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部落在利比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王金岩
(中国社会科学院 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 100102)
摘要： 本文从历史视角分析利比亚部落的缘起和发展演变，探究部落在利比亚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作用，进而揭示利比亚部落社会形态演进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在漫长的利比亚历史变迁中，部落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始终具有积极和消极双方面作用。2011年以来，部落因素成为利比亚政权更迭和国家战后重建中的一个关键性变量。未来，部落因素仍将长期作用于利比亚政权建设、经济运行、社会发展、文化形态、安全治理和周边关系诸领域，成为利比亚现代化建设中的独特现象。
关键词： 利比亚；部落；殖民时代；卡扎菲；战后重建
利比亚所处的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地区国家都起源于部落社会。由于不同国家独立后的发展路径不同，当前部落对国家的影响作用也已不尽相同。其中，以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为代表的君主制国家依然维持家族(部落)统治，[1]统治家族对国家各方面的发展影响重大，部落归属对于个人也就至关重要。其他国家都已采取不同形式的现代国家制度，部落仍是一个社会单元，但不具政治作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部落对国家发展多方面的影响依然存在，只是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力大小有所不同。在利比亚，无论是独立前被异族占领和殖民统治的时代，还是独立后的各个发展阶段中，部落意识、部落关系等部落相关因素对其国家发展的影响都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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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比亚独立前的部落状况
利比亚自石器时代起就以部落为社会单元，部落及其宗族谱系维系和规范着利比亚社会。阿拉伯人、柏柏尔人，以及二者混合血统后裔最初以血缘为纽带结成部落。此后，地缘、战乱等多种因素使部落不断发展演变，有的规模扩大，有的分裂重组，最终形成相对稳定的现有部落。众多部落并存成为利比亚社会的一大特征。
在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之前，利比亚呈现原始社会发展阶段的经济社会形态，没有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和完善的政府组织。然而，异族的入侵和占领、西方的殖民扩张和统治打乱了利比亚原有民族和国家组织的正常演进进程。入侵者和殖民者有意保存部落组织，采取分而治之的统治方式以维护他们的统治和利益。这使得利比亚的民族融合和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进程被延迟，甚至一度中断，从而导致国家在独立后的存在基础不是有着共同语言、文化和情感认同的统一民族，而是相对独立并行的部落或部落联盟。
(一)利比亚部落的源流
利比亚的部落按族裔可划分为阿拉伯部落、柏柏尔部落和少数民族部落。柏柏尔部落和少数民族部落是利比亚的土著部落，占其当前人口总数的约20%。阿拉伯部落则是来自历史上阿拉伯半岛移民以及阿拉伯人与当地人的混合血统后裔，占利比亚总人口的绝大多数。
1.利比亚部落的起源
总包（General Contract）也被称为工程总承包，通常是指总包商被工程项目业主委托，根据总包合同规定，来对项目进行设计、采购、实施等操作流程。一般来说，总包业务被分成三种形式：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EPC）、交钥匙工程总承包（Turnkey）、设计施工总承包（DB）［1］。其中EPC总包模式，是最受工程项目管理者推崇的形式，被广泛运用在各类项目当中，成为目前该领域的主流承包方式。具体包括以下优势：
柏柏尔人是北非地区的土著民塔哈努部落的后裔，该部落在历史上是北部非洲最强大的部族之一。阿拉伯人入侵利比亚后，与当地的土著柏柏尔人在冲突中逐渐融合、混居。也有一些柏柏尔人因躲避战乱遁入荒凉的山地和沙漠，在阿拉伯人没有到达的地方定居下来，成为未被阿拉伯化的柏柏尔人。目前，利比亚境内纯粹的柏柏尔人数目很少，主要居住在西部的内富萨高地，也有少量居于沿海地区和沙漠绿洲中。
此外，利比亚境内还有几个少数民族部落，也是当地的土著人群。他们多居于南部沙漠地区。有些部落跨越利比亚与其以南非洲国家的边界，显然是殖民者划定这些国家边界时遗留下的问题。他们生活的区域是阿拉伯人入侵时未到达的地方，因此，他们并未被阿拉伯化，得以保有自身团体和特性。
利比亚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其境内漫长的海岸线，自古就是众多外部力量争夺的焦点。因此，其在独立前一直受到不同外族的入侵、占领和统治。抵制外部入侵的需要催生了部落联盟。在外来侵略出现后，一些部落为合力抵御共同的外敌而结成联盟，一些相对弱小的部落为寻求庇护依附于强大的部落，为保生存甚至不惜被并入大部落。起初，一些因军事或战争需要而结成的部落联盟在军事威胁解除后又重回原本各自为政的状态，即短暂的联盟。这种情况多出现于公元7世纪至16世纪上半叶，其间“利比亚”频繁遭到不同异族的入侵和统治。16世纪中叶以后，奥斯曼帝国征服“利比亚”。面对强大帝国的长期占领，一些部落间长期维持联盟关系，即结为永久联盟，新的地缘部落应运而生。最初因军事需要而结成的部落联盟可被视为国家的雏形。
以血缘联结的氏族组织是部落的最初形态。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菲利浦·希提在《阿拉伯通史》中所述：每一顶帐篷代表一个家庭，许多帐篷集结的地方构成一个区域，同区域人员组成一个氏族，几个有亲属关系的氏族结成一个部落。同一氏族、或同一部落成员互相承认血缘关系，服从一个共同领袖的权威，并认为源自共同的祖先。[3]他们都自称为谁的子孙，在谁的名字前面加“拜努”的称号。血缘关系，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都是维系部落的重要因素，也是部落最初始的纽带。
部落成员的资格除了随出生而自然获得的血缘途径外，还可以其他规定方式获取，如，只需与某氏族(或部落)的人共餐，或者吸吮他的几滴血，就成为那个氏族(或部落)的成员了。[4]个人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部落归属，成为受部落保护的人。比较弱的氏族或部落也可依照同样的方式归入另一个强大的氏族或部落，以获得保护。这是血缘部落扩展的最初方式，此后逐渐向地缘部落过渡。
卡扎菲所承接的社会中，人们习惯于地区、城市、乡镇、村庄或部落认同，而非统一的国家认同。这种分散的认同感植根于古代，形成于殖民时代，强化于王朝时代。这个时期的政治基础是部落割据和社会碎裂，其政治系统则是从一些部落和部落联盟中得到社会支持，建立起以部落为基础的社会动员和政治忠诚，控制权力平衡。具体体现在如下方面。
3.部落联盟的出现
2.从血缘部落到地缘部落
(二)部落体制在殖民时代是把双刃剑
战后重建中，部落民众反对外来干涉，维护国家主权。一些西方大国希望全方位地参与利比亚的战后重建，并尽可能多地对其施加影响。对此，利比亚民众及本土官员表示严重排斥，不希望自己的国家掌控在他国的股掌之中。在战后即开启的政治重建中，几届由西方国家支持的政府皆因此而得不到部落首领的支持，以失败告终。在亟待恢复和发展的能源领域，部落民众不同意由西方大国主导其重建，但其自身并不具备自主经济建设的能力，因此国家的经济发展一直难于推进。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进入利比亚，并趁乱扩势，加剧了其战后的安全危局。然而，在部落聚居区，部落民众拒绝西方国家的人员和战机进入。上述方面都显示出利比亚民众强烈的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的意愿，这正是他们根深蒂固的部落意识使然。
[3]韩光,常颖,张连波,等.手术安全核查表实施的干预模式及效果分析[J].中国医药指南,2012,8(3):1-2.
1.殖民者利用部族战略实现征服和统治
以项目区为单位、小流域为单元，围绕减少水土流失和农民增收、改善生态环境和扶贫开发宗旨，实行山水田林路气(沼气)统一规划，治理与开发相结合，实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开县水保世行项目在进度、质量和效益等方面成绩突出。
意大利自入侵“利比亚”伊始就遭到当地部族和正在占领和统治利比亚的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的坚决反抗，致其占领进程受阻。意大利人在当地运用部落战略，为其最终实现占领起到重要作用。一方面，殖民者通过拉拢部落首领获得承认。部落特性使然，“利比亚”民众唯部落首领马首是瞻，不分对错，绝对服从。殖民者对这种意识加以利用，首先收买了“利比亚”大部落的首领，进而顺利地征服了整个地区。自1916年起，赛义德·伊德里斯·萨努西(后成为利比亚独立后的首任统治者)接管了利比亚最大的萨努西社团的领导权。意大利殖民者许诺每月给他支付6.3万里拉的薪金，并为其家族提供每月9.3万里拉的生活费用，还为当地的行政官员提供一定数量的补贴。[5]伊德里斯自接管领导权的下一年就同意大利签署协议，承认后者对昔兰尼加沿海地区的控制。伊德里斯亲西方的态度对意大利征服和统治“利比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意大利人为与之配合的“利比亚”部落首领提供“奖励金”，为征用部落的土地提供“赔偿金”，诱使部分当地人默认了意大利的占领。在意大利殖民统治时期，“利比亚”本土的官员都出自富有且亲西方的大部落，他们通过物质上的“赞助”和精神上的“配合”获得官职。这一点使得“买官卖官”“裙带关系”在利比亚独立后依然盛行。
另一方面，殖民者挑拨部落矛盾使之自相削弱。意大利人为当地一些支持他们的部落给予特别的优待，同时对另一些持反抗态度的部落强硬打压，为他们之间制造矛盾冲突。伊塔洛·巴尔博作为意大利在“利比亚”殖民事业的主要设计师，计划将“利比亚”北部的海岸线打造成意大利的“第四海岸”，作为对其亚得里亚海、艾奥尼亚和第勒尼安海的补充。[6]他领导下的意大利殖民政府在“利比亚”发起自由主义计划，向当地人提供意大利国民地位，并吸引意大利人到“利比亚”定居。[5]对于上述计划，“利比亚”人持不同态度，部分人接受，部分人抵制，相互间产生激烈矛盾，并因此发生过武力冲突。大量意大利人的迁入也打乱了当地部落的分布和对资源的占有情况，挑起部落间的矛盾。部落矛盾客观上弱化了当地民众的反抗力量。
2.部落民众是反抗殖民者的主力军
在对外关系方面，伊德里斯国王延续“殖民地思维”，为维持西方国家支持其统治而允许他们对部分领土的使用权。1953年，伊德里斯与英国签署条约，允许其使用利比亚的军事基地20年，后又同意美国继续有偿使用其境内的惠勒斯空军基地。国王亲西方的统治政策使得利比亚民众将中央集权国家等同于殖民主义，反抗情绪不断积蓄。当其邻国埃及总统纳赛尔在面临西方势力入侵时拒绝放弃对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时，利比亚的一些有识之士受到极大鼓舞，决定推翻亲西方的政权，实现国家的真正独立。
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是终末期肾病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之一，主要致病原因为血钙、血磷含量升高导致甲状旁腺素大量分泌，主要症状表现为甲状旁腺激素的过快增长及甲状旁腺增生[1-3]。本研究旨在探讨甲状旁腺切除术联合西那卡塞治疗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患者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利比亚的阿拉伯部落源自起源于沙特阿拉伯的贝都因部落——萨利姆谱系和希莱勒谱系。二者都源于盖斯谱系分支，属木达尔部落联盟。该部落联盟是北部阿拉伯部落的祖先，最初居于麦加东部，后迁至上埃及，一度居于尼罗河东岸，于11世纪在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的邀请下迁至北非。他们逐渐与利比亚大部分地区的土著部落在冲突中融合，并最终就居住地问题达成一致：希莱勒谱系居于以的黎波里为中心的西部地区，萨利姆谱系定居在以昔兰尼加为中心的东部地区。[2]
在“利比亚”被殖民历程中，对于殖民者而言，当地民众的部落意识既是推进殖民占领的阻碍，也是可资利用的工具。对于“利比亚”而言，被殖民经历既强化了其传统意识，也催生了其社会的多元化，使得此后城市的现代化与本土的传统化长期并存。这种跨文化交往产生的结果是复杂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潜藏多种冲突的隐患。殖民者以暴力方式强行改造“利比亚”前殖民时期的土著政治社会结构，并形成松散的、有缺陷的后殖民时代的制度。这些制度在其社会中缺乏根基，难以发挥出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阻碍国家在独立后实现法制化，培育国家认同，发展共享的国民性，反而使利比亚社会错位和分裂。更为严重的是，利比亚独立后所获得的殖民解放的程度也是不彻底的，影响国家日后的发展。
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被视为美的象征，而在这种美的背后却蕴藏着不易察觉的悲壮和凄凉，正如沈从文所说：“我因为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1〕
二、利比亚独立后的部落作用
恩格斯曾说，“国家绝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4]然而，利比亚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是殖民统治的产物，如边界划定、官僚政治、人口构成等。[7]这种人为的而非自然演进的民族国家在独立后必然产生出多种矛盾。其中，部落矛盾就是利比亚特殊国情和特殊经历的直接产物。在继承了殖民主义遗产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客观条件(独立后形成的民族国家框架和相对正常的国际环境)和主观努力(领袖的人格和才能，以及国家的积极政策)的良性互动才能避免可能发生的部落冲突。
(一)王朝时期依靠部落统治的双重效用
利比亚自1951年独立至1969年卡扎菲发动政变，共经历了18年的王朝统治时期。国家采取联邦君主制，原昔兰尼加的统治者、萨努西部落首领赛义德·伊德里斯·萨努西被任命为国王。这一时期内，统治者及国民的部落意识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国家发展，国家发展中的一些战略又使部落意识得到强化。生于北非的历史学家伊本·赫尔敦在其所著的《历史绪论》一书中对历史的“表层意义”(surface meaning)和“内在意义”(inner meaning)进行了区分。前者指的是政治事件、王朝更替以及遥远的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即时光流变的历史；后者包括通过深入思索，获得事实真相，细致入微地解释事物发生的缘由，深入探索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8]我们经过仔细考察后发现，利比亚的独立只是一种表象的成就，其独立后每一步的发展建设都面临重重困难。
利比亚的独立是大国操纵下的联合国人为制造的结果。利比亚王国是由3块各具不同地缘政治特色和文化历史意义的区域组成，民众对统一国家的认同感先天不足。而且，虽然利比亚宣称其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但国家的宪政制度尚不完善，实际权力只掌握在国王及其统治家族手中。因此，国王的统治方式对于国家的发展和统一意识的形成至关重要。伊德里斯国王的统治方式总体看比较消极：对内依靠自己的家族部落，且只关注其家族所在的东部地区，对西部、南部地区漠不关心；对外依靠西方大国的支持，甚至不惜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交换。结果是国家未能实现经济上的均衡发展和社会的团结融合。
一方面，王朝时期的部落统治不利于国家融合。英国著名利比亚问题学者范德瓦勒在其所著的《现代利比亚历史》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利比亚的君主仅依靠‘一组受到宠爱的个人、家族和部族’来决定国家的生死存亡。”[9]这句话准确地描述了伊德里斯国王的对内统治方式。这一时期内，国王几乎只生活在其所在的昔兰尼加地区，对的黎波里塔尼亚和费赞的大部分区域甚至从未踏足，致使前者得到发展，后两者严重滞后。民众仍然只习惯于区域认同，国家统一归属感没有明显提升。国王所属的萨努西家族势力大增，在国内形成一枝独秀的局面，招致其他地区部落的不满。另一方面，伊德里斯国王统治利比亚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分裂性联邦制的寡头政治，加之其个人性格中的孤僻和消极，使他对另两个地区不予重视的同时，也很少干涉。利比亚国内在这个时期内少有冲突发生，即使1969年卡扎菲以政变方式推翻王朝统治也是兵不血刃，国内并未爆发大规模的武装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占领“利比亚”不久的意大利人就遭到昔兰尼加的萨努西人和的黎波里塔尼亚本土部族的顽强抵抗，迫使其从内地撤回至沿海城市。萨努西人甚至对占领邻国埃及的英国人也实施打击。利比亚的民族英雄奥马尔·穆赫塔尔正是这个时期的反殖英雄。然而，穆赫塔尔率领的部落武装最终没能击退殖民者，“利比亚”没能避免沦为殖民地的厄运。尽管如此，“利比亚”的部落武装始终没有放弃对殖民者的反抗。1931年，穆赫塔尔被捕后被执行绞刑。他死后，“利比亚”领土上的抵抗活动分崩离析，再也没能达到此前的强度，但部落民众对殖民占领的反抗不曾停歇。
这一时期内，利比亚民众延续国家独立前的认同方式，将部落、村庄、地区视作归属单位和基本的经济、教育、福利的供给单元，以血统、财富和虔诚度作为重要的竞争资本。部落首领与地区领导相互交织，即部落首领出自特定家庭中，且世袭罔替，这一点一直持续至卡扎菲统治初期。卡扎菲致力于彻底根除这一现象，但事实上并未成功。
(二)卡扎菲的部落意识在统治中的双重作用
游牧、逐水草而居是部落民最普遍的生存方式，尤其在经济、社会尚不发达的古代时期，部落民唯有在水草丰沛的地方群居才能生存。但是，不同年龄段的部落民，或处于不同地势环境的部落民众生存方式也不尽相同。老者多选定居，青年更喜游牧；居于农庄或沿海地区的部落多定居，处于贫瘠土地的部落则不得不靠游牧生存；还有些部落采取游牧、定居相结合的方式，或季节性游牧。部落的游牧和迁徙使得一些部落不再保持群居，而是散居多地，不同部落间也因长期生活在相同或临近地域而增加了交往。一些规模较小的部落或散居的部落民众因生存需要而以相互结合或加入的方式合并为一个或多个更大规模的部落。因此，随着部落间交往的扩大和战争的频仍，血缘部落的界限慢慢被打破。“胜王败寇”的部落法则也使得部落间合并或重组，由此带来原本仅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扩展至地缘部落。据此，一个部落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后会衍生出多个不同的部落，一些部落也会在发展过程中自行消亡。
从卡扎菲与域内邻近国家的关系看，他多次谋求与其他国家的联合统一，正是部落联盟观念的体现。卡扎菲统治期间，其特立独行、乖张善变的风格举世闻名，但却有过一个他曾多次热衷实施的主题——谋求与域内其他国家的联合统一。他上台后的第一个十年内致力于推动阿拉伯世界的团结统一，当他认识到这个想法无法实现后开始谋求与单个或多个国家的联合。作为一名纳赛尔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他首先寻求与埃及的联合，后因与萨达特总统之间有观点冲突，联合关系随之解体。他也曾与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叙利亚有过短暂的联合。他还曾先后与同在马格里布地区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制定统一计划，有的甚至已达成统一协议，但都以失败告终。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卡扎菲将目标转向非洲国家，呼吁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实现统一，因此成为非洲统一组织(今非洲联盟的前身)的重要支持者，甚至曾提出成立非洲合众国的想法。卡扎菲的上述尝试都是其部落意识，尤其是部落联盟观点的体现。部落联盟意识使利比亚密切了与邻近国家的关系，在这些国家抗击外来入侵、民族解放运动和协同发展中起到相互支持和激励的作用。然而，卡扎菲的理想化和多变性使多数联盟以决裂告终，对利比亚与相关国家关系日后的发展起到了反作用。
从卡扎菲与西方大国的关系看，卡扎菲与西方大国关系的转变也是其部落意识的体现。卡扎菲上台之初，出于对西方国家的仇视，与之激烈对抗。他对利比亚境内的外国石油公司强行实行国有化，收回英美等国使用的军事基地，甚至驱逐境内的西方工作人员，致使利比亚与一些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降级，甚至一度断交。在卡扎菲看来，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利比亚就是一个大部落，英美等西方大国对利比亚采取的是殖民主义做法，是对利比亚这个大部落的侵犯。部落意识使然，外敌来犯，唯有反击。而卡扎菲这种激烈的对抗带来的是利比亚的内外交困：国内经济困难，在世界舞台上孤立无援。重压之下，卡扎菲做出重大反转。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卡扎菲摒弃了与西方大国的对抗，转而以实际行动与之交好：对洛克比空难事件承担经济责任并引渡嫌犯，在美国发生“9·11”事件后谴责袭击者的恐怖行为等。这显然体现出弱小部落为求生存、或改善生存状况而攀附大部落的部落结盟意识。卡扎菲的部落意识在利比亚与西方大国关系中既维护了民族独立，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家的发展。
从卡扎菲对内统治看，以20世纪70年代后期为界分为两个阶段，采取的统治方式不同，但都与其部落意识紧密相关。卡扎菲在其统治的前半期致力于去除部落意识和等级制度，加强统一国家的构建。他采取的“民众国”体制在世界上绝无仅有。他在国内发动了文化革命，出版了3卷本的《绿皮书》，在书中提出所构想出的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世界第三理论，并据此治理国家。核心思想为倡导“无国家社会”：不发展国家机构，人人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决策和执行，去除等级制和行政区域、部落等的分界。[10]事实上，这种治国方式与部落运行机制如出一辙。由于其理想化和不现实性，没能完全实现。利比亚在这个时期内的现代国家构建和经济发展裹足不前，民众的部落意识不仅未被去除，反而更加深重。民众将卡扎菲视为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部落首领，稳固了卡扎菲的领袖地位。范德瓦勒在其著述中说：“利比亚在卡扎菲统治时期是‘无国家社会——避免构建现代国家’的最好案例。”“《绿皮书》的思想极为简单，主张平等主义，缺乏等级制度，反映了部族的精神气质。”[11]然而，卡扎菲的治国构想和方略逐渐受到越来越强烈的不满和诟病。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后，利比亚多次发生大学生的抗议活动、军人的未遂政变，以及境内外反对派对其政权的挑战。这促使卡扎菲转变治国方式：对内扶植自己所属和支持的部落，打压异己；对外与西方大国从对抗转为交好。显然，卡扎菲重新回归部落统治，这是利比亚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倒退。
动物的生存法则里有食物链，在我看来，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连锁企业就是一条经济链。管理者想要公司强大，就不可能一直只经营这一家公司止步不前，这样很容易被后来者所超越。连锁企业跨越了地域障碍，假如你的公司在上海，你想把自己的业务拓展到北京，那么你就可以利用连锁企业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北京设立子公司，招纳技术和管理人才，只要选定子公司的经理，让他打理子公司的业务，就能够使自己的公司在北京有分店。同样的道理，只要你妥善经营，你就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设立自己的连锁店。
卡扎菲统治期间，长期人为地制造体制平衡，肆意变更国家的管理体系、制度和机构，使得国家的不稳定性上升，民众的安全感下降。这一时期内，国家没有实现政治现代化和经济多样化，也没能在民众中构建起稳固的国家统一感。尤其卡扎菲在统治后期采取偏颇的部落政策引发其反对部落的怨恨，成为2011年利比亚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卡扎菲的统治方式使利比亚社会中充满对高压统治的怒气和对平行团体的怨气。各组织都认为其核心作用在本部落和本地区，通过削弱平行组织来实现自身力量的上升，以争夺对权力和利益的占有和控制权。这注定卡扎菲的统治是脆弱的，当原本支持他的大部落站到他的对立面，其政权的力量随之脆弱，对国家的控制力也变得孱弱。卡扎菲长期依靠部落统治为利比亚战后陷入派系混战埋下隐患。战后，大量人员和组织在短时间内集结起来，暴力相向，部落归属是一项重要的划分依据。由于利比亚没有强大的公民社会来监管权力和作为国家与社会的调解人，战后乱局长期持续。
原来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由种树、养花、采茶、做菜等琐碎的事情里，由亲自动手、浑身是汗里得到这么多的快乐，这是星雨之前从来没有感受到的。
(三)部落因素在战后重建中具有两面性
利比亚战后至今已七年余，国家重建进展不顺。国家建设的成功应以其自身体制和制度为前提和基础，不同派别放弃对抗，以包容的心态和对话的方式达成一致。部落因素作为贯穿各派别间的重要因素，在利比亚战后发挥着较大的影响作用。这种作用不是单独发生，而是与利比亚战后各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相交织，且具有正反两面性。
1.部落因素在战后重建进程中起到一定的阻滞作用
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并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深层次的社会革命，而是当时的受压制者在阿拉伯剧变大背景下挑战当权者和权力分配体系。一些人甚至将其视为部落战争，认为这是一场受压制部落为争取权力和改变处境而向统治部落宣战。反叛者关注的并不是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而只是自身权益。因此，利比亚战后重建进程中难以避免部落间对于国家权力的争夺。民族国家层面上共同的机构和社会体系难以形成，进而对国家的战后重建构成障碍。从这一点看，部落因素在利比亚重建中起到阻滞作用。具体体现在：政治方面，部落争夺使战后历届新政权的合法性受到挑战，政治权威难于构建，政治重建裹足不前。经济方面，利比亚的经济支柱——能源产业在战后的恢复和发展因部落间相互掣肘，甚至相互破坏而难于推进，经济重建举步维艰。安全方面，部落冲突是社会持续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部落矛盾与角力也使国家军队难于构建，部分部落甚至为极端恐怖势力提供庇护，社会安全难于实现。对外关系方面，部落意识使利比亚民众对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和外部力量的政治斡旋持排斥态度，对外交往十分困难。上述可见，部落因素对利比亚的战后重建起到一定的阻滞作用。部落主义作为思想观念，部落作为基本社会单元都对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运行和社会稳定产生影响。
2.部落因素在国家保持统一中发挥调和作用
根据1956—1997年共42年系列资料统计分析，多年平均入洪泽湖泵站装机利用小时数为4 500 h，入湖平均流量为232 m3/s；出洪泽湖泵站装机利用小时为5 400 h，出湖平均流量为213 m3/s。
利比亚战后至今，多种势力间的角力持续不断，然而，利比亚依然保持统一的国家形式，而没有陷于分裂，这与民众根深蒂固的部落意识和部落首领的调和作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战后初期，民众的部落意识使国家免于分裂，维持统一。2012年3月，昔兰尼加地区宣布自治，并呼吁国家恢复王朝时期的联邦制。此后，南部图布部落也提出独立要求。但上述自治和独立要求受到多数利比亚民众和官方层面的双重抵制。从民众层面看，东、西、南三个地区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众自发游行，坚决抵制国家分裂。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维持国家的统一是多数民众的选择。他们曾在多次采访中对媒体表示：“我们国家内部存在矛盾，但我们对外仍是统一的国家。”[12]从官方层面看，部落首领理事会是利比亚战后过渡时期重要的仲裁机构。事实证明，它的裁定是利比亚战后初期平息冲突、恢复稳定最切实有效的方法。该机构熟悉各冲突方的名称、观点及暴力方式，因而可以通过其特有的方式在短期内有效地平息冲突。
意大利自1911年入侵“利比亚”，共用了20年的时间才完成对其领土全面而彻底的征服，此后实施了十几年的殖民统治。这一殖民进程既有当时欧洲对非洲殖民征服大背景的影响，也有“利比亚”的内在因素，后者即是“利比亚”人根深蒂固的部落意识。殖民者在征服和统治“利比亚”中都使用了部落战略，而部落意识也是当地民众反抗殖民者的原动力。因此，部落意识在“利比亚”的殖民时代是把双刃剑。
战后乱局中，部落首领积极斡旋各方力量，促进和解。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利比亚政治重建陷入僵局。国家处于东、西两个政府并立对峙局面，国家再次面临分裂风险。在联合国利比亚支柱特派团长期的努力斡旋下，两个政府同意和解，却难于统一。这既由于两方在组建联合政府的具体实施中仍存在严重分歧，也因多数利比亚派别和民众出于部落意识不愿意接受外部势力的介入。此后，大部落的首领们从中斡旋，积极筹划制定“拯救利比亚”计划，[13]试图通过与党派领导人共议国事为利比亚的政治僵局找到出路，最终促成签署《利比亚政治协议》，并成立民族团结政府。然而，由于该政府受到一些西方国家的支持，且其中官员缺乏执政经验，其权威性未被广泛承认。利比亚实质上仍处于多个政府并立，权力相互交织的局面。从当前看，实现全面和平与发展依然前路漫漫。
利比亚的部落结构对于战后国家构建的作用还体现在：前者为后者提供了一个框架，前者也能暂时填补国家权力的真空，维持基本的管理构架。部落首领告知部落民众“他们是谁”“他们应该做什么”，这比政府的指令更加奏效。部落这种非制度化的方式在利比亚根深蒂固，且在减缓当前的不稳定中发挥着作用，因此，部落的积极作用也不应被抹杀。
利比亚的战后转型和重建系外力推动，给国家带来的是“催熟的”或“夹生的”民主，因不符合其自身的政治进程和政治结构而不仅不能使利比亚实现成功的政治转型，反而致其政治生态失衡。每个国家的政治转型都有其历史顺序，需要依据其固有国情自主探索出适合自身的道路，并经受时间的考验。由于利比亚的部落体制根深蒂固，西方民主制在这里遭遇“水土不服”。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水火不容”。民主政治在利比亚的实现须经历“搭建期”“磨合期”“巩固期”和“稳定期”四个阶段，当前仍处于第一阶段。利比亚的稳定发展将是一个从“劣治”到“良治”的过程，依然前路漫漫。
三、利比亚部落现状及发展趋势
在利比亚，部落是家庭的延伸，国家又是部落的扩展。其部落体制自古形成，民众的部落意识根深蒂固。部落特性不仅在部落内部和部落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作用，在国家的发展和对外交往中同样施加影响。部落本是一种社会单元，但部落成员同时还具有地区、城镇、家族、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相互交织的背景和属性，根据需要此消彼长，共同作用形成利比亚部落当前的状况，并决定其未来发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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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比亚部落现状
由于自然地势因素，利比亚人口分布极不平衡。2011年战争爆发前，全国人口约六百万，其中约65%分布在西部沿海地区，30%在东部内陆地区，5%居于南部沙漠地区。90%以上的人口为有部落归属的利比亚籍公民，此外是一些来自临近非洲国家长期在利比亚务工者，也有极少数其他种族人群。卡扎菲曾在其统治期内多次对国家的行政区重新规划调整，甚至对一些部落的定居地做了强制变更，主要是将他自身所属的卡达法部落从相对偏远、贫瘠的南部地区迁至富藏石油资源和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苏尔特及周边的中心海岸地区，并把该区域原本的居民逐至东部和南部。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利比亚战前，利比亚的部落分布基本稳定。
战后，利比亚的总人口减少了逾百万，其中，有25000至30000人死于战争期间；数十万民众逃至他国；[14]大量外籍劳工由于经济、安全等原因返回母国。人口分布也随之改变，最为显著的是：位于中心海岸地区的卡达法部落民众或在战争中毙命，或因被追剿而四散逃生。该地区在战后伊始成为反对派内部几个部落间争夺的重点区域，在2015年后处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控制之下，当前是民族团结政府的控制范围。战后过渡政府和临时政府成员所属的一些家族、部落也已从原居住地(多为东部或南部地区)迁至首都。利比亚战后开启的国家重建进展不顺，国内尚未实现全面稳定，其人口分布也在随着国家局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二)利比亚部落发展趋势
当前，部落主义仍然是利比亚的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一种不应被忽视的社会认同，也是一项根深蒂固的精神遗产。利比亚民众既有部落意识，也有国家意识、区域意识，还有伊斯兰属性，相互交织，共同影响社会进程。当利比亚人寻求部落联系，诉诸部落保护的时候，并不是他们唯有部落认同，而是当下的环境使他们认为唯有部落认同能给他们安全有序的正常生活。可以说，部落作用的上升是因为国家作用的缺失或不足，前者也会使后者进一步加强。在现代社会，部落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应是一对不可共存的矛盾体。有观点认为前者对后者构成威胁，然而，这种威胁不应该是对国家本身的威胁，而是对国家成熟度的威胁。当国家稳定而强大，部落认同就不会成为其威胁，反之，即是。当前的利比亚权威孱弱，社会动荡，部落主义、世袭体系依然有力地挑战着制度的合法性。社会的多元化需要现实的土壤，而在当下的利比亚尚不具备。
利比亚战后七年多的重建经历显示：对于一个政权和社会都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其全面重建无从谈起。当务之急是实现国内的政治统一、安全稳定和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对于部落因素这把双刃剑，应该发挥其益处，规避其害处，使得部落体制与国家发展逐步融合。国家治理的理想途径是通过提供安全、稳定的服务赢得民众的认同，而非通过政治操纵方式。但当统治者不能实现对国家的控制时，权力饥渴者会为保持权威而诉诸任何手段，依靠部落统治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只有得到人民支持的政府才能实现国家认同对部落认同的超越。
从部落发展趋势看，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城镇化速度加快，部落聚居逐渐被打破。同部落的人生活在不同城市，一些人甚至可能生活在距本部落的发源地和聚居地都很远的区域，部落联系随之松散，部落意识也将渐趋淡化。在现代文明的熏陶下，部落习俗也将呈现淡化的趋向。从部落对国家发展的影响看，当国家政权稳固有力，部落的作用并不显著；当政权羸弱，甚至权威崩塌，部落的作用就会凸显。从利比亚现实情况看，其社会经济仍不发达，全国性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刚刚起步，部落体制依然牢固存在，部落等级观念、部落意识和部落俗约仍然显现出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约束力。未来，利比亚民众根深蒂固的部落意识不会在短时间内自行消失，部落因素在利比亚的政治和解与政权重构、经济恢复与发展，以及国家稳定统一的问题上依然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因素，应建设性地将其融入国家的发展进程，而非使后者受限于前者。
四、结 语
通观利比亚的历史发展进程，部落因素始终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部落的团结性以及一些习俗与规约有助于增强民众在其所属组织内的凝聚力，对民众的道德和行为也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另一方面，部落的排他性和对抗性抑制了社会融合，使国家难以实现团结，甚至带来无休止的社会冲突。且这种冲突与纷争难以通过区域性的法律手段来解决，造成资源的浪费，不利于利比亚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学报》是山东省教育厅主管、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季刊），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为CN37-1446／TE，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为ISSN1673-5935。
部落在利比亚社会中的作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国家独立前，部落作为基本社会单元是影响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国家独立后，随着国家的行政区划、治理体系和国家机器的建立，部落的作用有所减弱，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一项变量。与国家相比，部落具有空间范围小、联络途径多等特点。当国家稳定时，部落的作用不甚明显；当国家权威缺失或孱弱时，部落归属更加贴近民众的优势就凸显出来，部落的影响作用因此显著。从历史发展进程看，部落归属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将长期存在。然而，部落因素作为现代化的逆向因素，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将渐趋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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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Role of Tribes in Libyan Historical Process
WANG Jin-yan
(Institute of West Asia and Africa,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75, China)
Abstract :This essay studies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Libya’s tribes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ir rol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the tribes and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he country. In the long history of Libya, the tribe has always made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s as a unique social form. In fact, tribal factors have become a key variable in its regime change and post-war reconstruction since 2011. In the future, tribal factors will continue to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Libya’s regime construction, economic oper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cultural forms, security governance and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for a long time and become a unique phenomenon in its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Key words :Libya; tribes; colonial era; Gadhaffi; post-war re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 D5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 2019) 08-0051-08
作者简介: 王金岩(1981—)，女，河北阜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东政治、社会和安全问题研究。
〔责任编辑：李 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