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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5-0038-05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是维护和确保其政治统治有效性的人脉资源，是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断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是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树立政治权威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是凝聚力量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重要保证。从总体上来说，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政治体系当中，影响执政党社会基础的要素因子既包括观念层面的，也包括制度层面的；既包括精神层面的，也包括物质层面的；既包括党自身的建设，也包括党所处的外部环境等等。说到底，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指的是支撑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力量和条件，它们是中国共产党具备执政资格和享有执政资本的先在因素。我们认为，当前党执政社会基础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要素具体包括在六个方面，即党的执政绩效、党的意识形态观念、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
一、执政绩效是党的执政社会基础拓展的首要因素
执政绩效是衡量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的一项基本指标，是党拥有执政合法性的主要实体依据，因此它是党的执政社会基础拓展的第一要素。具体来说，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党在执政中能有效控制公共权力，顺利实现本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进而有力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以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二是执政党以较低的成本最大限度地实现执政党的职能，提高执政效率，以执政的显著成效获得人民的广泛支持和拥护。”[1]任何政权，不论其社会制度和政治模式的性质，执政党都有论证其执政正当性的必要。靠竞选而获得执政地位的西方政党，即使执政绩效可能很差，社会民众只会对执政能力产生质疑而较少对社会制度本身产生信仰危机。这与靠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执政合法性来源截然不同。也正源于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被自然地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当性联系在一起。其中的逻辑关联便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绩效突出，人民群众对党的执政实践就忠诚进而对社会主义制度有信心；党的执政绩效低下，人民群众对党执政实践就丧失信心，社会主义政权将面临正当性危机。所以，执政绩效的高低将决定着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的进一步拓展和延伸，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基础性资源。
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梳理出党高度重视执政绩效的谱系和脉络。特别是在全面执政的60多年的时间里，党始终把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和社会以较快速度向前发展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目标定位和政治承诺。即使是在全面改造或是艰辛探索、曲折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借鉴别国经验的基础上，都力图利用相对有利国际国内环境，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所以就是在遭受严重挫折时期，我国的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努力通过重建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来恢复民众对其执政的正当性的认同。正如李普塞特指出：“几代人时间的长期持续的有效性，也可以给予一个政治系统合法性。在现代世界，这种有效性主要是指持续不断的经济发展。”[2]也正是把执政绩效作为一项评价标尺，中国共产党执政才能有强大的说服力；相反，一个执政效率不高的政党，终会因社会成员失去对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而削弱其执政根基。这是为什么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原因。正如邓小平所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3]31420世纪90年代初，他又说：“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还拥护我们?……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3]354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也有较多的人(62％)赞同“执政绩效能力”是影响中国共产党社会基础拓展最大的因素，是其持续不断丰富和扩大执政权威的合法性资源。可以说，重视执政绩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价值追求和民本理念，即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特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不断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成果来惠及普通民众更是中国共产党绩效价值的终极体现和逻辑归宿。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功能在某种程度上与政府的行政功能相重合，所以党在其执政活动当中所产生的执政绩效在许多情况下与其所领导的政府绩效是相同的。
二、意识形态是党的执政社会基础拓展的观念因素
执政绩效是党的执政基础拓展的首要因素，但绝不是唯一要素。也就是说，执政成效不可能永久地、一劳永逸地成为支配中国共产党合法执政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保持经济的增长是可能的，但是这种建立在经济指标上的有效性本身是有条件的或带有某种脆弱性。因为一旦经济增长出现停滞或倒退，则可能会产生社会危机而影响政党的执政基础。在历史上，有些国家片面依赖执政绩效一度赢得了民众的政治支持，但在动荡的金融环境下却显然十分脆弱。正如现代政治学者亨廷顿指出：“在民主国家，统治者的合法性通常依赖于他们满足一些关键选民对他们政绩的期望。但是这一制度的合法性却建立在程序之上，建立在其选民通过选举选择其统治者的能力之上。那些在职的统治者不可避免会作不出政绩，这样，他们就失去了合法性，也就会在选举中被击败。”[4]亨廷顿所提到的“政绩困局”值得我们深思。
显然，提升党的执政的正当性，光有经济增长远远不够，还需要依赖意识形态等文化观念的力量来赢取民众的认同和支持，不断扩大党的执政社会基础。执政绩效的正当性无法替代意识形态观念的正当性意义。在座谈调查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也表示“党的思想价值观的包容性”是影响党的社会基础拓展的主要因素。因此，不断扩大党的意识形态包容性，是党的执政社会基础进一步拓展的观念层面因素。
作为政治系统的一套信仰体系、价值观念，任何意识形态都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和党性，是执政当局维护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必要工具和社会成员参与政治行动的行为准则。正如罗伯特·A·达尔所说的：“政治体系中的领袖通常维护一套多少持续和统一的信条，这些信条有助于说明和证实他们在体系中进行领导的合理性。”[5]中国共产党要扩大其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就必然要在多元思潮的变迁社会当中努力提高意识形态的代表性，统一思想，形成合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背景下，社会变革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因能力、知识、机遇、身份等资源禀赋的不同，有的人成为改革的受益者，而有的人则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社会分化的速率在不断加大。随着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不同阶层、阶级的政治诉求日益多样。如何加强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思想整合，形成人们内在精神生活的归属感和向心力，避免政治系统与社会力量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共产党要拓展其社会基础，就必须充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这就反映在意识形态建设上就要突破阶级或阶层之间的观念壁垒、简单对立或冲突，尽可能地反映广大社会成员并为其所接受，从而能将更广泛的社会成员凝聚和动员到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发展。从客观上说，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不是凝固不变的，是在继承传统思想文化精髓的基础上，随着社会发展吸收新意识、新观点丰富和发展起来。中国共产党既要维护其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性和权威性，防止意识形态资源的流失，又要以开放的心态兼收并蓄，海纳百川。这就要求不断加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观念的包容性，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重视和寻求先进的思想文化，不断挖掘新的观念资源，这会使更多的人认同整个政治体系和政治发展的理论说服——它又反过来又为中国共产党执政铺垫合理性的思想基础，建构和引导全社会政治态度的认同符号，从而进一步提升党的执政的正当性和有效性。
三、制度保障是党的执政社会基础拓展的规则要素
相对于意识形态而言，制度与政策可以算作影响党的执政社会基础拓展的刚性要素。制度与政策是要为人们及整个社会良性运行提供范式，因此是具有约束性和保障性的规则。“任何政治系统都试图将系统内成员的政治能量纳入一个经常的、可预测的制度化渠道。制度化程度低或缺乏制度化政治参与通道的政治系统，必然难以维持自身结构的稳定性。”[6]因此，一个执政党执政实践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它所领导和治理的国家制度的健全和政策的完备。而制度和政策的殷实将能超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性，最大程度地保障各个阶层的根本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对于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社会基础意义巨大。
在中国共产党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过程中，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始终没有形成以制度为核心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模式，尽管历史上曾经有过较为丰富的制度资源的累积。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制度和法规的作用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人的主观意志的无限宣扬和行政号令的肆意发布，这在一定程度削弱党的执政权威，影响人民群众对党的政治信任。总结这段历史教训，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明确提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7]333在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导致高度分化的利益分配格局的现代社会当中，科学制定和合理运用一套能为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认同的制度规则和政策设计，确保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在不同阶层之间实现权威性配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破解社会不公、赢得更多群体信任所要思考和面对的现实命题。唯有如此，党和政府才有可能规避非制度化政治情境中的随机性和不可预见性。当然即便如此，有鉴于我国多民族、鲜明差异化的地域特点，在不断修缮和健全制度与政策过程当中，执政当局也很难保证一定不会出现制度失灵或政策偏颇等有失公允情况发生。
既然制度保障和政策配置在协调和优化社会利益格局、扩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中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那么就应该充分发挥已有制度资源的作用并适时增加制度供给，提高党的执政成效和执政威信，使党的各项举措落实于制度化轨道上，实现社会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一样均等地享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的理想结局。从现代国家治理的逻辑来看，制度化建设的目的在于形成一个稳定的、成熟的制度体系，而不是只满足于单纯的制度要素建设，以致要素之间相互矛盾和抵消内耗现象时有出现。也就是说，制度要件健全是保证党和政府在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过程中实现自身执政价值和整个社会有序运转的一个必要前提。它主要包含中国共产党自身组织运行的相关制度和国家层面的相关制度、政策法规两大类。另一方面，以制度来保障社会不同阶层权利、机会的事实公平，也从客观上摆脱了政治领导人不良偏好的干扰。对此，邓小平强调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7]146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主体的政治伦理合法性，由此产生执政行为将被广泛视为合理的和正当的，并为拓展社会基础奠定道义支撑。
四、先进与纯洁是党的执政社会基础拓展的内在要素
如果执政绩效的高效、意识形态的先进、制度保障的充分都取决执政党的勤勉与有效作为，那么决定这种执政风格必定是内含于党自身而区别其他党派的某种特质，即先进和纯洁。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决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社会基础能否持续拓展的内在要素。先进性是我们党立命之本，纯洁性体现我们党的政治本色；纯洁性是先进性的前提，先进性则是纯洁性的保证，两者相辅相成，在本质上有确定不移的共同价值指向。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政党，才能拥有政治权威和政治向心力，才能把最广泛的人群动员和团结在自己周围，巩固和扩大执政基础。一个执政党如果总是表现出执政步伐的迟滞、平庸或贪腐频发，必然就容易失去执政形象和政治感召力，削弱和消解政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这种因果关联对于今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其警示非凡。
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所进行的成功革命实践，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经在人们心中凝结形成了对党的高度信任和对领袖的无限尊崇，但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久远和淡化。和平年代权力地位的相对稳定致使执政党的自律动力明显不足，“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问题尖锐地摆在执政当局的面前。假如执政党不能持续地保持先进与纯洁，其执政的资格和正当性将面临极大的质疑。换句话说，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先进性不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这同时也意味着党执政的合法性不是一劳永逸的。前苏联、东欧等国家的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一个重要原因是失去了先进性和代表性而被人民群众所抛弃。正如哈贝马斯所言：“任何一种政治系统，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的忠诚心。这也就是说，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们紧紧跟随它前进。”[8]
在我们问卷调查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当前党内的腐败现象严重，同时有四成的人认为党内腐败对党的社会基础拓展影响大。中国共产党要保持自身的良好形象，防止因政党形象下挫而导致执政资源大量流失，就必须高度重视先进性建设和纯洁性建设，努力摆脱执政政权“历史周期率”的宿命。在现代政党政治逻辑下，执政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履行执政使命，除了本身执掌公共权力的优势外，还需要的是社会民众的效忠感——这种认同很大程度上来自执政党自身优秀的政治品质和清廉的从政准则、理论和纲领的先进、组织架构的科学以及奋斗目标的远大等。因此，考察执政党的先进和纯洁的指标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当然，一个拥有八千多万党员的庞大的组织体系要保持先进和纯洁，会很直接地表现在党员个体的素质高低上，这反映中国共产党科学治理超大型组织的紧迫性和所需的政治智慧。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强调：“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9]90多年的发展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加强自身建设放在重要位置，通过严密的组织纪律和有效的制度规范来确保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执政伦理和从政操守，并据此发挥出强大的群集效应。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扩大和拓展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五、社会整合水平是党的执政社会基础拓展的能力要素
从社会学范畴来说，社会整合水平实际上指的是执政党化解社会冲突，调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并据此产生推动社会有序发展强大聚合力的一种能力体现。由于社会生活中个体利益诉求、价值诉求等存在着客观上的差异，建立一种协调各方的机制或价值观念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必然选择，这也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当下社会背景中必须面对的现实命题。“在政党政治中，执政党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运用掌握的公共权力进行社会整合，通过动员、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资源和关系，使它们和谐相处，共同构成社会系统的有机部分，促进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良性、健康发展。”[10]所以，社会整合作为政党执政的题中应有之意，是政党树立权威、赢得民心的又一种重要方式和手段，也是其执政社会基础进一步拓展不可缺少的能力要素。
在计划经济时代下，党对社会整合是呈现出高度政治一体化的状态，国家与社会不离不弃。这种相对集中的政治模式在当时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于发动社会，配给资源，集中精力做大事上是产生过巨大的推动作用的。但是3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整个政权结构的重大变化之一是国家和社会的分化。这个阶段社会整合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好利益调适与价值认同。正如有的学者认为：“党在重组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如果不注重社会结构中其他主体和角色的利益诉求，不仅容易窒息社会的活力，也很难引发其他主体的内在认同，从而政党权威的树立和其社会整合的展开就会大打折扣。”[11]因社会整合的缺失或低效抑制社会的成长而导致政党陷入信任危机，社会基础的巩固必然受到极大影响。如果说阶层的分化和差异增加社会整合的难度的话，那么族群融合则一直是执政党社会整合要面对的另一难题。中国共产党主导的现代国家要建构有机统一的社会，就必须重视不同族群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的融合问题。平铺化的社会结构是无力实现现代化发展的。现代化的发展要求有相应的社会安排，即承担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因此，多元民族的整合对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至关重要。当然，不论是多元民族融合还是分化社会凝聚其本质要求是一致的，即充分尊重和理解对象的权益。不管如何，在一个超大型社会中，中国共产党要成功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整合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尤其在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环境下难度不小。党在实现自身执政转型的同时，应该站在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国家稳定的全局，不断提升社会整合的水平，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重构利益格局，平抑社会不满，以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六、社会结构变迁是党的执政社会基础拓展的环境要素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拓展置身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当下社会结构变迁是党执政社会基础拓展的环境要素或客观变量。对党的执政社会基础拓展研究离不开对现代变迁社会的分析和判断。中国共产党要继续在社会民众中巩固权威，也必须高度重视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现实，并通过相应制度供给来适应和满足裂变的社会阶层的发育和成长。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结构高度组织化和单一化。中国共产党在同质化社会结构中能迅速、高效地实现社会动员和社会聚合。有学者认为这种整合效率主要来自三个前提：“一是党组织体系的健全和战斗力的强大；二是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对社会流动性的内在要求不是十分强烈；三是社会组织单位化，从而使得党的组织能够在控制所在单位组织的同时，实现对整个社会的组织和控制。”[12]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党的执政社会基础是相对稳固的，对执政社会基础扩大和拓展的紧迫感不强、意愿不明显。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多领域的深度变革，打破了改革前社会结构的静态平衡。除了党组织的力量依然保持强大之外，原来提升党的整合效能的其余两个前提的作用日趋递减。市场化的趋势使社会呈现出高度流动性，同时单位体制承担的政治功能日渐式微，“单位人”变成“社会人”。显然，在新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已失去原有社会组织体系给予的动员优势，这对整个国家政治权力运作方式产生较大影响，如何继续享有最广大的群众基础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与此同时，社会结构发生分化，形成不同的阶层和群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阶层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而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的新的社会阶层发展迅猛。阶层结构变迁对于形成合理的社会成员流动机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也有利于我国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但同时也给执政党巩固和扩大执政社会基础提出了挑战。不同群体利益诉求不一，难以实现均等化的分配格局，阶层落差不可避免。在社会结构异质化、分层化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应当把尽可能多的社会力量团结在自己周围，代表他们的利益，反映并满足他们利益要求，才能确保社会基础的巩固和执政目标的达成。因为一个现代化的政治系统的稳定主要取决于执政党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又视其民众支持的规模与程度。需要指出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催生了另一事实，即社会组织的日益蓬勃壮大，它们在某些领域挤占了政党的一部分空间，替代了政党一部分功能，已然形成对党执政的冲击和挑战。只有变革和创新传统治理模式，借力社会组织，使其成为联系政党和民众的沟通渠道，才能有效整合分化了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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