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战后日本皇室对非洲外交的角色、历程与特点论文

论二战后日本皇室对非洲外交的角色、历程与特点*

刘鸿武1,2, 邓荣秀2

(1. 浙江师范大学 非洲研究院,浙江 金华 321004; 2. 云南大学 非洲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 ]在“国际亲善”的名义下,皇室一直是日本外交活动中的重要参与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日本国宪法的颁布,天皇不再具有实权,而成为国家的象征。以天皇为首的皇室成员也因此成为日本政府特殊的外交工具。在国内与国际局势的影响下,日本皇室积极开拓对非外交,且经历了三个阶段。日本皇室对非外交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涉及国家逐步增多,外交手段也日益多样化。此过程中,皇室外交呈现出自己的特点。其一,皇室对非外交在受国内外政治环境影响的同时,也独具个人特色;其二,皇室对非外交更注重与非洲国家的友谊,并不涉及具体的外交利益;其三,皇室外交因其成员的世袭性特点而有着更好的连续性,更加契合非洲的政治环境。从研究层面上看,今后我国学界有必要加强对国际关系中象征性人物所起作用的研究,以便加深对国家间交往模式的了解。从外交层面上看,应充分了解民心相通是一个长期性的行为,可以在中非人文交流的过程中打造专属名片,以便中国形象的提升。

[关键词 ]日本皇室;对非外交;象征性;公共外交

近年来,在对非洲外交问题的研究中,日本成为国内学界的一个重点关注对象。2000年以来涉及日本对非洲外交问题的期刊文献不论是发文数量还是引证次数均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目前国内有关日本对非洲外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梳理日本对非外交的历史,并对其成效进行分析;[注] 罗建波.论冷战后日本对非洲的外交政策[J].国际观察,2003,(1);罗建波.日本对非洲外交及其发展趋向[J].西亚非洲,2008,(11);白如纯,吕耀东.日本对非洲政策的演变与发展——以“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为视点[J].日本学刊,2008,(5);胡令远,王盈.日本对非外交的新理念、新动向及新挑战——以2005年入常受挫为起点[J].东北亚论坛,2014,(6). 第二,以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t,ODA)等议题为切入点,着重分析日本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外交;[注] 李安山.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与日本援助非洲政策[J].西亚非洲,2008,(5);周玉渊.从东南亚到非洲:日本对外援助的政治经济学[J].当代亚太,2010,(3);王平.日本对非政府开发援助述评:外交战略的视角[J].外交评论,2012,(6);苏杭.基于TICAD视角的日本对非洲经济外交的新发展[J].现代日本经济,2014,(4). 第三,也有部分学者着重分析了日本对非洲国家的公共外交。[注] 张耀钟.日本对非公共外交的多维解构:以JICA为中心[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6,(2). 然而,作为非洲外交问题中较为新兴的研究领域,针对日非关系的研究目前仍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足。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成果多是以较为宏观的视角为切入点,鲜有针对日本某一参与主体的深入分析。

二战后,日本皇室在其政府结构中一直是较为特殊的存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天皇及其他皇室都享有高级别礼遇,但均没有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学界对日本皇室的研究大多是探讨皇室在日本国内和对外交往中的特殊地位。例如日本学者大多是通过梳理日本天皇与大日本帝国宪法、二战战争责任、日本国宪法和军国主义复活的关系,来探讨二战前后日本皇室,尤其是天皇与日本政治之间的关联。[注] 色川大吉.昭和史と天皇[M].東京:岩波書店,1991;柴田紳一.昭和期の皇室と政治外交[M].東京:原書房,1995;藤原彰.天皇の昭和史[M].東京:新日本出版社,2007;冨永望.象徴天皇制の形成と定着[M].東京:思文閣出版,2010高橋紘.人間昭和天皇(下巻)[M].東京:講談社,2011;河西秀哉.戦後史のなかの象徴天皇制[M].東京:吉田書店,2013;瀬畑源.“宮中·府中の別”の解体過程:宮内省から宮内府、宮内庁へ[J].一橋社会科学,2013,(5). 欧美学者主要是从日本皇室的地位、宫内厅在日本皇室中所发挥的作用、日本民众对皇室的评价、皇室的继承人以及日本皇室与欧洲王室的比较,来分析日本皇室制度仍存在的原因及其所面临的问题。[注] Satoh A.Constructing imperial identity:How to quote the imperial family and those who address them in the Japanese press[J].Discourse & Society, 2001,(2);David McNeill.What Role Japan’s Imperial Family?[J].The Asia-Pacific Journal,2005,(2);David McNeill.Still Taboo After All These Years:Japan’s New Imperial Heir and the Media[J].The Asia-Pacific Journal,2006,(10). 国内学者对日本皇室研究的重点是对日本皇室的历史、天皇“现人神”地位的确定以及其对外交往的情况等。[注] 王俊彦.日本天皇与皇室内幕[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2;姜建强.大皇宫:日本天皇家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李寅生.日本天皇年号与中国古典文献关系之研究[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刘庆芳.研究日本天皇制的力著——评《日本天皇与皇室内幕》[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2,(11);王慧敏.日本皇室简介[J].国际研究参考,1992,(9);张茜红.论二战后日本的皇室外交[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6);谭晶华.日本皇室的继承危机透视——兼析小泉、安倍政权交替与日本政治走向[J].国际观察,2006,(6);龚娜.日本皇室外交及其在提升国家软实力中的作用[J].东北亚学刊,2012,(1). 在外交领域,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日本皇室仅存在一定的象征性作用。不过,对于日本皇室外交与其政府外交间的关联、特点以及其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特殊价值均鲜有讨论。以此为背景,笔者选取日本皇室对非洲国家的外交活动作为案例,试图弥补上述研究盲点,以增益相关研究。

一 、作为日本政府特殊外交手段的皇室外交

日本的皇室成员一直在该国的外交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仅以非洲为例,早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皇室便与当时非洲的独立主权国家埃塞俄比亚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日本皇室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积极参与到了该国与非洲的交往中。

从创立之初至今的25年间,利丰雅高顺应市场潮流,兼具开拓者与追随者的特性,在发展过程中,做出了两次大的战略决策。

为了与一般的政府外交行为相区别,日本皇室的外交行为一般被称为“国际亲善”。所谓的“国际亲善”是指以天皇和其他皇族成员为主体进行的各类外事活动,包括对外出访、接待来访者、与外国元首互致书信、互通电话等,通过最高层的交往以达到相互理解、彼此亲善的目的。[注] 宮内庁.国際親善[EB/OL].http://www.kunaicho.go.jp/about/gokomu/shinzen/shinzen.html,2018-5-17. 其中,天皇接受外国大使的信任状捧呈式[注] “信任状捧呈式”主要是指外国的新任驻日大使向天皇递交委任状的仪式。宮内庁.宮中のご公務など[EB/OL].http://www.kunaicho.go.jp/about/gokomu/kyuchu/kyuchu.html,2018-5-15. 和对访日者的接见属于“宫中公务”。

为了保障国际亲善行为的顺利开展,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针对皇室外交建立起了完善的管理机制。1889年,日本颁布了皇家典范。该法律确立了皇室自律的原则,即政府无权管辖皇室事务。1908年,日本根据“皇室令”设置了宫内省,负责处理与皇室相关的一切事务。[注] “皇室令”是指与皇室相关的天皇的一系列命令。这是以《大日本帝国宪法》的“皇室典范”为基础,根据《宫务法》制定的。“皇室令”属于“皇家典范”。随着《日本国宪法》的施行,“皇室令”于1947年(昭和22年)5月2日被废止了。 依照皇室自律原则,宫内省也得到了独立于其他政府机构的地位,即“宫中”与“府中”互相独立,保障了皇室外交相对于其他外交行为的独立性。[注] 瀬畑源.“宮中·府中の別”の解体過程:宮内省から宮内府、宮内庁へ[J].一橋社会科学,2013,(5). 宫内厅中负责皇室对外行为的部门主要有长官官房、式部职、东宫职和侍从职。其中,长官官房的秘书科负责公文的发送与接收、文书的审查和递交等,包括外国大使向日本天皇递交的国书。在天皇和皇后以及其他皇室成员出访时,侍从职、东宫职和长官官房下的宫务科需要安排随行人员一同出行。式部职主要负责皇室外交行为的日程安排等工作。[注] 宫内厅的组织结构详情参见:宮内庁.組織·所掌事務[EB/OL].http://www.kunaicho.go.jp/kunaicho/kunaicho/soshiki.html,2018-5-18.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宫内省除了长官官房外,还有2局2职8寮,13个外局和1个地方机构等26个机构。[注] 瀬畑源.“宮中·府中の別”の解体過程:宮内省から宮内府、宮内庁へ[J].一橋社会科学,2013,(5).

通过对日本皇室对非洲外交的研究,笔者认为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此外有必要进行单独说明的是,1995年和2001年日本皇室曾高规格接待了时任南非总统的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和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明仁天皇在两次致辞中均回顾了日本与南非的交往历史,对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推行民主和平改革表示祝贺,同时指出文化、体育方面与政治、经济一道均能成为两国合作的重要领域。[注] 日本明仁天皇在接待南非总统曼德拉的晚宴上讲话的全部内容详见:宮内庁.南アフリカ共和国大統領閣下のための宮中晩餐[EB/OL].http://www.kunaicho.go.jp/okotoba/01/okotoba/okotoba-h07e.html#D0704,1995-07-04/2018-05-24;宮内庁.南アフリカ共和国大統領閣下及び同令夫人のための宮中晩餐[EB/OL].http://www.kunaicho.go.jp/okotoba/01/okotoba/okotoba-h13e.html#D1002,2001-10-02/2018-05-24. 日本明仁天皇在1989年即位后到2005年的16年时间里,在接待非洲国家政要的晚宴上,仅发表过5次讲话,其中有两次均是在南非总统访问日本期间。[注] 1989~2005年间,明仁天皇在1989年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1995年南非总统曼德拉;1996年突尼斯总统本·阿里;2001年南非总统姆贝基访问日本时,才出席了国宴并做演讲。日本天皇针对非洲国家来访人员的讲话次数详情参见:宮内庁.天皇皇后両陛下のおこばなど[EB/OL]. 通过这种“特殊待遇”,日本强调了南非在该国对非外交中的“基轴”作用。[注] 在曼德拉访问日本之后,日本外务省非洲局就指出“与南非的关系是日本对非洲外交的基轴”。参见:川端正久、佐藤誠.南アフリカと民主化——マンデラ政権とアフリカ新時代[M].東京:勁草書房,1996:223.转引自贾淑荣.日本与南非经贸关系的发展及特点[J].西亚非洲,2006,(2).

III.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urrent operational mechanism,protectionism is a powerful weapon for the EU to defend its own rules

增加监督抽测、遥感监测等技术手段,加大在用车尾气排放检测力度。加强排放检验机构监督管理,加强检验机构资质认定与监督管理,重点加强技术能力,有效维持以及管理体系有效性的监管,确保检验数据质量。强化排放检验机构主体责任,使其对检验结果承担法律责任,接受社会监督和责任倒查。

二 、日本对非皇室外交的发展历程及阶段特征

(一)第一阶段(1945~1980年):边缘化的皇室对非外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很长时间里,日本皇室将欧美与亚洲国家作为其外交的主要关注对象。1952年明仁举行成年式并被立为皇太子,次年便开始“代父出访”。他借参加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加冕仪式的机会,在1953年3~10月的半年中访问了欧洲14国。[注] 即英国、加拿大、法国、西班牙、摩纳哥、意大利、梵蒂冈、比利时、荷兰、西德、丹麦、挪威、瑞典和瑞士。详情参见宮内庁.天皇·皇族の外国ご訪問一覧表(戦後)(昭和28年~昭和63年)[EB/OL].http://www.kunaicho.go.jp/about/gokomu/shinzen/gaikoku/gaikoku-s.html,2018-5-21. 随后,明仁皇太子还于1960年9月借参加日美建交百年庆典的机会代父访问了美国,缓和了当时因《日美新安保条约》而日益紧张的日美关系。[注] 张茜红.论二战后日本的皇室外交[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6). 昭和天皇和皇后还于1971年、1975年分别访问了欧洲七国和美国,缓和了双方的关系。在亚洲方面,明仁皇太子夫妇在1962~1970年中先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注] 宮内庁.天皇·皇族の外国ご訪問一覧表(戦後)(昭和28年~昭和63年)[EB/OL].http://www.kunaicho.go.jp/about/gokomu/shinzen/gaikoku/gaikoku-s.html,2018-05-22. 通过对相关国家的访问,日本皇室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日本作为二战战争策源地的不利形象,为战后日本的发展创造了较为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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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入常”的失败极大触动了日本外交界,相比于同一时期迅速发展的中非关系,日本政府不得不对其外交政策进行反思。同一时期,日本媒体也指责日本政府对非外交的“功利性”与短视。[注] 杨恕,张茂春.“争常”失败后日本与印度的非洲政策比较[J].西亚非洲,2008,(11).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打造适用于日本的对非长期战略,并实现日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日本各界思考的问题。2006年日本外交蓝皮书中以“为什么是非洲”为主题对日非关系进行首次专题性论述。[注] 外務省.平成18年版(2006年)外交青書(第49号)[M].2006:120. 同时,日本也逐渐明确了非洲国家在该国外交格局中的定位。在2006与2007年版的外交蓝皮书中,日本归纳了对非洲国家外交的三个侧重点:一是为非洲问题的解决贡献日本力量;二是通过强化与非洲53国的关系来巩固自身的外交基础;三是寻求与资源丰富、潜在市场巨大的非洲各国发展中长期经济关系。[注] 外務省.平成18年版(2006年)外交青書(第49号)[M].2006:119-125;外務省.平成19年版(2007年)外交青書(第50号)[M].2007:103~108.

1951年《旧金山和约》(Treaty of San Francisco)签订后,日本恢复了国家主权。随后,日本与埃塞俄比亚在1955年恢复了外交关系。1956年11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对日本进行了访问,成为日本恢复主权后首位造访该国的国宾,受到了日本皇室高规格的接待。[注] 牛岛秀彦.日本皇太子——明仁[M].柯毅文,等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8:143. 1959年11月埃塞俄比亚的皇太子阿斯法·沃森(Asfa Wosen)及其王妃对日本进行了访问,并与天皇和皇后为首的日本各界人士进行了密切的交流。[注] 外務省.わが外交の近況昭和35年(1960年)版外交青書(第4号)[EB/OL].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60/s35-2-2-8.htm#3,1960-06/2018-05-17.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巩固两国刚恢复的外交关系,同时进一步加强与埃塞俄比亚皇室的友谊,1960年明仁皇太子及其太子妃美智子(即现今的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在访问伊朗、印度和尼泊尔的途中对埃塞俄比亚进行了为期4天的回访。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皇室成员对非洲国家的首次访问。[注] 明仁皇太子的此次出访先是访问伊朗,随后是埃塞俄比亚,最后是印度和尼泊尔。宮内庁.天皇·皇族の外国ご訪問一覧表(戦後)(昭和28年~昭和63年)[EB/OL].http://www.kunaicho.go.jp/about/gokomu/shinzen/gaikoku/gaikoku-s.html#s35,2018-05-16. 1970年日本大阪世博会期间,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与皇太子先后访问了日本,并受到了日本天皇的接待。

当前市场较为萧条,除了部分作物补肥、追肥之外,市场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工厂采购方面,目前处于观望状态。尿素在化肥领域属于快消品,是化肥市场的风向标,在工业方面,胶合板厂基本是定时、定量使用,不会间断,季节性不强。而复合肥厂的季节性则很强,目前多停产或者减产,处于采购淡季。只有叶面肥、水溶肥等功能性化肥厂家会有部分采购。

相较于埃塞俄比亚,日本皇室对非洲其他国家的关注则明显不足。例如,非洲共有12个国家派代表参加了大阪世博会,其中中非共和国与毛里求斯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出席。不过,天皇没有对除埃塞俄比亚外其他国家的代表进行接待。[注] 参加此次世博会的非洲国家有毛里求斯、象牙海岸(今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加蓬、坦桑尼亚、尼日利亚、赞比亚、马达加斯加、中非共和国和加纳。详情参见:外務省.わが外交の近況昭和46年(1971年)版外交青書(第15号)[EB/OL].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71/s46-2-1-9-1.htm,1971-07/2018-05-18. 在对外出访方面,也只有崇仁亲王(昭和天皇的弟弟)及王妃于1975年在访问了英法两国后,对埃及进行了短期访问。[注] 宮内庁.天皇·皇族の外国ご訪問一覧表(戦後)(昭和28年~昭和63年)[EB/OL].http://www.kunaicho.go.jp/about/gokomu/shinzen/gaikoku/gaikoku-s.html#s50,2018-05-18.

由此可见,这一阶段中日本皇室外交的重点在于维持与美国的关系,并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欧洲和亚洲)改变自己战争策源地与战败国形象。相比之下,由于非洲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未遭受到日本的直接侵略,民众对日本不存在普遍的负面印象,加之非洲很多国家尚未实现完全的民族解放,日本皇室对这一地区的关注度较低,关注点仅集中于埃塞俄比亚一国。然而,即使是对最为重视的埃塞俄比亚,日本皇室外交也展现出了明显的“不对称性”。在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后,埃塞俄比亚皇室首先对日本进行了访问,随后又数次到访该国,而日本皇室在同一时期仅对埃塞俄比亚进行了一次非专程性质的回访。

与此同时,日本同样也不是大多数非洲国家外交的重要对象。在1945~1980年这35年中,除埃塞俄比亚外的非洲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对日本仅进行了18次正式访问与3次非正式访问,年均不足一次。[注] 根据1945~1980年日本外务省公布的《外交蓝皮书》的数据统计所得。详情参见:外務省.外交青書[EB/OL].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index.html,2018-05-15. 在这些为数不多的访问中,仅有1971年4月扎伊尔总统与1972年10月冈比亚总统对日本的访问较为具有实质性内容。其中,扎伊尔决定与日本在铁路建设、铜矿开发、石油勘探领域开展合作;而冈比亚则要求日本为该国的渔业发展提供援助。[注] 外務省.わが外交の近況昭和47年(1972年)版外交青書(第16号)[EB/OL].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72/s47-2-1-9.htm#k177,1972-07/2018-05-19;外務省.わが外交の近況昭和48年(1973年)版外交青書(第17号)[EB/OL].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73/s48-2-1-9.htm#m277,1973-08/2018-05-19. 相比之下,其余的对日访问均未达成任何合作协议。

(二)第二阶段(1983~2005年):发展中的皇室对非外交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出于在世界范围内扩展经济权益、提升政治大国地位和增进自身软实力等目的,日本开始加强对非洲大陆的关注。日本作为一个资源贫乏的外向型经济大国,其经济的发展严重依赖世界市场所提供的原材料和销售市场;而非洲作为资源丰富、市场潜力与日俱增的大陆,强化在非外交影响力有利于维护日本的经济安全。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上升,日本改变其“经济巨人、政治侏儒”形象的要求日益迫切。其典型表现便是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注] 王平.日本对非政府开发援助述评:外交战略的视角[J].外交评论,2012,(6). 当时非洲共有53个国家,堪称联合国的“票仓”。日本深知自己要“入常”,国家数众多的非洲大陆的态度至关重要。[注] 宋效峰.简论日本政治大国战略下的非洲外交[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2,(4). 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与冷战的结束,非洲在欧美国家外交格局中的重要性相对降低,这更给了日本扩大在非洲影响力的绝佳机会。[注] 外務省.平成28年度外務省ODA評価タンザニア国別評価(第三者評価)報告書[M].2017:120.

此外,在日本着力发展与非洲国家外交关系的同时,非洲国家也日益表现出与日本接近的需要。受制于普遍动荡的国内政局与薄弱的经济基础,非洲国家的发展严重依赖外部环境。而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强国,有经济实力支援非洲的发展。1975~1984年间,日本对非投资额增长了近10倍;[注] 王涛,邓荣秀.日本对非洲投资的历史透视与现状解析——兼谈与中国的比较[J].日本学刊,2017,(1). 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十年中,日本对非政府援助额也迅速增加。1989年日本对非洲政府开发援助的投入占其总额的15.3%,达10.4亿美元。[注] 金熙德.日本政府开发援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39. 在这种情况下,以坦桑尼亚为代表的很多非洲国家在外交上积极接近日本。针对日本提出的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方案,2004年坦桑尼亚总统姆卡帕(Benjamin Mkapa)和肯尼亚总统姆瓦伊·齐贝吉(Mwai Kibaki)访问日本时均表示支持,同时姆卡帕还指出自己将劝说其他非洲国家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注] 外務省.ムカパ·タンザニア連合共和国大統領の訪日(概要と評価)[EB/OL].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yojin/arc_04/tanzania_0412_gai.html,2004-12-08/2018-05-21;外務省.キバキ·ケニア共和国大統領の訪日(概要と評価)[EB/OL].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yojin/arc_04/kenya_gh.html,2004-11-05/2018-05-21. 非洲国家对日本外交态度的改变也给了日本皇室在对非外交中更加广阔的表现空间。

从今年9月1日起,无论是小汽车、货车还是中型客车,都将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通检”!申请人无需办理委托检验手续。

表 1 1983~2005年日本皇室对非洲国家的访问

(数据来源:宮内庁.天皇·皇族の外国ご訪問一覧表(平成元年-平成10年)[EB/OL].http://www.kunaicho.go.jp/about/gokomu/shinzen/gaikoku/gaikoku-h01-10.html,2018-05-20;宮内庁.天皇·皇族の外国ご訪問一覧表(平成11年-平成20年)[EB/OL].http://www.kunaicho.go.jp/about/gokomu/shinzen/gaikoku/gaikoku-h11-20.html,2018-05-20.)

与上一阶段相比,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皇室对非洲国家的出访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访问的地域不仅局限于某一国家,而是涉及非洲的各个地区。第二,访问的形式由过境访问改为专访,且访问的时间变长,不再是走马观花式的走访。1983年与1984年明仁皇太子对非洲五国的访问均持续了近半个月。第三,在对出访国的选择上,日本皇室也多选择有一定政治影响力且与日本存在广阔经济合作潜力的国家。

随着日本在外交上给予非洲国家越来越多的重视,日本对非皇室外交迅速活跃起来。1983年,明仁皇太子访问了肯尼亚、赞比亚和坦桑尼亚三国。这不仅是日本皇太子对非洲国家的首次访问,也是日本皇室成员对非洲大陆的首次专访。1984年,明仁皇太子再次出访非洲,访问了扎伊尔(即现今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塞内加尔两国。[注] 外務省.わが外交の近況昭和59年(1984年)版外交青書(第28号)[EB/OL].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84/s59-2010802.htm,1984-10/2018-05-20;外務省.わが外交の近況昭和60年(1985年)版外交青書(第29号)[EB/OL].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85/s60-2010802.htm,1985-07/2018-05-20. 德仁皇太子与宪仁亲王还分别于1991年、1996年和1999年先后三次访问摩洛哥。此外日本皇室成员还对科特迪瓦、加纳、突尼斯、埃及、赞比亚与肯尼亚等国进行了多次访问。[注] 宮内庁.天皇·皇族の外国ご訪問一覧表(平成元年-平成10年)[EB/OL].http://www.kunaicho.go.jp/about/gokomu/shinzen/gaikoku/gaikoku-h01-10.html,2018-05-20;宮内庁.天皇·皇族の外国ご訪問一覧表(平成11年-平成20年)[EB/OL].http://www.kunaicho.go.jp/about/gokomu/shinzen/gaikoku/gaikoku-h11-20.html,2018-05-20.

以1981年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Kambarage Nyerere)访问日本为标志,非洲政要访日频率明显提高。日本皇室也对非洲政要进行了积极的接待。[注] 外務省.わが外交の近況昭和57年(1982年)版外交青書(第26号)[EB/OL].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82/s57-1030100.htm#8,1982-09/2018-05-22. 而1989年裕仁天皇丧礼是这一阶段中日本对非皇室外交的高潮。非洲共有11个国家派代表出席了裕仁天皇的葬礼,其中7个国家是总统亲自出席。[注] 总统亲自出席葬礼的国家有扎伊尔、埃及、冈比亚、赞比亚、多哥、肯尼亚、尼日利亚、莱索托和摩洛哥。摩洛哥是王室代表参加此次葬礼。详情参见:宮内庁.国賓·公賓など外国賓客一覧表(平成元年-平成10年)[EB/OL].http://www.kunaicho.go.jp/about/gokomu/shinzen/hinkyaku/hinkyaku-h01-10.html,2018-05-22. 通过此次“葬礼外交”,新继位的明仁天皇与非洲国家领导人建立起了个人友谊,成功拉近了日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并为日本对非皇室外交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自1993年开始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TICAD)也是日本皇室对非外交的重要表现舞台。其中在1998年,日本皇室借日本举办第二次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之机接待了12位非洲国家总统或总理。[注] 主要包括斯威士兰、吉布提、加纳、莫桑比克、布基纳法索、马里、贝宁、博茨瓦纳、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和尼日尔。接待名单详见:宮内庁.国賓·公賓など外国賓客一覧表(平成元年-平成10年)[EB/OL].http://www.kunaicho.go.jp/about/gokomu/shinzen/hinkyaku/hinkyaku-h01-10.html,2018-05-22. 从这之后日本皇室对非洲国家来访人员的接待高峰都发生在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举办期间,如2003年接待的非洲国家元首数量为18位。[注] 2003年日本皇室对非洲国家代表的接待名单详见:宮内庁.国賓·公賓など外国賓客一覧表(平成10年-平成20年)[EB/OL].http://www.kunaicho.go.jp/about/gokomu/shinzen/hinkyaku/hinkyaku-h11-20.html,2018-05-22. 日本皇室还通过参加日本举办的各类国际性活动来拉近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如在2005年日本举办的爱知世博会期间,日本政府邀请非洲29国参加此次博览会。[注] 外務省.外交青書平成18年版(2006年)外交青書(第49号)[EB/OL].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06/html/framefiles/shiryo.html,2006-04/2018-05-23. 明仁天皇及其他皇室成员参观了非洲国家的所有展馆并积极与非方人员进行互动。[注] 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参观了埃及馆;德仁皇太子参观了非洲馆、南非馆、利比亚馆和摩洛哥馆。详情参见:愛·地球博.天皇、皇后両陛下の愛·地球博[EB/OL].http://www.expo2005.or.jp/jp/E0/E18/E18.3/0711.html,2005-07-11/2018-05-23;愛·地球博.皇太子ご夫妻の愛·地球博[EB/OL].http://www.expo2005.or.jp/jp/E0/E1/nat/japanweek/report0607.html,2005-06-07/2018-05-23;愛·地球博.皇室の愛·地球博[EB/OL].http://www.expo2005.or.jp/jp/E0/E18/E18.8/index.html.2018-05-23.

然而,与日本政府掌握的其他外交手段相比,皇室外交却有着明显的特殊性。一方面,日本天皇及其他皇室成员也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天皇虽然失去了“现人神”的地位,但日本国宪法依旧称天皇为日本以及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受到百姓的尊敬与爱戴。在外交上,天皇也被认为是日本的国家元首。日本驻各国大使的名单需要经由天皇审批。日本各驻外大使馆入口处摆放的是日本皇室家徽,接待室内挂的则是天皇和皇后的照片。[注] 色川大吉.昭和史と天皇[M].東京:岩波書店,1991:232~233. 另一方面,与日本政府首脑相比,天皇与其他皇室成员却不享有实际的政治权力。日本国宪法明确规定,天皇及其他皇室成员有关国事的一切行为,必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由内阁负责;同时,天皇只能行使日本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注] 河西秀哉.戦後史のなかの象徴天皇制[M].東京:吉田書店,2013:35. 天皇只是作为国家的象征,进行如授予荣誉称号、接受外国大使及公使和举行仪式等礼节性的活动。此外,只有在日本政府安排的情况下,皇室成员才可以承担一些国务,如1953年当时的明仁皇太子(即现在的平成天皇)赴英国参加伊丽莎白二世(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的继位典礼。[注] 冨永望.象徴天皇制の形成と定着[M].東京:思文閣出版,2010:89~90.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对非洲国家的皇室外交与一般的政府外交相比体现出了明显的特殊之处,并发挥了独有的影响。日本皇室作为该国政府和国民和平、友善的象征积极参与到与外部的交往中。

(三)第三阶段(2006~至今):调整中的皇室对非外交

在非洲方向上,巩固发展与埃塞俄比亚的外交关系,成为日本皇室外交的主要工作。日本与埃塞俄比亚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建立了密切的政治与经济联系。其中,埃塞俄比亚1931年颁布的《埃塞俄比亚宪法》便以《大日本帝国宪法》为蓝本。[注] 萨义德·A.阿德朱莫比.埃塞俄比亚史[M].董小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66~67. 两国贸易额在1935年已达1000万日元(约合290万美元),占埃塞俄比亚进口总额的32.2%。[注] Don Brown.Japanese Deny Abyssinia Asked Aid in Italian Crisis[J].Chicago Daily News,1935-07-10. 塞拉西皇帝还曾特批160万英亩的土地给日本人开办工厂和建立棉花种植基地。[注]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昭和8年10月27日在土臨時代理諏訪務大使発広田宛:日本ノ“アビシニア”ニ対スル経済的進出ニ関スル新聞論評ノ件(電報第247號).B08060531400:226~228. 然而,1935年10月意-埃战争的爆发与随后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吞并使日本与埃塞俄比亚的外交关系被迫中断。

以此为背景,日本皇室进一步提升了对非洲外交的关注度。2006年后,德仁皇太子、文仁亲王、宪仁亲王和王妃相继出访非洲各国。其中,在2010年3月德仁皇太子对加纳、肯尼亚两国的访问中,皇太子就非洲的日语教育、全球气候变化、非洲传染病防控、农业发展与减贫等问题与相关人员进行了深度交流,并指出希望日本对肯尼亚的援助能够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促进国家的发展。这不仅营造出健康、向上的皇室形象,而且也丰富了皇室外交的内涵。在讲话中,皇太子引用谚语“山与山不能相遇,人与人却可相逢”来诠释日本与非洲国家间进行交流的重要意义,引起了当地民众的热烈反响。[注] 宮内庁.皇太子殿下ガーナ及びケニアご訪問時のおこば(仮訳)[EB/OL].http://www.kunaicho.go.jp/okotoba/02/speech/speech-h22az-ghanakenya-j.html#D0312,2010-03-12/2018-05-25. 2013年12月,皇太子还借参加曼德拉葬礼之机对南非进行了访问。此外,在2012年和2014年,文仁亲王及王妃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对乌干达、赞比亚进行了访问。访问期间,文仁亲王参观了乌干达企业,并与日本在乌技术人员以及有过赴日学习经历的乌方人员进行了深入交谈。他表示,民与民之间的交往有利于深化两国间的相互理解,对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注] 宮内庁.文仁親王同妃両殿下ウガンダご訪問を終えらてのご印象[EB/OL].http://www.kunaicho.go.jp/okotoba/03/speech/gokanso-h24az-uganda.html,2012-06-16/2018-05-25.

表 2 2006~2014年日本皇室对非洲国家的访问

(数据来源:宮内庁.天皇·皇族の外国ご訪問一覧表(平成11年-平成20年)[EB/OL].http://www.kunaicho.go.jp/about/gokomu/shinzen/gaikoku/gaikoku-h11-20.html.2018-05-20;宮内庁.天皇·皇族の外国ご訪問一覧表(平成21年以降)[EB/OL].http://www.kunaicho.go.jp/about/gokomu/shinzen/gaikoku/gaikoku-h21-30.html,2018-05-21.)

第二,相较于日本政府较强目的性的对非外交,日本皇室往往并不涉及具体的外交利益,其重点在于发展与目标国的友谊。日本政府相关人员访问非洲都带有具体的外交任务,并为实现该任务而与非洲国家的政要进行重点会晤,以期短时间内达到显著的效果。例如2001年日本首相森喜朗访问非洲三国(南非、肯尼亚和尼日利亚);2006年小泉纯一郎访问加纳、埃塞俄比亚和非盟总部都是日本“实用主义”外交的具体体现,即经济上着眼能源,政治上争取“入常”,外交上意在牵制中国。[注] 外務省.外交青書平成14年版(2002年)外交青書(第45号)[EB/OL].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02/gaikou/html/honpen/index.html,2002-05/2018-05-27;外務省.平成18年版(2006年)外交青書(第49号)[M].2006:119-125;外務省.平成19年版(2007年)外交青書(第50号)[M].2007:103~108. 其中,森喜朗访非期间与非洲国家讨论的重点是联合国的改革问题,并就这一问题与肯尼亚政要达成共识。[注] 外務省.外交青書平成14年版(2002年)外交青書(第45号)[EB/OL].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02/gaikou/html/honpen/index.html,2002-05/2018-05-27.

三 、日本皇室对非洲外交的特点

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1947年日本国宪法的实施,日本皇室外交的独立性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日本国宪法实施后,日本皇室的外交行为已经完全被至于该国政府的控制之下。

第一,日本皇室对非洲外交在深受国内外政治环境影响的同时,也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日本对非洲的经济与政治利益诉求是驱动日本皇室对非外交的主要动力。不过,皇室成员作为公众人物,他们的出访虽然都具有外交意义,但同时又带有一定的个人成分。这使得相较于政府官员,皇室成员在出访中有更多机会展示个人的特点。例如,文仁亲王是日本著名的动物学家,专长于鸟类、两栖类及鲶鱼研究,是现任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日本分会名誉总裁。在这种背景下,文仁亲王对非外交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动植物保护领域。文仁亲王曾四次到访非洲,其中有两次是专门为了动植物的保护调研而去的。例如1990年4月文仁亲王在英国修学期间曾赴肯尼亚和马达加斯加的动植物自然保护区进行调研;[注] 宮内庁.天皇·皇族の外国ご訪問一覧表(平成元年-平成10年)[EB/OL].http://www.kunaicho.go.jp/about/gokomu/shinzen/gaikoku/gaikoku-h01-10.html,2018-05-28. 为了跟进对马达加斯加生物多样性和灭绝鸟类问题的研究,文仁亲王带着自己的女儿内亲王真子于2007年8月再次赴马达加斯加进行实地考察。[注] 宮内庁.天皇·皇族の外国ご訪問一覧表(平成11年-平成20年)[EB/OL].http://www.kunaicho.go.jp/about/gokomu/shinzen/gaikoku/gaikoku-h11-20.html,2018-05-28. 宪仁亲王王妃久子则一直致力于日本足球事业的发展,担任日本足球协会名誉总裁,被称为“皇室中的足球代言人”。2010年王妃久子亲赴南非观看世界杯,为日本足球队加油。[注] 宮内庁.天皇·皇族の外国ご訪問一覧表(平成21年以降)[EB/OL].http://www.kunaicho.go.jp/about/gokomu/shinzen/gaikoku/gaikoku-h21-30.html,2018-05-21. 这种富有个人特色的外交行动无疑为日本对非外交增添了闪光点。

在接待非洲国家政要来访方面,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依旧是日本皇室发挥外交作用的重要平台。例如,在2008年的第四届会议期间,日本皇室共接待了29位非洲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其中25国是总统。2013年第五届会议期间,日本皇室接待了25位非洲国家主要领导人,其中21位是总统或首相。[注] 宮内庁.国賓·公賓など外国賓客一覧表(平成11年-平成20年)[EB/OL].http://www.kunaicho.go.jp/about/gokomu/shinzen/hinkyaku/hinkyaku-h11-20.html,2018-05-25;宮内庁.国賓·公賓など外国賓客一覧表(平成21年以降)[EB/OL].http://www.kunaicho.go.jp/about/gokomu/shinzen/hinkyaku/hinkyaku-h21-30.html,2018-05-26.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日本皇室对外宾的接待方式更为多样化。在2013年第五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期间,日本皇室通过宫中茶会对非洲来宾进行了接待。[注] 外務省.平成26年(2014年)版外交青書(第57号)[M].2014:274~279. 宫中茶会相较于正式会谈较为轻松,更有助于日本皇室与非洲政要间个人友谊的建立。在对非外交的参与人员上,天皇的活跃度有所降低。2008年第四届会议期间,天皇并没有与来宾进行会谈,只是参加了相关的仪式性活动。不过,其他皇室成员对外交的参与度则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例如,在2008年G8北海道洞爷湖峰会中,皇后美智子曾单独与尼日利亚总统奥马鲁·穆萨·亚拉杜瓦(Umaru Yar’Adua)进行了会谈。[注] 外務省.平成21年(2009年)版外交青書(第52号)[M].2009:260. 种种迹象表明,在新的历史时期,皇室也在日本对非洲国家的外交中寻找着新的定位。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有这样的成就,跟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大的方针确定是有密切关系的。而福建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在工业发展方面是走在全国前列的。虽然今天尽管取得这样大的成就,但是不能不承认我们这种跟西方的差距,还得要像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说的,继续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继续加强交流,要提高科技方面的革命和先进技术。

相较于日本政府对非外交,皇室的这种不以明确利益为导向的外交形式,赋予了其常规外交手段所不能替代的特殊影响。与日本政府“政经挂嘴边”的传统外交相比,日本皇室对非外交更多的是“润物细无声式”的“公共外交”。时空上的接近容易使交往的双方产生亲近感,日本皇室在出访非洲时十分重视与非洲民众间的互动,经常对工厂、学校和医院等进行访问。此种交往既改变了非洲民众对日本皇室的“高冷”印象,同时日本皇室成员温文尔雅的行为举止和亲民的态度也赢得了非洲民众的好感。这对于增强日本对非的软实力外交具有重要意义。[注] 宮内庁.皇太子殿下ガーナ及びケニアご訪問時のおこば(仮訳)[EB/OL].http://www.kunaicho.go.jp/okotoba/02/speech/speech-h22az-ghanakenya-j.html#D0312,2010-03-12/2018-05-28. 例如2010年德仁皇太子在访问加纳和肯尼亚时与当地民众的密切交流;2014年文仁亲王访问乌干达期间,深入乌干达企业,与技术人员面对面交谈等。[注] 宮内庁.文仁親王同妃両殿下ウガンダご訪問を終えらてのご印象[EB/OL].http://www.kunaicho.go.jp/okotoba/03/speech/gokanso-h24az-uganda.html,2012-06-16/2018-05-28.

第三,日本皇室的对非外交通过与非洲政要建立长期、密切的联系,体现出了更强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从总体上看,日本首相的任期较短。自1945年币原喜重郎任日本首相开始至2017年11月安倍晋三当选第98任首相为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内阁共经历了55任首相,平均任期不到两年。在1989~1998年中,日本甚至出现了“十年九相”的情况,首相任期最短仅为64天。[注] 1989年至1998年的十年间,共有九人相继出任日本首相,羽田孜的首相任期仅为64天,这一时期的日本政局也被称为“十年九相”。 在很多情况下,政治地位并不稳固的首相难以对偏远的非洲地区给予足够的关注。迟至2001年,日本在任首相才实现了对非洲国家的首次访问。[注] 外務省.外交青書平成14年版(2002年)外交青書(第45号)[EB/OL].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02/gaikou/html/honpen/index.html,2002-05/2018-05-27.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日本在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后就意识到了非洲国家在其外交中的重要性,但政府首脑的频繁更迭却使得该国难以维持连续的对非外交政策,更无法与非洲国家领导人建立起密切联系。[注] 外務省.わが外交の近況(上巻)1975年版外交青書(第19号)[EB/OL].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75_1/s50-2-1-8.htm#a4,1975-09/2018-05-27;外務省.わが外交の近況1980年版外交青書(第24号)[EB/OL].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80/s55-2010802.htm,1980-08/2018-05-27.

播种架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机器前进的同时,施肥开沟器开沟,地轮转动并通过链轮、链条驱动排肥轴转动,排肥盒排下的肥料通过排肥管施到土壤中;同时,另一组链轮带动播种架上升运轮转动,使缠绕在两上下升运轮之间的带有钢制舀勺的取种带随之也转动,钢制舀勺便逐个连续从种箱中舀取种薯并运送至取种带最高位置,此时种勺翻转90°后将薯种倾在同列安装的前一个勺的外底面;当此“前一个勺”运动到取种带最低位置时,将薯种从播种架槽板中脱出后落入种植沟内,从而实现了种子的种植;随后圆盘覆土(或犁铧覆土起垄),镇压轮将土壤压实,完成播种作业。

相比之下,日本天皇与其他皇室成员均为世袭制,人员更替十分缓慢。且皇室的主要成员,如明仁皇太子、德仁皇太子、宪仁亲王和文仁亲王均到访过非洲,这使得日本皇室的对非外交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注] 此处所指的是日本皇室对非洲的访问,明仁天皇尚未即位时代父到访过非洲,即位后则是其儿子德仁皇太子访问。不过从出访的次数来看,宪仁亲王和文仁亲王访问非洲的次数较多。 此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非洲国家在独立后由于强人政治的盛行以及民主政治文化的缺失,加之非洲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非洲国家领导人普遍存在长期执政现象。[注] 沈晓雷.透视非洲民主化进程中的“第三任期”现象[J].西亚非洲,2018,(2). 例如朱利叶斯·尼雷尔担任坦桑尼亚总统23年,蒙博托(Mobutu Sésé Seko)担任扎伊尔总统32年,约韦里·穆塞维尼(Yoweri Kaguta Museveni)自1986年来担任乌干达总统至今,而奥比昂·恩圭马(Teodoro Obiang Nguema Mbasogo)也自1979年以来一直任赤道几内亚总统。以世袭制为基础的皇室外交相较于政府外交更能适应非洲国家特殊的政治环境。通过与非洲各国政要建立起长期的个人友谊,日本的皇室外交成为了该国政府外交的重要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该国对非外交政策连续性差的短板。

不过,我们在注意到皇室对非外交的特殊影响时也不应忽视其暴露出的问题。一方面,从皇室外交自身的角度上看,日本对非外交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从二战后到2015年,日本在任天皇从未踏上非洲土地,日本皇室成员对非的访问次数也只有15次,且大多数访问也并非专访。[注] 宮内庁.外国ご訪問[EB/OL].http://www.kunaicho.go.jp/about/gokomu/shinzen/gaikoku/gaikoku.html,2018-05-28. 介于日本皇室与政府间的特殊关系,可以看出日本近年来虽然频频在非洲发动外交攻势,但从整体上看非洲在日本外交格局中仍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另一方面,从非洲国家的角度看,日本的皇室外交固然对推动日非关系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不过其有效性仍值得怀疑。至少从1995年和2005年两次“入常”的结果看,日本皇室对非外交远未达到影响非洲国家对日外交决策的程度。

当|e|>δ时,新函数nfal(e,α,δ)的表达式依旧是nfal(e,α,δ)=|e|αsign(e);

启 示

虽然日本皇室的对非外交在成效上较为有限,但作为国际关系中较为特殊的案例仍有很多值得发掘的内容。笔者认为,通过对该问题的研究,至少可两点启示:第一,研究重要人物在外交中的作用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尤其是自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1950年使用“峰会”(summit)一词来指称东西方首脑会议后,针对首脑外交的研究进一步升温。不过,在这类研究中存在的一个共同弊端是将“重要人物”一词的界定局限于掌握政治权力,部长级及其以上的政要成为其关注的主要对象。[注] 胡勇.中国元首外交的兴起——一种国内政治的考察[J].外交评论,2009,(4). 例如在针对日本首脑外交的研究中,学者均将研究重点定为作为内阁最高首脑的首相,而不是法理上作为国家元首的天皇。[注] 平林博.首脳外交力:首相、あなた自身がメッセージです![M].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08;加藤淳平.戦後日本の首脳外交[A].外務省調査月報No.1[C].東京:外務省,2002:77~104. 它们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民众作为国家间交往的重要参与者,影响他们对外交感知的因素并不仅仅是政治权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共外交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才成为了近几年国际关系研究的热点。本文通过对日本皇室对非外交的研究,揭示了现有研究的一个盲点,即将部分人物具有的独特象征意义作为工具,进而为本国的外交服务。从这个角度看,对相关议题的进一步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国家间交往模式的了解。

第二,本研究对中国对非人文交流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正所谓“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日本为了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力,积极将皇室成员打造成本国与非洲民众间沟通的桥梁,对自身在非洲软实力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长期培育。相比之下,中国与非洲间的人文交流尚处于探索阶段。2017年建立的中国-南非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是中国首次尝试与非洲国家在该领域进行机制化的合作。笔者认为,日本皇室外交对于中非人文交流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民心相通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建立的。唯有通过长期投入才能取得实质性效果。第二,在人文交流的过程中,可考虑打造几张人性化、个性化的“魅力名片”。这对于改善中国形象、提升中国声誉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On the role ,histor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plomacy of the Imperial House of Japan towards Africa after World War Ⅱ

LIU Hong -wu 1,2&DENG Rong -xiu 2

(1.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China ;2.Center for African Studi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China )

Abstract : In the name of "international goodwill",the Imperial House of Japan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participant in Japanese diplomatic activities.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with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Japan,the Japanese Emperor with no real power has become only a symbol of the country.The royal family headed by the emperor has thus become a special diplomatic tool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Japan’s royal diplomacy towards Africa is basically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During this period,the Japanese royal family continues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diplomacy towards African countries,gradually gets involved in more countries,and adopts diversified diplomatic methods.Such royal diplomacy present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First,although the diplomacy of the Japanese royal family towards Africa is influenced by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nvironment,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can be seen in the process.Second,the royal family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friendship with African countries and does not get involved in specific diplomatic interests.Third,such royal diplomacy has a better continuity due to the hereditary characteristic of its members,which is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Africa.In future studies,the academic community should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the role of the symbolic figur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order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od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Meanwhile,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understand that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are a long-term process.In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n countries,we can adopt specific approaches to improving China’s image.

Key words : Imperial House of Japan; diplomatic approaches to Africa; symbolic; public diplomacy

*[作者简介 ]刘鸿武,男,云南丽江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非洲问题。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对非洲关系的国际战略研究”(15ZDA066)。

[中图分类号 ]D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10(2019)02-0098-11

[责任编辑 :李有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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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二战后日本皇室对非洲外交的角色、历程与特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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