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力与精神障碍：实证心理学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创造力论文,心理学论文,精神障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5)02-0038-12 天才与疯狂，其间只隔了一层纸。 ——乔治·桑 疯子、情人、诗人都是想象的产儿。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 现代社会，大众心目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疯狂天才”的观念，即将杰出的创造性人才与精神病态联系到一起。实际上，这种观念自古有之。柏拉图用“神圣的疯狂”(enthousiasmos)来描述创造力；苏格拉底曾说他的大部分思想来自于魔鬼(Becker，2001)；亚里士多德则相信创造性的个体是抑郁质(melancholic，以敏感、情绪化、内向和古怪为特征的一种气质类型)的。尽管这些古希腊学者都认为创造力与特殊的意识状态有关，但他们并未进一步阐述创造力与精神疾患之间的关联。正式将这两者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发端于浪漫主义时期(Becker，2001)。浪漫主义者强调自发和非理性的想象，认为要获得创造力就需要以情绪和本能所支配的意识状态将自我和世界相融合，并从世俗与理性中解脱出来。当时许多浪漫主义的诗人都宣称自己经历着精神折磨甚至患有精神疾病，因为他们觉得正常就意味着平庸，疯狂才是天才必然的归宿。意大利学者Lombroso在其著作《疯狂天才》(The Man of Genius，1895)一书中，明确阐述了“极端聪明的人都是极端癫狂的”的观点，认为那些天才人物在他们一生的某个时期，都是妄想幻觉或者精神错乱的人，或终其一生都是偏执狂或妄想狂。然而，以Maslow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对此类观念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创造力是所有人生而具有的潜能，是由自我成长、自我实现和超越所推动的。早期的一些实证结果也不支持这一观念，例如Terman(1925)对超常儿童的经典追踪研究中发现早期智商超群的个体在成年后精神疾患和适应障碍的发生率低于常人。Cox(1926)对中世纪以来杰出的300位人物的传记分析也没有表明他们罹患精神疾病的概率比普通人更高。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人们对精神疾患类型的系统划分以及对创造力的科学评估都不太成熟，所以对于这一争议很少有较为规范的实证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以Andreasen(1987)，Jamison(1989)和Ludwig(1992)为代表的学者开始试图通过传记和历史测量学等方法对该问题加以系统研究，其结果重新引发了公众及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兴趣。历经几十年探索，该领域已积累了大量实证和理论成果。 一、创造力与双相谱系障碍 明确将高创造力的杰出人物与双相障碍联系起来，并被后来学者和公众广泛引用的证据当属Andreasen(1987)和Jamison(Jamison，1989；Goodwin & Jamison，2007)的访谈调研与传记分析。Andreasen(1987)对30位著名作家进行了结构性访谈，并与另外30位年龄和教育程度相匹配的一般个体进行对照。她发现在作家群体中报告精神疾患的概率更高，尤其是双相障碍等心境障碍。该样本中有近80％的作家有过心境障碍，43％的作家经历过较长时间的双相障碍，而对照组的相应比例只有30％和10％。Jamison则在1989年访谈了当时英国最杰出的47名作家和艺术家，这些人当中有38％曾因心境障碍接受过治疗，有89％坦言自己曾有与轻躁狂相似的临床症状。Jamison本人即是一位双相障碍患者，她此后还专门撰写过一本名为Touched with Fire(中文版译为《天才向左 疯子向右》)的专著，详细介绍了许多罹患双相障碍的杰出人物的经历。此外，Ludwig(1994)曾比较了59名女性作家和59名匹配的控制组个体，一系列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作家群体物质滥用、焦虑、恐惧、饮食障碍等的比例高于普通群体，心境障碍问题尤为突出。在对100位知名英美散文和戏剧作家的传记研究中，Post(1994)也证实了作家群体中双相障碍的发生率高于普通人群。 针对双相障碍患者的研究则从另一方面支持了上述研究发现。Santosa等人发现双相障碍患者更偏好新颖和复杂的刺激，他们在Baron-Walsh艺术测验(BWAS)上得分明显比正常群体(艺术类学生)更高(Santosa et al.，2007)。Simeonova，Chang，Strong和Ketter(2005)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结果，他们的被试包括40名双相障碍成人患者及其40名子女(其中20名也患有双相障碍，同时有20名患注意缺陷及多动障碍)，对照组分别由18名无精神疾患成人和他们18名正常的后代组成。结果发现无论是成人组还是儿童组，罹患双相障碍的个体创造力得分都高于对照组。经济学家通过对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流行病学区域(Epidemiologic Catchment Area，ECA)数据的分析也显示，双相障碍患者比正常群体更多地集中在那些最需要创造性的工作岗位(Tremblay，Grosskopf，& Yang，2010)。 但是严重的双相障碍患者不太可能有较高的创造性。Richards等人的研究对比了由17位双相情感障碍(Ⅰ型)、16位环形心境(cyclothymia)个体及他们的11位正常一级亲属所构成的样本与33位普通人所构成的控制组在创造力上的差异。结果显示，与控制组相比患者及家属的创造力水平更高。其中轻度的环形心境人格与创造力存在较高的相关，而较重的双相Ⅰ型障碍症与创造力相关较低(Richards，Kinney，Lunde，Benet，& Merzel，1988)。另一项对750名精神疾病患者的研究发现，大约有8％的轻度双相谱系障碍的个体被评定为有较高创造力，而这一比例在双相Ⅰ型障碍、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患者中则低于1％(Akiskal & Akiskal，1988)。 近期的许多研究主要关注于情绪性气质(affective temperament)与创造性的关系。Strong等人(2007)对处于稳定期的双相Ⅰ型、Ⅱ型障碍患者、重抑郁症患者及控制组施测5因素人格问卷(NEO-PI-R)及TEMPS-A问卷(Temperament Evaluation of the Memphis，Pisa，Paris，and San Diego Autoquestionnaire)，通过因素分析他们发现了两个独立的因子，一个因子由人格神经质与TEMPS-A中的环形心境(cyclothymia)和恶劣心境(dysthymia)维度构成，另一个因子则主要是人格的经验开放性。两个因子都与自我报告创造性有关(BWAS)，但与发散性思维测验(TTCT)无关。Strong等认为前者通过情绪机制影响创造性，而后者主要通过认知机制。Srivastava等(2010)比较了双相障碍、重抑郁症、高创造力组和普通控制组样本。发现比起普通控制组被试，双相障碍、重抑郁组和高创造力组在TEMPS-A量表的环形心境和人格神经质维度上得分较高，双相障碍和高创造力组(而非抑郁组)在BWAS上得分更高，神经质和TEMPS-A环形心境与BWAS正相关。对正常群体的调查也发现，高创造力成就的个体在TEMPS-A量表中的环形心境、情感高涨和易激惹维度得分更高，而且参与创造性活动也是双相谱系障碍的高风险人格与其他人格类型的明显差异表现之一(Vellante et al.，2011)。另一种与双相障碍有关的高风险人格因素是轻躁狂人格倾向(通过Hypomanic Personality Scale测量)。有研究指出它与个体的发散性思维、日常创造力活动、创造力成就以及创造性人格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Furnham，Batey，Anand，& Manfield，2008；Ruiter & Johnson，2015)。 二、创造力与精神分裂谱系障碍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数学家John Nash曾患精神分裂症三十余年，他的经历被拍为电影《美丽心灵》而广为人知。那么，像Nash这样具有杰出创造力的个体罹患该病只是一个不幸的个案吗?从理论上分析，高创造力的个体在思维方式上存在原始或退行性的倾向，对非理性的观念较为容忍，还具备过度包容性思维(overinclusive thinking)或兼容并蓄思维(janusian thinking，Rothenberg，1996)等特点，这都与精神分裂症谱系个体的认知加工特征相似，据此推断精神分裂症患者应该有较高的创造力水平。但是实证结果却并不支持这一推断。 Andreasen和Canter(1974)的研究发现与一般作家和双相障碍患者相比，精神分裂症个体在写作中并未展现出更高的丰富性和新异性。Keefe和Magaro(1980)分别对10名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10名非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和10名对照组个体进行了测验，发现非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比其他两类个体有更高的发散思维得分。Rubinstein(2008)也考察了精神分裂症、重症抑郁症、焦虑症以及某些人格障碍患者的发散性思维，发现虽然独创性的组间差异并不明显，但在思维流畅性上精神分裂症患者最低。其他研究也表明，在远距离联想测验(Folley & Park，2005)，顿悟问题、特殊用途测验和想象力测验(Abraham，Windmann，McKenna，& Güntürkün，2007)，以及BWAS测验(Jaracz，Patrzala，& Rybakowski，2012)等创造力相关测试中，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比普通健康人表现更差。虽然不同类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有所差异，但大部分研究不支持该类疾病会提升个体的创造力表现，而且对杰出创造力人才的考察也很少发现精神分裂症的迹象。由上可知，精神分裂症患者虽具备与创造性加工过程类似的某些思维模式，但其症状严重，尤其是阴性病症(思维或语言贫乏、行为退缩、意志减弱等)使其无法对相关信息进行统合处理，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可能具备高于常人的创造力。 虽然已有证据基本否定了精神分裂症与创造力的直接关系，但某些精神分裂症谱系症状以及与之相近的亚临床人格特质，如精神分裂性人格特质(schizotypy)、精神质(psychoticism)等，都被认为与创造力有一定的联系。精神分裂性人格特质是一种精神分裂症的易感人格特质，是指在情感、行为和认知上的一系列古怪表现。精神分裂性人格特质涵盖了多个维度，如异常体验(unusual experiences)，认知混乱(cognitive disorganization)，快感匮乏(introvertive anhedonia)和不一致性(impulsive nonconformity)等。 在早期的研究中，Schuldberg等主要以BWAS和自传—人格量表为创造性指标，证实了分裂性人格特质与创造力之间的相关(Schuldberg，French，Stone，& Heberle，1988；Schuldberg，2001)。此后亦有其他类似的发现，例如Nettle(2006)的研究指出诗人和艺术家在异常体验上远超常人(接近精神分裂症患者水平)，但在快感匮乏等阴性维度他们得分却比普通人低。在来自大学生群体的调查数据中，O-LIFE(Oxford-Liverpool Inventory of Feelings and Experiences，现在常用的精神分裂性人格特质自我报告量表)大部分维度也与创造性成就和人格(Batey & Furnham，2008)、创造力风格(Claridge & Blakey，2009)有一定相关。Miller和Tal(2007)在225名大学生样本中，也发现了精神分裂性人格特质与言语创造性和绘画创造性存在相关。精神分裂性人格得分较高的个体在创造性任务中也更能克服样例的制约，产出更为原创性的表现(Abraham & Windmann，2008)。Karimi，Windmann，Güntürkün和Abraham(2007)的研究也发现精神分裂性特质较高的个体在一系列的顿悟问题上表现也更好。需要指出的是，Acar和Sen(2013)的元分析进一步指出，精神分裂性人格特质中的异常体验、神秘观念等阳性症状对创造力有促进作用，而快感缺乏、无组织性等阴性症状则可能存在不利作用，Minor等人(2014)新近的实证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精神质(psychoticism)源自Eysenck人格理论中的一个维度。与精神分裂性人格特质不同，它是一个单维度概念，且最大的发展性风险是反社会行为而非精神病(Chapman，Chapman，& Kwapil，1994)。Kidner(1976)发现Eysenck的精神质分量表和创造力(Wallach-Kogan测验)的独创性、流畅性得分有正相关。Kline和Cooper(1986)的研究也表明精神质与男性在创造性语言流畅性指标上有正相关。 三、创造力与其他类型障碍 曾有研究者推测，某些神经发展障碍患者(例如自闭症谱系障碍等)可能在难度较大的抽象性问题、逻辑问题以及空间问题上有较普通人更好的表现，他们可能在音乐、数学和科学方面具有特殊的创造力(Fitzgerald，2004)。但实证研究结果对此仍缺乏一定的共识(Campbell & Wang，2012；Pring，Ryder，Crane，& Hermelin，2012)。 Andreasen(1987)、Post(1994，1996)和Ludwig(1995，1998)等人针对杰出创造性个体的调查或传记分析都表明酗酒在艺术家和文学家中有较高比例。由于在创造性人群和双相障碍及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人群中均发现较高的酒精依赖和其他物质滥用比例，一定程度上表明两者具有潜在的共同易感性。虽然酗酒明显会对个体的认知功能造成危害，但有研究发现个体在适度的醉酒状态下远距离联想测验得分较高(Jarosz，Colflesh，& Wiley，2012)，这也可能是导致某些追求灵感的高创造力个体逐渐酒精成瘾的一个原因。大麻同样被发现在高精神分裂性人格个体中有较高使用率。有人发现使用大麻提高了低创造力个体在发散性任务中言语流畅性上的得分，但对高创造力个体(这类个体有较高的精神分裂性人格特质)则没有明显促进作用(Schafer et al，2012；Minor et al，2014)。 另外还有学者关注脑部器质性病变导致的精神异常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如癫痫、痴呆等。历史上许多杰出的创造性个体，如爱伦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都患有癫痫，19世纪有为数不少的伟大的作曲家，如斯美塔那、舒伯特、帕格尼尼和贝多芬(仍存争议)都曾因梅毒病毒侵入中枢神经而导致麻痹性痴呆(Franzen，2008)。临床研究也曾观察到，额颞叶痴呆某些情况下导致个体艺术创造力的突然涌现(Miller et al，1998)。 值得一提的是，Kyaga等人利用瑞典特殊的个人身份认证系统和医院信息系统的优势，开展了迄今为止人数规模最为庞大，针对的精神疾患种类最为全面的调查分析。他们获取了1973年到2003年曾因精神分裂症(54042名)、双相障碍(29644名)和抑郁症(217771名)入院诊治的患者及其一级亲属、二级亲属和三级亲属的职业信息，并挑选控制组予以匹配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双相障碍病患本人、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碍的健康兄妹从事艺术和科学等创造性职业的比例比一般人高；从整个创造性领域来看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其中的从业者比例虽然较少，但在艺术领域的比例比常人更高(Kyaga，Lichtenstein，Boman，Hultman，
，& Landén，2011)。运用类似的手段，Kyaga等人还对1173763名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碍(schizoaffective disorder)、双相障碍、抑郁症、焦虑障碍、酒精成瘾、药物滥用、孤独症、ADHD、神经性厌食症和自杀的个体及其一至三级亲属调查，该研究再次证实了在整体创造性职业中个体罹患双相障碍的概率比其他职业更高这一结论。同时，该研究还发现在具体领域中，作家尤其容易受精神分裂、双相障碍、抑郁、焦虑障碍、物质滥用和自杀的侵扰。另外整体创造性职业选择与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神经性厌食症患者的一级亲属有关(Kyaga，Landén，Boman，Hultman，
，& Lichtenstein，2013)。 总而言之，由上述大量的历史数据和实证结果，我们可以归纳出，适度的双相障碍症状表现和轻微的精神分裂症谱系的人格特质与创造力有一定关联，而精神分裂症和严重的双相障碍不但不会提升个体的创造力，反而会产生相当的损害。这说明创造力与精神疾患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虽然某些亚临床的精神症状可能会有利于个体创造力，但一旦超过某个临界值就会损害个体的创造力表现。 四、不同创造性领域与精神障碍 一般而言，人们概括化的疯狂天才刻板印象(mad-genius stereotype，Kaufman，Bromley，& Cole，2007；Plucker，Beghetto，& Dow，2004)主要还是针对某些特殊创造性领域。公众通常会将绘画、摄影、音乐演奏和作曲等艺术领域和文学创作领域的杰出个体与精神病态联系起来，但是对于科学家、工程师、经济学家和商业人士等同样作出了创造性贡献的个体，人们较少将其与精神疾病联系起来。此类见解是否有其科学依据?现有证据一般认为精神症状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的确与成就领域有关(Simonton & Song，2009)，在艺术领域内这种相关性比科学领域更高，而且即使在同一领域内部，不同的分支也对应着不同的症状发生概率和严重程度(Kaufman & Sexton，2006)，诗人群体尤其值得注意(Kaufman，2005)。 Post(1994)针对291位世界名人所进行的传记研究为上述区分提供了最初的实证支持。他依据DSM-Ⅲ-R标准对这些名人的精神疾患分类后发现，视觉艺术家(20％)和作家(25％)出现病态人格特征与酒精成瘾的概率远高于普通人，比起科学家等其他领域的杰出创造性人才，作家群体更容易受情感性精神障碍的折磨。Ludwig(1992，1995，1998)详细考察了1960-1990年中18种职业1005位杰出人物的主要传记，并按照ICD-9来对其可能罹患的精神疾患进行分类。他发现高创造力的杰出人才一生中罹患精神和情感疾患的总体概率高于常人，而其中诗人、小说家、画家、演奏家、作曲家等文学和艺术领域的杰出人才(比例往往在50％以上)比社会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商人、自然科学家精神疾患发生的比例更高，自然科学家患病的几率甚至低于总体人群。根据各领域内个体罹患精神疾患的概率数据，Ludwig(1998)还提出了一个推断，即从分形理论(Fractal Theory)的角度看不同领域与精神疾患发生率存在一种自相似的规律：(1)在文艺领域的发生率高于科学领域；(2)在科学领域内，社会科学领域又高于自然科学领域；在艺术领域内，表达艺术(expressive arts，如文学和绘画)高于表演艺术(performing arts，如演奏和舞蹈)，表演艺术又高于规范性艺术(formal arts，如建筑)；(3)在文学领域内诗人高于小说家，小说家高于非小说家；在视觉艺术中，情绪化表现方式(emotive style)比象征派风格(symbolic style)的更高，而象征派风格的又比传统风格(formal style)的高。 Nettle(2006)比较了诗人、数学家、视觉艺术家和一般人群在精神分裂性人格的各维度得分，发现诗人和视觉艺术家群体中异常体验维度普遍比控制组更高(接近精神分裂症患者水平)，但在阴性维度(快感缺乏)则更低，而数学家在异常体验维度得分明显低于控制组。Rawlings和Locarnini(2008)的研究同样也发现了这一领域差异。他们对艺术家(画家和音乐家)和科学家(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群体测量了亚临床的情绪障碍、精神分裂性人格和孤独症谱系症状，发现在艺术家群体中创造性与阳性精神分裂性人格及轻躁狂人格两种特质有较强关系，但在科学家群体中则发现创造性与孤独症谱系人格存在较弱的关联。对一般青少年或大学生群体的研究也发现，接受课外艺术培训或艺术专业的个体在抑郁症状和精神分裂性人格特质的得分较没有接受艺术培训或其他专业的个体要高(Burch，Pavelis，Hemsley，& Corr，2006；Young，Winner，& Cordes，2013) Ko和Kim(2008)还提出：做出革命性突破的杰出人物出现心理病态的几率更高，这暗示了领域内创造性水平越高，越容易罹患精神疾患(或症状越严重)。有的学者观点则较为折中，认为依据前人研究可以总结出一条大致规律，即创造力水平(或领域贡献性)高低与个体的精神病态程度大致呈现出一种倒U型曲线。基于杰出人物群体的历史测量学分析表明这种倒U型曲线的峰值会因为领域的不同而有所移动。具体而言，对于科学家创造性贡献的峰值与轻微的精神病态程度相对应，而作家、艺术家和思想家的创造性贡献峰值与严重的精神病态相对应，古典音乐作曲家则处于两者之间(Simonton，2014)。 由上述研究结果可以大致看出，文学和艺术领域的高创造性人才与某些形式的精神健康的非正常状态有一定关系，这的确与普通人的刻板印象较为契合。近年来西方学者还尤其注意到诗人这一特殊群体与精神疾患的关系。Staltaro(2003)调查了43名诗人，发现他们中的三分之一至少有一种精神病态症状的经历，一半以上接受过心理治疗。Kaufman(2005)还对东欧4世纪到现代的826名作家进行了分析，发现诗人是最容易出现精神疾患的群体。他的另外一项传记分析还表明女性诗人要比其他创作类型(小说、剧作家和非小说)的女性作者、男性作者更容易出现心理疾患，如更多地提及自杀意图，被收治入院和存在一段抑郁时期；对不同职业间的女性比较，发现诗人比记者、政治家、演员、小说家和画家都更可能罹患精神疾病(Kaufman，2001)。另外一些学者从作品和访谈等材料的具体内容入手加以分析，揭示了作家群体，尤其是诗人在语言风格和思维模式上存在诸多异于常人的特征，如认知扭曲、消极情绪化、缺乏社会整合等(Stirman & Pennebaker，2001；Djikic，Oatley，& Peterson，2006；Thomas & Duke，2007；Forgeard，2008)。从年龄特征来看，诗人一般较其他领域创造者更早达到巅峰状态，往往在二三十岁时就有大量作品问世，这一规律和很多精神疾患的发病年龄相契合。例如，有20％的双相障碍在青春期出现征兆，在二三十岁时最为严重(Kaufman & Sexton，2006)。 五、关于创造力与精神障碍之间关联的心理学解释 虽然从上文所述的大量研究证据可以看到一些杰出创造力个体的确存在某些心理病态症状，在普通人群中某些亚临床的精神疾病风险性人格因素及情绪特质与创造力也存在一定联系(Rothenberg，2001；Schlesinger，2009)，但也有批评者指出，许多有杰出贡献的人物没有出现任何心理病态症状，终身罹患严重精神疾病的人也极少能取得卓越成就。创造性—精神健康的关联是人们误用可得性偏差(availability heuristic)导致的虚假相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全世界有将近4.5亿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精神健康问题。仅以最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为例，全球患者数量就多达数千万①。杰出创造力人才，甚至较高创造力个体的数量与如此庞大的精神疾患人数自然是无法相提并论的。由于杰出创造性人物的基础概率相当低，即便通过传记研究或历史测量分析获得了此类人群中罹患精神疾病的比例较高的证据，精神疾患实际能导致较高创造力的概率也会较低。另外，以上介绍的许多研究在方法学上也存在缺陷。具体来说，许多以杰出创造力人才为对象的调查、传记和历史测量研究存在样本选择偏差。例如Andreasen(1987)的研究样本来自于爱荷华作家工作坊，而许多知名作家将其当成遭遇创作瓶颈或思维枯竭阶段的“疗养所”。而心理测量取向的研究往往又无法获取杰出创造力样本，只是通过创造性思维任务、日常创造力对普通群体进行测量，要么缺乏生态效度，要么所考察的创造力层次相对较低，而类似Kyaga等人(2011，2013)的流行病学取向的研究中以从事某些职业作为创造性人才的操作性定义也是值得商榷的。 总之，目前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精神疾患可直接带来个体较高的创造性。精神疾患既不是创造力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其充分条件。但是，为什么创造性和精神疾患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共生现象?这一共生关系又意味着什么?下文对当前的几种主要解释及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 (一)认知特征、脑机制与遗传性方面的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创造力与精神疾病存在相关，很大程度源于它们之间认知加工方式的类似。其中一个重要共同点就是对认知抑制的削弱，即潜抑制(latent inhibition)水平较低。所谓潜抑制是指人类认知加工过程中的一种过滤机制，它能将一系列没有明确动机或情感价值的信息排除在意识水平之外。潜抑制水平较低的个体，信息进入意识层面之前较少被过滤。由于创造性任务需要将某些看似不相关的资料重新组合，进入意识水平的信息越多，完成信息重组的可能性就越大。高创造性个体仿佛能够敏感察觉与操作那些容易为其他个体所忽略的信息与观念。已有一些研究表明高创造力个体的潜抑制水平比普通人较低(Carson，Peterson，& Higgins，2003)，易患精神疾病体质的人潜抑制水平也较低(Lubow & Gewirtz，1995)。最近一项研究在以演员、多重药物依赖者和普通人群构成的样本中进一步确认了潜抑制水平、独创性和精神质三者存在显著相关(Fink，Slamar-Halbedl，Unterrainer，& Weiss，2012)。除了较低的潜抑制水平外，Carson(2011)指出精神异常和高创造力可能共享的某些脆弱性还包括对新异的偏好、神经超联结(neural hyperconnectivity，将远距离刺激相互联系起来)。与这些脆弱性因素相对应，高创造性个体还具备高智商、较大的工作记忆容量、灵活的思维、较高的自立(self-sufficiency)和自我力量(ego strength)等其他特征，这些特征作为保护性因素与脆弱性相拮抗，才能在抵抗或削弱轻度精神病态症状的不良影响下，促进意识层面广泛的信息联结，从而获得新颖而原创性的观念(Carson，Peterson，& Higgins，2003；Carson，2011)。另外，有学者还指出低认知控制(自上而下的评估和调节机制)会增加创造性作品的产量但不利于其质量，高认知控制虽然会提升产品质量但又会显著减少其产量。所以高创造力需要基于规则(rule-based)和基于刺激(data-driven)两种认知系统的权衡，而精神疾患的种类和程度都与之存在关联(Ramey & Chrysikou，2014)。 现有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则从创造力活动和精神异常的脑机制角度探究两者之间的可能联系。Weinstein和Graves(2002)考察了正常群体在远距离联想和非常规用途等创造力任务上的表现，及其在精神分裂性人格特质上的得分。结果显示，虽然创造性与分裂性人格特质得分之间并不存在相关，但两者皆与右侧大脑加工的个体差异有联系。Folley和Park(2005)发现与健康个体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相比，精神分裂性人格个体在发散性思维任务上得分更高。他们利用近红外光谱技术发现，发散性思维与双侧前额叶皮质激活有关，但是对于分裂性人格被试右侧前额叶皮质激活更为重要。Fink等人(2014)最近的fMRI研究同样也揭示了高创造力个体和高精神分裂性人格个体右脑楔前叶的去激活水平较低。另外，还有研究发现高发散性思维的个体在左侧额下回白质部分各向异性(fractional anisotropy，FA)分数较低，这也与对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碍患者的研究结果类似(Jung，Grazioplene，Caprihan，Chavez，& Haier，2010)。 关于创造力—精神疾患的遗传性基础，最初基于家庭谱系的分析发现，有精神疾患的高创造力人才的一些亲属也有类似精神疾患(Jamison，1993；Ludwig，1994)。Karlsson(1970)根据冰岛一家精神病院的档案资料对1881-1910年间出生的入院病人进行了调查，发现在精神分裂症病人的亲戚中高创造力人数(进入名人录)比例是普通人群的2倍；在双相障碍病人的亲戚中高创造力的人数比例是普通人群的6倍。后来Karlsson(1984)又对其间1337名入院患者的8007名亲属进行了调查，发现比起普通人群，患者亲属从大学预科毕业的几率、出版著作和进入名人录的几率更高。上文介绍的Kyaga等人(2011，2013)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最直接的证据来自Kéri(2009)的研究成果。他通过对200名健康个体的研究发现，Neuregulin1基因(SNP8NRG243177/rs6994992)与多项创造力测量指标(如TTCT中纯粹假设任务的表现)相关。另外还有研究表明多巴胺系统的基因多态性(DRD2、DRD4，Reuter，Roth，Holve，& Hennig，2006；Mayseless Uzefovsky，Shalev，Ebstein，& Shamay-Tsoory，2013)和5羟色胺系统基因(5HT2a，Ott et al.，2005；Volf，Kulikov，Bortsov，& Popova，2009)与创造性以及某些心理病态特征都存在关联。 (二)人格与社会文化性方面的解释 从人格、动机等非认知因素的个体差异来看，存在大量联结创造力与精神疾患的中间变量。冲动性、开放性、完美主义倾向和过于自信等人格特质在许多精神疾患和高创造力个体身上都存在。例如，感觉寻求一般被认为是创造性人格特质之一。高感觉寻求的个体通常喜欢冒险和新异的行为，同时也有较高的酒精和其他药物滥用倾向。在上文提及的Miller和Tal(2007)对精神分裂性人格与创造力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当控制了人格开放性和流体智力后精神分裂性人格与创造力之间关系就不复存在了。在情绪与创造力关系的研究中，De Dreu，Baas和Nijstad(2008)的双通道模型(dual pathway model)指出一定激活水平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分别通过影响不同的认知加工途径，以不同的方式对创造性产生了促进作用，从而对某些心境障碍或情感气质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作出部分解释。Ruiter和Johnson(2015)的研究还表明个体动机因素在轻躁狂人格倾向与个体创造性表现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 另外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如童年经历、社会经济地位、同伴群体等个体的发展背景是创造力和精神疾患的共同原因(如Ludwig，1994)。对此Damian和Simonton(2014)作出了深入的阐释。他们认为为了表现出创造性，个体必须要能突破某些社会常规和限制，不循规蹈矩。以灵活性思维为特征的某些精神病态症状产生了丰富的联想和刺激，让个体超脱于现实，改变了固有的认知模式，转换了对外部的观察角度，为完成创造性任务提供了必要的认知基础(Damian & Simonton，2014)。但是，精神疾患并不是促进不寻常认知模式的唯一途径，任何长期或短期的特殊经历与事件都能充当该角色(Ritter et al.，2012；Saad et al，2013)，例如儿童期的经历、跨文化交流和新异的环境刺激等。这就是说，推动个体从“正常”的境遇中脱离出来的多样化体验(diversifying experiences)越多，个体此后所能获得的认知自由和灵活性就更高。精神疾患可以被视作多样化体验的特例之一。如果另一种形式的多样化体验存在，精神疾患与创造力的关系就会被替代(Damian & Simonton，2014；Ritter et al，2012)。创造力与精神疾患联系程度在不同领域和不同人群中出现的波动，意味着不同领域中对多样化体验最优水平的要求有所不同(Simonton，2009)。Damian和Simonton(2014)以291位黑人杰出创造力个体为样本的历史测量学分析验证了这一假说。他们发现，发展多样性能对黑人艺术家和科学家的成就作出预测。虽然在该研究中艺术家罹患精神疾病的比例仍然比科学家高，但是对比Ludwig(1995)所考察的主流人群，所有职业的黑人杰出个体患精神疾病概率都更低。精神疾患对成就水平的预测效应只在黑人艺术家中存在，且控制了发展的多样性(早期发展中的不利因素，如亲友的死亡、贫困、受虐待和被歧视等等)后这一效应就不复存在。 还有研究者认为可能是创造性带来了精神疾患。首先，在创造性生活方式中有一些危险因素会产生累积效应。杰出的创造性贡献经常要求个体常年承担一项收益微薄、前途未卜的工作，社会经济地位可能较低。其次，从事创造性工作必须面对很多批评和拒绝、非议。创造者不但会在创造过程中承受相当的压力，即使做出了高创造力的作品又可能因为其超前性、“异常”性而在一段时间内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认同。在自身价值感和社会支持系统缺失的条件下，有多少人能保持正常的心态?最后，在某些受社会关注的领域还有其他一些影响因素。例如个体出名后会导致自我意识过于增强，从而带来精神上的不适，有的名人就会通过物质滥用(如酗酒)来削弱这一状态(Schaller，1997)。 六、结语 以上大略回顾了有关创造力与精神障碍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从中可以看出现代社会人们存在的“疯狂天才”的刻板印象并不完全准确。虽然亚临床的双相障碍症状和轻微的精神分裂症谱系人格特质与高创造力有一定的相关，但严重的精神问题不利于个体的创造力表现。当然，由于创造力存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层级的差异，考察创造力—精神障碍的关系通常也只能通过传记研究、历史测量和流行病学调查等方法，很难获得一致和准确的因果推论。但是在该领域的深入和细致探究，对于理解创造力的认知过程和生理机制，辨析高创造力个体相关的情绪、动机和人格特征，认识促进或妨碍创造力发展的背景因素，都具有相当的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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