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伙友》述论——兼及店员之生存状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店员论文,上海论文,生存状态论文,述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11)02-0096-06
“工人运动的激进者”是长期以来店员留给我们的集体记忆，反帝示威、抗议罢市中都活跃着店员的身影。国民革命运动兴起后，店员又成了加薪、向“剥削阶级”斗争的核心群体，“非打到店东不可”，实际上成了“工人运动的核心”①，是当时颇具影响的基层职业群体。目前，学界对店员的考察分析，沿袭宏大叙事的史学研究路径，关注的是店员工会这一社会组织及其政治活动，在此基础上探讨总工会、总商会、商民协会乃至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工人部、商民部之间针对店员进行的博弈互动②，店员自身反被忽视，成了失语群体。
“庶民一定要而且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这种声音可能是微弱的”③。新文化史、微观史学影响下，日常生活、记忆语言等日益引起学界关注，强调通过基层群体自己的言论分析他们的思想、行为。《上海伙友》以店员为主要关注对象，是考察店员生存状态、还原底层声音的原生态文本，具备一定的学术价值。迄今为止，学界之于《上海伙友》的研究可以说尚付之阙如④，对该刊的思想宣传、栏目设置、发行传播、政治倾向、特点等都缺乏研究，引用该刊的论著也不多见。本文拟对其略作述评。
一、《上海伙友》创刊及其栏目
《上海伙友》创刊于1920年10月10日，使用民国纪年，每周日出版(除第8期)，每册16页，32开本，印4000份，采用竖排右翻的古籍装订形式。现在看到的有第1册至第11册(缺第5册)。停刊后曾改为《伙友报》，不定期出版，现在只看到第2册。
《上海伙友》文章形式活泼，体裁多样，内容主要“分言论、小说、批评、调查、通讯、介绍、纪事、闲谈云”⑤。翻检各册发现，《上海伙友》每期栏目多少不等，最多的是第9册，有9个栏目，最少的是第1、7册，仅6个栏目，11册共设有73个栏目，具体情况见表1。
评论、调查、小说是《上海伙友》的论著部分，每期都有。着重揭露“资本家的压迫、剥削”及店员的悲惨处境：工作时间长，薪金待遇低，“每天办事12个小时”⑥，“伙友所得的报酬，倘然和所输出的汗血在天平上秤一下子，不是我们说一句过甚的话，恐怕真有十与一的比较”⑦，号召店员全国大联合，消灭资本家及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
闲谈、讨论、随感录侧重于店员自身陋习的反省：态度恶劣，顾客进店，仍旧“拱手、谈天、玩笑、摇扇、吃食、趴卧”，不愿意做小生意，“我代朋友买纽扣两颗，某洋广杂货店，挂着照样的纽扣许多，三十岁左右的店伙问我买几颗，听说两颗生意买不来”⑧；以貌取人，对于生的漂亮、穿得体面的女子，便特别殷勤，虽被他骂几声“死人”、“杀千刀”，也喜形于色⑨。而对于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男女不和颜相待，“讨厌讨厌，这种阿木林，也来买物，有玷我们的店堂不打紧，打断我们的话头，真真可恶”。痛苦是不力行的结果，“伙友受资本家的束缚，十分之三的人是咎由自取”⑩。
通讯是刊物与读者交流、互动的平台。《抱小孩是不是学徒应该做的？》、《无理底干涉》在抨击店主、经理的同时，反映了“伙友是最大”的办刊立场。《看新出版物的痛苦》、《伙友解放危险底讨论》、《女工为什么不能入会》既驳斥“八小时工作、八小时学习、八小时休息制度在中国行不通”的说法，又注重店员“解放”的路径引导，“不可怪新型出版物，要怪社会那班造恶的人”(11)。
二、《上海伙友》的发行量、传播渠道及影响
传播媒介的发行范围与销量，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它的传播效果与影响力。关于《伙友》的发行量，相关研究论著及回忆录中都没有专门的统计，只是《本刊启事》中有较零星的记载，“会友担任承销者数百份，现售者亦数百份”(12)。而当时报刊的发行量通常在三千份左右，一些地方性报纸只有千余份甚至几百份(13)，鉴此可知，《上海伙友》的发行量尚没有超出地方报纸千余份的界限。同时，“上海《伙友》的上海二字并不是说我们有地域之见，上海的伙友觉悟了自可影响全国，诸君不可误会”(14)，《伙友报》第二期刊发的杭州某店员来信——《苦力人语》，无疑是刊物发行范围的一个佐证。
《上海伙友》最初由新青年社代为发行，并“拟定本埠各烟纸店代为销售”(15)，当然也利用邮政、航运等运输渠道先运往各地，再通过书社和代派所传播，“留下详细地址，已备邮寄”。同时发动伙友，探索个体推销的传播路径，“由各伙友量力推销”。“我取了数十本《伙友周刊》去卖，不到半个钟头就卖完了。”(16)这一销售传播网络反映出《上海伙友》以上海为主兼向各地延伸、传播的受众范围。
发行量、传播销售网络是反映报刊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上海伙友》千余份的发行量，相较于人数众多的店员来讲(17)，影响效果自不应无限夸大。很多店员甚至对《上海伙友》缺乏基本的了解，“我们去推销刊物，他们不要，还视我们为流氓”(18)；“伙友愿意掏三角钱去看《…秘史》、《…艳史》等，不愿意两个铜板的《伙友周刊》，可怜”(19)；“一个银行的伙友，说我们是过激党，扰乱分子，不仅不允许兜售反而破口大骂”(16)；“我们是做生意的，不是读书人，汝要卖与那读书人去看好哩”，“我不要看这些书，我看汝这书，不会买些报纸来看看”(20)。此外，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由报刊传递的印刷符号信息，必须准确还原才能发挥影响力。1920年代，禁止店员阅读书报是普遍行为，“私阅闲书小说及购小报者，罚洋五元”(21)，部分店铺尽管标榜科学管理，规定“中餐后一小时内可以读报书”，但《上海伙友》是“过激刊物”，不在允许之列，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传播效果。
三、上海工商友谊会与《上海伙友》的政治倾向
《上海伙友》是上海工商友谊会的机关刊物，办刊倾向毋庸置疑会受到工商友谊会政治立场的影响。工商友谊会由店员出身的童理璋发起成立，标榜“自由平等、博爱互助、提倡储蓄、兴办实业、改良社会”。成员主要为上海店员，“上海全埠工商伙友，无论贫富、男女，只要保守宗旨，均可入会”(22)，当然也包括中小商人，“倘有人赞成，皆承认其加入为会友，无分阶级”，鼓吹“工商两界伙友及资本家觉悟”(23)。该会“不设会长领袖，一切责任全体均负”。每年开会两次，五月九日开全体大会，“以志国耻纪念”，十月十日开选举大会，“以庆民国成立”。常设机构有评议、干事两部，各有职员三十人，从会友中选举产生，任期为一年，可以连选连任，没有薪金，“皆尽义务，惟驻会办事者须酌予津贴”(24)。评、干两部每星期开会一次，如有重要事故，开全体职员联席会议“解决之”。
早期，工商友谊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积极参与共产党组织的政治动员运动(25)。《上海伙友》也是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帮助下成立的，《劳动界》第四册曾登出一则“本社特别启事”，要为上海店员、工人“独立办一种机关报发表自己意见”，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邀约“工商友谊会诸先生于31日在渔阳里6号‘外国语学社’开会，面商《店员周刊》进行事宜”(26)。因而，《上海伙友》的刊物风格有中国共产党影响的明显痕迹，认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框架，认为“伙友与店主是根本对立的，经理、阿大是靠不住的”(27)，呼吁“(伙友)和一般被掠夺阶级联合起来，改造如今这个阶级制度”(28)，“打破资本和劳动两重阶级，建设新的社会”(29)。
但上海工商友谊会是劳资混合组织的工界团体，成员包括店员和中小商人。这不能不影响到《上海伙友》的政治倾向，灌输伙友阶级意识的同时，宣传社会改良主义和劳资调和论，认同胡适一点一滴改造社会的论调(30)。期待伙友、老板同舟同济，“将来或者他们发慈悲心，把我们解放了，走到平等的路上去”(31)，这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无疑是背道而驰的。改版后的《伙友》甚至大张旗鼓的“同陈某(陈独秀)绝交”，中断了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政治倾向完全趋于“取消革命，取消阶级斗争”的柔和改良，认为店员工人受压迫和剥削，在于“人格卑下，罪有应得”，“自己也有不好的地方”(31)。
《上海伙友》还积极介入公众事件，彰显群体团结力，免得公共事业“坠落不堪”(22)。对于“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南北政府对立的局面”，《上海伙友》号召店员“承认南方政府，否认北方政府”，指责“北政府横征暴敛，卖国借债”，称赞“南方县长民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认为“孙中山不是在那里凑热闹的，因为北方不成政府而干有新政府底组织的”。(32)针对“奸商囤积，将米打包出口，致使米价居高不落，进而影响生活”这一情况，《上海伙友》呼吁“各团体一致进行，同志遇见此等事件，报告会中，设法取缔，并给予相应酬劳”(33)。至于伙友因公被杀，《上海伙友》联合“各公团一致主张公理”，要求“严惩凶手，赔偿损失”，表示一直关注“待法律解决”。(34)
四、《上海伙友》的宗旨、特点
作为店员的“言论机关”，《上海伙友》奉“伙友最大”为圭臬，以同情的笔调描述他们的“悲惨处境”，“我们这份周刊，伙友是最大的，定一定我们的是非，正一正我们的道德”。(35)“我们工商界的伙友们呀，愿你们多多拿你们自身所处的、所闻所见的，写述些出来，这是我们第一欢迎的。”但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断交后，《上海伙友》宗旨由“伙友最大”转向了“公开主义”，致力于监督“伙友的不端行为和不正当举动”(36)，“自己也有不好的地方”。甚至视百分之八十的伙友为“昏睡派”，趋炎附势、欺贱同事、狂嫖滥赌、慢待顾客等与“新思潮不符合”(37)，“必须在人格上自珍己重，稳自己做人的根基，然后始可要求解放”(38)，对资本家“只不过是警告”。(39)
除前后不一外(以第6册为界)，《上海伙友》的宣传内容呈“两面性”。劳资对立、阶级斗争与劳资调和、不分阶级的二重观点同时出现在刊物上。一方面，《伙友》认为店员与店东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在他们底下过枯涩的生活，听他们使唤，做他们的牛马奴隶”，“他们不会解放我们，我们只有自己努力起来解放自己”(29)，呼吁伙友和生产者联合起来，“打破资本主义制度的城门”。另一方面，《伙友》认为“劳动者没有什么阶级，拉车的是人，雇员是人，总理也是人，各人都是尽他的能力，在社会上服务”(40)。并视经理、账房为店员的一部分，主张店员、店东“同舟同济”，“不分阶级”，要求伙友“安分守己，不去胡调”，具备“卧薪尝胆”的“忍耐性”，走向光明之路不可性急(41)，同时劝说“我最亲爱的‘资本家’，你们要首肯，许我们自由。……‘资本家’呀，我劝你们要明白，大家全是人，全是同胞，要分什么阶级呢？”(42)“老板不要待伙友太狠，伙友要自重，有自治能力。”(36)
并且，《上海伙友》的侧重点是鼓动，措施应对方面寥寥，只是被动认为“伙友全国大联合以后，资本家自然会消失”(43)，要求“大家仔细去设想，怎样去对付”。《上海伙友》所载欧美各国罢工风潮及上海最近“增加工资、改良待遇”中“资本家失败”的结果，看似鼓励伙友斗争，实则是向资本家威胁的手段，“资本家你们觉悟了吗？”(44)对于店员反映的店主不允许看报，否则“就要停我的生意，怎样面对这种无礼干涉”的情况，编辑只是泛泛而谈的回复“你要有忍耐的办法，不要耽误公事”，“相信明白的店主会理解支持”(45)；伙友最为抱怨的抱小孩、做饭、打扇等杂役工作，编辑仅仅是“表示同情，主张向父母反应，要求店主解释做生意的含义”。(46)至于《上海伙友》认可的罢工经验——把大粪泼到资本家身上(47)，有着帮派争斗的遗绪。
五、从《上海伙友》看店员的生存状态
《上海伙友》是以店员为主要关注对象的通俗刊物。早期，该刊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引导店员把生活中的日常苦难表述为阶级苦难以实现自我解放，因而深受店员欢迎，踊跃投稿寻求“解放”办法。分析《上海伙友》刊登的店员来稿可以得知，契约式的制度管理是1920年代店员管理的主流模式，店规是店员工作、生活的主要依据。按照店规要求的时间表作息，衍生出店员“属于店铺”、“属于自己”的时间划分，在此基础上安排自己的时间，“纪律”成为其生活的一项特征；“店员负责店内售货，学徒、练习生从事‘协助生意’的辅助性工作，取货、送货、整理货品、招待顾客等”，工作流程的切割，使店员对工作有较明确的认识与期待，工作流程固定可期，工作职责有标准可依；“职员出外接洽买货或跑叫庄等，不准在外进餐，公开晚餐后不得在灶上私煮饮食，违者罚洋拾元”(21)，“宿舍内要求保持床铺及寝室整洁，禁止寄宿者在寝室内私置无线电收音机、私接电灯、吸食鸦片、聚众赌博、阅看淫书淫图等不法及不道德之行为，并严格执行就寝时间”(48)等寝食惩戒规定迫使店员形成遵守纪律及道德规范的意识，店员的工作、生活因之有秩序、合规矩，在此基础上构建自身的职业与身份认同。
《上海伙友》刊登的店员来信，多是“生活艰难”的抱怨，反映出1920年代店员生活面临着不小的经济压力。与之相应，店员利益的首要诉求就是加薪、改善待遇等经济斗争，据统计，1919年5月至1921年8月间爆发的15次店员罢工，全是要求“增加工资”(49)。“上司滥权”、“不公正”的抱怨则反映出，尽管契约是当时店员管理的主流模式，实际上店员的工作仍缺乏制度保证。阿大(经理或账房)想方设法开走没有背景的学徒，换上自己的人(50)。店员任免升黜、工资奖金定级不看品行、学历及办事能力，全凭经理的自由意志及大人物的推荐(51)，老板、经理的亲戚——“黄马褂”及溜须拍马之徒，加薪快，薪水高，“位置也优良些”，踏踏实实工作而不善于讨好经理、阿大者，不仅工资不加，还会时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52)。店员为保住饭碗，不得不对老板毕恭毕敬，甚至阿谀奉承。同侪间的复杂关系也是店员抱怨的主要内容，部分店员“见了同事底进步日增一日，他自己确不肯学好，偏要生出妒忌心来倾轧你”，用种种“含血喷人的话，和许多离间的手段来排挤你，使得你办事灰心，或者使得你饭碗打碎”(53)。“黄马褂”跋扈肆意，“比现在的军阀武人，还要加上几十倍”(54)。同侪压力导致店员的从众心理，不得不参与集体行动，否则就会丢掉生意或者孤立于集体氛围的职场文化之外，职工运动兴起后，宿舍成为店员抗争的大本营，参加罢工者以寄宿店员居多，原因即在于宿舍内的人际压力比一般场所大，政治参与的集体大潮淹没了微弱的个人诉求。顾客的不合理投诉是店员来稿“最愤怒”的事情，商业企业视顾客为衣食父母，与顾客争执绝对是不允许的。但从店员的角度看，有些顾客颐指气使，心理上难以“恭顺”。特别是顾客“不屑与之交谈”的“睥睨”态度，导致店员不愿多搭理顾客，因之遭到顾客抱怨、投诉，甚至失去工作。
长期以来，《上海伙友》被视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指导下的工人刊物，《劳动界》的姐妹刊(55)。但《上海伙友》的关注对象——店员“是一个商人，是做生意的”(56)。父母送子弟进店学徒，目的也是学做生意、学商，“将来去开一家小店”。学徒对从事抱孩子、打扇等杂役工作的强烈不满，要求“店主解释做生意的含义”，其实是“商人”身份的内在反映。应该说，商人期刊才是《上海伙友》的真实面目。“工人”实为中国共产党为扩大社会基础，开展民众运动方便起见强加于店员的身份界定。中国共产党影响的阶级刊物，大张旗鼓的“与陈某绝交”，折射出二十年代社会思潮激荡及争夺群众动员主导权的尖锐复杂斗争，同时表明精英份子生活观念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取决于店员的自身诉求，而不是被动接受。(57)
注释：
①冯筱才：《北伐前后的商民运动(1924-1930)》，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47页。
②可供学界参考相关论述有，齐春风：《党政商在民众运动中的博弈——以1928-1929年的北平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朱英：《近代上海商民运动中的店员工商界限之争》，《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朱英：《国民革命时期的武汉店员工会》，《江汉论坛》2010年第2期；张亦工：《商民协会初探》，《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连玲玲《日常生活的权利场域：以民国上海百货公司店职员为例》，(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7年第55辑。
③Ranajit Guha,"The Small Voice of History",in Shahid Amin and Dipesh Chakrabarty eds.Subaltern Studies,IX:Writing on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Socie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12.
④学界以往对《伙友》的研究涉猎较少，仅有两篇介绍文章可供参阅：贺世友，《〈劳动界〉和〈上海伙友〉》，党史资料丛刊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伙友〉介绍》，《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⑤《上海工商友谊会与新青年社合办上海〈伙友〉》，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9月30日。
⑥劳民：《商店的工作时间》，《伙友》第1册，1920年10月10日。
⑦谷剑尘：《工商伙友同病相怜》，《伙友》第3册，1920年10月24日。
⑧周品藻：《什么买不来？》，《伙友》第4册，1920年10月31日。
⑨童理璋：《问自伤人格的伙友》，《伙友》第11册，1921年1月16日。
⑩王剑豪：《新商人怎样做起》，《伙友》第1册，1920年10月10日。
(11)《看新出版物的痛苦》，《伙友》第8册，1920年12月26日。
(12)《本刊启事》，《伙友》第4册，1920年10月31日。
(13)桑兵：《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化与社会变迁》，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25页。
(14)《本刊启事》，《伙友》第3册，1920年10月24日。
(15)《工商友谊会纪事》，《伙友》第1册，1920年10月10日。
(16)谷颂仙：《伙友中底魔鬼》，《伙友》第9册，1921年1月2日。
(17)上海总工会统计，1927年4月底，上海有店员272440人。《全上海工人的统计与会员变迁比较表(第一表)》，《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第193页。全国店员，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统计，1927年6月底有660万人，《武汉店员概况》(续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4日。
(18)邱伯厳：《难道终究着在被征服的地位吗》，《伙友》第4册，1920年10月31日。
(19)傲霜：《伙友该看那些书》，《伙友》第11册，1921年1月16日。
(20)董寿芝：《怎样向光明路走哩》，《伙友》第3册，1920年10月24日。
(21)顾忠慈：《浅析协大祥绸布商店的〈店员规例〉》，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间文化·都市民俗学发凡》，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
(22)《上海工商友谊会规约》，上海《新闻报》1920年7月28日。
(23)《发起上海工商友谊会》，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7月21日。
(24)《上海工商友谊会章程》，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9月27日。
(25)1921年5月，上海工商友谊会应邀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组织的纪念“五一”节的筹备活动；同年11月，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率领下，该会与机械工会等几个团体联名发表《上海劳工宣言》，反对商教联席会议包办的国是会议。1922年4月，该会又参加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的浦东纺织工人经济后援会，募集钱物支援日华纱厂罢工工人；同年5月，该会参加了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
(26)《劳动界》第7册，1920年9月26日。
(27)袁鹤：《学徒应该怎样解放》，《伙友》第3册，1920年10月24日。
(28)玄卢：《强盗的奴隶》，《伙友》第4册，1920年10月31日。
(29)傲霜：《伙友应有的觉悟》，《伙友》第9册，1921年1月2日。
(30)赵醒侬：《谢谢胡适先生的一句话》，《伙友》第2册，1920年10月17日。
(31)《祝伙友重出版》，《伙友》第8册，1920年12月26日。
(32)《车中所闻之问答》，《伙友报》第2册，1921年6月10日。
(33)《为米贵事致各会友》，《伙友》第8册，1920年12月26日。
(34)《本会开紧急会消息》，《伙友报》第2册，1921年6月10日。
(35)包罗：《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份周刊》，《伙友》第2册，1920年10月17日。
(36)《不要专门骂别人》，《伙友》第6册，1920年11月14日。
(37)公侠：《伙友界现状我观》，《伙友》第8册，1920年12月26日。
(38)开先：《谈解放的须先把自己人格对照对照》，《伙友》第8册，1920年12月26日。
(39)《讨论伙友》，《伙友报》第2册，1921年6月10日。
(40)斐：《对工商友谊会会员及工商伙友的希望》，《伙友》第2册，1920年10月17日。
(41)金啸梅：《我们伙友工人现在应该什么样》，《伙友》第8册，1920年12月26日。
(42)王剑豪：《商人解放的研究》，《伙友》第4册，1920年10月31日。
(43)包罗：《警告阿大先生》，《伙友》第1册，1920年10月10日。
(44)拂村：《伙友们，是你们情愿底吗》，《伙友》第7册，1920年11月21日。
(45)《无理底干涉》，《伙友》第6册，1920年11月14日。
(46)《抱小孩是不是学徒应该做的》，《伙友》第4册，1920年10月31日。
(47)友春：《资本家受着好教训了》，《伙友》第3册，1920年10月24日。
(48)《三育馆附设宿舍规则》，上海新新公司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226-1-63。
(49)《城市手工业工人和苦力工人经济罢工斗争情况表(1919.5-1921.8)》，刘明逵，唐玉良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451—469页。
(50)立人：《一个当铺底阿大》，《伙友报》第2册，1921年6月10日。
(51)拔：《大商店怎么对待小伙友》，《伙友》第4册，1920年10月31日。
(52)天怨：《一个被歇伙友的口述》，《伙友》第10册，1921年1月9日。
(53)俞振义：《究竟怎样才能打破黑暗势力》，《伙友》第11期，1921年1月16日。
(54)倪楚权：《不良商店的罪恶》，《伙友》第11期，1921年1月16日。
(55)《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增订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56)陈回：《一个书店里的伙友》，《伙友》第11册，1921年1月16日。
(57)城市史研究学者，热衷于从社会控制或文化霸权的角度来理解工人阶级，认为精英份子为追求有纪律的劳动力，将他们的生活观念及意识形态加诸工人阶级，后者即被动、甚至被迫接受。见Paul Boyer，Urban Masses and Moral Order in America，1820-192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Stanley Aronowitz，False Promises，The Shaping of American Working Class Consciousness(McGraw-Hill，New York，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