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几个重要史实的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几个论文,史实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D6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162(2011)03—0017—06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是辛亥革命当之无愧的领袖。在艰难的革命实践中，他将立足点放在海外，与华侨过从甚密，海外华侨成为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有力支持者和参与者。对于孙中山与海外华侨和辛亥革命的关系，国内外学术界已有很充分的研究，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有关孙中山与华侨关系的几个关键问题，如孙中山加入洪门团体的具体情况，武昌起义之时孙中山的行踪，“华侨为革命之母”的来源等，学术界却仍然众说纷纭。在此，笔者谨选取新近发现的几件有关孙中山与华侨的文物影像资料，就上述几个问题加以解读和评析。
一、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细节考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海外华侨社会，反清复明秘密会社天地会的海外分支——洪门组织，拥有大量的会众。即以美国大陆和檀香山来看，洪门成员便占据华侨人口的十之七八甚至十之八九。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后，曾于1896年到美国旧金山、纽约等地活动三个月，发展组织，但此时的洪门人士早已忘却其“反清复明”的宗旨，赞成革命者不多，入会者寥寥无几。维新派梁启超、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于1899年流亡美国，看到“全美国十余万华人中，其挂名籍于致公者，殆十而七八”，① 遂先后加入洪门，藉以利用。1903年，孙中山再度抵达檀香山。他感到在多次国内革命活动中，都有许多洪门人士参加，弥足宝贵；但自己在海外活动中，因不是洪门中人，虽竭力宣传，终属见外，以致相从者少，因此必须加入洪门，方能与保皇党争夺群众，发动洪门中人赞助革命。由是之故，孙中山通过其兄孙眉牵线，在檀香山与金山大埠致公总堂大佬黄三德见了面；接着，又毅然加入了洪门组织，并被授予“洪棍”② 之职。翌年春，孙中山赴美国大陆活动，在洪门致公堂的天地中呼风唤雨，革命事业由此迈上了新的台阶。
孙中山能发动洪门支持民主主义革命，当始于他加入檀香山洪门团体，史家对此并无歧见。但孙中山加入的是檀香山哪一个洪门团体，何时加入，有何史料记载，许多人却不甚了了。有人写这段历史时，含糊其辞地提及孙中山“加入当地致公堂”，但缺乏史料依据。至于具体时间和团体，有说是1903年冬，由孙中山的叔父钟水养介绍入盟，邓玉钦大佬为主盟人；③ 有说是1904年1月11日入盟，由钟兆养介绍、彭福大佬主盟。④ 近年来，网上屡屡爆出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的名册及影像，显系第一手资料，值得关注。其中一则资料写道：
2003年9月笔者随中国致公党中央代表团访问檀香山华人团体，在国安会馆意外地发现涉及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团体的珍贵史料记载。依照常理，洪门团体的史料秘籍是不能随便示之于人的。但“系出同源”的兄弟情谊却使主客之间实现了感情上的零距离，国安会馆的负责人热情地从保险柜中请出会馆珍藏的秘籍——1902年国安会馆开台芳名簿让我们观赏。这原来是国安会馆1902年开始登录的原版会员名册。陈主席翻开其中一页，上面清清楚楚地记着：香邑孙逸仙(后漏“领票”二字——笔者注)钟国柱保。眉批还标示了钟国柱做保人，广东香山县(即香邑，今为中山市)孙逸仙登记加入会馆的时间是：光绪二十九年1-8-1904。看来孙中山1904年加入檀香山洪门团体国安会馆是确凿无误的，唯具体日子难于断定。盖1-8-1904可以理解为1904年1月8日，也可理解为1904年8月1日。日期表示法各人喜好不同，就如时下许多傻瓜相机有几种日期表示法供主人选择，体现了对个人喜好的尊重，没有一定之规。孙中山加入洪门、登记入册到底是几月几号，恐怕只有当时做保人的钟国柱和那不知名的登录人员知道了。⑤
另一则资料，则上传了该名册的影像。影像上清楚地注明了“代香主江玉璋”。⑥
光绪二十九年系中国农历癸卯年，其起止时间正月初一至除夕正好是西历1903年1月29日至1904年2月15日。因此，1904年8月1日已是中国农历甲辰年。换言之，孙中山加入国安会馆的时间并不难断定，可以明确为1904年1月8日，而非8月1日，因为这时已是甲辰年而非癸卯年。而且“月份、日期、年份”的写法，也更符合美国人的书写习惯。
由上所述，大体上可以认定，孙中山1904年1月8日在檀香山国安会馆，由钟国柱做保、代香主江玉璋主盟加入洪门，还是比较可信的。“1903年冬”，可能系中国旧历“癸卯年冬”所误，因为1904年1月确系癸卯年冬。“叔父”是洪门内部对地位较高者的称呼，外人不明就里，将异姓的钟兆养指为孙中山的亲叔叔，确有附会之嫌。至于“钟国柱”是否即是“钟水养”或“钟兆养”，则有待考证。
二、武昌起义之时孙中山的行踪
有学者认为，武昌起义的成功，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因为它发生得太突然了，以至于连孙中山本人，也是在阅读美国当地西文报纸时无意中知晓的。正因如此，有关武昌起义之时孙中山的行踪，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各种说法不一而足。
为了实地求证孙中山当时在美活动情况，根据有关史料线索，2010年12月15日，美国华人收藏协会秘书长、《星岛日报》专栏作家招思虹女士一行专程前往美国中北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相继发现两件极为珍贵的文物、影像资料——布朗宫酒店(Brown Palace Hotel)档案室珍藏的孙中山入住登记记录档案原件和美洲金山致公总堂在《科罗拉多丹佛日报》登载的演说启事，⑦ 从而解开了武昌起义爆发之时有关孙中山的诸多谜团。
在丹佛市布朗宫酒店，首先发现的是孙中山入住登记记录档案。档案编号为62，由该酒店历史档案职员Debra Faulkner提供。在这份入住登记记录的最后两行，孙中山签名为Y.S.Sun，住房为321；同时入住的还有一位签名为W.S.Wong者，住房为323。两人都来自旧金山。Wong为“黄”姓，W.S.Wong究竟是谁，待后面再做具体论述。
酒店在当年孙中山入住的321房(现已改为会议室)，陈列有说明此房孙中山曾经入住的镜框，内有孙中山入住登记记录的复印件、孙中山照片及“天下为公”题词，足见酒店对曾经接待过孙中山一事的重视并引以为豪。
为了进一步弄清相关情况，次日，招思虹一行又前往丹佛市图书馆查阅当年报纸。在文献档案室，通过查阅缩微胶卷，在1911年10月7日(星期六)《科罗拉多丹佛日报》(The Daily News Denver Colorado)上发现一则美洲金山致公总堂刊载的《请听演说》启事。启事通告该总堂“特派孙文大哥、黄云苏先生二位游埠，发挥洪门宗旨”，敬请“汉族男女同胞到聆伟论”。启事全文为：
公启者：本总堂实行光复主义，特派孙文大哥、黄云苏先生二位游埠，发挥洪门宗旨。定期 月 日 ，在
演说，届时敬请汉族男女同胞到聆伟论。
金山大埠致公总堂启
饶有趣味的是：启事在上方标明，清朝悬赏10万美元要孙中山的人头；人像下方则预言，若起义成功孙中山将成为中国的第一任总统。
布朗宫酒店档案室珍藏的孙中山入住登记记录(左)和美洲金山致公总堂在《科罗拉多丹佛日报》登载的演说启事
将启事中陪同孙中山一道演说的“黄云苏先生”与前述入住登记记录的“W.S.Wong”对照，拼写可谓吻合，因此可以认定W.S.Wong就是黄云苏。经查证，黄云苏为同盟会员，系洪门筹饷局的演说员。
孙中山在美洲金山致公总堂的安排下，由黄云苏陪同抵达丹佛市演讲筹款，实际上早有计划。还在1911年2月10日，孙中山从加拿大温哥华寄出的“天运辛亥元月十二日致大埠(即旧金山)致公总堂众位义兄函”中，就提出此后当“由总堂出名登报布告各埠洪门手足，以便陆续前往演说运动”，⑧ 孙中山确实是在美洲金山致公总堂的精心组织和安排下，按计划进行他的演说筹款工作的。
从上述的入住登记记录以及洪门启事来看，可以明确：辛亥革命爆发的10月10日，孙中山正好刚刚抵达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入住在该市布朗宫酒店；陪同他的还有一位“黄云苏先生”。至于洪门大佬黄三德，则并未在场。由于美国中部时间较中国要晚14个小时，如果孙中山一行是傍晚入住的话，则当时中国时间大约是10月11日上午。
从文物的收藏单位和出处来看，入住登记记录和报载洪门启事均系第一手资料，可确信无疑。二者的发现，明确回答了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的具体行踪(即10月10日入住丹佛的酒店，而不是10月11日行抵丹佛城⑨、陪同人员(乃黄云苏，而非黄三德)、下榻房号(孙中山为321，黄云苏为323，而不是两人同住328⑩)以及他当时所做的演说筹款工作，从而解开了困扰史学界多年的疑问，即革命成功之日，孙中山身在何方？何人陪同？所为何事？
三、“华侨为革命之母”之考察
在战前特别是清末时期，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大都没有取得居留地的公民权，多是中国侨民身份，“华侨”一词即是革命党人在东京所创办刊物上首次创造的新名词。而孙中山因从事反满的暴力斗争，被日本媒体称为“革命党人”，“革命”一词亦由此流行。谈起辛亥革命的大业，海外华侨无疑贡献极大。但将“华侨”与“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却是缘自孙中山广为人知的一句话——“华侨为革命之母”。
“华侨为革命之母”之语，尚有另外几个版本，较典型的是“华侨乃革命之母”和“华侨是革命之母”，表述略有差异，意思并无不同。它的意思是，“革命”的产儿是“华侨”母亲用乳汁哺育的，华侨是中国革命的原动力。华侨对革命的功劳，由这句话得以记上总簿，作为海外华侨，无不引以为荣，因此频繁援引，并多有发挥(如在“革命”之前加上“中国”二字，或加上“国民”二字，(11) 等等)；一些研究华侨与中国关系问题的学者，也人云亦云，不断引用。那么，此句名言究竟源于何处？
关于“华侨为革命之母”的出处，考诸众多文献，目标咸指向孙中山曾经为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题写的一条中堂，上书“华侨为革命之母”七字。此中堂条幅在1960年《少年中国》晨报创办50周年之际，由该报在专刊刊登。从此，这句孙中山的名言不胫而走，广为流传。2001年，笔者赴台参加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第四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亦在台北市松山区敦化北路232号华侨协会总会会所，见到镌刻在墙上的该句名言。
但在2011年3月，美国旧金山湾区著名的华人历史学家刘伟森却揭秘说，“华侨为革命之母”这句竖幅其实是当年《少年中国》晨报司理黄华培拼贴的“杰作”，并非孙中山的亲笔字迹。刘伟森指出，1960年，《少年中国》晨报为纪念创刊50周年发行专刊。当中有一彩色插页，上面有孙中山全身画像，背景为长城和中山陵。晨报司理黄华培为了画面充实，并体现孙中山对华侨的感谢之情，专门从各种书报中收集并剪贴成孙中山的字迹，重新组成“华侨为革命之母”的竖幅，并贴上孙文的印章。当时，黄华培还向他征询了意见，直至字体大小、位置妥善为止。该专刊发行后，孙中山手书的“华侨为革命之母”便广为流传。他说，《少年中国》晨报采编部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先后辞世，自己是最后一名见证者，不想在自己百年归老之后，把这个秘密也一起带走，故此向外界透露。(12) 刘伟森已高龄97岁，曾任《少年中国》晨报资深编辑。他在95岁时完成了100多万字的《全美党史》(上、中、下三册)，是位严肃的史学家。以其身份出面澄清历史事实，应为可信。
2011年4月19日，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在北京召开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暨侨史学界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殷强就近来美国华人作家招思虹读者团队捐献的一幅“华侨为革命之母”中堂影像资料，提出了自己的研究结论，认定其为孙中山毛笔笔迹影像，并据此认为，此乃首次发现的真迹，言之凿凿。由于影像资料出处不明，加上结论过于绝对化，笔者和许多学者对其真伪和唯一性，仍然抱持怀疑的态度。仔细比对《少年中国》晨报的“杰作”，二者实在过于相像，笔者认定二者实为一物。
《少年中国》增刊中的“华侨为革命之母”竖幅(左)和招思虹
读者团队捐赠的“华侨为革命之母”竖幅(右)
平心而论，黄华培的拼贴并非完全杜撰，他的“杰作”是有其充分根据的。
首先，拼贴的字体和印章完全采用孙中山的手书真迹，且布局、裱工力求完美。这也符合孙中山对海外华人的感谢之情。
其次，“华侨为革命之母”确系孙中山当年讲话、行文中经常提及者。互动百科词条“黄三德”云：“1911年6月15日，洪门筹饷局正式成立……成立那天，孙中山亲自到会祝贺，赞扬‘华侨为革命之母’”。(13) 当然，此语可能为后人所编，尚不足为据。据考，孙中山“华侨为革命之母”的观点，最早见诸其1916年《致海外革命同志书》中。(14) 1922年，孙中山为菲律宾中国国民党分部落成题词，亦称：“我海外同志，昔与文艰苦相共，或输财以充军实，或奋袂而杀国贼，其对革命之奋斗，历数十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无不有华侨二字。”1923年双十节，孙中山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恳亲大会上，则明确地说：“本党最发达的地方是海外各埠，海外华侨很多地方都有中国国民党。华侨的思想开通较早，明白本党主义在先，所以他们革命也是在先，每次革命都是得海外同志的力量。”(15) 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辛亥革命期间与孙中山有过交往，并给予赞助。据他回忆，“孙先生看到华侨对革命的支持后很感动，他说华侨是‘革命之母’，而且说了不止一次。”(16) 实际上，“华侨为革命之母”的观点，还贯穿于诸多论述华侨与辛亥革命之间关系的大量著作中，如张永福著《南洋与创立民国》、冯自由著《革命逸史》和《华侨革命开国史》、胡汉民著《南洋与中国革命》等。可见，“华侨为革命之母”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孙中山生前讲话、行文中常常提起的，更为诸多革命元勋所采用。
再者，“华侨为革命之母”说高度概括了华侨为中国革命出钱出力、毁家纾难的杰出贡献，虽然在逻辑上有不够准确之处(从根本上说，中国革命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孕育的，它是国内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但此说却依然有充分的根据，符合历史真实。清朝末年，朝政腐败，列强环伺，中国几有被瓜分之危。广大华侨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奋袂而起，献身革命。他们率先组织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此后又组织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不仅“讨逆之檄告相传，助义之饷粮夕集”，而且随时组队回国参加历次起义。1911年“三·二九”黄花岗之役，在已查明确认的85位殉难烈士中，就有华侨烈士31人，他们之中有工人、商人、新闻记者、学生、教师、传教士和社团职员，年龄最小者仅十八九岁，而以二十岁至三十岁上下为最多数，足见华侨参加辛亥革命之普遍与热烈。(17) 总之，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始于华侨社会，革命组织的首批成员和最早的赞助人多为华侨，华侨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仅就辛亥革命来看，无论是宣传发动、组织策划，还是经费筹措、参与起义，华侨为“革命之母”，均可谓当仁不让。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华侨为革命之母”题词未必为孙中山真迹，但却为孙中山原意；虽然孙中山没有亲笔题词“华侨为革命之母”，却无碍于华侨为革命之母的事实。孙中山在多种场合与文章中，均对华侨的功绩赞誉有加。在百年后的今天，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华侨为革命之母”的观点，一帧“华侨为革命之母”竖幅的真伪，已经无关大局了！
辛亥革命百年以来，有关孙中山与华侨的关系一直是个历久弥新的研究课题。希望本文所述的三个问题，对于大家深入了解孙中山倚靠海外华侨、洪门力量开展革命活动的历史轨迹有所裨益。庆幸的是，借助于文物影像的第一手资料，使我们对事关孙中山与华侨关系的几个关键性问题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而这也说明了文物影像资料在侨史研究中的独特价值。
[收稿日期]2011—05—22
注释：
①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第182页，《新民丛报》临时增刊本，1904年。
② “洪棍”又称“元帅”，它与“纸扇”、“草鞋”同为洪门组织的三种重要职务。“洪棍”掌理刑罚，有人犯罪，可以开堂审讯和施加刑罚，地位极高。
③ 据苏德用《国父革命运动在檀岛》一文所列当时洪门入会花名册，见《国父九十诞辰纪念论文集》(一)，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年，第81页。
④ 邵雍：《兴中会时期孙中山与美国致公堂的关系》，《近代中国》第十五辑，2005年。
⑤ 村夫：《孙中山与致公党国安会馆(檀香山)》，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ade02701009q9w.html。
⑥ 王进：《檀香山国安会》，http://xmqs.org/hmyzg.com/2-hwhm/2008hwhm-tw/0712-gah.htm。
⑦ 招思虹：《寻访孙中山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踪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在线专访，2010年12月16日。
⑧ 黄小坚：《对孙中山辛亥年致美洲致公堂三封信的解读》，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暨侨史学界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2011年4月19日。
⑨ 尚明轩：《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154页。
⑩ 汪朝光：《孙文：从流亡者到大总统》，《新京报》2011年4月19日。
(11) 秦孝仪：《华侨为国民革命之母》，《华侨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香港时报社，1981年。
(12) [美]《星岛日报》2011年3月9日。
(13) http://www.hudong.com/wiki/%E9%BB%84%E4%B8%89%E5%BE%B7.
(14) 周南京：《海外华人历史理论初探》，《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15) 秦孝仪：《华侨为国民革命之母》，第6页。
(16) 陈嘉庚：《追忆孙中山》，见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6页。
(17) 华侨革命史编纂委员会：《华侨革命史》(下)，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第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