被排除在就业率和失业率的计算范围之外。根据这一标准能够计算出，重点本科院校毕业生就业率为80.5%，失业率为19.5%；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就业率为77.7%，失业率22.3%；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为91.9%，失业率为8.1%(李春玲，2014a)。如果只从就业率来看，高职院校的就业率占有优势，重点大学次之，最差的是普通大学。就业并不简单的是仅指就业率，还要看就业质量，比如就业单位、初职收入和就业满意度。甚至可以说，从精英再生产的角度来看，能否实现高就业质量，能否占据到高起点的岗位，才是决定精英再生产的关键。

      由于中国市场化并不彻底，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有着其他就业单位难以比拟的优势，比如福利待遇和隐性收入等，从而使得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成为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热门单位。从调查结果来看，重点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单位选择上占据了明显优势，进入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就业的比例分别为9.20%和32.52%，普通大学的比例为5.41%和20.95%，高职院校的比例为0.92%和11.06%。而对进入相对不利的私营企业的比例来看，高职院校毕业生的比例高达61.29%，是重点大学和普通大学的2倍。

      

      除了单位类型之外，职业收入也是衡量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调查数据分析表明，重点大学毕业生在收入上具有一定的优势。重点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收入为4739.9元，收入中位数为3500.0元；普通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收入3491.5元，收入中位数为3000.0元，高职院校毕业生平均收入为2232.5元，收入中位数为2000.0元。通过t检验，能够看到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初职收入显著高于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因而假设3也是成立的。

      

      此外，从就业满意度来看，重点大学毕业生表示对初职就业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分别为14.72%和71.17%，普通大学毕业生表示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分别为8.11%和64.19%，高职院校毕业生表示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分别为8.76%和55.76%。可见，重点大学毕业生对初职的满意度最高，也反映出他们在就业质量上的优势。

      因此，就业情况反映出重点大学的就业优势，他们培养的学生能够在就业市场上占据优质的工作岗位，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从精英再生产的角度来看，精英大学是精英再生产的机构，而这些社会精英在毕业后理所当然地要占据有利的竞争岗位，必然会出现就业层次上的分化。本次调查验证了这一观点，重点大学培养毕业生距离当前社会中公认的精英职位距离更近，有更多的机会成为未来的社会精英。而高职院校的学生虽然有较高的就业率，但是他们大多数进入了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的民营企业，在单位类型和收入水平上与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有明显的差距。

      六、中国精英再生产的讨论

      随着高等教育社会功能的转变和社会精英构成的变化，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虽看似熟悉，却是一个我们并不真正了解而又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新群体”，对这一“新群体”的关注，特别是对90后大学生如何选拔、培养和再生产出新的社会精英群体进行追踪研究，对把握未来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的改变，以及社会精英再生产有重要帮助。

      回顾以往中国社会精英的研究大多是从结果看过程，根据当前社会事实来收集既存的静态数据作为分析的出发点，通过虚拟假设来推断社会精英的动态演进过程。2013年是“当代中国大学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追踪调查”实施的第一年，本次调查尚且无法发挥追踪调查的优势，目前本文重点分析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在选择环节、培养环节和发展环节表现出来的精英再生产的印记，有些论断在后续调查中将进一步研究。

      高考扩招之前，中国的高等教育被视为社会流动的重要路径，而百里挑一的高考制度决定了只有天赋极好的少数人才能冲过高考独木桥，走向成为社会精英的道路。最重要的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精英阶段与西方社会不同，西方社会高等教育在精英教育阶段是作为少数出身名门望族的特权，而中国的高等教育早期招募精英的过程是在没有一个庞大的社会特权阶层的前提下实行的，故而一直是工人、农民的子弟向上流动的阶梯，正因为如此，高考制度被称为中国最公平的社会制度。

      高考扩招增加适龄人口考上大学的概率，增加了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也导致了大学生从天之骄子跌落人间。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已经积累了较为稳固的精英阶层前提下，大学文凭不再是成为社会精英的通行证。在此种情况下，精英教育功能转而通过对高校划分等级，扶植“985”、“211”大学来实现，这与西方社会传统精英大学精英再生产的路径是一致的。

      就目前来看，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985”高校发挥了类似于西方社会精英大学的作用。本次调查显示，农村家庭子女和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家庭子女进入高等级大学的可能性明显较低，这就意味着当前的高等教育体系从入学招生环节就出现了有利于中上社会阶层的不平等分化。以入党为代表的政治身份培养环节也出现了同样有利于精英再生产的特点。精英再生产还体现在发展环节，精英大学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能够找到具有优势的职位和良好收入水平的工作，而普通大学就业率偏低，高职院校虽然就业率高，但就业质量明显较差。至此，可以简单地勾勒出高等教育体系在社会精英再生产系统中位置，重点大学确确实实发挥精英再生产的作用。以“985”高校为代表的重点大学在精英再生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发挥着区分的作用，把中下阶层家庭的子女排斥在外；另一方面又发挥着区隔的作用，让中上阶层家庭子女拿着精英大学的文凭在就业市场上获得较好的工作机会。

      但需要注意的是，与高考扩招之前相比，中国的高考制度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中上社会阶层的家庭子女在进入精英大学上的优势也有可能是因为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率下降。一些出身于中上阶层家庭大学生毕业之后依仗家庭的关系能够找到好工作，而没有家庭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却出现了就业难、就业质量不高的状况。对中下阶层家庭的子女而言，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投资回报率就更低了，这导致了一些具有进入精英大学潜质的中低阶层家庭子女放弃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如果这种现象普遍存在的话，高考扩招带来的最严重问题是打破了原有的社会流动路径，打消了中下阶层向上流动的信念，从而固化了社会阶层的分隔。

      高等教育在精英教育阶段时，主要任务是为统治阶级和社会精英培养接班人，重点在于塑造作为统治阶级和社会精英所具备的能力和性格。高等教育进入大众阶段之后，其服务的对象不局限于上层阶级，主要任务是为社会广泛地提供经济精英、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重点在于塑造学生的知识和技能。精英大学与一般高校相比，他们的优势不仅仅在一纸文凭上，在学生的培养环节也有一定的优势。因此，高等教育分化也改变了中国政治精英的选拔模式，当前的政治精英更有可能从精英大学中培养。同时，大学分化既改变了社会流动模式，也改变了未来的社会结构。比如农村家庭的子女在高职院校比例最高，他们不再重复上一代农家子弟通过上大学实现直接向社会精英阶层的跨越，而可能是在社会结构中形成一个职业技术阶层，间接地向社会精英阶层过渡。当然，这些推论还需要更加长期的观察研究来加以证实。

      本研究是一项针对当代大学生群体的追踪调查研究，在研究中必须意识到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过渡到大众教育阶段，高等教育体系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变化关系。当前高等教育体系不再是贯彻精英教育的思路，在放宽了入学要求的同时也降低了培养精英的“成才率”，职业技能教育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社会不应该纠结于诸如“文凭贬值”、大学生就业难等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必然结果，而应该重点关注高等教育体系分化后如何保证精英教育的机会均等，尤其是如何调整国家政策和制度，让处于劣势的社会阶层和弱势群体获得更多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从而形成合理的社会流动。

      ①在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中，2001-2006年的分类方法是重点院校、一般学校、高等专科学校；2007-2013年的分类方法是“211”及省部共建高等学校、其他本科高等学校、高等专科学校。为了统一表述，学校类型在本文对应表述为重点大学、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

      ②本次调查选择的重点大学均为“985”高校。

      ③本次调查所选择的4所重点大学均为“985”高校，因此，在分析中将重点大学作为精英大学的类型来分析。

      ④参见http://www.chinanews.com/2001-05-31/26/94822.html。

      ⑤参见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6-28/314224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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