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民主社会主义的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为了深刻理解和批判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对它的方法论进行具体的分析。民主社会主义方法论的基本特征是用折中主义代替辩证法的联系观，用庸俗进化论代替辩证法的发展观，用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代替辩证法的全面性。
【关键词】 民主社会主义 方法论 折中主义 庸俗进化论 辩证法
民主社会主义在理论方法上，总是乐于将各种不同的理论（甚至是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混淆、结合，力图从多方的抽取中创造出自己的新理论，以表明其理论的全面性、客观性，这是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典型手法。然而，分析民主社会主义的种种理论，却不难看出，它实际上是在用折中主义代替辩证法的联系观，用庸俗进化论代替辩证法的发展观，用形而上学的表面性、片面性代替辩证法的全面性。一句话，是在用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代替唯物辩证法。
一、在原则问题上模棱两可，不是辩证的联系而是折中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是思想、理论的“多元化”。因此，民主社会主义在看待事物、分析问题时，强调吸取各家各派理论的精华，强调从不同事物中吸取有价值的东西，以便形成自己的适应客观现实的理论；强调应当反对那种用孤立的观点看待事物、分析问题的方法，而要注重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统一性。民主社会主义这一分析问题的方法论特征，无论在它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中，还是在它阐述自己的理论来源时，都可以看到。
在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中，民主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创造一个体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的社会，而民主社会主义，同样是以自由、公正、平等等基本价值的实现，作为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的。因此，民主社会主义将实现基本价值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要求是一致的。同时，民主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私人所有制和竞争体现出的自由和个人进取精神，以及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制在一定程度上对公民自由权利的维护；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原则在体现社会公正方面的积极性，这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各自体现出的自由、公正原则，表明了它们可以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体系中获得统一。这种统一的意义在于：它为民主社会主义走出一条现实的、独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提供了可能和根据。因此，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就是兼收并蓄现实世界上这两种对抗性的社会制度的一切优点，消除它们各自的弊病的唯一可行的“中间的”社会制度。
表面上看，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模式，确实既不象共产主义也不象资本主义，既优于共产主义又优于资本主义，既与两者有本质区别又与两者有内在联系。然而，从民主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模式中不难发现，这种“本质区别”，不过是抛开了诸如经济关系的性质、政权实质一类体现两种社会制度实质的“本质区别”。这种“内在联系”，不过是民主社会主义从其社会主义的理想出发构想出的精神、价值的联系。因而，当民主社会主义试图在保存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基础上对其改造时，这种社会主义的确不象共产主义但却象资本主义；当它试图通过精神的、价值的目标连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时，这种社会主义，的确不是优于社会主义，而是停留在资本主义甚至倒退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回避两种社会制度的本质而抽取一些非本质的东西，将这些非本质的东西联系起来，作为构造其社会主义模式的本质的东西，既表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质，又暴露了它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玩弄折中主义手法的实质。
在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中，“经济民主”的主导思想，是实现每一个人的经济权利、地位的平等。为了实现“经济民主”，民主社会主义先后提出过结构社会主义、职能社会主义等理论。这些理论同样反映了民主社会主义抹杀不同事物的本质区别，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联系的理论特点。职能社会主义强调使资本主义所有权的部分职能社会化，对于“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重要意义，认为这种使所有权的部分重要职能社会化，虽然放弃了对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的社会化，但由于它对生产资料所有权中的与社会公正、权利平等联系最密切的那部分重要职能实行社会化（例如，对财产占有者财产的限制，对分配和受益权的控制和分享等等），因此，它实际上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主张在经济关系中消除贫富不均，实现社会的公正分配，实现个人的经济权利是有联系的。同时，由于它并不对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实行社会化，因此它又与资本主义提倡的公民的自由与尊严是有联系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就应该是既维护社会公正、权利平等，又保证公民的自由与尊严，而通过这种所有权部分职能的社会化，就既可以达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所主张的所有权整体社会化的目的，又可以保留资本主义经济中，已被实践证明了的私人的首创性和不断进取的精神，这样，既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又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这里可以看到，职能社会主义同样是舍弃了经济关系中最本质的东西——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及其决定作用——来谈论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的。因此，这种貌似既与社会主义又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质上仍然是用折中主义的形式掩盖了它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
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问题上，民主社会主义自诩继承了人类思想史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也好，资产阶级的理论也罢，甚至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都可以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因为在这些理论中，贯串着一个共同的东西：人道主义。正是人道主义这一体现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使这些哪怕是极为对立的理论，能够在“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中获得联系和统一。表面上看，民主社会主义是在吸取人类思想史的精华，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的这种“吸取”，是在抹杀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本质差别上的吸取。正是差别的客观存在，使民主社会主义不得不在极力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批判性的同时，又极力将它人性化、人道主义化，将这一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变成一种空洞的爱的说教，一种满怀感伤情调的资产阶级伦理学。
综上所述，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力图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在两种根本对立的理论体系中走出一条“中间道路”。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它不得不在理论实质、原则问题上模棱两可，力图从对立的理论中寻找“共同”的“联系”，不得不在各异的理论中撇开本质的东西，把它们中的一些似是而非的非本质的方面拼凑在一起，以便创造出自己的新理论。然而，这种抹杀不同事物的是非、主次，混淆对立事物之间质的区别，运用不确定的一方面又一方面的貌似辩证联系的手法，实则是折中主义。而从方法论讲，折中主义不过是变形的形而上学。
二、只讲改良不要革命，不是辩证的发展而是庸俗进化论
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强调理论应当适应变化了的现实而发展，强调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是一项持久的任务，而完成这个任务需要一个持续不断的改革过程，在这个改革过程中，尽管有路标和具体目标，但是，“在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条件下，必须随时对目标和道路的具体形式重新加以确定”①，因此，社会主义不是一劳永逸的终极过程，而必须把它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变化，不断进步的过程。由此看来，民主社会主义似乎十分强调发展而反对静止的观点。然而，当民主社会主义把发展和变革归结为只能依靠民主的方式、改良的手段加以实现时，就表明了它的发展观不是辩证的发展而只是一种庸俗进化的理论。这一点，无论在民主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运动方式和运动目标，还是在它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的民主模式中，都有着明确的体现。
在民主社会主义看来，民主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以对国内社会与世界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结构实行的以民主化为手段和目的的，争取人类解放的运动。因此，这种运动就不必同私有制、私有观念彻底决裂，而应当是一种在现存基础上的改良；民主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虽然是实现一个“和平的世界”，但这个目标同时又是一项持久的任务，任务的持久性决定了完成任务的方式：必须通过民主的方式和手段，通过逐步推进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关系领域的民主化进程来促进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而民主的方式就是一种改良的方式。因此，民主社会主义十分强调改良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目标实现的意义，认为它符合西欧国家的历史传统和对现实的认识。改良要求用和平的手段去改造社会，要求既有耐心和责任感，又要努力去实现变革，在确定的目标上坚定不移。民主社会主义认为，改良在政治上体现为：利用现存的国家机器，不断地通过新的立法，使它朝着民主化的方向改善，从而使它为全体人民谋利益。因此，民主社会主义强调它的政策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和改善我们的法定的国家”②。在实践中，所有的西欧社会党的活动，都是以承认并遵守本国的宪法与各项法律、制度为前提，并以此为出发点，通过民主选举和立法手段去改善国家制度本身。改良在经济上体现为：通过职能社会主义、结构社会主义、基金社会主义，以及参与制度等等方式，在不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对生产资料实行监督，一方面防止掌握生产资料的监督管理大权的经理阶层跟现代的高层官僚机构勾结起来主宰经济生活，从而发挥公民在经济中的作用，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一方面使所有权的部分重要职能社会化，从而达到所有权整体社会化的目的。而上述措施和方式，同样是通过立法等方式，民主地、和平地实现的。改良的方式表明，民主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在资本主义的现存基础上，通过和平的、民主的方式，通过渐进的、不断的“改革”，建立起一个民主的、人道的社会。
从上述民主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运动方式、目标，以及相应的措施和策略中可以看到，民主社会主义虽然强调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但却视这一过程为缓慢进化过程，而且把这种进化归结为一种单纯的量变过程，否认在事物的发展进化这个较长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有量变，同时也有质变，只有在缓慢的量变基础上经过急剧的飞跃，事物才能从一种质态过渡到另一种质态，否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因其革命性质的不同，决定了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的方式，彻底摧毁旧的经济、政治制度，才能实现从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过渡和飞跃，因此，“必须更确切地理解进化，把它看做一切事物的产生和消灭，互相转化”③；虽然承认“变革”资本主义的必要，但这种“变革”，却与同传统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彻底决裂，同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的国家机器，同用革命手段彻底埋葬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无关，而只是一种改良运动，只是企图用一种温良的方式，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进行适当修补。因此，这种“变革”，实质上只是用渐进性来说明变化，把社会主义的产生和消灭，都视作只是在渐进过程中实现的，也就是把一切变化都归结为量变而否认质变。这种只承认量变而否认质变的理论，实际上就是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质的差别，仅仅归结为量的大小和多少的差别。而否认两种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正是民主社会主义试图创造出一种既调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又超越于两种社会制度之上的“中间”模式的方法论根源。然而，只承认量变，只把社会的发展，社会形态的更替视作一种渐进性的过程，只能证明事物仍然停留在旧的范围中，而根本不能说明任何产生和消灭。因而，民主社会主义的试图用对资本主义的改良来证明社会主义的可能，证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就已经一再被实践证明，它没有超越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更没有产生任何可以被证明为是社会主义的质的变化。在唯物辩证法看来，否认事物的质变，是形而上学为了摆脱困难而得出的必然结论。形而上学无法解释事物之间的差别以及一个事物转化为与自己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质的事物，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的原因。为了摆脱困难，它只好把事物的同一和变化（差别）仅仅归结为量的不同。民主社会主义没有正确理解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同质的社会制度取代另一种不同质的社会制度，是由于经济的必然性，使私有制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公有制的过程，而只是力图从两种不同质的社会制度中，寻找它们的共同点，这样必然把两种社会制度的同一和差别，仅仅归结为一些形式（量）的不同，把社会主义的产生和消灭，视作只是在某些非本质的（量的）方面转化的结果，而这种转化，只要通过民主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现存社会的基础上作某些改良，就可以达到的。只承认量变而否认质变，把事物的同一和变化（差别）仅仅归结为量的不同，正是民主社会主义在理论上陷入形而上学的认识论根源。
三、只见“现实”不见实质，不是辩证的全面观而是形而上学的片面性
民主社会主义之所以在当今世界的社会主义思潮中能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是与它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分析问题得出理论和策略密切相关的。然而，剖析一下民主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认识，却不难看到，这种“现实”，只是不包括资本主义本质的“现存”资本主义社会。
民主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从它的一些纲领和文件中可见一斑。1951年，社会党国际在《法兰克福宣言》中明确提出社会民主党反对资本主义剥削，指出，自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了巨大的生产力，其代价是排除了绝大多数公民对生产的影响，它将所有权置于人权之上，带来了劳动群众的贫困、失业、社会不平等，不安定……。这里，民主社会主义虽然断言资本主义会为新的社会所取代，却不提这种取代的经济必然性，虽然历数资本主义的罪恶现实，却不提造成这一切现实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因此，它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分析，是撇开其本质的资本主义“现存”社会。60年代以后，民主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认识又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它看来，当时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社会民主党能够发挥实际影响，“使社会变革得到了最有力的推动”④，正是由于社会党、工会和合作团体的不断推动，已经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若干经济部门实现了国有化或由工会实行管理。因此，“所有制和控制生产的新形式已经出现”⑤，随着新的管理形式的出现和管理技术人员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随着各种重要的企业（如航天、电子、原子能等）通过国家的订货或投资进行运转，当今的资本主义，已是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这种新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大规模的失业情况已经消灭，社会保障得到扩大，工时得以减少，教育和专业进修机会有所增加”⑥，人民生活水平已有很大提高。民主社会主义根据资本主义制度近几十年来的发展现实，普遍认为：“象本世纪20年代那样的经济危机并不是不可避免的”⑦。今天的情况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会持续相当长的一般时间，其中只被若干短暂的衰退所打断”⑧。在这种新型的社会制度下，重要的不是什么人掌握生产资料，而是什么人对生产资料进行监督。在这种新型的社会制度下，再提“消灭资本主义”这个“老口号”已没有多大意义。70年代以后，民主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已是基本上回避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而主要是从维护公民的民主权利、自由、社会公正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一些道义上的谴责。80年代以来，民主社会主义借口时代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已经完全抛弃了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而提出：无论私有制和国有制，依靠它们本身既不能保证经济效益，也不能保证社会公正，医治社会弊病应从生态环境入手，应从价值观念出发，提出今天的社会党人已经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存制度融为一体，因此，必须利用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对付人类面临的种种新挑战。民主社会主义由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分析中，得出了在资本主义现存的社会制度范围内，对它实行民主化进程的改良，以实现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结论。
民主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表面上看，的确是基于资本主义的现实。然而，唯物辩证法却告诉我们：辩证的现实，是本质与现象的统一。那种抛开事物本质的“现实”并不是真正的现实，而只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即现存）或现象。因此，仔细分析民主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现实”的认识，我们可以发现，它不过是一种撇开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现实”（即现象或现存）的认识。因此，它虽然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科技革命及其成果在生产中的应用使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迅速增长，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更多的物质财富，形成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新的“黄金时代”的“现实”；看到了在生产进一步集中的基础上，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垄断也有了新的发展，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日益强化的支配作用，强化了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节，经济的发展在给垄断资产阶级带来了丰厚利润的同时，也改善了一般劳动群众的生活条件的“现实”；看到了经济的发展和垄断的加强带来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局的相对稳定，垄断资产阶级采取了一系列的改良措施缓和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人民实际生活改善的“现实”，却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调节机制具有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性这一现实；没有看到股份资本也好私人垄断资本也罢，虽然都曾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缓和于一时，却从不曾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表面上好象摒弃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实质上却不过是私人资本的一种转化形式这一现实；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和改良，始终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范围，因此，它没有改变垄断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所产生的任何一个矛盾这个资本主义的现实；没有看到这种调整和改良，虽然可以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缓和于一时，然而它不仅会既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整的余地越来越小，而且还会从根本上加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一现实。
唯物辩证法证明了：辩证的现实同时是具有自己发展的必然性的现实。现存的事物虽然在表面看来是“现实”的，但由于其丧失了内在必然性，它会因丧失其存在的根据而变为不现实的。资本主义“现实”的根据，就在于它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的必然发展，终将使资本主义的“现实”失去其存在的根据和条件，变为不现实的东西并为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取代。从民主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它虽然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借助科学技术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的“现实”，却没有看到这又相应地使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迅速增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资本主义痼疾更加恶化了；没有看到一方面新的科学技术的广泛采用，生产自动化的发展，虽然使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生产能力急剧膨胀，可是当它超过一定限度，就要同相对狭小的市场发生尖锐的矛盾，造成更加严重的生产过剩，反过来又引起工人失业、生产停滞和经济危机，同时，由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把大批劳动力排挤出来，使失业人口大量增加；没有看到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严重的失业、经济滞胀、周期性经济衰退、经济危机频繁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内在矛盾的必然发展，已经使资本主义无力解决这一系列根本的社会问题，证明这一矛盾的发展结果，终将使资本主义走向灭亡这一现实。它虽然看到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景象”的“现实”，却没有看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会有很大的提高，高度增长的社会生产力很快又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从而会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推向更高一级的冲突和新的一轮循环中，这种循环的无止境的发展，将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达到了极限，将会由于它再也无法容纳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而被打破这一包含内在必然性的现实。
综上所述，民主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认识，都是只见现象（现存）不见本质。
注释：
①《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文献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2页。
②《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393页。
③《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0页。
④⑤⑥《社会党文件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页。
⑦⑧《克赖斯基致勃兰特、帕尔梅》，参见《社会民主与未来》第89、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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