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发展：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共同富裕思想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同富裕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04)03-0026-07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如何领导人民尽快摆脱贫穷落后面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上，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理论和实践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进行了不懈的和卓有成效的探索，为中国走上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人民富裕的道路作出了伟大贡献。研究他们的共同富裕思想，对于我们正确地分析和对待现阶段我国出现的贫富差距，正确地认识和处理部分先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始终不渝地坚持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问题的初步探索
1.毛泽东对共同富裕问题的探索
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率先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问题进行了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科学认识，主要有：
(1)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
早在1943年，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农民几千年来都是分散的个体经济，这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使农民陷于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并且认为合作社是人民群众“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1](P931-932)。这就为我们党夺取政权后，如何带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格外关注农民摆脱贫穷实现富裕的问题。在他看来，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唯一出路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他们来说，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2](P179)。针对农业合作化初期正在出现的两极分化现象，毛泽东认为实行合作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2](P187)“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要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2](P197)。这是毛泽东首次正式提出“共同富裕”这一科学概念。很明显，他把共同富裕看成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目标，而合作社则是社员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组织形式，认为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就可以消灭剥削制度，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2)提出社会主义制度是共同富裕的根本制度保证
毛泽东认为，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他在探索带领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过程中，非常警惕两极分化现象。“小农经济是不稳固的，时刻向两极分化”[3](P206)，“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有力量保证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因而也能够更有效地与农村的资本主义活动和贫富分化的现象作斗争。”[3](P217)他强调：“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2](P197)并认为“如果党不积极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在农村中必然发展起来，农村中的两极分化就会加强起来”[3](P451)。显然，毛泽东把两极分化看作是与共同富裕相对立的东西，要避免两极分化就要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这样全国人民才能尽快地富裕起来，才能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也就是说，他把社会主义制度看成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制度保证。
(3)提出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是大力发展生产力
在毛泽东看来，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以工业化为基础，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就指出，检验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主张及其实践效果的客观标准是，“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P1079)他认为，“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裕的”[4](P302)。这即是说，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5](P760)，后来又加上了国防现代化。这表明，毛泽东已把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认定为社会主义建成的物质基础。他说：“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2](P462)
2.毛泽东在探索共同富裕问题上的重大失误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实现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提出过许多光辉的思想，也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这些失误，是毛泽东和我们党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足，又急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望的反映。
(1)没有始终坚持关于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的理论
毛泽东在理论上明确认识到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和基本前提，认为社会主义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在实践中没有能够始终地贯彻他的理论，同时对于采用何种形式来发展生产力也并没有搞得很清楚。毛泽东为中国所设计的“四个现代化”这个总体战略目标非常明确具体，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这是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但他经常偏向于从政治上来考虑经济问题，在发展经济问题上总的思想倾向是急于求成、盲目求快，过于强调群众运动的力量而对客观经济规律重视不够。表现为在实践中不是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来发展生产力，而是企图通过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来加速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在1957年以后，毛泽东在所有制问题上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的生产力基础和现实国情，过分强调所有制的作用，片面追求公与纯，设想通过“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就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6](P189)。并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至。应该说，毛泽东强调公有制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作用是完全正确的，但他把发展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立足点主要放在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上，而偏离了生产力这个根本，其结果，不仅现代化建设难以取得应有的成果，无法达到共同富裕，反而严重束缚、阻碍甚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
(2)理论上没有认识到商品经济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必然要求，实践中走向了反面
在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上，毛泽东曾明确地提出了要利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但在理论上没能始终坚持，在实践中最后走向了反面。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由此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利用价值规律，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思想。他在1958年指出：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目前我国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应当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形式来促进生产的发展”。因为“在现阶段，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制度、价值规律等形式，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有利于向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过渡，有利于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逐步地准备条件”，因此，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商品生产“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6](P189～190)。必须看到，在借助商品生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上，毛泽东进行了积极的、极其有益的探索。遗憾的是，他对商品经济的定位只是“利用”而不是把它看成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他的思想里，商品、价值规律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而把商品货币关系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认为社会主义的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跟旧社会差不多，因而在实践中也就不可能坚持发展商品经济，相反，他排斥商品经济，使得割“资本主义尾巴”成为其理论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3)选择了一条平均发展、同步富裕从而缺乏效率的生产力发展道路，导致生产力发展缓慢及人民共同贫穷
在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路径上，毛泽东所主张的实际上是一条无视效率的平均发展、同步富裕的道路。毛泽东认识到在中国这样贫穷落后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完成由贫困到富裕的转变将是一个相当长时期的过程，但他对于生产力不平衡发展等客观规律在我国存在的地区发展差距和贫富差距问题上所起的作用认识不足。他在理论上没有区分清楚共同富裕与平均主义，片面地理解社会主义的均衡发展规律，不顾客观可能性而想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实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来加速生产力的发展。“他很注重通过改善人与人的关系来促进生产的发展”[7](P228)。问题在于，毛泽东晚年过于夸大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在分配关系上，他批判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过分地强调“公平”，主张限制按劳分配，搞平均主义分配。其表现就是强调要尽力缩小乃至消灭“三大差别”，在个人消费品分配上全面实行供给制，吃大锅饭，均贫富。这实际上就是搞平均发展、同步富裕，完全不管效率高低，这就严重束缚了群众的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结果既缺乏效率，又缺乏公平——充其量是极低层次的“公平”，导致共同贫穷，共同落后。
二、邓小平对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在共同富裕的问题上，邓小平直接继承了毛泽东的许多科学认识，同时，他又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彻底纠正了毛泽东在共同富裕问题上的错误看法，形成了关于共同富裕的科学思想体系。其主要内容有：
1.在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问题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重大命题
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把发展生产力看成是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并明确地把发展生产力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和前提。他提出了“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一重大命题。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对于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具有重大的意义。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8](P116)“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8](P172)不仅如此，他还把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上升到社会主义能否得到巩固和发展，能否战胜资本主义的高度。他说：“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8](P224)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不仅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论，而且通过改革开放政策成功地使中国走上了人民共同致富、国家繁荣昌盛之路。
2.在关于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动力问题上，提出了“改革是根本动力”的思想
邓小平把改革作为促进生产力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动力。认为，靠过去的经济体制已经不能解决中国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必须加以改革，这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8](P138)。“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8](P149～150)“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8](P370)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为我国大力推进生产力的发展找到了十分有效的突破口，20多年来，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的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走上了富民强国的道路。
3.在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问题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的重要思想
邓小平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各国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只有通过走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才能更有效地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同毛泽东相比，邓小平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发展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巨大作用，并率先突破了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把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1979年以后，邓小平多次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谈话，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他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9](P236)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8](P373)这就对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长期争论不休、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作了一个清楚、透彻、精辟的总回答，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从而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在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制度条件问题上，提出了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可以实行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的思想
邓小平认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只能依靠社会主义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8](P139)但邓小平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把现代化建设和共同富裕的实现放在仅仅依靠生产资料公有制上，而是在充分认识到公有制的根本作用的基础上，强调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必须为生产力的发展服务。他认为，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可以实行多种形式的所有制。这就纠正了毛泽东急于改变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做法。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的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还有其他经济成分。”[8](P172)他反复强调，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同时也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这样做不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正是在邓小平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制定了允许非公有制经济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政策，并在党的十五大上把它上升到“基本制度”的高度来认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10](P21)与此相适应，在分配领域，我国逐步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极大地调动了人们先富起来的积极性，从而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
5.在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路径问题上，提出了部分先富带共富帮后富的思想
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是先富带共富帮后富，而不能搞同时同步平均富裕。这就超越了毛泽东的平均发展、同步富裕的做法。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8](P155)为了尽快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邓小平提出了通过改革首先打破平均主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帮助落后地区发展这一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途径和方式，并且强调这是一项可以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他说：“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8](P373～374)为使全国人民最终顺利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还将先发展后发展的问题概括为“两个大局”：“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8](P277～278)这里，实际上解答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正确处理部分先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问题。只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发展和先富裕起来，先发展、先富带动后发展与后富，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6.在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上，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毛泽东曾提出关于分15年、50年、100年三步走来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邓小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量上思考了发展战略问题，提出了“三步走”基本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即：第一步，20世纪90年代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达500美元，基本解决温饱；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均达1000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8](P226)。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邓小平认为，达到了这一步，“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8](P224-225)。这就把毛泽东的构想更加具体化了，也更具可行性。
7.提出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包含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思想
在邓小平看来，作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共同富裕不是仅仅指物质生活的富裕，而是指全体社会成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9](P208)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我国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也构成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主要内容和鲜明特征。只有全体社会成员既占有、享有极其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同时又享有极其充实丰裕的精神文化生活，才称得上真正实现了共同富裕。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是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基础。邓小平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8](P143)“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8](P144)这说明，精神富裕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在共同富裕实现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三、江泽民对毛泽东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作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继承、坚持了毛泽东、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同时，从多个方面发展了共同富裕的思想，并通过新时代的实践，将共同富裕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主要体现在：
1.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新时期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思想旗帜
江泽民对共同富裕思想的发展集中体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实践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思想旗帜。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包含在共同富裕这一概念里面，是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这不仅因为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而且因为共同富裕包含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12]，逐步实现、不断发展共同富裕，就是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发展着的根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
落实“三个代表”，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求发展先进的生产力，这是为发展先进文化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提供物质技术基础和制度条件。其次，要发展先进文化。这是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再次，要不断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也就意味着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13](P15)共同富裕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是统一的，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可归结为共同富裕[12]。
2.提出了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一要务”的新论断
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认为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一要务”。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民富国强都无从谈起。”“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13](P12)。这里江泽民把发展上升到党执政兴国——当然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一要务的高度。也就是说，必须紧紧抓住发展来体现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共同富裕。这个“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各方面以及人本身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只有这样的发展，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3.把共同富裕目标诠释为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进步
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实现共同富裕，既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又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把共同富裕目标诠释为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进步。他认为，作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生活富裕，还需要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它是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共同富裕，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的共同富裕，是人和社会协调发展全面进步的共同富裕。只有物质生活的富裕，而没有文化或精神的高度发展，没有人的全面发展，并不是真正的共同富裕。江泽民指出：“必须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形态，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4](P383)“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11](P179)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实行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没有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就实现不了共同富裕的目标。
4.提出了坚持、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这一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证
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实现共同富裕，反对两极分化，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思想。一是提出我国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江泽民指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方针”[14](P48)，必须长期坚持。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提升到基本经济制度的高度[10](P21)。江泽民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国家经济的主体必然是公有制经济。这一点必须坚定不移，决不能动摇。同时我们要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这也必须坚定不移。”[14](P50～51)十六大重申：“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13](P22)。二是提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江泽民反复指出：“在收入分配中，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15]，“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10](P25)，并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决定了我们必须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14](P58)。十六大进一步要求，“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13](P25)。在江泽民看来，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并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制度。这是走向共同富裕，保障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根本制度保证。
5.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原则
建国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忽视效率，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一味追求公平，结果造成平均主义盛行，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共同贫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开始重新探索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提出了部分先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党在进一步探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时把这一“大政策”的实质概括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16](P23)。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7](P14)。此后，江泽民在十五大、十六大上都重申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并强调了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提出，表明党对先富带共富帮后富这一共同富裕实现途径认识的深化，是对部分先富“大政策”进行的一种新的理论概括。把一种“大政策”提升为“原则”，深刻反映了党在相当长时期内在实现现代化及共同富裕问题上的政策取向。
6.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新的“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构想
江泽民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发展战略思想，并把毛泽东邓小平的发展战略构想进一步具体化，提出了新的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现在我国胜利实现了邓小平“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目标，正向第三步目标迈进。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庄严宣告：“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二○○○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10](P4)十六大重申了这一战略，并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实现共同富裕的最新阶段目标。江泽民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3](P17)。显然，江泽民的新“三步走”战略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新的阶段目标是对邓小平“三步走”战略中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具体化，使目标更加明确，更具可操作性。
7.提出了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快西部大开发这一实现共同富裕的新的战略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同时地区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这就不可避免地给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带来负面影响。对此，江泽民指出：“对于地区间存在的发展上的差距，要有一个全面认识和科学态度。既要看到这种差距是历史形成的客观存在，消除它需要一个历史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办到的；又要看到在发展过程中，这种差距是要逐步缩小的。办法就是通过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带动和促进作用，通过国家的宏观调节和地区自身的努力，在共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使这种差距逐步得到缩小，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4](P170)他强调：“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15]在1999年6月召开的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提出：“在继续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从现在起，这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14](P177)。他反复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系到东西部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确保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胜利实现的重大举措[14](P179-185)。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极大地拓展了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必将促进东中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加快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步伐。
综上所述，在领导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这一重大课题，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当然，受历史的局限性，他的探索出现过重大的失误和偏差。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科学成分的基础上，又大大超越了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完整科学的共同富裕思想体系。江泽民在继承、坚持毛泽东邓小平科学共同富裕思想基础上，又把共同富裕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使共同富裕的内容和目标更加具体明确更具有可操作性，并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使人民更加走近共同富裕。坚持不懈地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共同富裕思想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我们一定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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