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观史学与科举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史学论文,中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观史学研究
目前的史学研究园地，充满了蓬勃生机和活力。从研究的范围说，传统的以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部分为构架的体系，正继续得到充实和深化，而各种专史和专题研究，特别是那些过去很少有人问津的交叉地带和空白区域，也纷纷提到学者的日程上，涌现出许多可喜的成果。从研究的方法说，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学者们不断吸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他部门的研究成果，借鉴西方史学有价值的经验，使研究方法更为现代化、科学化，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局面。
这当中，历史学研究中的宏观、微观与中观问题，便是值得重视和需要加以深化的课题。
“宏观”和“微观”，本出自希腊语（Macro，Micro），它首先使用于自然科学领域，成为人们认识物质世界所达到的不同时空界限的概念，即所谓“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两个对称的概念又逐渐被引入研究的方法论中，形成了宏观研究方法和微观研究方法。继之，这种方法又由人们移植到社会科学领域，如在经济学方面，出现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阐述广泛的经济事务，它涉及经济生活的一切方面；微观经济学只阐述局部的经济问题，涉及的是个别企业、个别领域的经济行为。这两种经济学，萌生于本世纪30年代，二次大战以后，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学科中的显学。近年来，又出现了承上启下的“中观经济学”，它研究的是介于整个社会和一个一个经济单位之间的经济活动，也就是某一区域或某一部门的经济活动。最先在经济研究领域比较明确提出“中观”概念的是前联邦德国埃登堡大学的汉斯——鲁道夫·彼得博士，他认为，在个体经济与总体经济之间，有一个中间聚合体，有必要为这个领域创立一种独立的理论和方法，以解决经济结构发展的部门和地区因素等问题。80年代末，我国学术界也有《中观经济学》专著问世。
在历史研究工作中，也有宏观方法与微观方法的应用，它主要指观察历史现象时不同时间跨度、不同事物范围而言。顾名思义，历史宏观研究法，是以比较长的历史时期或比较广泛的事物范围，去观察、分析历史，它侧重于总体分析，不是孤立地考察历史的个体或偶发的历史现象，而是考察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根本特征及本质规律。历史的微观研究法，是从比较短暂的历史时限或比较狭小的事物范围，去观察分析历史，它侧重个体探讨，考察个别事件、个别人物或其他个别历史问题。历史宏观方法和微观方法，虽然属于现代史学方法概念，但是，历史学家对这种思维方法的自发运用，由来已久。中国传统史学有求“通”之长，司马迁作《史记》，目的就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他如《通典》、《通志》、《通考》等，均以宏观阐述为主线，着眼于对历史的整体与综合研究，不过这些著述多系史料的铺叙，贫于理论的论述。只有当唯物史观传入我国以后，才为历史宏观研究提供了现代科学的理论形态，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才真正揭示了中国历史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本质规律。历史的微观研究，主旨在考察具体的人和事，主要表现为整理、考证史料。这种方法，中国自汉代就得到了相当的发展，至清代乾嘉年间，达到了高峰，形成考据学派。但是，过于繁琐的考订，容易陷于脱离实际、空疏无用。也是只有在唯物史观的正确指导下，考订、校勘等工作，才能更好地发挥史学研究基础的作用，使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有机地统一起来。
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是目前流行的两种研究方法，但在实际应用中，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困难、偏差和问题。注重宏观，可能由于缺乏足够、详实的史实根据而陷入空泛议论、游谈无根；注重微观，可能因眼界狭小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特别是近年，不少历史研究的内容，介于习惯上说的宏观史学和微观史学之间，因此，就提出了中观史学及其方法问题。所谓“中观史学”，是以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地域、一些历史事件或人物为研究对象，从个案研究入手，综合出本研究范围所能作出的，但往往又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结论。它以微观研究为基础，又为宏观研究提供了条件，可以说是微观与宏观研究的中间环节，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笔者仅仅是在对历史上科举制度的研究中，较深切地体会到了中观史学研究法的重要性。
我国古代考选制度，几经演变。两汉时期选官的主要途径是察举和征辟，魏晋时推行九品中正制，自隋至清，则以科目取士为主。科举制度在中国绵延存在了1300年，斗转星移，现在已成了历史的陈迹。近人在审视这项传统制度时，较多地是宏观而论，指责它对贫家子弟的排斥，揶揄八股制艺徒耗士子精力于浮文，讥刺登科仕进之人不识兵刑钱谷为何事。即使是对历史上的状元，也认为他们无真才实学可言，无非是吟哦八股时艺，全靠科场侥幸才博得功名；或是认为，只有家境优裕、天资非凡的士子才能独占鳌头。与这些笼统抨击相反，有的学者从微观的角度，举出个别实例，如文天祥、翁同龢、 张謇等著名历史人物，认为科举亦可擢拔杰才，不可全然抹煞。为了对科目取士之制有个较深入和公正的认识，笔者尝试使用中观史学的方法， 择取了清代114名状元为研究对象，逐个分析这些廷试首冠之士的历史资料，看他们是怎样自幼刻苦努力，在科场中一步步竞奔，最后才脱颖而出的，也看他们在登进仕版以后，在德行、政事、学术及社会生活方面的实际表现和社会作用。然后结合有清一代的教育、科举制度及政治、文化发展大势，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这样，不仅使我们对儒士阶层中的这批重要人物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特别还可以对传统儒家教育与科目选士制度的某些方面，获得较有说服力的认识。
清代对士子应考，确有一些规定，如考生籍贯必须无误，不得“冒籍”，凡倡、优、隶、皂人家的子弟，及居父母之丧者，不得应试。除此以外，上自仕宦之家，下至寒微之士，均可应考。并没有门第出身之限，更不依家世状况定优劣取舍。当然，求学读书要一定的经济条件，家境过于贫寒自然无力应试。但这些并不是政府规定的报考条件。由于公开考试、平等竞争，许多寒微之士就是通过勤学苦读，获得了功名，成为各级官僚阶层的一员。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有清一代百余名状元中，有57人的家世是可以查考明白的。其分类比例是：出身仕宦家庭者，计29人，占51%。其中大臣（包括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部院大臣、总督、巡抚）子弟，不足10人。出身士人家庭者20人，占35%。其中寒士之家子弟，约4人。出身其他家庭者，计8人，占14%。换言之，在57名清代状元里，出身于官等级的占51%，出身于民等级的占49%〔1〕。在科举制时代，元魁鼎甲极难获中，士人莫不以独占鳌头为荣。 在这方面的角逐上，仕宦家庭子弟由于在经济条件与文化背景方面拥有种种有利因素，无疑处于优势地位。即使如此，普通士人家庭与其他家庭出身者，由于才智卓绝和勤勉超人，在清代状元中也占了相当的比例。这个事实，充分表现了科举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不拘门第、均等竞争、公开考试、优胜劣汰。在清代状元中，如秦大士、王杰、姚文田、萧锦忠、洪钧、张謇、刘春霖等人，都是出身寒门冷籍而卓然举首的典型。
对于科举制度是否很大程度上允许平等竞争的问题，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所谓“平等竞争”是虚伪的，意义极其有限。其实，我国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对这个问题都有公允的论断。魏源大声疾呼兴利除弊、改良政治，但是对于科举制度，则有肯定之处。认为它不以贵贱取人，具有公平竞争的特点，比公卿世袭与九品中正制进步。魏源说：“三代用人，世族之弊，贵以袭贵，贱以袭贱，与封建并起于上古，皆不公之大者。”又说：“秦汉以后，公族虽更而世族尚不全革，九品中正之弊，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至宋、明始变其辙焉，虽所以教之未尽其道，而其用人之制，则三代私而后世公也。”〔2〕梁启超也说：“科举敝政乎？科举，法之最善者也。古者世卿，春秋讥之。讥世卿，所以立科举也。世卿之弊，世家之子，不必读书，不必知学，虽騃愚淫佚，亦循例入政， 则求读书求知学者必少，如是故上无才。齐民之裔，虽复读书，虽复知学，而格于品第，未从得官，则求读书求知学者亦少，如是故下无才。上下无才，国之大患也。科举立，斯二弊革矣。故世卿为据乱世之政，科举为升平世之政。”〔3〕利用中观史学方法，通过对清代状元家世出身的分析，可证魏、梁二位的说法，实为至当之论。
如何评价儒士阶层及其成员登进仕版后的作用，向来是有争议的。中国的儒士阶层形成于春秋时期，《论语》中称道的“士”，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有高尚的道德修养，二是有一定的知识才能，三是担任某种政治职务。这三者当中，或者只具备前两条，或者三条兼而有之，皆可谓之“士”。宋代以后，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推广与文化教育的日渐普及，我国士阶层人数迅速增加。士为四民之首，下可为民，上可入仕，是个关键性阶层。士习形影响着民风，士人安则社会宁，故历代帝王都十分注意对芸芸士子的笼络与控制，清朝统治者鉴于明朝的教训，尤注重以场屋策士笼络读书人。儒士阶层并非单一的群体，其内部构成复杂，有不同的流品。他们当中一些人得势以后，不乏衣冠禽兽、虐政害民之徒，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伪儒”、“贱儒”、“小人儒”。但是总的说来，由于长期儒家“尊德性、道问学”的教育，修齐治平、经邦济世的观念对他们有很深的影响，相当一批人能体察民情、重视名节、博学多识、干练通达。他们“以学为业，以仕为道”，将这些人源源补充到各级政府机构中，当然有裨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得士者昌”当作重要信条。
考察历史上殿试夺魁者的情况，可以得到对这个问题的部分证明。关于清代的状元，我们统计了15种重要史籍，约有半数人的传记，可以从这些史册中见到，说明这些人在历史上有过一定的影响。清制，殿试传胪以后，一甲一名进士例授翰林院修撰之职，官居六品，这是每个状元都可以获得的殊荣，也是他们夺魁后仕历的起点。以后，他们普遍地能在翰林院内升迁，或任各部院四、五品官员，活跃于政坛。绝大多数状元有出典乡试、会试及督学直省的经历，迭掌文衡，时称荣选。有机会晋升至一、二、三品大员、参预中枢机要的，自然难得，但为数也不少。据笔者统计，清代殿撰官至内阁大学士者，即所谓“状元宰相”，前后有14人；陆续简充军机大臣者，有7人；历署地方总督及巡抚者， 有9人。这当中，如徐元文、于敏中、毕沅、王杰、潘世恩、张之万、 翁同龢、孙家鼐、洪钧等人，都是有清一代的名臣， 早为史家所熟知。而张謇、骆成骧、王寿彭、刘春霖等人，则是中国近代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还有如彭定求、钱维城、毕沅、吴其濬、陈沆、洪钧、刘春霖等人，则在经史著述、诗词书画方面有很高的成就〔4〕。
我们也注意到清代状元入仕以后遭到朝廷处分的情况，他们当中，受过严斥、降级、罚俸、革职、议罪、夺回世袭的，人数也不少。如康熙年间，李幡主持顺天乡试，因取士不公而遭遣戍，数年后才得赦免；乾隆朝庄有恭因遇事未上奏及替属员欺蔽，两度被论处死罪，旋戴罪任职，可称得上是典型。然而据笔者粗略统计，清代状元被处罚的原因，绝大多数是属于任职中徇情、隐忍、失察、误事造成的，绝少是因为道德沦丧、贪赃枉法、巧取豪夺、结党营私而被置诸重典的。这是个很重要的现象。清朝已处于封建制度日益衰落的时代，我们不可能设想这百余名状元个个都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没有任何贪污受贿、侵占挪用的行为。但是，从史料来看，他们确实普遍相对地好些，相对地廉洁正直。究其主要原因，毫无疑问，是儒家思想长期熏陶、所受教育强调学问与品行并重的结果。这方面的典型人物如陕西韩城人王杰，他少壮时备尝辛苦，品学兼进，37岁时及第，居官40年，位至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但奉身有制，洁廉自守，拒与当朝的权相和珅交往。 史载：“一日，和相（和珅）执公（王杰）手笑曰：‘何其柔荑若尔！’公正色曰：‘王杰手虽好，但不会要钱尔！’和赩然退。”〔5〕王杰年迈致仕时， 嘉庆皇帝御赐诗有云：“名冠朝班四十年，清标直节永贞坚。”“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6〕从这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明白，封建最高统治者为何总是孜孜不倦地从寒畯之士和有才学的士子中甄拔人才，并用以充实和更新各级官僚集团。这里，我们引用一位亲身经历者的见解。齐如山是位清末秀才，他写过一本回忆性著作《中国的科名》，书中毫不留情地讥评了科举取士的种种弊端和丑闻，但作者在该书的结论部分郑重地提出，对科举制度的优劣得失与历史作用，要有恰当的评价和公正的认识，他说：“其实我对从前的科举，不但不轻视，而且极端的恭维，他后来为有志之士反对者，不是科举的方式。而是科举的内容，他的错处短处是不知变。……明清两朝以来，由科举进士出身的人员，不知有多少万了，而大多数都是正人君子，像严嵩那样的败类，确是极少的少数，而两袖清风的宰相大臣，则时而有之，例如本书中所说的王文端公杰，就是一个榜样。”又说：“凡科甲出身的人，总是正人君子较多，这有两种原因，一因科甲出身的人，总是正人君子较多，这有两种原因，一因科甲出身者，都读过经书，书中有好的道理，读的多了，自然要受其感化。二是从前考试办法很公正，贡院大堂扁额上写‘至公堂’三字，确有道理，固然不能说没有毛病，但确不容易。在道光咸丰年间，也确曾出过弊病，但自柏葰一案，把他问斩以后，以后几十年，一直到清末，总算没有出过毛病。这足以说明，稍微认真，便不容易出弊，更足见科举考试，是一种很好的制度。不过有极大的一种短处，就是行之数百年而未能改动，永远以八股取士。所以同、光以后，许多有志之士，才知道这种考试方法是没有用的，便反对起来。其实错的是考试的内容，不是考试的方法。”〔7〕我们通过中观方法对清代状元进行研究， 结论与齐氏的见解大致相同。
研究清代状元的夺魁年龄，则有助于我们认识古代士子的智力发展特点及八股文贻误人生的问题。
读书士子经过学习培养及应试赴考，或者在科场竞奔中获得了较高的功名，得以跻身仕途；或者在著述学识方面有了显著成就，开始在学术文化界产生影响，这些，都可以看成是成才的标志。对于清代历科状元来说，他们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艰难角逐，脱颖而出，在万千举人、进士的行列中，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可以说，每个状元的夺魁年龄，就是他们的“成才年龄”，此时人的智力发展正处在巅峰状态。清代历科状元廷试首冠时年龄都是多少？稽诸史料，有66 人可以查考出来〔8〕。
在66名状元中，夺魁年龄最小的是于敏中和戴衢亨——均为24岁；年龄最大的是蔡启僔——52岁和王式丹——59岁。66人平均中状元的年龄是35岁。考中状元最多的年龄组是26至45岁之间的两个组，占总人数的86.3%。
将上述资料与当今科学史工作者的研究成果相联系、相比较以后，我们说，26—45岁是清代状元科举应试的“最佳年龄区”，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士子的“最佳年龄区”，是一个人精力最旺盛、最容易获得成功的时期。45岁以后，智力一般逐渐衰退，这不仅与人脑生理因素有关，与整个身体状况也有关。像蔡启僔、王式丹那样在52岁和59岁中状元的，实属凤毛麟角。我们还可以说，35岁是考中状元的“最佳峰值年龄”，也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最佳峰值年龄”。在这个年龄上，人的知觉与记忆、比较与判断、动作与反应速度等智力指标，均处巅峰状态。
清代状元平均成才年龄是35岁，应该说是比较大的。再查考史料，百余名大魁天下的人当中，有67名寿命可以查出。寿命最短的是邹忠倚，年32岁；寿命最长的是张之万，年87岁。平均寿命是63.3岁。换言之，这些状元一生中要把半数以上的时间用在接受教育和科场竞奔上，代价相当可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在掌握传统文化典籍方面，面临两个方面特殊的难处，负担格外繁重：一是汉字历史悠久，结构复杂，不易掌握；二是中国文化典籍数量浩繁，掌握它需要花费很多时光和精力。
清代状元的平均成才年龄是35岁，也和八股制义虚耗了士子大量精力有关。清代读书人往往从十二、三岁就开始学习八股文，因为它是科举考试中最重要的文体。平心而论，明初制定八股文格式之际，立意未尝不善。这种文体将经义、策论、诗赋融合在一起，目的是在六七百字的一篇文章内，既考察应试诸生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又考察他们的文辞表达能力。由于每篇试文分为八股，每股的文句形式与内容都有特定的要求，这就便于考官较迅速地判断应试者的水平，以定取舍。所以，八股文是科举时代一种比较成熟的规范化、标准化试卷模式，它作为科场考试的专用文体，沿用500年之久，绝对不是偶然的。但是， 世界上没有无弊之法，八股文行之愈久，弊端愈多。康熙年间曾一度停用八股文，旋又恢复。乾隆初年又有兵部侍郎舒赫德指陈八股取士的四大弊端，朝臣中曾为此进行过激烈辩论，结果还是继续沿用。清代士子为了研习时文制艺，弋取功名，不得不耗用许多宝贵年华。这种时文制义，掌握起来费时费力，登进仕途后又全然无用。更有一味抄袭墨卷房稿，心术变坏者。故许多有识之士，对它进行猛烈抨击，并提出改革方案。这之中，顾炎武和龚自珍的议论较为典型。顾炎武对经义取士的弊端，进行过淋漓尽致的针砭，其论曰：“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迥殊，四书亦然。发榜之后，此曹便为贵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昔人所须十年而成者，以一年毕之；昔人所待一年而习者，以一月毕之。成于剿袭，得于假倩，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9〕他提出的更改办法是：凡四书、 五经之文皆问疑义，这些疑义要以一经通之于五经，应试者必须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其文无法事先意拟，只能出于场屋之中，这样才不致以他人之文抄誊一遍而侥幸中式。龚自珍也十分痛恨八股取士之害，力主加以厘革。他在《与人笺》中说；“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坊间刻本，如山如海。四书文禄士，五百年矣；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既究既极，阁下何不及今天子大有为之初，上书乞改功令，以收杰才？”〔10〕他认为必须改变功令，“变之如何？汉世讽书射策，皆善矣。”讽书射策就是向朝廷陈述自己的见解，答问本朝的政事。他提出，每次可出十条题目，全答对者列为甲等，答对七条列为乙等，答对三四条的列为丙等，答对不够三条的就不录取。文词不能扭捏作态、模棱两可，或是不着边际、离开正题。还要适当规定，每条不能超过若干字。答不上的，就庄重地写上“未闻”二字。他说：“如此则功令不缛，有司不眩，心术不欺，言语不伪。”〔11〕总之，顾炎武、龚自珍所抨击的不是整个科举考试制度，因为科目选士之法较之以往的察举征辟与九品中正制来说，具有明显的均等竞争机制，有利于甄拔人才。他们所指斥的是考试的内容与程式，认为八股文空疏无用，贻误人才。这些见解无疑是很正确的。清代状元与万千举子都曾为科场应对文字而长期呕心沥血，着实令人扼腕太息。
通过以上几个问题的分析，可以说明，运用中观史学的方法，撷取科举制度中一段时期、一组有关人物进行研究，可以得出不少有价值的、具有说服力的结论，这是任何微观式的个案研究所不能比拟的。当然，我们也不能企望通过这些探讨便对中国古代传统教育遗产及历经变革的考选制度作出全面、系统的评估，那是另外的、更为宏观的研究任务。
“中观史学”的提法，貌似陌生。实际上，它恰恰是当前史学研究中的一种趋势、一股潮流。过去流行的那种绵延数千年、覆盖全国南北的通史性研究已日趋减少，更多的著述是探讨一个区域、一个历史时期、一个具体门类的历史问题，诸如区域经济史和文化史、断代经济史和文化史，以及各种专业史、专题史等等，许多都可以划入中观史学的范畴。所以我们可以说，目前正值中观史学空前繁荣的时代。
但是，真正从理论上阐述“中观史学”的内容、方法和意义，确实又是个崭新的课题。中观史学与宏观、微观史学之间显然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各有自己的特点和独立性，但又相互依存、相互包容。一部上乘的历史著述，实际要把微观、中观、宏观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完成。像这些问题，都值得史学理论工作者加以探讨。笔者仅就目前粗浅认识及初步实践提出以上看法，尚祈方家指正。
注释：
〔1〕〔4〕〔8〕详见拙著《清朝的状元》，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年版，第四章第三节；第五—六章；第四章第三节。
〔2〕魏源：《默觚下·治篇九》。
〔3〕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一，《变法通议·论科举》。
〔5〕裘匡庐：《清代轶闻》卷一，《王文端之守正》。
〔6〕《清史列传》卷二六，《王杰传》。
〔7〕见杨家骆主编：《中国选举史料清代篇》， 台湾中华书局1977年版。
〔9〕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
〔10〕〔11〕《龚自珍全集》第五辑、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