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空间转向”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国际关系论文,理论研究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7-0092-08
国际关系理论，正如托布约尔·克努成所揭示的，“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知识体系”。[1](P7)自1919年国际关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各种理论学说层出叠现，范式间辩论多次展开，学科知识谱系在竞争与融合中不断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社会学转向”进程，更是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深刻变革。“社会学转向”将社会理论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之中，引发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革命”。但这一学术努力却忽视了20世纪后期社会学和社会理论本身的“空间转向”潮流。事实上，国际关系理论一直处于空间失语的状态。继“社会学转向”之后，“空间转向”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一项必要的研究议程。本文试从研究背景、研究议题与研究路径三个方面，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空间转向”进行初步探索。
一、国际关系理论“空间转向”的研究背景
(一)空间转向：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思潮
人类社会存在于特定时空之中，时间与空间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场域。但在20世纪后期之前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空间维度并未得到与时间维度同等的关注，空间视域长期被时间观念与历史意识所遮蔽。正如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揭示的，“空间被看作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不动的。相反，时间代表了富足、丰饶、生命和辩证”[2](P206)。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这种重时间轻空间的状态，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得到改善。一股被称为“空间转向”(spatial turn)的理论潮流，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以及人文地理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中相继出现。
“空间转向”滥觞于哲学领域。福柯是“空间转向”的思想先驱。虽然其主要研究旨趣在于现代历史的哲学批判，但他敏锐地意识到“讨论完整的历史，需要描述诸种空间”。[3](P149)权力与知识是福柯关注的焦点，他在以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方法诠释权力的运作与知识的系谱的同时，引入了空间因素，颠覆了传统的权力观与知识观，以空间的思维重新阐释了人类历史与社会生活。福柯并没有建立起一般化的空间理论，但他关于空间的思考影响和启迪了西方理论界，使“空间”开始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空间转向”的研究潮流，很大程度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创和推动的。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被视为“空间转向”的奠基者。他将空间问题引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之中，将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从时间移向空间，创建了“空间—时间—社会存在”三位一体的“三元辩证法”。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阐释，列斐伏尔构建了社会空间的生产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学说由空间中的物质生产的研究转向空间自我生产的研究，并借鉴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理论，分析了空间生产的历史方式。
“空间转向”重要代表性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和爱德华·苏贾(Edward Soja)亦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者。哈维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与阶级分析方法应用于空间问题研究，把历史唯物主义改造成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从空间维度对当代社会展开批判性考察，构建了空间视域的资本批判理论，并重点研究了后现代社会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问题。詹姆逊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分析相结合，从文化层面展开后现代社会的空间问题研究，并聚焦于资本主义和后工业化导致的“超空间”，以晚期资本主义的时代定位解析后现代性的空间逻辑。苏贾则延续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研究思路，提出社会—空间辩证法思想，试图构建一套空间/历史辩证唯物论以填补马克思主义在空间问题上的疏漏，在此基础上创建了后现代地理学和“第三空间”理论。
随着“空间转向”思潮的扩展，社会学亦将空间维度引入社会理论的架构之中。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从权力与互动的角度切入空间议题，将空间因素纳入其结构化理论之中，他认为“社会行为不断地经由时空两个向度再生产出来”，[4](P518)将时间—空间与权力的生产和统治结构的再生产联系起来。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从实践和符号的角度阐述其空间理论，厘清了地理空间与社会空间之间的关联以及空间与阶级之间的关系。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而是社会的表现”，“空间就是社会”，[5](P504)他对都市空间的研究奠定了新城市社会学的基础，并通过对网络社会的研究提出了“流动空间”的概念。
“空间转向”，已成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诸多学科理论研究中的共同思潮。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们相继将空间概念引入到各自理论的核心位置，实现了空间的问题化，构建着各自学科的空间理论。空间问题研究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与研究路径，并逐渐形成一种跨学科的理论范式。
(二)空间失语：国际关系理论“空间转向”的必要性
国际关系学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已形成了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理论学说。但多样化的理论却存在一个共同的疏漏——空间的失语。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只关注到时间的“经度”而忽视了空间的“纬度”，空间意识与空间话语处于缺失状态。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各流派，普遍将空间视为先验的、给定的因素和无须进行专门考察的前提性存在，因而在实际研究中均将空间作为无关紧要的常量而予以忽略。
古典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分析从经验历史主义方法出发，主要关注国际关系的时间维度，注重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史的考察，对国际政治中的空间问题未能予以重视①。新现实主义构建了国际体系的抽象模型，但其体系结构分析却脱离了具体时空：一方面，它忽略了时间维度的历史进程，“非历史性”成为其致命伤之一；[6](P33)另一方面，它把国际体系从具体的地理空间中抽离出来，使体系及其结构成为了失去空间基础的“空中楼阁”。新自由主义重新关注到时间维度，将进程因素纳入其体系理论之中，但其研究中仍忽视了空间变量对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影响。批判理论、规范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反思主义理论强调语言、实践等因素对国际关系现实的建构作用，却忽视了社会历史实践的空间属性。建构主义将社会理论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之中，实现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但建构主义忽视了20世纪后期社会学和社会理论本身的“空间转向”潮流。
国际关系存在于时空之中，时间的“经度”和空间的“纬度”共同构成了国际行为体的活动场域。空间的失语已成为国际关系学不可忽视的理论疏漏。空间意识与空间话语的缺失，限制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将“空间转向”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中，成为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宏观理论背景之下一项必要的研究议程。
(三)空间在场：国际关系理论“空间转向”的可能性
国际关系理论的“空间转向”，不但具有理论层面的必要性，而且具有现实层面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主要体现为国际关系现实的空间在场：空间客观存在于国际关系领域之中，国际社会存在现实意义上的“空间问题”。空间问题在国际关系现实中的广泛存在，为国际关系学的空间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素材，使国际关系理论的“空间转向”成为可能。这里以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中的空间演进为例，浅要诠释国际社会的空间在场：
1.全球化与国际空间的整合。
21世纪全球化的进一步纵深发展，使得世界越来越作为一个整体性空间而存在。全球化时代，“全球流动、交往和网络的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是史无前例的，而且涉及所有社会领域”。[7](P596)全球化的发展，正日渐消解着国际空间的界限与分隔，推动着空间连接的增强与空间距离的压缩。全球化进程使国际社会中多个分隔空间向同一空间的整合成为一种历史趋势。全球化不仅导致国际空间的社会性变化，也推动国际社会的观念性变化，全球作为“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获得了普遍的共识与认同。
2.信息化与国际空间的重构。
新科技革命进程中信息化的推进，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改变了空间连接的水平与形式，导致空间的压缩现象。正如美国学者米切尔(W.J.Mitchell)所指出的，网络作为信息社会的重要贡献将空间的尺度无限缩小，无论身处地球何处，只要有网络和信息技术的支持，彼此将成为空间上的零距离。[8](P22)信息化还在包括陆地、海洋、天空和太空四个维度的传统国际关系地理空间之外又构造了一个新的空间——信息空间。信息空间的产生和发展，使传统空间主体间的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二、国际关系理论“空间转向”的研究议题
国际关系理论的“空间转向”，主要是将空间概念引入学科理论的框架之中，以空间思维审视国际关系，通过对国际关系现实的空间化诠释，构建国际关系的空间理论。它是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补充，而非整体性的置换。这一研究议程，可分为两个层面的议题：一是从哲学层面对“空间”进行重新审视，对本体论和方法论进行重新定位，以奠定国际关系空间理论的哲学基础；二是在“社会学转向”的基础上，对国际空间进行社会系统分析，具体包括横向共时态的社会结构研究和纵向历时态的社会过程研究，以构建国际关系空间理论的内容框架。
(一)空间观念之变革：国际关系的空间哲学研究
传统空间观，即“欧几里得—笛卡尔—牛顿”式的空间观念，将“空间”视为抽象的、既定的、绝对的东西，认为空间是一个静止的容器，与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无关。这种空间观念长期以来潜移默化地嵌入到人们的头脑之中，成为似乎毋庸置疑的常识。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这种空间观念成为理论研究隐含的前提性假定，并且长期以来未受到过——像哲学和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中所出现的——批判和质疑。
“空间转向”以来的空间哲学否弃了这种绝对空间观，认为空间是一种社会建构。列斐伏尔揭示出空间的社会性，指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认为“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9](P48)曼纽尔·卡斯特也认为，“空间不仅是一个物质产物，而且是相关于其他物质产物而牵涉于历史决定的社会关系中，这些社会关系赋予空间以形式、功能和意义”。[10](P505)
从空间哲学视角考察，国际空间是一种双重属性的存在：一方面，它具有物质性，是独立于人类社会实践的物理空间，是客观的、恒定的；另一方面，它具有社会性，是作为社会实践与社会关系产物的社会空间。国际关系正是存在于这样一个二重性空间之中，而且社会属性是国际空间的主要方面。国际关系理论的“空间转向”，主要应考察国际层次的社会空间，将其纳入国际关系体系化分析的系统框架之内。
国际关系的空间哲学研究，可为国际关系空间理论的建构从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奠定哲学基础。哈维在其空间研究中将历史唯物主义改造成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秉持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采信“实践本体论”，以实践来解释存在、揭示本体，坚持“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1](P56)历史视域的实践与地理视域的空间是统一的。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出发，国际关系空间理论可秉持一种“空间—实践本体论”，以空间实践为一元本体，实现“时间”、“空间”与“存在”在本体论上的“三位一体”。作为直接的逻辑结果，列斐伏尔和苏贾在空间研究中的“三元辩证法”，可纳入国际关系空间理论研究的方法论范畴，从而实现方法论的“空间转向”。
(二)空间秩序之解构：国际空间的社会结构研究
国际关系理论的“空间转向”，不仅需要形而上层面的空间哲学思辨，还需要形而下层面的空间社会学考量。国际关系的空间社会学，核心议程在于对国际社会的空间化诠释。这种空间化诠释，在结构层面上可演绎出世界空间秩序的命题。世界空间秩序是世界秩序的空间维度，它是国际行为主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而有序的空间状况。世界空间秩序是国际社会支配性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具体映射，其现实状况取决于国际空间社会结构。对国际空间社会结构的研究，可实现对世界空间秩序的解构。具体可从关系结构(relational structure)和制度结构(institutional structure)两个层面展开。
1.国际空间的关系结构。
空间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会学家维泽和贝克尔将社会关系分为“联合”与“分裂”两个方向，[12](P79-80)这二者在国际空间的关系结构中并行存在。国际空间的联合关系，表现为全球化与区域化进程所带动的空间整合。这种空间整合使得世界空间秩序中由全球共同体、区域集团、主权国家等构成的多主体、多层次的秩序结构，逐渐开始取代以主权国家为单一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式的秩序结构，进而推动着世界空间秩序的整体变革。国际空间的分裂关系，表现为国际社会系统中的空间断裂与差异。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与资本的全球运行造成了国际社会“中心—边缘”的空间分异，塑造了世界空间秩序中的剥削和霸权关系以及世界体系的依附性结构；另一方面，信息化进程的非均衡发展导致了国际关系中的“数字鸿沟”，加剧了世界空间秩序中的南北分化现象，强化了国际社会的二元空间结构。对国际空间关系结构的进一步考察，是国际关系空间社会学研究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
2.国际空间的制度结构。
社会学从文化和规范模式的角度界定制度结构，在国际关系学范畴中，国际空间的制度结构则主要是包含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在内的国际制度的集合，是一系列塑造国际社会空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总体模式。“制度结构必须放在权力分配的背景下进行研究”，[12](P60)国际空间的制度结构，不仅是国家间共同利益与合作行为的产物，还是国际社会权力结构的逻辑结果。现时代的制度结构，是国际政治、经济、文化霸权秩序之下的创制，它与存在剥削和霸权的国际空间关系结构相互建构，共同成为不平等、不合理的世界空间秩序的隐喻。对国际空间制度结构的深入研究，是国际关系空间社会学研究又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
(三)空间实践之诠释：国际空间的社会过程研究
国际空间不仅仅是三维的，还包含第四维即时间维度。空间结构在时间维度中的生成与运行，是由施动者的空间实践活动建构的。国际空间不存在抽象的逻辑结构，也不存在先验的社会秩序，只存在动态的实践过程。国际关系理论的“空间转向”，需要诠释国际社会中的空间实践，对国际空间展开社会过程研究。这一研究议题，主要包含国际空间的生产实践和分配实践两个层面：
1.国际空间的生产实践。
“空间生产”的命题是由列斐伏尔最早提出的②。全球空间生产是空间主体对国际空间的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实践过程，在深层次上是资本在全球空间中的运作过程。空间生产实践反映了特定生产方式在空间中的展开。就国际层次而言，当前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种空间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并列存在，在空间结构上构造出了以后工业空间为核心、工业空间为半边缘、农业空间为边缘的等级化的国际空间体系。[13](P177)对国际空间等级体系的构建效能使全球空间生产强化了世界秩序中的剥削链条。正如列斐伏尔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日益扩张带来的影响就是使决策中心集中的同时又产生了依赖于边缘的知名度，中央周围的只有屈服，被剥削及依赖的空间：新殖民空间”[14](P85)。国际空间的生产实践对国际关系现实的具体影响，亦应成为国际关系空间理论的研究内容。
2.国际空间的分配实践。
空间分配是空间生产的必然结果和逻辑延伸。国际空间的分配实践是国际社会空间主体对国际空间占有与控制的互动过程，在深层次上是权力在全球空间中的运作过程。国际空间的分配实践是国际空间等级结构的外化。国际空间实践中不仅存在经济上的资本剥削，还存在政治上的权力压迫。超级大国在全球空间中推行霸权控制，地区大国在区域空间中践行权力政治。权力位势与资本链条中居于上位的国家，尤其是霸权国家，能够在国际空间分配中突破主体界限，拓展利益边界，甚至控制空间连接，主导空间体系。国际关系学的空间理论研究，须深入诠释国际空间的分配实践及其对国际关系现实的具体影响。
三、国际关系理论“空间转向”的研究路径
(一)批判性路径：反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空间化”
“空间转向”源自现代性批判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激进色彩和批判导向的理论思潮。“新—新综合”(Neo-Neo Synthesis)的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秉持科学实证主义认识论，从根本上反对对国际关系社会内容的诠释性研究，因此“空间转向”并非其可能议程。而被视为激进理论的反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则深具“空间转向”的必要与可能。国际关系理论的“空间转向”，一个重要研究路径就是实现反思主义理论的“空间化”③。这里从批判理论、规范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四种理论视角探讨反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空间化”研究方案：
1.批判理论的空间化。
考克斯对世界秩序的批判性研究，可以延伸到空间维度。就结构议题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建构了霸权世界秩序，还建构了二元的空间关系结构；霸权世界秩序的扩张不仅在国际制度中得以体现，还在空间制度结构中得以体现。就过程议题而言，批判理论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力量分析适用于国际关系中的空间实践研究，因为空间实践“在社会事务中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它们始终都表现了某种阶级的或者其他的社会内容”。[15](P299)空间、生产方式和社会力量三者的互动过程可成为批判理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对政治共同体转变的研究，“探索国际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预测超越边界主权国家局限性之后政治共同体的形态”，[16](P280)适用于探寻更公正、更合理的世界空间秩序。
2.规范理论的空间化。
弗罗斯特(Mervyn Frost)曾列举了13个规范理论家应该研究的国际伦理或道德问题，包含了战争、核军备、国际干涉、民族分离以及人权等诸多方面。[17](P76-77)但他和其他规范理论家的研究都忽视了国际关系中的“空间正义”问题。“空间转向”理论研究主张“建立在我们地理中的不正义和压迫能够改变成为一种策略性的力量，以形成和组织空间时间的最初形式，来明确改进更大的空间正义和全球民主”。[18](P32)国际空间正义的规范性探讨，可成为规范理论空间化的基本路径。就结构议题而言，国际空间正义研究应探讨的课题主要是消除不平等的空间社会结构，避免空间霸权秩序对弱势国家的空间剥夺和空间边缘化。就过程议题而言，应探讨的课题主要是保障各国参与空间生产和分配的平等机会，寻求国际空间(以及资源在空间中)的公正分配。
3.女性主义的空间化。
从社会性别角度可对国际空间问题进行重新诠释。就结构议题而言，国际空间结构不仅是权力与资本运行的产物，而且是父权制之下的社会建构，它深受男性特质的影响。国际空间结构存在性别的空间差异，国际公共空间的男性化和女性空间的边缘化是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就过程议题而言，空间生产与分配的社会过程是以男性标准为基础的，对女性形成了压抑和控制。空间生产中女性特质的不断压缩和空间分配中的性别不平等，都是值得女性主义深入揭露和批判的。当然，正如女性主义学者安·蒂克纳(Ann Tiekner)所指出的，女性视角只是走向一种非性别视角这样一个最终目标的中间一步，[19](P24)性别平等应成为国际空间的规范性目标，非性别化亦应成为女性主义空间研究的远期愿景。
4.后现代主义的空间化。
后现代主义与“空间转向”深具共通之处，正如詹姆逊所言，“后现代主义是关于空间的，现代主义是关于时间的”，[20](P243)“空间转向”正是在对现代性问题批判和反思的进程中产生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空间化，亦可围绕国际空间结构与进程两方面议题展开。就结构议题而言，后现代主义可使用系谱学方法对空间结构文本进行解构，发掘空间结构文本背后隐藏的权力结构，颠覆处于等级偏见状态的文本二元结构，解放被忽视和压抑的边缘话语。就过程议题而言，后现代主义可对空间生产与分配历史叙事展开双重阅读，先对空间过程叙事支配性话语进行重复与再现，然后解构传统空间实践文本，揭示空间过程叙事中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破除传统理论对于文本的垄断解释。
(二)建构性路径：建构主义与地缘政治学的融合
建构主义引入了社会理论却忽视了社会理论本身的“空间转向”。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借鉴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但吉登斯的结构化分析同时关注到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4](P518)温特的结构研究则只关注到时间维度而忽略了空间维度。建构主义认识到国际体系文化以及国家身份与利益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却在事实上将空间视为国际关系中的常量而予以忽略。而从“空间转向”之后的社会理论视角来看，具有社会性的国际空间并非先验的、给定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实践的产物。空间的失语已成为建构主义理论不可忽视的理论疏漏。近年建构主义虽然通过与现实主义的融合形成了现实建构主义，但这一融合仍未涉及空间因素。
地缘政治学虽然不构成“空间转向”，但其对空间因素的重视值得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借鉴和吸收。地缘政治学的理论缺陷在于对现实主义的过度依附。传统的主流地缘政治学理论，“从学术谱系上考察，属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流派。它内含的一些基本理念和假定，如国家中心论、权力的争夺、利益的冲突以及相对收益思想等，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一致的”[21](P2)。然而现实主义理论自身也是存在局限性的。过度依附一个特定的思想流派，束缚了地缘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削弱了地缘政治学的理论解释力。当前的地缘政治理论研究，有必要借鉴国际关系学其他理论流派的有益思想资源，以增强自身对于现实的解释能力。
建构主义与地缘政治学的融合，可形成地缘政治的社会理论，从而兼得二者之长，弥补二者之短。一方面，地缘政治学中的空间命题，可推动建构主义理论的空间化；另一方面，建构主义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对地缘政治学的现实解释力具有增量意义。从地缘政治的社会理论视角审视，国际空间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存在，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就结构议题而言，这一理论可揭示出国际空间结构的观念属性和地缘政治体系的社会属性；就过程议题而言，这一理论可揭示出国际空间实践是国际空间结构与空间主体相互建构的进程。建构主义与地缘政治学的融合，可兼顾国际关系的社会性、时间性与空间性，使“三元辩证法”真正融入国际关系理论之中，是国际关系理论“空间转向”的又一重要路径。
人类社会是时间性、空间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社会科学研究不应忽视空间维度的考察。随着现时代经济相互依赖的增强和交往密度的提高，加之交通方式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进步，空间问题特别是国际空间的结构与演化，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一项必要的研究课题。空间研究在当前国际关系理论探索中有必要予以足够的关注。同时，当前的空间研究虽然已形成一个跨学科的理论范式，但尚未覆盖国际关系领域。空间研究应吸收对政治包括国际关系的分析。因为空间镶嵌在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网络之中，空间与政治和国际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故将空间概念引入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之中，构建国际关系的空间理论，从哲学社会科学的宏观整体视野来看，亦深具学术价值。
①古典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理论关注到了地理空间因素对国家行为与国际关系的影响，但它缺乏对“空间”本身的思辨，缺乏对国际社会空间的理论审视，不构成“空间转向”意义上的国际空间问题研究。
②空间生产包括城市空间生产、区域空间生产和全球空间生产三个层次，其中全球空间生产可纳入国际关系学研究范畴。
③这里“空间化”指将空间维度融入理论框架之中。爱德华·苏贾曾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和批判社会理论的“空间化”进行过深入阐释，参见[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第67-1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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