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 题
改革开放40年我国俄罗斯中亚研究的学科发展
杨雷
【内容提要】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中亚区域国别研究经历了一段从苏联东欧问题研究中独立和分化出来、在研究内容和重点方向上发生变化、学科内外的协作力度不断加强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俄罗斯中亚区域政治研究在成果数量和主要内容上发生了显著变化，呈现出不断加强的学科化趋向，这对于俄罗斯中亚研究的长远发展非常有益。由于得到既有理论的支撑，学科化发展使区域研究在不同学科之间形成了协作。对于不同国别之间差异性和一致性的认识，使研究者们相互间的合作成为可能。学科化增强了中国研究者的国际对话能力，越来越多的学者走出国门。为了实现教学和科研的双重目标，俄罗斯中亚区域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倾向——学科化和跨学科化，将会长期平行发展下去。“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在为俄罗斯中亚研究提出新的更多任务的同时，也将为其带来快速发展的机遇。
【关 键 词】 俄罗斯研究 中亚研究 区域国别改革开放40年
在冷战期间，西方学术界在其历史悠久的斯拉夫研究基础上形成了“苏联学”，中国学界也在自身积累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苏联东欧问题研究体系。苏联解体后，伴随着后苏联空间里众多欧亚国家的出现，中国学界渐渐出现了“俄罗斯学”① 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述主要有国玉奇：《试论作为独立学科的俄罗斯学》，载《中国俄语教学》2007年第2期；赵传君：《关于创建中国俄罗斯学的探讨》，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年第6期；李明滨：《中国的俄罗斯学：现代进展与历史溯源》，载《文汇报》2017年7月28日。 “中亚学”② 参见赵常庆：《中国当代“中亚学”的形成与现状》，载《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4期；许涛、梁泽：《中国中亚问题研究概览：回顾问题与前景》，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4期。 的提法，一些学者积极寻求创建或发展俄罗斯学、中亚学。但是什么是俄罗斯学、中亚学？其内涵和外延如何？不同学科的专家有着不同的看法，人们除了在其跨学科性上保持一致性认知外，在其他方面尚未达成共识。
尤其是那些本身生存在温饱线以下的家庭，“育儿”的常态主要是三餐给碗粥喝，晚上安排个地方睡。父母要养大好几个孩子，全部精力都在努力赚钱维持一家人生存。这时候即便某个孩子被欺负了，也不会有什么时间和精力去给孩子做心理辅导，分析情况和处理办法，或者带着被欺负的孩子去找对方家长理论。连幼儿园都没有，更不会有幼儿园老师来看护和管理小朋友们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对于这样的生活条件，孩子们也只能靠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
由于笔者从事国际关系研究，所以就以俄罗斯中亚区域政治研究为视角梳理归纳和总结俄罗斯中亚研究的情况。毫无疑问，俄罗斯和中亚区域政治研究分别属于俄罗斯学和中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作为国际关系学科下的区域国别政治研究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作为不同于美欧政治研究的另外一极，在国别政治研究中享有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由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既不同于美欧国家，也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存在深刻差异，俄罗斯中亚政治深刻体现出国际政治的多样性。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俄罗斯中亚区域政治研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第一，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俄罗斯中亚区域政治研究在冷战结束后从苏联学中分化出来，它们在切割彼此关系的基础上，明确了各自的研究范围。第二，在适应国际关系理论和区域政治研究发展的背景下，俄罗斯中亚区域政治研究出现了不同于苏联学研究方法和路径的变化。第三，在兼容并蓄已有成果、学科发展意识明显增强的基础上，俄罗斯中亚区域政治研究无论是与其他学科之间，还是在自身内部都主动、积极地加强协作，以增强发展动力，适应不断扩大的解释和指导现实问题的需要。
一、苏联解体带来学科分化
在深厚历史积淀和中苏意识形态相近的优势基础上，中国的苏联东欧问题研究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果。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苏联解体之前，中国的苏联问题研究水平与西方的研究水平不分伯仲，各具优势。那时大量年富力强的20世纪50年代留苏的中国学人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倡导下，摆脱了思想上的束缚，能够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专心做一番事业，他们对自己非常熟悉的苏联从各个角度展开解读，扩大了人们对这一领域的认识。国外苏联学研究界普遍对中国学界在那段时期的进步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中断了这一研究进程。一方面是世界范围内苏联研究热的降温，另一方面是中国学者对于俄罗斯未来发展走向存在诸多的困惑，中国的苏联东欧问题研究面临转折。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上。学者们希望从中找到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寻找改革和发展之路。与此同时，伴随新独立国家走上国际舞台，新的欧亚研究空间被迅速打开。苏联解体留下的广阔欧亚区域的政治经济动态比苏联时期更为复杂，且处于急遽的分化过程中，而中国发展与新独立国家关系的实际需要促使中国学者们时不我待地投入更为广泛的研究领域中。这段时期对后苏联空间的研究和教学体现出的是紧迫性和挑战性。
以往统一的苏联学研究出现分化，15个加盟共和国成为新的研究标的。很多苏联学的研究者将其学术和教学重点缩小至俄罗斯本身，而另一些学者则从自身所长出发，重点就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中亚或高加索地区进行研究和教学。与之相伴，一些以新独立国家命名的研究机构纷纷出现：上海大学哈萨克斯坦研究中心（2012年2月成立）、大连外国语大学乌克兰研究中心（2014年4月成立）、中国地质大学土库曼斯坦研究中心（2012年10月成立）等，学者们的分工日益细化。一些掌握突厥语族语言的国内学者也投身到相关领域的研究中。中国新疆地区掌握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的学者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一些来中国学习的中亚留学生在推进双边文化交流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相比于对中亚新独立国家的关注，由于整体范围内俄语人才的老化和向商贸领域的转移，苏联问题以及俄罗斯研究在苏联解体后初期步入了一个徘徊和下降的状态。
在苏联解体前，学界对这一地区的研究多集中于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等范畴，主要采取的是跨学科国别研究方式。苏联解体之初，各个国家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进入世界政治舞台，学者尤其是政治学领域的学者推出大量学术著作和论文，对这些新面孔进行多角度、多领域的探寻。不过，这一阶段的研究仍然带有苏联学研究的基本特点，即普遍偏重于跨学科国别研究的方法。这一时期对俄罗斯中亚国家的研究重点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政治转型和经济私有化改造等问题上，转型学理论在一段时期内成为相关领域学者们的讨论重点。学者们力图对独联体国家的转型道路及其未来趋势做出研判，这既是中国改革发展需要借鉴的内容，也是俄罗斯中亚区域研究需要追踪的热点。但是对于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学科来说，后苏联转型的研究成果未能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他们在这方面实际上未能做出有价值的学科性理论贡献，人们仍然面临许多难解的认识问题。
二、俄罗斯中亚区域政治研究的新变化
可见，无论是学科间的协作增强，还是国内外学术同行之间合作的开展，都与俄罗斯中亚研究的学科化发展密不可分。既有的学科体系形成了人类的科学大厦，彼此关系清晰而明确。俄罗斯中亚区域研究在学科化的过程中进一步明确了自身在这一结构中的位置，研究者在实践中需要哪方面理论支撑的时候，他们可以根据各主干学科、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很轻松地找到相应的理论资源。
很多宝宝到了一定年龄，比如2岁以后，就能主动安静下来，因为他对某个东西感兴趣，想研究研究，这个时候大人不要打扰他。例如，孩子本来正在专心地玩什么玩具，家长忽然兴冲冲地跑过来：喝果汁吧！吃香蕉吧！……能不能先等他把手里的事情做完，再让他做其他的事情？要知道，孩子沉浸于他感兴趣的事情，就是在培养自己的注意力呢！再比如，孩子做作业，家长在旁边指手画脚，要么指出错误，要么说一些无关的询问，都是干扰了孩子的思路。
从苏联学中分化出来的中亚国别研究，很难摆脱苏联、俄罗斯的影响，其中既有历史、制度的惯性，也有民族、文化的原因，从苏联独立出来的欧亚国家普遍依然保持着与苏联、俄罗斯之间的继承性和相近性。对这些国家的研究必须有对苏联、俄罗斯的研究基础。因此在中亚国别研究中，如何处理新独立国家的研究与苏联、俄罗斯的研究的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在实践中，学者们既要重视和利用苏联、俄罗斯研究的成果，又要突出这些中亚国家与俄罗斯之间不断扩大的分野。在中国学界，俄罗斯中亚学者们大多数都能积极地出席彼此召开的学术会议，了解对方的研究进展，在相得益彰中取长补短，在交流心得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实现有效协作。
第一，研究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这不仅体现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而且表现在成果的内容和形式上。以往的苏联问题研究成果很多是以资料汇编或者俄文翻译稿的形式出现，而当前的俄罗斯中亚研究则明确以理论创新、独立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为优先目标。笔者在中国知网以“苏联”并“政治”检索得到的1978年研究成果，共计13篇文章，其中超过一半的文章是苏联学界资料的总结和翻译稿。
在检索的同时，我们还发现，从1978年到2018年以“苏联”并“政治”检索的研究成果数量呈现先快速上升，在1989年达到顶点（309篇）而苏联解体后缓慢回落的态势。这对于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中国苏联东欧问题研究从改革开放到苏联解体前这段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是一种印证。对苏联政治的研究在1998年跌入低谷（61篇），然后出现一波上升和回落的变化，新的一个次峰值为2011年（281篇）。我们再以“俄罗斯”并“政治”检索中国知网的文献，发现研究成果的数量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处于可以忽略的微小状态，在俄罗斯独立后稳步上行，到2014年达到峰值（381篇），然后有所回落。
2013年丽江市机插秧面积完成0.1万亩，2014年完成0.21万亩，2015年完成0.54万亩，2016年机插秧实施面积0.62万亩，2017年完成1万亩。
赵仙童说，我知道师妹是好人，我更不该怀疑她也勾引你，我一直把她当妹妹看呢，你明天找她一定要替我圆场，不然她一个离婚女人难做人呢。
第二，积极探索西方学界在科研和实践中产生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对俄罗斯中亚区域政治研究的适用性，解答了理论的普遍性与俄罗斯中亚情况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增强了人们运用理论研究和指导实践的信心。虽然任何国际关系理论都具有普适性和国别性的二元特征，但是普适性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确是存在的。尽管如此，在借鉴和使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时候，学者们需要根据其抽象程度、适用环境、价值取向来进行恰当区分。科学的态度应当是：“知识转移不能完全地照抄照搬，而是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① 王俊生：《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与国别性：一个知识性的梳理》，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1期。 一般来说，“政策研究在于实现国家利益，采取国家利益原则，而理论研究在于发现规律，坚持普适性原则”② 同上。 。由此可见，俄罗斯中亚区域研究越是接近学科化、理论化，脱离以捍卫国家利益为目标的政策研究层次，则其与西方创立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一致性就越大。在这种情境下，俄罗斯中亚研究者们就越有可能和必要使用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成果来指导自己的研究设计。
第三，积极运用各种理论工具来指导俄罗斯中亚区域政治研究。研究者们开始注重各门学科理论与国别研究的紧密结合。前面2017年“俄罗斯+政治”的文献分析已经说明学者们开始运用理论工具来分析政治外交现象。我们再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为例，以“俄罗斯研究”并“国际关系”检索中国知网文献，出现的结果显示：从1995年到2017年，这方面的文献数量从1篇增至6篇，且多以硕士、博士论文选题为主。这反映出以高校为依托，将国际关系理论与俄罗斯中亚区域政治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成果从无到有。从选题的内容来看，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中的概念和理论原则得到了充分的运用，这说明理论与区域研究的结合受到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由此取得的研究成果也就有了很深的理论积淀，这对于继续推进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构建非常有意义。
让我们再来看看文献成果的内容和质量，2018年“俄罗斯+政治”的文献数量为206篇，2017年“俄罗斯+政治”的文献数量为241篇，其中原创性的学术论文居多。在这些成果中，积极运用理论工具来分析现实中的政治和外交现象，或者通过对相似事件的类比和归纳以求找出某种规律的文章比例明显提高。这增强了俄罗斯中亚研究者们与理论学科工作者的对话能力，对于政策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拥有了更强的解答和指导价值。总之，与1978年相比，2017年、2018年“俄罗斯+政治”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大增，而且质量也是今非昔比。
第四，中国学者们开始以俄罗斯中亚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为素材，有意识地展开理论分析，寻求创新角度，以做出理论上的贡献。“地区研究不仅是国际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国际研究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① 陈岳、莫盛凯：《以深化地区国别研究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载《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7期。 俄罗斯中亚国家的政治发展规律有别于西方国家，拥有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特点，其发展实践能够给现有理论提供新的材料，一方面丰富了学者们的视野，另一方面能够推动现有理论进一步完善，使其更加包容，获得新的发展动力。严格来说，这不属于区域国别研究的范畴，而属于理论学科的工作内容。但把控话语权的西方学者大多无视俄罗斯中亚区域政治中的特殊现象，这就可能造成他们在理论建构中存在一些缺憾，而中国俄罗斯中亚学者们在这方面的探索有助于发现问题，带来理论创新或者完善。虽然这方面仅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其前景可期。
综上所述，我国俄罗斯中亚区域政治研究成果40年来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了巨大的飞跃，其变化的核心就在于实现了学科化。在学科化的过程中，俄罗斯中亚区域政治研究快速发展，它不仅从人类共同的政治理论思想瑰宝中获取营养，还能够从更为宽广的学科领域汲取养分，获取灵感。这一切使俄罗斯中亚研究的学科化建构从无意识现象转向主动而为，而这对于俄罗斯中亚研究的长远发展非常有益。
三、学科内外的协作不断增强
中国的俄罗斯中亚研究学界有意识地借鉴外国的相关研究惯例和规范，国际沟通和合作水平大大增强。比如，仅《俄罗斯研究》自2011年至2016就刊发了6篇介绍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俄罗斯欧亚研究情况的文章，向国内同行推荐可供借鉴的研究方法。这些文章有：发表于2016年第3期的封帅的《俄罗斯研究领域的“英国学派”——历史沿革、思想谱系与时代特征》；发表于2011年第1期的阎德学的《斯拉夫·欧亚研究的“日本范式”》，郝亚堃的《美国兰德公司的苏联政治研究 ：内森·莱特斯与“政治局行动准则”》，于滨的《西方苏联学的内核与外延》，彼得·拉特兰的《朋友还是敌人？——1991年后美国的俄罗斯政治研究》，宇山智彦、程艳阳的《日本的中部欧亚研究：俄罗斯研究与东方研究的紧密结合》等。在中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中，走出去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学者数量日益增多。很多学者不仅掌握俄语、乌克兰语、哈萨克语等研究对象国的语言，还积极提高英语水平，以便和国际学术同行开展对话，加强交流，推进合作。他们努力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英文研究文章，提高中国学者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国内外学者间的协作推动了中国学术研究水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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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现有理论支撑下，学科间的协作力度得到加强
经过苏联解体后短暂的困顿期后，社会科学利用其学科优势迅速地主导了对俄罗斯中亚研究的议程设置，并将传统学科的理论强势全方位地运用在了能够鲜明体现大国兴衰规律的俄罗斯身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纷纷在俄罗斯中亚研究领域找到了用武之地。更由于苏联档案的解密，历史学的方法在这一领域也焕发了新的生机。一方面，现有理论指导学者们填补着俄罗斯中亚区域研究的空白点。比如有的学者以往在研究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时主要通过俄罗斯媒体风向和社会调查机构了解选情，研判大选的可能结果。但通过学习社会学中的社区概念，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今后需要多到社区走访，才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这就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在当前的社会科学理论发展水平下，人们已经总结出了各学科之间存在的既有区别又密切协作的关系，这种相互关系同样适用于俄罗斯中亚研究。借助已有的认识规律，俄罗斯中亚区域研究者在不同学科的分工中也预先设定了彼此的协作关系，各学科之间的分工配合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
（二）俄罗斯中亚国别研究之间的协同有所加强
中国的俄罗斯中亚区域政治研究者以往喜欢使用跨学科的国别研究方法，现在受界定俄罗斯中亚国家在新世界格局位置和发展趋向的压力增强所迫，同时也受国际学术同行们潜移默化影响，他们也积极研究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理论，特别是从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审视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国家间关系，很快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近期，海洋钻井公司落实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提出的“绿色企业行动计划”，针对水电费常年居高不下的实际，专门制定了水电费管理考核办法，员工积极响应。自制节水的汽水枪清洁设备，打扫甲板卫生时一改原先用高压水枪冲洗的习惯改为用拖把拖……
国内的一些刊物也将俄罗斯中亚和东欧国家归在欧亚国家的统一研究范畴内。在这方面，黑龙江大学主办的《俄罗斯学刊》形成了自身的特色，除常规性栏目外，它还有两个特殊栏目，一名欧亚伙伴关系，二名远东。前者将整个欧亚地区视作研究对象，但是突出俄罗斯中亚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如在2017年第2期上，它集中刊发了4篇关于欧亚伙伴关系的文章① 参见庞大鹏：《俄罗斯的“大欧亚伙伴关系”》，载《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2期；张昊琦：《中心和边缘：理解“大欧亚”》，载《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2期；王晓泉：《“欧亚全面伙伴关系”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与挑战》，载《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2期 ；李勇慧：《大欧亚伙伴关系框架下俄罗斯与东盟关系：寻求区域一体化合作》，载《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2期。 ，开辟国内学界相关议题讨论的先河；后者则利用黑龙江省的区位优势，关注东北经济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的机遇和进展。
（三）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协作，参照国际规范，增强国际交流水平
俄罗斯中亚区域研究的学科化增强了中国研究者的国际对话水平，因为他们可以在相同的理论背景下进行讨论，这使对话和思想碰撞能够顺利展开，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正在走出国门。
俄罗斯中亚区域政治研究在发展中呈现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学科内外的协作意识大为增强，各方面的协作活动有序展开，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首先，“传记史学”的概念可以成立，国内外学界已开始使用。笔者检索到的中国最早使用“传记史学”一词的是台湾历史学家张玉法，在其《历史学的新领域》的附录里收录了一篇《从传记文学到传记史学——评介李云汉先生近著三种》的文章，此文原发表于1973年出版第三年第六期的《新知杂志》上，作者在文中对传记文学与传记史学做了区分，提出了传记史学的独立化，传记史学应与传记文学划清界限，以利于本学科发展，并对李云汉先生的三本传记史学著作一一作了评介,然而在这篇文章中，张玉法先生并没有对传记史学的定义给出解释。
独立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明确宣布转型发展的目标是西方通行的政治经济制度，西方在发出“历史的终结”呼声的同时，对上述国家的研究兴趣下降，开始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纳入学科研究的框架下。由于既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已经相当成熟，它们在俄罗斯中亚研究方面开始发挥指导作用。例如政治学理论在关注政党竞选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起一套有关选举地理的分析理论，俄罗斯政治的研究者们受此启发，也出现了对俄罗斯选区划分的研究成果。通过这样的理论指导和启发，俄罗斯中亚区域研究不断填补着自身的研究空白，变得更加完善和科学化。西方对俄罗斯中亚研究转向学科化且快速推进，这一趋势也深刻影响到了中国学界。杨成认为，苏联解体的一大学术影响就是区域研究逐渐式微，区域研究已经逐渐让位于学科研究① 杨成 ：《中国俄苏研究的范式重构与智识革命——基于学术史回顾和比较研究的展望》，载《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1期。 。在中国，俄罗斯中亚区域政治研究的学科化和各自独立构建有秩序地展开。
四、俄罗斯中亚研究发展前瞻
尽管俄罗斯中亚研究在学科建设上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从科研成果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角度来看，由于学科之间的分裂，不同领域的成果很难在学科框架下进行研究综合，形成能够被不同学科所验证的预判性结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俄罗斯中亚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此很多学者认为，必须“打破学科的界限，合理利用不同学科的范式、理论与方法，实现跨学科的研究”① 冯玉军：《对推进中国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的几点思考》，载《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1期。 。也就是说，俄罗斯中亚研究需要做出改进，要突出区域国别研究的跨学科研究传统，要在掌握对象国语言文化，熟悉其政治、经济、社会国情的基础上，从立体的多学科的角度来深入研究对象国。只有在一位单一研究主体的头脑中，通过多学科的综合才能够产生化学反应，形成综合性的判断。比如，一位精通俄罗斯国情的学者观察到俄罗斯经济领域出现某种新现象，他通过跨学科的综合，初步研判俄罗斯政局将要变动，由此将会影响俄罗斯外交政策，而这势必带来中俄关系的变化。这种前瞻性的分析具有极大的指导实践的价值。主张区域研究要恢复跨学科研究传统的学者们认为，从最早的跨学科方法到现在的分学科发展，在夯实了理论基础后，现在需要从分到合。“学科类别的划分从来不应成为阻碍采用跨学科方法深入开展学术研究的借口。恰恰相反，由于区域国别研究所具有的包括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特征，只有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才能真正实现俄罗斯中亚研究的学科建设目标，推动该领域研究的发展。”② 这是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阎国栋在与笔者交流时提出的观点。 在强调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有些学者主张，国别区域研究还需要深入探索，以最终形成自己特有的区域研究理论和方法。比如，赵传君认为，俄罗斯学应是一个具有整体性、交叉性和综合性的新兴边缘学科。我们要“把对俄罗斯各个方面的研究纳入一个学科系统和理论体系中来进行研究”③ 赵传君：《关于创建中国俄罗斯学的探讨》，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年第6期。 。
这些观点都有其道理，有助于提高区域国别研究机构的效率，拓宽研究者们的思想纬度和研究视野。中国社会科学院按照国别设立的研究所就是依据这一思想设计的。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下设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研究室，俄罗斯经济研究室，俄罗斯外交研究室，战略研究室，中亚研究室，中东欧研究室，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和波罗的海三国研究室，俄罗斯历史与文化研究室。只要能够满足针对该对象国的研究需要，无论什么学科的方法都可以使用。这能够充分发挥学者们的跨学科研究能力，完成政府交付的解决实际问题的任务。
与之不同，高等学校却是按照先学科、后国别的原则进行研究细分。先按照学科分为经济学院、法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等，然后在学科下再划分国别。这就使每位教师依托在一定的学科背景下。这样做主要考虑的是有利于对学生的专业化培养，相当于每位教师把有关该国的知识按照学科准备好，然后送到该专业学生的课堂上。对于教师来说，教学、科研要并重，教学强调学科化，这是为学生服务的；科研则追求跨学科，能够有效解决实际问题。偏重何者取决于教师自身的喜好，但是两者不能只选一项。在完成教学任务后，教师们也有很大的自由空间根据自身的喜好和条件，发展所长开展科研工作。这是高校与专职科研机构的不同之处。为了解决学科化导致研究问题能力下降的弊端，各高校纷纷设立跨学科协同创新中心、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和多种形式的智库等，以整合全校来自不同学科的教师力量，实现跨学科研究，满足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有学者认为，目前来看，这种做法能够部分解决学科分裂的弊端，但是由于这种协作并不能实现跨学科的认识在单一个体的头脑中进行融合与再创造，所以其实际成效还有待商榷①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胜军在2018年10月20日南开大学举行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会2018年专题研讨会“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与理论发展”上的发言。 。在现行高校体制下，如何更为有效地实现针对对象国的跨学科研究还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
由上可见，高校与专职科研机构在俄罗斯中亚研究上的优、劣势实际上反映出了区域国别研究的两种不同倾向：学科化和跨学科化。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单纯强调学科导向和单纯强调地区研究导向都失之偏颇。前者易沉溺于概念和理论框架的争辩，沉溺于构建高度抽象的模型，而对于需要得到解释的复杂的行为模式或事件却无法提供真正的洞察。后者则对发展和运用超越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理论和陈述不感兴趣，且缺乏概念上的先进细致和方法上的严格精密② 任晓 ：《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论地区研究与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追求》，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笔者认为，从自身工作的性质和目标出发，以更加快捷、高效地完成教学、科研任务为出发点，适当调和二者的关系，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平衡点可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因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学科化和跨学科化这两种发展倾向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将会并行发展下去。
在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出现了一个新情况，那就是由于中亚新独立国家民族自信的不断增强和实践中独立自主政策的推行，这些国家与俄罗斯社会经济关系脱离的现象也在不断增多，与此同时，国别研究学者的工作更加深入和细致入微，这些都将促使对俄罗斯、中亚国家的研究更为自成体系，摆脱相互间的依赖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中亚国别研究者之间的协作可能不会像以前那么频繁和有效，但是学者们在区域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沟通依然有助于学术共同体的发展。这方面的一致性有助于他们在建立区域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继续合作。
此外，俄罗斯中亚研究的国际交流合作将进一步强化。中国学者将越来越重视在国际学术界中占据一席之地，从西方学者的观点中发掘思想的火花，用他者的眼光来发现自身研究的不足，为世界范围的知识积累做出中国学界的贡献。目前中国学者参与美国斯拉夫、东欧与欧亚研究学会以及欧洲中亚研究学会和北美洲中亚研究学会各项活动的比例很低，这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学会的自我服务性质，导致参会要交纳较高的会务费，若要得到折扣，则需申请成为会员，会员需要每年交纳会费以维持资格；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学者的国际交流水平，特别是英语水平整体上看还需要提高。但是随着中国各类机构增强在这面的支持力度和俄罗斯中亚研究者国际交流能力的提升，人们将在国际学术场合见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
②指标组成不明确。表中的指标是综合指标，不清楚具体包括哪些项目及对应指标，易造成理解分歧。如挡水工程、泄洪工程中的排水孔、土（石）坝中的面（趾）板止水等，在项目划分表中是单独列项的，而细部结构指标又综合了 “排水工程”“止水工程”。从逻辑上理解，二者没有重叠。再如，设计上常提供厂房照明设施清单，而细部结构指标中又包括了“照明工程”，不知道厂房是否除外。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学界需要加强研究“一带一路”涉及的广大欧亚国家，中国学者们又一次感受到时不我待、形势逼人的紧迫感。为此，俄罗斯中亚研究学者们和相关机构应当积极与政府开展协作，了解他们的需求，努力解决他们在实践中遇到的各种知识问题，以期赢得更多的支持。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应当充分发挥智库的作用，努力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为国家决策和社会发展服务。在适当的条件下，它们还应当积极行使和发挥“二轨外交”的职能作用，以促进中国与相关国家政府间的沟通，为国家间关系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价值。学者们在这一过程中，既能发现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也能够检验自身成果的应用价值，实现良性互动。如此，俄罗斯中亚研究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A Review of Russian and Central Asian Studies in the Four Decade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Yang Lei
Abstract: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Russian and Central Asian studies began to separate from the Soviet and eastern European studies and have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contents and focal points, and the collaboration within and outside the discipline has been strengthened.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made many achievements in the Russian and Central Asian studies. Since then the publications are numerous and research contents are diversified, at the same time, a disciplinary study is increasing. This will be very beneficial to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Russia's Central Asian studies. With the support of theory, 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ization resulted in the collaboration among different subjects in regional study. The recognition of the differences and consistency of different countries has made the cooperation among scholars is possible. The specialization has enhanced the ability of Chinese researchers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dialogu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 two basic methodological tendencies of Russian and Central Asian studies, namely disciplinary and cross-disciplinary, will develop in parallel for a long time. The BRI will promotes China’s Russian and Central Asian studies in two ways: putting more academic research tasks and speeding its rapid development.
Keywords: Russian Study; central Asian Studies; Region and Stetes; 40 years of china’s reform
【中图分类号】 G32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1094（2019）01-0087-0013
【作者简介】 杨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一带一路”与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的对接路径及其发展趋势研究》（项目编号：17ВGJ034）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靳会新）
paзвиTиe иccлeдoвaний poccии и ЦeнTpaльнoй aзии в КиTAe кaк caмocToяTeльнoй нayчнoй диcциплины в Teчeниe 40 лeT пoлиTики peфopм и oTкpыTocTи
Ян Лэй
【aннoTaция】 Пocлe pacпaдa coвeTcкoгo coюзa в КиTAe в oблacTи иccлeдoвaний peгиoнaльных paзличий pФ и cTpaн ЦeнTpaльнoй aзии(Цa) нaчaлcя пepиoд paзвиTия, хapaкTepизyющийcя нecкoлькими эTaпaми:выдeлeниe дaннoгo вoпpoca из oбщих иccлeдoвaний пpoблeм coвeTcкoгo coюзa и ВocToчнoй eвpoпы, измeнeниe coдepжaния и ключeвых нaпpaвлeний иccлeдoвaний, нeпpepывнoe ycилeниe инTeнcивнocTи coTpyдничecTвa кaк внyTpи, Taк и внe дaннoй нayчнoй диcциплины.Зa 40 лeT пpoвeдeния пoлиTики peфopм и oTкpыTocTи в пoлиTичecких иccлeдoвaниях КиTaя pФ и ЦeнTpaльнoaзиaTcкoгo peгиoнa пpoизoшли знaчиTeльныe измeнeния, кacaющиecя кoличecTвa peзyльTaToв нayчных иccлeдoвaний и их ocнoвнoгo coдepжaния, чTo cвидeTeльcTвyeT o пoвышeнии их нayчнocTи. Вce эTo имeeT нecoмнeннyю пoльзy для иccлeдoвaний pФ и Цa в дoлгocpoчнoй пepcпeкTивe. Блaгoдapя TeopeTичecкoй пoддepжкe и cлeдoвaнию нayчным пyTeм, peгиoнaльныe иccлeдoвaния cфopмиpoвaли взaимoдeйcTвиe мeждy paзличными нayчными диcциплинaми. Пoнимaниe paзличий и cхoдcTв мeждy paзными cTpaнaми дeлAeT вoзмoжным coTpyдничecTв мeждy иccлeдoвaTeлями. НayчнocTь пoвыcилa cпocoбнocTь киTaйcких yчeных вecTи мeждyнapoдный диaлoг,кaк peзyльTaT - вce бoльшee чиcлo киTaйcких yчeных cTaли выeзжaTь зa гpaницy. Для дocTижeния двoйнoй цeли - oбyчeниe и нayчныe иccлeдoвaния, к иccлeдoвaниям pФ и Цa пpимeняюTcя двa бaзoвых пoдхoдa, кoTopыe бyдyT paзвивaTьcя пapaллeльнo в Teчeниe длиTeльнoгo вpeмeни: диcциплинapный и Tpaнcдиcциплинapный. Пpoдвижeниe инициaTивы “Пoяc и пyTь” oднoвpeмeннo c выдвижeниeм бoльшeгo чиcлa нoвых зaдaч для иccлeдoвaний pФ и Цa, пpинeceT Taкжe и вoзмoжнocTи для быcTpoгo paзвиTия.
【Ключeвыe cлoвa】 иccлeдoвaния poccии; иccлeдoвaния ЦeнTpaльнoй aзии; peгиoнaльныe paзличия; 40 лeT пoлиTики peфopм и oTкpыTocT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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