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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这是20世纪50年代初就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课题。对此，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党的领导人都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领导集体，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党的发展理论更加科学，更趋完善，且更为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现实是历史的继续和发展。我们必须正确把握和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同时也不可因为今天的认识发展了，完善了，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和偏差，就淡忘甚至否认前人的思想成果。重温毛泽东的发展思想，旨在通过对党的发展理论的继承一面有所说明，以使人们能从前人的思考中吸取智慧，也可以帮助人们对我党的发展理论能有更为完整而清晰的理解，增强坚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一、纵向发展阶段论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把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第一和高级两个发展阶段。列宁也曾经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等概念。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依据本国的具体实际，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1954年6月，他就说过：我国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① 次年3月，他又指出：“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个世纪。”② 1957年2月，他还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③ 所有这些表明，在毛泽东看来，进入社会主义、建成社会主义和建成为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同的。这可以说是他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的萌芽。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吸取“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更为集中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④ 1962年1月，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由于“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因此“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⑤ 他还提出了不能超越历史阶段的思想。这说明他在思想上已经把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联系起来。
1980年，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时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又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以此为依据，明确概括和全面阐述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和发展战略。⑥ 这些都是以毛泽东的上述论述为理论基础的。
二、横向联系协调论
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坚持的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协调发展方面，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诸如：
1.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本目标
早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新中国建立以后，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进而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提出这一最初构想之后，他又在不同场合先后作出多次重要论述，反复强调：“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⑦“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既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又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⑧“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⑨ 1957年3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⑩ 此后，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最终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1) 这就是毛泽东的“四化”并重、协调发展的思想。正是根据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周恩来在1964年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1975年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总目标就是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所以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四化”，最早提出的还是毛泽东。虽然后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历了曲折，但对于全面实现“四化”这一战略目标的追求，毛泽东始终是坚定不移的。这样，就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向问题。
2.农轻重并举的发展战略
处理农轻重的关系问题，对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布局来讲，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时首先遇到的问题。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绝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12) 之后，他进一步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首先，“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这是因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所以，“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而且，“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城乡人民都会感到高兴。”(13)
综上可知，在毛泽东看来：第一，农业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不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吃饭问题就不能得以解决，城乡社会就不能得以稳定；第二，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又是工业品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才能有足够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第三，农业是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只有农业发展了，才能积累更多的资金和外汇。因此，毛泽东认为，对重工业的发展如果是“真想”，而不是“假想”，那就必须注意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他还在总结苏联的教训和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14) 因此，他不仅认为：“在农业区，我们也要搞工业。”还特别强调：工业比重大“更应该注意好好地抓农业、发展农业”。“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在此，毛泽东对处理工农关系，消灭城乡差别，统筹城乡发展问题的思考已有明确认识。(15) 可见，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瓶颈的“三农”问题，实际是毛泽东早就思考和担忧的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并正在逐步推进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战略，说明党中央对正确处理工农、城乡关系问题的战略意义有了更明确和清醒的认识。也说明我党在处理这一关系上的认识及其实践逐渐趋于成熟。这些都是在毛泽东上述理论思考的基础上的继续前进。
3.两条腿走路的指导方针
毛泽东在提出农轻重并举的同时，还提出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作为农轻重并举的重要补充。他指出：除了“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之外，还有“其他几个同时并举”，如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等。“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不要像苏联那样“一条腿走路”。(16) 毛泽东还概括和论述了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就其中提出的几大经济关系而言，都包含了“同时并举”和“两条腿走路”的思想。其中提出：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要以重工业为重点，但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既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为了平衡工业发展布局，内地工业也必须大力发展，沿海与内地并举；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是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但国防不可不有，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并举；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是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并举；在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上，要统筹兼顾，这又是另一形式的并举。毛泽东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的这一系列“同时并举”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正确思考，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实践上说，其对后来的探索者所产生的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新的历史时期，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将这些思考付诸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些思想的正确性。
4.把综合平衡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规律
规律往往是从失败中认识的。在经历了“大跃进”的失误之后，毛泽东认识到：“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综合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因此，他强调“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烟、茶、糖、菜、果、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他还进一步指出，综合平衡包括三种平衡关系：“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17) 毛泽东充分认识到综合平衡的重要性，且是从国民经济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的角度概括综合平衡规律，这在理论上有其独到之处。尽管后来他在指导思想上发生过重大变化，但在经济计划的指导方面，综合平衡的思想始终没有动摇。这些对于建立我国独立自主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总之，毛泽东战略思考和指导方针，都是为了求得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的和谐、协调地向前发展。
三、发展目标宗旨论
早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宗旨时就曾指出：我们这个人民军队“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这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18) 这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惟一宗旨，也是党的一切事业的根本宗旨。建国以后，我们力求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惟一的根本宗旨也都是要为人民谋利益。毛泽东说：“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19) 因此，我们必须确立一个基本的或最高的指导原则：“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他还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一切革命和建设事业，其一切言论和行动，都要“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20) 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认真解决群众的一切生产和生活问题。他说：“一切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21) 所有这些都是要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一切事业的发展，都是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惟一宗旨的。
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还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遵循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出发，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生产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他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22)。调整生产关系，改革上层建筑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他提出的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发展重工业和发展轻工业同时并举的中国特色工业化的道路，其核心、其主旨，就是要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同时，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重工业主要是生产生产资料，以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轻工业和农业主要是生产生活资料，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这样就把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与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既为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作考虑，也直接把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现实生活的需要作为重要发展目标。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谈话中，还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谈话》1965年10月12日)的重要思想，并且认为：“这是最好的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23) 备战，即要加强国防建设；备荒，那就是要加强经济建设。而加强所有这些建设的宗旨，都是“为人民”的。总之，在毛泽东看来，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为人民谋利益。这是惟一的宗旨。
四、宏观指导创新论
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宏观指导上，毛泽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具有创新的精神。创新，就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提出革命和建设的新道路和新方法。而这是和本本主义相反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毛泽东就写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并且指出：这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24)。这就是一种创新精神。中国革命从旧到新的转变，提出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提出“三大法宝”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就是对于中国革命在宏观指导上力求创新的伟大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当毛泽东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正如他自己指出的：“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25) 对此他一直感到不满意：“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26) 他深知，在任何情况下，简单地照搬照抄别国经验，总是不会得到成功的，必须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和新模式。因此，在1955年底，他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
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暴露了出来。毛泽东指出：“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之后，他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27) 所有这些都表明了毛泽东要求在学习的基础上创新的基本态度。
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思想。例如，通过对苏联经验的反思，开始提出如何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崭新课题；揭示并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的思想，等等。这些为突破苏联模式、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新道路，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必要准备。总之，从“照抄苏联”到“以苏为鉴”，毛泽东开了独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先河。完全有理由说，如果没有这一转折，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后来，毛泽东还反复指出：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实践的发展，必然对理论提出新的要求和任务。因此，毛泽东不仅在实践领域提出了创新的课题，而且对理论上的创新也极为重视，反复强调：“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他还进一步说：“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即《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八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著作。”“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他还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28)
总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这是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具有决定意义或核心意义的指导思想。
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此基础上继续探索前进，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所讲的概括全篇要旨的一段话。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也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国情和时代需要出发，正在不断地完善和强化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与理论的创新性，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快速地向前发展。
历史表明，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的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停止过自己的脚步。而毛泽东，正是这一伟大工程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五、微观决策求实论
创新与求实，实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求实必须创新，创新必须建立在求实的基础上。在毛泽东的发展思想里，这两者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既具有创新性，又具有求实性。
一切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考察毛泽东的发展理论，不仅在宏观指导上，而且在微观决策上，都包含和体现出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例如，在土地革命中，他确定的路线和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分配土地以乡为单位，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并在原耕地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是非常求实的路线和政策。又如农业生产中，他写过一篇著名的《党内通信》，向省、地、县、社、队等五级干部提出：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他还坦诚表白：“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29) 这个文件，是在微观决策上体现求实精神的典范之作。
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诸如，在经济建设中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军事上对抗日战争战略地位的论述，文艺工作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教育事业的多层次多形式的办学道路，等等，无不体现了这种微观决策的求实精神。
为满足人民群众要求尽快摆脱“一穷二白”面貌的急切愿望，毛泽东也曾有过急于求成的表现，并导致了“大跃进”运动的重大失误，但是，随后他又清醒地认识到：应该“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他说：“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同人走路一样，走一阵要休息一下。”他还指出：“德国去年搞了三千四百万吨钢，英国去年钢产量是两千四百万吨，法国前年搞了一千六百万吨，去年是一千七百万吨。他们都是搞了很多年才达到的。我看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实一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我们要做巩固工作，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规格，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30) 在审阅《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的送审稿时，他还作了这样的修改：在“二十年来，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大胜利，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句中的“繁荣昌盛”前边加了“有了初步”四个字，将“强国”改为“国家”，并且写了“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自己吹擂”(31) 的批语。应该说，求实始终是毛泽东竭力倡导和坚定恪守的基点。在他一生的奋斗中，无处不闪耀着这种思想的光辉。
总之，毛泽东的发展观是丰富而深刻的，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为他的后继者在这方面的继续探索、不断前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05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60页。
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27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302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⑦《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4页。
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05页。
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54页。
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79页。
(1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83页。
(13)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56-357页。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15)《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123、128页。
(16)毛泽东：《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1958年11月)
(17)《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80页。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9页。
(1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8页。
(2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6、864页。
(2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2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页。
(23)《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8页。
(2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116页。
(2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1页。
(26)《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2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2、101-103页。
(28)《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323-327页。
(29)《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8-50页。
(30)《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223页、第236-237页。
(3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3-4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