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亚太战略发展、目标与实施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亚太论文,路径论文,目标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6608/j.cnki.nyyj.2015.04.07 南亚无论是在历史、地理还是文化层次上长期以来都是相对独立的地缘政治单元，印度在20世纪相当长时期与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战略联系极为有限，印度并不是亚太地区的正式成员，传统的亚太地区也不包括印度洋地区的南亚次大陆。印度亚太战略的雏形、发展与深化，最初是以冷战结束后的东南亚为出发点，并主要体现为“东向政策”的出台、实施与演化。随着亚太地缘政治、经济与战略格局的演化以及印度对自身亚太身份与定位的诉求提升，印度亚太战略也渐次得到发展与深化。印度亚太战略诉求经历了从模糊至清晰的转变，战略实施路径也从单一向多元发展，而支撑印度亚太战略的核心理念则是“大国地位诉求”。在印度实施亚太战略的进程中，“东向政策”只是战略实施的政策工具，但战略诉求并非仅仅局限于“东向政策”目标。客观而言，对“东向政策”阶段性目标的追求与升级，成为推动印度亚太战略定位从模糊至清晰以及实施路径从单一向多元的发展。2014年以来，印度莫迪政府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标志着印度的亚太战略在目标诉求与实施路径上有了新的发展。本文试图在梳理印度亚太战略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分析印度亚太战略深化的驱动力量与目标定位，探讨印度推动亚太战略的路径选择，厘清印度亚太战略背后的中国因素，并对印度实施亚太战略的成效与面临的挑战做出客观评估。 一、印度亚太战略的发展脉络 印度从独立后至冷战结束基本上孤立于东南亚并远离东亚，其真正意义上的亚太战略萌芽于冷战结束后出台的“东向政策”。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东向政策”的发展与深化，印度亚太战略得到不断完善。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亚太战略的目标更为明确，实施路径也趋于多样化。 (一)冷战时期的理想现实主义：作为中间力量，成为亚洲的轴心 自独立以来，实现有声有色的大国理想始终是印度制定对外战略的基轴，而亚洲和太平洋则在印度的对外战略规划中具有重要地位。从独立前构想包括中国和印度的亚洲联邦，①到独立后先后倡导或积极参与的“亚洲关系会议”、“科伦坡计划”、“万隆会议”以及“不结盟首脑会议”等，亚洲和太平洋始终是印度对外战略的重心。 独立初期，印度的亚洲战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以在南亚地区发挥独特甚至是唯一的中心作用为对外战略基点；二是以追求跻身亚洲和世界大国行列为发展方向，成为亚洲的轴心并决定亚洲的未来成为印度对外战略的发展方向。有学者认为，独立初期印度的亚洲战略具有追求“去殖民化”和“亚洲复苏”的特征，感情与意识形态色彩较重。②实际上，以做大并称霸南亚为起点，在政治上追求成为亚洲地区有主导地位和影响力的国家，是印度亚太(准确地说应是亚洲)战略的主要内容。 为实现印度的亚太战略，印度这一时期推行的对外战略表现出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在南亚推行地区霸权；二是重视发展与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三是试图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保持等距离外交，奉行不结盟的对外政策。然而受国家实力弱小、印巴对抗、印中冲突以及冷战两极格局等国内与地区因素的影响，无论是在南亚地区层面还是在东亚层面，③印度推行亚太战略的实践均受到制约。整个冷战时期，印度的亚太战略理想主义色彩较浓，并囿于多种因素制约，印度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低于战略预期。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逐渐被亚太地区边缘化的印度将战略重心转向西亚，④尽管60年代就出现“印度必须向东看”的呼声，⑤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早期印度对东南亚的关注上升，但客观地说，印度在50年代至80年代的40年中基本上孤立于东南亚国家(除越南外)并远离东亚。⑥ (二)冷战后初期的理性回归：强化与东南亚的经济联系，摆脱南亚地区对抗的羁绊 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以及俄罗斯对外战略调整，导致印度在国际上既无“传统盟友”，也无“新型伙伴”，加之国内经济发展窘境，面对深刻转型中的国际格局，印度开始调整对外战略。拉奥政府在1991年第一次提出“转向注重东方”，于1994年正式提出面向东南亚的“东向政策”(LEP)，印度外交部于1995年首次提出“东向战略”。这成为印度“东向战略”的起点，也是印度亚太战略调整的重心。 印度出台“东向政策”缘于四个因素的驱动：一是苏联解体导致印度战略与经济支柱坍塌，两极格局瓦解使印度不结盟立场丧失相关性；二是避免印度因中国对东南亚影响加深而在政治与经济上陷于从属地位；三是发展与稳定印度脆弱而动荡的东北地区的愿望；四是经济上充满活力的东南亚地区对印度融入全球经济充满吸引力。⑦这一时期，印度的国家战略以对内实行经济改革、奠定大国地位基础为出发点，对外注重面向东南亚以及拓展全方位大国外交，而加强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联系成为这一时期印度亚太战略的显著特征。 尽管以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为切入点的“东向政策”或“东向战略”是印度亚太战略的理性回归，并且相对于独立初期，印度的亚太视野开始收缩，但“东向政策”也并非印度亚太战略的全部内容。这一时期，印度的亚太战略还包括通过谨慎积极的大国关系塑造以拓展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空间，这包括：一是重塑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借力传统盟友的基础发展“去地缘政治重要性”⑧的新型伙伴关系，并于2000年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二是探索并调适与美国的战略信任，1994年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要“建立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1995年签署《印美防务合作协议》强调双边军事合作的重要性，2000年发表《印美关系：21世纪展望》联合声明指出两国将“致力于建立一种更为密切的新型关系”；⑨三是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于1988年12月决定与中国建立关于边界问题的副部级联合工作小组，同意在寻求边界问题解决办法的同时积极发展其他方面的关系，先后于1993年和1996年与中国达成《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和《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并于2003年同意与中国建立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机制。⑩ 与此同时，印度迫切希望缓和南亚地区的对抗以摆脱对印度大国理想与实践的束缚，适时调整了冷战期间长期奉行的对南亚邻国的强硬霸权政策，于1996年出台了针对南亚邻国的以“牺牲中短期利益以换取长期收益”和“不求对等互惠而是尽力给予和提供帮助”(11)为特征的“古杰拉尔主义”，其中印度市场准入条件对邻国放宽是核心内容。实际上，古杰拉尔主义的目标就是为印度走向东方、寻求亚太身份认同以及与亚太地区的广泛合作奠定基础。(12) 概括地说，冷战后初期至21世纪初期的十年，印度的亚太战略经历了从理想到现实、从追求大国的政治影响到国内经济发展优先、从空泛亚太概念到战略突破点——东南亚再定位的转变。尽管如此，印度追求大国地位的理想并没有改变，只是实现理想的途径更为现实和更具操作性而已。 (三)“东向政策2.0”：全方位融入亚太地区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亚太地区格局的演变以及印度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印度的亚太战略进入深度拓展期。这一时期，印度亚太战略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试图全方位融入亚太地区，目标是通过发展与亚太地区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全与文化联系，维护并拓展印度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与战略空间。印度将2003年作为“东向政策”第二阶段的起点，而新阶段的重要特征是在地域范围上将“东方”从澳大利亚延伸至东亚，在政策议题上涵盖经济、贸易、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领域。(13) 印度2.0版的“东向政策”辐射的地域范围已经从东南亚国家逐渐拓展到东北亚的韩国、日本和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泛亚太地区，呈现出从政策到战略、从陆上到海上、从经济到安全、从东南亚到东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等新态势。有印度学者认为，印度第二阶段“东向政策”有三个特征：其一是提升与东南亚的互联互通水平；其二是打破了严重限制印度战略选择的将东南亚与南亚分隔开来的政治障碍；其三是不以恐惧中国和成为制约中国前哨为驱动力量。(14)实际上，印度出台“东向政策2.0”除印度在与中国打交道上信心上升外，与美国关系的发展也是重要的积极因素。 实际上，相对于第一阶段重经贸投资关系轻安全合作，第二阶段“东向政策”出现了经贸投资与安全合作并重的格局。印度“东向政策2.0”在战略导向、地缘范围、议题领域等方面的诸多新趋势，目的就是通过广泛发展与东南亚、东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各国在政治、经济及安全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拓展其战略空间，促进全面融入亚太区域合作进程。(15) (四)“东向行动政策”：从“看”到“干”的转变 从“东向政策”(Look East Policy)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Act East Policy)，是印度亚太战略最为显著的新发展。印度外长在2014年8月访问越南期间主持的印度外交使团会议上提出印度不仅要“向东看”更要“向东干”，表示莫迪政府将奉行“东向行动政策”。(16)莫迪在同年11月举行的第十二届东盟—印度峰会上明确表示“东向政策”已经变为“东向行动政策”，(17)印度外长12月在回答联邦议会人民院询问时也指出，印度近几个月以更务实的做法强调“东向行动政策”。(18) 尽管印度政府自1991年即出台了“东向政策”，但印度战略界却认为，印度始终未能以精细计划和结构式方式实施“东向政策”，1994年正式提出“东向政策”也只是印度连接与其东部邻国的欲望和理由的宽泛阐述，(19)而且印度的“东向政策2.0”也并未完全发掘其与亚太国家伙伴关系的潜力。(20)因此，印度决策层在2010年曾酝酿出台“东向政策3.0”，通过扩展和深化与该地区的经济和战略联系以实现印度发挥更大战略作用的愿望，(21)甚至印度官方将2012年作为“增强版东向政策”(Enhanced LEP)的开端。(22)然而辛格总理领导的团结进步联盟政府第二任期内(UPA2)受国内系列因素影响，对外战略缺乏明确愿景与核心目标，导致对外政策决策混乱，政策执行被动、谨慎和不连续。(23)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将亚太地区作为其获得资本、技术、资源、能源、市场、技能、安全环境、和平周边以及稳定的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支撑，升级后的“东向行动政策”无疑为印度亚太战略注入了新活力与新愿景。 “东向行动政策”首先表现为政策覆盖地域范围继续扩大，将东向行动政策的起点从缅甸西移至孟加拉国，(24)将蒙古国定位于其“东向行动政策”必不可少的部分；(25)其次是莫迪政府推行政策的决心较历届政府都大，实施政策的紧迫感空前提升；再次是莫迪政府将文化、联通与商贸(Culture，Connectivity and Commerce，即所谓的“3C”)作为东向行动政策的主要抓手；最后，明确提出政策“支柱”概念，将东盟的新加坡和越南定位于政策的关键支柱，将东亚的韩国、东盟的泰国定位于政策的重要支柱。此外，美国、日本以及部分东盟国家明确支持印度实施该政策，而且“东向行动政策”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有一定契合。 二、印度亚太战略的逻辑起点、驱动力量与目标定位 印度亚太战略的形成、发展与深化，缘于对自身与地区现状与趋势的研判，受经济发展与地区权力平衡等内外多种因素驱动，具有增进“开明的国家利益”等多重战略定位。 (一)印度亚太战略的逻辑起点 21世纪以来印度亚太战略调整与深化的逻辑起点，缘于印度战略界对印度自身发展现状、亚太地区形势以及更宽泛的“印太地区”发展趋势的判断。正是基于对自身发展环境以及亚太地区形势与权力格局的判断，印度将亚太地区置于其对外战略的优先方向。在此背景下，亚太成为印度对外政策的重要舞台，印度的亚太战略也渐次清晰。 首先是印度对自身发展机遇与发展环境的认知。印度战略界认为，印度正处于历史的关键时期，过去二十年印度经济社会发展为印度提供了社会繁荣与公正的机会，尽管面临巨大的挑战，但印度同时也处于有利的发展环境。然而，印度成为繁荣国家的机会窗口还相对较小，如果错失有利的发展环境，将再也没有改正的机会。(26) 其次是对亚太地区格局的判断。对于亚太地区权力格局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印度认为：亚洲有可能成为新的制度创新的地区；领土领海争端有可能使亚洲成为战略对抗的舞台；亚洲有可能成为大国竞争的中心；亚洲有可能爆发高强度的海洋竞争；多样性的文化与发展模式有可能使亚洲成为意识形态竞争的场所。而且，对于因中国和印度等实力上升对亚太地区权力格局的影响，印度认为美国仍是影响亚太地区权力格局的最重要力量，中国在综合实力上还无法在短期内超越美国，中印两国硬实力差距很可能会继续拉大，印度近期无法追赶上中国。(27) 最后是对亚太地区与印度洋地区两个板块加速融合趋势的判断。印度并不是亚太地区的正式成员，传统亚太地区也不包括印度洋地区的南亚次大陆。但随着地缘重心东移，以及印度在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上升，印度与太平洋地区的联系日益增强。而且从地缘经济发展现实与趋势看，传统的亚太与印度洋地区加速融合，地区内国家的经贸与投资活动已经使传统上两个不同的地理单元越来越呈现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初期特征。 (二)印度出台“东向行动政策”的驱动因素 印度出台“东向行动政策”的动因既有战略上的考量，也有经济上的驱动，具体包括在亚太地区拓展战略空间并发挥更大作用，与中国在东南亚、南亚与印度洋地区竞争地区影响力并牵制中国行为，为发展与美、日、澳及东盟国家关系注入新动力，切实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的联通状况，强化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经贸联系等。 第一，随着亚太地区格局的演变以及印度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印度的亚太战略进入了深度拓展期。印度亚太战略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全方位融入亚太地区，目标是通过发展与亚太地区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全与文化联系，维护并拓展印度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与战略空间，在亚太地区发挥与印度实力相当的作用。 第二，中国积极的对外战略尤其是倡导“一带一路”的积极作为对印度形成榜样力量，“东向行动政策”成为印度应对中国倡议的战略设计。中国倡议从东南亚经南亚向印度洋沿岸延伸，而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则以南亚的孟加拉国为起点向东呈扇形扩展，深化与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与安全联系可以最直接地影响中国的对外行为，以服务于印度对核心利益的关切，包括与中国竞争东南亚地区影响力，影响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行为等。 第三，“东向行动政策”与美、日、澳和东盟各方的战略利益汇合度上升。“东向行动政策”在一定意义上是印度版本的“重返亚太”，从战略需求上看，美、日、澳支持印度实施“东向行动政策”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东盟国家因在经济与安全上分别侧重中国和美国，欢迎印度强化“东向行动政策”，希望为地区经济与安全范式带来新鲜力量。印美2014年9月发表的联合声明首次通过“东向行动政策”和美国“再平衡”战略定义双边关系，为两国关系注入了新动力。 第四，从地区经济发展趋势看，中国的产业升级与转移将带动周边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而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将成为最早受益方，印度加速与这些国家的联通将获得显著经济利益；东亚地区服务贸易自由化趋势与巨大的服务需求将为印度服务业发展带来机遇；包含东盟与中、日、韩、澳的新的区域贸易安排将是世界上范围最广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未来将涵盖服务领域，对印度有极大的吸引力，印度从机制的被动参与者转为主动构建者将有利于印度国内的贸易措施改革，降低国际贸易成本。 第五，印度“东向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增强与东南亚地区的联通性，但目前通过印度东北地区联通东南亚的目标仍未实现，互联互通始终是妨碍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加速基础设施建设迫在眉睫。缅甸政治改革与对外政策调整为印度打通到东南亚的“陆桥”提供了可能，但印度在缅甸也面临其他国家的激烈竞争，不行动将错失机遇。 (三)印度亚太战略的目标定位 印度亚太战略是其大国战略的重要构成，并以服务大国战略为逻辑基点。印度将“东向政策”作为实现亚太战略的载体，通过不断赋予该政策以新的内涵，以实现其亚太战略目标。具体而言，大国战略框架下的印度亚太战略涵盖多重目标。 从战略目标维度分析，印度亚太战略具有经济、安全、战略和人文等多重属性，包括分享并利用亚太经济增长实现自身经济发展、追求战略自主与获得权力制衡、(28)战略空间扩展与地区秩序塑造、输出印度文化影响并塑造积极正面的民主国家形象等。 从地区的维度分析，印度的亚太战略目标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南亚地区，目标是维持并经营在南亚地区的优势地位，通过继续实施“古杰拉尔主义”，稳固与南亚邻国的关系，力争摆脱冷战时期南亚邻国对印度实现地区性强国的羁绊与束缚，奠定印度实现全球性大国的地区基础。 第二层次是东南亚地区，目标有三个：一是以经济合作为先导，重视并充分利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活力，发展并深化与东南亚的经贸合作；二是以文化影响为纽带，扩展印度文化圈，强化印度文化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三是以安全合作为新的切入点，平衡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 第三层次是更为广泛的亚太地区，印度总体目标是从战略的高度积极参与并全面拓展与亚太地区的大国关系，从政治、经贸与安全等多个维度营造有利于自身崛起的外部环境。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贸与投资上，强化与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经贸联系，在寻求中国与日本的资本优势的同时，积极寻求美国、日本和韩国的技术优势。第二，政治上，强化与美国、韩国和日本等民主国家的关系，力图使民主价值观成为推动与维护双边政治关系的桥梁、纽带或润滑剂。第三，安全与防务领域，拓展与美国、日本、韩国以及部分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通过双边和“小多边”安全合作维护印度的安全利益。第四，融入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增进印度对亚太地区秩序塑造进程中的存在与影响。第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塑造在亚太地区的正面民主形象，为最终获得全球性大国地位奠定基础。 三、印度实施亚太战略的路径选择 印度亚太战略的根本目标是通过全方位融入亚太地区，奠定实现大国目标的基础并塑造崛起为大国的有利地缘环境。目前，印度亚太战略以务实合作为基础，以提升印度实力建设为中心，以双边和多边对话与合作机制建设为手段，将亚太作为其全球崛起的首要地区。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尤其是莫迪就任印度总理后，印度亚太战略调整与深化的思路更为清晰，实施战略的路径也更为明了。通过印度的外交实践不难看出，印度实施亚太战略的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邻国第一”政策重塑印度南亚主导地位，夯实印度东向拓展的基础 稳定的南亚地区环境是印度致力于扩展对亚太地区影响力的基础。(29)印度战略界普遍认为，印度要超越其地理范围并在世界舞台上取得应有的地位就必须减少与邻国的差异，并增进邻国在南亚地区发展进程中的相关利益。(30)在第二届团结进步联盟政府执政后期，印度学者就呼吁改变印度的邻国政策以尽可能反映在重塑与南亚邻国关系上的广泛国家共识，并认为无论下届政府是哪个联盟，“重塑邻国政策”都是必要的。(31) 莫迪就任总理后，将南亚置于其对外政策优先序列的首位，其对南亚邻国政策也被冠以“邻国第一”政策。(32)莫迪政府对外战略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将南亚邻国作为战略资产而非战略负担。莫迪邀请七位邻国领导人参加其总理就职典礼，先后访问了不丹、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其积极邻国外交理念的核心是，强大和稳定的印度能够确保印度帮助邻国，(33)而友好、和谐与稳定的周边环境也是印度实施亚太战略的基础。为此，印度在扩大对邻国发展援助的基础上，将解决长期影响双边关系的主要问题作为“邻国第一”政策的突破口，与尼泊尔重启停滞23年的外长级印度—尼泊尔联合委员会，与斯里兰卡重启渔业纠纷谈判，与孟加拉国签署在印度议会人民院搁置了41年的“领土互换协议”。此外，印度还致力于强化南盟合作机制，改善地区合作现状，以希望从建立有效的沟通与合作机制中受益。 (二)将“软实力外交”作为推动亚太战略的重要手段，民主成为对外政策重要资产 与硬实力相对弱小不同，印度因其普世性文化、民主政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领袖传统而成为软实力资源较多的国家，(34)拥有宝莱坞、瑜伽、佛教、丰富的哲学传统，以及诸如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等著名的公众人物。(35)自21世纪以来，印度政府积极将软实力运用于外交以实现国家战略，(36)然而因对软实力资源预期过高、缺乏足够硬实力对软实力诉求的支撑以及印度自身定位模糊，导致印度未能充分发掘软实力资源在实现国家战略中的作用。(37)印度学者认为，印度软实力是促进外交政策目标的一副“好牌”，通过运用软实力外交可以支撑诸如“东向行动政策”、发展战略援助以及贸易伙伴关系等更宏观的对外政策倡议。(38)莫迪总理也明确表示，作为对外事务与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战略，印度实现软实力潜能的时机已经到来。(39) 强化软实力外交，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设立“国际瑜伽日”的决议，是莫迪政府强化印度软实力促进国家战略实施的重要举措。实际上，瑜伽不是莫迪软实力战略的唯一重点。佛教是印度软实力外交的又一工具，被莫迪应用于与南亚、东南亚、东亚甚至俄罗斯的战略互动。(40)此外，印度以亚洲最大的民主国家自居，于2005年加入联合国民主基金，“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也成为印度实施亚太战略过程中构建双边和三边政治、经济与安全关系的重要战略资产。在莫迪总理访问不丹、尼泊尔、日本、美国、缅甸、澳大利亚、斐济、韩国以及蒙古国期间，始终强调印度民主的重要性，强调“民主”使印度成为世界上有价值的合作伙伴。(41) (三)通过“支柱”国家定位与双边战略关系再定位，推进亚太战略 尽管因国家特征及利益多样性，印度战略界普遍认为没有“天然的”国家或集团完全适合于印度。然而对于亚太地区未来权力结构——美国是第一层，是主导性领导力量；印度与中国实力上升，成为第二层；日本将大幅衰落；俄罗斯将缓慢衰落；韩国、印尼等中等国家重要性会相对提升——则基本成为印度战略界的普遍共识。(42)为此，印度有选择、有重点、有区别地发展与亚太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关系，明确提出“东向行动政策”中的“支柱国家”概念。东盟地区始终是印度“东向政策”的核心，但随着亚太战略的深化与发展，印度将亚太地区国家划分为重要性不同的“支柱”。在“东向行动政策”框架下，越南是意义重大的支柱(significant pillar)，新加坡是关键支柱(key pillar)，东亚地区、韩国和泰国是重要支柱(important pillar)。 尽管因“东向行动政策”正式提出时间不长，一些国家诸如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定位还未有官方表述，但从印度与这些国家的战略定位能够判断其在“东向行动政策”框架下的重要性。美国是印度对外战略的重中之重，两国2015年1月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印美将以“美印亚太及印度洋地区联合战略愿景”文件为指导，积极深化“东向行动政策”和“再平衡”战略框架下的地区互动，(43)双边关系也提升至“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各层级的对话机制多达近四十个。(44)印度与澳大利亚决定将2009年形成的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互信水平，印度与日本的关系也从2006年的“全球战略性伙伴关系”升级为目前的“特殊全球战略性伙伴关系”。 (四)推进与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的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机制化建设 强化与亚太地区的经贸联系是印度亚太战略的重要内容，而推进与亚太地区经济体的经贸机制建设是印度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随着亚太战略不断深化，印度已经签署的18个区域贸易安排(RTAs)中有6个协定的对象国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已经与新加坡(2005)、韩国(2009)、马来西亚(2011)和日本(2011)签署了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或全面经济合作协定(CECA)，与东盟(2009)签署了货物贸易协定(FTA)，并且于2012年年底与东盟完成了关于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此外，印度也正与泰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蒙古国、新西兰就双边贸易安排举行可行性研究或谈判。(45) 目前，印度亚太地区的经贸机制有三个支柱，一是与东盟的FTA，二是与日本和韩国的CEPA，三是与东盟和包括中国等6个成员在内的RCEP。对于RCEP的重要性，印度认为由“东盟10+6”组成的RCEP为印度提供了重要机遇，是影响其在亚太地区战略和经济地位以及实现其“东向行动政策”的决定性平台，在印度未加入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背景下RCEP的重要性更为突出。RCEP对印度有三个直接益处，一是RCEP协议将补充印度与东盟及其成员的自由贸易协定，二是将促进印度融入复杂的“地区生产网络”，三是印度在信息技术以及医疗保健等领域享有比较优势。(46)此外，印度也重视区域与次区域合作机制，如《环孟加拉湾多领域技术经济合作倡议》(BIMSTEC)和“湄公河—恒河合作组织”(MGC)等，对中国倡导的孟中印缅次区域合作(BCIM)也给予一定的正面回应。 (五)积极参加亚太地区“小多边”与多边对话机制，推动“印太”战略设计 印度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多边对话机制的构建。当前，印度参与的地区多边对话机制主要包括“东盟+N”峰会与部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ARF)、东亚峰会(EAS)、太平洋岛国论坛会后对话会(PIF)、亚信会议(CICA)等。同时，印度参与的三边或小多边对话机制也有所发展，如中俄印三国外长对话(2007年)、美日印三边战略对话(2011年)、印日韩三边对话(2012年)和日澳印三边副外长磋商(2015年)等，其中，中俄印于2015年2月决定建立中俄印亚太事务磋商机制。印度参与亚太多边机制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在地区秩序构建中发挥影响和建设性作用，通过与美日协调政策在地区规划和规则制定上施加影响力，以调动其他亚太主要力量发展对印关系积极性。(47)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梅农(Shivshankar Menon)就指出，印度始终致力于与亚太地区国家建设一个“安全架构”，以利于营造一个印度进一步发展与繁荣的环境。(48) 推进亚太地区与印度洋地区的融合是印度推进亚太战略的又一努力方向。自2010年以来，一些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的战略分析家和政治精英开始积极倡导“印太”，印度政府的官方声明和政策文件中也多次提到要在印太地区建立一个多元的、开放的和包容的安全架构。(49)针对莫迪政府上台后的系列对外政策实践，有学者认为这是“印度的战略性重返印太”，(50)莫迪治下的印度已成功地将战略视野从亚太扩展至印太。(51)实际上，美国重返亚太，突出“大亚太”视野，对印度参与亚太事务持欢迎立场，对莫迪将战略关注点“从印巴转至印太”有积极影响。(52) (六)发起“在印度制造”运动，促进印度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 莫迪在就任总理之初曾向投资者保证将取消繁文缛节，启动相关政策变化以改善印度营商环境，并于2014年9月正式推出“在印度制造”运动。目前，“在印度制造”不仅成为莫迪政府加速对内改革的契机，而且成为印度对外战略的重要内容，在出访中积极推介“在印度制造”。印度发起“在印度制造”倡议的主要目标就是吸引外国投资，将印度打造为制造业的中心。 亚太并不是推介“在印度制造”运动的唯一区域，但亚太地区的美国、中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毫无疑问地成为莫迪政府推介此运动最重要的地区与国家。莫迪2014年8月底访问日本的重要议题就是游说日企赴印投资，两国宣布启动“印日投资促进伙伴关系”并达成日本未来五年内向印度投资350亿美元的协议，印度通信和信息技术部部长在2014年12月参加第二届印日联合工作组会议时强调印度和日本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领域是天然合作伙伴以及日本应参与“在印度制造”倡议，(53)2015年1月两国外长举行战略对话时，印度外长强调日本是“在印度制造”倡议的关键伙伴，(54)两国于2015年4月达成的“印日投资和贸易促进与印太经济一体化行动议程”将对实现“在印度制造”产生积极的作用。 2014年9月莫迪访问美国期间，两国承诺将启动以发展资本市场和以基建筹资为主的美印投资倡议，同时采取措施将两国贸易额提升5倍。莫迪总理2014年11月访问澳大利亚在议会发表演讲时指出，印度的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认为将机会转变成具体成果将更加容易，宣布2015年在澳大利亚举办“在印度制造展”。莫迪总理2015年5月访问中国和韩国期间也大力宣传其“在印度制造”倡议。莫迪在会见上海印中企业对话会中方企业家时推销“在印度制造”的“5F”模式，(55)在韩国强调“在印度制造”对韩国企业的机遇以及设立“韩国+”渠道(Korea Plus Channel)以便利韩国企业对印度投资。(56)此外，莫迪总理2014年11月参加在缅甸举行的第十二届东盟—印度峰会时在多边与双边场合多次邀请东盟及东盟国家参与“在印度制造”倡议。(57) (七)推进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安全合作 安全问题是印度“东向政策”的重要议题，但在“东向行动政策”框架下，安全问题尤其是海洋安全被赋予新的紧迫感，而且“在‘印太地区’运作实施新的国防与安全关系上莫迪比往届政府拥有更大的信心”。(58)安全议题的紧迫性来源于亚太地区力量格局变化、大国关系不确定性增加，以及对印度发挥更大的地区安全作用需求的上升。莫迪政府以21世纪以来印度与亚太地区安全关系的发展为基础，进一步深化与亚太地区主要国家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东盟国家尤其是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安全关系。有学者认为，印度强化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安全合作是“莫迪政策”或“莫迪主义”(Modi Doctrine)的三个主要指标，而强化与东盟安全关系和深化与太平洋、印度洋地区岛国安全合作是巩固“莫迪政策”的另一因素。(59)而且，印度的军事外交也渐进地从孤立走向追求多层次的伙伴关系。(60) 印度的安全合作主要体现在三个领域：一是安全政策协调，二是安全维护实践，三是防务装备与技术获取。而除装备与技术获取侧重于美欧外，政策协调与安全维护主要侧重于印太地区主要国家，并且在其亚太战略深化进程中，安全合作的深度与广度都有所发展。在安全政策协调层面：印度与美国2005年签署《印美防务关系新框架》以及2015年续签的《美印2015防务合作框架协议》，推动双边在多个安全相关领域的防务合作，双边已经建立起包括防务政策组(DPG)在内的七个防务对话与磋商机制；(61)印度与日本于2010年建立外交与防务的双边“2+2”对话机制，高度重视2014年启动的国家安全顾问级别对话机制，重申安全合作对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决定升级并强化双边安全合作关系、机制化双边军事演习，以及与美国共同举行三方军演等；(62)印度与韩国于2015年建立“2+2”对话机制，韩国成为继日本之后与印度建立“2+2”机制的国家；印度与澳大利亚于2014年11月签署的“新防务合作框架协议”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防务政策规划与协调，这一方面表明莫迪政府在发展与澳大利亚防务关系超越往届政府禁忌的愿望，同时也表明印度在拓展地区防务合作网络上的新进展；在印太框架下，印度不仅致力于与包括斯里兰卡、马尔代夫、毛里求斯和塞舌尔等印度洋地区小国建立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尤其是对肇始于2011年的印斯马三边安全安排的扩大有高度期待，(63)同时也与东盟地区的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建立安全合作机制，尤其是更为重视与越南的安全合作，(64)目前已经与越南建立起年度安全对话机制(国防秘书级)。 四、印度的亚太战略与中国 开明的国家利益是印度亚太战略的出发点，但印度亚太战略也有针对中国的考量。印度强化与亚太地区接触源于中国崛起对印中双边关系和亚太地区安全态势的双重影响。(65)因此，平衡中国崛起的影响，限制或牵制中国对印度洋地区影响力的上升，是印度亚太战略的重要内容。然而不可否认，接触中国，也是印度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尤其是在莫迪政府赋予经济外交特别权重并对中国奉行经济与战略双轨政策的背景下。 (一)印度亚太战略的中国因素 2012年2月发布的具有较强官方背景的《不结盟2.0：印度21世纪对外和战略政策》报告认为，中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是印度对外政策和安全的重要挑战，作为一个主要大国，中国直接冲撞印度的地缘政治空间，中印实力差距将会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能力增强而扩大，印度在外交上要积极与主要大国发展关系以迫使中国在对印事务方面采取克制态度。(66)报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印度战略界关于中国对印度战略的影响以及印度应对中国影响的战略取向的认知。而且，印度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自信”是印度“东向政策”深化的重要因素。(67) 西方战略界也普遍认为印度亚太战略有应对中国的考量。英国布鲁内尔大学的斯科特(David Scott)认为，印度深化东向政策明显是与中国展开竞争。(68)澳大利亚学者拉金德拉(Danielle Rajendram)指出，印度20世纪90年代出台的“东向政策”有三个驱动因素，中国因素是其中之一，目标是避免在东南亚地区陷入政治与经济从属地位。(69)布鲁斯特(David Brewster)也指出印度与亚太伙伴的战略接触就反映出印度与中国竞争的一面，(70)美国学者认为，应对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日益增长的能力和存在可能是驱动“东向行动政策”的另一因素。(71)甚至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出台的“重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成为印度升级“东向政策”为“东向行动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印度提出的“季节计划”(Project Mausam)也主要是回应中国的“海丝倡议”。(72) 印度民众对华认知也对印度战略上应对中国提供了合理解释。中印民众彼此形象构建受战略互信程度影响，印度民众对中国认知出现分化。据美国皮尤中心2012年9～10月和2013年12月～2014年1月的两次民调显示，尽管接受调查的印度民众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从33％上升到35％、持消极看法的从44％降到41％，并且他们也倾向于不将中国视为敌人，但仍有超过一半的印度人视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上升为主要威胁。印度国内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出现分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印度战略决策的潜在因素。(73) 从印度国内战略界和普通民众的对华认知以及国际社会对印度对外战略的分析判断不难看出，印度的亚太战略——从“东向政策”的出台与深化到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背后的中国因素是显而易见的。 (二)印度国内关于对华政策的辩论与主流认知 总理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外交部是印度对外战略制定的三个核心部门，但处于权力中间层的智库在影响印度对外战略形成上的作用日益提升。随着中国实力提升与影响力外溢，印度战略界关于印度对华战略的辩论从未停息，而较为主流的观点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积极应对，二是巧妙平衡。 改变对华战略被动，积极应对中国。尽管有部分学者从全球与战略视角呼吁“中印大同”(CHINDIA)，(74)莫迪总理也用“从英寸到英里”(Inch toward Miles)(75)来描绘中印关系，但印度战略界始终有一种倾向性认知，即自20世纪末以来印度应对中国崛起的外交政策始终是被动回应，团结进步联盟两届政府(2004～2014年)的对华政策遭到战略界尤其是印度国内鹰派人士的普遍置疑。卡皮拉(Subhash Kapila)批评团结进步联盟政府的对华政策因奉行绥靖政策而失败，认为莫迪持续2015年的对华倾斜政策将会再现“尼赫鲁综合征”。(76)潘特(Harsh V.Pant)也认为，印度在应对中国对印度与周边地区的行为方面应更为积极。(77)积极应对同时也预示印度对中国的接触。有学者指出，尽管缺乏战略文化与长期战略视角，但印度对华政策应继续以接触中国为目标。(78) 追求巧妙平衡，避免战略决定困境。印度战略文化具有二元特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印度在战略取向上追求攻防兼备。《不结盟2.0》报告认为，印度的对华战略必须维持谨慎的平衡，即合作与竞争的平衡，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平衡，双边与地区的平衡。鉴于印中两国目前和将来实力及影响力的不对称性，印度必须把握好这一平衡。(79)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纳拉亚南(M.K.Narayanan)指出，因中国用非常简单的方式来表现极其复杂的现实，印度必须避免落入在战略问题上做出决定的陷阱。(80)印度鹰派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也认为，印度的选项并非只有软弱或战争风险，印度在两个极端之间有多种选择，以创新性渐进主义见长的莫迪必须超越极端视角而建立一个可信的、既非谨慎过度也非懦弱的应对战略。(81)同时，有战略家建议莫迪应将重点明确放在中印关系的战略层面并减少对经贸关系的关注度，(82)“东向行动政策”必须包含管理中国崛起的内容。(83) 印度亚太战略尤其是“东向行动政策”为中印互动提供了机遇，但“接触加防范”仍是印度对华政策的显著特征。客观而言，开明的国家利益指导下的印度对华政策——“经济上合作、战略上平衡”——是一种必然选项。 (三)“开明的国家利益原则”下的印中互动 莫迪政府进一步确立了将开明的国家利益作为指导国家对外战略的原则。“开明的国家利益”这一表述最早出现于2006年辛格总理关于印美核协议的议会人民院的辩论中，(84)印度总统慕克吉在2014年6月的议会两院联合会议上重申印度将在开明的国家利益基础上进行国际接触并将印度的价值观力量与务实主义结合起来。(85)目前，开明的国家利益作为莫迪政府外交政策核心准则的地位进一步明确，而且一种新现实主义因素可能已经潜入莫迪政府关于印度总体战略形势的思考中。(86)这种现实主义在印度对中国政策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尽管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梅农曾指出，印中关系具有二元性，经济合作深化未必导致战略紧张降低，(87)但莫迪政府并不想继承团结进步联盟政府(UPA)以安全问题为由拒绝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的传统，趋于奉行与中国加强经济合作以努力缩小战略差距的政策，突出对华关系中的“经济视角”。 印度与中国已经建立起多渠道、多层面的对话磋商机制，其中最主要的包括战略经济对话、中印防务与安全磋商、战略对话，以及涉边问题的特别代表会谈等。莫迪总理执政以来，两国各种对话与磋商机制有序展开，强调从两国关系大局和两国人民长远利益出发推动印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作为双边关系的核心内容。莫迪政府将经贸关系的中心放在亚洲，并清楚地看到印度经济的未来是在亚洲。尽管印度未就中国邀请其共同建设“一带一路”明确表态，但印度愿与中方一道推动中国在印度设立产业园区，希望中国投资于印度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提出的有利于带动印度东北地区发展的孟中印缅次区域合作开始给予积极回应，并成为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创始成员和第二大股东。 印度同时在战略上致力于在地区以及全球层面上平衡中国的影响力。首先是南亚地区层面，一是印度致力于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框架内发挥主导作用，莫迪力排众议邀请南亚邻国领导人参加其就职典礼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二是莫迪履新后对南亚邻国不丹与尼泊尔的访问，希望强化对这些国家的传统影响。其次是跨地区层面，印度深化美国、日本、东盟国家、韩国以及蒙古国的战略互动，进一步营造有利于其发展的战略环境。 印度的亚太战略，实质上是在其对外战略思想——综合了尼赫鲁主义、新自由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指导下，以实施并拓展“东向政策”为逻辑起点，以实现经济发展、权力平衡、战略空间拓展以及软实力影响输出等目标为导向的走向大国地位与实现大国理想的战略实践。通过实施与深化亚太战略，印度强化了其与亚太地区国家的经贸联系，奠定了国内经济社会改革的基础，扩大了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亚太地区权力构成，塑造了印度崛起为全球大国的利好环境。 印度亚太战略面临重大机遇。一是印度政府实施对外战略的基础有所改善。印度人民党在议会人民院近三十年的绝对多数地位、印度民众对发展经济与增强对外经济联系的渴望、主要反对党影响力的下降等，为莫迪政府实施对外战略提供了重大机遇。二是外部环境进一步利好。美国、东盟国家、日本以及澳大利亚都希望印度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作用，尤其是印美2014年9月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首次将印度“东向行动政策”与美国“再平衡”战略联系在一起，(88)日本等国对印度发起“在印度制造”给予积极的政治与金融支持，安全与防务合作渐次深化，这些都为印度提供了难得的外部环境。 印度亚太战略也面临内外挑战。尽管有学者认为作为亚太战略重要载体的“东向政策”面临三方面挑战——包括中国崛起、美中印三角动态发展和印度的能力与政策决策动机——而且印度处理这些挑战的方式将决定“东向政策”的走向，(89)但实际上印度亚太战略的主要挑战是其自身能力、政治与外交意愿以及战略实践技巧。 第一，印度硬实力相对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发挥平衡作用的能力与决心，甚至有学者认为印度缺乏物质和政治资源来制定完全独立的外交政策，(90)因此未来印度塑造的有吸引力的“地区平衡者”角色能否发挥预期作用将取决于印度未来经济发展与国家实力提升。 第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印度亚太战略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亚太战略的潜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始终在扩大，东盟地区对印度发挥作用的期望与新德里的政治意愿也存在差异。(91)印度政府能否将华丽的外交与战略词汇转化为实际行动，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印度亚太战略的成效。同时，中国因素或者应对中国崛起对印度战略空间的挤压只是印度亚太战略诸多目标之一，而印度是否有政治意愿和外交勇气抓住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带给印度经济发展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机遇，将成为评介其亚太战略成功与否的关键指标。 第三，尽管有学者评介在经济相互依存、政治竞争和战略联盟不断发展且快速变化的世界中追求战略上的自主已不合时宜，(92)但印度对外政策的主要关切应是远离正在浮现的“遏制”或“平衡”中国的言论，将接触而非平衡和遏制作为对外政策标签对印度发挥外交影响力是重要的。(93) 注释： ①Jawaharlal Nehru,The Unity of India:Collected Writings,1937-1940(London:Lindsay Drummond,1941),p.327. ②S.D.Muni,"India's 'Look East' Policy:The Strategic Dimension," ISAS Working Paper,No.121,February 1,2011.http://www.isas.nus.edu.sg/Attachments/PublisherAttachment/ISAS_Working_Paper_121_Email-_India's_'Look-East'_Policy_The_Strategic_Dimension_01022011145800.pdf ③有学者认为印度的东向政策并不是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历史上有四波东向浪潮，其中第三波始于尼赫鲁总理将东亚地区作为印度亚洲复苏政策的重点。See S.D.Muni,"India's 'Look East' Policy:The Strategic Dimension". ④G.V.C.Naidu,"Wither the Look East Policy: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Strategic Analysis,Vol.28,No.2,April-June 2004,p.334. ⑤"India Must Look Eas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Vol.3,No.8,Feb.24,1968,pp.356-357. ⑥Archana Pandya and David M.Malone,"India's Asia Policy:A Late Look East," ISAS Special Report,No.2,August 25,2010.http://mercury.ethz.ch/serviceengine/Files/ISN/120549/ipublicationdocument_singledocument/a30acdc5-e7fd-4b78-9fa6-eb102fbb00d2/en/ISAS_Special_Report_02_-_Email_-_India's_asia_policy_-_a_late_look_east_26082010093309.pdf ⑦Danielle Rajendram,"India's New Asia-Pacific Strategy:Modi Acts East".http://www.lowyinstitute.org/files/indias-new-asia-pacific-strategy-modi-acts-east.pdf ⑧Muchkund Dubey,India's Foreign Policy:Coping with the Changing World (New Delhi:Dorling Kindersley Pvt.Ltd.,2013),p.174. ⑨吴兆礼：《印美全球伙伴关系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5年版，第35～37页。 ⑩《中印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06年11月22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yz_603918/1206_604930/1207_604942/t281112.shtml (11)http://www.stimson.org/research-pages/the-gujral-doctrine/ (12)Bhabani Sen Gupta,"Ind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73,No.2,1997,p.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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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C.Raja Mohan,"From Looking East to Acting East," January 29,2015.http://www.mea.gov.in/in-focus-article.htm? 24714/From+Looking+East+to+Acting+East (21)S.D.Muni,"India's 'Look East' Policy:The Strategic Dimension". (22)Rahul Mishra,"India's 'Act East' Policy:A Perspective".http://www.vifindia.org/article/2014/november/20/india-s-act-east-policy-a-perspective (23)"Without a Strategic Compass:How UPA 2's Foreign Policy has been Incoherent," The Indian Express,April 2,2014.http://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without-a-strategic-compass/ (24)"Act East Policy Starts with Bangladesh:PM Modi," December 19,2014.http://zeenews.india.com/news/india/act-east-policy-starts-with-bangladesh-pm-modi_1517376.html (25)"Mongolia Integral Part of India's Act East Policy:PM Modi," The New Indian Express,May 17,2015.http://www.newindianexpress.com/nation/Mongolia-Integral-Part-of-Indias-Act-East-Policy-PM-Modi/2015/05/17/article2818984.ece (26)Sunil Khilnani et al.,"Nonalignment 2.0:A 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Ind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http://www.cprindia.org/sites/default/files/working_papers/NonAligmnent％202.0_1.pdf (27)Ibid. (28)C.Raja Mohan,"The Evolution of Sino-Indian Relations: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Alyssa Ayres and C.Raja Mohan,Power Realignments in Asia:China,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2009),p.288. (29)Danielle Rajendram,"India's New Asia-Pacific Strategy:Modi Acts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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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阿玛蒂亚·森是当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之一，在社会选择、福利分配和贫困研究领域有突出贡献，是人类发展与可行能力的理论奠基人，也是始终关注并肯定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学术领袖，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36)Navdeep Suri,"Public Diplomacy in India's Foreign Policy," Strategic Analysis,Vol.35,No.2,2011,pp.297-303. (37)Rohan Mukherjee,"The False Promise of India's Soft Power," pp.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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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M.K.Narayanan,"The Chinese Fault Line in Foreign Policy," The Hindu,May 29,2015.http://www.thehindu.com/todays-paper/tp-opinion/the-chinese-fault-line-in-foreign-policy/article7257795.ece (84)Prime Minister's Office,"PM's Reply in the Lok Sabha to the Debate on Civil Nuclear Energy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March 11,2006.http://www.nti.org/media/pdfs/8_india.pdf? _=1316627913 (85)"Address by the President of India,Shri Pranab Mukherjee to Parliament".http://presidentofindia.nic.in/speeches-detail.htm? 293 (86)Stephen P.Cohen and Michael O' Hanlon,"A New Moment in India-US Defence Ties," Indian Strategic Studies,January 24,2015.http://strategicstudyindia.blogspot.com/2015/01/a-new-moment-in-india-us-defence-ties.html#more (87)Bruce Jones,"Non-Aligned,or Natural Al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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