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新时期民族工作中的若干关系（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正确处理论文,民族论文,关系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正确处理在经济发展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自1994年以来，民族地区经济运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荡，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主要表现在：
——财政异常拮据。由于分税制的出台和新工资制度的实行，在减少财政收入的同时，又加重了财政支出，大多数民族地区财政赤字严重，连吃饭财政都难以保证，以至正在建设的项目由于资金难以到位，有的项目不得不停下来。
——企业负担增加，经济效益下降。1994年前，国家给予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许多优惠政策，一些税收被免去了，且还享受贷款等优惠政策。随着分税制的实施和金融体制改革，各级政府与企业形成了两个矛盾的利益主体，免税变得不现实，税前还贷随企业改革和银行的企业化而取消，民贸“三照顾”也随相关部门的改革而消失。另外，由于落后地区的工业基本上都是以当地原材料为主的加工企业，提供原材料的往往是千家万户没有增值税发票的小规模纳税者，企业不得不代交，再加上远离市场，新增加的对运输征收的营业税使落后地区的工业成本增大，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下降，亏损企业增加。
——对基础设施建设无能为力。新的投资体制的出台，对于发达地区来说是一件十分欣喜的事情，然而对于落后地区来说，却是一件可望不可及的事情。落后地区之所以落后，一个重要的标志和原因就是基础设施落后，一方面对基础设施的需要尤其迫切，另一方面是无钱吃“拼盘”，形成了越是发达地区发展越快的“马太效应”。
——农民生活水平下降，中小学生辍学情况严重。由于各种经济实体的企业化行为，以及物价的放开，尤其是粮食价格的放开，物价上涨很快，生产、生活的支出增加，农民生活水平下降，最为严重的是导致了大量的中小学生纷纷辍学。
——利益流失严重。历史上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育程度较低，解放以来，在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经济的观念十分薄弱，如今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感到茫然，增产不增收，以及低出高进，即：自己的产品卖出时由于掌握不住行情，价格过低，买入时又由于价格过高，使利益双向流失。
——民族心理不平衡得到强化。由于上述情况的发生和加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形势十分严峻，同时与先进地区相比差距进一步拉大，心理不平衡得到了强化。
这些情况和问题的出现及加重，是随改革向深度推进中出现的，也可以说是新体制诞生前的阵痛，要使民族地区顺利地渡过新体制诞生前带来的震荡，必须对民族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的原因形成的社会、生产、生活等特殊性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采取一些特殊政策与方式，处理好民族地区在经济建设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普遍性主要反映在几个方面：
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都必须围绕这个中心进行。
二是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少数民族地区是全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处于同一政治经济系统之中，无论是民族地区，还是非民族地区，都必须服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如：计划、财政、税收、金融、外汇、外贸、投资等。
三是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使经济建设搞上去。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的解放，经济建设才能搞上去，才符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一论断。
四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同时这也是全人类奋斗的共同目的。
五是价值规律和公平竞争的原则。搞经济建设，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坚持价值规律和公平竞争的原则，这是市场经济的灵魂。
六是形成统一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民族地区只有进入这个统一市场才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由于民族地区自然、文化、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因素，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中有着许多特殊性，如：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等等，这同时又伴随着经济落后、社会发育程度低、贫困程度深、贫困面大的特点。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既要遵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共同推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也要充分考虑到民族地区所面临的文化、社会、经济的特殊性，否则欲速而不达，还会影响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定，进而发展到影响全国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当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表现为，在同一统一市场经济体系中，由于执行相同的宏观经济政策，民族地区产生了种种不适应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执行政策的变异性。
例如，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开始，并以此为契机，把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作为突破口展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改革的重点也逐步转移到城市，并以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中心展开，开放的重点也从沿海推向沿江、沿边、沿路，形成了从东到西的全方位开放格局。在改革开放的大潮冲击下，广大的民族地区也从封闭的状态推到了开放的前沿，但在历史的机遇面前，远不如发达地区改革开放的力度大，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虽然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难以走上专业化、商品化、集约化、规模化的生产经营道路，仍是以自给自足和自给不能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乡镇企业发展十分缓慢，效益普遍不理想，很多乡镇至今没有乡镇企业，农民除农业外其它收入极少，大多数农民处在贫困之中，农民的生产、生活对国家的依赖性大，没有能力对农业进行大规模投入和参与社会分工，各级干部的精力主要是放在农民的生活上，农村深化改革难以进行。当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入城市后，如何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成了改革的中心，这时很多民族地区正以贷款建立国有工业企业，这些企业的建立又因竞争起点低等多种原因，近一半从一诞生就背上了沉重的亏损包袱，又成为改革的对象。私营经济在民族地区很难发展起来。由于社会、经济基础的特殊性，民族地区对计划经济的依恋是十分强烈的，限制了改革的深化和自身发展能力的形成。
1994年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为了维持生活和生产的正常运行，政府只能背上沉重包袱，使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受阻。
二是执行政策的滞后性。
任何政策的实施都有一定的时效性，谁能审时度势掌握好时机，政策执行下来其效果就好。在改革开放之中，中央给予的改革开放政策哪个地方执行速度快，哪个地方就能得到先发性效益，使其它地区的生产要素流入这个地区，推动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民族地区对于中央给予的政策基本上都是一慢二看三动作。一慢就是动作十分缓慢；二看就是看看别人是怎样做的，其结果如何；三动作就是看了别的地方以后才开始真正行动起来。这种亦步亦趋跟在别人的后面走，使得好的机遇错过了，先发性效益被别的地方抢去。例如：我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全国同时铺开的，而民族地区大多是在1985年后才基本完成。近年来，在大多数地方农业已开始走向市场化、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社会化的时候，广大的民族地区的农业仍停留在自给自足和自给不能自足的小农经济之中，人们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温饱的最根本问题上；当发达地区利用国家给予的政策发展“三资企业”、乡镇企业、个体经济的时候，民族地区仍对此顾虑重重，动作迟缓；当其它地区利用银行贷款、引进国内外资金、技术、人才等，采取多种途径发展经济的时候，一些民族贫困地区仍是连国家的贴息贷款都不会用。
三是执行政策的盲目性。
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极不平衡，各地的社会经济状况十分复杂，国家的宏观政策不可能面面俱到，这就要求各地在执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制定具体的政策，在这方面民族地区存在着人云亦云的情况，执行政策随大流，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执行政策的盲目性。如：大多数民族地区目前的改革重点应放在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农村市场化的进程上，而不是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在吸引外资方面，应对自身的投资环境做一个正确的评估，根据投资环境制定招商引资政策，决不能跟在别人后面盲目制定一些与自身条件不适合的政策。
四是执行政策的被动性。
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是极为特殊的，而且长期面临的是保证边疆稳定，维护民族团结的政治任务，与内地和沿海地区不同的是不可能把全部精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些特殊的情况与全国一道执行相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处于被动之中，例如：历史上几次经济调整，都是以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为首要任务的，而在民族地区长期都是基本建设投资极度不足，压缩基本建设就意味着经济发展停滞，或倒退，在服从大局情况下也不得不进行压缩；全国、省对干部考核的标准基本上是相同的，为了达到上级的考核标准，就只能追求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如乡镇企业的发展指标、解决贫困指标、中小学升学率、甚至计划生育等等。
五是执行政策的不完全性。
主要表现为对于中央给予的政策不会用、不敢用或用不足、用不活的情况。
造成上述五个方面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反映在：
一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普遍性与民族地区的特殊性的矛盾。
应该承认，长期以来国家对不同区域的特殊性是十分重视的，例如，在财政方面，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预算支出，按照国家规定设机动金，预备费在预算中所占的比例高于一般地区，自治区5%（一般省2%），自治州4%，自治县3%（一般县1%），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预算过程中，自行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六十年代开始，国家还为照顾各少数民族特点，解决民族地区一些特殊开支，预算中安排了民族补助费等优惠政策。在税收方面，从1985年起分别情况减免农业税1～5年；对民贸企业和民族用品生产定点企业的营业税、所得税、产品税的减免实行优惠照顾。在金融贷款方面，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国家对民族地区民贸企业和民族用品生产定点企业的生产所需流动资金和中短期设备实行由银行核定贷款基数，普遍实行3%至3.3%月息的低息照顾政策。在生产经营和其它方面，从五十年代起，对民族地区特需，且国内供应偏紧商品列出目录，实行专项优惠安排；1963年起实行民贸“三照顾”政策；七十年代国家对民族地区实行农副产品收购价运费补贴和设置民贸网点建设费；八十年代以来，国家又设立了各种补助资金，如扶贫专项贷款、财政贴息开发贷款、贫困县企业贷款、农业建设专项资金、各项扶贫资金配套物质和其它各类扶持资金，以及建设项目投资等优惠。这些政策的实施对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毕竟只是一些围绕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补充和修补措施。1994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国民经济中关键部门的运行，这些优惠政策逐步消失了，民族地区面临来自市场竞争的冲击。我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具有悠久历史的12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自然状况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复杂、十分不平衡。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不同的自然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地方，执行下来就有不同的结果。这是产生上述政策不适应症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民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特性。
民族地区在全国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地区，事实上民族地区是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地区的整个自然、社会、经济的背景与其它地区有着极大的差别，往往集山区、多民族、边疆、宗教、贫困、落后为一体，由于山高坡陡、交通条件恶劣、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工农业生产成本很高、人口素质太低、潜在失业严重等因素，长期以来同样的政策在其它地区能够实行得很好，但在民族地区却因上述因素困难重重。国家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是为了经济发展，但要发展经济，就要有投入，争得了投入，却又没有配套能力；好不容易建成一个项目，又因管理、技术、操作不合格，效益不好；一个农业项目的推广必须从头至尾由政府手把手教起，教会后还得扶着走，一旦松手，好好的项目也就垮了。
三是面临的政治经济任务的差异性。
长期以来，大多数民族地区一直肩负着镇守边疆，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解决各民族温饱、发展民族经济等多重任务，不可能一心一意只考虑发展经济，也不可能一下子把全部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把稳定边疆、协调民族关系、维护安定团结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来抓。作为国家来说，也不得不偏重于稳定、团结，经济发展的布局在“六五”以后，大多在非民族地区。尽管如此，近年来，大多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虽然较高，但这种速度是建立在基数小的基础上，其经济总量和规模都很小，不足以改变社会经济结构，而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又把民族地区推到同一水平线上，参与市场经济竞争，按同一法则进行经济运行，这就不可能不产生不适应症。
四是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发展水平极低。
在解放前，广大的边疆民族地区除小部分进入封建地主经济外，大多数还处在封建农奴社会和原始公社解体时期，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基本上是单一的原始农业，辅之以狩猎、采集。现在的经济社会结构是在原始农业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部分行业都是外部移植的产物，由于缺乏现代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思想意识，接受程度低，消化吸收的能力很有限，有些甚至还产生排异性，因此同样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往往被弱化，或是走了样。
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最终导致民族地区难以与发达地区处于同一竞争线上，经济上互补关系难以确立，利益流失十分严重。
如何处理这对矛盾，我认为要从两方面入手：
从国家这一方面来看，国家“六五”以来，采取的由东向西“梯度推移”经济发展倾斜政策，使广大的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得到巨大的发展，民族地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对东中部的经济发展贡献是巨大的，应该说现在已经到了东部应向西部倾斜的时候了。没有国家的政策倾斜和人、财、物投入的加大，民族地区要获得经济的大发展是不可能的。对于国家的宏观政策，民族地区应执行，但在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同时，国家应该考虑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给予特殊的照顾，促使其更快地建立起市场经济机制，具体地说，就是加大对民族地区的税收返还率，国家优先在民族地区安排重大项目，给予民族地区参照沿海开放城市，特区的特殊政策。
另一方面，从民族地区来说，要尊重历史，承认事实，奋起直追。民族地区的经济落后是多种原因造成的，要实事求是地看待。作为广大的民族地区，既不能自暴自弃，也不能过多地推诿和“等、靠、要”，落后是事实，但是可以改变的，要多向先进地区学习。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内在动力。
四、正确处理民族山区与坝区经济发展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我国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引起了中央和各级部门，以及各界人士的关注，中央决定在“九五”期间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向西部做一些倾斜。但作为西部民族地区的广大山区与坝区的差距问题，目前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如果任凭差距拉大，将会影响到西部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奔小康，进而影响到全国，因此在关注东西部差距的同时，也必须重视民族山区与坝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应给予高度重视。如何认识和解决民族山区与坝区经济发展的关系，将是本节探讨的中心问题。
（一）民族山区与坝区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及特点
由于自然、社会等种种原因，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化，我国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而在西部地区的山区、石山裸露地区、高海拔地区、干旱缺水地区，以及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地区，又是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区。在西部狭小的坝区中，少数民族的比重大大低于山区。可以这样说，在我国，西部、山区、边疆与少数民族基本是重合的。
从全国来看，我国有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山地面积占33.33%，高原占26.04%，丘陵占9.9%，而平原和盆地分别只占11.98%，18.75%。国土的整个地形呈一个东低西高的阶梯形状，山地和高原共占国土面积的59.37%，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山区和高原占了西部国土面积的90%以上。从云南来看，共有土地面积39.4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区和高原占了94%，全省面积1平方公里以上的山间盆地共有1440多个，共2.4万平方公里，其中面积达到100平方公里以上的坝子仅有49个，坝区的国土面积仅占整个面积的6%。
西部地区的坝区在国土面积中所占的比重极小，但却是该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工业、商业、学校、医院、行政事业单位、交通枢纽、基础设施等都集中在坝区，坝区往往形成大大小小的城镇。从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地州市所在地到县城、乡镇集市，都基本上分布在大大小小星落棋布的坝子里或地势比较平坦的地区，如：内蒙的呼和浩特、包头、集宁、乌海、海拉尔等；广西的南宁、柳州、北海、桂林、梧州、百色、凭祥等；贵州的贵阳、遵义、六盘水、安顺、凯里等；青海的西宁、格尔木、大柴旦、玉树等；宁夏的银川、石咀山、吴忠等；云南的昆明、楚雄、下关、个旧、东川、玉溪等。
大多数民族地区，其大大小小的城镇，虽然国土面积所占比重很小，但其社会总产值却高于广大的山区，人均生活水平、人口素质也高于山区。如，在云南，1994年，仅昆明市工农业总产值就占了全省的32.44%；全省城市人均年收入达到3486.37元，农村人均收入才804元；全省有73个贫困县，民族自治地方就有51个，都是山区县，省委、省政府确定的506个扶贫攻坚乡中，民族地区就占了386个，全省尚未解决温饱的660万人口中80%以上是山区少数民族，其中人均纯收入在300元以下的有233.9万人；少数民族文盲率达28.6%，有22个少数民族县高达30%以上；在民族山区有的地方至今还不通公路、水、电，物质生活水平极低，群众面临着温饱不能满足、缺医少药的困境。1994年，全省民族地区有466万人、265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30个乡（镇）、1866个行政村没有通电，8个乡镇、2132个行政村不通公路。这些地区都集中在山区，又基本上是少数民族集中的地方。云南的情况在全国虽然比较特殊，但全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却都有大致相类似的情况。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坝区与山区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呈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由于少数民族主要集中在山区，因此山区与坝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民族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系。从我国的现实发展情况看，越是山区占比重大的地方，山区与坝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就越大，城乡差距也越大。
近年来，由于山区与坝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运行，山区广大的群众对发展经济，缩小差距，有着强烈的要求，同时心理不平衡也随经济发展差距拉大而得到强化，所以在争取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的同时，也必须把缩小山区与坝区的差距放在重要战略地位。
（二）造成山区与坝区经济发展的差距的根本原因
山区与坝区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有诸多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自然、历史和投资取向，以及山区利益长期流失的结果。
1、从自然条件来看，山区是自然灾害发生较频繁的地区，开发条件比坝区差得多，而坝区则水资源丰富、地势平坦、气候湿润，发展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的条件比山区优越得多，因此在历史上，坝区是人类活动最频繁的地方，也是最早开发的地方，到了近代，人们的各种经济活动就更主要集中在坝区，坝区的人口密度远超过了山区。由于农业、工业、商业活动，使人们的交流日趋频繁，文化活动也逐渐发展起来，逐步形成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2、从历史上看，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除江西的景德镇是我国唯一的一个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而形成的城镇外，其它城镇都是由于封建统治者出于统治人民的需要而形成的政治堡垒，有极少数是由于帝国主义出于侵略我国和掠夺我国资源而建立起来的。大多数城镇一般都在当地自然条件较好、交通便利的坝区。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聚集，也就产生了围绕其政治经济活动的工商业，封建统治者收敛的大量财富也集中到了城镇，公共设施建设基本上都投在坝区，各种文化活动也由于经济、政治活动的频繁和人口大量聚集，在坝区城镇传播和发展起来。在历史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萌芽最早在城镇产生，得以发展也是在城镇。长期的开发使得城镇聚集了人类几千年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居住在坝区城镇的居民文化素质远比山区的居民高得多。
3、从投资取向和生产力布局来看，坝区自然条件、社会基础设施、文化卫生条件、人口素质都好于山区，投资回报率也高于山区，因此，在封建社会无论是生产投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消费投资，均向坝区聚集，坝区是西部民族地区社会发育程度较高的地区，也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最早发展起来的地方。解放以后，除“三线建设”外，国家在民族地区的生产力布局主要放在坝区，民族地区自身也把经济建设的重心放在坝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各级政府、部门、企业、个人、外商等经济组织的投资，首选的也是坝区及城镇。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中，列得上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开发项目布局在山区的寥寥无几，很多地方政府都把生产力布局在坝区，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中，山区往往受到忽视，越是这样，坝区对生产力要素的吸纳能力就越强，资金、技术、人才等都向坝区聚集。在西部的“三资企业”基本上都集中在坝区，即使是农业开发项目也主要集中在交通条件好的坝区。
4、从利益流失来说，山区是资源最富集的地区，如果没有山区廉价的资源和山区对自身环境的牺牲，以及山区大批廉价劳动力、资金向城镇坝区的流入，就不可能有城镇坝区的繁荣与发展。在历史上，山区的各种原材料以及矿产资源等，一直都以低于价值的价格不仅流向当地的城镇坝区，而且也流向了东中部先进地区。西部民族地区整个生产力的布局基本上是建立在当地资源上的，云南以当地资源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几乎占了九成，以农业为原料的占了七成多。可以说没有山区的支持就没有城镇坝区的发展。至今山区的原料、农产品、矿产资源等价格仍然偏低，国家虽然对山区也进行了许多投资，但相对于山区的贡献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5、从生产要素流动规律来说，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对生产要素的吸纳能力就越强，生产要素总是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由于坝区经济较发达，经济发展的速度快，大量的生产要素就都向坝区聚集，“马太效应”造成的反差十分强烈，这样坝区与山区的差距就越来越大。解放以来，西部地区坝区与山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倍数实际上已超过了东西部差距的数倍。目前，全国大部份地区将提前进入小康，西部大多数城镇也将进入小康，但在大多数民族山区，要基本消除贫困，如果不注重加快发展，不增加投资力度，在本世纪末，山区的贫困人口还有可能继续处在绝对贫困之中。
（三）对民族山区经济发展重要性的认识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目的，如果任凭民族山区与坝区的差距继续扩大，不仅会影响到整个经济建设的大局，也会产生一些不稳定因素。处理好山区与坝区的经济发展关系，必须对民族山区的经济发展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首先，民族山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实际上也是缩小东中西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宏观上看，东中西部的差距掩盖了民族山区与城镇坝区的经济差距。东中西部差距主要是从平均数上讲的，如果把东部最发达的地区与西部民族山区相比，其差距是十分惊人的，比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大出好几倍，甚至几十倍。山区是西部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山区的发展，就不可能缩小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因此解决山区经济发展问题其实也是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次，没有山区的经济发展，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公平与效益的原则。
在历史上，尤其是高度计划经济的时代，山区以大量的廉价原材料、资源、劳动力、农业剩余对城镇坝区做出了贡献，有力地支持了城镇和全国的经济建设，没有山区做出的贡献，就没有现在城镇坝区的经济发展。但是长期以来，山区经济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往往被忽视了，解放以来，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投资大多数是集中在城镇坝区，对山区的农田水利建设投资和一些资源开发项目，受益的也主要是坝区，比如，大中型水库，建设在山区，受益在坝区。为了支持城镇坝区，以及全国的经济发展，山区不仅受到不合理的价格负担，有的还付出了牺牲生态环境的代价。如果没有山区对城镇坝区的支持，城镇坝区就很难获得现在的发展，山区如果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城镇坝区的发展也会受到制约，因此加大对山区的投入不仅是公平问题，也是效益问题。
第三，山区的长期落后，就没有城镇坝区的发展。
山区占西部大多数地区国土面积的90%左右，但同时也是该地区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如果没有占土地面积和占人口大多数的山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富裕，就谈不上全国的发展和共同富裕。如果山区长期贫困就违背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最终目的，城镇坝区也不可能获得长足发展。山区的经济发展可以为城镇坝区的发展提供农产品、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空间，减少对城镇发展的压力。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看，也是这样，如果在同一经济系统中，有一部分，尤其是大部分人口和区域长期处于较为落后的地位，就会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加剧社会的动荡，因此落后地区与非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必须保持在一定的限度范围以内。
第四，山区的发展，可以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进程。
山区，尤其是西部少数民族集中的山区，开发程度较低，丰富的地上地下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较好的利用，人民的生活水平极低。如果现在我们仍没有对山区经济有足够的重视，山区经济就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城镇坝区的经济也将不可能持久地发展。山区的长期贫困落后，从经济上说会影响全局的经济发展，从政治上说会产生不稳定的因素，最终都会延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步伐。山区经济发展了，就可以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较宽松的环境，加快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步伐。
第五，山区的发展，可以减轻国家的压力。
无论在中国，还是其它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农村人口对城市的压力。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影响到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甚至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在我国尤其如此。山区经济发展了，一是可以从农业内部找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减轻农业剩余劳动力对城镇和农村的压力；二是可以增加农村经济收入，为农业自身的发展和城镇的发展做出贡献；三是可以减少贫困人口，从而减少国家对山区的救济投入，以用于其它建设；四是充分体现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
第六，没有山区的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后劲。
在我国，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山区的资源、土地占其资源和总国土面积的大部份，如果没有山区的经济发展，就不可能为城镇坝区的发展提供足够的资源和不断扩大的市场，城乡坝区的经济也就很难做到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最终将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缺乏后劲。
（四）缩小民族山区与坝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几点看法
解决山区与坝区的矛盾，已引起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但在实施过程中，山区还是受到了忽视。今后在处理山区和坝区的关系上：
第一，各级领导和各个部门在思想上要给予重视，山区的发展不仅应作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来抓，而且也要把它作为扶贫攻坚的战役来打。目前在经济建设中，普遍存在着“锦上添花”做法，对山区的发展仅仅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有的甚至扶贫扶不到民族山区。要改变重城镇坝区轻山区的做法，必须从思想上真正改变对山区发展潜力不大的看法，要从科学技术进步和不断增长的市场需要去看山区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山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能。过去不能开发利用的资源，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可以成功地利用，同时科学技术的采用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的增加，对农产品质量及品种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无污染的绿色食品、高蛋白食品、天然纤维等等，这为山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观点来看，山区的发展是很有潜力的。因此，各级领导和各部门要把城镇坝区的发展与民族山区的发展结合起来，对山区的开发项目要象对待坝区的一样真正落到实处，这样山区是可以获得迅猛发展的。如云南玉溪地区，由于各方面的重视，采取优化山区农业结构，集中进行规模开发，大力推广农科技术，使山区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995年全地区坝区和山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1908元和1333元，分别比上年增长了24.5%和24.9%，山区发展速度比坝区快了0.4个百分点。
第二，要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出发去开发山区，增强城市坝区对山区的辐射作用。
我国的山区，尤其是西部落后地区的山区，开发程度极低，许多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发展潜力十分巨大。山区是矿产、森林、生物等资源最富集的地方，山区的劳动力十分廉价，如果能与市场进行成功的嫁接，山区是大有作为的，经济增长的质和量都将得到提高，山区为坝区的经济增长提供丰富的农业原料、廉价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空间，城镇坝区为山区提供技术、资金、市场，形成山坝相互推动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第三，要制定优惠政策，扶持山区的经济发展。
现在越是远离城镇坝区和交通要道的山区，国家投入越低，资源利用率越小，资源浪费也越大，群众越是不懂市场运行。面对山区的这一现实，国家应象开放初期对待外商投资一样，制定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各部门和各种经济实体走“三结合、一体化”的路子，引导山区农民开发优势资源，使农民和投入者都得到利益。
第四，要建立山区新的开发机制，充分考虑到各方的利益。
建立山区新的开发机制，必须在资源的开发和土地使用权上做文章，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联营，以及使用权变更等办法，鼓励各种经济实体以各种形式投入山区经济开发，大办“绿色企业”、“加工企业”、“公司加农户”模式，尽可能地利用土地资源。山区经济的发展最有利的条件是自然资源，其它条件均为劣势，但在我国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小，自然资源最富集的地区往往都不是经济发达地区。面对这一现实，山区在建立新的开发机制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自己的弱点，在互利互补的原则下，多让利于投入者，才能吸引各方力量投入山区经济建设中，最终走上共同发展的路子。
第五，要放手发展山区个体私营经济，造就出一批工商业者，通过这些人引导广大的山区群众走向统一的市场。
第六，要加大国家投入的力度，尽可能多地建设一些基础设施工程，为山区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同时积极解决山区群众的生活和生产困难，在本世纪末争取所有的乡镇都通公路，80%以上的农户用上电。
总之，山区必须发展，才有城镇坝区的长久发展，才有全国的各民族共同繁荣。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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