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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4(2003)04－0120－06
一、现有清代诗学研究的局限
清代是一个文化事业繁荣的时代，也是文学创作十分普及的时代，清代留下的出版物之多，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可以企及。仅柯愈春先生《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就著录作者19700余人，诗文别集40000余种。这尚不能说完备的数字意味着一个庞大的文学创作人群，意味着社会对文学的前所未有的需求。这种需求对诗学著作编著的刺激是不难想见的。事实上，清代诗学的成就只从性质上描述，根本无法给人一个恰当的概念，因为它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写作和出版数量之巨大。不算诗选和评点类的出版物，仅严格意义的诗话已知有1000种以上，准确的数字目前还无法估算。此外笔记、目录题跋、选集、评点以及诗文集中的序跋、诗作、书信和诗学专题论文，也蕴藏有大量的诗学资料。清代诗学文献之丰富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就我调查所知，清诗话传世书籍近800种，亡佚书籍已知有近300种。从内容上看，清诗话有论古今、论本朝、论专家、论体式、论郡邑、论闺秀之分；从形式上说，有自撰、汇辑、摘句、图谱、诗咏之别。其中不乏清人独创之体，最显著的是论闺秀和图谱两类。朱彝尊《明诗综》所附《静志居诗话》、王昶《湖海诗传》所附《蒲褐山房诗话》、郑杰《国朝全闽诗录》所附《注韩居诗话》，后人辑出单行，[1]堪称清代诗话的创体。传统的论诗诗到清代也有新的发展。[2]清人笔记杂著中原有大量的论诗内容，仅我所见，笔记以诗话为主要内容的，清初有汪琬《说铃》、伍涵芬《读书乐趣》、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清中叶有边连宝《病余长语》、朱衣点《竹桃花馆琐语》、江浩然《丛残小语》、《溺笑闲谈》，清后期有王培荀《乡园忆旧录》、李佐贤《吾庐笔谈》、金武祥《粟香随笔》、程卓沄《识夷庵随笔》、邹弢《三借庐赘谈》等。至于论学、记事笔记中列有诗话专卷的则有像方以智《通雅》中“诗说”、傅山《啬庐杂著》卷五“杜还余论”、王渔洋《池北偶谈》中“谈诗”、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中“撚须寄”、钱泳《履园丛话》中“谭诗”、梁章钜《退庵随笔》中“学诗”、孙兆溎《片玉山房笺录》中“诗话”、平步青《霞外
屑》中的“眠云舸酿说”等，赵、钱、梁、平四书的诗话都为人辑出单行。[3]这类著作极大地丰富了诗话的数量，其种类究竟有多少，还有待考查。书月题跋是藏书风气最浓的清代特有的诗学文献，与诗选、总集附载的诗话、评语，构成清代诗学文献中极富参考价值的部分。最著名的，《四库提要》就不用说了，王渔洋的书跋中有很多诗评和诗论，向为论者引重。在这些专书之外，清代别集卷首所载序跋和文集所存诗序，数量也是惊人的，至少有数万篇乃至十多万篇。清代文集和尺牍集里保存的论诗书简，是比诗序更真实地反映作者诗歌观念的文献。金圣叹的诗学理论主要见于尺牍，袁枚和沈德潜往复论诗的书简也是表明其理论立场的重要材料，焦袁熹《答钓滩书》是古代最全面地论述“清”这一重要诗美概念的长篇论文。[4]除了书信外，清人文集中还收有一些诗学专题论文，最著名的当然是翁方纲《神韵论》、《格调论》，王崧《乐山集》中的《诗说》三卷，在当时也小有名气。这种专题论文是清代学术专门化的产物，也是清代诗学独有的文献源。
如此丰富的文献为研究者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我们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对清代诗学作一番较前代更为深入的探讨。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一方面由于文献庋藏星散，阅读不便，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诗学研究中的单一观念史视角的影响，丰富的清代诗学文献并没有被很好地阅读和使用，在批评史或诗学名义下被触及的材料和内容实际还只是文献资源的一小部分。根据中国的传统观念，“诗学”的概念包括诗歌文献、诗歌原理、诗歌史、诗学史、中外诗歌比较五方面的知识和研究。[5]通观现有的清代诗学研究著作，一般只涉及创作观念，即属于诗歌原理和诗学史的部分内容，这使得清代诗学极为丰富的细节被有限的概念所遮蔽，一方面忽略了太多的问题，而另二方面又过于注意某些问题，以致一般性的问题不断重复，而许多特殊的现象、专门的问题却被排除在视野之外。比如清初诗论对“真”的强调，套用朗松的一句话说，“标榜自己有求真的癖好，这是司空见惯的了”，[6]但视角既锁定在创作观念，就不能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讲到，还有神韵、性灵、格调、肌理……，而像古诗声调学、诗歌编撰、注释学、地域诗话这些属于清代诗学的独特问题却视而不见，结果导致一个时代的诗学被描述为对若干个审美概念的阐述、响应和批评。这样一种单一视角建构的诗学史，内容和结构必定是线性的、简单的，新著作的增加往往只是旧问题的重复，而不是新问题和新的历史序列的展开，目录呈现的是相似的人物、思潮、时序，是似曾相识的历史叙述。
现有论著的单一视角不只取决于学术观念，也与对待文献的态度有关。大家都浩叹，清代文献太多了，难以穷尽，这本应成为激励我们去搜罗、研读文献的动力，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清代诗学的资料挖掘和使用都极为有限，我们对清代诗学史的认识基本还停留在印象阶段。一些结论虽不能说错，但一加深究，往往缺乏有力的文献依据和实证研究。描述一种风气的兴起递转，二三十年的时间，在学者笔下常一挥而过。20年时间，那就是全部现代文学史的长度啊。30年的时间可以发生什么呢？我们只要想想自己亲历的20世纪最后20年，从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到寻根文学，到朦胧诗群的美学原则新崛起、到后朦胧诗的再兴，到新写实，到眼下的美女文学、“下半身写作”，风会流转，历历在目。以今例古，300年前的清代虽不如今天信息传播之速，但诗坛风潮的演变也必有起讫原委。不努力探究、还原历史过程和历史语境，怎能获得有价值的认识，给予适当的评价？比如关于叶燮《原诗》的时代特征，有的学者强调它“从理论的高度平息了唐宋诗之争”，说在叶氏同辈和晚辈的讨论中，作极端之论者大大减少；又说“王士禛选《唐贤三昧集》，提倡神韵说，看来不仅宗唐，且主要宗王、孟一派，然他在《戏效元遗山论诗绝句》中说：‘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亲见宋元诗。’又俞兆晟《渔洋诗话序》记王氏自言‘论诗凡屡变’，‘少年初筮仕时，唯务博综该洽，以求兼长……入吾室者，皆操唐音’，‘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后来见到‘清利流为空疏，新灵寖以佶屈’，才有‘《唐贤三昧》之选，所谓乃造平淡时也’。这些话不尽实，他的诗始终主要宗唐，所谓‘事两宋’则如施闰章所说：‘阮亭盖疾夫肤附唐人者了无生气，故间有取于子瞻，而其所为《蜀道》诸诗，非宋调也。’（《渔洋续诗集序》）”[7]这就属于未深考文献而导致的评价失当，王渔洋不但确有《蜀道集》的学宋诗实践，还在康熙十六年(1677)前后提倡宋诗，煽起一股学宋诗的时尚。[8]康熙二十五年(1686)刊行的叶燮《原诗》正是宋诗风炽盛之际的产物，它不是要平息唐宋诗之争，而是借此风潮将宋诗提升到与唐诗平起平坐的地位。王渔洋《戏效元遗山论诗绝句》作于康熙二年(1663)作者30岁那年，是他初读宋元诗时的感想，也是后来提倡宋诗的前奏，而选《唐贤三昧集》却已是康熙二十七年(1688)他经过反思决定返回唐音之后的事了。其间的时序不弄清楚，评价就不得要领。
诗学史上的理论问题，都是在历时性的过程中展开的，不理清历史线索，还原历史语境，孤立地看问题，就很容易流于隔靴搔痒，抓不住问题的实质。以吴乔诗学为例，吴氏因年辈较长，批评史著作论述其诗学，概置于王渔洋之前。实则吴乔《围炉诗话》始撰于康熙二十年(1681)，二十五年编成，其中不少议论乃是针对渔洋提倡宋诗而发，“清秀李于麟”的说法，前人一致认为是指王渔洋。相反，王渔洋的神韵论早在顺治年间即萌其端，到康熙初已大体形成，从诗学史的逻辑说，王的位置当然应在吴前。可问题远非如此简单，有学者指出王渔洋神韵之说乃是吴乔“文章实作则有尽，虚作则无穷。风骚多比兴，是虚作；唐诗多宗风雅，所以灵妙”的嗣响。[9]这本是个想当然的推测，因为王渔洋根本没看过《围炉诗话》，目前也没材料证明王渔洋曾接触过吴乔的诗论。然而我对王渔洋事迹的考察却使这一推测得到依据，盖王渔洋因提倡宋诗产生流弊而重新标举唐诗，编集多种古唐诗选本以示尊唐立场，其直接动因乃是徐乾学的劝导。这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的事，而吴乔康熙二十年冬曾客徐乾学宅，《围炉诗话》正是吴乔与徐氏子弟谈诗的笔录。吴乔的观念会不会通过徐乾学间接地影响到王渔洋呢？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弄清它有助于了解吴乔诗学的实际影响及王渔洋诗学发生转向的具体过程。另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李重华《贞一斋诗说》和袁枚诗说的关系，郭绍虞先生曾论之：
重华与沈德潜、袁枚同时，而其论诗既不如沈氏之拘，也不同袁氏之放，本之性灵，润以格律，能于二家外别树一帜，亦豪杰独立之士。其论诗宗旨虽出于张匠门，而与叶燮同里，又深受叶氏影响。至所自得，又与赵执信相近。故能尽吸诸家之长而无其偏执。书中如最忌轻薄诸条，近于暗斥袁枚。而袁氏《随园诗话》反多称引其说，甚至有直袭其语，攘窃以为己有者，可见对于袁枚诗论互有异同之处。[10]
此说辨析甚细，似言之成理。但考之李重华与袁枚年辈则不合。李重华(1682-1755)是雍正二年(1724)进士，少从王渔洋弟子张大受游，又曾向赵执信请教诗学，沈德潜序其诗，盛称其才，可以说是康熙诗学向乾隆诗学过渡时期的重要人物。李重华长袁枚(1716-1798)34岁，乾隆七年(1742)袁枚入仕时李已届花甲。袁枚大起及轻薄为文已在中年以后，这可参看王英志先生《袁枚评传》。而据郭麐说，“国朝之诗，自乾隆三十年以来风会一变，于时所推为渠帅者凡三家”，[11]即袁枚、蒋士铨、赵翼。此时李重华早已下世，由此知其所斥轻薄者决不会是袁枚。袁枚诗话中称引李重华之说，固有引为同调之意，但李重华的议论却肯定是与袁枚无关的。弄清这一点，李重华诗学就不是和袁枚同时，互有异同的问题，而是袁枚如何受其影响的问题了。浏览现有的清代诗学研究论著，谈到清代中期或乾隆朝的诗学，一概分列格调、性灵、肌理三派而论之，但对三派的消长和对立、冲突鲜有深入到历史过程去进行考察的，这导致现有的一些结论给人简单化和印象化的感觉，经不起细致的推敲。
经过十年多的清代诗学研究，我深切地感到，如何理解批评史上的理论问题，如何提出问题、进入问题，甚至如何看待和利用文献资料，已不是个简单的研究方法问题，而是关系到批评史学科定位和学术观念的根本问题了。
二、进入过程的诗学史研究
诗学史研究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事实和过程的清理是认知的重要环节。就传世文献之丰富而言，明清乃是文学史研究条件最优越的时代。宋元以前资料有限，文学史事实的充分认识终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只有到明清两代，我们才得以占有大量的作品，驱使浩瀚的典籍，从容揭开时间的帷幕，迫近地观察各种复杂的文学事件和文学现象，真正进入到文学史的情境中去，实现一种“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12]
正如前文指出的，清代诗学文献较以往任何时代都远为丰富，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繁多，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拥有如此优越的条件，我们应该虔诚地领受历史的格外恩惠，最大限度地发挥文献丰富的优势。首先在事实层面上接近历史。的确，一些历史细节的究明，有时会改变我们对整个历史走向的认识。例如王渔洋和钱谦益的关系，论者一般都据牧斋《渔洋诗集序》和《古诗一首赠王贻上》，论定二人作为两代文坛盟主的“代兴”关系。但我通过书信、诗作、笔记、评点等多种材料细致研究两人的交往经过，发现王渔洋自始至终都在回避与钱谦益正面接触，钱去世后他又多方面批评其学术和诗学，力求在诗学观上与之划清界线。这就是说，王渔洋在清初诗坛，不是以继承钱谦益的衣钵而恰恰是以反钱谦益诗学的姿态竖起自己的旗帜的。弄清这一事实，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清初诗学的走向。又如王渔洋和赵秋谷的关系，经我细考，也辨明赵对王的批评大多不是起于诗学观的分歧，而是出于个人意气，基本不能成立。这就明确了赵执信对王士禛诗学是发展而非反拨的关系，对赵在清初诗学中的地位作出接近历史的评价。这种进入“过程”的诗学史研究，可以排除诗学史问题中的非诗学因素干扰，使问题的核心清楚凸现出来。
进入过程的诗学史研究，不只意味着对诗学史上重要人物和事件的细致描写，更重要的是对诗学在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上展开的各个层面进行多角度的透视。从这一意义上说，诗学史研究乃是一项包含观念史、批评史、学术史，融三者为一体的综合研究：观念史是体现诗学发展方向的主导性线索，批评史是诗学实践的具体展开，学术史则是二者的整理和充实。以古代文论的传统言说方式——“生命之喻”来表达，则观念史为精神，批评史为骨骼，学术史为肌肤。其中渗透着文学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的交流和互动，而将理论问题历史化是贯穿于其中的基本观念。
1997年9月我在日本九州大学的中国文艺座谈会上报告《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气》一文，与会者对我按年代讨论问题的方式颇感兴趣，我曾申述了这一研究思路。这也是我对整个中国诗学史研究的基本思路。历史化不只是理解和建构批评史的保证，也是阐释和建构观念史的前提。一种观念或学说，仅从它自身平面地、孤立地看，经常是不能充分认识其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的。曾读《蒙文通学记》，载欧阳竞无读《俱舍论》三年不能通，沈曾植指点他：“君当究俱舍宗，毋究俱舍学。”欧阳竞无先取《俱舍》前书读之，再取其后书读之，最后取同时各家书读之，三阅月而《俱舍》之义灿然明白。[13]这就是研究观念史的历史方法。钱钟书先生批评《随园诗话》“无助诗心，却添诗胆”，[14]我以前读袁枚及性灵派作品，也觉得其创作有价值而诗学殊不足观，如今读过前后一些书，看法全然改变。的确，一种诗学思潮或观念原是在与他者的区别中成立的，其理论意义当然只有在一定的历史过程、历史情境中才浮现出来。诗学史研究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学术史的性质，带来实证性的要求。当然，注重理论问题的历史化及实证性研究，在浩繁的文献面前也面临着前人论学指出的一种危险：“凡学之患，患于不能入，尤患于不能出。”[15]就清代诗学而言，不怕读不尽资料，怕的是陷于资料中不能自拔，这要求研究者对问题的思考和文献的采集抱有一种警觉，既要重视历史线索的清理，又不能钻到牛角尖里出不来。不过在现阶段，相对纠缠于历史细节，缺乏闳通的史识来说，我以为更难得的是对诗学史的建构保持冷静而通达的平常心。
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最大的满足莫过于看到自己的历史叙述呈现一个清晰而完满的结构，理论史更是如此。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理论史，能在自己的笔下显示出富有条理、逻辑清晰的历时性结构，作者会视为最大的成功。我心底也一直怀有这种憧憬。可是历史现象的复杂性以及自己能力的薄弱，经常使我无法从历史中看出某种合目的性的逻辑过程，无法把握其结构的有机性和完整性。在这种情况下，我宁愿放弃营构体系、追求逻辑完整的理想，而老老实实地将自己所看到的现象、所感觉到的问题记录下来。这一方面是鉴于陈寅恪先生的论断“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16]，同时也是鉴于胡适先生的教训：“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里去。”[17]清初江南诗学在我的叙述中便显示出这种结果，若干互不相关，见解不一致的诗论家排放在“江南”这一地域概念下，好像有点零乱。但我看到的情形就是如此，大家置身于共同的舞台，却唱着不同的歌。将他们一一加以罗列，枝枝节节的叙述，虽不免骈杂和缺乏条贯，却可以避免为追求逻辑的简洁和自足而付出牺牲历史丰富性的代价，起码可以为学界提供一些资料线索，提出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基于上述认识，我的清代诗学研究对诗论家及诗论的取舍就着眼于他们在诗学史上的实际意义，而不在其名望和著作形式。比如宋荦是清初著名诗人，《漫堂说诗》作为论诗专著也很有名，但我并没有专门讨论他的诗学，只是在论宋诗风消长时涉及。出于同样的考虑，今人著作涉及到一些诗家，如广东的岭南三大家，江南的龚鼎孳、吴嘉纪、杜浚，北方的申涵光、傅山、孙枝蔚，他们的诗学我都没有专门讨论，因为我觉得他们没有形成独特的诗学见解，在当时也没产生特别的影响，当代学者既有论述，我就不再花费笔墨了。相反，像归允肃这样的古文家，既无论诗专著，也不以论诗著名，我却要在清初江南诗学论里专门谈一下他对诗歌的见解。在清代流传很广的闽人游艺的《诗法入门》虽是浅俗的启蒙读物，但在整合传统诗学的知识体系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我也要专门论述它的理论价值。在乾隆诗学里，我要着重谈一谈桐城派姚鼐的诗学及李锳、李兆元父子的诗歌声律学，在嘉、道诗学里我要着重谈以李怀民兄弟为首的高密诗派的诗学、汪端的女性诗学、梁章钜的郡邑诗话，这些都是以往的著作中不曾提到的，（注：关于高密诗派，汪辟疆先生有《论高密诗派》（《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一文，但主要是谈其创作，未涉及其诗学，盖汪先生亦未见李氏兄弟所撰之诗话稿本也。）也是我认为特别有意义的。
但问题是，历史研究发展到今天，学者们对历史的理解已和传统观念有了很大的不同。兰克在19世纪30年代将史学的基本观念表述为“如实地说明历史”，而到克罗齐则宣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科林伍德又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就是一个对这种思想的历史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在自己脑子里把这种思想重新加以组织的过程”。[18]历史及其认知的客观性权威被彻底颠覆，人们不得不同意，历史是叙述，是一种话语的重构。这种重构在多大程度上接近过去发生的事实过程，取决于史家的眼光。汤因比在谈到历史学家的认识局限时说：“客观上人都要死，而主观上又很难预见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究竟什么是重要的东西；这样一来，要区分信号和闹声，对历史学家说来也就是异常困难的事。”[19]清代诗论中的所有声音，对于学者也是难以区别的信号和闹声，我们很难确定什么样的取舍是合理的。学者即使像汤因比说的“把他的牌都摊在桌子上”，牌也终究是摊不完的，历史写作最终不外是选哪些牌摊出来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倾向于卡尔的看法：“历史学家对过去的解释，他对于有意义的和有联系的东西的选择，是随着新目标的在前进中的不断出现而改进的。”[18]我的清代诗学史研究动机是回应比较诗学研究者提出的中国文论“失语症”的问题。鉴于中国诗学在比较诗学中本钱越比越薄的状况，我研究清代诗学首先是要展示中国诗学博大精深的体系和极其丰富的内容。相对于创作观念，我更注重诗学理论和批评、研究在清代的发展。清人如何整理、接受、阐发前人的诗学遗产？他们如何发展、深化既有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他们提出了什么新鲜的理论和见解？清代诗学在学术方式和方法论上具有什么样的特征？这给它带来了什么样的成功和失败的结果？清代诗学是如何开始其现代化过程的？这所有的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清代诗学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和框架中展开的，我的清代诗学史研究着眼点正在这里。
以上就是我对清代诗学研究方法的一点思考。在没有成功的实践证明有效之前，所有的设想都是可疑的。对今天的科学家来说，选择一种理论或方法，仅仅是认为它们能够比其它已知理论或方法解释更多的事实，或者将同样的事实解释得更好，它们至少能与其它理论或方法一样好地受到检验，甚至更好，并且它至少与其它理论或方法一样经受得住这些检验。[20]我希望我的研究能够证明上述方法是有效的。
收稿日期：2003-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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