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血缘族团源于东方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夏论文,血缘论文,东方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传说时代的华夏族，在血族及居地方面，是一源的还是多源的？换句话说，华夏族是怎样诞生的？这个问题一直是困扰史学界多年而尚未解决的问题。近读金景芳先生的《中国奴隶社会史》，使我对此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笔者完全赞成先生的观点，即：“夏、商、周的祖先禹、契、稷都是黄帝的子孙。”（注：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序、第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换句话说，华夏族是同一个血统的民族。这不但符合于古史记载的黄帝世系，更符合于大量地下的考古发现。至于居地问题是随之而来的第二个问题。如果肯定夏商周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并且最初在一个部落联盟中共事，因此，只能有一地而非两地，至于后来夏商周族分别居于不同的地区，那是民族迁徙的结果，并不证明他们最早就不是一个民族。在华夏族的初居地问题上，金先生认为夏族源于中原的嵩山、山西一带（未及其它华夏族），笔者却认为，自伏羲、神农，至炎黄虞夏（夏初）皆在东方——山东地区，现论述于后，请教于先生，并求教于海内学者。
一、泰山、四渎为华夏族发源地
长期以来，在一些有相当影响的学者中普遍流行着一种观点，即三代不同源。有的认为：“五帝三王均为黄帝子孙之传说实乃后人所改造”（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199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在这一观点的影响下，史书记载的黄帝世系被否定了，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多源论。如“夷夏东西说”（注：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原刊民国二十二年一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三大集团说”（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37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夏是羌族、商是夷族、周是狄族说（注：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版。）等等。其共同特点是认为华夏族的组成是多源的而非一源的。
实际上，华夏族是一个由不同时代、不同空间逐渐形成的血缘族团。它当以炎黄之战为起点，以夏王朝的诞生为形成期。《世本》、《大戴礼》、《史记》所载黄帝世系是华夏族千百年来口耳相传的客观存在。“虽然在细节上不能保证没有缺漏和讹误，但大体上说是有根据的，可信的。”（注：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序、第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国语·鲁语》说：“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
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礼记·祭法》大同小异。在“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古代社会，黄帝及颛顼、帝喾等若非夏商周族之祖，他们焉能祭祀？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中、下游曾出现过两个文化圈，即中游的仰韶文化圈和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圈（注：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第8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华夏族既出自一个祖先，最初必然诞生于这两大文化圈中的一个文化圈。史学界目前大多倾向于仰韶文化圈，或出于华夏多源的前提，认为两个文化圈的居民形成了最早的华夏族，即夷夏融合论。笔者认为华夏族最早源于大汶口文化圈，无论从传说史和考古材料两方面讲，证据则更多一些。
王国维先生说：“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太皞之虚在陈，大庭氏之库在鲁，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少皞与颛顼之虚皆在鲁卫，帝喾居亳。惟史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俱僻在西北，与古帝宅京之处不同。然尧号陶唐氏而冢在定陶之成阳，舜号有虞氏而子孙封于梁国之虞县，孟子称舜生卒之地皆在东夷。盖洪水之灾，兖州当其下游，一时或有迁都之事，非定居于西土也。禹时都邑虽无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商有天下，不常厥邑，而前后五迁，不出邦畿千里之内。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皆在东方。”（注：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观堂集林》卷十，中华书局，1959年版。）
吕思勉先生说：“吾国古代，自称其地为齐州，济水盖以此得名。《汉书·郊祀志》曰：‘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以嵩高为中，乃吾族西迁后事，其初实以泰岱为中，故《释地》又云：‘中有岱岳。’……可见，汉族缘起，必在震方也。”（注：吕思勉《先秦史》第31页，上海古藉出版社，1982年版。）
杨向奎先生说：夏民族起于东方。与禹共事的舜、皋陶等皆为东夷之人。禹之会稽山即今山东蒙山。《左传》所述夏初之乱其地名见于经典者多在东方。（注：杨向奎《夏民族起源于东方考》，载《禹贡》七卷六、七期合刊。）诸位先生并一致认为：华夏族初居东方，后徙中原。
巍巍泰山，屹立于东方。《史记·封禅书》说，自无怀氏起，经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及黄帝后裔颛顼、喾、尧、舜、禹等皆封禅于泰山。它典型地证明了：华夏族实为山东土著，否则，在原始血缘社会，其他地方的人绝不会跑到与自己不相干的山东来封禅的。
《尚书·尧典》载舜祀四岳。值得注意的是：只有泰山不但称具体山名曰“岱宗”，而且有具体的“柴”、“望”之祀，其它三山则只有方向名而无具体山名，其祭仪也一如岱礼，尽管后人对三山（山名）作出种种解释，但都不能自圆其说。结合《封禅书》华夏各帝皆封于泰山可知，封禅泰山是实，其它三山则是虚的。而且，尧舜时代，泰山不称“东岳”，而是“中岳”，因此，“东巡守”至岱宗也是不对的，正如前面吕思勉先生指出的：以河南嵩山为中央之山，是华夏族西迁以后，随着地理环境的改变而出现的。尧舜也根本没有到过嵩山。他们生活在东方，只能以泰山为中。如，《淮南子·地形训》说：“中央之美者有岱岳”；《尔雅·释地》也说：“中有岱岳”。后来，随着华夏族西迁，才由“四岳”变为“五岳”，原为华夏中心之山的泰山变成了“东岳”。即使如此，其它四岳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泰山作为五岳之长——“岱宗”的老大哥地位。从《封禅书》所记华夏族西迁后，商的祖先汤、周的祖先周成王仍东来封禅泰山可知，华夏族并没有忘记他们的祖根仍在东方。
如果说，泰山是华夏族根之一“点”，那么，它的“面”便是古四渎与《淮南子》之九州了。《史记·殷本记》引《汤诰》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江”，据石泉先生考证，即今山东东部的沂河（注：石泉《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载《文史》第六辑。）。东沂河、北济水（今山东黄河大体为古济水故道）、西黄河、南淮河，大体相当于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分布范围。既然文中已确指四渎为禹、皋陶所治之水，那就表明：至晚至尧禹时代，再上溯到炎黄时代，此四渎范围内正是华夏族繁衍生息的土地。在血族社会，不能设想，其他文化圈的人会跑到山东来治理四渎。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四渎范围与《淮南子》中的“九州”分布十分接近。《淮南子·地形训》中的“九州”分别是：东南神州、正南次州，西南戎州、正西弇州、中土冀州、西北台州、正北泲州、东北薄州、正东阳州。只从其正西弇（与“兖”同）州、正北泲（古“济”字）看，它已经是山东“九州”了。济州相当于四渎中济水流域；兖州即《禹贡》山东西部地区古兖州。由此，可以初步认定：《淮南》九州实为山东版图，因此，它基本接近于四渎范围，是大禹时代的九州。《淮南子》一书虽晚出于西汉时代，但其中一些资料来源颇古。据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先生说；《淮南子》前五篇（包括《地形训》）是战国时的资料（注：高本汉《左传真伪考》第86页，商务印书馆版，陆侃如译。）。
从《淮南》九州中，可发现一些至今尚未发现的山东史前地理情况。仅举数州论之：
神州 据《山海经·海内经》神农后裔祝融、共工、后土等居江水即今沂河，地在山东东部古琅邪地。因此《姓苑》云：“琅邪有神氏”。神州当因神农后裔所居得名。又，据《路史》，沂河东岸的莒县乃姜姓四岳所居之吕地（“吕，莒也。”后详）。
戎州 据《中华大辞典》，戎州或戎国在鲁西南曹县一带。如：《左传·隐公二年》：“公会戎于潜”，即其地也。
弇州 《山海经》有弇州之山，弇兹之神；弇、奄同音通用，曲阜为商代奄族居地。据《左传》，齐地又有弇中之地。其地大体不出鲁地。
台州 据《汉书·地理志》，今济南市东北汉代有“台”邑，即台州之地。先周族源于该地（后详）。
济州 以古济水得名。济水又以齐国之齐得名。《尔雅·释言》曰：“齐为中”。正像华夏族以泰山为中一样，古齐州也正是华夏族中心之州。
薄州 薄、亳一字。齐地殷时有薄姑氏；潍水流域为鸟夷发祥地。相传商人出自玄鸟氏。今青州市过去称“益都”，汉代称“益县”。“益”者，玄鸟也。益都苏埠屯出土有商代大墓。笔者曾撰文认为：商族是发祥于益都的（注：景以恩《商族源于齐东新探》，载《学术月刊》1996年第10期。）。
阳州 相当于胶东半岛地区，以日出扶桑得名。《淮南子·地形训》曰：“扶木在阳州，日之所曊。”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州就是“中土冀州”。自古以来，学者皆认为冀州是华夏族所居之州，但据《禹贡》和其它史料，冀州之域在今山西、河北一带。《淮南子》独载山东中部地区曰冀州，这是为什么？结合泰山、四渎为华夏居地看，最古老的华夏之州——冀州在山东中部地区也就不难理解了。而且，《墨子·兼爱中》也说：“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也是讲洪水发生的东方才称冀州。据此，就会明白：古书所载女娲杀黑龙以济冀州、黄帝杀蚩尤于中冀、陶唐氏居冀方、舜为冀州之人等等，全是发生在山东中部地区。至于后来中原及河北省的冀州之称，则是华夏西迁后形成的新的地理概念。
与“冀州”之在山东相映成趣的是，最早的“中国”之称也首先出现在东方。《孟子·滕文公上》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也就是说，洪水发生的东方正是最早的“中国”。
《禹贡》九州非禹时版图，已为学界普遍承认，但其中也透露了一些真实消息，如：其他八州都泛论禹治水，独在“兖州”有了具体的内容，即“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作十有三载乃同”句。前者讲洪水泛滥，人民择丘陵而居，经大禹治理洪水消退后，人民乃居平土，植桑养蚕。“作十有三载”说的是大禹治水年数。《史记·河渠书》云：“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门不入”。就是说，只有在山东西部的兖州才真正发生了洪水。因此，徐旭生先生也说：“洪水发生及大禹治水所施工的地域，主要的是兖州”。（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139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杨向奎先生也说：“黄河下游自古多汜滥之灾，……遂产生大禹父子治水的历史传说。”（注：杨向奎《评傅孟真的〈夷夏东西说〉》，载《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版。）
二、炎黄居地与炎黄之战
少典氏 《国语·晋语》云：炎帝、黄帝皆出于少典氏。欲了解炎黄，首先须弄清少典氏。《史记·秦本纪》云：大业（正义云：大业即皋陶）娶于少典之子，皋陶生于曲阜（见《帝王世纪》），那么，少典氏也不会距曲阜太远。王献唐先生引山东出土的《伏羲庙残碑》云：“东迁少典君于颛顼，以奉伏羲之祀”（注：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第487页，齐鲁书社，1985年版。）。少典既奉祀伏羲，则少典必出自伏羲氏。少典所居之颛顼，王氏认为即春秋时的颛
，在蒙山脚下今平邑县境内，为太昊（伏羲）四国之一。少典氏既云“东迁”，其初大约从母族伏羲氏居于山东西部地区。《左传》云：陈为太昊之虚。过去学者多认为陈在今河南淮阳，为伏羲故地，实非。伏羲亦为山东土著，其居地不会跑到大汶口文化圈以外去。因此，正如王献唐先生所说：“陈者，成也（注：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第312页，齐鲁书社，1985年版。）。《左传》有成风氏，即《大戴礼记》之陈锋氏，明陈、成古音通用。《神含神雾》云：“大跡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古雷泽在今鲁西南荷泽市。雷泽附近汉代有“成阳”，即太昊伏羲之“陈”地，也是神农初居地。
神农氏 《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炎帝（神农）初都陈，后徙鲁。起初大概与其父族少典氏皆居荷泽之“成阳”，后少典氏徙于平邑的颛，神农氏徙于曲阜。《左传》说曲阜有大庭氏之库，先儒说大庭氏即神农氏。
据《山海经》，神农后裔至祝融时，东迁于江水——沂水。《海内经》云：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与后土。沂河之东为莒县。《路史》云：莒者，吕也。春秋时的莒国即原始社会的姜姓吕地，据《国语》，吕为共工之从孙四岳居地。古潍水、淄水皆作维水、甾水，因此，江水、沐水亦应作工水、术水，工水者共工所居水也；术水者，共工之子术器所居水也。
郭元兴先生认为：共工即蚩尤（注：郭元兴《读〈经法〉》，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二辑。），此话极是。《山海经·大荒北经》共工之台与蚩尤是联在一起的，共工可能为氏族名，蚩尤则是氏族酋长名。今莒县有板泉乡，即蚩尤与黄帝之战的“阪泉”，板、阪一字。《路史·蚩尤传》称：“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好兵而喜乱，逐帝而居于濁鹿，兴封禅，号炎帝。”汉田千秋云：“蚩尤叛父，黄帝涉江”。古书又载共工与祝融战，知蚩尤（共工）南侵其父族祝融，祝融求救于黄帝，黄帝便东涉江水，在阪泉与蚩尤作战。《归藏》又云：“蚩尤出自羊水，……登九淖以伐空桑。”羊水即《说文》与《水经注》之洋水、巨洋水，也即今莒北的
河。羊加女旁即为“姜”，知姜姓蚩尤以羊水得姓（前述神农居雷泽成阳亦有羊里水，为姜姓得姓之始，此齐地羊水乃姜姓东迁后，水名随族而迁）。可知蚩尤故地，一在阪泉，一在羊水。
羊水流域，今昌乐县境古有营丘（又称宫陵），为姜姓九黎族大本营。《路史》云：楚灵王时，衡山祝融墓崩，得营丘九头图，九头即九黎。祝融族南迁后，仍作营丘九头图以纪之。
蚩尤与黄帝另一争战之地曰“涿鹿”，涿鹿又作濁鹿、獨鹿等。涿鹿、邾娄古相通假。王献唐先生认为：“涿鹿”即春秋时鲁地的古氏族“邾娄”。（注：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第66页，齐鲁书社，1985年版。）曲阜以南今邹城市即邾娄故地；今济宁市春秋时亦称“邾瑕”或“邾娄瑕”。邾为神农后裔，“九淖”言鲁邾娄之多也。据此，则曲阜既为神农所居，亦邾娄也。阪泉之役，黄帝失利，蚩尤“登九淖”——一直向西打到鲁地伐空桑（空桑在济宁，后详）与黄帝战于邾娄后，驱炎帝神农而自封为炎帝。
据《史记·封禅书》，神农、炎帝为二人，前者是被驱者，后者才是蚩尤。但史籍亦多称神农为炎帝，极易混淆。黄帝经过长期艰苦的战争，最后终于诛蚩尤于中冀之野——山东中部地区。蚩尤被杀之地，一说在中冀，一说在青丘（青丘在今齐北广饶县）。不过，据《皇览》，蚩尤冢在东平、巨野一带，可知蚩尤死于鲁西地区的可能性更大。
黄帝 《帝王世纪》与《史记·五帝本纪》均说，黄帝生于曲阜寿丘，虽有晚近之嫌，但《山海经》与《史记·五帝本纪》均说，黄帝之子昌意处于若水；《吕氏春秋》说：黄帝之孙颛顼亦生于若水，实处空桑。吕思勉、王献唐皆认为“若”是“桑”的
变，若水应为桑水。王氏并认为：桑、泗一音之转，桑水当是今曲阜之泗水（注：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第488页，齐鲁书社，1985年版。）。空桑又作穷桑，《拾遗记》云：穷桑又作桑丘。战国时的桑丘在今济宁市北。据此，则黄帝、昌意、颛顼皆生活于鲁地。《帝王世纪》云：黄帝初都穷桑，后徙曲阜。曲阜原为神农氏为都之地，后蚩尤将其逐走，黄帝杀蚩尤后，遂由穷桑迁于曲阜，代神农而有天下。《韩非子·十过篇》说，黄帝胜利后，曾于泰山大会诸侯，因此，黄帝又称为“泰山之稽”。
三、尧、舜、禹、契、稷居地
夏、商、周之祖黄帝既生活于鲁地，那么，他的后裔尧、舜、禹、契、稷也同样生活于山东大地。不过，黄帝统一了炎黄二族后，他的子孙出现了大规模的向东部地区的开发移民活动，政治中心逐渐由鲁地转移到齐地，这在考古学上也得到有力的证明。尧舜时代大体相当于山东龙山文化时代，龙山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在东方沂、沐及淄、潍流域，称为两城镇类型文化区。尧、舜生于齐地；禹虽生于泰山脚下，后夏族亦东迁于蒙、羽二山为根据地；契生活于益都（今青州市一带）；后稷生于章丘一带。
尧 《帝王世纪》云：尧生于丹陵，封于唐。丹陵即古丹山，也即今尧山，山在齐东今昌乐县以西，尧山下有尧河，古称丹水。昌乐县境内今以唐、鄌为地名者，不下七、八处。《昌乐县志》称：该县有尧子丹朱冢。昌乐以南今日照市有尧王城。
舜 《孟子》云：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学者多认为诸冯即今诸城市。负夏即今兖州市，又称夏丘，为夏族初居地（后详）。鸣条之地其说各异，内有山东说，我从山东说。
禹 禹父曰“崇伯鲧”；《帝王世纪》云：禹母曰修己，生禹于石纽，长于西羌，西夷人也。“崇”为高山义。山东最高的山——泰山脚下石汶河岸边今有地名曰“禹石汶”。结合禹父曰崇伯，即泰山之伯，禹又称“崇禹”，此禹石汶当是禹生地。西羌者，山东西部姜姓族也。修己者，姜姓长蛇图腾也。如共工氏即“人面蛇身朱发”（《归藏》）。据王献唐先生考，泰山附近莱芜县一带，古有姜姓莱夷居住，当为禹母之族。大禹之祖黄帝、颛顼既皆居鲁，鲧、禹生于泰山下亦合理。后来夏族居于今兖州的古夏丘。正像闻一多先生认为鲁西楚丘因先楚族所居得名一样，夏丘亦当是夏族最早的居地。
《尚书·尧典》云：舜殛鲧于羽山。据孙星衍说：“殛”并非诛杀，乃流放之意。由于鲧治水无功，被流放到今鲁东临沂地区郯城北部的羽山，因此，夏族在鲁东开始了新的征程。此即《史记》所谓“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的历史内涵。
《禹贡》云：“蒙、羽其艺”、“羽畎夏翟”。蒙、羽指西起蒙山、东至羽山一带地区，正是夏族势力范围。“羽畎夏翟”，过去人多释为羽山所产夏天的雉，实非。羽、夏实指羽山与夏地，故徐文靖说：“夏邑在江、淮间，所产之雉，称夏翟。”明指夏为夏邑也。
今本《竹书》云：禹子启即位于夏邑。此夏邑即春秋时“鄅”邑，地在今临沂市北。《左传·昭公十八年》“邾人入鄅”，即其地也。鄅又称启阳。鄅者，禹邑也；启阳者，启都也。夏族正是在此地初建夏王朝。为进一步证实鄅即夏邑，特将其周围夏迹叙述于后：
东南部为禹父鲧所居之羽山；
西南部今苍山县境春秋时有鄫邑。《世本》云：夏少康封其庶子曲烈于鄫；
西北部今蒙山。据杨向奎先生考证，蒙山即禹会诸侯的会稽之山，又称涂山（注：杨向奎《夏民族起源于东方考》，载《禹贡》七卷六、七期合刊。）。《吕氏春秋》云：禹娶涂山之女，并生子启（见于《尚书》）。
北部 春秋时有“阳”城，地在今沂南县。《孟子》云：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即其地也。又北有棋山，《孟子》云：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棋、箕一字，地在今莒县境内。汉代有箕国。据王献唐先生考，箕国殷、周时代居姜姓
族，箕山、箕国因族而得名（注：王献唐《黄县器》载《山东古国考》第152页，齐鲁书社，1983年版。）。
东部 今日照市境内有龙山文化两城镇遗址，其出土的玉铲（礼器）之饕餮纹及黑陶片上的云雷纹，与中原二里头文化之铜饰牌等十分相似，李学勤先生认为：它是二里头饕餮纹的祖型（注：李学勤《论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铜饰》，载《中国文物报》，1991年第40期。）。说明临沂地区龙山时代已建立了先于二里头夏都的夏王朝。
中部 据《沂州府志》载：临沂古有康王城、康王池与康王射箭台，康王即禹孙太康或少康也。
从以上鄅之四邻皆夏地名可知，鄅即最早的夏邑。
至太康时代，据汲冢《竹书》，迁于今潍坊市东南的
；帝相时又居今寿光市北部的灌。据《左传》，太康失国之乱，其地名见于经典者多在山东地区。如：有穷氏与有鬲氏在今德州市；有仍氏在今济宁市；过在掖县，寒在淮坊市。过去有人曾认为在河南，殊不知，不但地名多在东方，其人物如羿、靡、寒浞等亦皆东方人，他们不可能一古脑儿都跑到河南去。还有人认为，据《伪古文尚书》太康五子徯于洛徯汭，断定洛汭在中原，其实，寿光县至今仍有地名曰“洛城”、“北洛”者，可见这一段历史确属发生在东方。
契 《世本》云：契居蕃。王国维先生认为：蕃在鲁地滕县（注：王国维《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载《观堂集林》卷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但齐东也有先殷族可寻。《淮南子》称齐东为薄州，薄、亳一字，亳州或反映了殷民最早的居地。齐东古为鸟夷聚居地，潍河古字作“维”，在《山海经》中是一种鸟（注：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载《古史辩》七（上）第383页，上海古藉出版社，1982年版。），潍水当以维鸟族所居得名。同时，蒲姑氏也以鸟为图腾。因此，益都（现青州市）之“益”据杨宽先生说，实为燕子，古代称“玄鸟”（注：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载《古史辩》七（上）第383页，上海古藉出版社，1982年版。）。结合《诗·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看，笔者断定益都为商族发祥地（注：景以恩《商族源于齐东新探》，载《学术月刊》1996年第10期。）。因为益都苏埠屯发现了商代大墓，其形制与安阳殷墟陵墓十分接近，有人说它是蒲姑国君之陵墓，蒲姑君系殷之诸侯，不可能有此与商王相似的大型的墓葬。唯一的可能是殷王。曾一度以此为都。《诗》所谓“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有学者指出，海外当指益都东北部环渤海一带地区，其说可信。如此，则益都作为先殷族的发祥地是有可能的。
后稷 周族源于陕西武功县之“邰”邑，见于《说文》，似乎在学术界已成定编。但以禹、契、稷血族联盟的观点看，它是绝不可能的。问题在于周族与其他华夏族一样，曾有一个远距离的民族迁徙。《国语·周语》说：“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即后稷及其子不窋曾在尧舜部落联盟及夏王朝任农官，因太康失国之乱，不窋的农官被遗弃了，因此，先周族开始了向西方的民族大迁徙，其迁徙路线当然是由华夏原居地山东奔到“戎狄之间”。据《诗》载，周族初居地在陕西豳地，后又迁于岐山之下的周原。可见，无论豳或周原都不是其原居地，都是典型的戎狄之地，这从《诗》周族被其它少数民族所包围中表现得很清楚。因此，认为周族源于西方是站不住脚的。
现在明白了：陕西武功县的“邰”邑实为炎帝姜姓族与周民族后迁之地名。因此，原始邰地只能在东方寻找。果然，我们在《淮南子》及《汉书·地理志》中发现了“台州”及“台县”，并且在台地发现了姜嫄履跡的传说，结合《山海经》，进一步证实了此地原始社会确曾有一个“西周之国”，这样，尧、舜、禹、契、稷部落联盟在东方的各部落居地总算都落实了。
汉代的台县在今济南市东北、章丘县西。《章丘县志》载：城南二十八里有龙盘山，《三齐记》说，山上有神跡祠，传为姜嫄所履。《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有西周之国，姬姓。……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帝俊即黄帝之曾孙帝喾。“西周之国”在《荒经》中地处北齐之国以西，弇（兖）州之山以北，因此，它绝不是陕西周原西周之国，而是台县西周之国。以此证章丘姜嫄履迹传说，证明章丘确为先周族发源地，周族也确源于黄帝。不过，从它的主人是后稷之弟台玺而非不窋看，似乎不窋一支早已西迁，此地是台玺的一支。
四、考古学的证明
山东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是前后相承、独立发展、未被其它文化圈扰乱的文化。假使如夷夏东西说者那样，创造仰韶文化的夏族东来与东夷族融合，形成初期华夏族，那么，作为统治民族夏族所带来的仰韶文化，必然在大汶口文化中有强烈的表现。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除在大汶口文化早期，曾在鲁西发现一些仰韶文化因素外，在大汶口文化中后期，却见不到了。相反，正如苏秉琦先生指出的：“在它们的后期，则显然是东边对中原的影响要多一些。”“中原所发现的鼎、豆等显然是受东边影响之下产生的东西，不仅已占有相当的比重，而且具有极其相似的型式变化序列。”（注：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第185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在大汶口文化后期，中原地区不少地方发现有大汶口人的墓葬群和遗址。这就表明：夷夏东西说是站不住脚的。正是东方土著民族华夏族创造了灿烂先进的大汶口文化，并在后期西进中原，给仰韶文化以强烈的影响。
华夏族通过炎黄之战与大禹治水等，极大的统一了山东半岛地区，为夏王朝的诞生准备了充分的条件。正如杨子范先生指出的：“山东史前龙山文化‘统一’了整个山东半岛”；“中国东方的龙山人是怎样‘统一’和‘统治’这一半岛地区的呢？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假如当时没有发达的经济基础，没有一定高度的文化，没有享有崇高威望的领袖人物来作好社会的组织工作，没有一些合乎当时人们利益需要的原始法规等手段，这种‘统一’、‘统治’是令人难以设想的”（注：杨子范《对山东史前考古的追述与瞻望》，载《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版。）。这种统一便是经过炎黄之战特别是大禹治水的统一。治水的统一也就带来了民族的统一与夏王朝的诞生。正如金景芳先生指出的：禹会诸侯于涂山，杀掉防风氏，意味着凌驾于部落联盟之上的国家权力将要诞生了。启的夏朝的诞生便是其必然的结果（注：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序、第103页、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相传自黄帝起，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夏朝则建于公元前2100年左右。夏朝建立以前至炎黄时期正是华夏族的形成发展阶段。华夏族的先进性和它的父系计世系的情况已由山东考古文化得到完全证明。高广仁、邵望平先生说：“公元前三千年的前期，大汶口文化……在黄河长江两河流域诸文化中居于领先地位。……对中国文明的形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注：高广仁、邵望平《海岱文化对中华古代文明形成的贡献》，《山东龙山文化研究文集》290页，齐鲁书社，1992年版。）黎家芳先生也说：“大汶口——典型龙山文化在农业、家畜饲养业、手工业等方面，都比较发达。特别在手工业生产技术方面，有不少创新或发明，处于同时期原始文化中比较领先的地位，在某些领域甚至独占鳌头。而大汶口的陶器文字，独放光彩，预示着它的文明时代即将到来。”（注：黎家芳《山东史前文化在中华远古文明形成中的地位》，载《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第169页齐鲁书社，1992年版。）
标志着文明已经到来的青铜器、文字和城堡也以山东发现为最早、最多。铜器的发现以山东胶县三里河龙山文化遗址的铜锥为最早（注：黎家芳《山东史前文化在中华远古文明形成中的地位》，载《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第163页齐鲁书社，1992年版。）；大汶口文化出土的陶文，据唐兰先生说是“我国现行文字的远祖”（注：唐兰《再论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大汶口陶器文字》，《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93页，齐鲁书社，1979年版。）；近年又在邹平丁公龙山文化城址发现了龙山文化时代成章句的陶书（注：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邹平丁公发现龙山文化文字》，载《中国文物报》1993年第1期。）。龙山文化城以山东发现的面积最大。时代也较早。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章丘城子崖、寿光边线王、邹平丁公、临淄田旺及鲁西阳谷一带成组的龙山文化城址。城子崖龙山城近年经考古部门重新勘探，其面积为20万平方米，是中原王城岗、平粮台城址的十倍、十多倍（注：张学海《泰沂山北侧的龙山文化城》，载《中国文物报》1993年第20期。）。阳谷县景阳岗龙山城，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为全国史前城址所罕见（注：山东省考古所聊城地区文研室《鲁西发现两组八座龙山文化城址》，载1995年1月22日《中国文物报》。）。这一切都在说明：山东首先进入了文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考古资料证明，在大汶口文化中后期，山东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而同期的仰韶文化，据苏秉琦先生说，“还看不到足以说明它业已进入父系氏族制的任何迹象，还看不到它业已具备进入父系氏族制的经济发展水平。……它的后期还是母系氏族制。”（注：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第180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很难设想，业已实行以父系计世系的黄帝族不产生在父系社会的大汶口文化区，而产生在尚处于母系社会的仰韶文化区。
总之，华夏族是一个血族集团，首先诞生于祖国的东方，无论从古史传说、考古发现等方面来讲，都是经得起考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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