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外来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来词论文,古汉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音义相近与外来词
世界上的语言，除非是与世隔绝的民族使用的语言，一般都存在数量不等的外来词(loanword)。古代汉语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也曾吸收过不少外来词，其中尤其以通过佛经翻译进入汉语的梵语词汇及借助政治优势进入汉语的蒙古语词汇居多。外来词刚进入汉语的时候，由于其面目生鲜，很容易被语言的使用者所感知。但通行既久，便与汉语固有的词汇水乳交融，这时再想弄清它们的异语血统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目前学者们辨认外来词常用的方法是：看到外语中某个词的音义与汉语中某个词的音义大致相当，就把汉语中的这个词判定为外来词。这一辨认方法应该说是很不完善的，因为它不能排除不同语言中两个词音义的偶然相同相近。食蚜蝇(hover fly)与蜜蜂在形态上极其相似，行为上食蚜蝇常飞舞于花间草丛，取食花粉花蜜，也与蜜蜂相同，普通人难以分辨它们，但它们并没有亲缘关系。人类的发音器官都是一样的，能发出的音是有限的，数千年的演变中词的音义又有多种变化，因此，不同语言中难免出现音义偶然相同相近的词。“语言学家曾经指出，波斯的bad和英文bad的音义完全相同，法文的feu和德文的Feuer，英文的whole和希腊文的δλos(holos)意义全同，音亦相近，然而并非同源。”①就拿汉语和英语来说，下列各对词都音义相近：
宝贝：baby 焙：bake 倒霉：damn 肥：fat 费：fee 给：give 嚎：howl
离：leave 喵：miaow 盘：pan 拍：pat 皮：peel 鲨：shark 拖：tow
如果有谁据此说汉语或英语中的这些词是从对方语言中借来的，显然是荒谬的。汉语中的“马猴”跟英语的macaco音义接近，但事实上二者毫无关系。汉语的“马猴”是“沐猴”的音转，而英语的macaco则源于班图语的ma-kako(akin to Kongo ma-kako，monkeys)。②然而这样的误说在古汉语外来词的辨识中却是时有所见。例如有些人认为“泊”当“停放(车辆)”讲是英语park的音译，③这是不熟悉汉语词义演变的历史而造成的误说。“泊车”的说法古汉语中早就有了。唐《孙樵集》卷五《龙多山录》：“樵起耒而游，泊车而休。”清杜漺《湄湖吟》卷六《山甬东至山阴道中二十首》之三：“夜深泊车厩，风吼维暗解。”可见“泊”与park没有借贷关系。唐代以来的典籍中有“浑脱”一词，指用整张剥下的动物的皮子制成的革囊或皮袋，也指制法和形状类似这种革囊的东西。长期以来中外不少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来自蒙古语的音译词，其语源为*huquta>uγuta>ūta(囊，袋子)。后经美国学者司义律(Henry Serruys)和我国学者张永言的细心考辨，这才弄清“浑脱”是一个地道的汉语词，其理据为“完整地剥脱”。④可见“浑脱”与蒙古语*huquta的音义近似只是偶然现象而已。
唐代有一种乐舞叫“钵头”，也写作“拨头”，不少人认为是音译词。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上古至五代之戏剧》中猜测是西域国名“拔豆”的异译：“此语之为外国语之译音，固不待言，且于国名、地名、人名三者中，必居其一焉。其入中国，不审在何时。按《北史·西域传》有拔豆国，……隋唐二《志》，即无此国，盖于后魏之初，一通中国，后或亡或隔绝，已不可知。如使‘拨头’与‘拔豆’为同音异译，而此戏出于拔豆国，或由龟兹等国而入中国，则其时自不应在隋唐以后，或北齐时已有此戏；而《兰陵王》、《踏摇娘》等戏，皆模仿而为之者欤。”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1866-1945)认为此舞乐来自印度吠陀时代佩鲁王(梵Pedu)白马帕得瓦(梵Paidva)奋战毒蛇的故事，故“钵头”为Pedu或Paidva之音译。⑤王宁认为“钵头”是西域多种语言中都有的bahadur一词的音译，是勇士的意思。⑥这些说法都只是根据音似而作牵附，并无有力的证据，正如任半塘置疑王国维的，“以钵头系于拔豆国，只有二字之音近而已，别无丝毫关系可援”⑦
有些学者试图在汉语内部寻找“钵头”的理据。江蓝生、曹广顺解释说：“钵头，即‘拔头’，披散头发；后又作唐代乐舞名，因舞者披发丧装得名。”⑧这是依据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第二版中的“拔头”条而作的释义，事实上变文中的“拔头”原卷写的是“披头”，所以蒋书在第三版中删除了“拔头”条；既然披发义的“拔头”一词并不存在，“钵头”的理据也就落空了。
根据文献记载，跳钵头舞的演员要披发。唐段安节《乐府杂录·鼓架部》：“钵头：昔有人父为虎所伤，遂上山寻其父尸，山有八折，故曲八叠，戏者被发素衣。”披发通常不是披散舞者自己的头发，而是戴上一副披发道具。据日本虎关师炼编《元亨释书·资治表》(书成于1322年，收入《大藏经补编》第三十二册)的记载，钵头乐舞早在天平胜宝五年(753年)已传入日本。傅芸子介绍他所目睹的日本钵头乐舞说：“舞者一人，戴披发、巨目丰鼻愁容之红色面具，裲裆绯袍，持桴以舞。”⑨常任侠介绍说，“钵”在日本文献中也写作“拔”或“发”，并说“就《信西古图》观之，拔头之舞人被鬣发”⑩。《信西古图》全称《信西入道古乐图》，也称为《儛图》、《唐儛图》、《唐儛绘》，是日本12世纪前后描绘的唐代乐舞杂戏的图册。其中的钵头舞图见右图，可以看出舞者戴的确实是披发道具。“Yahoo！百科事典”“抜頭(ぱとう)”条(桥本曜子撰写)中说：“雅楽の曲名。「撥頭」「髪頭」とも書く。唐楽に屬すが。”2000年，日本横滨市教育委员会将一副镰仓时代(1185-1333)的拔头面具定为“国重要文化财”，介绍中说：“抜頭(ばとぅ)，髪頭·钵頭·撥頭とも書く。唐楽に屬し、桴(ばち)を持つて舞う一人舞。”根据这些资料，我们认为“钵头”的本字应该是“发头”，是披发道具的名称，犹如戴在口上的长髯道具称为“髯口”。由于“发”与“钵、拨、拔”读音很接近，不知“发头”的命名理据的人便记写为“钵、拨、拔”等字。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十一《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卷第一》“苏莫遮冒”条下云：“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由(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苏莫遮冒是西域的一种帽子，慧琳说它跟唐朝的浑脱、大面、拨头同类，这表明浑脱、大面、拨头都是汉语，都是一种具体的穿戴用品。“浑脱”指用小动物的整张皮革制成的囊形帽子，戴着这种帽子跳的舞叫浑脱舞。《新唐书·祝钦明传附郭山恽传》：“帝昵宴近臣及修文学士，诏遍为伎。工部尚书张锡为《谈容娘舞》，将作大匠宗晋卿为《浑脱舞》。”“大面”本义指跳舞时戴的面具，进而指戴着大面面具跳的舞蹈。唐崔令钦《教坊记》：“《大面》出北齐，兰陵王长恭性胆勇而貌若妇人，自嫌不足以威敌，乃刻木为假面，临阵着之，因为此戏，亦入歌曲。”任半塘认为“大面”因“面积大于真面”而得名，(11)恐未得其义。从段安节《乐府杂录》写作“代面”的情况来看，本字应该是“代”字，取代替真面之义。“大”《广韵》中有徒盖切的读法，口语中可能与“代”读音相同，所以唐代有通假现象。如《李陵变文》“陵家历大为军将”之“历大”即“历代”，《韩擒虎话本》“是即大名将”之“即大”即“即代”(当代)。“拨头”既与“浑脱”、“大面”并列，则其本义指舞蹈道具可类推而知，其名为汉语亦可类推而定。慧琳原是西域疏勒国人，若“拨头”是来自西域的音译词，他不会不清楚。
有些学者认为汉语的“砂糖”一词是梵汉合璧词，“糖”是汉语固有的，“砂”则是梵语sarkara或sakkhara开头音节的音译。(12)此说也不可信。西汉焦延寿《易林》卷七《大畜》中已有“南箕无舌，饭多沙糖”之语，当时还没有佛教。东汉张衡(78-139)的《七辨》中也提到“沙饧石蜜”，当时佛教传入还没几年，当时翻译的佛经中未见“砂糖”一词。“砂”的含义宋代韩彦直在《橘录》卷中已作过正确的解释：“沙橘，取细而甘美之称。……邦人称物之小而甘美者必曰沙，如沙瓜、沙蜜、沙糖之类，特方言耳。”所以即便砂糖之物是外来的，“砂糖”这个词也应该是意译词，仅仅因“砂”与梵语词读音近似就断为音译成分，根据不足。(13)
有些人认为“骟”是来自梵语的音译词，是梵语“扇搋”的省略。(14)此说可疑。
其一，“扇搋”是个名词，指没有生殖能力的男人。慈怡主编《佛光大辞典》(佛光出版社，1989)：“梵语sandha之音译。意译作黄门。指男子无生殖器者。有先天(本性扇搋)与后天(损坏扇搋)二种，各相当于五种不能男中之生不能男与病不能男。(俱舍论卷三)”“无生殖器者”的解释并不全面。宋释法云《翻译名义集》二《人伦》：“扇搋，敕皆切，或扇茶，此云生天然，生者男根不满。”“不满”只是不健全，并非没有。因此“扇搋”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生不能男”，即先天无生殖器或生殖器不健全的男子，一种是“病不能男”，即生殖器虽然存在但因病不能实施生殖行为的男子。如果是生殖器不健全的女子，则称为sandhilā，汉译作“扇提罗”、“羼提罗”。《翻译名义集》二《人伦》：“扇提罗，此云石女，无男女根故。”《佛光大辞典》：“羼提罗，梵语sandhilā。又作扇提罗。意译作石女。即不具女根者。”可见“扇搋”(扇提)指生殖器有问题的人，并不包含阉割之类的意思。
其二，汉译佛典中既没有将“扇提”省略为“扇”的情况，也没有将“扇提”或“扇”用作动词阉割义的情况。
其三，阉割义梵语中自有其词，叫runa，汉译作“留拏”。《翻译名义集》二《人伦》：“留拿，此云犍，居言切，或作
，以刀去势也。”
其四，更重要的是，“骟”在汉语中可以找到其历史来源。《广雅·释言》：“
，攻也。”又《释兽》：“香包，
也。”王念孙疏证：“《广韵》：‘，以槌去牛势也。’之言
也。《说文》：‘，伐击也。’《玉篇》：‘之善切，割也。’今俗语谓去畜势为扇，即声之变转矣。《周官·校人》：‘颁马攻特。’郑众注云：‘攻特，谓
之。’曹宪音居言，字或作犍，或作，《众经音义》卷十一引《通俗文》云：‘以刀去阴曰。’卷十四引《字书》云：‘犍，割也。’《广韵》：‘，以刀去牛势也。’之言虔也，《方言》：‘虔，杀也。’义与割通。今俗谓牡猪去势者曰犍猪，声如建。”《广韵·狝韵》音“旨善切”，与“骟”韵母相同，声母属于旁纽关系，而两词意义也相同，所以王念孙认为“骟”是“”的音转，可以采信。
也许有些人会说、未见文献用例，实际语言中未必使用，也就不存在音转为“骟”的可能。其实、口语中一直使用着。桂馥《札朴》卷九《乡言正字》记山东曲阜方言：“马去势曰。”山西《太谷县志》(1931年编撰)：“马犬去势曰。”湖南《宁乡县志》(清同治六年编撰)：“阉割牛马曰
。”即之异体。可见、并不是仅见于辞书的死词。
总之，说“骟”是外来词仅仅是由于“骟”与“扇搋”中的第一个音节读音相同且与“扇搋”意义上有些牵连而已，相比之下，“骟”与“”的音义关系要密切得多，因而其源流关系更为可信。
即便汉语中的某个词与外语中的某个词存在借贷关系，也还有一个谁借出谁借入的问题，汉语不一定就是借入方。美国学者罗杰瑞和梅祖麟(1976)主张汉语中的“牙”借自南亚语系(Austroasiatic)，理由是(1)汉语中的“牙”字出现时代晚，最初指动物的牙，这跟南亚语系语言中有相同语音形式的一个词一致，如越南语nga(象牙)、原始茫语*ngo’la(动物长牙)、原始台语*nga。(2)殷周时期北方的象牙是从长江中下游地区输入的，本地所无的东西通常采用输出地的名称，而在公元前一千年的时间里长江中下游居住的是南亚语系的民族。我们认为这两条理由都是站不住的。
所谓“牙”字晚出，仅仅是指不见于商代甲骨文而已。不见于甲骨文并不意味着商代一定没有这个词。西周早期金文《叔牙爵》(《殷周金文集成》149037)中已有“牙”字：“叔牙乍尊彝。”又殷末人吕尚字子牙，或说名牙字尚。《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望吕尚者”索隐引三国谯周曰：“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后。”索隐云：“盖牙是字，尚是其名。”西周晚期金文《
敖
》(《殷周金文集成》84213)：“戎献金于子牙父百车。”这里的“子牙父”是字，以此例之，牙为姜太公之字的可能性更大。无论如何，说商代已有“牙”这个词应该不是很冒险的说法。
至于殷商时期中原地区有没有大象的问题，学术界有不同观点。一些学者主张商代中原无象，商王室用的象是由南方进贡来的。这种观点今天看来已不能成立，商代有南方进贡大象的现象并不意味着中原无象。早在1930年，徐中舒就对殷人服象的问题作过深入的研究，得出了“殷代河南实为产象之区”的结论。(15)1972年，气象学家竺可桢通过研究提出了“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代”的论断。(16)近些年来，学者们根据新的材料将竺可桢的论断进一步具体化为“距今约8000年-2500年前为温暖时代；距今2500年前一公元1050年为相对温暖时代”(17)。这些研究成果支持商代及西周初期中原地区产象的观点。殷墟卜辞中有不少狩猎获象的记载，如《合》37478：“贞：王田……御，只狐十……象三。”《合》37365：“乙亥王卜，贞：田丧，往来无灾？王占曰吉，只象七，雉三十。”一次能捕获七头大象，这是当时殷墟周围有大量野象的直接证据。最新的研究表明，大象是西周中期孝王以后(公元前891年)才逐渐迁徙到南方的。(18)
殷墟曾出土过不少象牙及象牙制品，说明殷人早就知道象牙的价值并应用于现实生活当中。如1976年妇好墓曾出土一件嵌绿松石象牙杯，精美绝伦，有人据此推测殷王室应该有专门从事牙雕制作的工匠。事实上，中国人对象牙的利用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很普遍了。距今五千多年的山东大汶口遗址曾出土19件大件象牙制品，其中有象牙梳、象牙雕筒、象牙环等，反映了当时的象牙雕制水平已达到很高的程度。而对野兽长牙的崇拜是原始文化中常见的现象，原始人把野兽獠牙或是佩在身上，或是按在嘴边，借以达到增强威力、恫吓鬼怪的作用。一种事物如果在社会生活中受人关注，那么，根据交际需要决定词语产生的规律，该社会的语言中必然会有指称这一事物的词语。因此，设想商代时期的“汉语”中没有表示象牙的词是不可思议的。
牙在金文中作
(师克盨)等形，跟小篆一致。《说文》：“牙，牡齿也。象上下相错之形。”许慎对字形的分析及对本义的解释都是没有问题的。牡有大的意思，(19)“牡齿”指大牙齿，对人而言大牙齿就是臼齿，对兽而言就是獠牙。如果说“牙”是伴随象牙输入而产生的借词，那么“牙”字最早的构形应该跟象牙的形状有联系，可惜象牙不存在“上下交错之形”。“牙”和“齿”最初的区别大致是“牙”特指粗大的牙齿，“齿”则泛指牙齿，无人兽之别。由于兽牙通常比较粗大，所以指称兽牙时多用“牙”。“龋齿”的“龋”《说文》中异体作“渼”，从“牙”是因为龋齿多发生于臼齿的缘故。
再从同源词的角度来看，汉语的“牙”应该是由“齿”派生出来的。“齿”先秦时期读昌母之部，“牙”读疑母鱼部。众所周知，在谐声系统中，部分照三系声母跟见系有密切的关系，李方桂(1980：91—93)专门给这部分照三系拟了一套舌根音声母：*krj-、*khrj-、*grj-、*hrj-、*ngrj-。后来梅祖麟(1982)撰文对李方桂的构拟给予了进一步的论证。梅文中列举的同源词证据有：
照三系 之 阯 时 志 处 寿 车(尺遮切)
见 系 其 基 期 记 居 久 车(九鱼切)
总之，汉语中的“牙”是自源的，不是外来词。至于南亚语中的nga倒有可能是从汉语借入的。
罗杰瑞、梅祖麟(1976)及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Hashimoto)(1978：77—82)还认为汉语的“江”“河”二词是借词。罗杰瑞、梅祖麟主张“江”借自南亚语系的孟-高棉语族，根据是这些语族的语言中表示河流的词与上古汉语中的“江”读音近似，如塞当语(Sedang)和巴拿语(Bahnar)的krong、卡多语(Katu)的karung、古孟语(Old Mon)的krung等。梅祖麟和桥本万太郎主张“河”借自蒙古语的rool，理由也是两者音义近似。长江和黄河作为我国境内的两条著名大河，它们的名称居然是从异语中借来的，这样的说法实在是匪夷所思。“河”作为黄河专名，早在甲骨文中就有记载。“江”作为长江专名虽然在目前所知的文献中最早见于西周时期，如《诗经·大雅·江汉》：“江汉浮浮，武夫滔滔。”但我们相信此前早就存在了。《尚书·禹贡》在记述大禹治水的历史事迹时，多处提及大禹致力于疏通长江的支流和长江干流，其中就有“岷山导江”之语。“江”“河”为借词论者既拿不出借出语的对应词早于“江”“河”而存在的证据，也不能提供华夏族与借出语民族在远古时期曾有交往的历史，仅仅根据借出语的词的现代音义跟汉语殷商时期的词的音义的近似便得出后者为借词的结论，这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张洪明(1998)曾对这种误说作过有力的驳正，读者不妨参看。考虑到“江”“河”在汉语中的悠久历史以及华夏文化曾对周边区域的深远影响，孟-高棉语族中的krong和蒙古语中的rool倒有可能是从汉语中借入的。
二 兼译词与外来词
汉语在引进外来词的时候，有时采用音义兼顾的借用方法，如把英语中的neon译为“霓虹”、把coolie译为“苦力”、把dahlia译为“大丽花”、把bandage译为“绷带”、把index译为“引得”、把sunburn译为“晒斑”、把medium译为“媒体”、把leader译为“领导”、把gene译为“基因”，等等。这种译借方法跟纯粹的音译还是有区别的，可称为兼译法，用兼译法创造的词相应地称为兼译词。古人很早就已运用兼译法译借新词。
骆驼先秦称为“橐驼”。《战国策·楚策》：“大王诚能听臣之愚计，则韩、魏、齐、燕、赵、卫之妙音美人必充后宫矣，赵、代良马橐驼必实于外厩。”也写作“橐佗”。《汉书·匈奴传上》：“其奇畜则橐佗、驴、骡、橐騠。”“橐驼”(上古读*t‘ǎkda)源于匈奴语dada，(20)固然是音译词，但“橐驼”在汉语中也是有理据的。“橐”是口袋，“驼”“佗”是用牲畜驮东西的意思。《方言》卷七：“凡以驴马橐驼载物者谓之负佗。”骆驼在古代主要用于驮运东西，所以颜师古在《汉书·匈奴传上》注中解释说：“橐佗，言能负橐囊而驮物也。”可见用“橐驼(佗)”译dada是音义兼顾的译法。
“琵琶”一词学者们大都认为是外来词，流行的说法是为波斯语barbat的音译，(21)如此说可信，则“琵琶”应为混合词，因为“琵琶”最早写作“批把”，而“批”和“把”是弦拨乐器的两种弹奏方法。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卷下《声音·批把》：“批把，谨按：此近世乐家所作，不知谁也。以手批把，因以为名。”刘熙《释名·释乐器》：“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乐器琵琶(批把)最早出现于东汉，当时的学者就认为因“批”和“把”两种弹奏方法而得名。三国魏嵇康《琴赋》：“心闲手敏，触批如志。”这里的“批”就是指弹奏方法。又《旧唐书·音乐二》：“推而远之曰琵，引而近之曰琶。”《新唐书·让皇帝宪传附汉中王瑀传》：“瑀亦知音，……又闻康昆仑奏琵琶，曰：‘琵声多，琶声少，是未可弹五十四丝大弦也。’乐家以自下逆鼓曰琵，自上顺鼓曰琶云。”均以“批”“把”为弹奏方法，可见“批把”在汉语中自有其理据。
中古汉语有“胡簏”一词，指用竹木等材料制成的用来放箭的筒状器具。(22)《史记·魏公子列传》“平原君负燦矢”唐司马贞索隐：“燦音兰，谓以盛矢，如今之胡簏而短也。”“胡簏”是突厥语qurluq的音译。(23)突厥人为胡人，而“簏”在汉语中指竹编的盛放东西的器具，用“胡簏”译qurluq可以说是浑然天成。
其他如“毗岚”、“站”等其实都是兼译词，(24)跟纯粹的外来词不能等量齐观。
三 牵强附会的汉外对应
汉外对应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音义相符，二是同时共存。
读音相符包括相同和相近两种情况。读音相近虽然难以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但一般来说，辅音应该发音部位相同或邻近，元音应该舌位的前后高低相同或近似。有些人主张关系词读音不一定相同相近，只要有系统的对应规律，即使差别很大也能成立。这跟我们的主张并不矛盾，因为二者是针对关系词的不同历史层次而言的。说关系词要读音相同相近，是就其最初的发生层而言的，无论是同源词还是借词，最初发生的时候读音必然是相同相近的，否则关系词无从谈起。说语音有系统对应关系词也能成立，是就其后世的演变层而言的。不同语言的语音演变虽然各不相同，但语音演变是有规律、成系统的，所以两种语言之间如果存在若干关系词，其读音也应该存在成系统的对应。如果把这种系统的语音对应追溯到关系词发生的时代，应该能得到读音相同相近的结果。可见系统对应法是基于后世语音面貌确定关系词的一种操作方法，而读音相同相近则是关系词的基本属性。
词义相符也包括相同和相关两种情况。就发生层而言，大多数情况下两种语言的关系词义位是相同的，这一点只要考察一下我们今天的借词就不难得出这一结论。同源词原本就是亲属语言共有的词，有相同的义位更是理所当然。义位相关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些义位在发生时代就是相关关系。以现代借词“席梦思”为例。“席梦思”是英语Simmons的音译，指弹簧床垫，但在英语中Simmons是美国的一家著名床垫生产商及该生产商生产的床垫的商标名，并没有弹簧床垫的意思。汉语“席梦思”译为英语应该是spring mattress，而非Simmons。有些相关关系则是词义演变的结果。很多语言由于没有历史文献资料或文献记载历史不长，关系词的考索不得不建立在现代语言基础之上。由于词义是不断演变的，不同语言中的词义演变又未必一致，这就造成了关系词义位只是相关而非相同的局面。例如汉语清扫义的“除”(*dǐa)跟藏文干净义的vdag同源，(25)干净义应该是后来产生的引申义。在确定关系词时，义位的相关关系应从严掌握，不可辗转牵连，否则会造成“狗似攫，攫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吕氏春秋·察传》)的谬误。
同时共存的涵义是：对同源关系而言，两者的历史应同样古老；对借贷关系而言，借词不能先于贷词而存在。
然而不少的所谓外来词并不符合上述两个条件，因而难以成立。
中国古代称日本为“倭”或“倭奴”。如《山海经·海内北经》：“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郭璞注：“倭国在带方东大海内，以女为主。其俗露紒，衣服无针功，以丹朱涂身，不妒忌，一男子数十妇也。”《后汉书·东夷列传》：“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有人认为“倭”在上古时期读
，所以“倭”或“倭奴”是日本列岛的最早居民アイヌ(Ainu)族的音译。论者还将这种解释自许为“不移之论”。(26)其实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倭”的上古音，按王力的拟音读
，按李方桂的拟音读
，没有哪个音韵学家拟测为。论者之所以猜测“倭”上古读是为了牵附于アィヌ族，殊不知Ainu是该民族今天的日语读音，至于秦汉时期该民族叫什么，读音又如何，论者不着一言，这样的古今对应怎能叫人相信呢？有人认为日语旧时称女人为wonna，“倭奴”是wonna的音译，得名于女王国的讹传。(27)此说也疑点不少。首先，这旧时的wonna究竟能旧到什么时候？能追溯到秦汉时代吗？其次，《山海经·海外西经》提到“女子国”，《大荒西经》提到“女子之国”，元代周致中的《异域志》卷下有“女人国”，都是根据传说用汉语来命名，日本为女王国的讹传是中国人的讹传，从中国人的讹传得来的名字怎么会根据日语来称呼呢？
不少学者认为“西瓜”是女真语xeko的音译，(28)这一说法当是本自美国学者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劳氏在《中国伊朗编》一书中对西瓜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作过一番考察。他认为西瓜是宋朝派往金国的使臣洪皓(1090-1155)从金国引入宋朝本土的。“女真语中西瓜叫xeko，满语中对应的词是xengke，这是葫芦科植物的通称。在哥尔德语(Golde)里，xinke(在其他通古斯方言里是kemake，kenke)指黄瓜，而seho或sego指西瓜。满语里专指西瓜的词是dungger或dungan。”但劳氏并不认为汉语的“西瓜”是女真语xeko的音译。他说：“汉语的名称不是翻译(transcription)来的，其字面意思是‘西方的瓜’。……‘西瓜’只是‘西域瓜’的缩略，‘西域瓜’即突厥斯坦的瓜。”(29)不知为什么，中国学者却主张“西瓜”是女真语xeko的音译。“西瓜”一词始见于《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录》引五代胡峤《陷虏记》：“自上京东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东行，地势渐高，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可知汉人是从契丹人那里知道西瓜的，契丹人又是从回纥引进瓜种的。如果“西瓜”是音译词的话，语源也应该是契丹语或回纥语，怎么可能是女真语呢？再说“西瓜”在五代时期的读音为*sieikwa，与xeko也难以吻合。黄盛璋说：“西瓜于高昌回鹘统治时始传入新疆东部冬都吐鲁番，与夏都北庭，后来引进北方，就是辽太祖西征高昌回鹘，于新疆东部北庭地区而种得的，西瓜称‘西’就是指来自西域。”(30)这一看法无疑是正确的。“西瓜”在汉语中有明确的理据，没有理由牵附到异语上去。
元无名氏《村乐堂》杂剧二折：“六斤云：‘奶奶，与他些东西，买他不语。’搽旦云：‘我与他这枝金钗儿。’六斤云：‘兀那爪子也，你不要言语，我与你这枝金钗儿。’正末云：‘你做的歹勾当，倒与我枝金钗儿！’六斤云：‘悄悄的，休教同知听见。’正末云：‘同知这早晚做了个糟得恼了也。’同知上，云：‘兀那厮，你说甚么哩？’正末云：‘早是爪子不曾说相公甚么。’同知云：‘你也骂的我够了也。你怎么大呼小叫的？’正末云：‘相公，他两个在这坨儿哩。’六斤同搽旦骂科，云：‘爪驴！爪弟子孩儿！爪畜生！’”又三折：“正末云：‘这个是甚么门？’牢子云：‘这个是牢门。’正末云：‘可知是牢门。牢门里门上拴一条绳子，绳子上拴着铃子，有人来扯动这绳子，里面那铃子铎琅响一声，你便不合攒出得恼来。假若有那劫牢的来，一棍子打杀你，你死不争，孩儿也，你不带累他那官长么？’”方龄贵(2001：396—399)提出上例中的“得恼”是蒙古语tenek的音译，是傻瓜、笨蛋的意思；“爪”是蒙古语Jaγu-的音译，是难缠难磨的意思，“爪子”就是难缠的人。这也是随意牵附，“得恼”和“爪”都是地道的汉语词。
“得恼”也作“得脑”、“得老”。明郭勋辑《雍熙乐府》卷十二《新水令·仙官庆会·青哥儿》：“俺本是人间人间虚耗，专一把仓库仓库搬消。他便是富似石崇，也怎熬俺把他财物偷了，米麦搬了，富的穷了，穷的罢了，吃的无了，穿的无了，精着个突豹，光着个得脑。”这是个方言词，常见于中原官话及晋语，是“头”的意思。(31)从来源上看，“得脑”(得老)是“头”的分音词。分音词的一般规律是后一音节为l声母，所以又叫嵌l词。由于不少方言中n、l不分(如晋语)，所以“老”也写作“脑”。“得脑”的远祖应该是“髑髅”(见于《庄子》)。“得脑”颠倒一下，就成了我们熟悉的“脑袋”一词。
“爪子”的意义不少词典已作过正确的解释。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
甘州(今甘肃张掖县)方言，称不聪明的人为“爪子”。《唐书》：“贺知章有子，请名于上。上曰：‘可名为孚。’知章久不悟。上谑之曰：‘以不慧故破孚字为爪子也。’”(引自清·黎士宏《仁恕堂笔记》。按：两《唐书》贺传无此事。)(32)
《汉语大词典》“瓜子”条释为“犹言蠢材、笨蛋”。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汉语方言大词典》“爪子”条释为“愚钝的人”，也引黎士宏《仁恕堂笔记》之语。这几部词典释义虽然不误，但在引证、注音及溯源方面存在不少问题。黎士宏引据的贺知章的故事最早见《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五《嘲诮三·贺知章》引唐郑棨《开天传信记》：“唐秘监贺知章有高名，告老归吴中，明皇嘉重之，每事加异。知章将行，泣涕辞。上问何所欲，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赐之，归为乡里之荣。’上曰：‘为道之要，莫若于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卿之子必信顺之人也，宜名之曰孚。’再拜而授命焉。久而谓人曰：‘上何谑我邪？我实(是)吴人，孚乃爪下为子，岂非呼我儿为爪子耶？，”可知黎士宏所谓“唐书”乃唐人典籍之义，而引据者皆误解为新旧《唐书》，此为一失。
其二，“爪子”何以有傻子之义？古来未见有诠释者。我们认为这里的“爪”不是“爪牙”的“爪”，而是“瓜”的俗字。敦煌文献S.2071《笺注本切韵·麻韵》：“爪，古华反。”S.617《俗务要名林·果子部》：“木爪，下古华反。”“古华反”的“爪”就是“瓜”字。宋曾慥《类说》(明天启六年刻本)卷三十四“独眠孤馆”条：“唐州押衙崔庆成，辖香药纲(诣)内库，抵皇华驿舍，夜见美妇人曰：‘今日见君，君必有疑。今日舍君，我宁不悔！俟君回辕，别图后会。’掷字云：‘川中狗，百姓眼，妈扑儿，御厨饭。’……丁晋公尝见十二字，曰：‘川中狗，蜀犬也，独字。百姓眼，民目也，眠字。妈扑儿，爪子也，孤字。御厨饭，官食也，馆字。乃独眠孤馆四字。’”“妈扑儿”是妈妈抓孩子，“抓”古代也写作“爪”，所以解释为“爪子”。而“爪子”被解为“孤”字，可见当时“爪”“瓜”混同无别。宋祝穆《事文类聚·别集》卷六也收录了上面这个故事，“爪子”写作“瓜子”。宋佚名《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卷五：“入生姜三片，冬爪子数粒，煎至半盏以下，分二服。”“冬爪”即“冬瓜”。这都是“爪”“瓜”混同的实例。“瓜”用于呆傻之义，这在方言中还是比较普遍的。根据《汉语方言大词典》的介绍，中原官话、江淮官话及西南官话都有这一说法，实际的流行范围还要广，兰银官话中就有这个词，普通话中也有“傻瓜”一词。《村乐堂》杂剧中的“爪”正是“瓜”字，是傻、笨的意思，“爪子”就是今中原官话及兰银官话中的“瓜子”，是傻子的意思。黎士宏《仁恕堂笔记》中甘州人谓“不慧之子曰爪子”的记载，跟今兰银官话相符，而且这里的“爪子”有的版本写的就是“瓜子”。(33)正因“爪子”实际上是“瓜子”，所以在现代方言调查基础上编著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综合本,李荣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中没有傻子义的“爪子”，而有傻子义的“瓜子”。
人对极为喜爱之人喜欢称以贬损之词，如称恋人为“冤家”、称可爱的小孩为“小鬼”，尽人皆知。兰银官话中祖父母常称自己的孙子为“龟孙子”，这是昵称，而非詈语。西南官话中把男孩昵称为“瓜儿”、把女孩昵称为“瓜女”，也是以呆傻之义称之。《隋书·庶人秀传》载杨秀被囚，上表隋文帝曰：“‘只恐长辞明世，永归泉壤，伏愿慈恩，赐垂矜愍，残息未尽之间，希与爪子相见。请赐一穴，令骸骨有所。’爪子即其爱子也。”此“爪子”为杨秀爱子的昵称，与西南官话中的“瓜儿”相同，所以“爪”也是“瓜”之俗字。由此我们可以把傻子义的“瓜子”一词上溯到南北朝时期。
总之，“爪”与蒙古语无关，各辞书中凡是呆傻义的“爪”都应释为“瓜”的俗字，其注音自然也应是guā，而不应是zhǎo或zhuǎ。
不少研究者认为“胡同”一词来自蒙古语，其源词有qotan(城)、qudum(巷子)、qudduγ(水井)三种说法，其中以qudduγ说最为流行。前二说已被蒙古语专家照那斯图(1991)否定。qudduγ说虽然在对音上能说得过去，但在词义上差别很大。蒙古语中qudduγ是水井的意思，借入汉语怎么会有小巷的含义呢？力主此说的张清常解释说：“蒙古族在沙漠地区用水困难，逐水草而居。进入金中都和元大都里汉人居住的街巷，感兴趣的是几乎绝大多数的巷里路上都有水井。蒙古语水井叫做huddug(用《汉语拼音方案》模仿早期蒙古语的近似音)。由于蒙古族人认为在汉人居住地区里，水井跟巷密切相连，所以蒙古语huddug在本义水井之外，后来又衍生出街巷的意思。当汉人总听见蒙古人提到汉人小巷时就说huddug，汉人也误以为蒙古语把巷叫做‘胡同’(这是蒙古语huddug的近似音)，也就跟着叫。”(34)说蒙古人把北京城中的小巷称为“水井”，事理上叫人难以接受。须知蒙古人来到北京城时，城里已经有胡同了，既然有胡同，无疑有它的汉语名称。蒙古人为什么不跟着本地人叫而非要指鹿为马地叫huddug(水井)呢？难道蒙古人连水井和小巷都分不清楚吗？若说是汉族误解了蒙古人所说的huddug，那就除非蒙古人提到北京城的胡同时总说huddug，这就又回到蒙古人把小巷称为“水井”的臆想上去了。胡明扬在谈到《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时说：“图(20)‘胡同’的分布一直向南延伸到安徽的阜阳和河南的信阳，而内蒙古的二连浩特、呼和浩特、临河、集宁，靠近内蒙古的大同、忻州等地区都不说‘胡同’。这也是值得研究一番的，因为现在多数人认为‘胡同’源自蒙语。”(35)内蒙古及靠近内蒙古的地区不说“胡同”也表明“胡同”来自蒙古语的说法是有问题的。
主张“胡同”为汉语固有词的人有两种解释。大多数人认为“胡同”是“巷”(也作“衖”)的缓读或切语。清初顾炎武《音学五书·唐韵正·去声》“衖”下：“今京师人谓巷为‘衚衕’，乃二合之音。”陆宗达、王宁(1994：468)主张：“(巷)本读喉音hòng，变为舌音lòng，字才写作‘弄’，又称‘里弄’，北方的胡同原写‘衚衕’(hútóng)，正是‘弄’的缓读。”时髦一点的解释是任继昉(2006)：“巷”原本是复辅音，读*glong，后来复辅音分化成单辅音，*glong变成了gong(巷)、long(弄)、gadong(胡同)三个读音，并引亲属语言加以佐证。另有一些人(如周士琦，2003)认为“胡同”是“火衖”一词的读音讹变。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一》：“闽中方言：家中小巷谓之弄。《南史》：‘东昏侯遇弑于西弄。’弄即巷也。元《经世大典》谓之火衖，今京师讹为胡同。”“火衖”即“火巷”，“衖(巷)”读作弄。明杨慎《丹铅总录》卷六“西弄”条：“《南史》：‘东昏侯遇弑于西弄。’宫中别道，如永巷之类也。《楚辞》：‘五子用失乎家衖。’衖音哄。所云弄者，盖衖字之转音耳。元《经世大典》所云火衖，注即音弄。”“火巷”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南宋周必大《文忠集》卷六十三：“君讳善俊，字俊臣，太宗皇帝七世孙。……南市大火，焚万室，客舟皆烬，溺死千计。君驰往视事，辟官舍，出仓粟，以待无所于归之人。弛竹木税，开古沟，创火巷，以绝后患。”火巷是为防止火灾蔓延而在居住区开设的隔离通道，实际上就是居住区的小巷道。蒙古人来到大都，学说汉语“火巷”，读音变为类似“胡同”。汉族人再把这种经过蒙语改造的“火巷”接受过来，记写为“胡同”。
复辅音说最大的困难是“胡同”一词最早见于元代，如果说上古有复辅音的话，早在元代之前就已完成了向单辅音的转化，转化后果真有“胡同”这么个词的话，为什么长期不见记载？拿上古时期的语音现象来解释近代的词汇，缺乏中间环节。论者举辽释行均《龙龛手镜》中有“
”、“衕”二字作为“胡同”一词元代以前存在的证据，这是站不住的。《龙龛手镜》中“”、“衕”二字是分开解释的。《入声卷第四·彳部第十七》：“，俗，音胡。”按照《龙龛手镜》的体例，如果一个字下仅注“音某”，而不作进一步的解释，就意味着被释字就是“某”的俗体或异体。如《上声卷第二·手部第一》：“撑，俗，音掌。”这是说“撑”是“掌”的俗体。又《入声卷第四·木部第一》：“桮，音盃。”这是说“桮”是“盃”(杯)的异体。点名异体，字义也就清楚了，用不着再作解释。因此，《龙龛手镜》中的“”只是“胡”的俗体字，跟“胡同”没有什么关系，不能看到有“彳”旁便想当然地以为跟胡同有关。如果当时真有“衚衕”这么个词的话，行均必然会在“
”或“衕”下提到这个联绵词，因为“衚”只用于“衚衕”一词。这正好说明当时还没有这样一个词。
“火巷”说的问题在于：(1)火巷是北京城固有的，“火巷”这一名称也是汉语固有的，蒙古人来到北京学说的是汉语的“火巷”而走了样，怎么这种走了样的学舌反而在汉语中通行开来？(2)新出现的词取代旧词总要有一个过程，总会留下两个词同时使用的痕迹，然而我们却看不到“火巷”与“胡同”同时使用的现象。(3)张清常指出：“假设蒙古人把火弄讹传为衚衕，音理上较困难。我对于蒙古语只是初学，知道蒙古语有四个后高元音，而且区别很严，蒙古语还讲究元音和谐律，如此种种，恐怕蒙古人把汉语‘火弄’讹传为‘衚衕’不容易。”
比较来看，还是“胡同”为“巷”的缓读说最为可取，但前人的解释未免含糊笼统，说不出音变的规律，所以不能取信于人。缓读词又叫分音词、切脚词、嵌l词，这种词汇现象古今汉语都存在，如“头→髑髅、瓠→葫芦、精→机灵、圈→曲连、浑→囫囵、滚→骨轮(晋语)”等。不少学者把这种现象看成是复辅音分解的结果，现在看来这种认识存在困难。我们认为分音词是汉语派生新词的一种手段，是基于重叠的一种构词方式。这种构词方式有人(王洪君，1994)称为“重叠加有定词框架”，有人(孙景涛，2005)称为“裂变重叠”(fission reduplication)，大同小异，都能很好地解释分音词现象。裂变重叠构词在不同的方言中有不同的裂变规律，通语中的常见裂变形式是在源词的声母与韵母之间嵌入“韵头+l”。如jing(精)＜jiling(机灵)、xun(浑)＜xulun(囫囵)、ku(毂)＜kulu(毂辘)等。“巷”的韵母中古虽然为开口二等(《广韵》胡绛切)，但“巷”从“共”得声(“衖”亦然)，原本应读合口，即读作
，(36)这跟通语中的裂变形式是对应的。裂变形式在演变中也可以单用其中的一个音节表义。如“句”(《说文》：“句，曲也”)裂变为“痀偻”、“枸篓”，“偻”、“篓”亦可单用。《榖梁传·成公元年》：“齐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偻者御偻者。”《广雅·释器》“枸篓，酔也。”王念孙疏证：“枸篓或但谓之篓。《玉篇》：‘篓，车弓也。’《汉书·季布传》：‘置广柳车中。’李奇注云：广柳，大隆穹也。’柳与篓通。”北宋宋祁《宋景文公笔记》卷上《释俗》：“谓团曰突栾。”“栾”可单用。《集韵·桓韵》：“
，圜也。”明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九“橘”下自注：“卢硕曰：橘种子者不结实，实亦长，俗呼柚子。广柚则大。”“孔”裂变为“窟窿”，“窟”可单用，“窿”在广州话和客家话中也可以单用，表示洞孔之义。“滚”裂变为“毂轮”，“轮”可单用。“头”裂变为“髑髅”，音转为“漘颅”(《广雅·释言》：“漘颅谓之髑髅”)，“颅”可单用。“弄”单用表示小巷也是如此。后来大约是受了“衕”的影响，
，记写为汉字就是“胡衕”，简化写法就是“胡同”。第一个音节之所以用“胡”字，正是它来自浊辅音的缘故。“衕(同)”字之所以读去声，就是因为它来自“弄”。“衕”是汉语中很早就有的词，它的意思就是巷道。《说文》：“衕，通街也。”后世一直在使用着。宋代楼钥《小溪道中》诗：“后衕环村尽溯游，凤山寺下换轻舟。”《西游记》第六十七回：“老者用手指道：‘我这庄村西去三十余里，有一条稀柿衕，山名七绝。’三藏道：‘何为七绝？’老者道：‘这山径过有八百里，满山尽是柿果。古云柿树有七绝：一益寿，二多阴，三无鸟巢，四无虫，五霜叶可玩，六嘉实，七枝叶肥大，故名七绝山。我这敝处地阔人稀，那深山亘古无人走到。每年家熟烂柿子落在路上，将一条夹石胡同，尽皆填满，又被雨露雪霜，经霉过夏，作成一路污秽。这方人家俗呼为稀屎衕。’”把“夹石胡同”称作“稀柿衕”，可见“衕”就是胡同。“稀柿衕”之“衕”有些版本写作“同”(如明书林杨闽斋刊本)。樊恭烜《浙江象山方言考》(《人文》1936年第7期)：“俗凡屋外行人之道曰巷同。”所以
中的l受其影响变为th。可见“胡同”的由来在汉语内部就能得到很好的说明，不必牵附到异语上去。
最离奇的要算是“好歹”之“歹”外来说。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汉语中的“歹”字，字形和读音来自藏文的第九个字母
，而“歹”所记录的“不好”义的词则是蒙古语某个词的音译。(37)藏文字母跟“歹”字的差别显而易见，其读音ta也跟“歹”(多改切)只是声母相同，依据这样的相似点便断言“歹”来自藏文字母，未免过于牵强。事实上“歹”是“歺”的隶变形式，古代学者对此都很清楚。唐代唐玄度《九经字样》：“歺部，音兢，又音枿，今隶省作歹。”《类篇·歺部》：“歺，隶或书作歹。”“歹”作为偏旁在汉隶中很常见，如
(《老子》乙248上)、
(《武威简·服传》10)等，可见“歹”字在汉字中的来历是很明确的，跟7世纪才创制出来的藏文字母是扯不上的。
那么，“歹”的多改切的读音是从哪里来的呢？《广雅·释诂上》：“困、歹、疲、羸、券、惫，极也。”“极”是疲惫的意思。“歹”无疲惫义，疲惫义之“歹”可能是“殆”的省体，“殆”有疲惫义。《庄子·养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陆德明释文引三国魏向秀曰：“殆，疲困之谓。”由此看来，“歹”可能很早就有“殆”(《广韵》上声“海韵”)的读音，只是在西北方言中读作端母而已。
再来看“歹”的“不好”义来自蒙古语的问题。论者最主要的根据是南宋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中的下面这句话：“(鞑人)言及饥寒艰苦者谓之
。”自注：“者，不好之谓。”由于“、歹”读音相同，而“不好之谓”的说法意义上也跟“歹”一致，于是便得出如下两点结论(李思纯)：
1)南宋末期理宗绍定间(公元1229年)，为汉人初闻蒙古语而译作“”字的时期。
2)由绍定至南宋亡(公元1276年)，为藏文字母译写“歹”字，并混入汉文汉语的时期。
这两点结论都是靠不住的。
其一，《黑鞑事略》对“”的直接解释是“饥寒艰苦者谓之‘’”，这跟南宋郑思肖《心史·大义略叙篇》中“者，至微至贱之谓”的说法是一致的，饥寒微贱当然不好，故又有“不好之谓”的说明，可见“不好”并不是“”的直接意义。蒙古语中表示“坏”义的词是ma'u，《元朝秘史》、元杂剧等文献中音译作“卯兀”、“卯温”、“卯危”等。主张“”义为“不好”的学者未能在蒙古语中找到原词，所以方龄贵经过一番考察后说：“歹’字的来源需另考，但目前诸家指为蒙古语，论证还不能令人满意。”(方龄贵，2001：264)
其二，唐末五代时期的敦煌文献中已有“好歹”之“歹”，如S.4571/13《维摩诘经讲经文》：“凡事皆依居士裁，俱持宝盖意俳佪。临辞室内愁眉结，频被阶前日影催。啼树晚莺同助哭，语檐秋燕共添哀。分襟顷刻又惆怅，待礼牟尼对宝台。且希居士好调和，不得因循纵病歹。”P.2418(25-24)《父母恩重经讲经文》：“若是长行五逆歹人，这身万计应难觅。”这两例中的“歹”字有些学者认为不是“歹”。黄征、张涌泉将前一例定为“多”，后一例定为“支”，说：“‘多’字原录误作‘歹’，蒋礼鸿校作‘多’，确，原卷本作‘多’字，兹据正。‘多’为韵脚字。‘歹’字宋元之交始见应用，北宋以前固未闻也。”“支，原录作‘歹’，潘校谓原卷作‘吱’。按‘吱’字于义无取，细审原卷，似为‘支’字。‘支’通作‘之’。”(38)S.4571例原卷作
，毫无疑问是“歹”字，而且“歹”字也跟“裁、徊、催、哀、台”押韵，若为“多”字，则不入韵。P.2418例原卷作
，此字与“支”、“歹”、“女”等字近似，定为其中任何一字字形都说得过去，关键要看文意。定为“支”“女”，文意不通。“女”字毋庸辩说。“支”在《广韵》“支韵”，而“之”在“之韵”，中古音有别，未见通假之例。只有“歹”字文意畅达，故原录定为“歹”字不误。学者们之所以不愿承认敦煌文献中的“歹”字，是因为他们信从了“歹”来自蒙古语的说法。事实表明，早在唐末五代时期汉语中已有“好歹”之“歹”，因此来自蒙古语的说法自然也就落空了。
徐时仪认为：“‘歹’最初只是个口语词，有音有义但没有相应的字来表达，故没有足够的文献资料来论定其源于何种民族语言，但至少可以断言其是汉语和北方少数民族语言融合的产物。”(39)我们认为既然“歹”最早见于敦煌文献，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与其猜测其来自少数民族语言，还不如视为西北方言词来得可靠。给西北当地人演说佛经，采用当地人的一些口语词汇合乎情理。
上面这些事例告诉我们，解释词语首先应立足于本民族语言，在本民族语言中确实得不到合理的解释时，才可以考虑异语。汉语与异语中的对应词不仅要音义相符，而且两个词需追溯到共存于同一时代时，还应提供两族在借词产生的时代曾有交往的历史证据，否则异语求证的可靠性难以保证。法国语言学家梅耶(Antoine Meillet，1866-1936)在论及历史语言学中的同源比较方法时说：“意义方面的相符也应当与语音方面的相符(根据语音的对应规则)同样正确，同样精密。”“无论在形态方面、语音方面还是词汇方面，我们决不能忽视一条原则，就是：所有的比较，只有合乎严格的规则，才是有效的。语言学家愈是粗心大意，他的比较愈是任意，他的证明也就愈不可靠。”(40)罗常培先生也曾告诫我们说：“咱们应该知道借字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但咱们切不可陷于牵强附会的错误。正确的结论是由充实的学问、致密的方法、矜慎的态度追寻出来的。”(41)在运用异语求义法时我们应谨记这些忠告。
注释：
①王力《新训诂学》，《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0。
②见《美国传统词典》(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4th editi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2000)macaco条。
③《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第四版(台湾，1998)“泊车”条：“为英语park的音译。”吴汉江《辞书中音译语素的语源标注及汉语教学的几个问题》，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88期，2007。
④张永言《语源探索三例·“浑脱”考》，原载《中国语言学报》第三期，商务印书馆，1988；另载张永言《语文学论集》，增补本，语文出版社，1999。
⑤高楠顺次郎《奈良朝の音乐殊林邑八乐に就ぃて》，《史学杂志》第十八编第六一七号。
⑥王宁《唐戏“钵头”别解》，《民族艺术》2008年第4期。
⑦任半塘《唐戏弄》，2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⑧江蓝生、曹广顺《唐五代语言词典》“钵头”条，27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⑨傅芸子《奈良春日若宫祭的神乐与舞乐》，原刊日本《东光》第2卷第1号，1941年(昭和十六年)12月；后收入傅氏论文集《白川集》，东京文求堂书店1943年(昭和十八年)版。《新世纪万有文库》收有《白川集》(与傅氏《正仓院考古记》合编为一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此据《新世纪万有文库》本，100页。
⑩常任侠《唐代传入日本之音乐与舞蹈》，《说文月刊》第4卷，1944年6月。
(11)任半塘《唐戏弄》，2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2)须藤隆仙《佛教故事名言辞典》，201页，新人物往来社，1982年(昭和五十七年)；宫坂宥胜《佛教语入门》，80页，筑摩书房，1987年(昭和六十二年)。
(13)梁家勉《甘蔗史证》，载《梁家勉农史文集》，358—359页，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14)朱庆之《汉译佛典语文中的原典影响初探》，《中国语文》1993年第5期；姚永铭《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11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
(15)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1分，1930。
(16)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17)文焕然、文榕生《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
(18)王宇信、杨宝成《殷墟象坑和“殷人服象”的再探讨》，载胡厚宣等著《甲骨探史录》，三联书店，1982。
(19)张永言《汉语外来词杂谈》，《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2期；另载张永言《语文学论集》(增补本)，291页，语文出版社，1999。
(20)刘正埮等编《汉语外来词词典》，21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
(21)张永言《汉语外来词杂谈》(补订稿)，《汉语史学报》第七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22)杜朝晖《从“胡禄”说起——兼论古代藏矢之器的源流演变》，《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4期。
(23)岑仲勉《隋唐史》上册，222页，中华书局，1982。
(24)杨琳《汉语词源求证举例》，《民族语文》2008年第5期。
(25)施向东《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34页，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
(26)严绍
《中国文化在日本》，10页，新华出版社，1993。另参严绍《多边文化研究的实证观念和方法论》，《华夏文化论坛》第三辑，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李季《二千年中日关系发展史》第一章，学用社，1938。
(27)郑张尚芳《古译名勘原辨讹五例》，《中国语文》2006年第6期。
(28)刘正埮等编《汉语外来词词典》，36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向熹编著《简明汉语史》上册，539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王艾录编著《汉语理据词典》，263页，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
(29)Berthold Laufer.Sino-Iranica.pp.441、445.Chicago.1919.
(30)黄盛璋《西瓜引种中国与发展考信录》，《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
(31)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汉语方言大词典》，5590、5588页，中华书局，1999。
(32)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第四册“爪子”条，39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3)清梁章钜《称谓录》(清光绪刻本)卷六“瓜子”条、《汉语大词典》“瓜子”条所引均作“瓜子”。
(34)张清常《胡同借自蒙古语水井答疑》，《语言教学与研究》1994年第3期；另载张清常《胡同及其他》(增订本)，71页，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4。
(35)胡明扬《现代汉语规范化的基础工程——评〈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语言文字应用》1997年第3期。
(36)陕北方言见张子刚《陕北方言中的分音词》，《延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鄂尔多斯晋语由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李喜荣提供。
(37)徐复《歹字源出藏文说》，《东方杂志》第40卷22期，1944；徐复《歹字形声义及其制作年代》，金陵大学、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9卷，1950；李思纯《说歹》，载李思纯《江村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8)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805、995页，中华书局，1997。
(39)徐时仪《“歹”字演变探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40)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31、35页，岑麒祥译，科学出版社，1957。
(41)罗常培《语言与文化》，61页，北京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