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逻辑视野下的新型国际关系建构
文/李滨 陈子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政治经济的重大变化标志着冷战结束后以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世界秩序处于衰败、危机和转型之中，而对应于这种危机的另一面是新自由主义制度范式之外的另类大国——中国的欣欣向荣与国力增长。这一切不仅反映了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使得新自由主义的制度范式及其背后的价值受到了全面质疑。在这种世界性结构嬗变的岔路上，由于过去形成的沉淀思维及其相关实践不再适应于这种结构性嬗变，无论传统守成大国还是许多发展中大国或多或少都面临学习与适应问题。在这样一个世界秩序的嬗变过程中，建立一个适应新情势的世界秩序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实践的过程。只有在新的形势下，经过长期的实践，各国从中培育出新的惯习（habitus），进而在国际关系领域不自觉地形成相互适应与互动的实践感（practical sense），一种新的社会事实才会实现，新的国际关系和秩序才能水到渠成。要感知与推动这一过程，必须知晓实践过程中的相关知识及其逻辑。这些知识与逻辑较之一般我们熟知的国际关系理论知识更能贴切地反映国际关系中的实际过程。
表象知识与实践知识
在国际关系领域，外交官们常抱怨学院派理论研究者提供的知识不实用，而学院派理论研究者又往往认为其理论知识是经验的总结与升华。这种认知差异其实是对两种不同知识认知的差异，即表象知识（representational knowledge）与实践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认知差异。
表象知识是观察人类某个领域的实践后，经过抽象概括与归纳得出的、可以表述一般特征的概念和知识。对表象知识最通俗并且带有简单化的概括就是理论知识、基本教义、一般概念，或者中国人常说的书本知识。这种知识有以下几种特征：认知状态是有意识、有目的和能用言辞表达的；它的获取方式是通过正式的计划或反思；它与实践的关系是在实践之后，具有实践的事后性；它的推导性质是易于理解、便于证明的；思想与世界匹配的方式是从思想到世界（观察）；它的理性过程是，如果出现X情形，出于工具性或规范性理由，应该做Y；人们熟知的范畴是图式、理论、模式、盘算和推理。
由以上方法编程计算得到的次级方向图和Grasp建模得到的次级方向图一致，分别如图8和图9所示，说明了对反射面分析建模的正确性。
而实践知识是人们在实践中积累下的经验和专门技能（know-how），中国人常常用经验、技巧、窍门来表述。实践知识在许多方面与表象知识具有相反的特征：它的认知状况是默示的、无法连贯说清的（inarticulate）、无意识的；它的获取方式是在实践中或通过实践经验性地习得，或者是难以解释地习得的；它与实践的关系是与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执行中的知识；它的推导属性是隐含式的，不言自明的；思想与世界匹配的方式是从思想到世界（从“做”中来体验）；它的理性过程是，在X情形下，Y产生（不加思考的）；人们所熟知的范畴是经验、常识、窍门、技巧、直觉等。
实践逻辑并不意味着实践是使现状永远延续下去，因为惯习是可以移位的。而惯习的移位又与场域变化有关，随着场域的变化，旧惯习会随之逐步变化。权力格局的变化可以说是场域变化最重要的基础。在新的权力格局下，新兴力量的出现意味着物质基础的变化，借助物质力量，通过话语实践形成新的行动模式，由此它们告诉人们“这就是事物的新状态”（具体地表述一个新世界）。然而，在这种变化过程中也存在迟滞（hysteresis）现象。如果场域发生了变化，或者场域中的权力格局、规则发生了变化，而实践者仍然按过去的惯习去实践，就会导致迟滞现象的发生，导致个体无法适应新的场域或场域的变化，进而在工作中饱受挫折。然而，挫折与失败也可能使人重新获得实践知识，进而不断地调整个体的习性，形成正确的实践感。
实践与实践逻辑
什么是实践？实践与行为（behavior）、行动（action）有什么区别？“实践是模式化的行动，这些行动是嵌入具体组织背景中的，而且本身相互贯连成特别类型的行动，是通过学习与训练社会性地发展出来的”。实践与行动相比还有一个重要特点：行动在时间上是具体和有限制的，而实践是整体的一类行动，尽管处于某一社会背景之中，但不是某次具体的行动。实践具有五个特征。第一，实践是一种表现（或表演performance），即一个做什么的过程；实践只在其行动展开或过程中才存在，实践的表现伴随着和构成了历史的流动。第二，实践是模式化的行动，即在一定时空内通过相似的行动，传递出一种固定的社会意义。比如中国军舰定期巡航钓鱼岛海域，传递着“宣示主权”的信息。实践模式化并不是说实践是严格重复的行动，而是存在着一定的变化与摆动。第三，实践成功与否需要从社会意义和社会认可的意义来看。第四，实践依赖于背景知识，实践的过程就是同时地体现、展示和具体化背景知识的过程。第五，实践既需要话语实践，也需要物质手段。所以，实践是把主观与客观相统一，施动者与结构相结合。与实践知识融合在一起，既可维持稳定又能促进变化。
一是提高“颜值”，打造良好的班级硬环境。“颜值”是时代催生出的网络热词，这个词的流行说明这个时代需要它。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建立。从实践逻辑来看，新型国际关系就是要在国际社会形成一种基于“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实践共同体。要实现这种国家间关系的转型，就必须依赖于实践，即在不断的实践中养成各国相互交往的新惯习，在国家间互动中反复践行、展示和具体化新型国际关系的内在理念，并逐步使这种实践模式化。因为只有实践形成的新模式才能形成各国交往的“可能性条件”，规约着各国的对外行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重塑各国对外交往的主观结构，形成新的主观认知，培养适应于新型国际关系的惯习与实践感，使对外行为符合“常识”。因此，实践是促使旧的国际关系向新型国际关系转型的基础，也是新型国际关系最有力的保障。
实践行动的内在逻辑不同于其他行动逻辑。理性行动遵循的是结果性逻辑，认知行动遵循的是规范性逻辑，争辩性行动遵循的是真理性逻辑，而实践行动遵循的是实践逻辑。布迪厄认为实践逻辑具有四个特点。第一，实践的逻辑不是逻辑学家的逻辑。它不仅不能用正式的公理来体现，而且由于经济简约性和有效的多义性而缺乏必然性逻辑的严格性和稳定性。虽然科学无法分析运行中的实践逻辑，它却是建立在一个客观连贯的、具有生成和组织作用的心理筹划的体系之上的。这种筹划经常以一个不明确但却是系统性的选择原则来发挥作用。第二，实践的逻辑总是有一定的时空性，在特定的时空内展示出来，不能与时空的流动分离。因此，实践的逻辑内在地具有不可逆性和指向性。第三，实践逻辑只有在脱离时空后才能得以感悟。第四，实践的逻辑不能在理论上被掌握，不能通过概念来操作。
实践知识由于无法通过核心概念来表达，完全是从实践获得，不遵循逻辑学家的逻辑，是一种静默的实际经验积累，是一种亲身体验的知识（bodily knowledge）或者背景知识（background knowledge），因此具有地方性（local）、具体性，无法总结出适用于一般的规律。由表象知识抽象而来的概念往往只告诉人们完工的成品（opus operatum）而没有告诉人们实际操作的方法（modus operandi），它往往以牺牲具体操作的过程性知识或背景知识或实践知识为代价。或者说，表象知识只告诉人们什么是最理性结果（结果性逻辑）、最符合某种规范（适当性逻辑）、什么是真理（争辩性逻辑）以及完成这些成品的简约式路径。但没有说明在具体的千差万别的情形下，如何行为才能实现最佳结果，才能符合规范和获取真理，“漏掉”了许多细节和背景。因此，人类要成功地实践不仅需要表象知识，还必须要有实践知识。
实践逻辑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
布迪厄用“惯习”、“场域”和“实践感”三个概念来解释实践逻辑。首先，惯习是实践逻辑的核心，它是塑造实践的心理体系或结构，即“持久的、可移位的习性体系，（是）预先发挥结构化的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s）作用的有组织的结构（structured structures）”。就是过去的经历形成习性，这种习性中蕴含着社会领域各种结构性影响的历史沉淀，这种沉淀像一定结构一样影响着当下人的实践，使人在不自觉中在特定的条件下表现出某种行为模式。其次，场域是惯习发挥作用的外在的特定环境，是由三个维度形成的结构化的社会构造：权力关系、争夺目标和视为当然的规则（taken-for-granted rules）。对历史中形成的各类资本的控制决定了权力关系的结构和由此产生的个体地位差异。每个场域中参与者一致认同的追求目标，如政治场域的政治权威、艺术场域的艺术威望等构成了场域的竞争目标。而且每个场域都有大家视为当然的游戏规则，这是一种权力的产物，主要是象征性权力（symbolic power）的产物，或者说是一种类似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话语权，大体是一种话语结构。最后，实践感是惯习与场域相互发生作用所产生的适当地做什么的务实感。实践感使得实践逻辑相较于其他行动逻辑有一种本体上的优先性，即人们在面对直接要解决的问题时，过去的经验/经历往往成为行为最直接的参照，不是进行功利的盘算（结果性逻辑）、规范性思考（适当性逻辑）、相互沟通（争辩性逻辑），而是更多地出于直觉、经验和常识，条件反射地来行事。实践逻辑的优先性并不表示其他行动逻辑对人们的实践不起作用，相反它们往往是通过实践逻辑发挥作用，事后可以在实践中找到其他行为逻辑内含的功利、合理或规范的理由。
但从实践逻辑的角度来看，新型国际关系必须建立在一个最重要的外部条件基础上，即场域的变化。当今国际关系场域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西方大国的权力地位发生了重大衰落，旧世界秩序范式已经造成了世界性动荡以及各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失序与危机；第二，相互依存的现实使得仅凭少数大国的力量无法左右许多领域的国际事务，必须借助各国的力量特别是新兴大国的力量来共同应对问题；第三，美国反复无常的政策和行动破坏了过去惯习的实践模式以及国际规则，极大地动摇了国际社会原有的共同预期。然而，这种场域的变化并不能自动生成新的秩序，必须通过重新学习和实践来克服惯习的迟滞。由于过去长期的实践，在新历史变局下，许多国家尚没有适应新的场域变化，没有做好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准备。因此，克服惯习迟滞，加速新惯习形成，必须依赖于新实践。
在授课过程中，有的教师基本依据教材，但会展开得比较丰富，这就需要我们在预习时对教材内容有一定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有一定的分析；有的教师讲课则完全是对教材的展开、升华，那么，就要求我们在预习时要了解教材，分析教材，做读书笔记。这就告诉我们，预习不是盲目的，如果不根据教师的授课情况进行预习，那么，就可能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因此，教师应该指导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预习。
新实践的模式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长期的学习与训练的过程。因此，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过程中有效的实践才是建设的保障，这种有效的实践应当体现两个特点。第一，必须有效地传达相应的社会意义。即在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建立的过程中，倡导国在对外交往中不断反复且有效地展示、演绎与具体化新型国际关系的三个内涵：彼此充分尊重对方的主权和核心利益；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弘扬公平正义；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坚持合作共赢。只有通过有效的（competent）、长期的有社会意义的实践才能从现实中宣示：“这样做就符合新型国际关系含义。”第二，获得国际社会认可，即赢得“观众”。在与一些国家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表演”过程，当作为“观众”的国家用你的“表演”阐释的社会意义（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来衡量其他国家的对外行动时，就意味着已经成功地赢得了“观众”。成功的有效性实践传递的社会意义在于不断的反复行动过程中赢得各国的认同，作为观众它们又会反过来以此评价国际实践，并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主观结构；这种结构不断地强化着国家对这一结构的内化（通过行动不断地再现结构），促使旧惯习的转型和新惯习的形成。
“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实践平台具有重要意义，其实践的好坏影响着整个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的成败。然而，“一带一路”国家由于其独特的文化、外交传统、利益追求以及浸淫于旧国际秩序程度的差异，都有自己传统的外交实践知识，其惯习的转型也存在巨大差异，不可能适用于一个统一的量化标准。在促进各国独特转变的过程中，中国知识界和外交界的任务应当是不同的。就知识界而言，应当是向有关方面（如驻当地的使节、中资企业）提供感悟其实践知识的历史素材（语境）。通过历史研究与历史故事的叙述，提示产生实践知识的具体语境，让外交官们更好地去感悟（当然这个感悟也需要外交官们接触当地社会）有关国家对外行为的实践知识。这是实践知识的特点所决定的。就外交界而言，最主要的实践者是外交官与走出去的企业家。实践者首先需要对客观环境和自身使命有正确的把握，具备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才能学习与内化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含义。另外，至少要在以下四个方面下功夫：融入当地，多了解当地社会；学习历史知识，知晓当地的历史文化；借鉴案例，丰富阅历；多打交道，积累经验。通过不断的学习与训练去感悟与养成实践智慧，培养践行新型国际关系的惯习。
结语
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是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新型国际关系是一个重塑国际关系话语结构的伟大愿景，实现这一愿景必须通过实践来完成。实践是以实践知识引导的赋有社会意义的行动，实践知识与智慧只能通过不断的学习与训练来获得。这种知识是一种脱离了实践就无法连贯说明的知识，它是一种外部主观结构内化的产物，是实践者惯习养成的基础；惯习可以使实践者具有一种在场的实践感，这种实践感是对场域权力结构与规则的正确而恰当的把握。实践逻辑体现了一种对理性、规范与真理等主观结构更深沉的洞悉与领悟，它是结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映射。因此，实践逻辑较其他行为逻辑具有一种本体的优先性，这种优先性反映在不自觉地践行着内化的话语结构。同时，由于这种内化，也会在场域变化后产生一种惯习的迟滞现象。
There are Shakespearean theatres（莎士比亚剧场）and Shakespeare festivals（节日）all over the world.
通过实践来促进新型国际关系的实现，就是要通过实践的行动来重新塑造各国相互交往的惯习。目前，由于国际关系力量格局的变化、相互依存的不断加深以及美国政策的反复无常，国际关系场域的变化成为可能。关键是通过实践来克服旧秩序影响导致的惯习迟滞。中国实践者要实现惯习转型需要实践智慧，需要具有正确的实践感，而正确的实践感依赖于正确的历史感、大局感和角色感。因为这种实践智慧的获得不是表征知识可以提供的，必须通过学习历史、研究世情和国情来感悟。为此，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需要为中国实践者提供的知识是一种理解背景的素材，领悟惯习养成的语境分析，或者是对国际关系场域变化的正确评估。因此，基于历史研究的国际关系研究应当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而那些基于统计量化的研究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提供测量惯习转型的参考（如果可能的话），不能作为一种普遍的经验，不分地域和国籍地套用。这是由实践知识的地方性和特殊性所决定的。
（李滨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同济特聘教授，陈子烨系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摘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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