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读者”概念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概念论文,读者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读者可通过舆论评议、市场购买两种途径对文学产生影响，但其影响需从两个不同角度去理解。就历史的群体的影响力而言，读者影响十分巨大。千万读者的整体力量与漫长阅读史的累积，最终裁定着“经典”与“传统”。然而作为具体个人，读者除了能在私人阅读中通过创造性想象获得审美愉悦外，他在现实中却是无力的，“不能对大众媒介的运作产生什么影响。”①这可谓文学领域自古以来的“成规”或“心照不宣的协议”②。但1949年后，新的接受制度的建立，史无前例打破了这种“成规”。读者跃升为当代文学举足轻重的体制力量，足以使作家都“按照读者的要求和愿望来进行自己工作”③，甚至令人生畏。这种令人始料不及的变化，既源于体制创构，也是左翼文学中“读者”概念演变的自然结果。对于后者，马以鑫等学者有所关注，但未对左翼文人、政治家在阶级/国家的想象空间内有意识建构“读者”概念的历史过程加以专门考订。
作为文学作品阅读者，古代文学“读者”包含两类，一是辨味批评中的“知音”，二是儒家视野中的被教化者。近代以来，迫于国族政治的压力，梁启超、鲁迅等人谈论的小说“读者”，主要是指第二类受众，即作为被启蒙者的读者。不过，与古代往往不识文字的第二类读者(听众/观众)不同，“五四”新文学的“读者诸君”事实上主要集中于青年学生及同等水平的受教育群体。在这类读者身上，鲁迅等寄予了重塑“国民”的期望。按照接受美学的分析，这种期望是文学对社会的“造型功能”的自然反映。姚斯认为，在审美方面，文学“通过为首先出现在文学形式中的新经验内容预先赋予形式而使对于事物的新感受成为可能”，“预见尚未实现的可能性，为新的欲望、要求和目标拓宽有限的社会行为空间”，在伦理方面，文学通过对读者期待视野中关于生活实践及其道德问题的期待作出新的回答，从而强迫人们认识新事物，更新道德伦理观念，把“人从一种生活实践造成的顺应、偏见和困境中解放出来。”④这些被寄以希望的青年读者，往往被作家想象为节衣缩食、充满求知欲的热情青年，他们与作家被有关国家的共同想象联系在一起。显然，“五四”新文学的读者数量不多，也不具备象征权力，现实影响力微弱，对媒介与作家写作没有直接影响力。这种读者概念“五四”以后在非左翼文学中一直存在，直到1949年被左翼文学“读者”完全遮蔽。
左翼文学中的“读者”与“五四”大有差异。如果说，“五四”读者主要是青年学生(小资产阶级)，那么左翼文学则将读者指认为“群众”。“群众”概念在中国革命中主要指处于经济弱势与政治边缘的下层阶级。革命目的是通过下层阶级的暴力，颠覆、重建社会资源配置结构，实现国富民强的战略目标。“群众”与“大众”、“人民”两个概念关系密切。“群众”与“大众”所指对象类似，但“大众”是启蒙主义概念，强调下层阶级被教育、被启蒙的特征，“群众”则是马克思主义概念。它具备三层新的阶级内涵：群众是革命的现实基础；作为被凌辱被剥夺的下层阶级的集结，“群众”蕴涵着道德优势，它赋予了为下层阶级争生存、争权利的革命无可辩驳的道德正当；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论述中，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阶级，“是创造历史的动力”⑤，是历史规律的体现者，革命因此具有超越现实的历史正义。这三层阶级内涵，使“群众”拥有价值输出和意义配置的巨大象征权力。在这一点上，“群众”概念实与“人民”相通。形式上，“人民”系指所有国家公民，但实际上它强调的仍是阶级群众。故在革命中，任何概念一旦与“群众”、“人民”概念成功匹配，便会获得超越现存秩序之上的道德优先与历史正义，获得巨大话语权。建国后，文学读者“生杀予夺”权力的获得，即部分源于左翼文人告别“五四”，用“群众”符号对“读者”概念的重新建构。
“读者”概念与“群众”概念最初接触是在“革命文学论争”期间。这些革命作家本未将读者问题设定为讨论对象，但他们对于“革命文学”服务对象的阐释，使“读者”概念出现“大众”与“群众”之论辩。在论争中，革命作家发表系列文章，如《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蒋光慈)、《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成仿吾)、《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李初梨)等。成仿吾称，人类历史已经历有产者、小有产者两个时期，现在进入了以“一般无产大众”为“主体阶级”的时期，故“现在的革命文学必然的是无产阶级文学、所以，革命文学的服务对象应是“大众”，作家应“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走“向那龌龊的工农大众！”⑥成氏的提法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服务对象”的说法比较巧妙。成仿吾知道当时文学事实读者是青年学生，并非“无产阶级”，但他要求这样预设。二，成仿吾“大众”概念含有启蒙色彩(如称之为“龌龊的”)，但他又将之与“无产阶级”、“工农”连用，并界定为历史发展“主体阶级”，这实把“大众”拉向“群众”。接着，成仿吾在化名“石厚生”发表的文章中，甚至要求将普罗大众的接受趣味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我们的文学，如果不能获得大众，将要成为什么样的东西呢？结局，还是小有产者的手淫吧”，它“必须得到大众的理解与欢爱。”⑦成仿吾在这里将“小有产者”排除在“大众”之外，实已将“大众”提升为阶级性“群众”概念。钱杏邨同样希望抹除“五四”文人的大众观，而将“大众”重释为“群众”，“现在的中国农民第一是不像阿Q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表现了出来，他们反抗地主，参加革命，而且表现了原始的Baudon的形式，自己实行革起命来，绝没有像阿Q那样屈服于豪绅的精神。”⑧
“革命文学”的倡导为彷徨歧路的文坛带来兴奋。但革命作家将“大众”提升为“群众”并以“群众”来规约文学的新异做法，也颇使人不安。1928年10月，茅盾在《小说月报》上刊出《从牯岭到东京》一文，直接对阶级性的“群众”概念提出质疑。茅盾认为，“群众”不当仅是工农大众，而应包括“小资产阶级群众”。同时，他又以“今后革命文艺的读者对象”为题，讨论了读者与群众的关系。他认为，革命文学的事实读者与其应该的服务对象(群众)并无实质关系：
什么是我们革命文艺的读者对象？或者有人要说：被压迫的劳苦群众。是的，我很愿意，我很希望，被压迫的劳苦群众“能够”做革命文艺的读者对象。但是事实上怎样？请恕我又要说不中听的话了。事实上是你对劳苦群众呼吁说“这是为你们而作”的作品，劳苦群众并不能读，不但不能读，即使你朗诵给他们听，他们还是不了解。……结果你的“为劳苦群众而作”的新文学只有“不劳苦”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阅读了。你的作品对象是甲，而接受你的作品的不得不是乙，这便是最可痛心的矛盾现象！⑨
既然“群众”不读“革命文学”，那么用“群众”作标准要求文学，就不免空蹈。而且，茅盾谈到“群众”，也未用许多夸张不实的革命词汇，而是平平实实考虑他们缺少文化、“不能读”的实情。多年后茅盾回忆此事还说，“当时的工农大众每天十二小时以上的劳动，他们的半饥饿的生活状况，使他们既无时间、亦无余钱购买那些登载革命文学的刊物和单行本”，“当时阅读革命文学、普罗文学的读者，仍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0)茅盾把虚浮的“群众”概念拉回“大众”层面，激起了革命作家反驳。克兴反对将小资阶级列入“群众”，不同意茅盾革命文学应“先在小资产阶级群众中立足”的建议，认为小资“在阶级社会里向来没有独特的位置”，它要么附从资产阶级要么附从无产阶级，并非一个有统一意识与利益的群体，无资格作“群众”，但克兴不得不承认，革命文艺尚不能在群众中立足，只能以将来“应该推广到工农群众中去”敷衍过去(11)。
这是新文学第一次对读者的慎重讨论。茅盾对读者的清醒辨识产生了反响。林伯修(杜国痒)撰文反对把“大众”概念阶级化，“(大众)决不是单指劳苦的工农大众，也不是抽象的无差别的一般大众——所谓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of the people的the people，而是指那由各个的工人，农民，兵士，小有产者等等所构成的各种各色的大众层。”(12)郑伯奇则指出“中国劳苦弟兄的最大多数，不客气地说，还是连字都识不到几个。”(13)沈端先则希望“革命文学”须先争取“小资产阶级群众”，再争取工农大众，“最少限度应该将读者范围扩大到中等学校学生、店员，及邮务印刷等等工人。”(14)看起来，大家对“大众”、“群众”两个概念的使用很混乱。但实际上，他们要么反对将“大众”变成阶级性的“群众”概念，要么不承认“群众”的阶级性、神圣性。鲁迅历来将读者认定为渴望真理的青年学生，所以对成仿吾、钱杏邨杜撰出来的“无产大众”读者说得更直接，“读者也应该有相当的程度。首先是识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体的知识，而思想和情感，也须大抵达到相当的水平线。否则，和文艺即不能发生关系。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15)联系到鲁迅此前对青年学生以外的读者(观众)的讽刺，这个说法就算是比较温和的了。他对“群众”的趣味、理解力几乎不抱信心，“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生器么，别人也须是发生器，才会共鸣。”(16)所以他对成仿吾“必须得到大众的理解与欢爱”(17)的说法格外警惕，“主张什么都要配合大众的胃口，甚至于说‘迎合大众’故意多骂几句，以博大众的欢心。这当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诣，但这样下去，可要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故而“‘迎合大众’的新帮闲，是绝对要不得的”，“不能听大众的自然，因为有些见识，他们究竟还在觉悟的读书人之下，如果不给他们随时拣选，也许会误拿了无益的，甚而至于有害的东西。”(18)鲁迅无疑摆明了对待读者的底线：启蒙读者而不是“媚悦”读者，不必因为读者有了某种名目(譬如“群众”)就放弃必要的立场。可见，要把读者从青年学生偷换为“无产大众”，再把“半饥饿”的可能根本不读书的有待被启蒙的“大众”乔装打扮成可以作为文学评价标准的“群众”，很难获得认同。
然而，政党政治仍使读者从“大众”走向了“群众”。1930年初，“左联”成立。在意识形态竞争局面下，“国共两党都不约而同地把意识形态传播的对象设定为‘大众’”，“在左联看来，‘大众化’是完成‘当前的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任务’的必要手段之一，其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自明的。”(19)于是，在“左联”公开的理论表述中，茅盾、鲁迅的异议消失了，创造社、太阳社作家的主张以更激进姿态呈现出来。1931年通过的“左联”《决议》宣称，左联成员
必须立即开始组织工农兵贫民通信员运动，壁报运动，组织工农兵大众的文艺研究会读书班等等，使广大工农劳苦群众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要读者和拥护者，并且从中产生出无产阶级革命的作家及指导者……今后的文学必须以“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列宁)为原则；同时也须达到现在这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文学者生活的大众化与无产阶级化。(20)
三年前被茅盾批评过的虚妄再次出现。工人、农民根本不读文学，但“左联”已在用他们作为标准要求作者。虽然还在继续使用“大众”概念，但是读者的“群众”性已非常分明。这种事实上已坐到“群众”神座上的读者，不再是被启蒙者。相反，在“左联”所展望的新世界里，知识分子已丧失前程，至多是有被改造的“前程”。这些，完全没有考虑此前茅盾、鲁迅的慎重意见。但出于特殊环境下的斗争需要，茅盾、鲁迅没有对《决议》提出异议。“左联”正式在理论上将读者推上了“群众”的神坛，虽然有时仍以“大众”名之。
当然，在1930年前后，读者由“大众”向“群众”的概念转移也很有限，因为推崇“群众”的“左联”作家自身也经常前言不搭后语，甚至错谬时出。李初梨虽然高呼“群众”，但实际对待读者时，仍理所当然自居为“导师”，称群众为“迷途上的羔羊”(21)。郭沫若也说，要“老实不客气的是教导大众，教导它怎样去履行未来社会的主人公使命。”(22)郭沫若的陈述在逻辑上颇为不通：既然“群众”(读者)已贵为“主人公”，又怎能被“老实不客气的教导”？出现这种不伦不类的说法，是知识分子书斋里谈论革命的结果。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群众”概念当成口号，表演冲动大过了认真的思考与实践。而且，即使在“左联”《决议》通过之后，“左联”作家仍在抱怨“中国的工人，决不会欢迎张资平的小说。然而，《火烧红莲寺》、《江南廿四侠》、《七侠五义》、《施公》、《彭公》，却得到大众热烈的欢迎和拥护。”(23)对此，曾任党的总书记的瞿秋白深感不满。1932年，他接连撰文，批评“革命的文学家和‘文学青年’大半还站在大众之外，企图站在大众之上去教训大众”(24)，提出“革命的作家要向群众学习”，“站到群众的‘程度’上去，同着群众一块儿提高艺术的水平线。”(25)这种观点，多少可以看到十年以后《讲话》的先兆，但在当时影响很小。毕竟，在上海这种大都市里喊叫“革命文学”的，都是些文学青年，其实也不懂革命，对“左联”这种体制性的机构也认识不深。故在30年代左翼文学中，读者概念在理论上已从“大众”转移到“群众”，但又多少像空洞的口号，并未提升“读者”的实际影响。
新的实质性改变出现在解放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国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大量左翼文人由上海、桂林、重庆等都市前往延安。新的环境，对革命及“革命文学”新的认识，不自觉地使左翼文学“读者”概念发生调整。这种调整集中于两点。(1)“群众”不再是书斋里的新奇名词，而变成了耳闻目睹的现实。在上海，文人们生活在租界和文艺圈里，对工农很少接触。“群众”是印在纸上的时髦术语。而在延安，作家突然进入群众的海洋，直接与群众面对面，群众成为现实的读者(观众)。1937年，雷铁鸣这样描绘延安观众的热情，“一听到说演戏或只要在街上贴一两张广告，就会使得全城都骚动了似的，女的男的，老的少的，人山人海的堆满在露天的舞台前面”，“每个戏都能深入群众，抓住了群众的心坎和脉搏”，“使群众的紧张，悲哀，兴奋，愤懑和舞台上所演的融化在一片。”(26)(2)在延安，士兵、农民是活生生的，他们的牺牲、勇敢和智慧给作家巨大洗礼，作家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群众是历史主人，谈论“群众”，描写“群众”都能让人自豪。所以，一个新的迹象出现，即“读者”与群众同一化，“读者”即群众。作家谈论读者，甚至不再说“读者”，而直接替换为“群众”。不和“群众”匹配而单独使用“读者”一词的文章日渐少见。那种用法往往限于个别落后读者，譬如只“喜欢‘出奇’的故事的”某些读者(27)。
不过，刨去对于群众的印象式的热情，这种调整实际上还只是微调。尽管“读者”成了“群众”，作家也没有大幅度改变自身与读者的实际关系。启蒙式居高临下当然不再合乎时宜，但1938年丁玲对“适合群众”的解释，颇代表了来自上海的左翼文人们的微妙态度。丁玲说，“‘到大众里去’，‘应群众化’等等的语句，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口头语了”，但“在接近里面，就有适合和取媚的不同”：
适合群众，是求其一切言语行为，不标新立异，与大众共喜乐，同艰苦，了解群众苦痛，帮助其解除，使他们逐渐对你的处世做人(就是工作表现)表示敬服……你不仅是他们的同伴，而是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师长，他们所依赖的人。我们现在要群众化，不是要把我们变得与老百姓一样，不是要我们跟他们走，是要使群众在我们的影响和领导之下，组织起来，走向抗战的路，建国的路。
这段缠绕表述，实是鲁迅有关“媚悦大众”的批评的延续，它要在申述知识分子面对主体阶级“群众”时的“领导”、“组织”之地位。丁玲称，作家“只求能适合群众，而绝不取媚于群众”，而且，所谓“适合群众”的目的恰恰在于“领导”群众(28)。丁玲的意见暗示了知识分子的底线。但这种对待群众的态度与革命的要求大有乖异，对此丁玲肯定也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篇文章撰成于1938年，但没有拿去公开发表。不过丁玲的倾向性仍十分明显。据韩晓芹统计，在丁玲主持《解放日报》“文艺栏”的1941年5月16日到1942年3月31日期间，文艺栏共发表作品约274篇，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题材居主，“在体裁上，主要以文学理论与批评、小说、新诗、杂文等纯艺术形式为主，最为读者所欢迎的反映前方的速写、报告文学，只有16篇，占全部作品的6％，群众性最强的戏剧作品则一篇也没有。”(29)显然，农民、士兵等尽管已有“群众”之名，但丁玲仍以青年学生或受过一定教育的干部为预设读者，对群众并不重视。李初梨有关“导师”(知识分子)与“羔羊”(无产大众)关系的论述仍不公开地为文人们所认同。
1942年5月，毛泽东发动延安文艺整风。在《讲话》中，毛泽东对作家与群众(读者)关系作了政策性阐述。从文学接受角度看，《讲话》也可说是一篇文学与读者关系的专门文献。有研究者甚至认为，“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正是提出‘接受美学’主要思想的第一人。且不说毛泽东如何重视读者意识，仅‘接受’、‘接受者’这两个词语在《讲话》中就反复用了七次之多。”(30)此说不必过于认真，但“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的确是《讲话》的核心论题。首先，毛泽东认为，与国统区不同，根据地群众是革命文学事实上的读者，“(国统区)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根据地则“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其次，毛泽东以革命领袖的身份重申了“群众”(读者)概念的道德与历史内涵：
(许多同志)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31)
这段表述体现了毛泽东对“群众”概念的权威性的诉求与要求。恰如萧延中所言，“‘人民’或者‘群众’在毛泽东的政治和哲学著述中，不仅出现频率相当高，而且是他政治哲学体系中最为核心的理论范畴，虽然毛泽东从未就‘人民’或‘群众’的概念下过明确的科学定义，但确实赋予了这一范畴以最为崇高的神圣地位。”(32)类似看法，李卜克内西《社会发展规律概论》(1922)曾经表述过：人民与艺术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首先，人民作为主体，作为艺术的创造者而存在；其次，人民作为客体，作为描写素材而存在；最后，人民作为感受者，作为艺术的消费者而存在。毛泽东没有直接读过李卜克内西的这部著作，但他对更早的列宁有关文艺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无疑相当熟悉。但毛泽东还强调，既然“群众”代表了“空前未有”的新时代，那么，它就具有无可怀疑的权威性，作家就“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作家要“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还要在思想感情上“与群众一致”，要“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
毛泽东的要求与丁玲愿望相去甚远。其中“思想改造”指令对文艺界产生了巨大冲击。不难看出，他调换了“群众”与知识分子的价值。在《讲话》中，“群众”获得普遍价值，作家却除了写作技术，别无所长，甚至连“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都算不上，因为所谓“有机知识分子”，按照齐格蒙特·鲍曼(Zygumnt Bauman)的界定，尚是本阶级“立法者”，而延安知识分子根本不被承认是党的“道统”的创造者。这是对启蒙主义的彻底逆转。在左翼文艺思想史上，《讲话》第一次从革命现实需要出发，赋予“群众”以意识形态权威性，并系统提出了一套实践方法作为保证。于是，“读者”与“群众”彻底合一，并分享了后者的意识形态权威，获得超强价值优先权力。而知识分子失掉启蒙权力，左联诸君念兹在兹的“导师”与“羔羊”的关系，遂成明日黄花。
伴随整风与“抢救”运动，《讲话》以不可质疑的权威说服、慑服了“亭子间”来的左翼文人，一跃而成为新的文学“圣经”。在随后“解经”过程中，左翼文人逐渐完成自身朝向体制内的“延安文人”的转换，同时，“读者”与“群众”的概念整合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并从根据地到国统区，从乡村到城市，从战时到战后，得到广泛传播，成为文学接受中新的“成规”。
《讲话》公开后，延安知识分子纷纷撰文表态。艾青承认读者(群众)裁决的权威性，“把诗送到街头，使诗成为新的社会的每个构成员的日常需要。假如大众不需要诗，诗是没有前途的。”(33)因“关门提高”受过冲击的周扬，完整发挥《讲话》的观点，还有力弥补了《讲话》的薄弱环节。在《讲话》中，毛泽东将革命文学的事实读者界定为“群众”时，列举了干部、战士和农民。细究起来，这种界定实属主观推定，其实略识文字之人未必爱看小说和诗歌。但周扬以延安春节秧歌为例，活生生地为《讲话》补充上了群众作为读者(观众)的现实场景：
他们已不只把它当做单单的娱乐来接受，而且当做自己的一种生活和斗争的表现，一种自我教育的手段来接受了……他们的欣赏趣味并没有停留在旧的事物上面。他们的生活是在前进着的；他们渴望着在艺术上看到他们新的生活的反映，找到对于他们生活中发生的新的问题的解答。
周扬还认为，在“新的群众的时代”，“任何艺术形式，只要它是能够反映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和斗争与历史的革命内容的，都应当让其存在，促其发展”，“最后的判断者是群众”(34)。刘白羽也就秧歌剧撰文阐述《讲话》。刘将群众(读者)解释成文学评判者，“一种作品，一定是从群众中来的，再回到群众中间去，才会被群众所欢迎。今年春节在延安，一个秧歌剧演出后，一个农民出身的战士就说了这样的话：‘你们的秧歌，是老百姓批准了的’”，故革命作家应“最正确的把群众生活表现出来”，“从群众的感受来认识问题”(35)。刘白羽还批评“左联”时代的读者观是“漂亮的口号”，“文艺家不先深入到群众中去‘化’了自己，只停留在把大众看成‘落后’或‘空想人物’的观点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把‘灵魂的工程师’这句话理解成踞于人上之‘神’似的，——实际这就是一种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露骨表现。”(36)延安知识分子的连续性阐述与论证，确立了《讲话》的权威性。同时，中共中央还抽派何其芳等理论家前往重庆，向国统区左翼作家传谕《讲话》精神。到后来，由于《讲话》本身的理论说服力，与“解经”的累积效应，尤其战争环境的现实需要，《讲话》逐渐从理论要求上升为公开规定。文学必须将“群众”作为预设读者，并以“群众”作为裁决标准。1944年11月，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通过《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定》，称，“艺术的新旧，基本上决定其能否为群众的利益服务，能否为群众的战争、生产、教育等服务。”(37)此后，“群众”遂成硬性规则。
抗战胜利后，党有意识地以《讲话》整肃国内思想状况。1947年后，党安排冯乃超、邵荃麟等在香港创办《群众》和《大众文艺丛刊》，阐发《讲话》，批判党内外的异端思想。“读者”与“群众”的概念整合，也由此在“泛延安化”过程中向全国传播。《讲话》欲从地区文艺指导方针转变为全国文艺指导方针，首先面临着从乡村向城市的转换。为此，林默涵重新厘清、界定了读者与“群众”的匹配关系。1947年，林在《群众》上刊发《关于人民文艺的几个问题》，以“人民”概念取代“群众”，称“我们的文艺应该为人民——其中的最大多数是工农——服务”。“人民”概念扩大了“群众”范围，在工农兵、小资知识分子之外又纳入一个新群体：城市小市民。这显然是为《讲话》进入城市预作准备。但《讲话》确立的读者/群众规则也面临风险：既然小市民忝列为“人民”，那么他们对鸳鸯蝴蝶派的嗜好是否亦须增列为文学“标准”呢？林默涵通过对“人民”内部工农与小市民的“界限”的确立，规避了这一风险。林默涵认为，“市民”缺乏利益与意识的一致性，“他们是分散的，相互之间的利害往往不一致的”，“为了一个戈贝，也可以打破脑袋的”，“他们憎恨张百万，而自己又梦想做张百万；一面要反抗，一面又时时想妥协”。故色彩暧昧的小市民不能分享群众或人民的道德与历史资源，对小市民读者的态度也不能同于工农：
对于这样的小市民，我们的作家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是只看到他们的落后的一面，而加以鄙夷和唾弃呢？还是两面都看到，看到他们的落后一面之外，还看到他们进步的一面，而帮助他们克服落后性，加强进步性，使他们的觉悟更加提高，更加积极地参加斗争呢？不用说，后者是我们作家应该采取的态度。……是站在工农的立场上来表现市民，教育市民，争取市民，使他们和工农一道斗争。而市民的斗争，也只有和广大的工农斗争相结合的时候，才有胜利的可能。所以为市民写作的文艺，在终极的意义上，仍然是为工农的利益服务的。
为市民服务，却又丝毫不用考虑其阅读趣好，林默涵的解释无异于诡辞。所以，“读者”与“人民”的整合，虽然形式上扩大了读者范围，但无改其实质，仅工农读者可获得“人民”巨量意识形态资源，“小市民”则被摒斥在外。1948年，林默涵继续阐述知识分子和文学之于“人民”的从属性，“(文艺大众化)是人民群众自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的一种迫切要求。人民和革命需要文艺作为它的武器，主人翁已经不是知识阶级，而是人民大众”，“今天绝不能像过去那样，凭知识分子脑海里的蓝图来设想问题。我们只有实事求是地，根据革命实践和群众的实践需要来认识问题。群众需要和群众的接受程度应该作为内容、形式与大众化运动方式的一个基本前提”(38)。这种论述，彻底将“读者”等同于“人民”。
新中国成立前夕，“读者”终于彻底在理论上与“人民”“群众”同质同构。至此，读者作为文本阅读者(观赏者)，在革命动员需求下，由左翼文人、革命政治家累积阐述，逐渐实现了与“群众”、“人民”的概念整合，上升为普遍价值的拥有者，具备跻身重要评论力量的可能。建国后，读者挟带着这种权威意识形态身份，从延安走向北京，继而走向全国。
注释：
①冯建三：《大众文化的神话·译者导论》，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②[荷]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第12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③雷加：《四十年间》，《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2期。
④[德]汉斯·罗伯特·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论的挑战》，载《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3卷，胡经之、张首映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⑤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⑥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1928年1卷9期。
⑦石厚生：《革命文学的展望》，《我们》1928年创刊号。
⑧钱杏邨：《死去的阿Q时代》，《太阳月刊》1928年第2期。
⑨茅盾：《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1928年19卷10号。
(10)茅盾：《我所走过的道路》(中)第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11)克兴:《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谬误——评茅盾君底〈从牯岭到东京〉》，《创造》1928年2卷5期。
(12)林伯修：《1929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海风周报》1929第12号。
(13)郑伯奇：《关于文学大众化的问题》，《大众文艺》1930年2卷3期。
(14)沈端先：《所谓大众化的问题》，《大众文艺》1930年2卷4期。
(15)鲁迅：《文艺的大众化》，《大众文艺》1930年2卷3期。
(16)鲁迅：《热风·随感录五十九》，《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7)石厚生：《革命文学的展望》，《我们》1928年创刊号。
(18)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9)张大伟：《30年代教育状况与“左联”文学读者分析》，《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4期。
(20)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载《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21)《读者的回声·普罗列搭利亚特意识的问题》，《文化批判》1928年第3号。
(22)郭沫若：《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大众文艺》1930年2卷3期。
(23)何大白：《文艺的大众化与大众文学》，《北斗》1932年第2期。
(24)瞿秋白：《“我们”是谁？》，未刊稿，作于1932年5月4日，保存于鲁迅之手，现收入《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文振庭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25)史铁儿：《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文学》1932年1卷1期。
(26)雷铁鸣：《戏剧运动在陕北》，《解放周刊》1937年1卷8期。
(27)江华：《创作上的一种倾向》，《解放日报》1942年2月11日。
(28)丁玲：《适合群众与取媚群众》，载《丁玲文集》第7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9)韩晓芹：《读者的分化与延安文学的转型——延安〈解放日报〉副刊的文学生产与传播》，《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30)童庆炳：《毛泽东与“读者意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3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2)萧延中：《划时代悲剧的剖析与理解——对毛泽东晚年政治哲学思考的若干思考》，载《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
(33)艾青：《展开街头诗运动》，《解放日报》1942年9月27日。
(34)周扬：《表现了新的时代》，《解放日报》1943年3月21日。
(35)(36)刘白羽：《新的艺术，新的群众》，《群众》1944年9卷18期。
(37)《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定》，《解放日报》1945年1月12日。
(38)林默涵：《略论文艺大众化》，《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第2辑。
标签：文学论文; 读者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 文化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文艺论文; 茅盾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