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像是怎样塑成的——“左联五烈士”史迹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迹论文,是怎样论文,雕像论文,烈士论文,左联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左联五作家被捕、牺牲不仅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的重大事件，而且也是世界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件大事。左联五烈士的群体雕像已经成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史上的一座丰碑，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关于左联五烈士被捕、牺牲的背景和经过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现有的文学史教科书上所描述的左联五烈士事件存在失实与误导之处。随着左翼文艺运动相关资料的不断解蔽，学界对左联五烈士事件的整体认识也越来越清晰。本文尝试对左联五烈士事件的相关史料作一综述，通过确认左联五烈士事件的基本历史常识，厘清这一事件的内在逻辑与整体思路，以便于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一、左联的“半政党”性质
左联五烈士事件的发生不是一个纯文学事件，而是一个包含多重政治因素的历史事件。因此，考察左联五烈士事件的历史背景首先要确认左联的组织性质。历史地看，左联本质上不是一个纯文学团体，而是一个以文艺团体为表征的政党组织：“左联的成立是党领导文艺的结果，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趋于成熟的标志”；“尽管左联是文学家的组织，但从领导到每个成员都没有把组织和个人的活动局限在文艺的范围，而是以参加政治活动、进行革命斗争为第一任务。在那个时候，参加左联，就意味着是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甚至就意味着参加党。”①左联的组织纪律表明：“毫无疑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要执行新的路线以完成新的任务”；“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无疑地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干部，是有一定而且一致的政治观点的行动斗争的团体；而不是作家的自由组合”；“在左联内，不许有反纲领的行动，不许有不执行决议的行动，不许有小集团意识或倾向的存在，不许有超组织或怠工的行动。”②
茅盾、冯雪峰、周扬等人在回忆中对左联的政党性质作了明确说明。茅盾回忆说：“参加了两次全体会议后，我有了这样的感觉：‘左联’说它是文学团体，不如说更像个政党。这个感觉，在我看到1930年8月4日‘左联’执委会通过的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形势及我们的任务》以后，又得到了加强。”③冯雪峰是左联领导成员，他回忆说：“那时在上海的党中央，以及我们自己，常常把左联当作了直接进行政治斗争的革命群众团体，而忽视了它应该在文学斗争和思想斗争中发挥特殊作用。我们也把左联看作‘半政党’生质的团体。”④周扬在回忆左联的“关门主义”的时候指出：“我们自己也感到确实是有关门主义，我们感到当时的‘左联’成了个第二党。为什么叫第二党呢？就是说它实际上跟党是一样的。它本来是个作家团体，可以更广泛一些，更公开一些，更多谈文学，但是后来专门谈政治，甚至游行、示威，这样搞起来，人家就怕了。”⑤
萧三是左联时期驻苏联的代表，他在传达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的政策要求解散左联的信中说：“因为左联内部工作的许多表现，也绝不似一个文学团体和作家的组织，不是教育作家，吸引文人到反帝反复古之联合战线方面来的组织，而是一个政党，简单说，就是共产党！一般人也认为左联便是共产党。”⑥这里，解散左联的目的是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而严格的党性界限对实现这一目标是不利的，所以萧三的信中对左联的党性持否定态度。但否定左联的党性只是建立统一战线的一种策略，并不是根本上否定左联的党性。实际上，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也认为左联是一个党的组织，解散左联就是解散党。据萧三回忆：他在1943年10月30日下午2点后去枣园晋谒毛主席，告之当初解散左联是王明的主张。毛主席听了他的汇报后说：“这有点像解散共产党。”⑦
左联不仅在组织上具有鲜明的政党形式，而且在行动上也直接组织了一系列革命活动。据夏衍回忆：“1930年4月底在一个旅馆里召开的一次‘左联’盟员大会……这个会表面上是为了检查‘左联’成立两个月的工作，实际上是为了筹备‘红五月’的行动，因为5月间有许多纪念日：五一劳动节，五四运动纪念日，五五马克思诞生纪念日，五七、五九国耻日，五卅纪念日等等。所以在这一个月内就布置了几乎每周不断的飞行集会，贴标语，散传单……不管具体情况，规定凡是盟员都必须参加。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无谓损失，有许多同志被捕。”⑧1930年5月1日，左联发表纪念“五一”宣言，称：“今年的‘五一’更明显的是血光的‘五一’。一切的忍辱，一切的感情，一切的革命情绪，当然会在这天爆发的。我们不能幽禁于大会堂中作宗教的仪式，街头是我们的战场，口号替代我们的欢呼，我们以斗争来纪念‘五一’！”“罢工，罢课，罢岗，罢操举行‘五一’示威运动！”⑨郑伯奇回忆：“当时的政治斗争是非常尖锐的。‘左联’既然是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左联’的成员大都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各项斗争。墙头写标语，街头大示威，‘左联’成员大都参加了，也有人当场被捕。1931年的‘五卅’大示威以后，大家觉得这种赤膊上阵的方式不一定妥当，才逐渐地把游行示威减少了，而采取通过各种报刊用笔来参加政治斗争的办法。”⑩魏金枝回忆：“‘左联’成立以后，接着就又有‘社联’、‘新联’、‘剧联’等等兄弟组织成立，而总的领导这些组织的机关，就叫做‘文总’……实际上‘文总’就由党直接领导。我还记得，那时游行和发传单的事情是常有的。有时分散去发传单，有时一面游行，一面散发。开头，常常有人被捕，后来就改为飞行集会。那就是先把人们分散在指定地点的四周，装作行人或顾客；一声令下，便集中起来，喊口号，发传单；等到巡捕赶来，则又装作行人或顾客而各自走散。”(11)
以上表明：左联是一个“半政党”性质的革命组织。左联五烈士都是党员，他们被捕时所参加的会议是党内会议，而不是左联的会议。
二、左联五作家被捕的历史背景
左联五作家是1931年1月17日被捕的。此前的1月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否定了李立三的领导路线，确立了王明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并通过了王明起草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六届四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的操纵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深层背景是：1927年4月到7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大革命失败。作为中国大革命的理论指导者，苏共中央应该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但是，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共当权派不承认自己在中国革命的方针、路线上的错误，而苏共中央内部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少数派则以中国大革命失败为契机攻击斯大林路线，从而加剧了苏共中央内部矛盾的激化，斗争的结果是斯大林最终掌握了苏共领导权，托洛茨基遭到流放。斯大林上台后，苏共中央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继续推行“左”倾路线，一味将革命失败的责任推给中共领导人，执行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方针、路线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先后下台。随后，在苏共代表米夫的操纵下，王明通过六届四中全会扩大会议掌握了中共领导权。王明的上台并没有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反而激化了党内的宗派斗争。
王明上台是苏共中央进一步控制中共中央的一个重要步骤。关于六届四中全会的历史背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的罗章龙通过对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回忆作了说明：“第三国际的东方部部长米夫是这所大学(指“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第三任校长……米夫当校长以后，对东大中国留学生支部进行大清洗……这次清洗的结果：王明当上了党支部书记，米夫由此控制了中国留学生的党组织。但这不是米夫的最终目的……他的最终目的是要控制中国党的中央，由他来领导中国的党。这样，米夫就想把东大的王明支部转移到中国国内，夺六大中央以后的权，由他的心腹王明等人另组新的中央，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就是他们一伙篡党夺权的具体表现。”(12)对六届四中全会的后果，张国焘的回忆中说：“1931年1月，中共四中全会压抑了立三路线，也严重的打击了一班反立三路线的老干部，并使米夫的党徒陈绍禹(即王明)等这些留俄学生中的布尔什维克，受着莫斯科政治气候的影响，经由米夫的直接领导，在中央内部首先推行阴谋诡计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既反对左倾的立三路线，又将反立三路线的何孟雄等老干部视为右派，加以排除，结果造成了中共支离破碎的局面。他们由此出发，以莫斯科的教条，统治了中共几达五年之久，成为有名的‘王明路线’。”(13)
实际上，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共学员就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宗派。据杨尚昆回忆：“中大的学员基本上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大革命失败以前进校的知识分子，有的是留校的毕业生。他们俄语比较好，不但在学校里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的任副校长，有的是支部局委员，有的还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和校内中国问题研究所的实习生或研究生。王明是米夫的翻译，党的六大期间又担任大会的翻译，斯大林和中国领导人谈话时也由他口译。张闻天和博古先后担任过向忠发的翻译。我是翻译班的，又担任特别班的口译。人们称我们为‘翻译派’，对领导比较接近。另一部分人是大革命失败后从国内来到莫斯科入校的。他们中不少是老干部，是大革命斗争中的骨干，被称为‘实际派’。这两部分人经历不同，心态也不同。‘翻译派’自称‘新知识分子’，许多人自命不凡，看不起国内的领导人，认为他们不懂理论，认为‘实际派’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把中国革命搞垮了。王明更是如此，他瞧不起原来的领导人，讥讽他们不知道怎么革命，甚至骂他们是‘罪人’……回想中国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左’的思想，它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来自共产国际的东方部。所谓‘实际派’，他们对大革命的失败既不甘心，又有埋怨情绪。有的责备领导无能；有的认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鲍罗廷有严重责任，甚至责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王明和米夫盛气凌人地指责这些同志是‘左派’、‘工人反对派’、‘共青团先锋派’和‘教务派的残余’等等，帽子满天飞。”(14)
由此看来，王明回国并夺取了中共领导权，也使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共学员的宗派斗争转化成为中共中央领导层的内部斗争。这一宗派斗争主要体现为亲共产国际的“翻译派”(又称“国际派”)与在国内领导工人运动的“实际派”(又称“工会派”)之间的对立：一方面，“共产国际在纠正李立三路线时，不仅政治上继续反右，助长了‘左’倾机会主义，而且在组织上表现出宗派主义情绪，即怀疑中国老干部不忠于国际。事实上，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了一系列错误，从不作自我批评，一味把错误推给中国共产党人，并给以严厉打击。因此，不满情绪的产生，是理所当然的。共产国际为把这种不满压下去，竟说：中国党内有小集团，正在实行‘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蔡和森被迫承认‘党的老辈’‘已经不能作新的运动了’。在这种‘左’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影响下，莫斯科中山大学形成的王明宗派集团，在米夫支持下，夺取了党中央的权力。”(15)
另一方面，“老一辈的中共工作者，非常看不起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尤其看不起那些以同情者资格前去，出国前根本与党无关的一群，有如王明等辈。这些人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甚至全无革命家品质，却学到了全套西洋‘革命者’气派，以及满口的革命词句。他们一回到中国，生活在艰苦恐怖的环境里，只有极少数能被再教育成‘文武不挡’的真正革命家，大多数是很快投向了反动，最好的也反而不动。这点对‘留学生’的鄙视是应分的”(16)。
在上述背景上，党内以罗章龙、何孟雄为代表的“实际派”对六届四中全会强烈不满，他们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发布了《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明确表示“反对四中全会”，并要求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责任的米夫”，公开反对“米夫-王明”集团，但结局却事与愿违：“尽管这一集团(指“实际派”)战胜了立三路线，但未能享受胜利果实。这一集团的成员一个也没当上中央委员。他们一怒之下，独树一帜，于1931年1月17日自行成立江苏省委，反对中央的省委。何孟雄集团成员王克全任分裂出来的省委书记。但是，完全没有料到，在建立他们自己省委的第二天，何孟雄就在上海被捕了，何孟雄集团的大约30名重要成员也在同一天被捕。他们于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当局处决。只有王克全幸免于难，他向中共中央作了检查，表示退出何孟雄集团。另立的江苏省委自然而然地宣告垮台。”(17)这里，关于何孟雄等人开会的地点，史料上有“东方饭店”和“东方旅社”两种说法，后经研究确认，当时开会、被捕的主要地点应该是东方旅社，而不是东方饭店(18)。这一事件历史上亦应称之为“东方旅社事件”。在这一事件中被捕、遇难的人员中包括柔石等五位左联作家，即后来所称的“左联五烈士”。
东方旅社会议是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受打击的“实际派”对由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支持的“米夫-王明”集团的反击。据罗章龙回忆：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与东方旅社会议之前，党中央曾在上海英租界召开了一个有五六十人参加的会议(即“花园会议”)，以解决“米夫-王明集团”与以何孟雄、罗章龙等人为代表的“实际派”之间的分歧，会议中双方发生了激烈的辩论，结果是何孟雄、罗章龙等人被全部开除出党。因此，“为了商讨党的领导突然被米夫、王明一伙撤换及我们的党籍被开除……便由史文彬、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和我及其他一些同志共同筹备、召开了上海东方饭店的党内会议，会议由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同志主持……当时李求实负责文化方面的工作，他来问我：是否请柔石等人来参加，我同意了。这次会议是一次党的会议，它讨论全国的工作，坚持党的六大路线，反对王明集团。所以这次会议不是‘左联’的会议，‘左联’五烈士是后人的提法。”(19)这里，李求实即左联五烈士之一李伟森，他被捕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秘书，兼任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党团书记。
关于左联五作家被捕的经过，冯雪峰作过比较详细的记述：“左联五烈士是1931年1月7日下午在上海东方饭店开会时被捕的，同时被捕的有30多人。这个会与左联无关，是党内一部分同志反对王明的六届四中全会的集会。王明于1930年下半年由苏联回到上海，1931年1月间上台，举行了六届四中全会，抛出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左倾机会主义政治纲领。李伟森、何孟雄等对四中全会不满，串聚了一批同志开会反对。起主要作用的是李伟森，那时他年纪还很轻，非常积极。白莽(殷夫)在团中央编《列宁青年》，冯铿在左联工农工作部工作，都和李伟森有来往。胡也频在1930年6月才入党，但很活跃。他们都不满四中全会，因此参加了那个集会。东方饭店是当时地下党经常联系工作的地点，据说已为敌人识破，派特务化装成‘茶房’，已经侦破了一些时候。1月17日开会时，特务把东方饭店包围起来，会议中间，一个‘茶房’闯进来，伪称电灯出了毛病，要检查修理。电灯一亮，外面埋伏的特务冲了进来，30多位参加会议的同志全部被捕。是否有人告密，一直未查明。”(20)
东方旅社事件中左联五烈士等被捕的地点及最后被害的人数，当时的报道中有不同的说法。夏衍回忆说：“关于五烈士事件，当时的报道和事后回忆文章，都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例如：一般记载都说1931年1月17日晚工部局巡警在东方旅社逮捕共产党人36名，1月19日解送上海警察局，2月7日，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23人在龙华殉难。经查核，上述记载不完全正确。第一，这次‘大逮捕’不是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单独行动，而是‘公共租界捕房与上海警察局组成联合行动队于周六(按：即1月17日)中午开始行动，延至今日(按：指19日)凌晨’进行的，逮捕的地点也不是东方旅社一处，而是‘东方旅社、中山旅社和华德路小学’三处；第二，2月7日在龙华被害的人数，有23人、24人、20余人等不同记载，经核查应为23人……第四，当时何孟雄、李求实等同志在东方旅社开会，确是为了不同意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的报告，他们牺牲后，王明一派也的确诬蔑他们为‘反党小集团分子’，但当时党报还是把他们认为‘革命战士’和‘烈士’的。”(21)
以上夏衍回忆中所说的逮捕地点有3处，逮捕行动从17日延至19日。这两个数据还不确切。据曹仲彬的相关研究：当时的开会地点与搜捕地点并不一致，夏衍所说的三个地点是主要的开会地点，而搜捕地点却不止3处，而是13处，可以确认的逮捕地点和人数是：东方旅社逮捕11人(包括左联五作家)、中山旅社逮捕7人、费达夫家逮捕2人、汤士佺家逮捕2人、汤士伦住处逮捕1人、华德路沪新小学逮捕4人、陈铁如住处逮捕1人、罗铁城家逮捕1人、何孟雄家逮捕4人、恽雨棠家逮捕2人；搜捕行动从1月17日持续到21日；在这一系列逮捕行动中被捕的总人数为36人(22)。
三、左联对五作家被捕、遇害的回应
柔石等人参加的东方旅社会议是一个秘密会议。当时和柔石住在一起的魏金枝回忆说：“柔石他们去开的那个党内会议，是相当重要的秘密会，有的人没有告诉他的妻子，有的人也没有告诉他们党内很接近的同志。何以见得呢，因为他们开会没有回来以后，就有人到处找寻他们的丈夫，或找寻他们的同志。有人想去找柔石和冯铿，几乎被包打听捉了去。”(23)从组织的角度看来，东方旅社事件是党内宗派斗争导致的分裂行为。出于这样的原因，何孟雄等人被捕后，“王明一伙并没有设法营救，也不作任何表态”(24)。1月19日上午被捕者在地方法院受审的时候，“对这案子关怀的人极少，旁听的人没几个，也都与此案无关”(25)。潘汉年当时是中央特科的情报科科长，他在东方旅社事件发生后迅速向王明作了报告，但没有得到王明的响应：“四中全会后不久，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胡也频、冯铿等24位反对王明错误路线的重要干部，因叛徒告密，先后在旅社和家里被捕。而此时江苏省委机关正在开会。潘汉年从中央特科处获得这一情报，便冒险赶到省委，向王明等人通报。潘还要求省委立即停止会议，设法营救被捕同志。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愿营救被捕的同志，还幸灾乐祸地说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他们的被捕是‘咎由自取’。2月7日，何孟雄等24位烈士在龙华英勇就义。噩耗传来，潘汉年与许多同志都主张开追悼会，以纪念牺牲的烈士，又为王明所阻挠。这一幕，在潘汉年的心间，留下了深刻的伤痛。”(26)
东方旅社案与左联五作家的被捕对左联是一个沉重打击。茅盾回忆说：“五作家被捕被杀，有许多加入联盟的盟员都动摇而退缩……所以在1931年春，左联的阵营已经非常零落。人数从90多降到12。公开的刊物完全没有了。但是因为动摇分子投机分子的脱退，左联的内部比较整齐，开始了新阶段的工作。”(27)丁玲回忆：“柔石、胡也频等牺牲后，左联的人已经不多了。记得的人有：冯雪峰、阳翰笙、沈起予、郑伯奇、楼适夷、杨骚。还有张天翼、韩起、关露、董曼尼、白薇、顾凤城。”(28)在这种情况下，左联新阶段的工作中心是宣传和纪念在东方旅社案中遇害的五位作家，并以五作家遇害为契机反抗国民党“文化围剿”所造成的白色恐怖。由于东方旅社会议本身是一个秘密会议，案发后国民党当局又始终没有公布被捕、被杀者的确切消息，王明集团则对事件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再加上左翼的公开刊物已无法出版，所以，外界始终无法获知东方旅社案和2月7日龙华警备司令部大屠杀事件的真相。在这样的背景下，左联的工作困难重重，但意义重大。
东方旅社事件的第二天，时任左联文委成员的冯雪峰就从丁玲那里知道了五作家被捕的消息，冯雪峰等人随之设法营救，但随着2月7日五作家同时被害；营救工作已经没有意义。之后，冯雪峰曾多方奔走，试图通过报界披露柔石等人被害的消息，终于通过《共产党宣言》的译者、时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陈望道找到了袁殊主编的《文艺新闻》。袁殊在听取了冯雪峰的陈述后，即在3月30日的《文艺新闻》上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刊登了冯雪峰以“蓝布”为笔名写的《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一封读者来信/探听他们踪迹》，信中称“传说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等人失踪，据说他们已被枪毙云云”。这是新闻界第一次公开透露左联五作家被捕后的消息。4月13日，《文艺新闻》又在第5号第1版头条以《呜呼，死者已矣——两个读者来信答蓝布/李伟森已长辞人世》为题，刊登了冯雪峰化名“曙霞”、“海辰”写的两封读者来信，信中披露了五作家已于2月7日被杀害的消息，并评论道：“大批枪杀青年作家，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恐怕在全世界的文学史上亦是很少见罢。他们为了文学竟受到这样残酷的牺牲，这恐怕不是他们意料所及，亦不是我们读者所能梦想的罢！”随后，《文艺新闻》第6号2版头条位置又刊出了冯雪峰提供的左联五作家的照片(29)。冯雪峰的“读者来信”不仅第一次以确切的身份公开披露了五作家遇害的消息，而且为左联对五作家遇害事件的报道和宣传确定了“为了文学而牺牲”的基调，“左联五烈士”的群体形象由此定型。
在通过《文艺新闻》向外界透露五作家遇害的消息的同时，左联内部也在筹备关于五烈士的纪念活动。1931年2月，冯雪峰接任左联党团书记，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以左联的名义出版《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这是左联筹备中的《前哨》杂志的创刊号。据参与《前哨》印刷的楼适夷回忆：“《前哨》的编辑委员会是由鲁迅、茅盾、夏衍、阳翰笙等七八个人组成的，党通过瞿秋白同志和‘左联’的党团直接领导这个编委会。”(30)《前哨》印刷和出版颇费周折，冯雪峰回忆说：“五烈士牺牲后，朱镜我叫我接替冯乃超当左联党团书记……我接左联党团书记后第一件事是同鲁迅商量出版《前哨》纪念战死者，鲁迅同意。于是立即写稿，找私人印刷所承印。那印刷所的老板是我一个熟人，他表示同意，但提出一个条件：如果出了问题，就说是工人自愿印的，他根本不知道，不能牵连到他身上。我们只得联络了几个革命的排字工人，他们在半夜到天亮之前，遮住灯光，没有一点声音地来给我们排印。我们就守在他们旁边，他们排好一段我们校对一段，务必在天亮以前把刊物印好拿出印刷所。鲁迅很快写了那篇著名的悼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写完就交给我，原来没有题目，题目是我加的。鲁迅还写了《柔石小传》。《前哨》的名字也是他想出的，他亲笔写的刊头，后来来不及制版，只好用木头刻成，五个同志的照片，也是事先在别处印好的。拿刊物到我家里，然后一份一份印上去，一张一张贴上去的。因此在那刊物上错漏很多，那是无怪的。”(31)
当时直接参与《前哨》印刷工作的是左联成员楼适夷和左翼美术家联盟的江丰。印刷所老板答应承印的条件之一是“由‘左联’派两个人守在印刷所，如果遇到巡捕房的突然袭击，就由此二人出头顶罪，与老板无关”。因此，楼适夷、江丰是作为左联的人质而参与印刷的。楼适夷所回忆的印刷情况是：“‘左联’的同志们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一个贪图高利愿意接受这个印刷任务的上海白克路一家小印刷所的老板。他的条件非常苛刻，不但要几倍的排印费，而且不准印上报头和照片，以免在印刷过程中万一引起人的注目，发生危险；同时从排版到印成必须在一个晚上完成；排校完毕之后在印刷的过程中要有‘左联’的同志留在印刷所里，以便中途发生情况有人出头去顶；天没有亮印好之后，还得把成品立刻搬走，不许在印刷所里停留片刻。这些条件，‘左联’的同志一一都接受了，稿子便在一个春寒的漫漫的长夜中变成了刊物……由于在这样匆促的时间进行这样高速度的排校工作；同时这个小印刷所的设备条件又很低；特别是那位又贪钱又怕事的老板，睡在床上好像没有睡好，一次又一次地起来催促，连校样改版也不许仔细进行，就匆匆忙忙地上机器印刷。印成之后，错字多得惊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造成的。”(32)
《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的创刊和出版是纪念左联五烈士的一个重要步聚。在这一期杂志上，刊出了《宣言》(通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下简称“公开信”)、L.S.(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梅孙的《血的教训》、被难同志传略：1.李伟森2.柔石3.胡也频4.冯铿5.殷夫6.宗晖、被难同志遗著：《五一歌》(殷夫)血在沸(柔石)《红的日记》(冯铿)《同居》(胡也频)、支英(冯雪峰)的《短评：我们同志的死和走狗们的卑劣》、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国际协会主席来信、美国《新群众》社来信。以上被难的6位同志中，宗晖是左翼剧作家联盟的会员，1930年10月在南京遇害，他的遇难与东方旅社事件没有联系，将他与左联五烈士并列是为了扩大左联作家被害的影响。
《前哨》的《宣言》是纪念五烈士的重要文献。这个《宣言》首先报道了五作家被杀害的消息，随之以主要篇幅揭露国民党“文化围剿”政策的残酷性和反动性：“这样严酷的摧残文化，这样恶毒的屠杀革命的文化运动者，不特现在世界各国所未有，亦是在旧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的支配时代所不敢为。但国民党为图谋巩固其统治计，而竟敢于如此的施其凶暴无比的白色恐怖，而竟造成这种罕见的黑暗的时代……同志们，这原是国民党维持统治所能用的唯一的办法，于既往的四年中，国民党已经用刀刮，用油煎，用索绞，砍头，活埋，枪毙了不知几千百万的革命群众了；而现在竟屠杀到文化领域上来，这是它更走近了末日一步，于是黑暗的乱舞也更近一步了。”(33)《宣言》中没有说明五作家被捕、牺牲的具体原因，而是以五作家被害为背景，揭露和控诉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政策及其所造成的白色恐怖。
“公开信”的基调与《宣言》是一致的，信中简要介绍了左联五作家的身份和创作情况，但全文的重点在概述四年来国民党“文化围剿”政策对左翼文艺运动的摧残和对革命作家的屠杀。与《宣言》不同的是，这封“公开信”在说明五作家被害的同时，指出与五作家同时遇害的还有其他“19位革命家”(应为18位)。“公开信”最后向世界各国革命文学团体和革命文化团体发出呼吁，期望它们声援中国左翼革命文艺运动。
除了拟定刊于《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上的《宣言》和“公开信”，左联还在4月19日就“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向高尔基发出了一份“呼吁书”。这个“呼吁书”更为详细地叙述了左联成立以来所受到的国民党独裁统治及其“白色恐怖”政策的压迫和迫害，同时提供了更多的五作家被捕、被杀的细节：被捕者中“有一个孕妇和五个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盟员”；被杀者遇害前首先要为自己挖坟坑，然后被活埋；首先被活埋的是五位作家，其他的人都改为枪决，“枪毙者的尸体都被丢到埋葬那五个人的坑里面去”；被杀者就义前“高唱着《国际歌》”；在数次步枪齐射后，还有一个人在歌唱；“在六次齐发的枪声的最后一次射发之后，这个声音也沉默下去了。”(34)“呼吁书”是寄给高尔基的，同时也希望通过高尔基，呼吁“全世界所有的作家、艺术家、哲学家和科学家”支持和声援中国左翼文艺运动。这样，《宣言》、“公开信”和“呼吁书”组成了左联报道、宣传五烈士的主要文本。
应该指出的是，左联的“公开信”和“呼吁书”的传播与《前哨》的发行是不同步的。据陈漱渝考证：《前哨》封面印着“1931.4.25出版”，但实际的发行时间应该在7月下旬(35)。实际上，在《前哨》出版发行之前，“公开信”已经分别翻译成英、俄、日等文字寄往国外。据戈宝权的考证和研究：“公开信”的英文稿是由茅盾和史沫特莱翻译，后在美国《新群众》1931年6月第七卷第一期发表，题名为《中国作家致全世界的呼吁书》；“公开信”的俄文本通过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于1931年发表在联盟的机关刊物《世界革命文学》第十一至第十二期合刊上(36)；日文稿则刊于1931年10月东京四六书院出版的、由尾崎秀实和山上正义等编译的《中国小说集〈阿Q正传〉》，该书是由夏衍协助在日本出版的纪念左联五烈士的专集，书中除收录了鲁迅的《阿Q正传》，还收录了李伟森、宗晖、冯铿、殷夫四烈士的肖像，柔石、胡也频、冯铿三烈士小传和他们的作品《一个伟大的印象》、《黑骨头》、《红的日记》(日译作《女同志马英的日记》)，卷首是日本革命作家尾崎秀实(笔名白川次郎)5月23日为该书写的题为《谈中国左翼文艺战线的现状》的长篇序言，序言中引录了左联《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即前述“公开信”)(37)。另据夏衍回忆：《宣言》和“公开信”定稿后，即在《前哨》出版之前由尾崎秀实和山上正义分头翻译，而且很快在日本左翼文艺杂志上发表(38)。由此看来，《宣言》和“公开信”在国外的传播要早于《前哨》在国内的实际发行和传播。
左联的《宣言》、“公开信”和“呼吁书”在国外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发表了《为国民党屠杀中国革命作家宣言》，称“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坚决地反对国民党逮捕和屠杀我们的中国同志，反对蒋介石的‘文学恐怖政策’……号召全世界一切革命作家和艺术家，共同起来反对国民党对于我们同志的压迫”。在这个“宣言”上签名的有俄国作家法捷耶夫、法国作家巴比塞、德国作家倍赫尔、美国作家辛克莱等20余位作家。此外，苏联的《世界革命文学》，美国的《新群众》都刊载了专辑表示声援(39)。外国作家为此写来文章和作品的，有德国的路特威锡·棱，美国的密凯尔·果尔德，奥地利的翰斯·迈伊尔，英国的哈罗·海斯洛普，日本的永田宽。他们抗议屠杀的文章和作品都刊登在《前哨》改名出版的《文学导报》第一卷第二期上。国际左翼文艺团体对左联“公开信”和“呼吁书”的响应有力地支持了国内的反“文化围剿”运动，对左翼文艺运动冲破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由此，左联五烈士事件由一个党内斗争导致的政治事件转化为一个左翼文艺运动反抗国民党“文化围剿”政策的文学事件，相应的，左联五烈士的历史定位也由党内宗派斗争中的受害者转化为革命文艺运动的前驱和烈士。
四、鲁迅与左联五作家的关系及其纪念
鲁迅虽然不是左联的实际领导者，但却是左联内部公认的“盟主”、“旗手”、“大先生”。柔石等五作家被捕不仅在生活上使鲁迅受到很大的牵连，而且在思想上对鲁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鲁迅与柔石关系密切，柔石被捕时还随身携带着鲁迅托他代转的一份鲁迅与北新书局的著作合同书的抄件。五作家被捕后，外界关于鲁迅被捕、被杀的谣传很多。1月19日，柔石等被捕的消息被证实，为了防止意外，鲁迅一家于1月20日从北四川路194号拉摩斯公寓寓所“弃家出走”，避居于黄陆路花园庄旅馆，到2月28日回寓。鲁迅在2月2日致韦素园的信中说：“上月十七日，上海确似曾拘捕数十人，但我并不详知，此地的大报，也至今未曾登载。后看见小报，才知道有我被拘在内，这时已在数日之后了。然而通信社却已通电全国，使我也成了被拘的人。”(40)在2月24日致曹靖华的信中说：“看日本报，才知道本月七日，枪决了一批青年，其中四个(三男一女——指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引者注。)是左联里面的，但‘罪状’大约是另外一种。很有些人要将我牵连进去，我所以住在别处已久，但看现在情形，恐怕也没有什么事了。”(41)在避难期间，鲁迅在悲愤中写下了“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诗句。五作家牺牲后，鲁迅作为《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的编委之一，参与起草了《宣言》、“公开信”和“呼吁书”，并且为该期杂志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和《柔石小传》。此后，鲁迅还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并要求史沫特莱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史沫特莱提醒说：这篇文章如果发表出来，他可能会被杀害。鲁迅坚决地说：“这几句话，是必须说的。中国总得有人出来说话！”(42)在继《前哨》出版的《文学导报》第一卷第二期上，鲁迅又翻译了德国革命作家路特威锡·棱的文章《对于中国白色恐怖及帝国主义干涉的抗议》和奥地利革命作家翰斯·迈伊尔的诗《中国起了火》(43)。7月30日，鲁迅携许广平、周海婴摄影留念，并以此向在北平的母亲报一声平安。至此，鲁迅才从左联五烈士事件中安定下来。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是纪念左联五烈士的重要文献。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另一方面，鲁迅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和白色恐怖给予揭露和谴责：“统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于是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至今并未宣布”，但这一切“不过证明了他们自己是黑暗的动物”(44)。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中，鲁迅说：“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而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45)这两篇文章与左联的《宣言》和“公开信”基调是一致的，鲁迅不仅是纪念左联五作家，而且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作了整体性的估价，同时对国民党实行“文化围剿”政策、杀害革命作家进行了谴责和控诉。
1933年2月7-8日，为纪念左联五烈士遇害两周年，鲁迅又写了《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文章回忆了与殷夫、柔石等人的交往，对中国失去这样的青年而感到悲愤和痛惜。
殷夫是左翼文学运动中的一位天才诗人，他1928年4月在《太阳月刊》上发表诗歌《死神未到之前》，受到蒋光慈、钱杏邨等人的赞誉，后参加太阳社。1930年3月参加左联，积极从事诗歌创作和文学翻译。1929年5月14日，殷夫以白莽的笔名将所译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传记《彼得斐·山陀尔行状》向鲁迅与郁达夫合编的《奔流》月刊投稿。6月25日，鲁迅给殷夫写信告以译稿将刊于《奔流》第二卷第五期(这一期《奔流》为“译文专号”)，信中建议殷夫继续翻译裴多菲的诗作，并告知《奔流》付稿费的情况，回信同时附上鲁迅自己所收藏的裴多菲的散文集和诗集各一本。此后殷夫曾三次到鲁迅家来，前两次见面是为了翻译方面的事情，两人说话不多。第三次见面是在1929年夏天，殷夫因在7月间参加丝厂罢工而被捕，不久出狱后来找鲁迅。这次见面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得知殷夫的来由，鲁迅一面为他的获释而庆幸，一面也为自己送他的那两本裴多菲的书而惋惜。那两本书是德文版的“莱克朗氏万有文库”中的两种，是鲁迅在日本求学时“热爱彼得斐的时候”专门托丸善书店从德国买来的，送给殷夫这位“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本以为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却不料竟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了。
在鲁迅与殷夫的交往中，发生过一件意外的事情。1930年初，殷夫将自己1924-1929年间的诗作65首结集为《孩儿塔》，但一直未能出版。1931年2月殷夫牺牲后，《孩儿塔》的手稿保存在鲁迅那里。1936年3月10日，鲁迅收到一封署名齐涵之的信，齐在信中称自己是殷夫在同济学校的同学，他藏有殷夫的遗稿《孩儿塔》，现正在经营出版，要求鲁迅为《孩儿塔》写一篇序。鲁迅于收到该信的第二天夜里即写了《白莽作〈孩儿塔〉序》，13日将给齐涵之的复信和《孩儿塔》序稿寄出。事后不久，鲁迅得知那位为《孩儿塔》索序的齐涵之即当时文坛上“善于翻戏”的无良文人史济行。史济行多年前曾与鲁迅通信，此时正在汉口编辑《人间世》，所谓经营《孩儿塔》的出版并向鲁迅索序完全是一个圈套。在得知所谓齐涵之为《孩儿塔》索序的真相后，鲁迅于4月11日写了《关于〈白莽遗诗序〉的声明》，刊于5月的《文学丛报》月刊第2期，揭露了史济行的骗局(46)。这一事件虽是一个意外的插曲，却使外界对殷夫的诗集《孩儿塔》有了更多的了解，鲁迅的《白莽作〈孩儿塔〉序》也成为评价殷夫诗歌创作的重要依据：“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47)鲁迅对《孩儿塔》的评价，也是对殷夫的最好的纪念。
柔石是浙江宁海人，早年在慈溪、镇海、宁海等地从事教育工作，五四时期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求学，与潘漠华、冯雪峰、汪静之、魏金枝成立文学社团“晨光社”，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25年春赴北平，在北大做旁听生，听过鲁迅讲授《苦闷的象征》。1928年初任宁海县教育局局长，同年五月宁海发生农民暴动，柔石受牵连而出走上海。1928年9月迁居东横浜路景云里，开始与鲁迅交往，同年底与鲁迅、王方仁、崔真吾等组织“朝花社”，印行《朝花周刊》《朝花旬刊》和《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介绍北欧、东欧的文艺作品，出版《艺苑朝花》介绍外国的木刻与版画。1929年初，由鲁迅向北新书局推荐接替他编辑《语丝》；同年10月，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参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组织工作，为12名筹备委员之一。1931年1月参加鲁迅创办的《萌芽》月刊编辑工作；2月13日陪同鲁迅出席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3月2日出席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任左联执行委员；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胡也频、冯铿一同以左联代表身份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柔石的创作主要有短篇小说集《疯人》，中篇小说《三姐妹》，长篇小说《二月》、《旧时代之死》等，译作《浮士德与城》，与鲁迅合译苏联小说集《竖琴》、《高尔基论文选集》等，鲁迅曾为《二月》作序，并为《旧时代之死》校订。
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鲁迅称柔石是“我的学生和朋友，一同绍介外国文艺的人”。在当时鲁迅所交往的青年作家中，柔石是“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柔石的性格具有“台州式的硬气”，而且“颇有点迂”，但他为人心地善良：“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生活中的柔石有点腼腆，他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时，那距离“至少总有三四尺的”；但柔石对朋友却是富有责任感的：当“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对于柔石的死，鲁迅是极为悲痛的。柔石牺牲后不久，“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记念”。在1936年4月7日的《写于深夜里》，鲁迅再次提及珂勒惠支的那幅以《牺牲》命名的木刻画，申明这幅木刻画在别人看来是对“被害的全群”的纪念，而对鲁迅自己而言，则是专为纪念柔石的(48)。因为柔石生前“尤喜欢木刻”，所以，鲁迅在这里以珂勒惠支的木刻画纪念柔石，也是以柔石之死来纪念珂勒惠支和她的木刻：“今年是柔石被害后的满五年，也是作者(珂勒惠支)的木刻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后的第五年；而作者，用中国式计算起来，她是七十岁了，这也可以算作一个纪念。”(49)
左联五烈士中，冯铿、胡也频、李伟森与鲁迅交往不多。冯铿在柔石带领下来鲁迅家里见过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在关于柔石的回忆中顺便提到冯铿，说：“(与她)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胡也频“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句天”；李伟森则“没有会见过”。
在鲁迅的记述之外，有一个事件是应该提及的：1930年9月17日，左联的冯雪峰、柔石等通过史沫特莱在法租界的一家荷兰人开的餐馆为鲁迅五十寿辰举行了一个纪念会，柔石和李伟森、冯铿出席了这个纪念会。这个纪念会一半是提前纪念鲁迅的五十寿辰(鲁迅的生日是9月25日，阴历八月初三)，一半应该看作是左联部分成员的一个特别聚会。作为这个纪念会的发起人之一，柔石担任会议主席并致开会词(50)。李伟森以上海地下党报纸《上海报》编辑的身份在会上作了关于红军成长和农民举行秋收起义的报告。冯铿在会上发言，她谈到发展无产阶级文学的必要性，并呼吁鲁迅成为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美术家联盟的保护者和“导师”(51)。晚会的主要筹备者史沫特莱对冯铿的演说印象深刻，据夏衍回忆：当史沫特莱被告知遇害的五位左联作家中有冯铿时，她“竟失声痛哭”(52)。关于这次纪念会，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友人为我在荷兰西菜室作五十岁纪念，晚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席中共二十二人，夜归。”(53)据史沫特莱回忆：那天的纪念会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晚上，参加纪念会的人估计有200人以上，但大多数人只是来向鲁迅致意，并没有参加晚上的聚餐(54)，鲁迅日记中所记的“二十二人”应该是最后参加宴会的人数。也许是那天来参加纪念会的人和在会上发言的人太多，鲁迅对李伟森、冯铿并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为了忘却的记念》对他们的回忆只是一笔带过。
作为纪念左联五烈士的经典文本，鲁迅的写作基于其与柔石、殷夫之间的私人交往和个人记忆，因此，鲁迅的回忆和叙述在客观上淡化了左联五烈士的政治背景，从而为左联五烈士的群体雕像抹上了一道浓重的感情色彩。
五、结语
概括以上叙述，左联五烈士事件的衍变与左联五烈士形象塑成的历史链条应该包括这样几个环节：苏共中央内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在中国大革命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中的中共留学人员之间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共中央内部以苏共中央两条路线斗争为背景的宗派斗争→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的分裂及其在政治、文化领域的矛盾斗争→国民党“文化围剿”政策与左翼文艺运动反“文化围剿”的斗争→左联以五烈士事件为基点对国民党“文化围剿”和白色恐怖的反击→国际左翼文艺团体对左联五烈士事件的反响与呼应→鲁迅以个人记忆对左联五烈士的回忆和纪念。从这个历史链条中可以看出，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中，左联坚持了正确的文艺路线。胡乔木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化运动，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甚至三十年代革命文化的伟大主将——鲁迅先生，他也是人，不是神，也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但是，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左翼运动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它的功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鲁迅的旗帜仍然是我们今天的旗帜……我们的文艺仍然是左翼的文艺，我们的文化仍然是左翼的文化。”(55)由此看来，左联五烈士事件由政治斗争向文化斗争的转移是左翼文艺运动中的一个重大胜利。在这个意义上说，澄清左联五烈士事件的历史真相，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发扬左翼文艺的革命传统。只有正视历史、尊重历史才是对历史的最好的纪念。
注释：
①张大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况》，《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②陈早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文件选编》，《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③茅盾：《“左联”前期——回忆录(十二)》，《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
④冯夏熊整理：《冯雪峰谈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⑤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辑。
⑥《萧三给左联的信》，见陈早春：《中国左翼作家联盈文件选编》，《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⑦《访问肖三同志记录》，见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4)，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95页。
⑧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03-104页。
⑨《左翼作家联盟“五一”纪念宣言》，见陈早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文件选编》，《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⑩郑伯奇：《“左联”回忆片断》，《文学评论》1960年第2期。
(11)魏金枝：《“左联”杂忆》，《文学评论》1960年第2期。
(12)罗章龙：《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丘权政记录整理，《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
(13)张国焘：《我的回忆》，上海：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47页。
(14)《杨尚昆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2-33页。
(15)向青：《关于中共党史教学中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习研究会编印，1979年，第19-20页。
(16)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15-116页。
(17)[美]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奚博铨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47页。
(18)曹仲彬：《对东方旅社事件若干史实的辨析》，《史学集刊》1983年第3期。
(19)罗章龙：《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
(20)《冯雪峰谈左联》，《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
(21)夏衍：《懒寻旧梦录》，第127-128页。
(22)曹仲彬：《对东方旅社事件若干史实的辨析》，《史学集刊》1983年第3期。
(23)魏金枝：《“左联”杂忆》，《文学评论》1960年第2期。
(24)罗章龙：《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
(25)王育和：《柔石烈士被捕、营救及牺牲经过》，《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
(26)张云：《潘汉年的一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9-60页。
(27)茅盾：《关于“左联”》，见《左联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51页。
(28)丁玲：《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见《左联回忆录》(上)，第162页。
(29)袁成亮：《左联五作家被害内幕》，《党史纵览》2004年第9期。
(30)楼适夷：《记“左联”的两个刊物》，《左联回忆录》(上)，第171页。
(31)《冯雪峰谈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32)楼适夷：《记“左联”的两个刊物》，见《左联回忆录》(上)，第171-172页。
(33)陈瘦竹主编：《左翼文艺运动史料》，南京：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0年，第98-99页。
(34)陈瘦竹主编：《左翼文艺运动史料》，第107-108页。
(35)陈漱渝：《关于〈前哨〉的出版日期》，《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36)戈宝权：《谈在美国发表的三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信》，《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37)丁景唐、瞿光熙：《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增订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273页。
(38)夏衍：《懒寻旧梦录》，第129页。
(39)戈宝权：《谈在美国发表的三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信》，《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40)《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5页。
(41)《鲁迅全集》第12卷，第40页。
(42)《鲁迅年谱》(增订本)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254页。
(43)鲁迅博物馆编：《鲁迅译文全集》第8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35、436页。
(44)《鲁迅全集》第4卷，第282页。
(45)《鲁迅全集》第4卷，第285页。
(46)《鲁迅全集》第6卷，第495-497页。
(47)《鲁迅全集》第6卷，第494页。
(48)《鲁迅全集》第6卷，第499-500页。
(49)《鲁迅全集》第6卷，第501页。
(50)姚辛编著：《左联词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第194页。
(51)戈宝权辑译：《史沫特莱忆鲁迅》，《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52)夏衍：《懒寻旧梦录》，第129页。
(53)《鲁迅全集》第14卷，第838页。
(54)[美]史沫特莱：《追念鲁迅》，见《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5页。
(55)《胡乔木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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