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背景下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变迁和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政策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几乎每十年就会发生一些显著的变化，不同阶段的研究主题、取向和研究发现也都呈现出相应的特点。进入本世纪后，教育政策的实践背景愈发复杂，以往的概念和理论不足以对现实提供持久而充分的解释。为进一步拓宽分析视野、丰富研究中可资参考的理论资源，本文对近年来美国教育政策实施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新动向进行评介，尤其是华盛顿大学米瑞迪斯·霍宁(Meredith Honig)等人提出的分析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的理论框架，以为增进有关的学术交流和对话添砖铺路。下文中，笔者将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发展历程放置在政策研究乃至战后全球社会历史变迁的宏观脉络下进行考察，以为理解该领域当前研究的新走向提供一个完整的背景。
一、“福利国家”时期(1960－1980)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
讨论早期的公共和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离不开“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这个大背景。自20世纪以来，伴随国家权力向社会及个人生活各领域的全面扩散，主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成为公民所需各种社会服务的权威“提供者”。二战后，在凯恩斯主义理念的影响下，这种趋势得以强化。英、美等国逐渐建立起所谓的“凯恩斯式福利民族国家”(Keynesian Welfare National State)体制，从而在特定的民族国家空间和制度范畴下，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发展“围墙经济”、确保全民就业，并向公民提供劳动报酬以及教育、医疗、住房等各项社会福利。[1]国家对社会各领域的建设都抱有“宏愿”，相信通过政府的干预和介入能够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对社会的“工程化”改造。而公共政策就被视为政府干预社会各项事务的重要手段。例如，60年代美国肯尼迪政府制定的“向贫穷开战”计划就是其“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建设中一系列公共政策(项目)的集合，而美国《初等与中等教育法案》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这一时期的公共(教育)政策的设计彰显出“分配性”(distributive)、“类别化”(categorical)和“管制性”(regulatory)特征。[2]即政府力求把特定资源(通常是财政拨款)分配给特定类别的群体以增进社会平等，并通过必要的管制举措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公共部门各领域政策的制定基本沿用了二战时期颇有成效的“规划－项目化－预算体制”(planning programming and budgeting system)，而政策实施的机制和工具主要是基于自上而下的科层管理系统，通过行政命令和有限的激励手段发动各级执行者将决策者的意图贯彻下去。整个60年代至70年代，政府一方面积极通过财政拨款支持各项政策的推行，另一方面也与研究机构签订协议对各项公共政策的成效加以评估。公共政策包括教育政策的执行研究也由此发端。[3]
早期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带有政策分析的性质，旨在发现教育政策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和阻碍。研究主要围绕政府部门启动的重大教育法案和项目的运行展开。如美国《初等与中等教育法案》的推行，特别是其中旨在为弱势群体学生提供补偿教育的“第一条款”(Title I)及其他鼓励“教育创新”的改革计划，都是研究的重点。[4]与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发现类似，早期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也都指出，国家政策在推行过程中会和地方的目标导向与价值排序之间出现“无法规避的冲突”，地方既没有执行政策的意愿也缺乏相应的能力。[5][6]另一些研究则更为关注政策执行的一线情况，认为相对于政策设计上的失误，政策与地方实际情形的关系是导致政策失败的重要影响因素；[7]也有研究试图揭示学校在实施教育改革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还有的提出教师在执行国家政策时并非有意抵制，而是采取了一种“双向调试”(mutual adaptation)的模式将政策与其自身情境统合起来。[8]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对教育政策执行过程的理论构建体现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取向。“自上而下”的探究取向往往从“技术－理性”视角(technical－rational perspective)出发，认为决策者可以掌控政策的全过程，执行仅仅是这个线性过程的一个环节，其功能在于将国家或决策者的决策“按部就班”地落实下去。而研究重点就是考察执行者是否“忠实”地贯彻了政策意图、执行成效与政策目标，以及可以运用怎样的技术策略改进和完善这个自上而下的控制流程。“自下而上”取向则刚好相反，认为与其反复比较政策目标及其后果之间的差异，政策执行研究更应该从公共服务的分发(delivery)和受众(recipient)层面切入，自下而上地追问政策为什么会这样被实施。这些研究大都采用“阐释－政治性”视角(interpretive－political perspective)，关注那些一线的“街道官员”在不同的组织机构、多样的本地情境以及面对复杂的公众需求时，如何理解政策、采取行动进而做出适切的“自由裁量”。[9][10][11]尽管这两种取向一个强调宏观的“控制”、一个侧重微观的“理解”，但在早期的执行研究中都体现出一种鲜明的“政策中心”倾向。因为无论自上而下或是相反，作为政策分析专家的研究者对政策执行成效和过程的分析和解释，都旨在为决策者提供如何提升政策设计的“可执行性”(imple mentability)的信息和建议。[12]也就是说，研究带有鲜明的“为了政策”(for policy)而进行分析的色彩。
二、“竞争型国家”时代(1980以后)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
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公共政策及教育政策执行研究所“嵌植”的社会背景逐渐发生转变，执行研究也相应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宏观背景的变革突出体现在信息－全球化时代的降临及由此导致的福利国家体制的瓦解和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原先那种以确保充分就业的“围墙经济”被一种崇尚创新性、灵活性、开放性的竞争性经济所取代，公民的社会福利逐渐被依托劳动力市场的工作福利所取代。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主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开启以“自由化(市场化)、去管制化、私营化”为特征的公共部门改革，引入非政府组织甚至私营机构共同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至此，国家形态就变为一种“竞争型国家”(competition state)。[13]相应地，政府也从原来的公共服务“提供者”变为公共治理的“驱动者”(enabler)，“掌舵而不划桨”，逐渐引出一种新的“网络化治理”(networked governance)的政策模式。[14]
在此背景下，教育愈发成为影响一个国家全球竞争力高低的关键因素，而提高教育质量和促进学校改进就成为8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教育政策持续关注的核心议题。自90年代以后，西方公共及教育政策执行研究也进入新的阶段，其发展态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1.从研究的关注点上看
这一时期的执行研究已逐步超越对于政策“可执行性”的关注，更侧重对政策实施“有效性”(what works)的追问(即“哪些政策最终取得了成功”)。[15][16]
从确保“政策方案的充分执行”到强调“政策获取显见的成效”，关注焦点的转移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以往大量研究都显示几乎不可能让执行者完全忠实于设计者的意图去实施政策，追求“可执行性”的意义不大；二是在新公共管理理念和教育市场化改革者的视野中，政策执行不力的问题在官僚体制内无法解决，而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和管理变革则能够克服这个难题。[17]换言之，与其用严格的管控措施约束各级执行者的行为，不如通过“设定标准”、“绩效指标”等基于“产出”(outcome)和“表现”(performance)的管理逻辑确保政策目标的达成。所以在政策执行研究中，对于政策实施是否有效的考量就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中心。
2.从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上看
实证科学的研究范式虽然仍是主流，但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多样化已成必然。
(1)尽管主导早期教育和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经验实证主义”范式及“技术－理性”视角在70－80年代以后颇受质疑和挑战，[18][19]但其作为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方法论主张，仍然主导着第三代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发展。高金(M.L.Goggin)等在展望第三代执行研究时就指出新一代研究将克服以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弊端，向着更为“科学”的方向迈进。而所谓“科学”，即通过澄清关键概念(如“执行行为”)、确立因果联系路径(causal paths)及有关执行行为的发生概率、提取和组织变量建立模型从而为提出可以验证的假设奠定基础。简言之，就是通过解决执行研究中概念操作化界定和测量等关键问题，使本领域的研究更接近科学。[20]这一“规范性”的研究取向在90年代以后又有不断强化的态势；[21]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美、英等国主流的政策研究逐渐进入所谓“基于证据的决策”(evidence－based decision making)时代，那些类似医学上的“双盲随机控制实验”(double bli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式的研究结果才会得到政府的关注和支持，进而才会有可能影响决策。[22]在此情形下，这种量化实证的政策执行研究成为主流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美国不少具有争议性的教育政策议题上，不难发现人们争论的并不是要不要实证研究和数据说话的问题，而是究竟谁的研究设计才更“科学”、更“可靠”。例如，关于美国“择校改革”的成效如何的政策争论就是典型。[23]
(2)在实证主义研究的主流之外，日益丰富多样的政策研究界已开始包容更多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自80－90年代以后，伴随西方“后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政策研究中也出现了一系列“语言转向”、“争辩转向”和“议论转向”，“阐释分析”(interpretive analysis)和“议论－批判”视域(discursive－critical perspective)逐渐在政策研究中异军突起。[24]这些理论视角从根本上将“政策”视为一种“语言活动”，认为“争辩”在政策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政策并非是完全理性和价值无涉的，而是一种社会建构、文化决定的社会实践。[25][26]政策被视为一种“文本”(text)和“议论”(discourse)相互蕴含的现象，于是人们对政策文本的解读和演绎、权力和知识对政策实践的影响，就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27]这些年来，基于上述视角的研究正日益多见。例如，魏威尔－塔沃尔(Weaver－Hightower)对美国男孩教育政策演变的分析、[28]斯戴因(Stein)对美国《初等与中等教育法案》在实施中形成的“政策文化”的探讨、[29]伯驰(Burch)对美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实施后造成的教育“隐形市场”的批判－制度性研究等。[30]随着这些理论视角的进入，各种质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也逐渐成为人们深入理解教育政策意义的重要手段。[31]
这样一种政策研究局面的出现，极大丰富了我们对于公共和教育政策及其执行过程的理解，而这些多样化的理论视角和研究发现，也进一步见证了近二十年来政策研究所经历的一种转向：从单向的为政府决策而进行的“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变为对政策本身进行的一种多维度“政策探究”(policy inquiry)。其重要启示在于，我们或许应该跳出“政策科学”的狭隘视野，不能仅仅把社会现象从其相关的脉络情境中抽离出来进行封闭式分析，从而提出一个理性且科学的行动建议。我们有必要将问题再放回到其所处的复杂关系中加以理解，遵循“政策学术”(policy scholarship)的取向来探究。[32]这种倾向在新时期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前沿正变得日益明朗。
三、新世纪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新动向：直面“复杂性”
新世纪以来，《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出台昭示着美国教育改革走向“大规模”(large scale)时代。[33]教育政策的设计出现一系列显著变化，政策目标开始聚焦全体学生的学业表现，改革涉及的“标的群体”(target groups)也开始囊括教育系统内外的各方人员，政策的工具和机制也变得更加多样化。[34]这就使教育政策的实施面临着来自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机遇和挑战。教育政策执行研究显然不能回避这一现实。2006年华盛顿大学教育学院的研究者米瑞迪斯·霍宁(Meredith Honig)主编出版了《教育政策执行的新方向：直面复杂性》(New Directions in Edu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Confronting Complexity)一书。书中指出，在当前美国的教育政策实践中，几乎没有一项政策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得到有效执行；换言之，“可执行性”和“有效性”不是某一类政策所具有的内在特质，政策的成败无法一概而论。[35]基于美国三十多年教育政策执行的文献综述，霍宁认为新时期的研究应该直面政策实施中的各种“变异”，并从“政策”(policy)、“人员”(people)和“地域”(places)三个维度入手，去梳理那些影响政策实施的变量及其相互作用，进而揭示政策在复杂情境中是如何运行和展开的。[36]据此，霍宁概括并提炼出一个分析教育政策执行的理论框架，概述如下。
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分析架构(Honig,2006)
1.从“政策”设计上看，政策的“目标”、所面向的“标的群体”以及所使用“工具”的不同，会影响政策实施的成效
(1)政策目标的性质和内容对政策执行的难度有直接影响。相对于其他方面的改革，政策目标如果指向改革学校的“课堂教学”、“师生关系”等技术核心，那么往往会显得非常困难。[37]如有研究已显示，当国家课程标准要求教师的教学实践发生根本性变革时，教师所面临的执行困难是相当巨大的。[38]另外，政策目标指向的时空范围大小，也是决定其执行成效的一个重要因素。仅仅面向若干所学校或至多是一个街区而设定的变革目标显然比面向全国或更大范围设定的目标在执行中遭遇的阻力和挑战要小得多。同样，如果政策仅仅力求实现短期成效而不是企图收获长期成效的话，那么执行中可能面临的变数会少很多，其成效也不易被大打折扣。另外，如果目标的设定未能有效考虑到执行者目前的能力水平，那么在执行中也会面临难以落实的问题。(2)政策的“标的群体”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一项政策的出台会对哪些人群有利、会对哪些群体不利，这种“高利害”影响所激发出的政治冲突也自然会从政策制定延伸到执行环节，并对实施结果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如美国的“承认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计划在这些年遭遇了实施困境，甚至在一些州已被终结。其原因部分在于该法案以损伤白人群体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来补偿非洲和拉美裔群体，而并不是设法将向上流动的机会平等地向弱势群体开放。这在美国这个以白人为主的民主社会必然会出现此类执行问题。[39]又如，政策如何“称呼”它指向的人群(如“贫困者”、“未婚妈妈”等)都在传递某种“信号”，从而左右政策的后果。[40]这充分表明“标的群体”在政策执行中的敏感性及其对政策效果的影响。(3)政策“工具”的选择也是一个关键变量。例如当前美国教育改革所选用的“管理主义”的问责机制以及“消费者主义”的市场机制究竟是否适合于学校教育已得到不少研究的质疑；[41]也有研究指出，一些自下而上的教育改革目前更多依赖系统变革和学习等工具，但这些政策工具的使用还需其他的支持与配合。[42]总之，怎样结合不同情境的需要选用相应的工具和机制已愈发紧要。
2.“人员”因素对于政策实施的影响
政策最终是靠各级各类执行者将文本转化为实践，因此人员对于政策执行的效果至关重要，近年来的不少研究都更加确认了这一点。(1)政策实施参与者的范畴。传统的执行研究侧重分析处于实施一线的人员行为，但在政策过程中，“决策者”和“实施者”的角色界限并非固定不变，甚至可以相互转换。[43]这两种角色之外还存在大量“中介人”(mediators)角色(例如学区中心办公室的教育行政人员)，他们对于政策的上传下达起着关键作用。另外，由于当前的教育政策越发趋向于跨系统协作，因此教育系统外的相关人员(如家长、社区工作者、青年工作者、卫生及人力资源服务者等)对于政策的回应，也将对实施成效产生影响。[44]简言之，政策愈发表现为一个相互“嵌套”的系统(nested system)，是其中牵涉的各级各类“行动者”共同构建了特定的政策生态，因而研究的视野要扩大，将形形色色的人员在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都予以关注。[45][46](2)政策执行者和参与者对政策的理解和行动。人们如何解读政策、怎样建构关于政策的意义，这些问题逐渐成为当前教育政策实施研究关注的一个焦点。传统的研究往往持有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人性假设，认为执行者完全是基于个人利益和效用最大化原则来采取行动的。但这却忽略了那些规范、价值和信念等制度性因素对人们实施行为的影响。[47]新近的研究逐渐从人们的“认知”、“阐释”、“学习”等环节入手，结合实施者所处的复杂社会情境来揭示人们对政策的“意义建构”(sense－making)过程，从而丰富了我们关于实施者如何发挥其“能动性”(agency)的认识。这些研究发现，执行者关于“什么是最恰切的行动”的既有知识和经验、见解和信念都会形塑政策执行的生态。[48]人们在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组织环境中所形成的利益、获取的知识、经历的经验、建构的身份等等，都会影响他们在执行中的行为选择。[49]这些认知性、历史性、价值性、社会性乃至政治性因素都会形塑人们关于政策的“阐释”，也都应纳入考察的视野。[50]这样，才能恰切地解释很多政策执行的困惑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3.政策实施所处的“地域”对执行效果的影响
地域维度主要就是指具体政策实施的过程得以展开的“场景”(settings)、“地点”(locations)或者特定的“区域”以及这背后所包含的各种社会结构因素。(1)教育政策的实施主要发生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学校组织中。研究显示，不同的机构和部门的行动对整个政策的成效都具有不同程度且不容忽视的影响。以往的研究仅关注教育行政部门及其派出机构，但新近研究发现，学区中心办公室作为一种特定的复杂系统，所导致的政策执行过程不同于其他组织；而学区下辖的城市街区往往也因为各不相同的政治和制度资源，从而使政策的实施生态表现出相应的独特性。[51]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就是教育政策同时在“条”(各级教育行政职能部门)和“块”(某一层次区域的公共管理)两个维度展开，这些不同的场景对于政策实施成效发挥着特定的影响，值得研究者深入剖析。(2)政策在不同组织机构和地方运行的过程中之所以会呈现出多样形态，与深深根植在这些地域情境中的历史－制度模式相关。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环境中衍生出的种族和阶层关系，必然对该区域的教育政策执行产生影响。例如贫民窟区域的社会情境会影响该地区学校的组织结构，进而影响学生在学校的教育经历，有关的教育政策在这些地方的实施情况也一定会映射出这种独特的脉络情境的影响。[52](3)不容忽视的是，教育政策实施的场所通常也与一定区域内的其他组织和机构相联系，亦即都生存在特定的“组织域”当中，特别是在当前大规模、跨系统的教育和社会变革时代下，学校中的政策执行将不可避免地与其周围的社区乃至整个城市相关联。教育政策的实施成效也不可避免地与其他领域的变革政策形成一种跨系统的相互依赖性，例如社区服务等方面的改革也会影响到学校中对于弱势群体的教育援助。[53]如一些研究显示，尽管为弱势家庭提供了进入优质社区上学的资助，但由于他们既缺少必要的就业和生活上的支持，也缺少社会文化上融入的帮助，难以真正在社区立足扎根，这样的学券资助计划也就难以真正实现提升这些孩子学业表现的目标。[54]可见，对教育政策执行成果的分析需要在一个更大的、跨系统的区域场景中来观察和思考。
概括而言，以上理论框架勾勒出一种对政策执行的新理解。它不再将政策的实施看作是一个“自上而下”、“由中心到边缘”的线性过程，而是强调政策的执行是一个高度情境性和处境化(contingent and situated)的过程。“政策”、参与的“人员”及实施的“场景”三方面因素相互交织，任何一方对实施的影响都无法离开对其他方面的分析而得到充分地理解。[55]至此，执行研究从静态走向动态，那些潜在的或未被人们意识到的因素对于政策过程的影响，已经并且会愈发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和研讨。
四、结语和启示
本文在社会转型和政府公共管理变革的脉络中，回顾了近半个世纪来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变迁和转向，特别介绍了当前“大规模教育变革”情境下研究者如何解析政策执行中的复杂生态的理论动向和基本成果。在福利国家时期政府大规模干预的政策背景下，教育政策执行研究基本是在“政策科学”的典范下对政策项目进行分析和评估，旨在提升政策的“可执行性”；在竞争型国家体制下，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共同构成公共服务提供与治理的新模式，政策执行研究也相应进入新阶段；面对激烈的全球竞争，政府更加注重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并推崇“基于证据的决策”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强化了公共政策及其执行研究走向科学化的倾向。然而正如霍宁等人所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大量研究已然显示，这种力求在一般意义上概括政策实施的有效特征、寻求一种关于政策执行的“普遍真理”(universal truth)的取向，并不能真正“有效”地应对并解释日趋复杂的教育政策实践中的各种困惑和难题。[56]因此，政策执行研究要直面复杂性，将成功实施了的政策案例背后的各种“政策”、“人员”和“地域”的情境性因素挖掘出来，并提供一种动态性的解释。这种以发现并积累关于政策执行的情境性知识、视政策中的变异性为常态、同时积极借助各种理论(如复杂理论、组织学习理论、批判理论)和质性研究方法来推进的研究，标志着一种新的政策执行知识建构取向。[57]它将为决策者和实践者提供更为完整也更有助益的知识和信息资源。
我国虽与美国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但在近三十年的社会转型中尤其是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两国在政策实践中也面临着一些相似的问题和挑战。在我国，一些教育热点和难点问题(例如义务教育择校、异地高考等)已愈发表现为一种社会问题，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表现。这些领域的教育改革和治理政策的实施生态如何还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特别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以来，一方面，我们也将公平和质量作为教育发展的总体目标，相应地各类教育改革和实验项目还将层出不穷地涌现；另一方面，围绕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的改革策略也趋于综合化、系统化。例如基于教育均衡发展、新课程改革、特色学校建设、教育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已形成不少“教育部－省(市)”合作的综合教改试验区，改革的目标、涉及的部门和人群、启用的政策工具和改革机制也趋于多样，一个日趋复杂的教育政策实施生态已然形成。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改进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同时也为增进我们关于本土性教育政策问题的理解，参考美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前沿理论框架，结合我国各地具体的社会实际，深入挖掘和分析影响政策执行的各种“政策”、“人员”和“地域”性因素，就显得必要而富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