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苏联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启示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0)03-0013-06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面，提出了“回到马克思”、“走进”或“走近”马克思，这无疑是必要且卓有成效的。但是，随着对马克思文本解读的深入，在相当程度上又出现了“书斋化”与“学院化”的倾向(近几次的马克思哲学论坛都探讨了这个问题)。而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学者们则更多地把精力投放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学、及至对美英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但对我们的近邻——曾经的社会主义大国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却较少关注。实际上，苏联的解体只代表着曾经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更确切地说是斯大林主义的终结，但不意味着马克思哲学在俄罗斯的彻底终结，恰恰相反，随着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休克疗法”的失败及其目前俄罗斯改革之中遭遇的种种问题，这些切肤之痛促使俄罗斯知识分子及其民众思考国家的命运及其前途。在这一反思的过程中，不仅包含对新自由主义的清算，他们也开始客观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笔者认为，后苏联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现实性”是其研究的主要特征。这种研究不是停留在书斋里或理论中，而是对政治与经济改革带来的系列现实问题的深刻反思并试图给出解决目前社会困境的答案，其中也包括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反思。第二，“时代性”是其研究的另一特征。这里主要包括当代俄罗斯思想家对以西方文明为核心的全球化问题的拒斥，但是这种拒斥与批判是在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或者说是在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上展开的。因此在这方面，后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研究带给我们了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一 对自由主义的清算与马克思主义研究
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对自由主义的清算密切相关。随着以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经济改革的失败，俄罗斯各界无论是“休克疗法”的倡导者、还是保守派都在积极寻找原因与出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作为可能的出路之一重新获得经济界及其理论界的关注。
以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托的“休克疗法”在摧毁了原有的社会体制之后，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带来美好生活，相反却使国家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激进思想家A·季诺维耶夫尖锐而形象地描述了这种状况。“在共产主义国家——其国民对反复宣传中的西方的富足都快要嫉妒死了，当他们看见自己的国家变成了西方破烂物品的旧货市场和西方鼓励下的淫荡行为的舞台时，他们都因狂喜而惊呆了——到处都开始了后共产主义时期。而现在，这种欢欣很快也就结束了。从前的共产主义国家中出现的，不是镇静和对更美好的未来的信心——如期待的那样，而是灰心丧气、惊慌失措和对更糟糕的未来的恐惧。”①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全盘西化的休克疗法”带来的结果不仅是俄罗斯经济崩溃、人民生活贫困、文化与价值观堕落及其科技能力与生产结构的破坏，而且完成了国际资本登陆俄罗斯的任务。对此，俄罗斯学界和政界大多数人认为，“休克疗法”是国际法意义上的“种族灭绝”，具有反人民和国家的性质。这种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华盛顿共识”的翻版之所以能在俄罗斯实施，是因为俄罗斯寡头集团的利益与他们的利益不谋而合。针对自由主义改革，俄罗斯共产党人久加诺夫更激烈地指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所实行的政策是罪恶而反人民的，其结果不仅毁灭了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文明，而且“持续不断地消灭俄罗斯民族”。“俄罗斯民族的毁灭不仅是地缘政治的毁灭，而且是国家的毁灭、精神毁灭和最终肉体的毁灭。这是俄罗斯民族和俄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②既然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中心塑造自由政体的道路行不通，因此，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们，甚至俄罗斯的民众都在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俄罗斯走向何方，怎么才能真正走向自己的幸福之途。
值得说明的是，恰恰是极端的新自由主义者、休克疗法的实施者，当时曾任第一副总理的E·盖达尔和B·马乌把这场向马克思主义靠拢的思潮推向了顶点。由于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失败，备受责难的新自由主义深感理论的匮乏而不得不重新向马克思主义求援。因此，2004年第5、6期在俄罗斯最高权威刊物《经济问题》上连载了盖达尔和马乌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世俗宗教”之间(自由主义辩护)》，他们把自己标榜为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了使自由主义学说及其经济政策得到理论上的支撑，他们把马克思的方法论、主要是历史分析方法引入到自由主义中。该文章发表后在俄罗斯学术界引起了激烈争论。极端自由主义者主动与马克思主义的联姻说明，自由主义在当代俄罗斯的式微及马克思的思想依然具有生命力。
这场争论涉及了一个敏感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还是“世俗宗教”。绝大多数人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本质区别。在前苏联，马克思的思想被其追随者们由科学理论变为意识形态，并把这种意识形态视为唯一正确与不可更改的绝对真理，结果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世俗宗教”。也就是说，试图用一种科学学说来解决与说明现存与未来的一切问题，实际上是对待宗教的态度而不是对待科学的态度，这是对马克思学说绝对化与教条化的表现。于是，作为“世俗宗教”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的学说就处于相互矛盾之中，因为前者要求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信奉，任何反思的企图都被视为背叛，后者则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也必须与时俱进或者说不断地进行“修正”。后苏联时期的学者认为，对马克思思想进行“修正”的第一人恰恰是马克思自己。T·奥伊则尔曼认为，马克思晚年在部分书信中对自己学说的发展与补充就是一种“修正”，修正是一个科学理论发展的必需，因为最终意义上完备的理论是不存在的。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修正，恰恰是对它的不断完善。他说，“如果排除了周期性地加以修正一个理论的必要，那么这个理论就不可能是科学的理论。这种修正是能够促进认识的发展并能促进被修正对象的那种理论发展的批判活动。”③这样，在苏联，作为“世俗宗教”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思想恰好背道而驰，“信仰”与“修正”是无法调和的矛盾，于是悲剧性结果就出现了，“专制”取代了“民主”、“教条”取代了“自由”，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成为政治迫害与屠杀的理由。对此，列克托尔斯基院士说，“正因为马克思的思想由科学变成意识形态、甚至乌托邦，它的命运及其对它的历史的重新审视才更为复杂并且具有悲剧性。”④
显然，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的回温是由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改革失败直接引发的，最终目的是思考与解决俄罗斯现实的经济问题。
二 对伪社会主义的批判与第三条道路的提出
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瓦解了，“全盘西化的休克疗法”又失败了，俄罗斯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自救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在清算自由主义的同时，后苏联时期的学者们对曾经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三条道路。
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一般被称为左翼学者)都对以往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反思，他们把苏联解体的原因归结为社会主义在现实中的变形，并把此称之为“伪社会主义”或者“变异的社会主义”。他们认为，苏联式的现实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不同的，这种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坚决反对的“庸俗的社会主义”。庸俗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体制、经济与文化、思想研究等所有领域都已经被阉割了，从而成为专制、教条甚至恐怖的代名词。因此，在当今的俄罗斯，无论学者还是普通的民众都有一种心有余悸的社会主义伤痛，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带有一种回避甚至敌视的态度。左翼学者认为，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即教条式的斯大林主义应该对苏联体制的社会主义悲剧承担责任，这种马克思主义抛弃了人道主义核心，使意识形态成为一种信仰。只有清算以往的变异的社会主义形态，才能提出与建构真正的社会主义理想。
他们认为，斯大林主义要对社会主义发生的“变异”承担根本的责任，但是不能把这种错误完全归结为斯大林个人，斯大林主义的盛行有其存在的土壤，因此，要反思斯大林主义的思想根源与俄罗斯民族的特点，才能避免斯大林思想以其他变形的方式继续存在，才能为马克思思想和社会主义在苏联发生的变形找到直接原因。回望俄罗斯民族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思想上的极端主义、浪漫主义和救世情怀常常在现实历史生活中体现出来，比如，要么“全盘西化”、要么“纯粹的社会主义”，要么“顶礼膜拜”、要么“彻底鄙弃”，很少走中间道路。“非此即彼”似乎是俄罗斯民族的特性，理性地审时度势从来不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特点，幻想与信仰是他们行动的力量。当今依然十分活跃的俄罗斯思想家A·齐普科认为，正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这些特点为斯大林主义成为专制、并对马克思主义做乌托邦解释提供了最适合的土壤。具体说来，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作为极端主义与浪漫主义体现的“纯洁的人”与“纯粹的社会主义”的信念为斯大林主义者们所犯的罪行提供了理论基础。所谓纯粹的社会主义是指纯粹无产阶级的、非商业性、无自由市场、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完全没有一点资本主义性质的纯社会主义。与此相对应，纯洁的人则是指不关心个人生活，而把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等同起来的无产阶级，因此，小资产阶级、农民、神父等都是被整顿和清理的对象。在这样“纯粹的社会”目标的指引下，任何粗俗的物质利益和日常生活都是被鄙视的。齐普科认为，正是这种对于社会及个人的多元性与复杂性的简单化处理，导致了苏联的肃反运动与政治屠杀。改造和通过暴力的手段杀掉一大批非无产阶级是通往纯粹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他说，“瞧，这就是斯大林主义之源。这就是老的布尔什维克近卫军的许多代表人物容忍斯大林罪行的原因。”⑤也就是说，这种纯洁的人与纯粹的社会主义的观念把捍卫“纯粹”当做了最高原则，法律、民主与人道主义等都要为“纯粹”的获得而让路。因此，“假如在社会上，首先是在党内，在党的积极分子中间，在年轻的积极分子中间，不曾传播关于纯洁人的信念，那么斯大林就永远不会成功地进行强制性的全盘集体化，也不能那么快地破坏农民的，即俄国人民的生活方式。……这个信念曾经鼓励过那些头脑最清醒的人，助长了人民对斯大林建立新奇独特‘独一无二’的社会的企图所持的热情的，因此也是非批判的态度”。⑥
不可否认，苏联的社会主义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体制的弊端随着时间推移日益凸现出来，表现在思想领域主要是对个性的压制与泯灭。对于个性的压制体现为意识形态对思想与理论的严格控制，不允许有别于政府的声音发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为了根除思想的多样性，始于1922年发生了驱逐思想家的哲学船事件，当时具有世界影响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洛斯基等)被迫流亡，许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如布哈林等)遭到了镇压甚至是杀害。专制在思想领域运行的最极端的程度是个人崇拜，这样，领袖的观点与个人意愿就成为政治、经济、历史等一切领域的主要行为准则。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服从是最明智的选择。因此，别尔嘉耶夫责问道，这种社会主义究竟是“通向自由之路”还是“通往奴役之路”？他在谈到个体的孤独问题时讽刺地指出，“对于共产主义来说，这个问题则不存在。任何一个‘我’都融入了社会集体的生活，个性意识被集体意识所取代，使孤独得到了彻底的克服。‘我’的存在完全客体化并投入到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去。个性生活完全屈从于社会集体和社会建设。”⑦他把这种个性完全被泯灭的社会体系称为“畜牧业体系”。
其次，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社会主义制度弊端更加突出。主要体现为政治体制的日益专制化，学者们把此称为“刚性的官僚主义”，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刚性制度与文化、经济的多元发展之间发生了矛盾冲突。“由于这种制度并不真正适合科技革命、后工业和信息社会的新条件，它不能真正应对20世纪后半期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尖锐的全球问题、财富增长的新问题、社会化和民主化所带来的挑战。”⑧这种制度表面看来很强硬，实质上却非常脆弱。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80年代中期社会内部的矛盾已经达到非常尖锐的程度，由于这种社会制度的刚性，在旧的框架内已经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只能以旧制度的解体而告终。
显然，后苏联时期的学者们认为，导致社会主义在苏联发生变异的直接原因在于斯大林主义，但是马克思思想被斯大林化乃至于具有信仰的特征更多原因则在于俄罗斯民族自身的特点。或者说，俄罗斯民族具有的浪漫色彩、救世情结、极端主义与马克思思想中的理想社会相结合，形成了苏联的变异的社会主义，这当然不是马克思思想的错误。后苏联时期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解读与发展了马克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俄罗斯应该走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又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他们把这种社会称作“新社会主义”，这种社会把人的全面发展与拒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当做根本目标。
三 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新社会主义的建构与拒斥资本全球化
实际上，俄罗斯学者对于自由主义的清算及其对以往伪社会主义的批判都是为了回答“往何处去”的问题，这不仅包括俄罗斯该往何处去，也包括西方文明模式的发展该往何处去。早在20世纪末期，美国金融危机还没有爆发之前，俄罗斯学者就已经预告了西方社会危机的爆发。俄罗斯科学院院士B·斯焦宾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以技术进步为核心及其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消费社会的西方文明模式的发展潜力能够被穷尽，如果人类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发展，将面临不可逆转的灾难。为此，他说，“我曾经讲过和写过，现代全球问题的解决大概只有在下面的情况下才可能，即向文明发展的新类型过渡，这个类型的基础是与技术文明价值体现不同的另外一个价值体系。”⑨学者们大多认为，“新社会主义”就是要建构不同于技术文明价值模式的另一种体系。同时他们认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已经为新社会主义的生成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后工业社会的兴起表明了“经济社会形态”终结及其人类正向共产主义的转化。这不仅是俄罗斯的出路，而且也是以技术文明的价值体系为主导的消费社会的出路。当代俄罗斯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正是在此现实呼应下展开的，具体说来，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与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同质性”为新社会主义的构成提供了理论基础。两者具有同质性的根据在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应该分为经济的社会形态和经济社会形态终结之后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而后工业社会已经具备了非经济社会形态的特点与条件，因此与共产主义具有一致性。甚至可以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所谓经济的社会形态“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资产阶级的社会形态而告终。”⑩对此，当代俄罗斯经济学家B·伊诺泽姆采夫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认为，马克思显然没有把共产主义社会看做经济的社会形态，相反，它是对经济社会形态的代替。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是斯大林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简单化理解。而后工业社会的兴起意味着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终结，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自觉发展的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思想将为人类社会建构不同于消费社会的新的价值体系提供理论基础。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念和后工业社会学说，是在历史分期和对社会进行分析的方法方面十分接近的理论，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可以充当关于我们正在经历的种种变化方向及历史意义的理论的基础。”(11)
后工业社会已经为新社会主义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因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意味着经济社会形态逐渐日落的开始。“后工业技术以及创新活动、新‘资源’(无限开放的知识‘消费’等)、动力和价值观的优势地位，所有这些都是物质生产统治时代社会经济形态‘日落’的表现。”(12)这是由后工业社会的特点决定的。概括说来，俄罗斯当代学者认为后工业社会的特征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劳动生产方式发生转变，由物质生产领域向服务业和信息业转移。第二，劳动活动的特点由工业时代的重复性转向创新性。因为后工业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在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第三，生产资料的来源具有非物质性，主要来源于不可穷尽的知识、信息与文化，及其利用新科技构造出不同于传统类型的“新能源”。第四，工作时间缩减，自由时间增加。“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13)这样，工业社会结构中主要生产要素的改变将不可避免地改变乃至于终结以往的经济社会形态。当代俄罗斯学者认为，这些特点足以表明马克思在19世纪预言的新社会诞生的趋势完全符合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趋势。他们把这种新的社会形态称为新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相比，他们认为这种新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则是以人为本、更加强调民主与平等、赞同产权多样化与公平的市场经济、强调保护生态环境与适度发挥国家管理的作用等等。同时，这种新社会主义的萌芽在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存在并日渐发展。对此，当代俄罗斯经济学家A·布兹加林认为，这种新社会主义的萌芽以一种隐蔽与过渡的形式在后工业社会中表现如下：一是约束调节(金融危机就是市场自身调节的表现)促使资本主义社会被动地调节自身，二是在民主政治方面，布兹加林把民间的群众性的组织称作异化世界中“未来社会的绿洲”，这标志着民主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增强。
其二，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的新发展还体现在新社会主义者们对于剥削与阶级的重新理解。无论他们在政见与思想上存在着何种不同，但是都一致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阶级与剥削的体现形式为发达国家与地区对于落后国家与地区以“资本入侵”与“文化殖民”的形式进行掠夺与操纵，即“金十亿”人口对全球人的剥削。因此，新社会主义思潮的共同特征是拒斥“狭隘的全球化”(以资本主义文明为核心的全球化)。在新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所进行的全球化进程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以消费为核心、技术为载体、剥削为目的的资本主义文明形式的无限拓展，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全球化。全球化是发达资本主义获得政治、经济乃至于精神文化生活统治权的一种新的方式。这种全球化是极其不平等的进程，它将导致一些落后国家成为原材料供应国、一些发展中国家成为原材料加工国，而发达国家与地区则依靠知识与技术成为受益方，并控制全球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等，从而形成了以国家和地区为单位的“国际阶级”。借助这种“世界新秩序”的全球化，建立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统治权，其他国家反而成为原材料的附庸，更多地丧失了经济上的自主权。结果是贫困地区更加贫困、落后地区更加落后，形成恶性循环，并将人类社会划分为“金十亿”人口和受其剥削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这种全球化的结果只能保障地球上“金十亿”人民的富裕生活，贫国与富国之间的鸿沟更深了，这与新社会主义的理论目的完全相反，新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保障各国基本群众绝大多数人的高水平生活。
在这种意义上，新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在当今的时代就体现为“反对全球化运动”。但是，新社会主义者的“反全球化运动”和国际反全球化不同。他们把自己称之为“另一种全球化社会运动”，它以另一种价值观存在，把民主、经济公正、保护环境和人权、顾及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把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置于经济自由主义之上，加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中。这是更民主、更公正和环保、并以全世界公民的利益为取向的一体化模式，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体化模式。这种社会主义全球化模式应该是取代技术文明价值体系的全新的人类发展阶段，也就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新的社会阶段也恰恰是西方社会摆脱金融危机的出路。
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新社会主义者们提出了在俄罗斯应该构建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优点的“全新的社会主义形式”。这种社会主义形式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传统思想遗产结合起来，俄罗斯思想作为“欧亚文化的心脏”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因为它的基本价值中包含集体主义、平等价值、凝聚精神、及其对真理、正义的追求等。1997年底，“俄罗斯争取新社会主义运动”通过的《新社会主义宣言》中，对新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主要内容等进行了具体规划。概括来说，新社会主义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传统社会主义，它是以经济自由、政治民主、法制健全、道德文明、个性解放为特征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它在各个方面比资本主义更发达、更进步。
显然，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不可能恢复到解体之前的地位，但是与苏联解体之初相比，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理性回归的态势。在完全“去意识形态化”的状态下，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俄罗斯依然被经济学家、理论学家、甚至政府决策者们重新讨论、解读与发展，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同时，后苏联时期的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研究置于全新的时代背景下，即在俄罗斯国内面对着自由主义改革失败之后的茫然，在国际上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与掠夺、西方消费社会自身的危机、后工业社会带来新社会主义萌芽等的复杂状况，在此背景下他们不仅“走近”也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们的研究根植于现实、回应现实最迫切的困惑，完全走出理论自身“学院式的”孤芳自赏、也不拘泥于无限小地“解读文本”，因此无论就其思想内容还是研究方法上都给予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注释：
①A·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新华出版社，2004，第115页。
②Γ.A.Зю
анoв,Pyccκuǔ couuaлuзм——omвem нa pyccκuǔ вonpoc,Пpaв
ɑ，06.04.2006.
③ǔзepмaн,Onpaв
aнue peвuзuoнuзмaМ,2005，p.25.
④Bonpocы фuлocoфuu,2006，No.7.
⑤⑥⑨安启念：《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俄罗斯学者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08，第88页；第92页；第194页。
⑦别尔嘉耶夫：《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第200页。
⑧Б.cpaвeн,Couuaлuзм uлu cmaлuнuзм Aльmepнɑmuвы,2001，No.2.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3页。
(11)伊诺泽姆采夫：《后工业社会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21-22页。
(12)Бyэɑлuн A.Μymaнmныǔ κanumaлuэм κaκ npoyкm noлypacnaa мymaнmнoo co
uɑлuзмa,Bonpocы экoнoмuкu,2006.No.6.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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