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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3)01-0005-05
面对已经拉开序幕的21世纪，哲学应当如何发展，应当向何处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如何认识和评价20世纪后20年的哲学研究。评价也是一次清理，只有做好这种清 理工作，新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才能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向新的高度迈进。自实践标准大 讨论以来，中国的哲学研究经历了一次很大程度的思想解放。20年来，各种问题研究相 继展现，形成了一系列哲学研究的热点，结束了建国以来哲学研究没有“问题”或“问 题”意识不足的局面。这些热点问题构成20世纪后20年哲学领域的灿烂星空。近20年的 哲学研究取得了建国以来前30年所无法比拟的成就。
首先，近20年哲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思维方式的转换。建国以来前30年哲学研 究的成就毫无疑问应当得到充分的肯定，比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建立 以及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对立意义的)的清理和批判，这对于新中国的哲学 界乃至整个学术界来说是开创性的，它建立了我们据以批判和评价各种哲学思潮以及各 种社会文化思潮的一个基本坐标。以后则是著名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 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等等。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自 从教科书体系建立起来后，常规性的“解题”活动束缚了人们的思维，使得人们在研究 中“问题”意识不足，更无法产生针对前提和整体框架的质疑性问题，在思维方式上属 于“聚敛式”思维(T·库恩)。同时，前30年的哲学研究对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 哲学采取一种与政治立场一致的强烈的批判态度，这种“外向”的批判态度吸引了学术 研究的注意力，消解了思想的感悟力和哲学的原创力，消解了哲学的自我意识，使人们 沉浸在两极对立的战斗激情之中，影响了对哲学自身的研究，也影响了对西方哲学研究 成果的吸纳。近20年的哲学研究有着一种强烈的挣脱传统教科书体系束缚的冲动，从关 于哲学体系的讨论到诸多哲学新门类的出现。虽然没有形成较大的哲学流派，但是很多 观点已经不能为传统教科书所容纳或完全容纳，至少有很多观点和思想已经不能用传统 的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来进行分类。人们的意识里已经开始对旧的教科 书哲学感到厌倦，很多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进行哲学研究。人们的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开 始具有科学革命时期的“发散式”(T·库恩)思维的特征。
其次，近20年哲学研究表现出一种走出传统哲学的思辨领域，回归生活世界的倾向。 传统教科书哲学并未摆脱传统哲学的思辨逻辑——力图追究脱离人的自在世界的普遍原 则——这些原则具有实体的规定性，是变化之中恒常不变的东西。与传统哲学不同的是 它追随在自然科学之后，把自然科学说过的话语用一种思辨语言“普遍”化，“提升” 为哲学范畴、哲学原则和普遍规律。所以，出现了把很多自然科学的概念“提升”为哲 学范畴的研究方式，如物理学的“场”被普遍化为“社会场”、“文化场”等等，“场 ”由于具有“普遍性”，于是就具备充足理由成为哲学范畴。这种研究方式把哲学研究 变成了非常简单的事情，在这种研究中，我们看不到任何哲学对生活和世界的领悟，哲 学的灵性被淹没在一种机械理性之中，哲学的“思”的品格消逝殆尽。如果说这一传统 一直延续到近20年的最初几年，那么，近10年来人们已经摆脱了研究哲学的这一路径， 走出了传统哲学的思辨领域。走出传统哲学的思辨领域与向生活世界回归是同一个过程 。自从实践标准讨论以来，近20年哲学研究的热点背后一直有一种实践的动机和冲动， 如主体性问题研究、交往问题研究、发展与现代化问题研究、新儒学研究、日常生活批 判、后现代研究、文化哲学研究等等，这些研究与实践标准讨论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 它们共同围绕着一个核心，即人与现实生活世界。应当说，近20年哲学的发展实现了从 概括具体科学的成就、追求空洞的“普遍规律”，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回归。
再次，近20年哲学研究表现出一种走出“论证哲学”困境的倾向。长期以来，受极左 思潮的影响，政治话语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话语和元逻辑，政治标准成为一切文化形式 (包括自然科学)的元标准：一切文化形式都要遵从“政治”逻辑、服从“政治”标准。 在这种情况下，思想和学术领域当然也不例外。于是，国内的哲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 里成为一种论证工具，它的最大功用就是阐释“政治文件”；在学术研究中，政治评价 代替了学术评价。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哲学自我意识的形成以及哲学对社会应有的 反思能力。这种哲学理所当然被称之为“论证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哲学的社会 声誉。近20年的哲学研究，尤其是近10年的哲学研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论证哲 学”的困境：在与政治的关系中，哲学由自在上升到自为，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自我意 识。但是，走出困境的哲学并没有重新回到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之塔，而是获得了一种 社会批评的维度——这种社会批评的维度才使哲学真正回到了现实生活中。比如文化哲 学对积淀了几千年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批判；发展哲学和现代化研究对整个世界现代化运 动自近代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物质主义的批判，特别是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表 现出的短视现象、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批判等等，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容低估 的。
第四，近20年哲学在“热点”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不容否认的成就。近20年的哲学研 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它所能取得的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出现了一些传统教科书的“问题 框架”视野外的哲学门类、观点和思想，甚至一些新哲学、新流派的生长点，比如说文 化哲学、生存哲学、人类学实践哲学、社会哲学等等。这些思想和观点属于马克思主义 哲学传统，但已经不能用传统的教科书体系形成的“哲学分类学”所概括，这是产生哲 学流派的萌芽。这一点很多文章都有论述，毋庸赘言。
近20年的哲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这些成就是中国哲学在21世纪进一步发展的 根本前提。但不容否认，近20年的哲学研究是与20世纪后20年的中国现实相匹配的，尤 其是与当时的现代化建设相匹配的，因此不可能没有一种现实的局限性。对于这种局限 性的反思和检讨是中国哲学在21世纪继续向前发展的重要前提。我认为，对于近20年哲 学研究成绩的叙述主要的意义在于总结，而对于存在问题的揭示则对21世纪中国哲学的 进一步发展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近20年的哲学研究缺乏一种对自身前提的彻底批判。考察哲学史，我们可以发 现，任何真正的哲学研究首先是一种元(meta-)哲学研究：它首先要对哲学的前提进行 质疑，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元哲学理论——本质上一切哲学问题、哲学理论都由此而产生 。所以哲学的元研究是一切哲学的对象研究之母。这是哲学研究之不同于具体科学研究 的区别所在：哲学研究首先要回答“哲学是什么?”“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哲学 的功能是什么?”等前提问题，而具体科学则不需要这种研究。哲学的这种前提性批判( 元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哲学探究之彻底性、革命性的表现。如果说，哲学 是人之本真的存在方式，那么，哲学的这种前提批判也是人之超越性的集中表征，正如 海德格尔所言，人不断追寻存在的意义，作为存在着的存在方式，这个问题的发问本身 本质上就是由问之所问规定——即由存在规定的。近20年哲学虽然在具体问题研究中取 得了不容否认的成就，虽然在意识里对旧的教科书哲学已经感到厌倦，虽然在一定程度 上已经具有“发散式”思维的特征，但是，这种批判浅尝辄止，远不够深入。由于缺乏 对哲学前提的深刻反思和批判，近20年哲学研究基本上没有进行元哲学层面的探究，用 一种近乎实证层面的形而下研究淹没了哲学的根本意旨。所以，近20年哲学研究缺乏哲 学的彻底性：虽然在许多领域都提出了富有创见的观点和理论，但是，深思之下可以发 现，这些观点和理论大多留有一个传统的“尾巴”，潜意识里，仍然没有突破旧有的范 式和前提。诸如主观能动性研究、实践问题研究：由于在传统教科书中“主观性”的空 洞性——它的全部内容都是对客观性的反映，受此影响，人们一方面强调人在必然规律 面前的能动作用，另一方面又强调“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强调自我意识和理想“ 终究是对客观性必然性的反应”，把主观能动性又还原到客观性，把主观性和客观性的 矛盾虚无化；同样，在实践问题研究中，由于没有突破机械反映论的前提，主观性的非 还原性始终没有得到承认，所以，人们总是强调实践的客观性、物质性，忽略实践的主 观性，使实践几乎成为没有自我意识的动物性活动。
其次，近20年的哲学缺乏一种形而上的维度，因而未能建立起一种总体性哲学。近20 年的哲学研究虽然形成了一系列热点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偏于具体而零散，缺乏一种 形而上学之超验维度的统摄。尤其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出现了社会价 值轴心的断裂。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领域之间出现了“板块错位”现象；精英文化与 大众文化、科学功利主义与人文教化精神之间出现了文化分裂和价值冲突；同时，人们 的生活“情调”淹没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之中，日益“事实”化，人们的生活缺乏一种总 体性，变成了零散支离、毫无意义关联的“一地鸡毛”。在这种情况下，哲学理应担负 起重建形而上学之超验维度、重建终极关怀，并以此为核心，建立一种具有整合文化和 生活世界之功能的总体性哲学的使命——这是时代赋予哲学的历史重任。但是，近20年 哲学却没有完成这一使命，相反，它变成了诸多“热点”构成的问题系列，变成一种支 离破碎、零敲碎打式的研究——这种深入的具体研究对于理论的局部来说虽然必要，但 是整体上，一些相互矛盾的倾向和价值取向却凸显出来，没有得到应有的沟通和协调。 所以，这样一种哲学研究虽然在诸多具体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面对这种意义 “纽带”的断裂，价值的倾覆，却多少表现出一种无能为力甚至麻木不仁的状态，失去 了其对社会文化价值和人的生活世界的总体化功能和意义，从而也使哲学失去了作为文 化“无效用”要素的根本文化效用。
再次，近20年哲学没有充分发挥思想启蒙的先锋作用。近20年哲学由于没有建立起形 而上的维度，而是沉浸于一种近乎实证层面的零敲碎打式的研究，未能形成一种总体性 哲学，这就使其无法充分发挥思想启蒙的先锋作用。实践标准讨论应当说是一次思想观 念的深刻启蒙，它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对整个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使 人们从过去以机械理性为核心的教条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是，此后的研究出于对“ 论证哲学”和政治“核心话语”的反感便走向具体问题研究，其背后蕴含着一种“多研 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的极端情绪。80年代初关于哲学体系讨论的初衷是总体 性的，目的是要打破传统教科书体系确立的“坐标系”，打破教科书体系的一元统治。 但是这一讨论并没有走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形而上学重建，而是很快就降低到马 克思主义哲学概念、范畴和规律的排列顺序这样的技术层面，沿着这一路径产生的是对 辩证唯物主义概念、范畴的研究以及一系列另辟蹊径的热点研究。此后，哲学界又兴起 了一种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拒斥形而上学”的思潮，更直接助长了一种非严 格意义上的“实证化”倾向。形而上学维度的阙如，使一种总体性哲学的产生失去了根 本前提，这就降低了哲学对现实的总体性反思能力：哲学只能以“部分”、“分支”或 零散的“问题”的形式应对现实的挑战，人们无法在这样的哲学中形成对生活世界的完 整理解。应当说，近20年哲学研究在反对传统哲学的思辨性的同时，过分接近于实证层 面，这种状态使它对现实的总体把握能力、批评能力，特别是以系统的思想形式对于社 会意识和思想观念的启蒙作用被大大削弱。总体上说，除了实践标准讨论以外，近20年 哲学的先锋作用远逊于文学艺术。
第四，近20年的哲学研究仍然没有克服“史”、“论”分离，“分工明确”的研究方 式。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术界占据了统治地位。哲学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内部的研究，加之受前苏联哲学研究方式的影响，自然而然地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各 部分分门别类的研究：一部分人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研究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现 代西方哲学，一部分人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原理本身，一部分人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哲 学在自然界的表现(自然辩证法)等。这种分工甚至更为细致：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的人只 研究其中一部分如范畴、规律，不及其余；研究哲学史的人只研究一个人物、一本书。 这种研究在一定时期，尤其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立时期是必要的——这种研究 在其可能的限度内，最大程度地推进了哲学各部分的研究。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 种分工明确的研究方式越来越显露出它的弊病，甚至阻碍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史”和 “论”的分离，一方面，它使得对哲学史的研究变成了普通的历史研究，没有把哲学史 从普通的历史研究中分离出来，从而，也就不可能从哲学的高度研究哲学史；另一方面 ，也使得哲学理论研究不能站在哲学历史发展的前沿，充分汲取西方哲学的精华，却由 于脱离了哲学的历史而变得空洞、落后，甚至无法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话。“史”和“论 ”的分离甚至引起了两个从业群体的对立：从事哲学史研究的人认为搞哲学理论的人并 不掌握真正的哲学知识；研究哲学理论的人则认为搞哲学史的人没有自己的思想。在近 20年哲学研究中，这种类似梵蒂冈哲学的研究方式仍然很严重，导致了很多热点问题研 究无法深入。如主体性研究，由于哲学理论研究与西方哲学研究之间存在着“屏障”， 我们在热点讨论中并没有深入到自我意识、自由意识层面，所采取的仍然是传统的还原 主义方法，即把主体还原为客体。主体性研究远未达到现代西方哲学的水平。
第五，近20年哲学研究具有一种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浮躁倾向。近20年来，学术界普遍 具有一种浮躁倾向，揭露出来的学术造假、学术抄袭只是极少一部分，实际上学术界大 量存在着缺乏创造性的、重复的、模仿的学术作品。哲学界也是如此。哲学家不再沉心 于哲学的领悟，以领悟的思想去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而是随着热点旋转。这就使得某 些热点问题研究失去了哲学研究之“思”的根基，缺乏真正的思想性，始终浮在表层而 无法深入。热点问题研究变成了追求“时髦”效应：每一个热点都有一段“时髦”期， “时髦”期过去，热点就不再“热”了。虽然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却已成为过时 的问题。于是，某些热点问题研究就变成浮在思想表面的“泡沫”，具有“泡沫经济” 同样的效应。热点问题的产生固然有其现实根据，但是哲学对热点问题的研究却往往停 留在表层。究其原因，表面上是由于某些学者的浮躁心理和对待学术的急功近利态度， 但根本上，是由于近20年哲学研究同现实过近而未能保持恰当的距离，因此，被现实快 速的节奏变换和色彩缤纷扰乱了心智和心境，无法进行冷静的思考。于是，哲学不再成 为思想，反而远离思想。近20年哲学有一种回归生活世界的倾向，但哲学回到现实并不 等于同化于现实，哲学与生活分离固然是一个悲剧，哲学同化于生活同样是一个悲剧。 正如J.杜威所说，哲学如果脱离生活就变成了一幅与生活不相干的图景，但哲学与生活 太近就会被生活的嘈杂喧嚣弄昏了头脑。哲学界的这种浮躁倾向是哲学发展的根本性障 碍，它使得哲学形而上学的致思和领悟被消解在萌芽之中。
21世纪的旭日已经冉冉升起。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哲学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两个重 要的因素将给哲学的发展提供无限生机。其一，全球化已势成必然——中国加入世贸组 织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全球化是全球文化结构的一种转换——它将消解西方中心主义 与狭隘民族主义的两极对立，在各民族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以 各民族文化的共同价值为核心的新的全球文化理念。它将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亦将 形成一种全新的经验结构、心理体验和价值依托。一种超文化类型——世界文化即将形 成，整个世界历史将以新的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全球化一方面为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 课题，另一方面，其本身又进一步拓宽了哲学研究的视野。其二，20世纪后20年中国的 现代化建设主要是奠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它更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物质主义的现代 化。21世纪，这种物质主义的现代化将要为一种以人的完整性为核心的，整个社会的物 质、文化全面进步的总体现代化所替代——它将引起社会的全面变革，这无疑是哲学研 究的又一个重要课题。这双重背景叠加在一起，就把哲学发展的重要历史契机推到哲学 面前：它是新的哲学思想之产生和发展的沃土——一部哲学史已经表明，只有巨变的时 代才能产生哲学的巨变。但是契机和机遇只是哲学发展的条件，要把契机和机遇变成哲 学发展的现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哲学自身。在这种意义上，认真检讨20世纪后20年中 国哲学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问题，并不只是为了认识哲学发展的这一段历史，更为 重要的是为了21世纪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虽然，对于21世纪的中国应当建构一种什 么样的哲学，学术界见仁见智。但是，笔者认为，近20年中国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和 不足，就已经蕴含和昭示了21世纪哲学研究和发展的方向。
21世纪中国哲学必须突破哲学研究的传统范式才能取得革命性的变革。T.库恩认为科 学革命意味着科学范式的转换。范式，按库恩的解释，是由一些宏观背景与预设前提、 理论体系构成以及掌握和运用理论体系的心理认识因素。哲学革命同样有一个范式转换 问题。而实现哲学范式的转换，必须对传统范式的非理性前提和根基进行彻底的反思和 批判，这种清理是一件非常重要而远没有完成的工作。所以，在世纪之初的几年里，这 种批判和清理工作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21世纪中国哲学应担负起整合社会文化的分裂，重建终极关怀的使命。中国传统思想 历来缺少超验维度，中国的社会文化是靠一种建立在“因果报应”基础上的实践——道 德规范来维系的——因果报应的过程是神秘的，它的结果却是经验的、功利主义的。这 一点与西方维系在超验实体上的伦理道德相异。市场经济的确立使得传统的“神秘的” 功利主义为一种现实的功利主义所替代，传统道德价值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社会文化的 总体化机制被大大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哲学有义务担负起整合社会文化，重建超验的 终极关怀的历史使命。
21世纪中国哲学应承担起对生活世界和整个社会的理性反思和理性重建之重任。21世 纪的中国哲学面对的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自身的总体现代化建设，它所面临 的社会问题亦将是总体性的。因此，它必须克服那种零敲碎打的研究方式，承担起对生 活世界和整个社会的理性反思与重建的重任。而要完成这一重任，新世纪中国哲学面临 着一种新的综合：只有一种总体性哲学才能重建社会文化的总体性。
21世纪中国哲学研究应当打破学科壁垒。这里所说的学科壁垒不仅指哲学内部的学科 隔绝，而且指哲学与其他各文化门类之间的屏障。美国当代思想家丹尼尔·贝尔曾从政 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各个方面对当代西方社会进行剖析，从而得出了对西方社 会的总体看法。众多学科的融会，对于认识十分复杂的当代社会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而 且随着认识的发展，各学科已经越来越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于是一种总体性的、文化 层面的新视野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我们认为，21世纪能够克除学科壁垒， 整合社会文化的分裂，重建终极关怀、重建社会文化的总体性的哲学应当是文化哲学。
21世纪，随着全球化态势的发展，中国的哲学研究必将取得重大突破，也必将同现代 西方哲学在同一层面上平等对话。对此，我们热切地期待着。
收稿日期：2002-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