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业的概念述评、量化分析与研究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概念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编码：10.3969/j.issn.1672-884x.2015.11.020 制度理论是解释组织现象的主导性理论视角，突出制度环境对组织或个人等行为者的约束及其作用机制[1]。然而，随着该理论的发展，学界逐渐意识到早期制度分析忽略了行为者的利益和主观能动性对制度的反向作用，进而建议和号召考察在制度约束下的行为者如何建立或改变制度环境的研究，制度创业的概念及其理论体系应运而生。制度创业指在制度框架下的行为者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调动资源改变已有制度或是创造新制度的行为过程[2，3]。自DIMAGGIO[2]提出此概念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制度创业的研究中[4，5]，制度创业一词也成为了制度变革的代名词[1]。 要了解国外的制度创业研究前沿及其发展轨迹，理论界迫切需要对制度创业这一抽象概念内涵的澄清和思辨，以及基于发表文献的客观数据的定量化文献分析和评述：①从本源上看，制度创业概念隶属于组织理论研究范畴，分别在个体(如MUTCH[6])、组织(如SUDDABY等[7])、组织场域或社会(如HAVEMAN等[8])不同层面上进行了研究。然而，因为不同学者在其特定研究情境中对制度创业的界定并不完全相同，导致不同研究对话的障碍和已有结论的相互矛盾。②现有制度创业研究的评述采用归纳式的文献分析[9]，并没有提供一个基于客观数据的证据和全景式描述，进而不能帮助国内学者系统把握制度创业研究领域的发展轨迹、研究内容焦点分布及其内在联系。 1 制度创业概念内涵及其特征 1.1 制度创业概念内涵 制度和制度创业是分别研究制度稳定与变革这枚“硬币”的两面。探究制度创业的概念内涵，不能回避对制度这一抽象概念的解释。组织和管理研究中“制度”一词是基于强制性、规范性和认知性的规则或类规则等约束框架的总称[1]，制度制约了行为者(人或组织)并由行为者所建构。制度规定并预测了特定行为者所面临的基本问题、逻辑和共识，是赋予行为者合法性并约束其行为的框架。行为者遵循其环境中占主导地位的制度逻辑行事，导致组织场域的制度趋同现象。这一点，是制度理论解释现代组织非理性行为的依据，也是早期制度理论的核心命题。 然而，片面强调制度对行为者的约束显然低估了行为者的主观能动性。现实中，制度既稳定也会发生变革。这就意味着，在制度约束下的行为者，至少是某些行为者，并没有按照其制度逻辑所主张的那样行事，而是采取了与其相反或不同的方式行事。这些行为者被称为觉醒者[9]，是首先打破制度体系的“另类”。他们尝试调动一切资源推广新的行事方式和主张，并从中获取利益，最终完成制度变革。这些在制度框架内部发起并推动制度变革的行为者的行为过程，被界定为制度创业，因为制度一词本身并没有具体指明或针对组织在哪一方面的行为，所以制度创业也通常泛指那些尝试打破常规、破旧立新的人或组织的行动过程。 1.2 制度创业概念特征 从研究现状上看，已有文献突出了制度创业概念的相对性、动态性和复杂性3个特征。 (1)相对性。在组织与管理研究中，制度创业表现为组织以既有制度框架为参照点，发起并推广与之相悖的行为或主张的趋异性变革，因此具有相对性。如前所述，制度理论的初衷是解释组织的行为及组织模式变革，但并非所有的组织行为或组织模式变革均是制度创业行为：只有那些打破已有制度框架约束的趋异性变革才隶属于制度创业的概念范畴，而早期制度理论所强调的趋同性变革并不属于制度创业行为。例如，PALMER等[10]认为，为了获得制度合法性，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产业组织逐步并最终均采取了多部门制的组织设计。显然，这类行为采用多部门制是组织在结构设计上的变革，但其与组织环境中制度约束的主张是一致的，其结果是加强了当时的制度框架并形成组织模式同构化现象。由此，以组织所处的制度环境为参照点，这类与制度框架主张同向的组织变革不是制度创业。相反，SHERER等[11]对美国律师事务所行业的研究发现，其制度环境长期所主张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克拉瓦斯模式，在发展中引发了一部分组织的不满，进而打破这种模式的束缚转而采用合伙制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显然，这种组织行为与当时既有的制度框架相悖，其结果最终导致了整个律师事务所行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变革，因此这类趋异性变革是制度创业行为。类似地，在KRAATZ等[12]对美国私营文科学院的经典研究中发现，开设市场导向的专业教育类课程与传统文科学院所强调的纯粹文艺创作的制度逻辑相悖，因此是当时美国社会中文科学院这个组织场域中的制度创业现象。 可见，制度创业概念初衷是从制度框架内部解释制度的变革，而非稳定。组织行为或组织模式变革是否能够被称为制度创业，应该是相对其制度框架而言的：只有那些打破既有制度框架并在一定时期内引起争议的行为才符合制度创业的概念内涵[3]。 (2)动态性。上述提及的组织处于争议状态下的制度性创新行为是否永久存在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随着制度创业者的推广，新制度会在长期获得越来越高的合法性，直至代替旧制度成为组织场域中的主导逻辑，产生制度同构现象。制度同构化过程与制度创业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由动荡的制度创业过程走向稳定的制度同构，必然会因为新制度所带来的利益在某一时点引起组织场域中大部分行为者的认同，这些行为者为了获取合法性而迎合了早期不被认同的制度，表现为制度同构现象。例如，在MAGUIRE等[13]对加拿大艾滋病医疗咨询行业的研究中发现，虽然早期对于建立专门的艾滋病医疗咨询机构存在争议，但随着制度创业者积极的推广活动，越来越多的专业性医疗机构、非盈利组织、药厂等组织加入到新制度建设中，并且形成了具有强约束力的同构化组织模式的新兴组织场域。类似地，GREENWOOD等[3]发现，在加拿大和美国的会计师事务所行业，曾经一度引起行业内部争议的多部门实践，经过领头企业的推广后，带动了其他组织的模仿和学习，在一定时期内成为该行业内组织获取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可见，制度创业不是一个截面的、一蹴而就的行为，而是一个具有动态性、由点到面并最终促使完成制度框架整体变革的发展过程。上述相对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决定了现有文献突出强调了制度创业概念的复杂性。 (3)复杂性。体现在以下两点：主体的多层次性和形式的多样性。首先，从主体上看，发起并实施新制度的行为者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组织或组织群体。由此，现有研究的分析层面涉及到组织内部的个人或团队、组织以及组织场域或社会三大类。例如，CREED等[14]通过对美国10位异类性取向的牧师访谈认为，个体制度创业者的触发条件在于其对自身社会认同感的改变。类似地，REAY等[15]用一个纵向案例研究生动地描绘了在组织内部的个人和部门创立一个打破常规的岗位角色安排及其过程。SUDDABY等[7]则考察了组织的修辞在制度创业中的重要作用。更为复杂的是，在近期的理论发展中，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多层次主体特征对触发制度创业的交互作用以及制度创业从低层(个体)到高层(组织场域)的行为过程。例如，BATTILANA[16]对英国医疗服务行业的研究表明，处于组织场域边缘的组织会成为制度创业者，而其组织内部占据核心权力位置的管理者会加剧这种倾向。SMETS等[17]通过对德国的银行产业历时8年的纵向案例研究，解释了新制度从个体行为层面到组织场域层面的发展历程和内在机制。可见，整合不同层面的主体特征并进行跨层面制度创业过程研究，是未来制度创业研究领域的一个新方向。 其次，制度创业概念建构在抽象层面上，泛指制度框架下的行为者为了自身利益创新或变革已有制度的过程。这就导致了在具体的研究中，学者基于不同情境所界定的制度创业现象并不一致，表现为制度创业在对象和形式上的多样性。例如，制度创业的对象既可以是创新或改变一项交易规则[18]，也可以表现为改变企业一项管理实践[11]，或是组织模式的整体设计[3]等。这要取决于学者所感兴趣的情境中既有制度所约束组织的具体行为。在表现形式上，制度创业者可以通过改变组织模式整体及其中一部分，或者是，以创立新企业的形式完成制度创业过程。上文中有关组织模式制度变革的研究成果[3，11]清晰地描绘了前者，而后者，以创业为表现形式的制度创业要将制度创业的相对性纳入到分析框架中。换言之，制度创业可能是以创立新企业的方式创新制度，但是，并非所有的创业行为均是制度创业——这要取决于创业行为相对其制度环境来说是否构成了趋异性变革。例如，在孟加拉国，妇女从事劳动并创办企业违背了其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因此被认为是一种以创业方式表现出来的制度创业现象[19]，但是，在强调平等的美国社会文化中，女性创办企业本身并没有违背任何制度约束，因此不能视为制度创业。可见，制度创业和创业行为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符合制度约束的创业行为并非制度创业，改变既有制度的组织模式(整体或一部分)是制度创业行为但并非创业行为，而以创业方式打破既有制度的活动，则是制度创业和创业这两个概念的交集[9]。从研究现状上看，组织与战略管理领域内对创业和制度创业的研究相对分割，制度创业概念的复杂性决定了其不只是“制度”与“创业”的简单叠加，因此深入探究创业与制度创业在内涵、行为和过程中的区别与联系，将成为制度创业研究的另一个新方向。 综上所述，制度创业文献力图从制度框架的内部解释制度变革的动因和过程，其概念具有相对性、动态性和复杂性等3个核心特征。这种理论建构方式直接决定了制度创业研究必然要回答两个核心问题：“在制度约束下的内部行为者为什么会发起制度变革或创造新制度？”以及“他们是如何推广并完成制度创新的？”从既有研究成果看，学者也自然地将研究内容集中在制度创业的前因条件和行为过程两大方面。 然而，虽然相关文献分析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9]，但源于文献列举法的局限性和文献评述的时效性，这些研究既没能够为制度创业学者提供一个基于客观数据的全景式描述，也没有能够深入剖析制度创业文献两大研究内容的复杂关系，进而没能给出一个具有前瞻性的理论创新方向。为了客观量化地展现制度创业研究的发展轨迹，本研究拟对此进行探究。 2 制度创业文献的量化分析 2.1 样本与方法 本研究借鉴BATTILANA等[9]的方法，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两大方面的拓展和创新：①进一步收集并分析制度创业研究的前沿文献，对自制度创业的概念引入管理学研究领域至今的研究成果，从文献数量、研究层面、研究方法和研究情境等多个方面进行全景式量化分析，发展已有的文献述评工作；②在此基础上，对这些文献进行内容分析，编码并归类出已有文献对制度创业产生的前因条件和行为过程的研究内容。进一步，运用网络分析法，对各研究内容进行关联度考察，从而更为全面而直观地刻画出制度创业的研究焦点和未来发展趋势。 首先，借鉴BATTILANA等[9]的方法，在EBSCHOT Business Source Premier和JSTOR等外文数据库中分别以“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和“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为关键词搜索北美一流管理学期刊的题目、摘要、关键词和全文等内容，也用相同方式搜索并逐一查阅欧洲期刊等非一流管理学期刊、图书章节中的制度创业研究成果，最终共计得到124篇文献，为本研究的样本①。其中，1988-2007年的文献共67篇，与BATTILANA等[9]的工作论文中发现一致；2008-2014年的文献共57篇，是制度创业研究的前沿性文献。 其次，按照LOCKE等[20]以及STRAUSS等[21]的建议，本研究的第一和第三作者以BATTILANA等[9]的理论为基本编码框架，采用双盲方式对124篇样本文献进行从开放式编码到封闭式编码的内容分析，归纳出既有文献中制度创业前因条件和行为过程两大研究内容的类别。两位作者对各类别编码的初始一致率均达到90%以上，具有较高的信度。对于不一致的编码结果，所有作者重新查找原文并共同讨论，直至最终编码结果一致。 最后，在此基础上，对这些研究内容之间的关联程度进行网络分析，直观地刻画出这些研究内容间联系的强度和离散度，并给出各类研究内容的文献数量。在下文的网络图中，圆点表示制度创业文献中各类研究内容。圆点的面积越大，表示在124篇样本文献中论及该研究内容的文献数量越多。圆点之间的直线表示两个特定的研究内容之间存在联系，即至少有1篇文献同时论及了这两个研究内容。两点之间的连线越粗(图中虚线、点线与实线的粗细程度可比，并无其他特殊涵义，仅为清楚表达网络图所用)，表示越多的文献同时考察了特定的两个研究内容；相反，离散点(即没有与任何点联系的点)则表示没有文献同时考察该项研究内容与其他研究内容的关系。基于此，本研究相对客观和直观地定位了已有制度创业研究的焦点，并阐述了不同研究内容之间的关联模式和程度。 2.2 制度创业文献的全景式描述 本研究用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文献数量，描绘了制度创业文献总数、研究层面、研究方法、研究情境4个分布，分别见图1a～图1d。
图1a 制度创业文献总体描述 总体上看(图1a)，自DIMAGGIO[2]将制度创业概念引入管理学研究以来，相关文献呈现出一定的增长趋势。借鉴郭毅等[22]对制度创业研究的两阶段的划分方法可知：在2000年以前，制度创业研究发展十分缓慢，累计文献19篇，平均每年仅1.58篇；而从新世纪开始至2014年的发展过程中，制度创业研究表现出爆发式的增长态势，累计文献105篇，平均每年7.5篇。这说明2000年后，制度理论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制度的变革过程，而制度创业成为解释制度变革的主要方法。特别地，当今组织与管理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欧美地区分别于2002年(当年文献数量为10篇)和2007年(当年文献数量为16篇)在其代表性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和Organization Studies中设立特刊，推动制度创业研究的发展。 由图1b可知，从研究层面上看，与JIA等[23]的做法一致，在剔除了不分研究层面的概念性论述(24篇)后发现：虽然制度创业研究隶属于制度理论体系的分支，但其研究层面集中于组织层面(共计46篇，占37.1%，平均每年1.70篇)，符合制度创业概念提出的初衷：从组织角度看待构建和塑造制度环境的动因和过程，而组织场域或更宏观的社会系统层面的研究占少数(共计24篇，占19.4%，平均每年0.89篇)，但是2006年后，组织场域的研究开始增多。此外，个体层面的制度创业研究数量共30篇，占24.2%，平均每年1.11篇。这表明制度创业学者在反思制度变革过程研究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制度理论的微观基础，从实证上验证了近年来制度理论开始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的转变[1]，以及多层次分析的重要性得到学者重视。 由图1c可知，从研究方法上看，与本研究的预期一致，在制度创业文献发展前期，学者主要集中在理论性探索，理论归纳类文章共27篇，占21.8%，平均每年1.00篇。实证研究中，制度创业主要考察制度变革的条件和内在过程，基于过程方法论的定性研究占绝对主导地位，共89篇，占71.8%，平均每年3.30篇。然而，随着理论发展，自2007年开始，出现了基于大样本的定量研究(共6篇，占4.8%)，这也符合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另外，尝试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探究制度创业过程的研究只有2篇，占1.6%，显示出制度创业研究的方法论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图1b 制度创业研究层面分布
图1c 制度创业研究方法分布
图1d 制度创业研究情境分布 由图1d可知，为使本研究的分析结论对国内的制度创业研究有启发意义，从研究情境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已有文献，区分了欧美国家和地区、中国情境和其他情境的文献分布情况。在剔除了理论性文献和不分情境的研究(共计26篇，占21.0%)后发现，以欧美国家为情境的研究占绝对主导地位，共计81篇，占65.3%，平均每年3篇，并呈现出稳定的增长态势。此外，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占少数，共计14篇，占11.3%，平均每年0.52篇。令人惊讶的是，在制度创业研究发展的27年中，发表于国际主流组织与管理期刊中有关中国情境的研究仅有3篇(占2.4%)[24～26]。这不仅从实证角度上验证了国内学者在制度创业领域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的现状，也预示着在中国情境下进行制度创业研究可能会对现有相关理论产生新的贡献。 进一步，整合研究方法、研究层面和研究情境对样本文献进行交叉分析，找出制度创业研究可能存在的机会和空白点。整体上看，在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定性研究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定量研究才刚刚起步，特别是结合定性和定量两类研究方法的文献极少。由此，如果在上述情境中进一步发展制度创业文献，应该采用定量方法或整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设计。中国情境下的制度创业研究是一个崭新的研究方向。虽然在样本中发现了3篇文献，但从整体上看此类研究还十分缺乏，尤其是缺乏有关中国社会转型经济过程中制度创业的独特性理论分析，通过理论建构和结合定性与定量方法的研究仍然处于空白。综合研究情境和方法看，已有文献对无情境特征的实证研究还是空白，也是未来制度创业研究发展的创新点和难点。 2.3 制度创业文献研究内容的网络分析 制度创业文献集中于制度创业的前因条件和行为过程研究，是以往分析的共识。本研究对124篇样本文献的研究内容进行归类，分别对前因条件(见图2a)及其演化(见图3a和图3b)、行为过程(见图2b)及其演化(见图4a和图4b)、前因条件与行为过程之间关系进行网络分析(见图5a和图5b)，在论述中给出各类研究内容的文献数量并展开讨论。 2.3.1 制度创业前因条件及其演化的网络分析 制度创业概念的本意是从制度框架的内部研究制度变革过程。这就带来一个逻辑上的问题：既然制度本身是由那些嵌入于其中的行为者所构建，那么，这些行为者为什么还要改变由他们自己所构建的制度呢？这个问题似乎在挑战制度创业的定义，认为制度创业的概念本身是自相矛盾的，被称为“嵌入性悖论”[5，18]。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学者们探究了制度创业者出现的前因条件。 本研究的网络分析发现，制度创业的前因条件包括了三大类10个因素：①组织场域层面的前因条件，包括组织场域面临的社会资源不足、组织场域的外部环境变动、组织场域的异质化程度和组织场域的制度化程度4个因素；②组织的网络位置特征因素，包括组织在场域内的位置和组织在场域间的位置2个因素；③个体层面因素，包括个人在组织场域中/间的位置、个人在组织内的位置、个人心理特质和个体人口统计学特征4个因素。以2000年为时间界限，在理论发展过程中，学者将制度创业前因条件研究的重点从相对宏观的组织场域和社会层面，转向了相对微观的组织特征以及刚刚兴起的个人层面特征。 三类因素中，由图2a可知，文献显示制度创业的起因首先归结于组织场域的外部因素，表现为社会资源不足(8篇)和组织场域外部环境的变动(22篇，图2a中最大的圆心)。例如，GARUD等[27]对美国Java公司推行行业新标准的制度创业过程中发现，新的网络和计算机技术出现是产生行业标准变革的主要动因。类似地，GREENWOOD等[28]对会计事务所行业的研究表明，社会、技术和管制性的冲击是导致该组织场域产生制度创业行为的主要原因。另外，除了考察组织场域所面临的环境动态特征外，学者认为组织场域自身的两类特征——异质性和制度化程度(见图2a)，也是制度创业者出现的关键因素。例如，LEBLEBICI等[4]的经典研究发现，在美国广播行业的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内在不一致的和冲突的社会秩序导致了整个组织场域的内部异质性增高，进而导致了组织场域中制度创业现象的出现。从制度化程度的角度上看，BECKERT[29]的理论研究表明当组织场域的制度化程度较高时，各类行为者均能明确制度创业行为的利弊，因此有利于制度创业者的出现。然而，相反的观点更为流行：当组织场域制度化程度较低时，行为者为了减少其行为的模糊性，要改革已有的制度或建立新的制度[30]。可见，仅仅从组织场域的层面来预测制度创业现象的动因是不充分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学者进一步将研究的视角放在了较为微观的组织层面和个人层面(见图2a左侧模式)。
图2a 制度创业者出现的前因条件及其关系 图2a显示学者们在组织层面上考察制度创业出现的动因，聚焦于单个组织在组织场域中的网络位置的特征：组织在场域内的位置(13篇)和组织在场域间的位置(6篇)两个因素。这些分析有助于回答，“为什么面临相同的制度环境，有些组织会成为制度创业者而另一些不会？”例如，GREENWOOD等[3]发现，当处于中心位置的领头企业利益没能得到现有制度满足时，它们会通过自身资源进行制度创业行为，发展出一类新的组织模式，即多部门制来满足自身的利益。与此相反，LEBLEBICI等[4]发现，当处于边缘的行为者获取政府等中心者支持和资源时，其明显表现出了制度创业的行为。由此可见，从位置的角度上看，现有研究并没有达成一个一致性的结论：作为制度创业者的“激活”因素，中心行为者有能力和权力但通常缺少动机，而边缘行为者通常有动机但缺乏资源和能力。当中心行为者获得了足够的动机或边缘者获得了足够的资源时，他们都有可能成为打破常规的制度创业者。网络位置只是制度理论学者用来识别和标示制度创业者出现的外部信号，其内部机制是统一的：在稳定的制度环境下，嵌入性行为者成为“异类”的动机是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据此，制度创业学者通过考察不同组织所处的网络位置来解释其面临相同制度环境的条件下的不同行为反应。
图2b 制度创业者行为过程及其关系 由图2a可知，学者开始关注个人行为者的特征对制度创业行为的影响，表现为个体在场域中的位置(10篇)、个体在组织内的位置(4篇)、个体心理特征(7篇)、个体人口统计学特征(5篇)4个因素。这些研究尝试回答，在面临相同制度和组织约束时，为什么有些个人能够成为制度创业者而另一些不会？例如，MAGUIRE等[13]对艾滋病医疗行业的研究表明，处于不同医疗、咨询、行业协会等不同组织场域间的个人行为者在这些领域内均具有较强的合法性，是促使其成为制度创业者的重要原因。MUTCH[6]则从理论上关注了个人的心理特质对制度创业行为的影响：相比于其他反思类型的认知模式来说，具有自主反思认知模式的人，能够相对独立于外部的制约进而完成自我的内部对话过程，因此打破常规进而成为制度创业者的可能性较高。 从演化和关联性两个方面看：在2000年之前，个体特征研究只有1篇，也没有与其他前因条件产生联系，而是作为独立的因素存在(见图3a)。相反，由图4b可知，在2000年后，个体特征被学者逐渐关注(共21篇)，并且与其他前因条件研究建立了联系，体现为学者开始重点关注制度理论的微观基础。例如，LEPOUTRE等[31]对荷兰的园艺产业的研究发现，当个体行为者处于多个组织场域的交界位置上，则会感受到多个制度逻辑的冲击，成为制度创业者的几率较高(打破园艺行业内部有关环境计划的规定)。而且，不同人对于这种多样性制度逻辑冲击的解读是不同的，这取决于他们过往的职业经历。显然，这项研究将个体在组织场域中所处的位置特征与其个人的心理和人口统计学特征结合起来，作为考察制度创业者出现的前因。类似地，BATTILANA[16]对英国的医疗行业的实证研究发现，行业的边缘性组织(医疗健康信托基金组织，primary care trust，PCT)中容易出现制度创业者，而在这样的组织内部，处于高层的管理人员成为制度创业者的概率更大。显然，这个研究将个体在组织中的位置特征与组织在组织场域中的位置特征结合起来，是考察不同层面的网络位置对制度创业者成因研究的典型。
图3a 1988-2000年的前因条件及其关系
图3b 2001-2014年的前因条件及其关系 2.3.2 制度创业行为过程及其演化的网络分析 除了考察制度创业的前因条件外，学者还讨论了制度创业者在实现制度变革过程中的具体行为活动。以BATTILANA等[9]的研究为基础，本研究的网络分析发现，制度创业者实行制度变革的行为包括四大类12个活动：①创建愿景，指在制度创业的发起阶段，制度创业者为了创新制度或改变已有制度的创建变革的愿景并阐明其重要性的行为，包括理论化、认同构建、整合多种制度逻辑3个活动；②对话活动，指在制度变革过程中制度创业者的游说性行为，包括修辞策略、解释策略两个活动；③资源调动，指在制度创业过程中，调动各类资源并形成集体行动的行为，包括调动有形资源、调动社会资本及合作、调动权力3个活动；④制度安排设计，指在制度创业过程的后期，制度创业者为了实现新实践制度化的行为，包括定义规则、使惯例化、使新颖变熟悉、宣传教育/指导4个活动。以2000年为时间界限，可以发现学者们对制度创业行为的研究重点，从制度变革的发起阶段转向了制度变革后期的制度实现阶段。 本研究的网络分析显示，在所有活动中，制度创业者调动无形的社会资本以及合作是受到最为广泛关注的研究内容(见图2b最大的实心圆)，这一点符合学者对制度创业过程的解释：由制度创业者发起并有意识地组织其他行为者创建新制度的集体性行为过程。例如，ANSARI等[32]对英国的通讯行业研究表明，顾客作为制度创业者，在发起短信新实践的过程中，有目的地调动行业内部行为者并促成合作关系是创建新制度的关键。类似地，在近期的研究中，DORADO[33]对玻利维亚小额贷款行业的研究表明，发展出小团体是制度创业活动成功的关键。制度创业者在发起制度创业的初期用以构建新制度愿景的方法也是学者关注的焦点。例如，理论化(图2b中第二大的圆)，指制度创业者向其他行为者阐明旧制度的无效性或证明新制度的有效性的活动[9]。例如，在BERGSTR
M等[34]对瑞典的高科技企业裁员行为的研究中发现，虽然制度创业者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员，但仍然被认为是履行社会责任的，这得益于制度创业者能够有效地说明已有实践的无效性。 显然，从绝对数量上看，制度创业的前期和中期阶段是现有文献关注的重点内容。然而，这种倾向在理论演化中逐渐开始变化(见图4a)，在2000年以前，有关制度创业后期的4类制度化设计活动的研究很少(共计7篇)，并且与其他8类行为活动的研究联系很弱，“使惯例化”和“宣传教育/指导”两类活动并没有与其他活动的研究发生关联，是相对独立的研究内容。然而，2000年后，制度创业学者开始探究在新制度的最终实现阶段(共计28篇)，考察制度创业者是如何通过4类制度化设计的活动使新制度“落地”的(见图4b)。例如，LEVY等[35]对全球企业环境的自愿性报告实践的制度化阶段研究发现，作为边缘者的非政府组织通过与企业组成联盟的方式使环境报告成为组织的日常规范，最终实现制度创业的“双赢”。可见，对最终实现制度变革的手段考察不仅开始增加，而且也与其他制度创业行为建立联系，融入到制度创业研究的理论体系中。
图4a 1988-2000年的行为过程及其关系
图4b 2001-2014年的行为过程及其关系 从关联性角度有两个有趣的发现：①“调动社会资本及合作”作为已有文献的焦点，与“理论化”、“调动有形资源”和“调动权力”、“解释策略”等活动形成较强的联系。这表明，作为一个连续的行为过程，制度创业者在完成对构建新制度愿景后的主要活动即为调动社会资本进而实现集体行动和用于实现新制度的有形资源和权力，而解释性策略可以说明新制度的内涵，是获取资源和合作的关键性活动。②有关制度逻辑的研究逐渐成为制度创业研究的新方向，文献数量明显增加：由2000年之前的1篇到2014年的11篇，并且与制度创业者的其他行为研究建立了联系。例如，RINDOVA等[36]对意大利的日用品制造企业的研究发现，制度创业者通过整合不同制度逻辑下的文化资源构建出各类行为者对新制度的认同，促进制度最终的创业过程。类似地，
等[19]对孟加拉国的妇女创业活动研究表明，通过整合该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下的不同制度逻辑，可以有效调动挡圈者的资源，由此赋予新制度以合法性。显然，整合多种制度逻辑对于制度创业者实现制度创业过程至关重要，而进一步发展这个研究分支将成为制度理论创新的一个新方向。 2.3.3 制度创业前因条件与行为过程之间关系模式的网络分析 在分别探究制度创业动因和行为的研究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网络分析，刻画已有文献在研究制度创业整体过程时的主要观点(见图5a和5b)，补充并发展BATTILANA等[9]的研究。主要发现：①以“调动社会资本及合作”为中心，制度创业文献“动因-行为”关系的研究构成了一张广泛联结的网络(见图5a)，除“修辞策略”外，现有文献在所有的制度创业行为与前因条件之间均建立了联系。可以发现，学者主要关注了行为者在实施制度创业过程中的合作性行为，即“调动社会资本及合作”分别与“组织场域的变动”、“社会资源不足”、“组织场域异质性”、“组织场域制度化程度”、“组织在场域内的位置”、“组织在场域间的位置”以及“个体在场域中的位置”等研究内容间的联系。也即，制度创业者需要社会资本和合作，整合其他关联活动，实现制度创业的集体性行动。②有关制度创业前因条件和行为间关系的讨论不集中，网络联系是较为松散的：当网络连带的强度增加到3时，大多数研究内容以离散点的方式脱离了整体网络(见图5b)。即只有少部分制度创业过程的前因条件与行为的联系被3篇以上的文献讨论，而大部分文献只探究了制度创业过程前因条件或行为中的一类内容，因此作为相对零散的“前因条件或行为”研究独立存在，而非“前因条件和行为”的分析范式。其中，“理论化”和“解释策略”等两个制度创业行为也分别只与“组织场域变动”和“个体在场域中的位置”等两个制度创业前因条件联系，而整体上忽略了其他制度创业前因条件与行为之间可能有趣的联系。 总之，现有文献对制度创业的前因条件和行为关系研究聚焦于制度创业发起之后和实现制度变革之前的集体行动过程，缺乏制度创业初期和末期的行为过程与其动因的关联，尤其缺乏与个体层面研究的联系(见图5b)。这一发现也验证了BATTILANA等[9]的经验和观察。考察个体行为在制度创业初期和末期的行为、内在动因及其内在联系，将成为制度创业领域崭新的研究方向[1]。
图5a 制度创业前因条件和行为的关系
图5b 制度创业前因条件和行为的关系(连带强度大于3) 3 未来研究方向 制度创业学者探讨了制度创业的前因条件和行为过程[9]，这些研究内容用于解释制度是如何变革的。本研究对124篇制度创业文献的定量分析表明，制度创业日益受到关注，在研究层面、分析方法、情境边界、行为过程等方面均取得显著进展，但是也存在明显局限：①学者们从不同层面探究了制度创业问题，但是多层面的整合性研究明显缺乏；②制度创业的定量实证分析偏少，说明在研究方法上仍待突破；③制度创业研究的情境分析以西方国家为主，对于中国情境的分析匮乏；④制度创业研究内容丰富但很分散，不同研究内容之间的对话有待加强；⑤制度创业前因条件与行为过程的关系研究联系偏少。这些局限，成为了未来制度创业研究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 (1)进一步探究制度创业的多层次本质以及跨层次的影响 本研究认为，未来应该在研究设计上考虑多个层次因素的直接作用和它们的交互作用，更系统地分析多层次前因条件对于制度创业过程的影响，以及制度创业者在多个层次上行为过程的复杂交互机理。 (2)加强制度创业的定量实证研究，需要在测量和方法上有所突破 现有定量研究缺失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样本选择、数据搜集等研究方法上存在瓶颈，需要取得突破。例如，制度创业现象和过程的界定会因为不同的具体研究情境有所不同，因此，识别和筛选制度创业者和/或制度创业组织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挑战的研究工作。在没有更好的方法出现之前，制度创业研究者可以尝试仿真的方法，克服大样本问卷调查等方法的困难。 (3)制度创业文献亟待加强中国情境下的研究 未来研究应该重点关注中国转型情境下制度多元性和制度创业问题，系统考察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制度多样性是如何催生或阻碍了各类企业的制度创业行为，这也是发展出具有中国情境特征制度创业研究理论贡献的重要领域。 (4)制度创业的研究内容较为分散，需要聚焦 本研究的网络分析表明，早期的制度创业研究内容分散，在未来的研究中，制度创业学者应该继续整合已有的不同研究内容，更为系统地探索制度创业各个研究内容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机理。 (5)制度创业前因条件和行为关系研究的对话和联系亟须加强 进一步系统探究制度创业的动机、条件、行为过程三者间复杂的内在联系，既有助于揭示制度创业者的内在动机及其行为模式，也有助于剖析制度创业的整体过程及其背后的机理，是未来研究值得探究的重要方向。 ①基于BATTILANA等[9]的方法，本研究收集的研究样本为124篇制度创业文献，主要来自组织与管理研究中的期刊文章和图书章节。限于篇幅，不逐一罗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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