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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9)05-0065-06
王明右倾错误是抗战时期中共党史上必然提及的问题。近年围绕王明1937年11月底回国后，特别是在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期间活动的研究，取得很大的进展，一些研究成果如王明关于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独立性、王明与毛泽东在关于国民党、蒋介石的一些论述基本相同等，颇为引人瞩目，非常有助于研究的深化①。但也引出一些新的问题，如王明是否存在右倾错误，其右倾错误主要表现在什么方面等。而且目前关于王明右倾错误的一些表述，似乎存在错讹之处。本文就此提出自己的思考，敬请方家指正。
一
许多论著在阐述王明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时，都以王明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和7个“统一”为例，说明王明继续坚持其右倾主张②。但实际有误。
第一，以运动战为主（包括阵地战），以游击战为辅的战略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对全国抗战的主张。1937年8月，毛泽东在向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提交的《对国防问题的意见》中，提出“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③中共中央向会议提出的《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也明确提出：“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应在决定的地点，适当的时机，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与兵器，实行决然的突击，避免持久的阵地消耗战。”“在必要的战略要点或政治经济中心，设立坚强之工事，并配置足够的兵力，以钳制敌人。”“广大地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后左右，以分散敌人，迷惑敌人，疲倦敌人，肃清敌人耳目，破坏敌人之资财地带，以造成有利条件，有利时机，使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并强调：“只有在上述作战原则之下，才是保持持久战的有效方法和消灭敌人，取得抗战胜利的手段。”④仔细思考一下，可以发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提议包含着以运动战为主（包括阵地战），以游击战为辅的战略思想。到1938年初，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这个方针。1月13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关于时局的讲话中，明确地说：“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办法，应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游击战为辅。”⑤2月，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毛泽东又指出：“根据过去七个月作战经验，在军事上我们若能运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方式互相配合，必能使敌军处于极困难地位。”“有人说，我们只主张游击战，这是乱说的，我们从来就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结合。在目前以运动战为主，其他二者为辅”⑥。1938年2月，周恩来在答军事记者问时，也明确说：“在抗战的现阶段，我认为战略方针应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助以游击战。”⑦朱德在1937年8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也阐述了这样的思想：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然要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敌人占领我大片领土后，我们要深入敌后作战。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钳制了它的大量兵力⑧。
在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仍强调了运动战的战略思想，他在论述中国抗战是持久战后说：中国抗战应有战略退却，前一段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应该知道保存实力到最后便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日军的继续进攻，将使中国被分割为许多块块，因此在原则上应分割指挥，以便于发展。将来战争的具体形势，是内线外线作战相互交错，日军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军⑨。周恩来则明确提出党应向蒋介石建议：战略方针以运动战为主，包括阵地战，以游击战为辅⑩。会议最后决定由周恩来起草对国民党的军事建议书（朱德在山西抗战前线，未出席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即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
及至同年4月，在《论二期抗战中敌人新的进攻》一文中，周恩来又指出：台儿庄战役胜利的原因之一，是“运动战为主，配合之以阵地战，辅助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的成功。”(11)
回顾这些事实，可以看出，“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首先是党内担负军事领导责任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提出的，在党的领导层得到普遍认同并成为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是党内领导人的共识，而不是王明或者主要不是王明的独立见解。王明既没有学过军事，又没有军事工作的经历，应该说对军事工作、军事战略等是隔膜的，他在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这个战略方针的表述，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和吸收党的其他领导人的主张而来的，而他在《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所阐述的这个方针，是对会议共识的反映。
第二，这个战略方针是就全国战局而言的，是正确的。前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的建议，毛泽东、周恩来与记者的谈话，以及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所说的“前一段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分割指挥”、“将来战争的具体形势，是内线外线作战相互交错”等，明显是就全国战局论述的；周恩来发言说得更明确——“党应该向蒋介石建议”，说明这个战略是针对整个中国抗战而提出的。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里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些意见是对目前抗战的许多重要问题的意见，是对军事问题的一般意见，“不仅是为的使我们党的全体同志对这些问题有清楚的认识和共同的了解，而且是为的使我们这些意见能提供国民党同志和国民政府当局以及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抗日团体和全体爱国同胞作为讨论和实行的参考材料”。他并具体说，这个战略方针主要是针对全国战局的：“为的保卫武汉和在河南山西山东各战线上给敌军以更大的打击，我们必须坚决确定及广泛实行以运动战为主而辅之以游击战和配合以阵地战的战略方针”(12)。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表现了抗战的积极性，但战法呆板，死守一城一地、大打阵地战，结果虽然迟滞了日军的进攻，打破了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但丧师失地，伤亡惨重。周恩来就此指出：“各战场的失利，从军事方面看，主要的是因为战略上犯了一些专守防御及各战线不相配合的错误。”(13)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长此战法是不能坚持全国抗战的。中国共产党就是针对中日双方的特点，针对国民党的错误战法而提出这个战略方针的。应该说，这个战略方针是正确的，对全国抗战是有益的。
第三，关于7个“统一”，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里说：我国已经开始有了统一的军队的基础，这些军队受最高统帅及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这些军队正在努力执行统一作战计划和表现统一作战行动，“但是，同时对于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武装，统一编制等问题却至今还未能做到。统一待遇和统一武装，既为抗战本身的事实需要，已成一切抗战军队的共同要求，所以毋庸加以解释；至于统一纪律和统一编制方面，我们提议：一方面根据作战需要和利益，另方面选集各军队的优点和长处，来建立一个真正尽善尽美的统一纪律和统一编制。”(14)这里，他的强调点在于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武装、统一编制。联系国民党厚己薄共，在编制、待遇方面苛刻对待八路军、新四军的实际，应该说王明的基本点是不错的，他意在强调的这几个“统一”，主要是针对国民党的，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为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武装争取待遇的，应该说出发点没有错误。
二
所谓王明右倾错误，主要是指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特别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认识及其关系的处理上。流行观点强调王明右倾错误，主要是因为他提出了“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现在的一些研究表明似乎王明在这些问题上认识是清楚和全面的。因此，王明在抗战初期是否存在右倾错误？这是目前学术界颇为关注的一个问题。
有学者指出：王明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在提出“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的同时，说“我们应认识到，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国民党是过渡的”。并且说：“对于革命前途问题，我们对外说中国抗战胜利是民主共和国，而我们自己要明白，中国将来是由民族阵线转到人民阵线最后到社会主义的胜利。”(15)还有学者指出：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王明在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口号时，就提出了保持党的独立性的问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地应当表现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及其他组织在共同的抗日斗争纲领的基础上订立政治的协定，同时，保存各党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王明还说：“对于我们共产党员，就是说：在为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或者已经建立了这种统一战线的条件之下，我们不仅一分钟也不应当允许减弱我们自己的共产党及其组织，而且特别应当用尽一切力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党，更加保障党的纯洁和统一。”“因此，必须坚决反对那些可以在实际上使共产党与某种反日斗争的政治同盟相混合的一切倾向……同时必须反对那些实际上可以造成重复1927年陈独秀等机会主义错误的倾向，这种错误的实质，就是使共产党丧失独立性和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变成资产阶级的尾巴。”“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应当是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及其它军队根据共同反日武装斗争的政治协定而组成的联合军队……所有参加的武装力量，均完全保存其原有政治制度，均保存其原有的军官成分和政治工作人员成分”，“没有得到同盟军方面自愿的同意，任何一个参加联军的部队，没有权利去干涉另一参加部队的内部事情”；“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应当是一切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党派和组织的真正的代表机关……不是任何一党一派的政权，而是抗日民族战线的政权。”(16)王明1937年回国前后关于统一战线的讲话，既论述了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又强调了维护中国共产党根本利益的内容，似乎认识是全面的，谈不上右倾错误的问题。
我认为，应该肯定，王明的这些表述，在强调维护、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强调了在统一战线中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强调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国家政权的民主性质。从总体上说，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坚持了共产党员的基本立场。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因此当国民党公开发动反共活动时，他组织进行了反击。1938年初，国民党复兴社头目康泽、刘健群也在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上鼓吹“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攻击八路军在华北“游而不击”。国民党的《扫荡报》等报刊秉持其说，大肆宣扬，并污蔑陕甘宁边区是西北新的封建割据，指责红军虽然改易旗帜却不服从中央，说国民党之外的其他党派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统一。对此毫不掩饰的反共行径，王明主持中共中央长江局作出决议：“起草向国民党建议书，指出取消各党派，限制信仰的错误”(17)。他并具体起草了在《新华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批驳国民党的反共言论。周恩来根据长江局决定往见蒋介石，向其说明国民党这种宣传的严重后果。这些反击，迫使蒋介石表示：“对主义、信仰不欲限制各方”，“对各党派并无意取消或不容其存在，惟愿溶成一体”，“对《扫荡报》言论，认为不能代表党（国民党——引者注）及他个人”(18)。挫败了国民党的这次反共活动。
但是，这些仅只是王明在处理统一战线特别是与国民党关系方面的一种情况，他还有另一种情况存在，即右倾的现象。王明的右倾错误，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蒋介石、国民党的总体认识上，而主要是在处理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具体问题上，他表现得书生气，不能正确地把握和处理实际问题。即在蒋介石包藏祸心的限制、压制面前，在具体如何实施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问题上，在维护党的利益、保持党和军队的独立性问题上，王明却显得分辨不清，应对乏力，自缚手脚，表现右倾。比如关于抗日民主政权问题，王明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对政权问题，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19)显然，这种认识是存在严重错误的。不经改造的政权、所谓统一的国防政府，其性质必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而不是全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必然会压制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损害全国抗战大局。而再到具体问题上，他就更错了。晋察冀边区政府，是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而筹建的，但他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具体领导筹建晋察冀边区的刘少奇：“行政制度在山西等地区不能建立与特区（指陕甘宁边区——引者注）同样的政策，要同样用旧县政府、县长，不用抗日人民政府的。”(20)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并报经阎锡山和国民党中央批准。如在成立之前的1937年12月4日，阎锡山复电表示赞同：“在敌人包围中自行树立政权于敌后，对整个收复失地不无裨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事处的批复说：“所请成立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及该会组织人选均照准，晋察冀边区着归阎司令长官指挥……今电令该部分别通知各委员一体遵照，并即日召集组织成立”(21)。但王明以中共中央长江局名义提出批评，说晋察冀这样做会“刺激”国民党，对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将产生不良影响，致使聂荣臻不得不就此再向八路军总部请示，并要求中央再予指示(22)。再如，抗战爆发后，董必武在湖北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推动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长兼省合作委员会主任石瑛同意在应县汤池开办了民众抗战训练班，由共产党员全面负责，连续举办4期，培训300多名青年干部，毕业后分配湖北各地。通过举办农贷，宣传、组织群众，组建抗日力量，有力地推动了湖北的抗日救亡斗争。但这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蒋介石提出责难：“你们怎么在这里办起红军大学和抗大来了？”王明马上责令主持汤池训练班的陶铸改变教学内容，说：“贷款就是贷款，不要搞什么游击战的教学。现在是宪政时期，按宪政办事，争取在议会实现我们的目的，利用议会斗争，实现我们的胜利。”1938年5月，又强令解散了汤池训练班，并批评“陶铸太左了”，撤销了陶铸的省委委员和常委的职务(23)。在政治民主问题上、在改善民生问题上，他都有类似的迁就国民党、不敢倡言以推动统一战线和抗日斗争发展的言行。
三
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其最大问题在组织方面，把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在组织上闹独立性。本来在王明回国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曾明确告诉他：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24)。言下之意，是王明不具备担任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条件，共产国际不准备让他出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但王明却完全没有理会季米特洛夫的话，以“钦差大臣”自居，将自己凌驾在党中央之上。这同时说明，虽然王明以教条主义著称，惯于照抄照搬，但也不是处处依从共产国际，在一些问题上比如在组织问题上他就没有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这是我们分析教条主义时应该把握的一点。在1937年11月底回国后，王明明显地不把中共中央放在眼中，不服从中央的决定。如12月政治局会议决定，王明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前往武汉与国民党谈判，但他到武汉后随即改变12月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他不经中央同意，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文章和谈话，如1937年12月25日，他在汉口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1938年3月未经中央通过就在武汉《群众》月刊发表自己撰写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再如，1938年2月9日，针对国民党顽固派“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反共叫嚣，他事先不征求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同意，起草“用泽东名义发表一篇2月2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事后，在致电中央书记处电报中说：“此稿所以用毛泽东名义发表者，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方面避免此地负责同志立即与国民党起正面冲突，不过因时间仓促及文长约万字，不及事先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25)
3月政治局会议后，这种现象愈发严重，发展到否认延安中央的地位的程度。当时博古曾对陈云说：“王明讲，延安的中央书记处人数并不比国民党统治区的多，延安发电不应用中央书记处名义。”(26)当林伯渠向王明提出，发表文章时“应与中央商量”，王明拒不接受，说“不必要”，“在外面的中央政治局同志还占多些”(27)。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自己起草一份《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并不经中央审阅就交与国民党，而在收到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后，他致电中央：“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可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否则对党内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28)。3月政治局会议决定王明去武汉一月即回，但他拒不执行，直至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前夕才返回。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后，中央两次致电长江局，指示在武汉《新华日报》刊载，但他以文章太长而拒绝刊载。1938年8月，王稼祥奉共产国际指示回国后，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却致电毛泽东、张闻天，要求派王稼祥速来武汉先行向他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并要求如王万一不能来时，请将共产国际指示迅速电告。诸如此类的问题，表现了他藐视中央，把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的严重问题。正因如此，李德在回忆录中说：“我们把华中局（应为长江局——引者注）叫做‘第二政治局’”(29)。对此，王明自己在1941年10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也承认：自己在武汉“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30)。目无组织、超越中央、自以为是、自作主张，是王明抗战初期错误的主要问题，也是其犯错误的根源。
注释：
①如田子渝的《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再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1期）、《1938年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评析》（《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3期）、金怡顺、刘海燕的《王明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形成》（《安徽史学》2005年第6期）、郭国祥、丁俊萍的《论抗战初期王明与毛泽东的合作与分歧》（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等。
②代表性的著作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等。
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3页。
④《中央文件汇集》下册，第371页。转自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2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 45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
⑦(11)(13)《周恩来军事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126、106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56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 406页。
(12)(14)(2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46、447～448、485页。
(15)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16)金怡顺、刘海燕：《王明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形成》，《安徽史学》2005年第6期。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97页。
(18)《陈、周、博、叶、董致毛、洛及书记处并朱、彭、任电》，1938年2月10日。转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11页。
(19)(20)转自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99、299页。
(21)(22)《聂荣臻传》编写组：《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194页。
(23)郑笑枫、舒玲：《陶铸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173页。《董必武传》(1886-1975)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35页。
(24)徐则浩：《王稼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页。
(25)(30)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217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0页。
(27)王渔主编：《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224页。
(29)李德：《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内部版，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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