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间谍中岛真雄在华的办报生涯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在华论文,间谍论文,生涯论文,日本文化论文,中岛真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中岛真雄是中国新闻史上重要的人物，他于甲午战争前来到中国，在华30余年，先后创办了6份报纸。其中《顺天时报》《盛京时报》等在中国现代史以及新闻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但国内有关中岛真雄本人的研究并不充分，除1986年邵加陵曾在杂志上摘译过其回忆录片段以外，就没有太多一手资料的披露，之所以出现此局面，很大的原因是中岛真雄长期在华从事间谍活动，注意隐藏行迹，其本人又以文化人的面目为掩护，难以觉察其行为。二战结束时，日本当局焚烧了大量档案材料，绝大部分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被毁，如日本外务省有关《顺天时报》档案就全部被焚烧。本文将利用现有的报刊、档案材料，以期对中岛真雄及其办报生涯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介绍，为后续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早年经历
《顺天时报》《盛京时报》等报的创办人中岛真雄，万延二年二月二十六日（1861年4月6日）出生于日本山口县茨城下平安湖，家境一般。给中岛真雄重要影响的则是他的伯父三浦梧楼[1]，这是在日本军界、政界非常活跃的人物，他将中岛真雄收为养子，因此中岛在少年时就在三浦家中认识了不少活跃在日本政界、军界的重要人物，并且还作为秘书为其伯父代笔，为刊物撰写评论，为日后的报业活动积累了人脉和经验。
1891年中岛真雄跟随日本间谍荒尾精[2]来到上海，进入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该研究所成立于1890年，由日本内阁机密费赞助，主要从日本招收学生在中国学习中文和英文。表面该校研究的是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而实质上则是“使有为志士入其内地，分布开港场各要地，营各个商业及其它各业，因之平时精密调查政治及战略战术等实力及地理等……此实属我国对清国之长计”[3]。
中岛与宗方小太郎、田锅安之助、中西正树、岸田吟香等组成所谓中国浪人组，一方面从事刺探中国情报的工作，同时为山口县的《长周日报》无偿提供通信稿件。甲午战争期间，清朝和日本之间外交断绝，所有日侨都撤离中国，中岛真雄则留守中国。[4]日本在华著名间谍机关——日清贸易所被捣毁以后，里面的特务化装潜入中国内地，而中岛真雄则在上海负责将这些情报秘密传递到日本的任务。[5]
荒尾精从中国撤回广岛后，号召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学生从军，这些学生赶到广岛的日军大本营，其中的不少人担任了侵华日军的翻译。而其中就有中岛真雄，1895年他以《长周日报》从军记者的身份志愿从军，隶属佐久间将军，在军队之中担任翻译。在日本攻占威海之后回国。1896年，又作为陆军翻译前往台湾，在叔父三浦观楼因闵妃事件被拘留后，他又回到日本广岛。[6]
二、《闽报》时期
中岛真雄在甲午战争后回到日本，参与筹办了同文会，1897年11月回到中国福建，负责《闽报》和东文学堂的设立，1899年担任东亚同文会福州支部的支部长。
在福建中岛真雄创办了《闽报》，他响应东亚同文会的倡议，开展“唤起舆论”的工作。他本人后来回忆起创办《闽报》的缘由，是因为“闽省与台湾关系甚重，意欲籍此以宣力于邦交也”[7]。看重的正是福建是毗邻台湾最近的中国领土，希望在占领中国台湾后接着染指中国的大陆，发展日本的势力。
但中岛真雄本人不久就离开了福建，《闽报》还在日本官方的资助下继续存在，一度成为日本在华南的第一大报。先是归台湾总督府属下的《台湾日日新闻》管辖，1918年台湾总督府和台湾银行成立善邻协会，该报则受此协会指导，每月接受此协会一定数目的津贴。
三、《顺天时报》时期
1901年3月中岛真雄前往北京为东亚同文会筹集活动经费，发现北京既没有外文报纸，也没有中文报纸，就萌发了创办报纸的念头。他从前帮助过的一位朋友饭塚松太郎，成为富商后，资助了中岛4000块大洋，特务和间谍中西正树也赶过来帮忙。1901年在北京城外的一个琉璃厂建立了印刷厂，并开始创办《顺天时报》，该报于1901年12月出版创刊号。
《盛京时报》的主笔菊池贞二曾这样描述中岛真雄创办《顺天时报》的历程：“庚子拳乱之后，在北平创办《顺天时报》，当时中国风气未开，凡新闻杂志等记载政治问题者，因适值太后蒙尘西安时期，先生为机不可逸，决计发刊，所以此事为中国首都空前之创举，颇属骇人听闻，驻华小村公使，不以为然，始终反对，”[8]表明当时日本官方对该报的前景还并不看好。《顺天时报》的名字是由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所取，大概的意思是“顺应天时”，刊名由时任顺天府尹的陈璧提写。创办后不久，《顺天时报》就遇到资金困难，中岛真雄回到日本，再次求到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儿玉则找到自己的儿女亲家陆军相寺内正毅，寺内正毅就拿出5000日元支持中岛真雄的《顺天时报》。
在日俄战争爆发前，《顺天时报》大力宣传同文会的东亚保全论，“鼓吹报道西力东渐的真相，结果，已形成所谓先入之见，早使俄国报纸，无法上手，又从1906年前后起，本报（顺天时报）为对俄的主战论派，揭露俄国内幕，在政府及民间，传播俄国不足畏的思想。”[9]而战争爆发后，报纸则更进一步的成为战争宣传的机器，“开战以来，更每日以报纸及号外，派人到城门去免费分发。”这样不顾中国人民感情的做法，即使中岛真雄自己也觉得有些过分。更是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感，“至有部分群众因激昂而向各国公使馆投石子，为此，北京使团的领袖公使，甚至向日本公使提出抗议。”[10]在这个情形下，和《顺天时报》对头的俄国《燕都报》不得不停刊。正是《顺天时报》的成功发行，引起了日本官方的瞩目，曾被评价为“在政治上邦交上之功绩，则真不可限量”[11]。
日俄战争爆发后，中岛真雄受日军参谋本部的邀请，在“满洲”军司令部与福岛安正将军从事各种里面决策活动。[12]营口从军期间，在军政官兴仓的要求下，兴办报纸。[13]于是中岛真雄以1万元的价格将《顺天时报》卖给日本外务省。
四、《满洲日报》时期
受日军参谋本部的邀请，中岛真雄在“满洲”军司令部与福岛安正将军从事各种里面决策活动。[14]1905年中岛真雄前往营口，在天津领事伊集院的同意下，开始筹办《满洲日报》。
1905年7月26日该报正式创刊，根据军政署的规定，采用日文、英文、汉文三种文字，英文是由军政署员，曾经留美的外交人员滨村善吉来主持，主笔则是稻垣伸太郎。该报的创刊词用日文撰写，大体的意思是：“满洲是清国的发祥地，地理位置特殊，它东连朝鲜，北邻俄国，俄国一直对这个地方虎视眈眈，俄国尽管在日露战争里打了败仗，但野心还在，这里就不会太平，为保护满洲，必须给满洲的人民启蒙知识，这就是我们办这个报纸的初衷。”[15]该发刊词与一年多后刊行的《盛京时报》的发刊词没有多少区别，也表明了中岛真雄办报思想的延续性，即遵循日本政府的国策，打击俄国在东北的势力。
该报发行的时候有四千份，而一百期纪念刊发行的时候，增印了几千份，但该报发行了两年三个月以后，就转移到了奉天，并于1907年10月首先停止出版中文版，并于1908年5月全部停刊。
在停刊后，《盛京时报》还做过报道：“《满洲日报》前由营口迁于奉天，出版报议论正大，消息灵通，久为日本侨民之木铎，然东三省日侨无多，且境遇亦与本国异有种种，虽伸之苦衷经常甚难，是以该报馆拟自今日决意停办云，盖该报馆即于东三省最先发行之日本报章也，今一旦停办，吾人不得不代为惜也。[16]
五、《盛京时报》时期
1906年2月奉天军政署撤离营口，同年5月荻原守一[17]担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此人非常支持中岛真雄的办报活动，他在给日本外务省所写的为《盛京时报》申请津贴的报告中特别提到：“在满洲的清国国民对我政策普遍知晓，同时为了我势力的扩大，由我方发行汉字新闻纸就是必要的，在北京创办顺天时报获得成功，在营口创办满洲日报也有相应成果的中岛真雄，在奉天创办了盛京时报，应当也会有很好的成绩，中岛是所谓支那通中人格优等的人……。[18]”中国在奉天的外交局总办陶大均也是中岛真雄的老友，对他给予了很多的支持，曾经掏钱支持中岛真雄创办《顺天时报》的饭塚松太郎，将饭塚工程局的办事处作为办报最初的根据地。
办报的人员主要由前外务省官员一宫房次郎从《顺天时报》带到沈阳。报纸的名字沿用了俄国在奉天创办的《盛京报》，由翰林张元奇提写的报头，[19]而报馆的金字招牌“盛京报馆”还是俄军撤走后中岛真雄在俄军仓库中找到再利用的。[20]最初报纸的资本金为九千元，名义上社长为一官房次郎，记者有一官房次郎、佐藤善雄以及中国人陶植斋、俞继卿等。
创办者中岛真雄又熟悉中国社会，精通新闻业务，此外该报还因为日本政府的庇护，能够对统治东北的清政府进行大胆的抨击，此外在早期，还有不少革命者如徐镜心[21]等加入此报，宣传了不少革命救国的理念，因此在东北地区获得了不少的读者，发行量在他报之上。民国以后，该报成为东北第一大报，“九一八”事变以后，更成为日本官方在东北的机关报，直至日本战败投降。
六、退休回国
1926年中岛真雄将《盛京时报》变成股份制以后，就退休回到日本镰仓。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年，即1934年设立了对华功劳传记编纂会，“纂辑自明治改革起至‘九一八’事变为止大约七十年间日本侵略中国过程中的大事和‘有功’人员的传记。”中岛真雄作为主要作者，编纂了近4600页的《对支回顾录》，搜集那些侵华者的故事，历经八年完成。
1943年8月3日，亡于神奈川县北镰仓山内长寿寺家中，死时85岁。
七、中岛真雄的报业生涯评述
旧中国日本在华新闻事业同其他外国新闻事业相比，重要的不同之处是日本官方表面上以民间的旗号，实质上则为了其侵华的国策，大力通过新闻活动进行文化侵略，而中岛真雄则是执行这一政策的代表性人物。他本人的活动轨迹就与日本的所谓大陆政策息息相关。
比如早期在福建创办《闽报》，是因为中岛真雄认为“东亚同文会鉴于该报为福州唯一的日本报纸，其存废关系日本在福州实力之消长，乃毅然出资补助，继续发行”[22]。而他离开福建前往北京，则是因为日本对中国的战略从“南进北守”转而变为“南守北进”，[23]在日本最初的战略设想是先占领中国的台湾，接着以台湾为基地侵入中国南部，[24]但日本在中国南方的计划一再受到挫折，包括在厦门建立立足点的一系列图谋都受到挫败，而与此同时，俄国却趁着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机会占领东北，胁迫中国官员签订秘密协定，直接威胁到日本在朝鲜的利益，因此，日本在华政策就开始发生变化，转而全力经营东北，防范俄国势力[25]。所以中岛真雄就转向华北，在北京创办《顺天时报》，而日本开始经营中国东北以后，他则跑到营口和沈阳，创办了《满洲日报》和《盛京时报》。
中岛真雄有着文化间谍、军事特务和报人等多重的身份，他以报人的身份作为掩护，从事在华的情报刺探工作。其在华的报社就直接是军事情报刺探的据点。日俄冲突爆发前夕，接受刺探俄军动态任务的日本参谋本部谍报班成员土井市之进大尉，于1904年1月10日，赶到北京，潜赴德兴堂旅馆投宿，“同日深夜，要求在北京化石桥顺天时报社的家兄中岛真雄到寓所，详细商量关于今后的行动。”由此可以看到，中岛真雄和日本的参谋本部有着组织上的联系，并且负担有间谍的使命。中岛还将顺天时报社作为掩护其弟行动的据点，第二天，土井市之进就听从中岛的劝告，“潜赴顺天时报社内”，此外中岛还为之进行活动，把土井介绍给日本使馆公使内田康哉，以及武官处大佐青木宣纯，“告以任务的大要，并要求他今后加以指导和援助。”[26]为了土井的间谍任务能够完成，中岛真雄还为其弟斡旋，聘用了翻译，这诸多事件都表明了中岛真雄作为间谍的真实身份。
而作为报人，中岛真雄在华新闻事业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有几个，主要的是日本政府背后的大力支持，以《盛京时报》为例，该报的发行事实上并不足以弥补经营上的亏空，根据该报1908年4月到9月半年的统计，在日本外务省每月固定补助500日元，“满铁”以广告的形式每个月给予200日元补助，日本官方还给予该报无偿使用通信发送新闻电报的权利，并时常有临时补助的情况下，每个月还有1百日元上下的亏空。[27]也就是说若不是日本政府的支持，该报根本无法在华延续近40年的时间。事实上，早在1908年驻奉总领事给外务省大臣的信中，就表示该报若没有官方资助，就势必不得不终刊。[28]
《盛京时报》在民国时期遭遇过多次的发行危机，民国初年报社借口清政府下台革命军兴，报社中的中国人办报心不稳，而外部的办报环境恶劣，因此要求外务省增加补助，从每年3600日元的补助增加到每年6000日元。但民国初年该报发行量到6000份。但在1914年日本取代德国出兵青岛，引发中国民众的不满，该报纸发行量一度从6000份跌至2000份，中岛真雄向外务省写信求救，称德国人不断打击《盛京时报》，称主笔被德国人收买，发行也受到德国人的迫害，而且德国人还大量散发“排日”言论，这不仅是对报社的打击，也是对“帝国威信”的打击，外务省于是补贴了3500日元给该报度过难关。[29]
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国民众对一直替日本宣传的《盛京时报》非常反感，导致该报的经营状况急剧恶化，欠款6000多日元，中岛真雄已经有了辞职的打算，在向外务省的求援信中就表示“十年的辛苦，渐次溃败”，外务省派官员前往该报考察财政，认为中岛确实没有徇私舞弊而是经营不善，后在“满铁”和外务省的援助下才得以维持。[30]
其次是他利用日本在华的治外法权，能够抨击当时政权的腐败而不受到惩罚，这是国内报人无法与其竞争的便利条件。一位沈阳老新闻工作者陈言曾写到：“该报设在南满站属地，中国不能干涉，任其发行，任其在报上随便辱骂中国人，正因为如此，许多读者愿看看日本在骂谁，怎样骂法，骂的理由是什么？这是盛京时报销路广的愿意之一。”[31]而同时期的中国报纸，就有因为言论而被查封者，如《奉天国民报》《大中公报》等。[32]这是日本在华报人最具有欺骗性的地方，表面上抨击中国的政权，但实质上则为其侵略中国的政策张目。
以中岛真雄为例加强对日本在华报人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在华报人二战前如何处心积虑为其大陆政策服务，他们打着报人的名目，却从事着侵华的行为，这批文化人包括菊池贞二、中西正树、佐原笃介等，他们大多毕业于东亚同文会，了解中国文化，一直从事新闻宣传工作，这些人在某段办报时期，会在报纸上抨击清朝和民国政府的腐败，开启民智，甚至宣传革命，因此有很大的蛊惑性，直至今天，依然有些学者对他们真实面目不能有很好的了解，因此对这些人的研究应当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