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知识价值链的知识工作者管理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论文,工作者论文,价值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Drucker(1959)创立知识工作者这一术语之后，对知识工作者管理领域的讨论得到了研究人员的极大关注。但相关研究的主旨主要集中于对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的重要性的论述上，而对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管理的原则方法方面的研究则很少得到关注。本文认为，有必要对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管理课题从原理和原则的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利用三类知识价值链(Knowledge Value Chain,KVC)企业模型，通过假设检验对知识价值链企业、知识工作者和知识过程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最后得出不同类别的知识价值链企业里的知识工作者对知识获取、知识创新和知识共享的偏重是不一样的，而在知识应用上没有显著性差别。
一、理论模型与假设
黄卫国(2006)通过对知识价值链、实体价值链和企业价值链三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建立了三类知识价值链企业模型。知识价值链与实体价值链的关系如图1所示。图1中的1为实体价值链，即波特的价值链，2为支持实体价值链各价值活动的能力，3为各个价值活动能力所对应的知识价值链，4为由各个价值活动的知识价值链整合而成的组织的知识价值链。
1.支持型知识价值链企业
支持型知识价值链企业是其实体价值链为企业价值链的企业，而知识价值链在企业中主要是对实体价值链的各类价值活动起支持作用。如图1中的3。支持型知识价值链企业的管理就是运用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和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来协调、评估和控制实体价值链的活动。也就是说，支持型知识价值链企业的主要活动就是对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日常例行事务进行观察研究，发现最优的程序和方法，形成标准，并在企业里推广。支持型知识价值链企业注重知识获取，由此可得假设1。
假设1 与并行型知识价值链企业和独立型知识价值链企业相比，支持型知识价值链企业的知识工作者的工作偏重于知识获取。
2.并行型知识价值链企业
并行型知识价值链企业是指实体价值链和知识价值链都是企业价值链的企业。与支持型知识价值链企业不同的是，并行型知识价值链企业的知识价值链除对实体价值链中的内部后勤、生产经营、外部后勤、市场与销售和服务各阶段价值活动提供支持外，最主要的特征是知识价值链也直接面向客户，成为一条企业价值链，即图1中的4。在并行型知识价值链企业中，其经营活动都有一套标准的操作程序与方法，但随着企业经营环境的改变，原先固定下来的东西可能不适应新环境的要求，此时就有必要对一些操作程序与方法进行变革创新。在并行型知识价值链企业里，知识创新是其最重要的知识过程，由此可以做出假设2。
假设2 与支持型知识价值链企业和独立型知识价值链企业相比，并行型知识价值链企业的知识工作者的工作偏重于知识创新。
3.独立型知识价值链企业
独立型知识价值链企业指的是企业价值链由知识价值链构成的企业。在独立型知识价值链企业里，传统的实体价值链已服从于知识价值链，其所生产的实体产品只不过成为传递知识的媒介，客户使用产品所获得的价值不是来源于实体产品的物质，而是实体产品所传递的知识。产品的价值源于客户对效用的感知，对知识产品的感知和对实体产品的感知是不同的，对知识产品的感知需要知识，而客户经常缺乏感知知识产品的相关知识，因此，独立型知识价值链企业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教育，教育消费者，教育行业参与者，教育社会，此时的企业必须对其所从事的行业负责。独立型知识价值链企业注重知识共享，由此可以做出假设3。
假设3 与支持型知识价值链企业和并行型知识价值链企业相比，独立型知识价值链企业的知识工作者的工作偏重于知识共享。
知识过程由知识获取、知识创新、知识共享和知识应用组成，前面三个假设涉及到其中的三个，只有知识应用在三类知识价值链企业中的表现没有阐述。本文的知识过程如图2所示，并不是简单的由知识获取、知识创新、知识共享到知识应用的单向线性模式所组成。由图2可以对知识应用和三类知识价值链企业的关系做出如下的假设。
假设4 三类知识价值链企业的知识工作者在知识应用上没有显著差别。
二、问卷与抽样
1.问卷
本文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来收集数据，问卷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用于聚类分析，用以判别目标企业属于哪类知识价值链企业；另一部分是用于研究知识过程。问卷采用李克特量表的项目设计格式，运用7分制模式，即“极低”、“颇低”、“稍低”、“中等”、“稍高”、“颇高”和“极高”。问卷设计好后，在小范围内试用过，对一些表意不清楚的地方进行了修改。
(1)聚类。由三类知识价值链企业模型可知，这三类企业在如下几个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产品的知识含量、管理标准化、创新的认同和对教育的认识等。本文围绕这四个方面设计了8个问题来对调查的目标企业进行聚类。
(2)知识过程。知识获取、知识创新、知识共享和知识应用在企业里的实现最终都要由知识工作者通过工作来完成。对知识工作者所从事的工作进行研究是一条很好的理解知识过程在企业里运作状况的路径，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知识工作者是如何获取、创新、共享和应用知识的。为了形成知识过程问卷量表，本文利用一个有用的工作分析工具——工作日志，通过对收集的工作日志的分析，建立了一个含41项问题的知识过程问卷。
2.抽样方法
本文用到了两种非概率抽样的方法：“滚雪球”抽样和最大变异性抽样。
(1)“滚雪球”抽样。所谓“滚雪球”，就是根据既有的研究对象的建议找出其他研究对象的累积过程(艾尔·巴比等，2000)。在“滚雪球”抽样中，被取样的参与者(线人)提供另外的潜在的参与者(线人)。通过采访一个个线人介绍的线人，研究者积累新的案例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2)最大变异性抽样。最大变异性抽样要求，一是采访不同地区的参与者；二是因为高级员工的想法和客观资料基本相同，被采访的线人需要来自不同的级别；三是需要选择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的公司。
3.信度与效度
(1)信度。本研究的知识过程的测量问卷，在信度的测量上采用Cronbach(1957)之Alpha系数来计算，依据资料分析的结果，每个项目的信度大于0.8，如表1所示。根据Cuieford(1965)的建议α系数大于0.7表示内部一致性高，α系数大于0.5为可信，系数小于0.35则表示内部一致性低。本研究每个项目的信度都大于0.8，这表示问卷的衡量项目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与稳定性。
(2)效度。Edward等(1979)提出了可以将效度衡量分为三类：内容效度、标准关联效度和建构效度。①本研究是用基于知识价值链的知识工作者管理理论，并在既有的知识工作者管理的文献基础之上，通过对企业的知识工作者所记录的工作日志的研究来建立分析知识过程的问卷的，因此有很好的内容效度。②本研究的标准关联效度可以利用问卷整体信度的平方根来衡量，由此得到的知识过程的标准关联效度为0.9841，故本研究具有相当的标准关联效度。③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的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知识过程的4个构面，其累积解释变异量、信度及整体信度均大于0.85，可说明本研究的问卷已具有基本的建构效度。
三、结果与分析
本部分的统计分析使用的是SPSS8.0统计软件。
1.描述性分析
本次调查共向20家公司发出了120份问卷，回收了75份，在75份问卷中有11家公司符合本研究的要求，就是每个公司都有三类知识工作者参与了调查，要求经理、专业人员和技术员都参加，并且每类都要有2个员工(共6份)。因此，有效问卷为11家公司的66份，其有效回收率为55％。
2.聚类分析
进行聚类分析的目的是为了验证三类知识价值链企业模型的现实价值，同时确定各个样本的知识价值链企业类别，为后面的统计分析做准备。通过Hierarchical Cluster过程的Dendrogram子过程，可将11家公司的66个调查对象聚为三类。聚为三类的结果说明本文所建立的三类知识价值链模型在现实中是有意义的，因Hierarchical Cluster过程不像其他的聚类分析过程那样需要提前制定分类数，其可以用于探索观察量的适宜分类数。
3.因子分析
进行因子分析是为了对数据降维，为后续的分析做准备。因为主要的目是为了降维，所以本文选择主成分因子分析法。
(1)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表2是因子分析的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从表2中可看出，KMO为0.857，Bartlett球形检验的Chi-Square(卡方)值为3634.868，自由度(df)为820，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概率得分小于0.1％，即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按Kaiser(1974)提出的KMO的取值决策标准：0.5以下为无法接受，0.6以上为尚可，0.7以上为中度，0.8以上为有价值，而0.9以上表示极佳，本研究的KMO值大于0.8是有价值的。同时Bartlett球形检验达显著水平，因此可以确认，本研究收集到的数据资料是适合于做因子分析的。
(2)主成分的数目。Richard(2001)指出主成分m最后的选定基于下述三个方面的考虑：所解释的样本方差的比例、题材知识和结论的“合理程度”。
按Kaiser(1974)的经验规则，一般主成分数就取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的个数。Richard(2001)指出对此经验规则不应不加区分地运用，最好的方法是保留少数几个而不是许多因子，只要它们对数据给出满意的阐述并对样本协方差矩阵S或样本相关矩阵R得出满意的拟合。在本研究中，有5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其对方差的解释依次是25.644％、23.441％、16.734％、11.344％和3.490％，从中可以发现第5个主成分的解释值远小于第4个主成分。前4个主成分解释了样本方差的77.163％，因此，从主成分所解释的样本方差的比例上看，4个主成分是一个可能的选择。
Richard(2001)指出在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方法考虑m的取值时可以利用崖底碎石图。图3为本文的主成分分析的崖底碎石图。从图3可以看出，序号4所对应的拐点后的特征值全部较小且彼此大小差不多。按Richard(2001)所给出的利用崖底碎石图选取主成分数的规则：为确定主成分的合适个数，在崖底碎石图上找到拐弯处，选取一个拐点对应的序号，此序号后的特征值全部较小且彼此大小差不多，这样选出的号码数作为主成分的个数m的值。从图3看，4可以作为知识过程的主成分个数。
本文的知识过程模型来源于Daverport(1996)里的四类知识过程：知识获取、知识创新、知识共享和知识应用。本文在设计知识过程问卷时也是利用了Daverport(1996)的思路，针对于不同的过程设计了41个问题，在此处做降维考虑的时候，当然也会考虑到将主成分数选为4。因此从题材知识的角度看，选取主成分数为4是合适的。
从后文利用降维数据所做分析的结果看，此处选4作为主成分数在结论上也是比较合理的。综合上面几个方面的论述，将知识过程的主成分数选为4应该是一个好的决策。
(3)主成分。通过对正交方差旋转主成分矩阵的分析，可以找到每个主成分因子系数所集中对应的变量，从而找到这些变量来自于问卷的哪部分，以此可对该因子命名。如本研究的第一个主成分因子系数集中在编号为12—21的变量上，这10个变量来自于问卷的知识共享部分，因此，作者将此因子命名为知识共享。然后利用主成分因子分析的数学模型，可以得出知识共享因子。知识创新、知识获取和知识应用这三个因子也可用同样的方法得到。
4.方差分析
本文的方差分析是用One-Way ANOVA来分析因素变量公司类别，即不同的知识价值链企业，对知识获取、知识创新、知识共享和知识应用等因变量的影响。表3为One-Way ANOVA分析的结果，表4和表5是One-Way ANOVA分析的Post Hoc多重比较的结果，表4和表5中公司类别栏中的代码1表示支持型知识价值链企业，代码2表示并行型知识价值链企业，代码3表示独立型知识价值链企业。下面利用这些结果来对假设1、假设2、假设3和假设4进行检验。
假设1 与独立型知识价值链企业和并行型知识价值链企业相比，支持型知识价值链企业的知识工作者的工作偏重于知识获取。
在表3的知识获取栏中，可以看到One-Way ANOVA分析结果是组间均方小于组内均方，即F＜F[，0.05(63，2)]，p=0.827＞0.05，原假设H[，10]。成立，备择假设H[，11]被推翻。
因H[，11]被推翻，即组间均值无显著性差异，假设1不成立。
假设2 与支持型知识价值链企业和独立型知识价值链企业相比，并行型知识价值链企业的知识工作者的工作偏重于知识创新。
在表3的知识创新栏中，可以看到One-Way ANOVA分析结果是组间均方远远大于组内均方，即F＞F[，0.05(63，2)]，p=0.000＜0.05，推翻原假设H[，20]，备择假设H[，21]成立。
H[，21]成立，可以利用One-Way ANOVA分析的多重比较选择项Post Hoc中的Tukey HSD和Duncan两项来找到组间均值最大的那类知识价值链企业。表4中的Tukey HSD项表明公司类别2和公司类别1是有差异的，而公司类别3处于一个摇摆的位置。Duncan项表明公司类别2和公司类别1、3有差异。公司类别2的值在三类公司中为最大值。综合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公司类别2在知识创新上比公司类别1、3显著。即与支持型知识价值链企业和独立型知识价值链企业相比，并行型知识价值链企业的知识工作者的工作偏重于知识创新。
假设3 与支持型知识价值链企业和并行型知识价值链企业相比，独立型知识价值链企业的知识工作者的工作偏重于知识共享。
在表3的知识共享栏中，可以看到One-Way ANOVA分析结果是组间均方远远大于组内均方，即F＞F[，0.05(63，2)]，p=0.025＜0.05，推翻原假设H[，30]，备择假设H[，31]成立。
H[，31]成立，可利用多重比较选择项Post Hoc中的Tukey HSD和Duncan两项来找到组间均值最大的那类知识价值链企业。表5中的Tukey HSD项表明公司类别3和公司类别1、2有差异。Duncan项表明公司类别3和公司类别1是有差异的，而公司类别2处于一个摇摆的位置。公司类别3的值在三类公司中为最大值。综合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公司类别3在知识共享上比公司类别1、2显著。即与支持型知识价值链企业和并行型知识价值链企业相比，独立型知识价值链企业的知识工作者的工作偏重于知识共享。
假设4 三类知识价值链企业的知识工作者在知识应用上没有显著差别。
从表3的知识应用栏可以看到One-Way ANOVA分析结果是组间均方没有远大于组内均方，p=0.290＞0.05，原假设H[，40]成立，备择假设H[，41]被推翻。结论是假设4成立，即三类知识价值链企业的知识工作者在知识应用上没有显著差别。
至此，本文所做的四个假设中有三个得到了证实，而假设1没有在统计上得到支持。因为四个假设是基于同一个理论模型而得出的，所以有必要对假设1的结果做进一步的分析。出现假设1不成立的结果，可能有三个方面的潜在原因：一是理论模型有问题；二是样本数据的问题；三是该假设本身的问题。由于模型和数据在另外三个假设中都得到了证实，所以，作者认为可排除原因一和原因二。那是不是意味着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呢？作者通过对样本中的三类企业的回访，发现在四家支持型价值链企业里，有三家不知道应该开展标准化管理工作，也就是说，有些支持型知识价值链企业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应该重点进行知识获取。由此，作者得出一个结论：应该做并不等于正在做。而这也就是作者对假设1为什么得不到统计检验结果的支持的解答。由此可以发现，假设1没有得到统计上的支持，并没有推翻本文的三类知识价值链企业模型，反而加深了对该模型的认识。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Drucker(1999)曾指出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问题是21世纪的最大挑战，本文对知识工作者的管理做了一些研究，形成了如下结论：现实中存在支持型知识价值链企业、并行型知识价值链企业和独立型知识价值链企业，在这三类知识价值链企业里，支持型知识价值链企业的知识工作者的工作应该偏重于知识获取，并行型知识价值链企业的知识工作者的工作偏重于知识创新，独立型知识价值链企业的知识工作者的工作偏重于知识共享，而在知识应用上三类知识价值链企业的知识工作者的努力没有显著性差别。
从本文的研究结论看，作者认为企业可以从两个方面加强管理来提高其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一是认清企业属于哪一类知识价值链企业；二是让知识工作者做正确的事。
(1)认清企业的类别。所谓认清企业的类别就是企业要判断自身是属于哪一类知识价值链企业。三类知识价值链企业各自管理的重点是不同的：支持型知识价值链企业应该开展标准化管理；并行型知识价值链企业偏重于创新，而独立型知识价值链企业关注教育，注重整个行业的发展。一个企业如果对其知识价值链企业类别判断失误，会导致管理上的失误。台州有一家制鞋企业就有过这方面的失误。该企业为温岭制鞋业的龙头，在低端鞋市场中有着良好的声誉，每年来自国外的订单都超出了企业的生产能力。在2002年该企业尝试过在其他鞋厂中外包业务，他们向其他鞋厂外包了一部分订单，并派去了技术骨干，可得到的结果是自家的生产出问题，外包产品的质量不合格。其实，那时该企业的日常例行事务的执行并没有标准化的程序和方法可依，因此，该企业是一家支持型知识价值链企业，可他们却把自己看成了能进行管理技术输出的并行型知识价值链企业。
(2)让知识工作者做正确的事。一般认为一个人的工作效率由其能力和动机决定，有能力同时又愿意干的人就会产生高绩效。其实一个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是由能力、动机和机会三要素共同决定的。对知识工作者的管理应该按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让企业最优秀的知识工作者去从事能给企业带来最大效益的工作，要给他这样的机会。企业在认清自己的知识价值链企业类别后，就可利用本文的结论找到其知识工作者所应做的正确的事，即能给企业带来最大效益的工作。如并行型知识价值链企业就不能再让其优秀的知识工作者去干属于知识获取的工作，而应安排他们去从事知识创新的工作。温州的一家电柜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现，通过对生产设计过程中的一些好的经验的挖掘总结，能使企业生产的电柜的质量不断提高，稳定性好，而当时电柜市场上一般的产品就是质量差，性能不稳定，因此，该企业的产品在市场一直畅销，得到客户的好评。从那时起，该企业认识到了对好的经验进行总结的好处，就将其优秀人才投入到对优秀生产经验的挖掘总结中。可到了2003年，无论公司怎样按客户提出的要求进行生产最终客户还是不满意。通过对客户企业的调查，该电柜企业最终发现，其实客户企业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电柜的。客户真正需要的是能让他的生产设备正常运转的配电方案，而客户在这方面不是专家。该电柜企业通过向客户企业派出自己最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为客户规划设置配电方案和安装调试电柜后，客户满意了。可以看出，该电柜企业在2003年以前就成为一家并行型知识价值链企业了，可那时该企业还将其最优秀的知识工作者安排去做知识获取的工作，而不给他们机会去做知识创新的工作——改变企业的销售方式。后来当该企业让它的知识工作者去做正确的事时，这些知识工作者就产生了高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