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胜利[1]2000年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考察与时代定位》文中研究指明该论文旨在通过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的考察，分析在世界现代化总进程背景下，影响中国社会现代化错失发展机遇的种种原因，从而在新的时代特征和现代化新特点下，对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格局中，进行时代定位。时代定位的理论意义在于驳斥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的西方中心论，批判“全盘西化”论，强调由于各国现代化的历史基础、启动类型、国情现状及所处的时代背景等，存在着极大差异，因此各国现代化道路、模式、战略目标和步骤等，都不可能是西方早发现代化资本主义国家和其它同类型国家的翻版，而应采取符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模式、战略目标和步骤。其实践意义在于通过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的考察，让国人了解中国一个半世纪的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要求走向独立、自主、富强、民主、文明的民族现代化奋斗史；让国人认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现状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思想观念、与社会主义探索的兴衰成败都有着极深的历史根源。通过时代定位，提高国人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必然性、特殊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的认识，增强历史责任感；更重要的是，提高国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正确性的认识，自觉抵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对立的思想观念、政治制度及价值取向，大胆地吸纳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人类共同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用，以便更加高效地发展自己。同时，这也将使人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共中央现代化领导集体周围，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该论文主要完成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进行了考察。这一考察是将其置于世界现代化四个发展阶段的大背景下进行的。考察时，作者不是对中国社会现代化性质、特征、类型、道路、内容、方式等进行全面深入考察，而侧重于在世界现代化提供的外部挑战和机遇及中国内部自身现代化因素生长情况下，中国错失机遇的原因分析。文章认为，共和国成立前，错失机遇的主要原因，一是早发现代化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二是没有成熟的现代化领导集团；三是政权频移和连年战争使社会整合力减弱；四是现代化精英道路选择失误。第二，对当代时代特征和现代化新特点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时代主题已从“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社会现代化已成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共同的愿望；随着苏东剧变的发生，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社会现代化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当前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但世界现代化仍处于平稳的间歇期；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增强，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加快。第三，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行了定位。这是论文的主要工作。作者将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置于世界现代化的大座标系中，从纵横两个方面进行时空定位，同进又对中国自身内在特征进行分析，进一步定位。文章提出，中国社会现代化正处于重新启动全面推进的重要历史时期；是条件最为成熟的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跨越式的现代化；开辟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新道路；是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模式；是以大农业为基础的现代化；是在人口众多、民族结构复杂的国家进行的现代化。第四，客观分析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将长期面临的主要重大问题和困难。这些包括：中国社会现代化与早发现代化国家在启动时间和程度上有巨大落差；早发现代化国家的负面效应；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持久对立；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人口压力的问题；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矛盾等等。第五，提出了解决现代化问题的八条基本对策。即一是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二是要始终把发展生产力做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三是社会主义必须与现代化有机结合，四是必须始终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主动融入世界现代化历史潮流，五是必须始终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六是必须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七是必须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八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王胜利[2]2004年在《关中区域现代化研究》文中认为关中区域现代化研究是现代化研究领域中一个亟待探讨的论题。随着中国现代化研究从史到论、从综合的泛论到分部门分领域的专论、和从全国整体到地方省区研究的扩展与深入，对各省区域，特别是具有独特文化和民族特征区域的现代化研究，日益成为学者们关注的课题。本文是对陕西省关中地区现代化研究的初步探讨。论文分七章进行论述。第一章 绪论。介绍论文的研究目的，选题背景，研究的意义，论文研究的范围，国内外研究的状况，作者的设想以及研究的方法。第二章 现代化与关中区域现代化。本章从世界和中国现代化简史回顾开始，接着，对现有的现代化概念和关中区域现代化研究的基本范畴进行界定。第三章 关中现代化的历史考察。主要考察1840—2002年关中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作者将关中现代化置于世界和中国现代化的大背景中，分三个历史阶段进行，第一和第二阶段的考察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两大方面进行，其中涉及这两大领域现代化的多项要素。第一阶段是1840年以前的关中社会状况。主要是从明万历年开始到1840年。其间关中地区商业活动、农业生产、关学思想、基督教的传入等都具有现代化的特征。这些经济和社会表现成为1840年以后关中地区现代化的基本起点。第二阶段1840—1949年，关中现代化因素生长缓慢，但是在左宗棠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第一次中日战争和第二次中日战争时期，出现了现代化要素的快速增长，这表现在工业、贸易、金融、农林牧业、交通、邮电、现代传媒、现代医疗、宗教传播、知识和教育、思想观念等方面。第三阶段是1949年—2002年。论文从经济结构中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农业总产值占国民总产值比例、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农业劳动力比重等这四项要素出发，分别量化分析了关中地区现代化的增长。在社会结构方面，论文通过对服务业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每千人口中的医生人数、每百万人口中的学生人数、城市化率四项指标历史数据的量化分析，说明了关中地区现代化的增长。第四章 2002年关中地区现代化评价。文章首先对国外和国内现有的现代化评价体系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介，然后选用英克尔斯—同响评价模型的社会经济评价指标，评价关中地区2002年现代化达到的程度。关中地区参评的指标有七项。它们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农业增加值比重、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城市人口比例、医疗服务、成人识字率。评价的结果是2002年关中地区现代化实现程度是78.71%。<WP=6>第五章 当代关中地区现代化的利弊因素分析。文章从自然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等五个方面，分别分析现代化的有利和不利因素。论文认为自然资源优越、人力资源丰富、市场体系完善、外资吸纳力强是有利的经济因素。天人合一的思想、开拓创新的精神、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和重农务实的文化传统是有利的文化因素。开放的社会架构、成熟的民众理性是有利的社会条件。不利的自然因素包括自然屏障的阻塞和水资源的缺乏。市场经济发展畸形、产业结构欠佳是不利的经济因素。文化上不利因素表现为因循守旧、生育观念、伦理文化和怀古追幽思想观念的阻碍。城市化率偏低和城市等级结构不合理、宗族权威是不利的社会因素。第六章 关中现代化的时代定位。作者基于对当代时代背景和现代化新特点的充分认识，然后对关中现代化进行了六个方面的定位。作者提出关中现代化是世界和中国整体现代化的重要地域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区域的现代化；是跨越式的现代化；是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是由被动防御型向主动建设型转变的现代化；是历史上机遇和条件最好的现代化。第七章 关中区域现代化的战略选择。文章提出关中地区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包括开放带动战略、科技进步战略、超常规战略、政府主导战略、传媒发展战略、信息化战略和制度创新战略。
赵峰[3]2015年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自由与制度》文中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过程,任何一个时代——包括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作为历史过程的一个阶段,都是人的历史性存在的体现。当我们回首过去、观察现实,总能发现有一些问题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吸引着每一个时代人们的目光,从而具有了某种永恒的意义。在这些永恒的问题之中,对自由与制度的研究显然是位列其中的。对于自由与制度的研究不是新问题,但却是大问题,因为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可以被表述为人们不断追求自由、实现自由的过程以及不同制度形式的演进过程。但如今,当我们想在哲学领域中对二者及其关系进行描述时,却依然感到了理论的贫乏:一方面,人作为超越性的存在,深刻地体认到了自身与其他一切动植物在存在方式上的不同,确认人是自由的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们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又只能按照相应的制度形式来展开活动。也就是说,人既是自由的存在,也是制度性的存在,人无法背离自由而存在,也无法脱离制度而生活,但在制度规范中人的活动又总是受到制约而不能自由。于是,当自由与制度通过人的存在活动被联系在一起时,就构成了一个深刻的悖论——“自由—制度”悖论,这一悖论也成为了困扰无数人类先贤的历史迷题之一。其实,自人类历史产生以来,自由与制度作为悖论而出现就是一个事实,人们对这一问题最初的关注和思考也是始于哲学领域之中的,“自由—制度”悖论不过是“应是”与“是”、“应有”与“现有”或者“自我意识”与“实体”等元哲学问题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现实映现。而传统哲学家们面对“自由—制度”悖论时的束手无策主要根源于理解这一问题的范式,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囿于“主—客”分立的认识论框架始终无法真正破解自由与制度之间相互对立的困扰。特别是当人类进入现代社会,资本逻辑通过种种更为隐秘也更为严苛的制度形式达到了对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控制力和制约性,纯粹思辨的形而上学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强烈冲击之下显得越来越苍白无力。而真正破解了自由与制度谜题的还是马克思和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诞生使哲学研究的主题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追问世界本原转向了求解人的存在,把人们探索的目光从外部世界拉回到了现实的社会生活本身,使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成为一种存在论哲学。在马克思那里,自由不再是一种超验的、先在的无限制状态,而是人真正II能够区别于其他一切存在物、按照人的方式去存在的历史性过程,是人在自己所创造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实现自身本质的现实活动,是人通过实践活动永不停歇地超越有限、追求无限、创造价值的终极意义;制度也不再是外在于人的、与人的生命活动相对立的客观制约性,而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历史性规范,是人在对世界和自身的认知基础之上对自身存在方式所作出的确认和进一步的要求,是应然的自由追求付诸于现实世界的入口;而自由与制度问题在本质上是人的存在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所谓的“自由—制度”悖论不过是人的二重性在现实的存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我冲突,是人现实性的活动方式与超越性的价值追求、主体需要与社会生产能力、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在特定历史阶段中由于各自发展状况的不同步、不匹配所产生的矛盾。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不但为“自由—制度”悖论提供了最为合理的解答,也对人类历史本身达到了最为科学的把握,可以说,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也就表现为自由状态的不断改善和制度形式的依次更替。这一切无疑都昭示着人的存在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进步,这种进步每一次发生都意味着“自由—制度”这一被人的存在活动所生产出来的悖论都能够在更高的历史层次上得到展开,并将最终在人的现实活动中达到彻底的统一。注目当代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党带领人民成功建立了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依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使得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力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以说,制度建设已经成为了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转型,也使得自由与制度问题在当代中国格外凸显出来。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系列制度变迁的过程,也是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族实现存在方式转变的过程。在较之传统制度更为有效、有序和稳定的现代制度之中,人们的自由反而逐渐丧失,人的存在日益为自身所创造的制度和制度的产品所异化,人们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时代中却依然为了维持生存而疲于奔命,不断感慨着自由的丧失。如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自由—制度”悖论的解决也成为了我们攻坚克难、持续发展的重要节点之一。我们立足当代社会实践,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对自由与制度问题进行考察,在哲学存在论的高度重新审视、研究自由与制度的内涵以及二者之间的历史性关系,既是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使命所在,也是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本文本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运用了文献研究、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中关于自由与制度的丰富思想为理论基础,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展开对自由与制度问题的考察。具体包括以下内容。第一章,自由与制度问题的主要哲学研究回溯。本章主要引出自由与制度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深刻悖论,即在哲学层面提出“自由—制度”悖论的存在,并按照哲学史的历时态顺序对传统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西方思潮关于这一悖论的解答加以梳理,阐述在浩瀚而漫长的人类思想史中,为什么单单确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达到了对自由与制度问题的彻底破解,为整篇论文的深入展开构建一个基本的历史框架和理论背景。第二章,自由、制度及其关系的理论考察。在马克思所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话语体系中对自由和制度的概念进行重新阐述并对二者的关系加以理论归纳。这一部分分别对马克思原著中关于自由和制度的重要论述进行梳理,对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和制度观的理论来源、历史嬗变和本质内涵进行归纳,以“人的历史性存在”为切入点重新阐释自由与制度概念,并从人的存在、实践活动和价值意义出发来界定自由与制度的关系。第三章,自由与制度的关联机制及其历史性互动。本章主要是从自由与制度的关联机制和互动关系来阐释社会历史的发展,确立自由与制度对于人的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意义。本章第一节主要对自由与制度的关联机制进行阐述,解释二者如何以及何以发生互动关系。第二节和第三节主要是对自由与制度的互动进行共时态考察,其中第二节是以人的存在形态为依据,分别从个体、群体与类的层面阐释自由与制度的互动如何影响人的存在与人类历史的发展;第三节则是以人的活动方式为依据,分别在物质生产活动、社会交往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三个社会生活领域内论述自由与制度的互动及其对人的意义。第四节以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形态理论为依据对自由与制度进行历时态考察和划分,阐述在不同历史阶段自由与制度发生互动的具体形式以及这种形式对人的存在的影响。第四章,自由与制度问题的当代境遇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启示。本章主要通过描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当代社会中解决自由与制度的对立时所面临的困境,阐明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彻底解决“自由—制度”悖论的不可能性,强调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在当代社会解决自由与制度问题所留下的理论启示,肯定马克思所作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已成为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破解“自由—制度”悖论的新方向和新课题。第五章,当今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自由与制度问题。本章将聚焦当今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对当今中国社会中的自由与制度问题加以时代定位,并主张将其与西方的相关问题区别开来,坚持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本理论原则,梳理出一条解决当今中国社会自由与制度问题的基本思路,并将制度建设的人文价值取向作为统一人的发展和制度建设的纽带,希望对当代中国的自由与制度改革问题的解决有所启示。
郗戈[4]2012年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文中研究说明应当从更高的历史视野出发探讨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自觉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之间的契合关系。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始终伴随着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外在地认知、解释中国现代性建构,而且还内在地塑造、参与中国现代性建构。"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中国"之间持续发生着"相互建构"与"双向生成"的动态过程,使得历史唯物主义能够"融入"现代中国的自我建构,"内在于"现代中国。中国化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现代性的"相互型塑"与"双向生成",主要体现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意识、时代定位与发展方向这三个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将进步的历史意识植入现代中国的文化核心;历史唯物主义引导着现代中国的时代定位与时代规划;历史唯物主义为现代中国的发展提供历史向导,塑造着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相互结合的当代典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双重进展。
董业宏[5]2007年在《制度变迁与新时期中国现代化》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的现代转型的深刻内涵，以自由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现代社会在保障和增进社会自由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现代制度。现代制度作为预期机制、激励机制、宽容机制、妥协机制，在推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制度变迁是社会现代化变革的关键性因素。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来说，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尤为突出。从根本上讲，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问题，就是建立同现代化相适宜的社会制度框架的问题。而改革开放廿余年来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则表明中国在此基础上初步建构形成了一个有效的社会激励结构，为现代化建设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对处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加强制度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是解决现代化进程中既有的制度问题、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思路。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形式化的、程序性的、民主先于自由的、以人为本的非人格化制度。这种制度的形成，首先应当改变制度建设的模式，其次要强调程序性制度的建设，复次应重视提高人的素质，最后应致力于实现社会公正。
于冰[6]2015年在《中学物理教科书的意识形态研究》文中认为物理教科书作为一种核心课程文本,是物理教学活动的主要凭借和重要依据,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与传播媒介。近些年来,物理教科书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研究。但是,关于物理教科书的意识形态研究却明显不足。物理教科书不仅是科学事实的传输系统,也铭刻着社会文化与价值观念的痕迹。物理教科书背后的意识形态非常复杂,对物理教科书的研究不能错失意识形态的视角。因此,本文尝试对中学物理教科书进行系统的意识形态研究,旨在进一步深化对物理教科书本质属性的认识,进而为物理教科书的相关实践提供必要的依据和启示。本文首先通过对“物理”、“教科书”、“意识形态”等基本概念的分析,厘清这些概念的基本内涵及相关意义,明确了本研究的话语逻辑基础。然后,通过探讨知识社会学理论、教育社会学理论和科学哲学理论,打通意识形态与知识、教育、科学等方面之间的联系,说明了对物理教科书进行意识形态研究是可能的,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坚实基础和可靠依据。接下来,论文的主体部分主要从理论阐释、历史考察、文本分析和理想确认等方面加以展开。在理论阐释部分,主要从意识形态角度对物理教科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解读。物理教科书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是个体心智发展的启蒙者。学生们接触物理教科书的过程,也是受意识形态熏陶和浸染的过程。现实来看,意识形态主要通过物理课程标准的制定、物理教科书的编写和审定等渠道对物理教科书产生作用,主要采取确认、屏蔽和修辞等作用方式对物理教科书施加影响。在这样的作用和影响下,在物理教科书的文字语言、图像系统和结构安排等方面都蕴含着一定的意识形态。总体来看,物理教科书中的意识形态主要表现为捆绑、渗透和空无三种基本类型。在实际的物理教科书中,这三种基本表现类型是同时出现的或者交织在一起。根据理论阐释得到的观点和方法,对清朝末期、民国时期和建国以来三个阶段的中学物理教科书进行了总体性的意识形态分析。回顾我国中学物理教科书的发展历程,物理教科书的具体样态始终伴随着意识形态的变迁而变化。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官方意识形态对物理教科书的干预逐渐加强,物理教科书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越来越大。一百年以来,人们对物理教科书的核心价值期待,从救国图强、科技进步逐渐转向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总体而言,每个时期的物理教科书都与当时的意识形态背景有着一定的亲和关系,各个阶段的物理教科书都表现了属于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特征。经过对物理教科书的历史考察,我们对中学物理教科书的意识形态特征有了总体性的认识。接下来,以一套中学物理教科书为对象进行较为微观的研究。在本文中,选取了科学、性别、教育三个视角,对其中的科学意识形态特征、性别意识形态特征、教育意识形态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物理教科书中的意识形态主要以间接的方式表达和呈现。物理教科书中的意识形态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另外,物理教科书中实际存在的意识形态与其所倡导的意识形态存在着不一致的现象。通过文本分析,我们对物理教科书的意识形态特征有了更加生动和形象的认识。接下来,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了物理教科书的应然理想状态。意识形态是我们社会存在的基本函数,教科书不仅是学校中的教科书,也是社会的教科书。物理教科书既要积极面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也要积极表达意识形态的主张。物理教科书的意识形态具有双重向度,物理教科书不仅具有传承与维护的功能,还有创造与改变的功能。在物理教科书的编写设计中,要引入意识形态的设计视角,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全面深层次地保障物理教科书质量。通过以上研究,得到以下几个基本结论:物理教科书具有极为深刻的意识形态属性;物理教科书并非总是反映官方的意识形态;物理教科书中的意识形态具有隐蔽的特点;物理教科书中的意识形态可能存在着偏差;物理教科书中的意识形态具有广泛的影响。据此,提出如下基本建议:从意识形态视角审视教科书,深化对物理教科书的研究;保持对意识形态的高度敏感,提高物理教科书的设计质量;挖掘教科书中的意识形态,批判性地使用物理教科书。
王立洲[7]2014年在《民主建构的文化自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其基本经验》文中研究说明民主不仅是一个制度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是一个政治价值理念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复合系统。因而民主建构既包括制度建构,也包括文化建构。民主制度作为民主的“硬件”,必须有民主文化这个“软件”与之配合。民主文化是一种深层的民主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它一方面维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规范着日常的政治和行政活动。如果缺少民主文化的支撑,再完美的民主制度也只能是空中楼阁,难以真正落实。虽然当今世界,民主政治已成为大多数国家政治发展的主流,人类的政治观念和政治价值也达成了民主共识,但民主建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制度的建立只是民主建构的开始,民主的巩固和发展才是民主建构的真正主题,在此过程中,民主文化是否发育成熟,成为决定民主质量和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民主建构在中国已有百年历程,但由于中国民主文化发展一直相对滞后,大大影响了中国民主化的实际进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广泛而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步伐也逐渐加快,但中国目前的民主政治现实与社会主义的民主理想之间还有较大距离；与此同时,在全球化时代,西方民主输出又对社会主义民主构成新的挑战。而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价值理想,并积极维护好中国民主意识形态安全,关键是要在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历史、现实和未来总是有着内在的割不断的联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规律及其未来走向,只能从历史发展的轨迹中追根溯源。所以论文的主旨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作一项文化史的考察,力图厘清民主文化在中国近现代以来生成与嬗变的脉络。论文通过历史梳理、思想阐发和理论分析,把主流民主文化发展、非主流民主文化影响与大众民主文化培育研究统一起来,把“解构”研究与“建构”研究结合起来。从中国民主思想和民主运动的发端及其历史演变、语境转换中去总结反思,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孕育、萌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揭示其成长规律,并从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中,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向。论文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其基本经验研究”这一主题,依据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在内容结构上,将研究问题分解为彼此紧密联系的六章内容。第一章主要通过对民主建构的文化自觉,来研究民主建构中制度与文化的互动关系,突显民主文化在民主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彰显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文化演进与发展过程的意义；同时通过对民主文化的基本理论研究,界定论文的核心概念,为中国民主文化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点和依据。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主要沿着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文化自觉的历史足迹,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发展的历史实践过程。内容分别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文化的孕育与萌芽、初步建构与曲折发展、重构与发展三个阶段,跨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三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在每个阶段总结和梳理出民主文化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及其主要内容,并揭示出民主文化的自觉程度及其对民主建构的影响。第五章主要通过考察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民主文化的发展现状,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民主化浪潮对中国民主文化发展的影响,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发展的机遇、挑战,在比较宏观的视域下,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发展的时代定位,并揭示其在新世纪的创新发展及其成果。第六章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历史演进与当代发展的总体反思,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发展的基本经验及深远意义；这也是对整篇论文的一个理论总结。
罗荣渠[8]1994年在《“现代化”的历史定位与对现代世界发展的再认识》文中提出一、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关注的大课题是什么?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及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中国史学界关注的新问题是什么?是从“现代化”的新视角对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经历的社会巨变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 中国近代社会科学,同近代自然科学一样都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从西方传入的。众所周知,最初是社会进化论的新概念、新理论传入中国,思想界为之耳目一新,传统的国学(包括史学)研究才开始发生大变化。后来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引起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的革命,从而也决定了此后中国社会科学与新史学的发展方向。总之,近代西方新思潮、新理论的输入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至于它对时代的影响就更不用说了。
王崇印[9]2009年在《宗族文化传承与古村落保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工作的开展,一些古村落民间文化遗产正面临着衰落与消亡,古村落民间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亟待深入。古村落民间文化遗产是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体,进行古村落保护,这两个方面都不应忽视。聚族而居的同姓村落是我国古村落的主要形式,在晚清之前,村落主要依靠乡绅和宗族自治,即费孝通先生称的“长老统治"。因此,研究古村落,宗族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和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以浙南典型宗族村落芙蓉古村为个案,通过揭示其特有的宗族文化内涵,探讨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古村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机制——宗族文化自身内发的保护力量。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章节如下:第一章主要叙述本文选题缘由、学术史、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等。第二章对芙蓉村的地理、历史、基本布局与风水做简要论述,从而揭示芙蓉村陈氏宗族文化遗产传承的背景与浓厚的宗族观念。第三章从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分别阐述芙蓉村宗族文化,并论证这些文化遗产中蕴含的民俗情感和意义对现时社会必然发生直接的影响。第四章从学理上探讨芙蓉村宗族文化遗产得以传承的根源,以及具有普遍意义的宗族文化时代变迁,并进一步论证了在古村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方面,宗族文化是一种很重要的社会资源,完全有可能成为古村落保护的积极力量。第五章从古村落保护现状、实质和主体出发,在考察宗族与基层社会控制关系历史演变基础上,论证宗族文化是古村落保护与传承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视角。得出如下结论:古村落保护与传承必须借助古村落所特有的包括宗族文化在内的民俗文化。第六章为结语,主要是对宗族文化传承与古村落保护互动关系进一步思考,并对本文中使用的宗族文化内涵进行必要的界定与讨论。
付文茂[10]2007年在《新农村视野下村落宗族与乡村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宗族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向来是人们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如何看待宗族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问题,关系到对中国民族文化的评价问题,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转型问题,也直接关系和谐农村的建设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曾经受到打击甚至摧毁的宗族在农村特别是江南的广大乡村复兴,这是乡村出现的一种新现象。不管人们态度如何,宗族已经复兴,并且发生着时代变化。笔者利用文献分析的方法梳理了对村落宗族复兴的种种态度,总的来说,人们对宗族的变化还是缺乏全面科学的认识。本文利用宗族的相关理论、结合自己对江西东部的桐源乡的实地调查,分析了村落宗族的时代变化,对宗族进行了时代定位:当代的村落宗族是一种心理和利益需要的共同体,即有积极因素也有负面影响。因此我们不应该撇开历史条件考虑如何去取缔和消灭它,而应该考虑依法治理、如何实现宗族的现代性转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和谐农村的目的。文章包括六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在这部分里主要涉及该论文写作的缘起及意义、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和相关的理论基础,并对主要概念进行了界定。这部分先简单介绍了选题的缘起,然后从宗族的概念界定和宗族复兴的态度进行了本课题的现状研究归纳,最后介绍了宗族的相关理论。第二部分是调查个案的乡土基础和样本状况与分析。这部分引用《临川县志》的资料对调查个案的乡土基础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引用资料的目的在于说明调查对象的经济落后的事实。接着从宗族成员的宗族情感取向、宗族组织及活动开展情况、村族的环境卫生状况和社区自治等方面进行调查样本描述和简单分析。通过分析得知,当代的村落宗族已经明显弱化,其成员的宗族情感取向大部分转向对神灵的信仰、心理的皈依,对宗族的依赖感明显减弱;宗族组织比较松散,开展活动不具强制性,随意性较大;村落的环境卫生状况除了少数村庄有改善外,绝大多数村庄的环境卫生状况族人普遍存在不满意感;村落宗族的社区自治状况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土豆型的结构,族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但缺乏应有的自治组织。第三部分是分析村落宗族的时代变化并对村落宗族进行了定位。这部分比较了今昔宗族的情感取向、经济基础、内容实质、组织结构、性质功能五方面的变化,接着对村落宗族进行了时代定位,从而得知已经复兴的宗族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了,是一种心理和利益需要的共同体。其目的在于说明宗族能够顺应时代的变化不断改造自身,分析村落宗族是什么的问题。第四部分是关于宗族延续和村落宗族时代变化的原因探析。这部分通过中西比较,分析了中国宗族长期延续的原因;并从村落宗族时代变化的制度环境因素、心理因素和利益因素方面对村落宗族时代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解释村落宗族为什么会发生时代性的变化,为什么是一种心理和利益需要的共同体存在。第五部分是消解村落宗族的消极因素、利用其积极因素促进乡村发展的思考。这部分从发展完善市场经济、加强村落宗族的制度建设和发挥媒介引领作用方面论述了如何消解村落宗族的消极因素、利用其积极因素以促进乡村的发展。要促进宗族的良性发展我们须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破人身依附关系,使农民获得真正的经济独立;加强村落宗族的制度建设,按照“四个民主”的要求实现村民自治,加快农民身份转化的制度改革;村落宗族已经发生了时代变化,对于其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面不妨通过一定的媒介引导其健康发展。第六部分是结语。结语部分主要是对村落宗族治理的一些思考,这里依据社会冲突理论来说明村落宗族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破坏力量”,通过引导能够促进乡村发展。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考察与时代定位[D]. 王胜利. 陕西师范大学.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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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学物理教科书的意识形态研究[D]. 于冰. 东北师范大学. 2015
[7]. 民主建构的文化自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其基本经验[D]. 王立洲. 陕西师范大学. 2014
[8]. “现代化”的历史定位与对现代世界发展的再认识[J]. 罗荣渠. 历史研究. 1994
[9]. 宗族文化传承与古村落保护研究[D]. 王崇印. 温州大学. 2009
[10]. 新农村视野下村落宗族与乡村发展研究[D]. 付文茂. 广西师范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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