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学礼[1]2016年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研究》文中认为东亚经济合作一直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进程,本文仅是对这一进程的技术性解释。区域经济合作原本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但由于未能考虑到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因而难以刻画其全貌。事实上,各国在制定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时不仅要权衡经济得失,也要权衡政治得失,不仅遵循市场逻辑,也遵循权力逻辑,可见,区域经济合作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更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而区域公共产品理论正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解读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视点。依循这一思路,本文首先从供给的角度完善了区域公共产品理论的分析框架,进而鉴于东亚经济合作的“危机驱动型”特点,将东亚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历程分为亚洲金融危机后的起步期(1997~2009年)和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深化期(2009年以来)两大阶段,分阶段地考察了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预测。本文的根本目的旨在解决叁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思考区内外博弈约束下区域公共产品得到有效供给的条件;第二,思考两次金融危机后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同结果及其成因;第叁,思考地区实力格局转换背景下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前景及其影响因素。全文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对本文的选题立意、已有研究及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研究方法、结构安排、创新及不足进行了概括性介绍。第2章“区域经济合作的相关概念与理论解释”,对全文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首先,本文中的“东亚经济合作”并非泛指东亚地区内任何时期、任何形态的合作,而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20世纪90年代后期正式启动、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理想目标的经济外交实践。其次,论文对区域经济合作已有的理论解释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并发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明显强于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区域公共产品理论正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区域层次的拓展和应用。最后,论文对区域公共产品理论的渊源、脉络和局限性进行了简单介绍。第3章“区域经济合作的公共产品理论分析框架”,构建了贯穿全文的理论主线。首先,论文阐述了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公共产品的关系,通过剖析“区域公共产品”的逻辑内涵界定了产品的供给模式、扩展了产品公共性的判断标准、明确了产品的形态和内容,进而将上述概念操作化,使其适用于东亚经济合作的实践。其次,论文用“预期收益”、“供给成本”和“外部性”叁个要素刻画出单个国家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决策变量,并赋予它们新的理论含义。在此基础上,论文以国家异质性和利益相关性为切入点,强调非平等的成本分担、非均衡的收益分配和域外大国介入的阶段性,从根本动力、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等方面尽可能地完善了区域公共产品理论,论证了各国实现合作供给的条件,即:在厘清不同国家收益敏感性和成本敏感性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供给机制重塑各国的成本-收益结构;承认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与域外大国的利益相关性,妥善应对其介入。第4章“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进展及成效”,是对1997年后十余年间东亚经济合作历史的理论解读。首先,论文分析了东亚公共产品供给的起因,指出这是区域公共产品需求不断“发酵”的必然结果。其次,考察了本阶段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内容和特点,即:贸易类区域公共产品是供给重点,投资类区域公共产品是其“副产品”,两者都呈现出明显的“质次价廉”特征。随后,论文用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本阶段东亚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效,结果表明:尽管存在较为严重的“面条碗效应”,但东亚公共产品供给确实较大地促进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因而是相对成功的。最后,论文分析了实现相对成功供给的叁条原因:各供给方都以绝对收益为主要关注点;供给的总体成本较低,且大国的选择性激励降低了小国的个体成本;外部性较小,且“开放的区域主义”和美国的有限介入较好地实现了外部性的内在化。第5章“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困境及突破”,是对2008年后东亚经济合作困境的理论解释。首先,论文考察了全球金融危机后东亚经济合作的深度经济一体化趋势,以及该趋势对高质量区域公共产品的需求,进而区分了东亚对高质量区域公共产品的一般需求和重点需求。然而,现实问题是,东亚各类区域公共产品的“优质化”进程都陷入了困境,导致这一困境的成因有叁个方面:各国对相对收益的竞争削弱了供给的根本动力,高昂的供给成本强化了供给的内部约束,美国的全面介入强化了供给的外部约束。最后,论文考察了东亚各国为突破“优质化”困境所采取的策略:RCEP已经成为东盟主导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新尝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在成为中国引领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新模式,二者都对突破困境有一定帮助,但相比之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更为积极。第6章“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前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是对未来东亚经济合作趋势的理论预测。论文首先明确了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前景的确定性,即:供给主体的范围已不可避免地泛化到东亚之外,实现“纯粹东亚”供给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各类区域公共产品将形成多层次共存且无法相互替代的局面;供给机制将更加多元化且长期并进。但我们不能确定的是:东盟能否继续充当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心,中日之间的供给竞争将走向何方,美国主导的“亚太化”供给发展前景如何。最后,要实现区域公共产品的可持续供给,就必须将已然分化的预期收益再整合,促使主要大国承担更多的供给成本,在TPP、RCEP和“海上丝路”叁大供给平台的竞争与互融中将外部性内在化。第7章“我国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选择”,是对我国今后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理论思考。在崛起大国和发展中大国的双重身份下,我国能否有效提升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取决于叁个方面,即:是否有着清晰明确的战略定位以解决供给意图和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能否选择合乎实际的供给策略以协调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如何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化解现实中的具体风险。但无论如何,“大周边”地区已经成为我国走向强国之路的战略依托带,我国应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从而为我国多层次、全方位的经济外交提供新的动力和空间。最后是“结论”部分,对本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
蒋红[2]2004年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及其对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启示》文中研究指明区域经济一体化无疑是当今世界经济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运行和发展规律有较为准确、透彻的把握，能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决策者提供有意的依据和启示。本文旨在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出发，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的动因以及对成员国和集团的影响，寻求多数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成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从而为我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提出政策建议。 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全面系统的介绍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包括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及其在新贸易理论前提下的变化和发展。第二章分别总结和评价了北北型、南南型和南北型叁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类别的实际效果，进而得出了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并不成功的结论。第叁章以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为依据，并运用新贸易理论模型，分析了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存在的问题和原因。第四章介绍了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状，分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自身优势和将带来的影响，最后提出了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选择，即参与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
宫倩[3]2016年在《国际区域合作动力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当今的国际社会,国家想要凭借自身的实力与强权进行武力的吞并和扩张已然成为不可走通的路径,那么民族国家想要增强经济实力和扩大政治影响力的途径又从何处着手?冷战的结束使得世界政治中的全球性因素减弱,被冷战格局所掩盖的地区力量加强,国际社会各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越来越被地区动力所左右,区域一体化获得了较大发展。从当下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来看,经济全球化的重心逐渐由多边主义向区域主义转变。国际区域合作构造了国家之间良好的国际关系,它将一国利益与地区内其他国家的利益相结合,集中区域内部的资源和能量,通过共同努力解决面临的共同问题,维护和促进共有利益,最终达到共赢的目标。稳定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安身的立命之本,发展繁荣之基,伟大复兴的启航之港。国际区域合作不仅为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缔造了安稳的国际环境,而且为彼此的共同昌盛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也是中国践行"睦邻、安邻、富邻"外交政策的最佳路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因此,推动亚洲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合作共赢、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参与国际区域合作的契机。而对于中国来说,当前面临的问题已不仅仅是能否参与区域合作,而是如何更好地融入和推动区域合作。基于此,笔者试图探寻国际区域合作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规律,在归纳前期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出在国际区域合作进程中,究竟是哪些因素起到关键作用,也就是说,是什么因素驱动着国际区域合作的形成与发展,决定了其成功与否及其延续性,而这些因素又是不可忽略的。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利于启发中国在进行国际区域合作时有必要需要考虑这些驱动力因素,并努力发挥它们的作用,以此更加完善地建设其参与的区域合作组织,将国家利益与区域整体利益相契合,提升区域的国际竞争力及其地位。本文在阐述区域合作一般理论的基础上,以政治学的相关理论分析和解读了区域合作产生与发展的驱动力是什么及其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在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前期成果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地比较和选择,笔者总结出四种驱动国家间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动力要素,即国际制度、共有观念、政治领袖和国际体系结构。因此,在阐释相关理论之后,笔者分别对每一个动力要素各自分为一章详细论述了它们在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由于区域合作的产生与发展并非是某一动力要素单独地在某一阶段发挥作用,而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推动的结果,只是某些动力因素在某一阶段会比另一些更为关键。因此,对于这四种动力因素来说,它们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能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强化各自路径的同时,还能够促进其他因素的发展。基于此,在着重各自分析四种动力因素之后,笔者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阐述了什么是动力机制、动力机制的内容、区域经济合作动力机制及其特点的理论内涵,并根据系统动力学原理,重点阐述了四种动力因素的相互作用机理,从而探索出一条如何促使区域合作更为有效和持久的路径。本文主要的研究框架和写作思路具体如下:本文主要由叁大部分构成,包括引言、正文和结论。第一部分是引言,主要对选题依据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内容与方法以及拟突破重难点与创新之处和不足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总体阐述,以此从整体上了解本文的研究脉络。第二部分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由六章内容构成。第一章是国际区域合作动力机制的理论逻辑。这一章是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对已有的经济学、政治学理论关于国际区域合作动力问题相关性探讨的回顾,在将其中部分理论作为本文理论支撑的基础上,反思现有理论的缺失和不足,并尝试构建一种以四种核心动力要素为基点及其相互之间内在作用机理的国际区域合作动力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对国际区域合作进行较为全面、综合的规范研究,包括动力机制的内涵、国际区域合作动力机制的内涵、研究国际区域合作动力机制的重要意义以及国际区域合作动力机制四种驱动力要素分析的理论假设。第二章是论述国际区域合作动力的国际制度因素。在这一章中,主要论述国际制度的内涵与类型,国际制度在区域合作中的效用发挥,从几个方面阐述了国际制度对区域合作产生的推动力作用。最后,阐述了国际制度在区域合作中发挥有效作用的影响因素,主要阐述了国际制度在区域合作中发挥有效作用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第叁章是论述国际区域合作动力的共有观念因素。这一章对共有观念的阐述体现在:首先是共有观念的理论分析基础,包括什么是观念的内涵、类型以及观念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其次阐述了共有观念在国际区域合作中的驱动力作用,主要内容包括共有观念塑造国家间关系的建构主义解释,并以文化认同为例来说明共有观念在区域合作中发挥驱动力作用的具体表现。最后论述了共有观念在国际区域合作中的驱动力作用基础,详细阐述了共有观念在国际区域合作中发挥动力作用的限度,即在什么条件下才能真正有效发挥动力作用。第四章是论述国际区域合作动力的国际体系结构因素。本文运用肯尼思·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分析了国际体系结构内涵、类型及其特征,之后以新现实主义理论为支撑系统深入研究了国际体系结构如何在区域合作中发挥动力作用,包括国际体系结构影响国家行为的新现实主义分析、区域合作中国际体系结构"促生"性影响作用的发挥,包括两个层面的分析,一是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对区域合作产生的积极影响,二是地区体系结构中核心国家对区域合作的牵引力。最后阐述了国际体系结构中地区核心国家在区域合作中发挥助推作用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第五章是论述国际区域合作动力的政治领袖因素。本章内容首先对政治领袖的内涵及其特殊地位和作用进行了一般理论的阐述,之后阐述了政治领袖在国际区域合作中的特殊作用,在这一框架内,通过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分析了政治领袖的错误认知对外交决策的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政治领袖正向的外交理念在国际区域合作中发挥驱动力作用表现。最后阐述了影响政治领袖在国际区域合作中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第六章是论述国际区域合作驱动力要素的作用机理。这一章主要阐述各动力要素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首先本文阐述了国际区域合作驱动力要素作用机理的理论基础,分别从一般理论的系统思想、政治系统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思想以及国际区域合作驱动力要素作用机理的系统分析进行了详细阐述。其次,阐述了国际区域合作驱动力要素作用机理的过程分析,主要从横向维度、纵向维度考察国际区域合作驱动力要素作用机理。最后,通过对国际区域合作驱动力要素之间作用机理的深入分析,阐述了其在现实中的启示意义,主要包括国际区域合作驱动力要素作用机理的一般启示,对中国参与国际区域合作过程实践的现实启示。第叁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主要是对本文的整体研究进行总结,并在之前分析作用机理的基础上进行启示性的展望。
彭述华[4]2007年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利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方法，以主导问题为切入口探讨东亚经济一体化问题。作为铺挚，绪论对选题、概念、文献与理论分析框架等问题进行基本的简略陈述。国际经济学有关理论表明，国际区域一体化通过成员国之间的互利合作，将有助于各国谋取经济福利，并能促进有关政治安全目标的实现。但东亚为什么不能切实实现符合各国经济福利诉求和政治安全需要的地区经济一体化?东亚经济一体化迟滞是不是主导之争造成的呢?主导问题是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关键问题之一。然而，怎样才能将属于权力竞争范畴的国际主导与归属国际合作范式的经济一体化这两种看似冲突的研究变量纳入同一理论架构，又不至于因“水火不容”而产生理论悖论?什么样的主导模式不至于背离国际一体化的合作逻辑?本文通过对既有理论的“淘金”，提出了国际一体化的“大国和平主导”的观点，并希望以此来阐释本文选题的相关问题。第二章主要对权力、制度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的作用与影响进行讨论。国际关系研究有两种主要取向：一是以市场失灵为核心；二是以权力关系为焦点。前者主张以制度提供信息，用制度保障合作，这是国际关系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取向。后者主张权力是制定规则的基础并决定结果，这是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取向。本文首先把权力与制度作为核心变量，并将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放入权力与制度构建的理论坐标，力图澄清权力与制度对于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的影响与制约。在对国际一体化的权力、制度与主导相关问题进行了一般性的简略的理论分析后，文章对权力关系作用下的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之争，以及制度机制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东亚地区的制度缺失是制约地区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的重要因素，而东亚经济一体化也需要通过强大的主导力量才能推动制度创设。因而，东亚经济一体化不但有一个严肃的主导问题，也面临一个机制创设问题，二者构成密切互动的因果关系。第叁章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中的几个突出因素进行了讨论。东亚地区具有经济政治多样性，地区政治关系呈现复杂化与“政治破碎带"特征，使东亚国际关系又具有典型的“外部干预性”特征，因而，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就与美国等外部因素形成某种敏感关系，只有消化了美国因素，才能解决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由于地区大国中国和日本在东亚经济格局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重要影响，使中日关系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变量；然而，近期以来，中日关系中“斗嘴的巨人”现象凸现了某种“主导情节”，中同竞争与“不合作”造成的互相制约构成了核心国家主导性“缺失”难题，因而造成了东盟主导的“悖论”。东盟作为中小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面临能力不足的“尴尬”，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难以发挥“引擎”作用。东亚地区“安全困境”与民族主义等因素也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形成制约。第四章和第五章主要对东亚一体化“大国和平主导”进行了理论分析。国家能力是决定一国在竞争中能否获胜的主要手段，国际一体化推演了某种“大国主导”的逻辑。然而，“大国主导”这种能力主要不在强制性方面，而在于说服与施惠的能力，它与某种国际威望相伴而生，并为追随者所认同与接受。国际一体化主要基于合作的主导模式，重视主导的道义与制度规范的作用，将使主导大国的强制倾向受到制约。大国将更多地利用协商甚至实惠的手段来取得主导地位。国际一体化需要相应的国际制度机制作为保障，国际一体化的“大国主导”是一种“直接主导”而非“霸权主导”。由于国际制度机制是国际一体化的重要变量，“大国主导”打上了深深的“制度烙印”，加之，大国需要对中小国家做出和平与安全承诺，大国还需要通过自身在经济政治资源方面的绝对优势提供诸如安全、市场等“国际公共产品”，并对小国因经济一体化做出调整付出的代价做出补偿，来换取小国的政治支持。因此，成功的国际一体化主导模式应该是一种“大国和平主导”模式，欧洲一体化的“法德核心”是“大国和平主导”的典型案例。国际一体化不但演绎了“大国和平主导”的逻辑，也有一种内在的“大国和平主导”需求。“大国和平主导”观点为阐释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提供了一种有益的理论视角。实际上，东亚“区域化”历史进程中的演绎了某种大国主导的逻辑，日本作为“雁阵模式”的主导者与中国作为“东亚产业链”的“轴心”，在东亚地区整合中发挥了一定的大国主导作用。毫无疑问，“大国和平主导”也许能够为解决日渐显现的东亚主导问题提供思路，也能为解开中日关系“症结”提供一剂良方。未来东亚经济一体化对大国和平主导有一种必然的内在需求。东亚经济一体化需要“大国和平主导”，那么，东亚地区哪些国家能够担当这样的角色呢?通过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的初步理论分析，本文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中国和日本最有可能成为主导国，中日合作主导是最好的主导模式。中国是东亚疆域最大的国家，也是东亚最大的市场，又是东亚经济的“发动机”，中国参与并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由于主导地区一体化能够获得政治经济收益，中国主导符合中国利益。基于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经济科技实力，它能够在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发挥其主导性。而且，日本在地区经济一体化问题上已经表现出一定积极动向，中国应该采取与日本合作的主导战略，通过东亚的“法德核心”来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东亚经济一体化需要在中日积极合作的基础上，通过创设一定的地区制度来实现。
崔颖[5]2006年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文中提出区域经济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稳定发展的主要支柱，也是推动各成员国社会发展与经济繁荣的基础。但是各成员国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和欧亚大陆间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使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发展面临严重困难和挑战。如何围绕“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向前发展成为各成员国的当务之急。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不平衡发展是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受其影响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发展将出现雁行阵的发展态势，中国、俄罗斯无疑共为发展的领头雁，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发展的本质就是以中俄为火车头带动其他成员国发展的区域经济合作。 俄罗斯及中亚四国的优势结合中国的市场需求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逐步建立市场相互依赖机制，产业互补结构，不断增加各成员国之间经济往来的总量有利于各成员国实现经济社会转型和持续发展的宏伟目标。其中，中国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中国市场的旺盛需求不仅是世界经济的“引擎”，更是带动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正确处理中俄两国间的经济关系，充分发挥中俄两国经济合作在区域经济发展变化中的共同带动作用，是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稳步前进的基础；建立能源协调机制，既能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上新台阶，又能为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发展的机制建设作出榜样；积极吸取其他区域经济合作的成功经验非常必要，因此，将CEPA扩大到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值得尝试的选择。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将使中国改革开放实现从沿海开放到沿边开放的根本转变，形成全面开放的格局，也推动了中国“睦邻、安邻、富邻”新地区主义的形成。积极发挥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带动作用，既是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逐步实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实现新的国际战略目标的现实需要。建立地方合作机制，为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带动作用创造了条件。以港澳、广东地区为核心的泛珠叁角地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有特别的地位，探索该地区如何利用优势，在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作用，能够尽快地突破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在某些领域徘徊不前的局面，促进区域经济合作新发展。
张国军[6]2016年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与中国对策研究》文中提出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双边多边经贸合作"。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中国要"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十八届叁中、五中全会进一步要求,立足周边,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辐射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201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第一份关于自贸区建设的战略性、综合性文件——《关于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的若干意见》,从顶层设计了未来自贸区建设,明确提出了具体目标和措施。中国对推进自贸区建设工作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而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进行系统、深入研究有助于正确判断国际和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环境,找准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定位,有助于我国更好地实施和推进自贸区战略。基于此,本文研究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主要参与方利益博弈及中国对策。本文认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若以1997年和2008年为界限,大致可以划分为叁个阶段:第一阶段(1989—1997年),这一时期以APEC为主导。APEC在这期间处于发展的鼎盛时期,确立了组织形式、宗旨、目标、合作原则等,提出了发展目标——茂物目标,对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促进经济技术合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二阶段(1997—2008年),这一时期以东盟为主导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为特征。东盟建立了一系列"东盟+N"机制,包括"10+1"、"10+3"、"10+6"机制。东亚地区也因此形成了"小马拉大车"的合作格局。第叁阶段(2008年—至今),这一时期,美国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创,奥巴马上台后,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凭借TPP介入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自此,东盟主导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被打破,东盟提出RCEP应对TPP的冲击。继之,在中国的倡导下,亚太各方于2014年APEC北京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决定对FTAAP进行联合战略研究,并一致同意尽快启动FTAAP进程。这样,亚太地区形成了 TPP与RCEP两大机制并存,同时酝酿推动FTAAP的局面。本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选题背景及意义,有关研究概念的界定,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研究内容和论文结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创新和不足。第二章运用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结合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整体演变,分析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形成及变迁。第叁章至第五章分别分析了 TPP、RCEP、APEC/FTAAP的发展演变及其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的影响。第六章结合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参与方的亚太战略,探讨其相互间的利益博弈,判断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未来发展趋势。第七章论述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并结合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情况及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对策。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具体如下:第一,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的原因进行了国际政治经济分析。首先,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在亚太地区的权力角逐引发了该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的变迁。其次,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东亚和美国家之间既存的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美国强势推进TPP,搅乱了东盟主导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推动该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进一步发生变迁。再次,APEC存在的问题致使其集体行动成本增加,运行效率低下,陷入了集体行动困境。各成员无奈之下转向其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最后,亚太地区各国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伴随着多机制并存,竞争性合作。第二,厘清TPP、RCEP、APEC/FTAAP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的影响。TPP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赋予了新的元素,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朝多元方向发展。TPP冲击了现存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催生了 RCEP,两大机制相互制衡;RCEP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东盟主导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建设。RCEP加入门槛相对较低,为发展中国家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机会;APEC停滞不前引发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变迁。FTAAP的提出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整合提供了目标。第叁,结合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参与方的亚太战略,分析其相互间的利益博弈,判断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未来发展趋势。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参与方的利益博弈表现在对东亚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的争夺上。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谋取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东盟推进"大国平衡"战略维持其在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日本在中、美之间搞平衡,角逐东亚乃至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韩国致力于成为连结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关键链条,印、澳、新积极融入亚太权力体系,期冀分得一杯羹。2015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明确指出,TPP和RCEP是未来实现FTAAP的基础。TPP、RCEP两大机制未来发展趋势存在叁种可能:RCEP逐步并入TPP后融合为FTAAP;TPP和RCEP趋同后融合成FTAAP;TPP和RCEP纳入FTAAP谈判。然而,未来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如何发展,主要取决于主要参与方的利益博弈和亚太地区的现实发展需要。第四,基于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和之前章节的理论分析以及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中国未来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对策。使用综合贸易份额指数、拓展后的贸易密集指数、HM指数分析了中国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参与方的贸易依赖程度,结合现有的关于TPP、RCEP、FTAAP对中国经济影响的CGE模型分析结果以及之前章节的理论分析,提出中国未来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对策:多层次、全方位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建设高水平自贸区,推进自贸协定深度一体化;妥善处理中美关系,积极探索双边合作途径。
杨军红[7]2010年在《中国双边自由贸易区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以自由贸易区为主要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日益加强,自由贸易区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发展自由贸易的新趋势。中国作为迅速发展中的大国,非常重视同合适的国家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合作,短短几年的时间,中国双边自由贸易区从无到有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积极的影响。自由贸易区建设已成为我国十一五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本论文以马克思的国际价值论和世界市场理论为指导,借鉴当代西方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对自由贸易区的核心内涵、性质、中国双边自由贸易区发展进程中呈现出的特征、经济效果、作用和现实经济效应等进行了阐述,并对中国双边自由贸易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所处的层次、面临的机遇、挑战和战略选择等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研究,并针对当前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理性的对策思考。本论文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指导下,以发展为主线,通过内在逻辑关系的梳理,探究中国双边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积极影响,并对其发展做出全面的分析认识。总体上说,中国双边自由贸易区的深化发展,有助于改善区域市场内的经济分工,提升企业的专业化效率,特别是有助于中国当前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扩展经济发展空间,促进区域跨国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完善,提高中国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这不仅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也对中国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提出了现实要求。中国双边自由贸易区是中国继加入WTO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新途径和新方式。如何把握中国双边自由贸易区全面发展的契机,积极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性合作网络,不仅关系到国家区域合作方针政策的实现,而且关系到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问题。当前,全球性经济危机还在蔓延和深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自身结构调整与国际经济危机的迭加,使问题更加突出。只有以双边自由贸易区合作为突破口,全面参与区域经济协调,积极寻求加快中国双边自由贸易区发展的对策,才能帮助中国经济走出危机,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和民生改善。
朴银哲[8]2009年在《延龙图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研究》文中指出延龙图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延边州)延吉市、龙井市、图们市的简称。2007年7月，经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延龙图一体化战略正式启动。论文主要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视角，运用了多学科知识、多种研究方法，剖析研究了延龙图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合作、产业整合、市场整合与制度创新等四个方面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加快延龙图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思考，由此拟探索出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一体化建设中的制约因素、可行性与实现路径。论文分绪论、延龙图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环境、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与借鉴、延龙图经济一体化实证研究、结论等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包括问题的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内外研究进展与评述、论文的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延龙图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环境。包括图们江地区开发与合作情况的介绍及其对延边州经济发展的影响、延边区域经济发展的SWOT分析及战略选择、延龙图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可行性等。第叁部分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与借鉴。介绍长江叁角洲地区、珠江叁角洲地区、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并从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及启示。第四部分为延龙图经济一体化实证研究，也是论文的第叁、四、五、六章的内容，是整个论文的核心部分。在第叁章延龙图区域政府间合作研究中，在具体分析政府间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与政府间合作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延龙图政府间合作的重点领域及政府间合作机制的构建。在第四章延龙图区域产业整合研究中，运用钱纳里多国模型、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产业梯度系数、区位商等研究方法，分析延龙图产业整合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叁市间的产业梯度与产业发展定位，最后提出延龙图产业整合的路径选择。在第五章延龙图市场整合研究中，运用樊纲等提出的市场化五个方面的指标，对延龙图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测度；运用相对价格方差系列模型，对延龙图市场一体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同时，结合图表，具体分析了延龙图商品市场、金融市场、人才与劳务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与信息、产权市场的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对延龙图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因素与市场壁垒进行了相关分析，最后提出了构建延龙图一体化市场的路径选择。在第六章延龙图经济一体化制度创新研究中，先以量化制度变量的方法，分析了制度变迁对延龙图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再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做出延龙图制度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分析，进而研究每一种制度变迁对延龙图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力。最后，在分析影响延龙图经济一体化制度约束的基础上，提出了延龙图经济一体化制度创新的主体及路径选择。第五部分为结论。论文得出的结论为：(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施是以先易后难的顺序，逐步推进的过程；(2)市场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3)健全的利益协调机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顺利实施的前提和必要条件；(4)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起步阶段，政府的强制执行力不仅是理性的，而且也是必要的；(5)与发达地区相比，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一体化所面临的阻碍因素更多，任重而道远。论文可能的创新点为：(1)论文所研究的延龙图区域为经济欠发达的、由叁个县级市构成的少数民族地区，在研究对象上有别于以往对经济一体化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发达地区省区间合作的先例。(2)论文主要从经济学、管理学的角度，对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有别于以往主要以地理学角度所进行的研究方式。(3)论文力求将本身定性意义较大的一些论题，如经济一体化中的制度创新等问题做了量化分析，以提高论据的科学性与说服力。论文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收集资料有限，影响研究结果的精准性；研究内容不够全面、实证分析不足等，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不断补充与加强。
张婷玉[9]2014年在《美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研究》文中提出在多边贸易体制发展举步维艰，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世界经济格局悄然变化的战略背景下，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受到冲击与挑战，“地位衰弱”与亚太一体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担忧和焦虑促使美国转向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并在全球范围内发起自贸区攻势，掀起了以TPP和TTIP为代表的标榜全面的、高水平的、面向21世纪的新一轮自由贸易区浪潮，意图为美国实现政治经济诉求搭建新平台。美国作为新一轮自由贸易区浪潮的推动者，赋予了自由贸易区更多的政治、经济、外交含义，致使此番自由贸易区浪潮呈现出新的变化与特点：谈判议题体现高水平、高标准、向深度一体化发展的特点；谈判伙伴囊括了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和众多新兴经济体，波及范围之大，影响领域之广前所未有；谈判目标则致力于打造全球贸易体系的新规则，巩固其不可撼动的全球领导者地位。由此可见，自由贸易区已不再是单纯的对外贸易政策，而是美国获取国家利益乃至实现其全球战略的重要平台。因此，美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深入推进将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样的战略背景下，本文对美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发展进程进行全面回顾和梳理，剖析美国自由贸易区的国家战略诉求，洞察美国自由贸易区战略蕴含的战略思维和战略逻辑，这对未来我国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为了对美国自由贸易区战略进行全景式地解读，本文首先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出发，利用政治经济分析范式，深入研究美国自由贸易区战略与国家战略诉求的政治经济关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和透析美国自由贸易区在全球的战略布局和战略诉求；之后，结合经验分析和实证检验对美国自由贸易区产生的经济效应以及非经济效应进行绩效评估，并分析了不同国家对美国经济影响的差异性；此外，考虑到美国在全球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本文进一步对美国自由贸易区产生的影响和未来发展态势进行分析和前瞻性预测；最后，综合全文分析，得出美国自由贸易区的战略性启示，并提出了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总体规划和实施路径。具体而言，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包括：第一，美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已经超越了经济范畴，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安全、外交等战略诉求，高度体现美国国家利益，成为美国实现国家战略诉求的重要途径和平台。第二，根据美国自由贸易区在全球的战略诉求，本文将美国自由贸易区在全球的战略布局划分为五大区域，并在此基础上对每个区域内的自由贸易区进行梳理和总结，探究其背后蕴藏的国家战略诉求与战略思想。第叁，对美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绩效进行分析和实证检验。首先利用美国与自贸区伙伴国的详实数据对美国自由贸易区的传统经济效应即贸易效应、投资效应进行经验分析与实证检验；其次从政治思维、顶层规则、国家安全、战略能源等四个层面对美国自由贸易区的非经济效应进行综合分析，实现了对美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绩效在经济和非经济层面的全面解析。第四，对美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影响及发展态势进行分析和前瞻性预测。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美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对全球经济、全球格局、全球贸易机制、发展中国家等多方面产生的影响，考虑到美国与中国微妙的大国关系，单独分析了美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对中国所带来的影响；此外，为了进一步了解美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未来发展动向，本文还对美国自由贸易区发展趋势以及面临的困难与掣肘进行了分析和前瞻。最后，对中国自由贸易区发展现状及未来战略规划进行分析与研究。研究美国自由贸易区的目的是为了给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战略性启示和建议。为此，本文基于当前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现状，结合美国自由贸易区的经验与启示，提出了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总体规划和实施路径。
彭荣胜[10]2007年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机制与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国民经济持续、高效运行的前提。有关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的研讨虽多,但仍然存在理论研究的不足。本文的意义在于,系统探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动力机制以及评价指标、标准与量化方法,从而为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在对相关文献进行解读、比较与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协调”的本义,以及区域相互依赖理论、系统理论、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进行界定,然后,围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内涵的4个“标志”,运用计量方法、GIS制图等技术手段,详细探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市场调节机制、微观组织机制与空间组织机制,以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评价的指标、标准与量化方法,并以中国的先发区域与后发区域为例进行实证分析。论文共分8章,由导言、6章正文及结语组成。第1章,以本论文的研究背景为起点,阐明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评述了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相关的理论,系统梳理了有关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论文研究的内容、思路与主要方法。第2章,探讨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特征。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进行界定,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相关问题研究的前提。本文分析后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区域之间相互开放、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区域分工趋于合理,既保持区域经济整体高效增长,又把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控制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并逐渐收敛,达到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良性互动的状态和过程。依据这一涵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应具备4个方面的“标志”:区域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区域分工趋向合理;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在一定的“度”内,且逐步缩小;区域经济整体高效增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第3章,探讨了区域经济协调机制发生的基础。科学认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的前提条件是正确把握区域经济关系。为了分析方便,构建了一个两区域的分析框架,即先发区域与后发区域,并对各自的条件进行了限定。对两区域经济关系的分析表明,当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时,区域双方都可以获得“额外”的收益,而区域经济“非协调”发展时,区域双方的利益都会遭受损失。这说明,不管是先发区域还是后发区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都是其经济持续增长“内生”的需求。因此,对任何区域而言,其最佳选择都是“协调发展”。这为探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启示,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应主要依靠“内部”力量的推动。这样,在区域经济协调的动力或方式上,就存在既相互区分又相互联系的3个机制,即市场调节机制、微观组织机制与空间组织机制。第4章,探讨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市场调节机制。分析表明,成熟市场条件下的市场调节能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市场二元空间结构下的市场调节会抑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国应走以市场化为主导的协调发展道路。市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理在于:第一,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动,使区域之间具有更高的可达性,也使得双方的相互需求得以满足,从而在物质生产的角度把二者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提高了区域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第二,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获得优化配置,而完善的市场体系,也降低了区域分工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区域的合理分工;第叁,人口、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先发区域企业对市场空间的拓展,以及对政府行为的诱导,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第四,要素的自由流动,改变了区域要素的供求关系,进而促使要素价格发生改变。这样,在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的作用下,不仅区域双方都能从中获益,而且还因为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率。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显示,由于中国的市场机制不完善,区域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以及区域市场化程度空间差异显着,市场调节的总体结果是弱化了区域经济联系、降低了区域之间分工的合理性、扩大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也降低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率,从而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第5章,探讨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微观组织机制。企业是市场条件下区域经济运行的主体,市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从微观上体现为企业的跨区域活动。分析表明,企业跨区扩张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其机理为:(1)企业跨区扩张可以通过企业内地域分工突破行政壁垒、降低区域分工的交易成本、增加区域共同利益,促进统一市场的建设,从而深化了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2)企业跨区扩张可以使资源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优化配置,并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推动区域合理分工的形成;(3)企业跨区扩张增加了后发区域的投资,提高了现有资产的有效利用率,并催化其制度变迁从而获得后发优势,有利于缩小与先发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4)企业跨区扩张使区域发展获得“双赢”,并推动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率。以先发区域的广东省和后发区域的湖北省的工业类上市公司为例,实证分析了企业跨区扩张对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结果显示,企业跨区扩张深化了区域经济联系、促进了区域合理分工、有利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与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效率的提升,从而推动了后发区域与先发区域的协调发展。第6章,探讨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空间组织机制。区域开发是构建区域空间结构和区域间空间组织的过程,分析显示,区域开发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其机理为,(1)区域开发中“点”与“轴线”的培育与建设能提高区域之间的互补性与可达性、增加区域之间的相互需求与供给能力,从而密切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2)区域开发通过降低区域之间的分工成本,以及促进区域比较优势的形成来促进区域分工的合理化;(3)区域开发能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这是因为,一方面,“点”的经济实力的增强及“轴线”的建设,可以使其成为承接先发区域企业空间扩张(或产业转移)的“热点”区域,也可以使其成为接受先发区域先进知识和技术扩散的高等级“节点”,从而推动后发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减小城乡差距是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最重要的途径,而“点”的培育可以通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提升、转移空间的拓展以及转移制度阻力的降低,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从而加快后发区域的城市化进程,进而缩小城乡发展差距。(4)通过促进聚集效应的发挥,以及点、线、面的拓展来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率。最后,对我国区域开发的实践及其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与讨论。第7章,探讨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标准与量化方法。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行评价可以了解区域经济发展是否协调或协调的程度。首先,围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内涵的4个“标志”,在严密论证的基础上,确立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评价的叁个指标,即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程度(在一定的“度”内)和区域经济增长速度。这叁个指标缺一不可,且彼此补充、相互制约。其次,探讨了上述指标的量化方法。(1)考虑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本质是市场一体化的过程,故选用区域市场一体化来度量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对现有的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后,最终选取价格相对方差来衡量区域市场一体化程度。(2)采用基尼系数来度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并对差距的警戒线进行了讨论,最终确立的警戒线标准为:用人均GDP衡量时取0.45,用人均收入衡量时取0.40。(3)用GDP增长率代表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再次,界定了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度的评价标准。最后,根据上述评价指标、方法与标准,对我国先发区域(东部沿海地区)与后发区域(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先发区域与后发区域的经济发展协调水平虽有波折,但总体上却是下降的,尤其是1994年以后,这一下降趋势更加明显。导致这种情况的最主要原因是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持续扩大,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的遏制。第8章,对全文研究进行了理论总结,并展望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1]. 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研究[D]. 马学礼. 吉林大学. 2016
[2].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及其对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启示[D]. 蒋红. 武汉大学. 2004
[3]. 国际区域合作动力机制研究[D]. 宫倩.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4]. 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研究[D]. 彭述华. 复旦大学. 2007
[5]. 上海合作组织的区域经济合作研究[D]. 崔颖. 暨南大学. 2006
[6].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与中国对策研究[D]. 张国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
[7]. 中国双边自由贸易区发展研究[D]. 杨军红. 福建师范大学. 2010
[8]. 延龙图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研究[D]. 朴银哲. 东北师范大学. 2009
[9]. 美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研究[D]. 张婷玉. 辽宁大学. 2014
[10].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机制与评价研究[D]. 彭荣胜. 河南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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