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收入分配的刺激作用与限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限度论文,收入分配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2）04－0004－04
一、收入差距拉大影响消费
我国这几年出现消费不足，还有一个原因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拉大。这也就是随着经济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一部分人收入增长很快，他们的消费虽然也增长，但消费增长慢于收入增长，出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趋势。另一部分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虽高，但收入增长慢乃至是零增长或负增长，他们的消费意愿虽强却没有能力消费。这是宏观管理当局一再强调要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然而因为收入分配与差距扩大趋势难以改变，从而抑制了当前需求的扩大。
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能力与占有财富的不同将导致收入存在差距。在我国，由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基础与发展存在较大的差距，所有制之间、行业之间发展也不平衡，再加上收入再分配与调节手段的弱化，从而导致我国个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具体表现为：
1.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个人收入差距扩大。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及外部环境始终存在差距，经济结构呈现极为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虽然在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承包制广泛实行，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热情，使得农村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但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未能因此而得到有效控制。1978年、1985年、1990年、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1999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2.57倍、1.86倍、2.2倍、2.71倍、2.51倍、2.47倍、2.61倍。 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先天基础与条件差异外，还在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农业发展资金短缺，耕地等主要生产资料人均占有量逐年下降且农村生产力水平仍较低，至今农村大部分地方仍靠天吃饭，再加上许多地方在发展经济时未能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许多地方森林植被严重破坏，水土流失、土壤沙化、肥力下降、河流污染严重，最终造成单位耕地有效产出大幅下降，严重妨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2.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导致个人收入差距的拉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经济特区与沿海开放城市，由于享受了国家的特殊优惠政策，使其在吸引和利用外资方面获得了比中西部更为有利的发展条件。相比之下，尽管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比较丰富，但由于在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方面的落后，且科技、人才、教育等投资软环境也较差，国家投资力度不够，从而造成东西部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据国家统计局调查，1985年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个人收入差距为1.15：0.88：1，而到1995年已扩大为1.42：0.97：1。1986年～1999年，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5.5倍，其中东部地区增长了5.9倍，西部地区只增长了4.7倍。据国家统计局计算，1981年～2000年，省际间的基尼系数由0.06上升为0.16。
3.不同所有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个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这既有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管理水平、运行机制等方面的问题，也有经济结构调整、市场需求变化、改革成本分摊及其他配套体制改革滞后等一系列外部因素的影响。相反，由于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许多优惠政策，同时大力鼓励支持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目前的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和一部分个体工商户得以迅速发展。这也是目前国有企业职工收入普遍低于非国有企业职工收入的主要原因。
4.不同行业之间发展差距的加大也进一步拉大了个人收入差距，随着科技的发展，我国出现了许多新兴行业，如IT行业、生物制药等，其与传统行业相比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市场前景。因而这些行业的职工收入要明显高于传统行业的职工收入。另外由于我国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还没有得到完全体现，那些带有垄断经营性质的如金融、保险、证券、邮电、电力等行业，依托垄断获取高额利润，并把其中一部分以不同形式分配给职工，这是多数传统产业做不到的。这样，新兴产业和垄断行业职工收入高且增长快，传统产业职工收入低且增长慢，差距明显拉大。
经济学界通常用基尼系数束反映收入差距的程度，对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不同人士有不同计算结果。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对于消费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消费倾向变动有这样的特点，即低收入居民比高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高。1997年在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调查中，其中占20％的低收入户消费倾向为0.92，占20％的中等收入户为0.83，占20％的高收入户为0.73。占10％的最高收入户收入实际增长为8％，消费倾向为0.71；占10％的最低收入户收入实际增长为3％，消费倾向为0.95。这样，在收入差距拉大之后，数量庞大的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虽高，但他们的收入低、增长慢，从而使得社会消费增长萎靡乏力。
二、实行了调整收入分配刺激消费的政策
世界各国在出现通货紧缩之后，受劳动力供求影响，工资水平呈现下降趋势，这就进一步使购买力不足，消费意愿下降，形成恶性循环。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采取了反其道而行之增加劳动者收入的做法。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我国连续3 年实行调整收入分配的重大措施，包括提高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等低收入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待遇三个方面。
表1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变动情况一览表
年份(1)南大(2)刘晓东、 (3)陈宗胜(4)世界
(5)国务院
(6)向书坚
(7)赵人伟、
课题组卢青
银行
研究室李实 平均
(1990) (1991)
(1991、1997)
(1995)(1997)
(1998)
(1999)
1979 0.33
1980
0.25 0.25
1981
0.2635 0.288 0.2680 0.2765
1982
0.25250.2494 0.2515
1983
0.3306 0.28650.2641 0.2937
1984
0.3399 0.27050.2784 0.2929
1985
0.3453 0.28750.2656 0.2928
1986
0.3595 0.28750.2968 0.3146
1987
0.3568 0.29240.3052 0.3182
19880.30
0.3624 0.29610.33130.3820.3708
1989 0.3214 0.3214
1990 0.3063 0.3063
1991 0.3240 0.324
19920.3750.3396 0.3396
1993 0.375 0.3592 0.3671
1994 0.3621 0.3621
19950.3650 0.4150.3515 0.445
0.3941
1996 0.39 0.39
资料来源：栏（1）中数据引自南大课题组，1990；栏（2）中数据引自刘晓东、卢青，1991；栏（3）数据引自陈宗胜，1991，1997； 栏（5）中数据引自国务院研究室，1997；栏（6）数据引自向书坚，1998；（4）、（7）栏中数据引自赵人伟、李实，1999。
2000年虽然没有实行新的调整增加工资措施，但受上年四季度才调资的翘尾影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进一步增加426元，实际增长6.4％。当年城镇居民增加收入1804.9亿元，其中增资占22.2％。从收入构成看，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的426元，国有单位职工工资增加52元，转移性收入增加204.51元，两项合计占增加额的60.2％，其中转移性收入的增加占了绝大部分。
2001年，开始了新一轮收入调整过程。政府在年初就提出，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防止发生新的拖欠，适当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工资。统一建立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着力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继续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4月1日起，各地陆续执行新的调资政策，并补发1月～3月的调整工资。8月份，政府决定从10月1日开始再次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工资提高15％左右，人均月工资增加80元，机关事业单位离休和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也相应增加。企业离休人员比照机关事业单位标准增加离休金。这次调整工资所需增加的经费，除沿海9个省市自行负担外， 其他地区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此外，按现行工资制度，企业职工工资的调整，由企业根据经济效益状况自主决定。
调节收入分配刺激消费需求，除了增加公教人员工资之外，还有一项重要措施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在早已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发达国家里，经济繁荣时期社会保障收入大于支出，可以抑制经济热了更热；而在经济萧条时期社会保障收入小于社会保障支出，由此而增加的这一大块支出弥补了需求不足，起到了托住经济不使下降过猛的作用。但是，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是近几年推出的，由于各项改革还在推行过程中，新的制度框架还未形成，其运作方式也不明确，大量的不确定因素又加强了消费预期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因素既使消费者难以正常行为，又使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形成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短期影响和它长期发挥的宏观经济稳定性功能间的不一致。我国为了尽可能减少经济中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加快了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并且结合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和非竞争性领域中的结构性调整，通过出售部分国有资产以及在股份制公司中减持国有股权所取得的资金，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稳定社会经济，并且使社会保障体系成为在经济转轨条件下对消费需求进行宏观调控实现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目前还是以省、市为单位统筹，不少财政困难的老工业基地筹集的社会保障基金不足以应付支出，对此，中央财政加大了转移支付力度，增加了低收入者的收入。由于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它对于消费需求的调控拉动作用极其明显。以2000年为例，该年转移支付安排中央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补助37亿元，对财政困难的老工业基地和中西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生活费缺口补助50亿元，对困难行业养老缺口补助88亿元，对部分地区落实提高社会保障待遇及提高工资的缺口补助532亿元，通过以上几项转移支付刺激的消费需求，可以促进GDP增长0.4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占5.55％。2001年的1月～6月，全国社会保障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206.6亿元，主要由财政转移支付解决。
政府运用财政杠杆调节收入分配，是刺激消费从而调控经济的重大措施。收入分配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从两个方面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一是在供给方面，通过收入分配的调整，理顺分配关系，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生产效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经济增长。1999年上半年，城镇居民收入呈回落之势。增加城镇中低收入居民收入的政策出台后，城镇居民的收入明显增加，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加428.9元，比1998年多增加164.1元，实际增长9.3％，增幅比1998年的5.8％提高3.5个百分点。按此推算，当年城镇居民共计增加收入1647.7亿元，财政资金调资占城镇居民增收的48.6％。二是在需求方面，通过收入分配的调整，或是直接增加居民的收入以增加消费需求，或是调节收入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调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基于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从而增加总体的消费倾向，提高社会消费需求水平，拉动经济增长。我国1999年开始的这一轮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主要是从扩大消费需求的目的出发，通过增加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扩大消费需求。199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6.8％，止住了1997年开始的增幅回落趋势（1997 年增幅比1996年回落近10个百分点，1998年又继续回落3个百分点）。2000年， 消费进一步回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9.7％。 增资政策的出台极大地改善了居民的消费心理预期，使得消费增长快于收入增长。2000年全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比同期收入增幅高1个百分点。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稳步增强。消费率下降的趋势，受调资的影响，1999年回升到60.3％，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2000 年进一步上升为60.8％。消费的增长，对促进国民经济稳步回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通过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可持续性
在市场经济中一旦出现通货紧缩，劳动力供大于求，失业压力加大的时候，劳动者的收入本来是不会增加的。我国反其道而行之，采取增加公教人员工资和加大社会保障支出的政策，通过调节收入分配，达到刺激消费需求的目标。应该说，1999年推出这项政策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获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从财政的公共政策选择的角度考察，它具有不可持续性。2001年再次增加公教人员工资，出现了效应递减矛盾增多，而2002年如果再采取增加公教人员工资的政策，有可能事与愿违，好心未必办成好事，收效少而后患大。
1.财政的工资性支出增加过猛、压力过大。作为景气对策的财政措施，本来应该安排增加临时性财政支出，不宜安排经常性财政支出，由于公教人员工资这种经常性财政支出，具有易上不易下的支出刚性，一旦形成了庞大开支，就有一种惯性，再想压缩是非常困难的，更不宜增加过多。这几年实施调节收入政策，中央和地方投入的资金量很大。一是财政支出的行政管理费已由1998年的1326.77亿元，增加到2000 年的1782.1亿元，增加455.53亿元；二是国家财政用于抚恤和社会救济支出由1998年171.26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12.8亿元，两年增加41.6亿元。三是地方财政中地方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由1998年的164.92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435.17亿元，增加270.27亿元。四是地方财政中社会保障支出由1998年的135.68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548.08亿元，增加412.22亿元。地方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显著提高，由1998年的1.77％提高到2000年的5.25％。
确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按时、足额发放成了维护社会稳定的大事。由于下岗问题主要集中在经济效益很差的企业和经济结构调整任务沉重的老工业基地，应由企业负担的部分（主要由失业保险基金承担）也存在很大困难，“确保”的责任落到地方政府头上。而这些地方政府的财政也很紧张，所需资金难以落实。为此，中央政府只能通过转移支付的手段将资金的压力转移到自己身上。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1998年全国筹集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政府财政支出占52.2％，其中中央财政占14.1％；1999年政府财政占50.7％，其中中央财政占38.2％；2000年政府财政占57.6％，其中中央财政高达45％，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承受的财政压力呈不断上升趋势。在调资政策执行过程中，有些地方财力不足，出现了部分县乡拖欠职工工资的现象。据地方上报数字统计，截止2001年底各地拖欠当年国家政策规定的工资65亿元占应发工资总额的1.8％。2001年再次调资时，除经济发展快的沿海9省（市）外，其余22个省（市）的增资支出全部由中央财政承担，从而大大加重了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的压力。这种把增加固定的经常性财政支出当作景气调控对策，是可一不可再，可再不可三，如果反复采取此种措施，将难以为继。
2.造成了收入分配中的新矛盾。在产品供大于求，物价持续下跌，劳动力供大于求从而劳动力价格本无上升动力的时候，连续两次调整提高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使其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可是，企业因为经济效益差，没有力量跟进，多数企业职工的工资没有变动。引起了公教人员和企业职工之间在收入分配上的新矛盾；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引起了分流和留岗的矛盾；在企业内部出现了在职职工收入不能增加甚至还有拖欠，而下岗职工反而增加收入，出现了干活不如不干活的新矛盾。而最突出的矛盾则是发生在城乡居民之间。在物价持续低迷状况下，农村居民即使增产也难增收。从统计数据看，1999年第一次调资后，2000年城镇居民中即使是困难户的人均年收入有2678.3元，比一般的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2253.39元要高18.9％，扣除生活费用水平的差异，城镇困难生活水平也大体上相当于农村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农村困难户的生活困难程度要大大高于城镇困难户。2000年农村家庭纯收入在500元及以下的户数还占2.64％，2500元以下的占64.56％。三条保障线使城市困难户基本生活得到改善的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2001年第二次调资以及随后的第三次调资，将使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如何保障比城市困难居民还要困难得多的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成为更加突出的社会问题。
四、调资的刺激没有预想的那么大
一次性调资并不能改变预期，调整收入分配的刺激效果远没有预想的那么大。把调整收入分配作为景气调控对策，本意是中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增加他们的收入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大。可是，增加收入只是提高消费能力调高了增加消费需求的上限，至于实际消费增加多少，还是取决于以未来预期为基础的消费倾向变动。作为一次性调整措施不可能形成稳定的收入增长预期，而由制度改革引起的支出不稳定预期并未改变。因此，由调资增加的收入用于消费的比重并没有政策设计者想像的那么大。
1999年财政调资增支800亿元，加上社会保障增加的支出， 给中低收入者增加的收入在1000亿元以上，但实际仅比上年多增加消费400 多亿元，总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到50％。这是与中低收入者原来的消费倾向不相称的。当然其中有着时滞的因素，但为什么会出这样的结果，仍值得深思。显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制度不稳定预期的影响，但与此同时，这种结果还表明需求与收入的比例不是固定不变动，而是具有弹性且在不断变化着的，而我们对于需求弹性还缺乏研究从而缺乏有效的引导。
在通货紧缩的威胁下，调节收入分配是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一种手段，第一次给行政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加工资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但由于工资刚性的约束，调节收入分配这种手段不能频繁采用。从进行宏观调控时合理使用资金的角度思考，还可以在资金使用方向上作别的更有效益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