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狂欢理论的宗教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教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38（2007）03—0014—03
要想切实理解狂欢理论的内在精髓，便不能不把狂欢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深入而具体研讨如下种种关系：狂欢与历史、狂欢与文化、狂欢与民族、狂欢与社会、狂欢与政治、狂欢与哲学、狂欢与文学等。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宗教学几乎跟所有其他的人文社会学科相关；反之，所有其他的人文社会学科几乎都跟宗教学有缘。”[1]那么，宗教与狂欢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长期以来，由于受巴赫金狂欢理论崇尚平等、追求自由等论述的吸引，学者们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其哲学内涵、文学思想和当代影响层面，而忽视了狂欢理论产生的宗教文化背景和与此相连的更深层次的东西。缪勒说过：“只知其一，一无所知”。[2] 一个理论的独立存在，要求它应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基本范畴、理论支撑、特定的体系和组成结构、特定的研究原则和论证方法。狂欢理论也不例外。它在理论渊源、论述方法、理论诉求等多个方面包含着宗教实质，洋溢着宗教色彩。
一、宗教人格：巴赫金本人世界观的宗教性
巴赫金堪称是狂欢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在一个充满集中营和清洗的世界，在一个血腥和寒冷的季节，苏联思想家巴赫金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狂欢节和公众广场的意象。他的《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1965）是一部寓意深远的著作。欧洲民间有“狂欢节”的传统，这一天，人们放下一切工作，走到广场，化装游行、吃喝玩乐、滑稽表演、尽兴狂欢，文化史上各种怪诞的风格和喜剧、诙谐、夸张、讽刺的形式都来源于此。巴赫金从中引申的，主要是文艺复兴时期拉伯雷笔下的狂欢节，或者说是狂欢节的艺术形象。也正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思想家，毕生与宗教，尤其是东正教密不可分。
首先，巴赫金本人的基督徒身份和宗教世界观。巴赫金本人是一个基督徒，而其终身信仰宗教。在童年，巴赫金就受到了俄国东正教的熏陶。他在大学期间就受到过德国哲学和俄国东正教的影响。他的哲学、伦理学都有着宗教的影子。“宗教思想一直是巴赫金世界观的基础”。他正是在宗教的王国里建立起自己的美学、哲学、伦理学，有关“罪孽”、“献身”、“救赎”、“神赐”一类的概念在他的著作中随处可见。可以说，巴赫金的世界观本身就是“狂欢型”的世界观。[3]
其次，巴赫金学术研讨的宗教哲学圈子与氛围。巴赫金感兴趣的领域不是宗教本身，而是宗教哲学。用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的话来讲，“他的宗教观点的远远不是教会内的传统思想，而主要是20世纪早期俄国知识分子当中的宗教复兴活动。他们当时寻求在神学思想中开辟新的基础。巴赫金的东正教神学不是一般神学院里的神学，而是有高度教养的知识分子的神学。事实上，他更感兴趣的不是宗教，而是宗教哲学。”[4] 难怪我国学者会认为，“在俄罗斯研究者的心目中，巴赫金更多的是被当作宗教哲学家来理解的”。[5] 由此可见，巴赫金关注狂欢与宗教并不偶然，有着主观和客观的环境因素。主观在于本身的基督徒身份，客观在于俄罗斯东正教的氛围。“近代以来，基督新教随宗教改革而衍生，民族国家形成，基督思想遂与欧洲诸民族语言文化融糅，形成风貌各异之基督思想。俄罗斯则直承早期希腊语基督思想，形成独特的俄语基督思想（东正教思想）。”[6]
再次，来自宗教的受难经历和时代背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说巴赫金因宗教而踏入学术界，那么同时又因宗教而受难。巴赫金的苦难经历——被捕入狱，就缘于他参加宗教活动。20世纪后期，由于斯大林专制的“文化革命”，导致对宗教组织采取高压政策。实际上，“除了宗教领域，在工业、农业、教育、科研、军队以及政府内，从1925年以后都相继开始了一个肃清以及力量的过程，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被从生活的各个领域清理出来，被审判、镇压或流放。巴赫金只是这个范围广大的过程中的一个受害者。”[7]
二、宗教起源：狂欢理论产生文化渊源的宗教性
从古希腊和中世纪的宗教活动可看出狂欢节起源的宗教意义。众所周知，狂欢理论源于巴赫金对中世纪狂欢节的描述和阐发。从这个意义上讲，狂欢节是狂欢理论得以存在的一大文化源头。殊不知，狂欢节是欧洲宗教节日的一部分，并在《圣经》故事中早就有所记载。
第一，狂欢节是欧洲宗教节日的一部分。如同1月6日主显节、11月2日万圣节、12月25日圣诞节是宗教节日一样，在欧洲，狂欢节是一个传统的节日。其前身是欧美狂欢节，最早起源于古埃及和古希腊的牧神节、神牛节、酒神节，中世纪时渐渐被罗马天主教所接受，成为基督教的节日。犹太教是古老的宗教，公元前2000年中叶，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地区，公元前11世纪形成以色列和犹太两个国家。现在广泛流传于欧美和大洋洲地区，各国举行的狂欢节日期不同，有的是从元旦开始，有的从圣诞节开始，欧洲、美洲、大洋洲的狂欢节一般是在2月18日至20日举行，巴西的狂欢节一般是在夏末秋初的2月18至20日举起行，整个活动持续3天，狂欢节盛大的游行使欢庆的人们沉浸在近似疯狂的兴奋之中。
第二，狂欢节在《圣经》故事中的记载。基督教影响了狂欢节，增加了新的宗教色彩。2000多年前的一段《圣经》故事与狂欢节息息相关。据说《圣经·新约》中有一个魔鬼试探耶稣的故事，说的是魔鬼把耶稣困在旷野里，40天没有给耶稣吃东西，耶稣虽然饥饿，却没有接受魔鬼的诱惑。后来，为了纪念耶稣在这40天中的荒野禁食，信徒们就把每年复活节前的40天时间作为自己斋戒及忏悔的日子，叫做大斋节或者四旬斋（Lent）。这40天中，人们不能食肉，娱乐，生活肃穆沉闷，所以在斋期开始前的一周或半周内，人们会专门举行宴会、舞会、游行，纵情欢乐。后来，这样的一个日子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宗教习俗节日，拉丁语中叫做“carnevale”，意思就是：“告别肉食”。Carnevale在英文中被译作Carnival。如今已没有多少人坚守大斋期之类的清规戒律，但传统的狂欢活动却保留了下来，成为人们一个重要节日。大约在上个世纪70年代，复旦大学外文系的陆谷孙教授第一次在香港听到了“嘉年华会”的名称，从人们狂欢的活动中，他猜这个中文的“嘉年华”必定就是英文中的Carnival。不久之后，这个优美的译名便也传入内地，成为人们熟悉的名词。
第三，狂欢节在词源意义上的宗教内涵。carnival从词源上讲，它来自拉丁文，是由taro，crhis（肉体）与levare（更替）合成的复合词，意思是在狂欢三天之后的四旬节期间禁欲、戒除肉荤等，进入为期40天（四旬）的大斋期，目的是为耶稣基督的复活祈祷斋戒。这种节日在文艺复兴时期最常见的一个情节是“国王”的加冕脱冕式闹剧，而词源中所谓“肉体更替”便是暗示由狂欢节的极端物质—肉体倾向到四旬斋戒期间高度的虔诚—心灵状态更替、转变。在一种较直观和通俗的解释中，狂欢节被概括为“无所畏惧的欢乐”。巴赫金指出，“狂欢”一词还有日耳曼语的词源，它出自德文词kame或barth和val或wal，前两个词根是“神圣的处所”（神仙和他们仆役所在之处）的意思；后两个词缀则表示“死的”或“被害”的意思，而游行是狂欢节起源于巫术仪式的表现形式。由此，我们可以将这个合成的日耳曼词汇解释为“亡故神仙们的游行节日”。其实，无论是“无所畏惧的欢乐”还是“亡故神仙们的游行节日”抑或是“肉体交替”，都在词源意义上紧密联系人类生存的两极状态：仙境／地狱、禁荤／吞咽、等级／平等……狂欢节展示给我们一个未生成的双重性世界，它正好处在人类两极生存状态的交替点上。
三、宗教表演：狂欢理论文化内涵的宗教性
巴赫金致力于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仪式中的酒神文化和笑文化研究，并将其视为自己狂欢理论提出的有力论据。我们可追溯巴赫金狂欢理论中笑文化的宗教性。
狂欢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方式就是笑。在巴赫金的论述中，笑表达了反神学、反权威的意愿。狂欢节以笑话建立自己的世界反对官方的世界，建立自己的教会反对官方的教会，建立自己的国家反对官方的国家，它与自由不可分离并有着根本的联系；狂欢节的最后一个项目是笑谑地为狂欢国王加冕和脱冕，表现出新旧交替的不可避免，同时也表现出任何制度和秩序、任何权势和地位都具有令人发笑的相对性。这样，一切等级、权威都在可笑的相对性中，在随便和亲昵的接触中，在摩肩接踵的广场上，被悬置、颠覆、消解。在狂欢节的笑话中，充满了对一切神圣事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8] 狂欢节上的笑，本身也具有深刻的两重意义。从来源上看，它同远古宗教仪式上笑的形式是有联系的……宗教仪式上的笑，是针对太阳活动中的危机、天神生活中的危机、世界和人们生活中的危机（葬礼上的笑）而发的。在笑上，狂欢与宗教建立了一种莫名的亲和关系。英格维尔特在《发笑的神灵，哭泣的贞女：宗教史中的笑》一书中，集中考察的是神话、宗教仪式和西方宗教节日中的笑的历史。作者认为人类把笑作为一种体验世界、划分类型和价值判断的工具。但是，笑也是超越语言的，它同时也具有神圣性。美索布达米亚的众神之首阿努，犹太人的耶和华，希腊人的狄俄尼索斯，诺斯替教的救世主以及近代的耶稣无一不是发笑的神。作者在书中考察了具有肉身的人类的笑和神灵的精神上的发笑之间的关系。[9]
用英格维尔特的话讲：“宗教和笑是两种不同的人类现象：宗教涉及一个颠倒了的世界图景，而笑则是一种身体的反应，宗教严肃地致力于终极关怀的问题，而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则是不严肃的。换句话说，宗教和笑不可能很好地共存。但是它们的确联结在了一起，很少有一种宗教是不包含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笑的，不管它是在神话故事、宗教仪式中，还是在神学论文中。在许多宗教中，都有发笑的神灵、通灵的巫师、圣洁的愚人、狂欢的节日、喜剧和滑稽小丑的表演。滑稽演员对神圣事物进行滑稽模仿；当笑声横扫神圣的宇宙时，一刹那间，神圣秩序就被揭露为一种随心所欲的建构。”[10]
无论是笑文化，还是狂欢节活动，都通过表演仪式展现期间的某种生活认知和象征意义。在此，笔者借用一个由辛格提出的有用的词概括为“文化表演”。[11]“当然，不是所有的文化表演都是宗教表演，那些宗教表演和艺术的，或甚至是政治的表演之间，实际上很难划出界线，”[12]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文化表演中隐含着从远古就不可磨灭删除的宗教基因。马林诺夫斯基曾指出：“凡有文化必有宗教……尽管文化对于宗教的需要完全是派生的、间接的，但归根结底宗教却植根于人类的基本需要，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文化形式。”[13]
结论：狂欢与宗教的暧昧关系
虽然我们一时“难以确定巴赫金对许多关键问题的看法，包括他与宗教及东正教教会的关系”，[14] 但他狂欢理论的宗教内涵却是可以挖掘的。在此，巴赫金狂欢理论与宗教的矛盾性，突显无遗。即它源于宗教，同时又与宗教为敌。也就是说，狂欢理论源于宗教的仪式，但同时狂欢理论本身又以自由性和全民性在反对着宗教的专断独行。
一方面，狂欢与宗教的关系表现为鲜明的对抗性。狂欢在通过各种形式宣泄内心的情感，换言之，狂欢是人们进行情感宣泄的进口和出口。与其说笔者在关心狂欢，还不如说是在关注溢出狂欢之外的社会信息。在此，笔者不仅仅是在考察狂欢的历史行踪，而是在透析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热点话题。狂欢仅仅是展开文化剖析的临界面。从一定意义上讲，狂欢已经转化成了一个符号，有着清晰的能指。我们在狂欢中很难找到狂欢，因为狂欢不是黎明与黑夜的简单切换，狂欢之后仍是依然的宁静。但是，它在与社会的通约过程中，实现了批评方式的转换。要知道，狂欢在用生与死、升格和降格，乃至身体性欲表达某种期盼和欲求，我们只能用语言文字来评论和述说。宗教社会中，虽在提倡多元，实际上又无处不排斥着异端。狂欢与宗教向来被认为是一对冤家，在文化结构中构成了紧张的对立关系。对于外位于宗教世界的狂欢，它永远都是一个陌生人、孤独者、守望者——守望着想象世界的应答与回声。但事实又在证明：狂欢仅仅是宗教生活的一段小插曲和一个梦想的神话，是宗教生活的陌生化。狂欢愈是反对和质疑权威，宗教就愈是坚守着既定的生活准则。另一方面，狂欢与宗教又呈现出亲密的合谋。中世纪就可谓是狂欢与宗教的蜜月期。在巴赫金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具体量化的依据。仅仅在《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的《导言》中，提到宗教字样的文字就达14处之多，二者的亲和是不言而喻的。在实践上讲，狂欢与宗教几乎是同时登上历史舞台的。宗教给狂欢提供了可以表达的机会。狂欢是在人体之外的节日庆典，却以狂欢精神彰显那份根植于人体之外的永恒。
总之，狂欢理论是一个狡猾的理论。在狂欢背后的问题也就成为一种学人追问和重写的中心——一块不断被涂抹的“羊皮纸”。其间，隐含着对集权政治的控诉，包裹着对现实政治的否定姿态，表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情愫。当然，将狂欢理论仅仅看成是对斯大林主义的一部毫无深刻内涵的攻击性理论来读，显然带有狭隘的政治色彩。因为“阅读视野必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15] 狂欢与宗教的暧昧关系，也将在学者的阐释中获得新的内涵。
［收稿日期］2007—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