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会馆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论文,会馆论文,民国时期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39(2000)02-0075-04
会馆是旅居异地的同乡人为联络乡谊以及防范异乡人的欺凌而结成的民间社会组织。它产生于明朝，兴盛于清朝，衰落于民国时期。
进入民国以后，会馆虽然在社会的发展中逐步走向衰落，但其社会影响仍然十分明显，无论是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对人口、民政等方面都产生过明显的影响。
一、会馆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民国是一个向现代化迈进的时代，也是一个多事之秋。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层出不穷的新东西，也时常伴随着社会的动荡与曲折。处在这一时代的会馆以它自身的优势对社会政治产生着多方面的影响。
1.会馆成为革命者活动的场所。会馆由于它有一种特有的社会服务功能，不少革命者都与会馆有着密切的联系，以之作为从事革命活动的场所。1912年5月5日，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进京出任教育部佥事，就住在浙江绍兴会馆藤花别馆。在此，他著文痛斥封建专制，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战斗号角。4年后，他又迁入会馆内的“补树书屋”，一住又是3年半。在那里，他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等著名小说及《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杂文，还有27篇随感录和50多篇译作，为唤醒国民，传播“新世界的曙光”作出了巨大贡献。
1918年12月22日，李大钊与陈独秀在北京的宣武区骡马市米市大街64号安徽泾县新馆北室内创办了五四时期的进步政治刊物《每周评论》。《每周评论》在此创刊，不仅提高了泾县新馆的知名度，也为闻名中外的五四运动的爆发注入了活力。
共产党成立之初，中共北方局活动地点设在四川潼川会馆内。有不少共产党员如贺诚、左道之、谭卫根、王蕴中、左治生、谭襄城、蒋瑞琪、杨蕴璞等利用潼川会馆作掩护，在该馆内成立了梓光社，并创办了《梓光》杂志，在中共北方局书记王荷波的领导下，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1927年10月18日，反动军阀查封了赤色刊物《梓光》杂志，梓光社成员纷纷转移至外地，梓光社被迫解散，中共北方局遭到严重的破坏。王蕴中因未及时逃走被军警逮捕于潼川会馆中，后与中共北方局书记王荷波等18人，同时英勇就义。
2.会馆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会馆除了为革命者提供活动场所外，还积极支持、参加革命活动。民国初年，孙中山北上时，就受到各会馆的热烈欢迎。1912年8月21日，孙中山到达天津，广东会馆召开了热烈的欢迎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孙中山登上会馆舞台，慷慨陈词地发表了演说：“吾国自改建共和，仅有其名尚无其实，危险较专制时代尤甚，友邦爱我者多方提携维护，而忌我者遇事吹求，幸灾乐祸，望革命中人此时较破坏专制尤应牺牲一切加千万倍之力共谋建设，尤望吾四万万同胞共同致力，使我中华民族数年后在地球上成一等强国。”[1]到北京后，孙中山也受到不少会馆的欢迎。1912年8月25日，湖广会馆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欢迎孙中山的到来。同日下午1时，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促进会联合组建国民党的成立大会也在湖广会馆内召开，孙中山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宣布了国民党党纲：第一，促成政治统一；第二，发展地方自治；第三，实行种族同化；第四，注重民生政策；第五，维护国际和平。孙中山被选举为国民党理事长。
会馆除了为开展革命活动提供基地外，还走向社会，与众多革命组织一起从事革命活动。1919年5月4日，举世闻名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上海的不少会馆组织开展了爱国活动，潮惠会馆、揭普丰会馆等会馆组织从2-4月对时局的发展一直十分关注，尤其是关注青岛问题的解决。[2](P648-654)6月2日，北京当局开始逮捕学生，江宁会馆的董事陈良玉等参加了由上海学生、教育界、同乡会、商业领袖等组织的演讲会，一致要求罢市，惩办卖国贼，恢复公民权利，释放被捕学生。[2](P300-305)三罢开始后，不少会馆参与组织行动、散发消息和维持秩序。宁波会馆还给北京政府发了电报，表示对维护公共秩序的担忧：“上海商学工各界激于爱国，群起罢业，人心惶惶，危险万分。若不迅予解决，窃恐大局摇动，不可收拾。伏乞俯顺舆情，释放被捕学生，罢黜曹、章、陆诸人以平公愤而全大局。迫切陈词维希重鉴。上海四明公所（宁波会馆）全体40万人同命。”[3]同时，会馆还为援救其被捕的同乡积极活动。陈独秀被捕后，上海的安徽人十分关切，并与北京的安徽会馆联系以助其获释。[4]1927年3月，帝国主义仇视中国革命，挑起了“南京事件”。上海的茶业会馆、商船会馆等组织积极呼吁妥善解决，并致电美、英、日政府，要求采取镇静态度，信任中国人民。[5]
二、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现代化进程开始以后，旧式的会馆组织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会馆自身也感觉到这一严峻的形势，以往山东旅沪商民“商于斯（沪）者，犹循旧轨，力与为敌，以朴为经，以勤为纬，尚能矗立于中外互市之秋。”而在新的商战形势下，则必须通过“会馆之诚合，群策群力，共谋恢张，揽利权之要，而驰域外之观。”[6]尽管如此，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会馆仍以其自身的力量对社会经济发生着作用。
1.以自身的变化推动着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以工商行业为主体的会馆主要从事着经济活动。可是，进入民国以后，会馆的传统经济活动远不能适应需要，它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过程。上海是工商行业会馆发展最为典型的地区，下面以此地会馆为例进行说明。
上海丝业会馆的组成人员，是一批在沪居间进行土丝出口贸易的丝商，他们所经营的丝号、丝行、丝栈，虽然一开始就同对外贸易相联系，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轨道，但初创时的行栈规模不大，经营特点带有牙行性质。这些行栈的经营者，有的兼任洋行买办，有的有田产，进行封建地租剥削，在茧丝产区一般都同地方封建势力联系紧密。丝业会馆的设立是鉴于“申江为通商要区，百货云集，中外流通，而丝业尤大宗”，以贩运土丝出口贸易为业务的丝商，亟需建立团体以维护同乡、同业利益。其宗旨在于“联同业之情而敦异乡之好”，“齐心协力，共扶善举”。[7](P526)虽然也强调同业应“治丝不棼，中外懋迁，日新月盛”，但并没有实际的措施来推动土丝出口贸易的发展，它所履行的职责，主要是定期召集同业祭祀神主；为同业提供各种公益设施和条件；采用“五家联保”形式确保行会原则的实现和同业的均等利益；代官府向各丝行、丝栈征收税捐；代丝行、丝栈向官府请领印簿；统一划定丝市收购价格；禁止被称为“白拉”的私贩到产区收丝等等。
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随着丝业竞争的加剧，借生丝出口贸易而“发迹起家”者屡见不鲜，他们是当时上海一批新崛起的富商巨贾，较早得资本主义风气，较早分享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果实。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他们先后投资创办丝厂，使原有的丝业会馆组织结构相应地发生了某些变化。当时，执掌丝业会馆的总董、董事，很多人已不是单纯的丝商，而是兼有丝商、丝厂主、买办以及某一茧产区业公所董事等几重身份，而且丝厂经营日益成为他们经济活动的重心。例如，开设泰康祥丝栈、延昌恒等丝厂，并担任意商延昌洋行、义丰银行及茶商安达银行买办和无锡茧业公所总董的杨信之；开设恒丰丝号、恒丰丝厂并担任美商华兴洋行买办的沈联芳；开设黄绅记丝号、丝栈，绅记、鼎源丝厂，并担任武进茧业分所总董、无锡茧业公所董事的黄晋臣；开设成顺泰丝栈、瑞纶丝厂，并担任德商瑞记洋行买办的吴少卿；开设无锡源康丝厂、上海乾康丝厂、丝栈，并担任乾康洋行买办、无锡茧业公所董事的顾敬斋等等，大都是在当时新旧历史转轨过程中涌现于上海丝业界的具有改革创新意识的人物，他们一方面继续从事土丝购销贸易，保持在丝业会馆中已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又积极发起组建一个以上海丝厂为主体，联合江浙地区茧业公所的丝厂茧业总公所，控制茧产地的春秋两季茧市，垄断收茧，议定统一茧价，保证丝厂的原茧供给；并谋求在这一新的由丝厂茧行同业团体领导下，开创厂丝缫制和外销争胜的新局面。这时候的丝业会馆和派生的丝厂茧业总公所，其内部的组织结构实际上已起了变化。居于行业支配地位的并不全是丝商，其实权已操纵于那些兼有丝商或买办身份的丝厂资本家手里了。他们把振兴丝业的希望寄托于丝厂的励精图治，寄托于厂丝缫制工艺的改进，以冀挽回丝业的颓势，正如首任丝厂茧业总公所总董杨信之所说：“中国出口土丝未经改良，已见失败，犹幸丝厂迭兴，茧业得畅行无阻，相与维持。徐图竞胜者，其在斯乎！”[7](P527)
从上海丝业会馆的变化，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丝业会馆经历着一系列的变革，被日益纳入现代化的轨道。这一过程的完成是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贡献。因为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的巨大发展及其变革是伴随着旧式商业组织的不断更新、不断向前发展而萌生的。
这一时期，长期雄居于上海金融界的南、北钱业会馆也经历着同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具体表现为：第一，构成钱业会馆的同业企业从原来单纯以兑换货币为业务的钱兑为主体，转变为以与进出口贸易的商品购销活动有比较紧密的资金融通联系且含有一定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汇划钱庄为主体。当时出现的汇划钱庄是随着上海对外贸易和埠际贸易的日渐兴盛而发展起来的。这类钱庄虽然在组织制度上还保留着不少传统的习俗，但由于在进出口商品贸易中同外国资本、新式商业企业联系紧密，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影响和渗透。第二，钱业会馆的上层是由当时上海钱业界一些出类拔萃的行家所组成。他们大都以汇划钱庄股东、经理人的身份代表各自的企业，参加同业团体，进行各种谋求同业利益和促进钱业革新的活动。在企业内，他们又以其比较丰富的专业知识、经营才能获得庄东的信任，并由此而在同业内部享有名望。如担任过南市钱业会馆董事的经芳洲、王伯熏、林莲荪、刘杏林等人，担任过北市钱业会馆的谢纶辉、陈笙部、朱五楼、丁价侯、袁联清、张知笙、洪念祖、胡芗等人，都是上海钱业界享有盛名的风云人物。
汇划钱庄的出现，并成为上海钱庄业的主体，意味着这一传统的自我封闭的旧式金融业已在一定程度上为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把自己的业务活动范围部分地纳入了资本主义商品和货币流通的新轨道，与外国资本和本国商业资本建立起新的经济关系，使之成为当时上海日益扩展的对外贸易所不可缺少的清算机构，并反过来为上海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同时，它的活动也加快了上海与内地城乡间的贸易节奏和商品流通速度，起到扩大国内市场的作用。应该说，这些转化及其功用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2.在民国，会馆不仅以其自身的变化适应和推动着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同时它仍旧是商业活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民国时期，以会馆为基地的商人活动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无论其经营品种，还是商业贸易额都对社会经济产生着影响。
民国商人经营商业品种之多，可以当时最为活跃的宁波商人为例加以说明。民国时期的宁波商人遍布全国，在北京，宁波商人建有银号会馆，成衣商人朱新年、冯桂心、裘熙政、陈国玺等人为发展势力将浙慈会馆加以重修，使这座成衣商人会馆焕然一新，后来发展成十分庞大的会馆。[8]在上海，宁波人不仅建有宁波会馆，而且各业各帮都有会馆。会馆的董事们长期操纵上海总商会，严信厚、朱葆三、虞洽卿、秦润卿等都曾是商会的协理、会长。当时，上海工商界曾流传这样一句话：“上海道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在汉口、天津、苏州、沙市、营口、贵阳、开封、重庆等大中城市，甚至乡镇如南浔镇北下坝[9]都有宁波人的会馆。
散布全国的宁波会馆，不仅为出游四方的宁波人提供了居住、生活以及娱乐的方便，也为宁波人充分地开展商业活动提供了条件。在当时，社会风尚有了新的变化，市场也有了新的需求，宁波商人一方面保持传统行业经营优势，又不失时机地更新经营项目。他们经营的传统行业有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等。他们经营的银楼业以上海最盛，仅开设的银楼就有35家之多。[10]药材业是他们经营的传统行业中最为广泛的一种，《慈溪县志》载：“县人以贩药为大宗，川湖等省亦无不至者。”[11]成衣业也是他们有名的传统行业，在上海抗战前，他们开设的成衣铺就有张发记等90家。除经营传统的项目外，宁波商人顺应潮流，更新项目，经营进出口贸易、五金颜料、钟表眼镜、呢绒洋布、日用洋货、西药、房地产、保险、证券以及公用事业和新式服务业等。
从以上宁波人的商业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商业经营活动的广泛性。这种广泛的商业活动，其社会影响也是明显的，如南京的宁波李顺昌号服装店，因技术精美，服装软、牢、挺，誉满南京。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达官显贵是这家店的经常主顾。1949年拥有资金75亿元。[12](P129)上海著名的游艺场“大世界”是宁波帮商人黄楚九创办的，大世界面积达1.4万平方米，每天可接纳2万多人次的游客。[12](P151)
以会馆为基地的各地商人，不仅经营项目众多，而且商业经营额也是很高的。民国时期，云集汉口的有湖南、宁波、四川、云贵、山陕、河南、赣闽、山东、广东、湖北等帮，他们从事各种商贸活动，其商贸额也是很大的，见下表：[13]
帮名 年贸易额
湖南帮2600-3000万两
宁波帮3500-4000万两
云贵帮1200-1300万两
山陕帮 700-800万两
四川帮1400-1500万两
赣闽帮 1000万两
山东帮700-800万两
广东帮3500-3600万两
湖北帮 1500万两
合计 16100-17500万两
从上可知，民国汉口9大商帮，每年的贸易额合计达到1.61-1.75亿。据统计，汉口的国内贸易额1924年为1.36亿银元、1928年为4.23亿银元、1932年为1.36亿银元、1933年为2.36亿银元。可见，外地商帮的商贸额占了很大部分，有的年份甚至垄断了整个贸易。
以上是各地商帮从事商业活动的一个不完全的记载，然而，各地商人无论怎样神通广大，都离不开会馆的支持。所谓“一镇商人各省通，各帮会馆竞豪雄，”[14]就是生动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