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笔下的辛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家论文,笔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美国犹太作家艾萨克·巴舍维斯·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Gimpel the Fool）是第一部被翻译成英文的短篇小说。（注：这部短篇小说是在欧文·豪的推荐下，由索尔·贝娄翻译的。） 小说在1953年5月的《党派评论》上刊出后，立即引起了批评界的重视。有论者认为，这部小说是现代主义的标记并因此赢得了用意第绪语写作的作家从未赢得的主流文化的认可。（注：参见L.S.Friedman， Understanding Isaac Bashevis Singer，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0， p.8.） 欧文·豪为辛格扬名美国文坛立下了“汗马功劳”——正是他的介绍和评价让美国文坛认识和造就了辛格这位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在评论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时写道，辛格“是在世的两位或者三位最有才华的意第绪语作家之一：他对意第绪语习语的掌握，修辞使用的广泛性以及他那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叙述韵律都表明他是一位艺术能手。”（注：Irving Howe，“In the Day of a False Messiah，” in Grace Farrell ed.， Critical Essays on Isaac Bashevis Singer， New York： G.K.& Co.， 1996， p.29.Also in The New Republic 133(31 October 1955)， p.20.） 他甚至还说：“没有另外一个在世的作家像艾萨克·巴舍维斯·辛格那样完全彻底、毫无顾忌地诉求于人类的想象力。”（注：Irving Howe，“I.B.Singer，” in Irving Malin ed.， Critical Views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00.Also in Irving Howe， ed.， The Introduction to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6， p.i， p.101， p.101—102， p.109—110.） 欧文·豪对辛格这些毫不吝啬的赞美，无疑在文坛上起到了导向性的作用。
欧文·豪针对其他批评家认为辛格的创作中没有犹太性问题进行了辩护。他认为，辛格是“在文化内”写作，而且“面对十分看重讲故事并把讲故事看作一种有束缚力的社区行为的观众，自认为扮演传统的讲故事的人的角色。”（注：Irving Howe，“I.B.Singer，” in Irving Malin ed.， Critical Views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00.Also in Irving Howe， ed.， The Introduction to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6， p.i， p.101， p.101—102， p.109—110.） 豪还认为，“辛格用意第绪语写的散文韵律极佳，就我的知识水平看来，我是很难与他相比的……有时，辛格小说的情节伴随着传统民间故事的道德曲线，结尾是诙谐的‘教训’，令人回味无穷。”（注：Irving Howe，“I.B.Singer，” in Irving Malin ed.， Critical Views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00.Also in Irving Howe， ed.， The Introduction to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6， p.i， p.101， p.101—102， p.109—110.） 总之，他认为辛格的创作与犹太文学传统是相容的。然而，在他肯定辛格犹太性的同时，又认为，辛格最终关心的与其说是一个被作为选民或烈士的民族的集体经验，不如说是个人的命运之谜。（注：Irving Howe，“I.B.Singer，” in Irving Malin ed.， Critical Views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00.Also in Irving Howe， ed.， The Introduction to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6， p.i， p.101， p.101—102， p.109—110.）
这样评价辛格的批评家并不止欧文·豪一个。爱德华·亚历山大（Edward Alexander）、斯坦利·爱德加·海曼（Stanley Edgar Hyman）以及卢斯·R·韦瑟（Ruth R.Wisse）也都认为辛格的文学作品对意第绪传统异常关注， 即他们都强调辛格深受意第绪文化氛围的熏陶，并在文学创作中展示出了这种文化。亚历山大对此的表述是：“辛格总是作为一个犹太人，面向犹太人，为了犹太人而描写，然而所有的人都听到了他的声音。”（注：Edward Alexander， Isaac Bashevis Singer--A Study of the Short Fiction， Preface， Boston： Twayne Publisher， 1990， p.xii.） 巧合的是，海曼也声称：
辛格不仅仅是一名作家；他就是文学。我浏览了《奴隶》中的几页（1962年7月23日），认为辛格写的不仅是故事，更是道德寓言，不仅是小说，更是爱情宣言。因此，我把他称为“意第绪语的霍桑”。（注：Stanley Edgar Hyman，“Isaac Singer's Marvels，” in Critical Essays on Isaac Bashevis Singer， p.36.）
尽管批评家们对辛格展示出来的犹太文化传统纷纷表示认可，但辛格本人却认为，他的创作与意第绪文学传统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他认为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意第绪语作家既是感伤的，又是社会的，很感伤，很社会”，而我“不像他们那样写作”（注：I.B.Singer，“The Yiddish Writer and His Audience，” in Creator and Disturbers： Reminiscences by Jewish Intellectuals of New York，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32.）。也就是说“很感伤，很社会”才是真正意第绪语作家的创作特征。当然，这两大特征并不是辛格归纳出来的。不过，他深表赞同。
在小说中最能体现出“很感伤”、“很社会”这一特征的意第绪语作家是德尔·默彻·斯夫瑞姆（Mendele Mocher Sforim， Sholom Abramovitch的笔名，1835—1917）和肖勒姆·阿雷彻姆（Sholem Aleichem， Sholom Rabinovitch的笔名，1859—1916）。前者被批评家誉为“严肃意第绪文学的奠基人”，后者的创作被概述为包含了“所有意第绪文学的特征，包括文学形式和民间形式”（注：Sol Gittleman， From Shtetl to Suburbia： The Family in Jewish Literary Imagin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 pp.51， 54， p.51， p.57， p.55.）。之所以说斯夫瑞姆的创作具有“社会性”，是因为他的故事“攻击伪善，分析社会上有产者剥削无产者的不合理之处，并对犹太社团的社会和家庭生活进行尖锐的批判分析”（注：Sol Gittleman， From Shtetl to Suburbia： The Family in Jewish Literary Imagin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 pp.51， 54， p.51， p.57， p.55.）。说阿雷彻姆的创作是“感伤的”，则是因为他最熟悉的叙述形式是“犹太少年回忆录”。（注：Sol Gittleman， From Shtetl to Suburbia： The Family in Jewish Literary Imagin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 pp.51， 54， p.51， p.57， p.55.） 从这两位作家的创作情况看，把意第绪作家的创作总结为既是“感伤的”，又是“社会的”是正确的。然而，辛格说他自己“不像他们那样写作”这一点则是不正确的，因为辛格在其作品中确实也继承了他们的“社会性”和“感伤性”精神。首先，辛格像斯夫瑞姆一样，具有“社会性”：在他的小说中，所有与主题相关的内容都是来自于犹太人的痛苦和灾难；其次，辛格像阿雷彻姆一样，也写过“犹太少年回忆录”。（注：如他的In My Father's Court， A Little Boy in Search of God， A Young Man in Search of God and Lost in America。） 而且，和阿雷彻姆一样，他也感到“在进入当代社会时，犹太人的生活会发生令人震惊的变化。”（注：Sol Gittleman， From Shtetl to Suburbia： The Family in Jewish Literary Imagin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 pp.51， 54， p.51， p.57， p.55.） 辛格更是预感到犹太社会内部深层次的分裂，而这实际上在“二战”后就已经发生了。犹太人不得不在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大熔炉”中挣扎。他在《莫斯凯家族》中就形象地表达了这一思想。
如果说辛格与其他两位意第绪作家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他们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辛格攻击上帝，即犹太教本身，而斯夫瑞姆和阿雷彻姆则批判犹太社团内部的道德问题。因此，辛格常常受到来自犹太文化内部的责难，而斯夫瑞姆和阿雷彻姆则深受犹太平民的欢迎。也正因为如此，那些否认辛格坚持意第绪文学传统的人首先责备他与上帝的争吵。约瑟夫·C·兰迪斯（Joseph C.Landis）是最激烈否认辛格“犹太性”的批评家之一，他认为：
他同他的上帝争吵，他否定他所归属的文学，也否定必须强迫声称自己所属的文化。他夹在意第绪文化和正统的虔敬信仰之间，他一辈子都在同时向这两条战线宣战，他同这两条战线的战争也激活了他的创作生命力。（注：Joseph C.Landis，“I.B.Singer-Alone in the Forest，” in Critical Essays on Isaac Bashevis Singer， p.120， p.121.）
兰迪斯认为，与上帝争论在现代意第绪语文学中是很少见的，因为“在意第绪文学的繁荣时期，神学几乎不是一个问题。”因此，在他看来，辛格与上帝的争吵就意味着“很多辛格的意第绪语读者看不出辛格小说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对辛格在‘外部’世界受到如此惊人的欢迎感到茫然。”（注：Joseph C.Landis，“I.B.Singer-Alone in the Forest，” in Critical Essays on Isaac Bashevis Singer， p.120， p.121.） 兰迪斯甚至还谴责辛格偏离了犹太性。他说，辛格“站在现代意第绪语文学主流的外边，彻底拒绝该主流的中心价值。”（注：Joseph C.Landis，“I.B.Singer-Alone in the Forest，” in Critical Essays on Isaac Bashevis Singer， p.120， p.121.） 基于此，他不但赞成I·戈德堡（I.Goldberg）对辛格“疏远”意第绪文学的批判（注：“事实上，尽管巴舍维斯·辛格夸张的性描写使许多意第绪语作家感到不快，他与精灵、魔鬼的嬉戏也让人们感到烦躁和厌恶，但他的奇特性以及远离意第绪文学的本质却在于他的反人道主义精神。这就是巴什维斯·辛格与整个现代意第绪文学间的最根本的分界线。”I.Goldberg，“Esayen，” in Critical Essays on Isaac Bashevis Singer， p.121.），而且还进一步认为，辛格对整个现代意第绪语文学来说是一种异化。在兰迪斯看来，现代意第绪文学实际上起源于犹太启蒙运动。犹太启蒙运动最重要的主张之一是宣布宗教与文化相分离。正是因为有了犹太启蒙运动，世俗化的犹太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开始他们的生活和拓展他们的事业。因此，对兰迪斯而言，辛格背离犹太启蒙运动的精神实际上就是背离了犹太文学的根本。
另一位美国批评家弥尔顿·欣德斯（Milton Hindus）同意兰迪斯的观点。 他在批评辛格远离广义的意第绪文学传统方面更是毫不留情。他认为，辛格最为严重的是“完全不同于意第绪文学先驱，如I·L·佩雷滋（I.L.Peretz）、肖勒姆·阿雷彻姆等等具有热心的人道主义特征。”（注：Milton Hindus，“A Monument of a Difference，” in Critical Essays on Isaac Bashevis Singer， p.120.） 相比之下，莱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ler）是较为温和的批评家之一。但他也认为辛格的作品偏离了犹太文学传统而不具有犹太性。他指出“对犹太文学已有的体系而言……辛格在作品中似乎对神鬼和色情描写得太多，他的作品根本就不能被称作‘犹太’文学。”（注：Leslie Fiedler，“Isaac Bashevis Singer; or The American-ness of the American Jewish Writer，” in Critical Essays on Isaac Bashevis Singer， p.113， p.116， pp.117—118.）
事实上，上述评论家关于辛格作品偏离意第绪文学传统的观点是没有说服力的。首先，他们仅是把犹太启蒙运动后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作品看作是意第绪文学传统，这是一个逻辑的错误。一般说来，意第绪文学传统至少应该是由宗教和世俗两个层面构成，它们是线性的、多维的。一种传统可以分为几个方面，或几个部分、几个阶段，但是决不能将其突然从中截断，声称这部分是传统的，那部分不是；其次，他们把自己局限于辛格在其文学作品中所呈现出的部分主题，而不去讨论辛格在其作品中展示出来的犹太宗教特点和文化氛围。第三，他们既没有探察现代意第绪语作家，如斯夫瑞姆、阿雷彻姆与辛格区别的本质所在，也没有从文化、历史、地理因素等角度探询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这样，他们在拒绝承认辛格文学作品中意第绪语文学传统的同时，也否认了辛格的作品所具有的现代性。
二
就“现代性”而言，欧文·豪含糊地评价了辛格“现代主义”（注：欧文·豪在评价辛格的现代性时，经常将“Modernism”一词与“Modernity”和“Modern”两词混淆使用。是否在豪看来，“现代性”与“现代主义”是一回事？） 中自相矛盾的特征。尽管他坚持辛格拥有明显的“现代感”，但他立刻又补充说：
这是部分正确的——从辛格摆脱了某些传统风格和意第绪语写作主张方面来说。但它也是不正确的——如果不指出辛格与犹太信仰和历史的关系，就把他融入“现代主义”文学中，肯定会歪曲他的意思。（注：Irving Howe，“I.B.Singer，” in Critical Essays on Isaac Bashevis Singer， p.107， p.111.）
欧文·豪的这段文字表面上似乎暗示了他对辛格的现代性评价持一种模棱两可，甚至是双重的标准。一方面，他断言辛格是一个“真正的‘现代’作家，然而，他又不是完全依赖于自己的文化”（注：Irving Howe，“I.B.Singer，” in Critical Essays on Isaac Bashevis Singer， p.107， p.111.） 的现代作家；另一方面，他又暗示辛格的“现代性”与犹太宗教和历史之间的密切关系。其实，欧文·豪最想说的是，辛格的“现代性”既植根于犹太民族文化（包括宗教和历史），又不拘泥于、或者说超脱于这种文化。
理查德·伯金（Richard Burgin）是从辛格的叙事策略方面来讨论辛格的现代性的。他认为，有些评论家在辛格的现代性或他与同时代的关系问题上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混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辛格坚持明确、具体的写作目标。伯金认为，辛格生活在一个文明的模糊时代，因此，作为一名作家，他想让读者感受到他笔下人物对事物真义的顿悟、疑惑以及矛盾之处。另外，他认为，辛格在审美陈述中使用了一个重要的术语——“谜”。伯金认为，在辛格看来，宇宙本身就是一个“谜”。伯金指出，辛格是想让他的读者明白，他小说中的人物实际上是在试图理解那些无法理解的宇宙中的结构、样式以及运行规律。（注：参见Richard Burgin，“The Sly Modernism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 in Critical Essays on Isaac Bashevis Singer， p.47， p.50—51， p.52， p.46.） 伯金以辛格的短篇小说《公共汽车》为例阐释辛格的“现代性”。他认为，辛格在小说中所使用的“公共汽车”这一意象具有典型的现代主义文学特征，它象征着一座“无知识海洋中的小岛”。他说，辛格的《公共汽车》
从主题到处理手法上都表明辛格在精神层面上类似于伯吉斯、卡夫卡、贝克特以及纳博科夫，对他们而言，知识本身的问题取代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福楼拜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这种主题及其特殊的现代主义，如果你愿意，也可称之为后现代主义，在《公共汽车》这部作品中并不少见。（注：参见Richard Burgin，“The Sly Modernism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 in Critical Essays on Isaac Bashevis Singer， p.47， p.50—51， p.52， p.46.）
伯金通过分析辛格使用的叙事技巧和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主题思想，断定辛格是一位“现代主义”作家。应该说，这一点是令人信服的，因为以上两点在其他“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中也都有类似的表现。但是，他在论述中没有将弥漫在辛格作品中的犹太文化底蕴纳入讨论的范围，却是没有说服力的。他虽然正确地指出一些评论家“不断地强调辛格热心于传统文学和‘道德’的价值，而忽略明显地隐藏在表面简洁风格后的真实意义，以及他与生俱来的讲故事的天资，”（注：参见Richard Burgin，“The Sly Modernism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 in Critical Essays on Isaac Bashevis Singer， p.47， p.50—51， p.52， p.46.） 但是，他却没有认识到，实际上，辛格在其表面简洁的背后更专注于“意义”。
辛格在接受乔·布洛克和理查德·埃尔曼的采访时，听说欧文·豪准备把自己划到“现代的”或是“现代性的”作家行列时感到非常吃惊。他否认自己是“现代主义者”，同时还指出，“某件事物从成为一种‘主义’的时刻起，它就已经错了。”（注：参见Richard Burgin，“The Sly Modernism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 in Critical Essays on Isaac Bashevis Singer， p.47， p.50—51， p.52， p.46.） 问题的关键是，不是豪没有选择恰当的词语来表达辛格作品中的现代特征，或辛格不能准确地理解豪所使用的“现代”或“现代性”的术语，而是他们两人都在避免使用“现代”或“现代性”这个术语所蕴含的实际意义。换句话说，他们不是具体地而是从形而上的层面谈论术语“现代”或“现代性”，即他们不愿意从内部或外部，包括意第绪语的演化、文学、美学、道德、民族生存范式以及文学主题、聚焦、背景、风格、叙事策略等在内的整个犹太文化背景去考虑和使用“现代”、“现代性”这些词语。
与欧文·豪等批评家唱反调的是威廉姆·H·加斯（William H.Gass）。他并不认为辛格是一个现代主义作家。他的理由是辛格的大部分故事都
发生在过去[……][并且]处在人类意识史中遥远的一隅。[……]辛格塑造的人物（就像他创造的世界），无论是把他们放在波兰还是纽约，无论他们是生活在16世纪，还是生活在当代，他们都像是土著居民一样距离我们非常遥远。（注：William H.Gass，“Shut-In，” in Marcia Allentuck ed.， The Achievement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 p.1—2， p.2， p.2.）
不过，对他而言，辛格作品中的“遥远”感既不是由于奇异的犹太人物及其穿着打扮，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习俗和仪式，更不是因为他使用陈腐的语言和他所展现的边缘世界，而是因为“他创作方法的原始性”所造成的。（注：William H.Gass，“Shut-In，” in Marcia Allentuck ed.， The Achievement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 p.1—2， p.2， p.2.） 加斯承认“辛格经常选用被称作为‘临近的现代意识’的题材”，然而，他却断言：辛格采用的“小说形式却否认它的到来。”（注：William H.Gass，“Shut-In，” in Marcia Allentuck ed.， The Achievement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 p.1—2， p.2， p.2.）
加斯从结构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因一切都由结构而成，所以结构说明一切。”（注：William H.Gass，“Shut-In，” in Marcia Allentuck ed.， The Achievement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 p.1—2， p.2， p.2.） 他以此来判断辛格作品有无现代性是没有说服力的。从哲学上讲， 形式（结构）和内容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它们是不可分割的对立体，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一般说来，只有采用了适当的形式进行写作，内容才能够适当或充分地得到表达。反之亦然。内容与形式互为表里，互为自己存在的前提，不可“厚此薄彼”。加斯“结构决定论”的观点，实际上抽象地分割了对立的实体。因此，他的“结构决定论”在哲学层面上来看是错误的，对文学批评实践而言也是片面的、不可取的。
三
辛格批评的另一重要观点是关于辛格的“美国化”问题。罗纳德·桑德斯（Ronald Sanders）曾质疑像辛格“这样一个创作发生在古波兰隔都的那些无确定日期的故事的人，是怎样成为一名主要的美国作家的？”（注：Ronald Sanders，“The Americanisation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an unpublished essay in the library of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U.K.， 1989)， p.7， p.10， p.13.） 桑德斯通过考察辛格在美国的发展脉络，提出了辛格“美国化”的三阶段说。他认为，在第一阶段，辛格作为一名生活在美国的外来移民，靠为犹太报纸《每日前进报》写作来维持生活。（注：Ronald Sanders，“The Americanisation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an unpublished essay in the library of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U.K.， 1989)， p.7， p.10， p.13.） 第二阶段，辛格开始用意第绪语写作，后来“为了达到最终文雅的叙述，他成为一名英语作家。”（注：Ronald Sanders，“The Americanisation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an unpublished essay in the library of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U.K.， 1989)， p.7， p.10， p.13.） 桑德斯指的是，辛格一方面用意第绪语进行创作，与此同时，他还与别人合作，将他的意第绪作品翻译成英文。在多数情况下，辛格本人亲自参与翻译工作或对译者进行指导。
在桑德斯看来，辛格“美国化”的最后阶段是他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辛格的短篇小说《犹太学校的男生彦陶》（Yentl the Yeshiva Boy）被拍成电影，获得很大的成功。辛格在小说中描绘了一位犹太姑娘彦陶冲破宗教樊篱和世俗偏见，女扮男装到一所犹太学校学习。学习期间，她爱上了学兄，但由于宗教原因，她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中间几经磨难，最终也未能与她的学兄成为眷属。故事的结尾是女扮男装的彦陶投水自尽。辛格显然借这个故事，谴责了落后的宗教意识窒息了年轻的生命。（注：这个故事类似于我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其渊源关系待考。） 但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后，编导者将悲剧的结尾改成大团圆式的喜剧结尾——女扮男装的彦陶最终向她的学兄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并与之结婚，以迎合美国观众的审美情趣和品位。随后，辛格的长篇小说《敌人：一个爱情的故事》（Enemies， A Love Story， 1972）（注：有人将这部小说的名称译为《冤家：一个爱情的故事》，其实是误译。这个问题拟在另一篇文章中加以讨论。） 也被改编成电影。桑德斯认为，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情况恰好与美国的社会状况相吻合，从这一点上说明辛格也适应描写美国场景。因此可以说，辛格在小说中所表现的这一主题也就成为“标示艾萨克·巴舍维斯·辛格美国化的晴雨表。”（注：Ronald Sanders，“The Americanisation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an unpublished essay in the library of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U.K.， 1989)， p.7， p.10， p.13.）
与桑德斯通过评述辛格融入美国文化框架中的实例证明其“美国化”的观点相反，莱斯利·费德勒认为，辛格的“美国性”只有“零度”。（注：Leslie Fiedler，“Isaac Bashevis Singer; or The American-ness of the American Jewish Writer，” in Critical Essays on Isaac Bashevis Singer， p.113， p.116， pp.117—118.） 尽管费德勒认为辛格在世俗的犹太文化和美国文化之间架了一座桥梁，但他仍然认为辛格刻画的美国总是“像幽闭恐怖的飞地”或者“仅是一些拥挤在陌生小山坡上的肮脏小平房”；辛格在他作品中塑造的人物也总是“一样的面容，白皙的肤色，幽蓝的眼睛，红色的头发却很快谢顶……在很多方面看上去都像是窘迫不安的非美国人”，这些非美国人不停地追求女性，永远质疑上帝的善良，而且
虽然他们能作些评论，解释美国的场景，然而，这样合唱似的声音并不能为美国的行人所理解。尽管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他们所讲的语言行将死亡或已经死亡，因为他们自身也是行尸走肉……（注：Leslie Fiedler，“Isaac Bashevis Singer; or The American-ness of the American Jewish Writer，” in Critical Essays on Isaac Bashevis Singer， p.113， p.116， pp.117—118.）
此外，费德勒还认为，辛格的非“美国性”也体现在他的“迷失”主题中。辛格的人物不仅经常丢东西，如钱包、文件、手稿、钥匙等，有时甚至迷路、迷失自我，如《敌人：一个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赫曼·布罗德。应该说，从费德勒的分析中看出，他确实把握了辛格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犹太性”——犹太民族的一些特有的品质。然而，他没能客观地分析辛格在表达他的犹太性或非美国性时所揭示出的社会与文化的相互关联以及因果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费德勒没有从文化的视角分析辛格的犹太性与现代犹太历史之间的张力以及辛格对欧洲正统犹太教、美国犹太教和美国社会的理解与犹太人同化之间的张力。
四
早期的辛格批评家，如莫里斯·戈尔登（Morris Golden）和卡尔·马尔科夫（Karl Malkoff），注意到辛格在文学作品中运用“二元性”或“二元论”的观点来描写人物或构建文学世界。戈尔登评价道：
通常在辛格叙述中观察到的生活是以对立的形式表现的：要么他的人物模型需要在两个世界中选择，要么他可能通过使用模型所代表的人物以获得平衡。通常这些选择在一个或更多的人物中得到具体化，如费舍尔森博士和多比，或者费舍尔森博士和社会下层的民众。有时也会运用精神分裂症；……有时身体从灵魂中分离出来……；或者一个男人意味深长地周旋在两个女人之间……，或者一张脸被打在其上的明暗光线分开了，或者表现为一个人物生活在两个世界中。（注：Morris Golden，“Dr.Fischelson's Miracle： Duality and Vision in Singer's Fiction，” in Marcia Allentuck ed.， The Achievement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 p.34， p.35.）
不过，在戈尔登看来，在辛格诸对的“二元对立”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是“秩序与混乱”这一对。因为在他看来，如果能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就能揭示出人与宇宙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统一这样一个重大哲学命题。（注：Morris Golden，“Dr.Fischelson's Miracle： Duality and Vision in Singer's Fiction，” in Marcia Allentuck ed.， The Achievement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 p.34， p.35.） 戈尔登对辛格在作品中提出的“二元性”的论证，特别是对“秩序与混乱”这一对的论证是极富说服力的。然而，他没有将辛格作品中的“二元性”置于犹太历史和文化之中来考察。确切地说，他没有阐明是什么原因促使辛格选择二元论/二元性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示例和一个文学系统，抑或说，他没有说明辛格为什么对“二元对立”感兴趣，而其他的美国犹太作家则不然。如果不从辛格所受教育、个人经历以及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等方面进行探讨，恐怕是很难说清楚的。
马尔科夫强调辛格在文学作品中通过一些具体的意象来象征性地表达他对世界和人类的“二元性”认识，认为辛格找到了恰当的文学象征，并用其来传达他有关人类状况的远见。（注：参见Karl Malkoff，“Demonology and Dualism： The Supernatural in Isaac Bashevis Singer and Muriel Spark，” in Critical Views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 p.150， p.152.） 对马尔科夫而言，辛格强调人的非理性和原始性， 并藉此说明人性中存在着导致让人不断走向毁灭的一种反常力量。由于马尔科夫将辛格的“二元论”的应用意义仅仅局限在“道德危机的有力、直接的表达”（注：参见Karl Malkoff，“Demonology and Dualism： The Supernatural in Isaac Bashevis Singer and Muriel Spark，” in Critical Views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 p.150， p.152.） 上，他没有看到或揭示出引起这样的危机的历史原因。纵观辛格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辛格其实总是试图将每一次犹太人的灾难或危机与历史原因联系起来，例如，辛格常常利用反犹主义对犹太人的迫害来挖掘人类思想的最幽深处，或通过对反犹事件本身的叙述来观察这一事件对他的人物、周边关系等方面的影响。马尔科夫发现，辛格在作品中往往“诉求于某种对影响他生活的强大力量而产生的畏惧感。这种畏惧感虽然常常是被压抑的，但是人所固有的。”（注：参见Karl Malkoff，“Demonology and Dualism： The Supernatural in Isaac Bashevis Singer and Muriel Spark，” in Critical Views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 p.150， p.152.） 不过，他没有解释犹太人的这种畏惧感是如何产生的。或进一步说，他没有分析犹太人畏惧感是如何建构的，以及它的质地、结构。
马尔科夫认为，其实辛格一直都在寻找“一种观点上足够激烈的转变以促使对人类状况的再次审视。”（注：参见Karl Malkoff，“Demonology and Dualism： The Supernatural in Isaac Bashevis Singer and Muriel Spark，” in Critical Views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 p.150， p.152.） 马尔科夫在阅读中似乎发现了辛格作品中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动力”，但他对这“动力”功用的归纳却混淆了这样一对基本概念，即特殊与一般之间的关系。从哲学的角度看，一般与特殊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一般寓于在特殊之中，特殊是本质的，而一般是抽象的；归纳应从特殊到一般。这样一来，马尔科夫对辛格“动力”功用的结论在逻辑上犯了两个错误。其一，他将属于一般概念的人类同特殊的犹太民族相混淆。因此，他在归纳一般人类状况时忽视了犹太人状况的特殊性；其二，辛格在作品中几乎没有具体地写过任何非犹太人。因此，辛格对犹太人命运的表述与其说是“促使对人类状况的再次审视”，不如说是促使人类来关注犹太人的命运。纵观辛格的所有文学作品（英译本），可以发现辛格在谈及人类命运时，从未偏离犹太人命运的这个轴心。事实上，辛格关心的是“作家必须有根”，在他看来，“如果你要写作并只是写人类的相关事情，你就永远不会成功。因为没有‘只是人类’这样一种东西”。（注：Burgin，“Isaac Bashevis Singer Talks...about Everything，” i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November 26， 1978)， p.42.） 因此，我们可以说，马尔科夫关于辛格象征性地表达对世界和人类的“二元性”认识不只是方法论上有错，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认识论也不正确，至多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推论。
五
辛格作品中有不少关于性的描写或暗示。美国文学批评家伦纳德·普拉格（Leonard Prager）指出，有些批评者指责辛格为了让自己的书畅销而采用性加宗教的模式，或者性、《托拉》和革命的模式。（注：参见Leonard Prager，“Ironic Coupling： The Sacred and the Sexual in Isaac Bashevis Singer，” in David Neal Miller ed.， Recovering the Canon-Essays on Isaac Bashevis Singer， Leiden： E.J.Brill， 1986， p.67， p.68.） 普拉格还注意到另有一些批评家，特别是一些女权主义者，指责辛格有厌婚症和性偏执。普拉格认为，辛格在作品中将宗教和性爱结合起来写是有其特别用心的，是在表达一种对人类本性与宇宙间矛盾关系的反讽立场。（注：参见Leonard Prager，“Ironic Coupling： The Sacred and the Sexual in Isaac Bashevis Singer，” in David Neal Miller ed.， Recovering the Canon-Essays on Isaac Bashevis Singer， Leiden： E.J.Brill， 1986， p.67， p.68.） 普拉格的出发点是正确的，指出了辛格作品对性的描写所具有的深邃含义，但他却舍本逐末，没能结合犹太文化特点，深入探讨辛格将性与宗教相结合的文化意义。
在很大程度上说，辛格在作品中所作的这种结合实际上是在宣扬一种犹太文化，而不是宽泛地谈论人类的性爱或追求时尚。性关系在犹太神学和律法中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在犹太教中，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常常被认为是“上帝和以色列‘契约’的象征，是作为第一则律法给予了第一位犹太人”的。（注：Dr.R.J.Werblowsky and Dr.Geoffrey Wigoder ed.， The Encyclopaedia of the Jewish Religion， London： Phoenix House， 1965， p.351.） 换言之，对犹太人来说，性关系是作为一个描述以色列和上帝关系的暗喻。从而，
关于性最隐私和最坦率的讨论常常在《塔木德》中起到重要作用，而且从来都是[犹太]宗教教育很自然的一部分。犹太教强烈反对认为性本能本质上是罪恶的或可耻的观点。（注：Dr.R.J.Werblowsky and Dr.Geoffrey Wigoder ed.， The Encyclopaedia of the Jewish Religion， London： Phoenix House， 1965， p.351.）
对性行为做最明确阐述的是犹太教的神秘教派（Cabalism）。在这一教派的教义中就有大量关于炽烈性爱的意象。因而，在犹太流行文化和民间传说中都包含了大量关于性爱的思考与认识。（注：参见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Jewish Religion，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623.）
其他一些批评家，比如J·A·艾森伯格和伯妮·莱恩斯认为辛格反对性爱，反对肉体。艾森伯格认为辛格举例说明了“犹太教的清教徒传统”；而莱恩斯则认为
辛格坚持将性爱和单纯欲望相区别，在他的作品中，性爱的成就就是个人心理一体化，整体化和健康的标志。[……]相对于欲望而言，性爱表现为人类快乐和发挥个人才能的最深厚源泉之一；它也是个人在社区内获得平等待遇的一种力量。
然而，莱恩斯也意识到在辛格的文学作品中，性爱不仅表达了灵魂的欲望，也表达了肉体的欲望，二者混合，不可分割。不过，根据辛格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性爱，莱恩斯的论断却有些前后不一致。一方面，她认为辛格坚持区分了性爱和单纯的欲望，而另一方面，她认为上述两种欲望在辛格的作品中是不可分割的——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以辛格的短篇小说《短暂的星期五》和《血》为例：辛格在表现性爱和单纯的欲望方面不是不可以区别的，相反可以说是非常明确的。
约瑟夫·谢尔曼（Joseph Sherman）对辛格在1962年到1988年间出版的描写发生在旧世界犹太隔都里的有关同性恋主题的四部短篇小说进行了分析。（注：参见Joseph Sherman，“Upside Down in the Daytime： Singer and Male Homosexuality，” in Critical Essays on Isaac Bashevis Singer， pp.191—208， p.191， p.191—192。谢尔曼在文中讨论的辛格的四个短篇小说为：“Yentl the Yeshiva Boy，”“Zeitel and Rickl，”“Two，”和“Disguised。”） 他将“《托拉》不妥协地禁止男同性恋并[对违反者]以判定死刑作为惩罚”的观点和1973年在美国洛杉矶以“改革神庙”的名义而建立的第一座男同性恋会堂这一事件联系起来看，怀疑辛格为什么不“把他的引起当代关注的小说中的故事放置在问题最先出现，并且在二十多年后仍然引起争论的现代美国？”（注：参见Joseph Sherman，“Upside Down in the Daytime： Singer and Male Homosexuality，” in Critical Essays on Isaac Bashevis Singer， pp.191—208， p.191， p.191—192。谢尔曼在文中讨论的辛格的四个短篇小说为：“Yentl the Yeshiva Boy，”“Zeitel and Rickl，”“Two，”和“Disguised。”） 他对此解释道：
在世俗社会，如果要想将容忍扩展到目前为止仍很严格的禁忌，人们又没有按照所接受的上帝赋予的律法来进行管理，那么，问题的尺度被消除了。辛格再三说明，如果人类社会不是无休止地陷入混乱，它就需要一些可以评价人类行为的绝对标准。因为这样的道德评判在一个罪恶与美德的范畴还没有变模糊的社会结构中最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辛格不断地再造一个由绝对标准控制的世界。（注：参见Joseph Sherman，“Upside Down in the Daytime： Singer and Male Homosexuality，” in Critical Essays on Isaac Bashevis Singer， pp.191—208， p.191， p.191—192。谢尔曼在文中讨论的辛格的四个短篇小说为：“Yentl the Yeshiva Boy，”“Zeitel and Rickl，”“Two，”和“Disguised。”）
谢尔曼在解释中没有强调小说中的性爱成分，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触及到了文学创作的本质，特别是犹太文学创作的本质，而这两者恰巧都是文化需求和文化影响的反映。纵观辛格的文学作品，辛格的创作冲动和叙述推动力实际上都是上述文化需求和文化影响的反映。确切地说，在谢尔曼看来，辛格似乎是在利用犹太人的性规则来教育他的人民，这种规则谴责鄙俗的行为，并通过一种有效的思想与行为上的自我约束将男性的性冲动神圣化，以此来与“社会结构”相呼应。
简而言之，大多数有关辛格的批评没有将他的作品置于文化与历史的环境中去考察，他们也没有看到表现在辛格作品中的犹太性和犹太教观点是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