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生产组织理论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学中论文,理论论文,组织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人类经济生活中重要单元的生产组织，自14世纪以来，一直处在变迁过程之中。手工工场的出现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注：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可定义为一个通过劳动力买卖组成的、并通过复杂的分工和协调来从事为交换而协作生产的社会实体。）的诞生。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英国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工厂制度，代表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组织形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逐渐形成了以流水线作业和M型组织结构为特征的“福特制”生产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生产组织形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丰田生产方式”具有很大的竞争活力。20世纪的最后10年，在吸收了日本“丰田生产方式（精益生产）”的思想，结合信息技术的发展，美国逐渐形成了“大规模定制”的新型网络化生产组织形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从手工工场产生以来，上述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出现的生产组织形式，都与这些国家在世界上国力的上升处于同一时期。
对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及其变迁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视角。一是从生产角度来进行研究，包括古典经济学者的研究、企业史学者对生产组织的研究、新熊彼特技术创新学派以及弹性专业化与精益生产理论。另一个是从交换角度对生产组织的研究，包括马歇尔的生产组织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新兴古典经济学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等。从生产角度研究生产组织的各种理论，相继或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不同时期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发展的实际状况。但是也存在着仅仅研究生产组织在社会形式或生产结构上的某一特征变化的片面性，不能从二者相互动态矛盾作用的角度，完整地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主导性生产组织的变迁过程。从交换角度研究生产组织的各种理论，通过将社会分工等同于生产组织内部分工，在不同程度上将生产或生产组织抽象为交易或合同关系这种最简单的规定，用纯粹的交易或交易关系代替具体的生产或生产关系，不可能揭示具体的生产组织动态的变迁过程。我们认为生产过程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变迁的出发点，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路。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挖掘和梳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及其变迁的理论（注：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学者在对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仿照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分析范式，从企业的性质、起源、边界和内部关系来挖掘和重新梳理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如李琼、刘元春、邱海平、张银杰、荣兆梓、张克难、程恩富、左大培、伍山林、朱富强、刘凤义、王仕军等诸多学者），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及其变迁问题研究的发展过程，国内学者并没有系统研究的文献。），总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变迁理论的发展历史，阐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变迁研究的特征和不足，并指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马克思的生产组织及其变迁理论
马克思首先描述了一个均衡的市场交换组成的经济体系：所有的商品都按照其价值进行交换，商品的价值由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如果所有商品都按照价值进行交换，那么价值增殖来自何处？马克思对流通过程的分析表明，流通过程并不能产生价值增殖，价值增殖来源于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与其使用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异。通过用货币购买工人的劳动力，货币所有者获得了指挥工人在既定时间内进行生产的权力，其货币相应地转化为资本。资本所有者支配着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超出再生产劳动力价值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继续劳动，就能占有雇佣劳动者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在任何生产过程中，从投入到产出的转换，需要人们计划和实施其自身的劳动力与原材料、工具及机器的结合。在资本主义商品过程中，在工资和对厂房、设备和材料的投资既定的条件下，劳动时间越长、劳动强度越大，劳动力的利用程度越高，单位时间内将购买的投入转化为商品的数量就越多，单位劳动成本和资本成本越低，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越多。在区分简单协作和分工以及分工的各种形态等概念的基础上，基于劳动力和劳动之间的区分，结合英国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发展的历史经验，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将分工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变迁结合起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内部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及其对劳动人口工作条件所带来的影响，描述了从手工工场（包括简单协作和分工两个阶段）逐步演变为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工厂制度的主导性生产组织演变过程。随着生产组织从手工工场向工厂制度的演变，劳动与资本关系也发生了从形式隶属到实际隶属的转变。
机器体系的完全采用，产生了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工厂。工厂是“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有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都受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的支配，从而为了生产同一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注：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423、42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机器的分工协作要求工人被分配到各种专门的机器上，适应机器整齐划一、单调重复的活动，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机器使劳动条件支配工人具有技术上的现实性。一方面大大减少了工人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工人的手工技巧在生产中已日益不起决定作用，智力合并于资本变成支配劳动的权利，劳动者本身成了机器和资本的附属物。另一方面，“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集体劳动者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注：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423、42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在工厂制度下，监督劳动和等级制度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以机器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工厂制度，逐步消灭了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手工工场，进一步吞噬了家庭劳动，并深入到农业领域，使农民也逐渐融入雇佣工人行列。在生产组织变迁过程中，技术与组织、效率与剥削相互促进，共同服务于减少生产商品必要价值以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目的，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得以确立起来。
提高集体劳动能力的生产组织的各种历史形式，是以一定的生产规模为前提并随着生产的扩大而不断变迁的。生产组织形式与资本积累的相互作用，不断提高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内部的劳动生产率。通过资本积聚和集中，借助于竞争和信用，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巨型企业，企业规模“在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中，只有在投入的全部资本仅仅成为唯一的个别资本时，集中才算是达到极限。在一定的社会里，只有当全国的资本仅仅成为唯一的资本家手中的唯一资本，或者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唯一资本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极限。”（注：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664～66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如果没有相反地趋势不断与向心力一起又起离心作用，这个过程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崩溃”（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3卷，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据此，Harvey,D.认为，马克思这个观点意味着在资本集中规律与其他力量之间形成一个均衡点。这个均衡点决定了在生产规模、垂直一体化程度等方面达到均衡的生产组织（Harvey,D.,1982.The Limits to Capital.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p.140-141）。）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理论的发展
19世纪70年代以后，内燃机和电力的发明与应用、西门子-马丁炼钢技术的推广、钢的广泛采用、若干化学技术的突破等新的技术创新，带动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如冶金、机器制造、电力、电机、石油和化工等重工业部门先后建立和发展起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组织发生了急剧变化，大大加速了资本积累过程，生产规模和金融组织不断扩大，股份公司在德、美等国成为主要的资本组织形式，生产和资本日益集中到少数大企业手中。20世纪初至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变化和进一步发展，使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及其内部劳动过程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注：本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是在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的。凡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分析方法和经济范畴来研究问题的学者，尽管他们可能不赞成、甚至否定劳动价值论，我们都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例如，法国调节学派中很多学者不赞成劳动价值论，但在欧美等国学术界，调节学派被普遍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分析的中心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福特制危机的出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组织进行了长达二十余年的调整过程，逐渐形成了后福特主义或灵活积累模式，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这种转变过程进行了初步分析。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垄断组织理论
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从资本集中的研究中对垄断组织的产生做了科学的预见。恩格斯在晚年注意到垄断生产组织的出现，在编辑《资本论》第一、三卷时，以小注和增补的方式（注：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6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3卷，494～4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描述并初步解释了垄断组织的出现。1903年，拉法格发表了《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一文，指出托拉斯利用经济手段“消除竞争，用有计划的生产组织代替资本主义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状态”（注：《拉法格文选》，中文版，下卷，212、270～272、2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这种生产组织是从实际的经济过程的矛盾运动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托拉斯的利益同银行的利益融合在一起”，“托拉斯体系必须通过银行的统一组织将工业联系成整体”，“工业和银行，随着经济的发展有必要联合起来。”（注：《拉法格文选》，中文版，下卷，212、270～272、2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通过分析托拉斯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他认为“资本主义正在演变到它的最后阶段”（注：《拉法格文选》，中文版，下卷，212、270～272、2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宁对垄断组织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基于德国当时垄断组织发展的经验，希法亭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企业固定资本相对投入加大和加快，资本有机构成迅速提高，从而造成企业利润率下降，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便产生了通过联合和垄断以阻止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在此过程中，产业对银行的依赖使银行资本职能发生变化：从提供流动资本信用为主向以提供固定资本信用为主转变，股份制度所提供的条件、巨额“创业利润”的动力，使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为金融资本，进一步促使生产组织卡特尔化。（注：希法亭的理论存在严重的流通决定论倾向，他认为金融资本的形成主要是银行资本向工业渗透形成的结果，随着金融资本对产业控制直至出现一个庞大的、属于一个所有者并囊括整个世界经济的卡特尔，竞争完全消失，可以实现有计划的生产，即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
在希法亭理论的基础上，布哈林指出：“资本家垄断组织的形成过程，是资本积聚与集中过程的逻辑的和历史的延续”（注：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中文版，5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这个过程既有横向的同种生产部门的兼并，又有纵向的不同生产部门的兼并，各生产部门组成一个垄断企业。这个过程既发生在生产部门，又发生在流通部门，以及银行和工业之间。（注：与希法亭不同，布哈林认为金融资本是垄断工业资本和垄断银行业相互融合的结果。）经过这样的兼并，国家与唯一一个垄断工业和垄断银行相渗透的垄断经济相结合，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在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内部，社会分工由托拉斯内部分工取代而完全消失，（注：生产的纵向集中，“一方面，因为它把先前分在几个企业中的劳动联合在一个企业里，所以是社会分工的收缩；另一方面，它又促进着新生产单位内部的分工”（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中文版，4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计划生产取代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商品生产和竞争完全消失。各个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竞争会形成一个由工业国和农业国组成的自给自足的有机体。
列宁批判地吸收了希法亭、布哈林关于垄断组织的理论，指出“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注：《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3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竞争转化为垄断之后，生产以及技术发明和技术改进的过程都社会化了。与此同时银行之间通过兼并和重组，从集中走向垄断，银行开始监督、控制产业资本，垄断工业资本与垄断银行资本相结合而成为金融资本，银行成为万能的垄断者，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通过经济上的“参与制”和政治上的“个人结合”，控制着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资本主义演进到帝国主义阶段。在此基础上，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后，“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注：《列宁选集》，中文版，第3卷，202～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威齐、巴兰和曼德尔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进一步分析了垄断资本的发展是否引起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作用的变化，着重探讨了垄断组织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
2.布雷弗曼对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分析
作为第一位重新将马克思对资本家控制劳动过程的分析应用于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经济学者，布雷弗曼试图系统地探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劳动过程的变化以及劳动人民的职业和工业结构的变化。其中心论点是：管理部门通过组织分工将劳动的概念和执行区分开来，以便保持并加强他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来榨取更多的劳动。随着垄断组织的出现，科学本身转化为资本被系统地应用于生产，通过科学管理和工业技术的应用进一步加深了组织内部分工，劳动者技能日益退化，越来越依附于资本。
布雷弗曼指出，为了在越来越少的劳动时间内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产品，必须改进生产方法和提高机器的效率：“管理部门致力于分解工人所掌握的劳动过程，把它改组为管理部门所掌握的劳动过程，新生产方法和机器则是管理这种努力的部分体现。”（注：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中文版，151、160、152、190、2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在生产组织内部分工使工人成为局部劳动者的基础上，科学管理运动通过工业工程师的动作和时间研究，“把全部操作、一直到最细小的动作，都加以概念化，设计、测量，使适合各种训练和作业标准都预先定好，然后要求雇佣工人按照同机器规格最为相象的规格来适应生产上使用的机器”（注：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中文版，151、160、152、190、2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雇佣工人的劳动被分解为一般的、不断重复的各种标准化动作。流水线生产的出现使手脑的分离、概念和执行的分离达到了极为严格的程度，管理部门取得了对装配速度的绝对控制，工人的劳动强度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劳动“成为管理部门所指挥的生产过程的一种客观要素”（注：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中文版，151、160、152、190、2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科学管理的实践是与机器演变相一致的。机器演变的关键因素是对机器运转的控制方式，机器从简单固定的构架取代人的双手去操纵工具的运动，演变到整个工艺过程从头至尾不仅用机械而且用电力、化学和其他自然力来操纵。“逐步并尽可能地消除工人的控制职能，并把这种职能转移到由管理部门在直接生产过程之外尽可能地加以控制的一种装置上去。”（注：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中文版，151、160、152、190、2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资本的社会化事业和把管理权交给资本家阶级的一个特殊阶层，在年代顺序上是同管理活动范围无限扩大相一致的。不仅企业规模在高速度发展……而且管理的职能也非常迅速地得到扩大。”（注：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中文版，151、160、152、190、2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生产活动通过科学管理和机器的发展进行充分改组以后，职能部门也必须重新进行划分。每个职能部门都有其主管的在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方面：规划、设计、研发、计划、生产管理、质量检查、生产成本核算、工作研究、方法研究、工业工程、规定发货路线和运输、原料采购和管理、工厂和机器的维修、动力、人员的管理和训练等等。当基本工程技术需要得到保证以后，为了实现包含在大规模生产的产品中的剩余价值，销售职能成为垄断组织的第一需要。与此同时，管理部门也从一种单线组织改组为适合把职权再分为各种职能的各个职员组织的合成体，管理成为生产组织内部实现控制、类似于生产这种劳动过程而进行的一种劳动过程，其中也包含着各种对抗关系。垄断生产组织的巨大规模使其内部的计划实际上成了必要的社会协作计划的粗糙代替品。
垄断组织内部劳动过程的变化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减少了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需求。管理职能的扩大、销售机构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成为办公室工作人员和销售机构的雇佣人员。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而创立的新工业、新服务业也吸收了大量劳动者。从整体上看，工人阶级的职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劳动的简单化使劳动者技能水平下降，越来越成为资本的工具。
3.激进经济学者的生产组织起源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人对大规模生产组织内部极度分工的“不满情绪”，如旷工、离职、罢工、生产中的破坏活动和玩忽职守等显著增加，劳动生产率出现下降。这就涉及到如何看造成这一现象的劳动等级制分工问题。西方主流学者和模仿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前苏东国家的经济学者，都主要从技术必要性来看待劳动等级制分工问题：在一定的技术背景下，通过工作分割和常规化来提高生产率，最终使以劳动的等级制分工为特征的工厂制度取代了传统的劳动组织形式。以马格林、鲍尔斯、金蒂斯和柯亨为代表的激进经济学者，通过对工厂制度和大规模生产组织兴起的历史考察，指出工厂制度内部的劳动等级制分工并不具有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工厂制度和大规模生产组织实际上是资本家用来剥削和更好地控制工人的手段。
马格林从批评斯密关于分工提高效率的三个原因入手，指出分工节省任务传递时间只是在每一项操作持续很长时间时才是必要的，但节约操作转换时间在总操作时间内无关紧要。分工促进机械发明与分工使劳动者愚昧相矛盾而不具有说服力。分工提高了熟练程度，但当考虑一些需要长期学习的工作如外科医生、钢琴演奏家和歌剧演员时，这一点非常有限，而且在早期工厂和生产中，儿童、妇女和成年男性很快学会所有各种技能。因此劳动等级制分工并不具有技术效率上的优越性。劳动分工通过“分而治之”，维护了雇主在财务上的支配地位和直接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中介人的地位。在等级制组织中，劳动时间的延长、强迫加快劳动速度、使用妇女和儿童劳动、工作分割分化了劳动者之间的团结和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力等，大大降低了劳动力费用，最终使工厂制度成功地取代了传统的劳动组织。
鲍尔斯和金蒂斯在马格林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由于资本家拥有大量资金用于新机器的开发，为发明者提供了稳固而显著的市场，以获利为目的的发明者，试图通过使自己的发明适应与工厂生产的社会关系相一致的各种生产方式来满足资本家的需要，最终使技术创新模式绝对地偏向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等级制的分裂的生产关系。他们以凯瑟琳·斯通关于美国钢铁工业发展的研究为基础，分析了“钢铁大王”们通过警察部队破坏联合的钢铁工会，打破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建立起等级制的组织结构，在生产中大规模地引进新技术和新机器的过程，说明不是技术支配了生产的社会形式，相反是生产的社会关系广泛地支配了技术。
通过对包买商制度向工厂制度转化的分析，柯亨指出机器生产的出现、中心动力源的存在和技术不可分性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资本家从只控制产出转化为控制整个生产过程。工厂生产使资本家既获得了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又获得了通过监督生产过程榨取更多劳动的收益。因此生产组织是资本家创造的、能更好地对工人进控制和剥削的工具。
4.法国调节学派的积累体系变迁理论
20世纪60-70年代，发达国家经济上的滞涨局面与主流经济学政策上的无能，迫切需要理论上的创新。以阿格利耶塔（Aglietta,M.）、布瓦耶（Boyer,R.）和利皮茨（Lipietz,A.）为代表的一批法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吸收了凯恩斯、卡莱斯基和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发展了一种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发展的理论框架，形成了法国“调节学派”。
调节理论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关于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怎样调节人们的行为以保证社会再生产（物质条件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理论。一定的制度形式和调节方式（注：制度形式是指基本社会关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包括交换关系规范化的货币形式、雇佣劳动关系规范化的劳资关系、资本家之间关系规范化的竞争形式、一国介入国际关系的制度形式和国家作为各种制度化了的社会妥协的总体的具体形式。调节方式是由社会在处理各种矛盾时所依据的程序以及个人和集体的行为构成的整体，它能在历史地决定的制度形式中再生产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支持和引导现行的积累制度并保证分散的决策在整体上的和谐性，其实现手段主要包括具体形式约束如法律、法令、规章、条例等强制性规则以及当事各方的妥协、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规范。积累体系是指长期内不断再生产出来的生产和消费互补形态，由生产的组织形式和劳动生产力的变化、资本形成和资本增殖所需时间的长短以及相继的企业管理原则、保证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得以再生产的价值分配原则、保证社会生产能力在经济上得以实现的社会消费量和结构、与非资本主义形式以及其他国家的联系方式等五个原则构成其主要内容，它包括外延型积累体系、没有群众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系（泰罗制）、伴有群众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系（福特制）。）之间的相互补充，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特定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所组成的积累体系，制约着资本积累过程和经济发展过程。特定的积累体系内部各方面相互协调使资本积累过程或资本主义再生产按该制度特有的规则性继续进行。当经济技术的发展或调节方式的不适应或不完善等原因破坏了积累体系内部各变量之间的均衡时，资本积累过程就会出现周期性或结构性危机：前者是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不均衡而产生的，可通过现有积累制度自我调整解决；后者意味着积累过程的变化使得现有积累体系与资本积累过程之间存在矛盾，必须向新的积累体系转变才能解决。
利用上述分析框架，调节学派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积累体系，经历了以简单协作的生产组织形式为特征的外延型积累体系，向以泰罗制为特征的没有群众消费的内涵型积累制度的发展。泰罗制积累体系内在的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使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以福特制为特征的伴有群众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系所取代。福特制积累体系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和技术体系的资本积累过程，是基于以下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以生产机械化、自动化和标准化形成的流水线作业及其相应的工作组织，通过大规模生产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劳资之间通过集体谈判所形成工资增长与生产率联系机制诱发了大规模消费，促进了大规模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资本家之间的垄断竞争使生产建立在对未来计划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与福利国家制度，不断熨平经济周期和维持有效需求，调节着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消费的良性循环。美国支配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积累过程的顺利进行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
20世纪70年代末，福特积累体系5个方面的内容都不再具有过去的属性，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已不复存在：生产组织内部极度的等级制劳动分工造成的激励问题，使通过劳动过程的科学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日益困难；投资项目庞大，延长了形成生产能力和赚取利润的时间并增大了风险；劳资之间寡头垄断局面使工资和价格下降的调节形式难以发挥作用；市场饱和以及消费模式向多样化转变，建立在标准化产品、长周期生产基础上的生产模式不再具有大规模生产的优势，福特制生产组织获取高额利润更加困难；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和福利国家制度不断增加的社会开支难以为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各国经济面临更加不稳定的国际环境。
5.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演变的分析
20世纪70年代，市场环境的变化和一些偶然事件的影响，使福特制生产组织的内部缺陷完全显现出来，产生了“福特主义的危机”。美国作为福特制生产方式的典型代表，与日本和德国相比，其劳动生产率出现了停滞或下降趋势，在国际上的工业领导权相应地不断衰落。而与此同时，意大利、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某些地区和日本，却出现了与美国生产率下降相反的局面。经过近20年左右的调整过程，结合信息技术的发展，美国的大福特制生产组织开始向灵活积累或后福特主义与精益生产组织模式转变，调节学派的布瓦耶（Boyer,R.）以及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斯温格多夫（Swyngedouw,E.）和哈维（Harvey,D.）等，分别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演变进行了分析。
布瓦耶指出，福特制积累体系正处在向新的积累体系如“后福特主义”或“索尼制”的演变过程之中。他描述了新积累体系已经呈现的部分主要特征：持续的产品/工艺创新；终身雇佣的具备高技能和高归属感的雇佣工人；对剩余的折衷分配；生产组织通过多级分包网络来利用市场、产品和技术信息，并保持分包商之间的竞争；制造业、银行和国家分担技术创新的长期战略。
斯温格多夫分析了技术和劳动过程方面转变的大量细节，通过强调生产和工业组织方式的变化，利用调节学派的语言，描述了积累体制及其调节方式是如何变化的。表1概括了他对福特制生产和适时生产之间在生产过程和劳动特征方面的对比。
表1
福特制生产与适时生产的比较
福特制生产
适时生产
（以规模经济为基础） （以地域经济为基础）
A 生产过程
同质商品的大量生产 小批量生产
一致性和标准化
各种产品类型的灵活和小批
量生产
大量缓存货物和存货 无存货
事后测试品质过程中品质控制职责
废品在缓存货物中被隐藏
废品及时检测职责
生产周期长、检测和存货瓶
减少时间浪费，减少“工作日
颈浪费生产时间
多孔结构”
资源推动
需求推动
垂直与水平结合
垂直结合转包
通过控制工资降低成本边干边学与长期计划结合
B 劳动
由工人从事单项任务 多重任务
按制定的工作标准比例付酬
各种个人津贴制度付酬
工作高度专业化
消除工作划分
没有或仅有很少在岗培训
长期在岗培训
垂直的劳动组织
更加水平的劳动组织
毫无学习经历在岗学习
强调减少工人的责任 强调工人的共同责任
核心工人高度就业保障、临时
没有工作保障工没有工作保障与很差的劳
动条件
哈维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点：（1）资本主义是以增长为方向的，它必须为产量和实际价值的增长准备好基础，并在实际上取得产量和实际价值的扩张；（2）实际价值的增长依赖于对生产中活劳动的剥削，即增长始终要以劳动所得与劳动创造物之间的差距为基础，因此生产和市场两方面的劳动力控制和劳资关系对资本主义永久存在是根本性的；（3）资本主义必须在技术上和组织上具有能动性，竞争的外在压力导致单个资本家进行追求利润的竞相创新，而组织和技术上的变化，在减缓由劳动力市场与劳动力控制领域的双方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的动力方面起着一种关键作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三个必要条件是不一致和相互矛盾的，资本主义必然潜伏着危机。危机产生了过度积累的周期性阶段，必须通过以下几种不威胁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方式来表现、遏制、吸收或处理过度积累的趋势。（1）商品、生产力、货币价值的“贬值”，或许还可以加上彻底的破坏，提供了处理剩余资本的一条途径。但它以一种过分残忍的方式暴露了资本主义理性的非理性的一面，对于应付过度积累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绝非不同寻常的选择。（2）通过使某种调节体制制度化而进行的“宏观经济控制”，可以抑制过度积累的问题，或许会持续相当一段时期，但却导致新一轮的过度积累。（3）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转移而“吸收过度积累”：时间上的转移或者必须把资源从满足当前的需要转移到探索未来的用途，或者必须加速周转时间以便加速本年度对上年度过量能力的吸收。空间上的转移必须吸收地理上扩展的过量资本和劳动力。但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转移最多是对过剩积累的短期缓解。（注：Harvey,David,1990.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Blackwell Publishiers Ins.,pp.173-188,p.121,p.226,p.173,pp.187-188.）
哈维认为，战后福特主义从上述三个方面暂时解决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过度积累的趋势，导致了1945年到1973年的长期繁荣，建构起了一系列劳动控制的实践、技术上的组合、消费习惯和政治-经济力量的结构，可称之为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的积累体制。自1973年以来，福特主义已经耗尽了处理过度积累问题的所有选择、控制危机趋势发展的所有机制，最终被资本主义根本性矛盾的力量压倒，“危机”开创了一个迅速变化、流动和不确定的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继续在历史的——地理的发展中作为一种不变的塑造力量在起作用。“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消费习惯、地理和地理政治结构、国家权利及类似的东西之中各种根本性的信号和标志十分丰富。”（注：Harvey,David,1990.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Blackwell Publishiers Ins.,pp.173-188,p.121,p.226,p.173,pp.187-188.）灵活积累体制开始出现，这种体制意味着适应，它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策略在时空范围内的简单再结合并互为来源：一方面，在福特主义之下建立起来的很多标准生产体系已经转向低工资地区，形成“周边的福特主义”，各种新的生产技术与各种组织协调形式使得家庭的、家族的、父权制的劳动体制和“远距离工作”的血汗工厂、非正规劳动活动（如临时就业、自我就业、转包等）复兴；另一方面，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变化开始为一些创新企业赢得暂时的利润和作为低商品成本的更为普遍化的利润，这种策略需要具有高度技能的劳动力，以及理解、贯彻和管理新的却更加灵活得多的技术创新与市场定位模式的能力，资本主义核心企业越来越依赖于为了未来积累而调动作为一种工具的知识劳动力，（注：“可供选择的各种生产和劳动力控制体制为技术上、管理上和企业上的技能的高酬报开辟了方向”（Harvey,David.,1990.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Blackwell Publishiers Ins.,p.192.）。即一种劳动结构化控制体系。）劳动力内部就出现了有高度特权的、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授权的阶层。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生产组织理论的特征、不足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生产组织及其变迁理论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结合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通过对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工厂制度的分析，建立起一个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及其变迁的科学分析框架。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按照马克思所开创的基本概念和框架，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组织发展的最新实践，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生产组织理论。从近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对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及其变迁理论的研究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及其变迁的分析，不仅具有历史的和动态的一致性，而且明显具有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生产过程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及其变迁的出发点。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任何物质生产活动既是在社会范围内又是在一个个具体的生产组织中进行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活动必然需要组织，必然采取某种组织形式，具体的生产活动或过程总是发生在生产组织之中，必须把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在任何社会形式的生产活动中，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即生产力始终是积极的主动的力量，而生产关系总是惰性的或被动的。这样，物质生产力的变动必然与作为其社会形式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具体体现在作为二者结合的中介——生产过程之中。随着这种矛盾运动的发展，生产过程的实际内容和形式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同时也改变着生产组织这个具体载体的内容和形式。因此，从生产实践出发，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生产过程出发，才能说明人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的变化，才能说明利益产生的根源和冲突的原因，才能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变迁的实际过程。
第二，占主导地位的生产组织形式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及其变迁的着眼点。在任何既定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存在着多样性：不同的甚至相对立的生产组织形式同时存在并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组织形式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因为非主导地位的生产组织形式，作为创新的产物以及竞争和模仿的结果，从来不会被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完全排挤出去，任何经济体系中的生产组织都能分成占主导地位的形式和其他相异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研究，着眼于既定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支配最大量商品交换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由于在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变化，因此，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在不同时期就出现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里。
第三，组织内部分工和体现在劳动过程中的技术变化是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保持价值增殖能力的重要手段。竞争导致工资、价格和利润在社会中的运动所产生的外在压力，激励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进行创新，这些创新和压力结合着生产本身的组织和技术安排，又产生出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在这种动态相互作用中，组织内部分工和体现在劳动过程中的技术变化已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维持价值增殖的重要手段。不同的生产组织在积累协作能力与技术能力方面不是中性的，某种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特殊形式必定具有比其他组织形式更高的增殖潜力，组织协调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差异决定着单个生产组织以及其所属国价值增殖的可能性。
第四，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内部最基本的关系是劳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组织获得价值增殖能力始终依赖于对生产中活劳动的创造物与雇佣工人所得之间的差距的不确定性，实现这种不确定性的差距受到雇佣工人的主观情况、劳动的特殊条件等多方面限制，突破这些限制要求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进行控制，需要压迫、适应、同化与合作的某种混合，即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最基本的关系是劳资关系。与不同行业组织内部分工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发展相适应，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不断经历着从形式隶属到实际隶属的动态演变过程，（注：劳动对资本形式上的隶属与实际隶属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的新兴行业中处于不断演变过程中，其中前一种形式总是后一种形式的先驱，而后一种更发达的形式又可能成为在新的生产部门中采取前一种形式的基础。）劳资关系不断经历着从劳资双方关于工作过程控制权的斗争、为保障就业权与工资决定的斗争和现在劳动结构化控制体系下的雇佣劳动到自主劳动的演变过程。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生产组织及其变迁理论的不足
结合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历史经验，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组织生产过程的特定方式，参与生产活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既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下产生，而生产过程的发展又是如何在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展开。他对手工工场向工厂制度变迁的分析，为生产组织变迁提供了所有的重要概念和方法。但是英国生产组织后来的发展与马克思对机器大工业的预测并不完全一致。（注：1830年，曼切斯特的夏普·罗伯特工厂公开了自动走锭纺纱机，并对其购买者宣称，这一机器可以由没有技术的机器操作者最终代替有技术的纺纱工，从而使纺纱工工会消失。当时的工业顾问——尤尔将夏普·罗伯特工厂的宣称当作一种事实而到处宣扬。马克思接受了尤尔的观点，认为机器大工业使纺纱工成为机器的“看管者”，工厂主对劳动过程取得了绝对的控制权。而经济史的事实表明，纺纱工在生产中既是监督人，又是招募人，远比机器制造者、工业顾问和理论家所想象的复杂得多，工厂主对劳动过程或车间的控制能力要比他们所想象的差很多，熟练工人的工会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在新技术上获得更大的控制权。见Piore,Michael J.and Sabel,Charless F.,1984.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New York:Basic Books Inc..实际上，马克思的对机器大工业内部劳动过程的分析更适用于20世纪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历。）原因在于：（1）马克思没有看到英国生产组织内部熟练工人影响技术的能力。熟练工人通过车间工会（注：英国的工会具有典型的行会组织性质，参加某一工会的主要是特定行业的熟练工人，非熟练工人是不能加入工会的。参见韦伯夫妇：《英国工会运动史》，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巩固了他们对原子状生产组织内部劳动分工、非熟练工人的工作安排和流动、劳动支出与工资之间关系的控制能力，甚至还支配了新技术的应用，即马克思忽视了特定的劳资关系对生产组织应用技术和进一步分工的限制。（2）竞争和信用促进资本集中需要其他经济和社会、文化条件（注：“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要素”（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6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英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使其容易拥有相当容量的市场以维持小规模生产组织的存在。商业银行偏好负债和中间业务，根本不重视资产业务如投资和长期信贷。产业资本家融通资金主要通过自身积累和银行借贷，使股份制度在英国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
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宁依据当时德国或美国生产发展的实践经验，分析了垄断问题。但是他们着重分析的是垄断资本形成所引起的经济关系变化和经济、政治矛盾的加剧，并把它与当时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任务联系起来，而没有分析资本主义垄断生产组织内部劳动过程的发展。他们对金融资本控制下的垄断生产组织发展到国家托拉斯直至消灭生产组织内部分工，仅仅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推理：技术进步既提供了生产集中的必要，也为生产的分散化趋势提供了可能，如第二次科技革命中的电力、多用机床、化学和卡车以及战后的各种新材料、新动力、电子技术等等。扩大生产产生规模经济要受到技术本身、管理能力、运输成本和各种风险的限制。大规模生产所要求的专用性机器、设备，不可能由大规模生产本身生产出来，即存在着工业二重性。所有这些技术和经济因素都对垄断组织规模的扩大起制约作用。
布雷弗曼对垄断生产组织内部的劳动过程的杰出分析，进一步修正和拓展了马克思关于生产组织内部分工的理论，恢复了劳动过程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中心地位。问题在于他忽视了劳资双方通过集体谈判制度采用了新的劳资关系形式。这种劳资关系的新形式保证了资本家获得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力在等级制分工条件下的开发。同时他的理论过于强调了劳动技能的退化，无法解释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产过程中雇佣工人劳动概念和执行在一定程度上的统一，即劳动技能提高的问题。实际上对资本榨取剩余价值而言，劳动技能退化或提高作为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在不同条件下都有助于这个目的的实现。
激进经济学者将生产组织的产生归因于资本家剥削的需要，强调了劳资关系在生产组织起源和兴起中的作用，是有启发意义的。但是激进经济学者混淆了等级制分工促进效率提高和等级制分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应用，割裂了技术与劳资关系之间的辩证作用，将生产组织的产生归结为资本家主观意志的产物，忽视了生产组织产生的客观技术基础。例如，琼斯以1700-1870年英国丝绸业从包买商向工厂制度演变的历史经验证明，工厂制度的建立及其扩散是为了利用水力和更先进技术所带来的成本节约，而不是资本家控制劳动过程的需要。鲍尔斯和金蒂斯认为等级制分工的建立导致新技术的应用，其采用的历史材料难以证实：“钢铁大王”打破工会对生产过程的控制，给“美国的钢铁制造业的每个生产阶段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其创新速度是以往所无法比拟的。”（注：转引自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文版，32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技术效率优势是等级制分工形成的客观基础，而不是相反。
法国调节学派通过积累体系和制度形式等中间概念，较为具体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演化过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但是其理论主要着眼于宏观角度，采用的都是一些中间性的概念和范畴，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内部劳动过程的变迁时，很少或没有试图提供任何对于转变的机制与逻辑的详细理解。（注：Harvey,David,1990.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Blackwell Publishiers Ins.,pp.173-188,p.121,p.226,p.173,pp.187-188.）缺乏抽象的一般性的概念和范畴，因此他们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产组织内部劳动过程变化的分析仅仅是一种描述和分类研究，着眼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表面特征，无法通过辩证的抽象来分析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历史演变的根源和实际。（注：Stavros.,M.,1999.“Regulation Theory:The Road from Creative Marxism to Postmodern Disintegration.”Socience and Society,Vol.63,No.3.p.310.）
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变迁还需要更为具体的概念，更何况调节学派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产组织变迁的描述才刚刚起步。
哈维着眼于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转变，即从大规模的流水线生产向小规模、灵活的生产方式转变，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理论框架，不仅分析了福特制如何形成的逻辑和转变机制，而且阐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实质。但哈维的理论主要是一种辩证的抽象分析，重点放在当代资本主义货币或金融领域，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转变的具体演化过程的分析，对技术创新、劳动过程内部的实际变迁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详细研究。
3.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20世纪晚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系列典型事实（stylized facts）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正在经历着一种历史性的转变。（注：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正在经历着的历史性转变吸引着各个领域学者的研究兴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如上述的调节学派和哈维等人，美国的社会积累结构学派也从宏观角度提出了解释；新熊彼特技术创新学派、管理学者、社会学者、经济地理学者和国际经济学者等纷纷对此作出了研究。）但是这种转变还远远没有完成，在某些重要方面无论如何人都可能有不完全之处。各种学派的学者都遇到了一系列理论上的困境，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我们能够在理论上把握住这种转变的逻辑吗？过去和现在在理论上对于资本主义的动力的阐述，不得不根据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两个方面所发生的彻底重组与重建而作出修改吗？我们能够足够好地表达当前的体制，以便对显得是一场正在进行的革命的大概过程与含义有所把握吗？”（注：Harvey,David,1990.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Blackwell Publishiers Ins.,pp.173-188,p.121,p.226,p.173,pp.187-188.）
福特主义的危机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组织进行了长期调整，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最新演变尽管在语境和特征方面存在各种差别，但是就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和资本积累逻辑的分析而言，“却存在着某种全然使人非信不可和中肯之处，……却不难看出马克思界定为对所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都很根本的恒定的要素与各种关系，通过灵活积累很有特点的一切表面泡沫与泡沫的消失，在很多情况下以比以前更大的光辉依然显得很耀眼”（注：Harvey,David,1990.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Blackwell Publishiers Ins.,pp.173-188,p.121,p.226,p.173,pp.187-188.）。哈维的分析显然为我们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演变指明了一条正确的方向。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如何在变化？为了分析这种变化，需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生产组织的几个基本特征，从资本主义劳动或生产过程入手，分析技术和分工的变化的原因、变迁的轨迹以及这些变迁对生产关系的影响。
我们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生产调整的趋势是弹性和分散，通过以低成本来生产多样化的产品对变动不居的市场需求作出及时的反应，保持资本积累的增殖能力。弹性和分散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过程发生了两个方向的演变趋势：一是在一个大规模生产组织内部把核心和边缘劳动力结合起来，建立一个结构化劳动控制网络。把创新性研究与发展和资本密集性的技术集中在中心生产组织内，利用数控的通用性机器和技术熟练、适应力更强的劳动力实际进行。（注：这意味着在实际劳动中，再次出现了劳动概念和执行的一体化，即从“分工”走向“合工”，要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也是目前国内学者宣扬利益相关者和劳资和谐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工人重新获得劳动过程控制权是在一种结构化控制体系下进行的。）由边缘生产组织负责标准化的劳动密集性阶段的生产，这些边缘生产组织可能与核心生产组织属于一个公司，也可能是通过外包并依附核心的生产组织，这些生产组织采用标准化机器和工资低廉、劳动条件恶劣的低技能工人进行生产。二是通过一系列独立的小批量生产组织从事专业化生产，利用数控机器和高技能的工人，各小批量生产组织自发形成一个动态的网络化高效率生产。（注：国内许多学者从产业积聚、新兴产业区、网络等方面对此进行了研究。）但是最新的研究表明，这些动态的网络化生产模式在经十多年的发展后，正在转向第一种模式。（注：Kenney and Florida,1993;Tapscott and Caston,1993;Harrison,1994;Smith,T.,2000.）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组织演变的两个趋势所造成的长期效果是破坏了工人自主的集体社会力量，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演变在某一阶段的某些方面，对某类工人群体是有吸引力的，对工人集体形成一个统一战略起阻碍作用，单个工人不得不适应这种转变以求生存。同时这种演变开始从生产过程扩展到整个社会，影响到社会中所有的其他生产组织形式，通过竞争、效仿和渗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组织的变化可能为全球的生产关系确立新的模式，显然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者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标签：垄断组织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劳动经济学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有机构成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市场垄断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组织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