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与《近思录》的编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吕祖谦论文,近思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思录》被称为“集理学之大成”，是宋代以来最为流行、影响最著的典籍之一。（注：按照陈荣捷先生的说法：《近思录》“为我国第一本哲学选辑之书，亦为以后《性理大全》之典型。《性理大全》乃由永乐十三年(1415)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考试之根基，支配我国士人精神凡五百年。谓此为《近思录》影响之扩大，亦无不可。”又说：“《近思录》之内容形式竟支配哲学选录之风气达七百年。”（陈荣捷著《朱于之近思录》，《朱学论集》123页，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4月）还说它“直接间接支配我国思想制度五百年，而影响韩国、日本亦数百载，恐朱、吕二儒所梦想不到。”（陈荣捷著《近思录概述补遗》，《朱子新探索》400页，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4月）近来，陈先生还将它在美国英译出版，是影响仍在扩大。
另外，据陈荣捷先生统计：注译《近思录》者，我国二十一种，韩国八种，日本二十四种，西译两种。还有日本的笔记、讲说、校注，与现代语翻译将近百种，（《近思录注译，讲说，与翻译》）这个数字，除儒道经书以外，比任何一书都多。据此，也可见《近思录》影响之巨大。）它由朱熹、吕祖谦共同编辑而成，这是不争的事实，有二人所写《近思录》的序、跋可证。朱熹和吕祖谦两家的各种年谱，《宋史·艺文志》等书目也都有明确记载。朱熹的弟子黄干与李公晦书提到《近思录》，未尝不将二先生相提并论，其恳切之致，溢于言表（注：黄干说：“《近思》旧本二先生所共编次之日，未尝立为门目，其初固有此意，而未尝立此字。后来见金华朋友方撰出此门目。思是闻二先生之说，或是料想而为之。今乃著为门目，若二先生之所自立者，则气象不佳，亦非旧书所有。不若削去而别为数语，载此门目，使读者知其如此，而不失此书之旧为佳。”（《勉斋集》卷八，《复李公晦书》，《四库全书》本）。）。但是，由于朱熹的后学们抱定门户之见，“务黜众说而定一尊，遂没祖谦之名，但称朱子《近思录》”（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二，中华书局，1965年6月。
按照田浩先生的说法，朱熹应该为其后学门人日后贬抑吕祖谦对《近思录》的贡献担负部分责任，因为吕祖谦去世后，朱熹总是避免强调故人的贡献，（见田浩著《朱熹的思维世界》179页）我认为，朱熹承担责任还在于吕祖谦逝世后，他过多地对吕祖谦提出批评，与在吕祖谦生前，他对吕祖谦所流露的尊重相较是很有差距的。这表明朱熹对吕祖谦日后形成了过深的偏见。而且在讲学过程中，多涉及到《近思录》的内容，这便容易让他的门人感到，《近思录》非朱子莫属。），完全剥夺了吕祖谦对《近思录》的著作权，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日。多数研究《近思录》或朱熹的人，总是不假思索，直呼《朱子近思录》，以为《近思录》的思想体系，“均以朱子本人之哲学与其道统观念为根据”（注：陈荣捷蓄《朱子之近思录》，《朱学论集》126页，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4月。）。如果说此种情况仅仅发生在朱熹的后学或研究者之间，这可以理解为偏爱，还有情可原的话，可怪者是，有些研究吕祖谦的人，也竟然将《近思录》排斥在吕祖谦著作之外。即便提到《近思录》，也是羞羞答答，从来不想想它与吕祖谦到底有多深的关系，好象与吕祖谦学术无关似的。这对吕祖谦是何等的不公啊！这种不公，无论对于人们认识吕祖谦、或者朱熹、或者中国思想发展史都不可能做到客观公正。
幸运的是，自始至终还是有些人没有忘记吕祖谦，比如江永、四库馆臣等。1988年，陈荣捷撰文也对多少年来人们忽视吕祖谦对《近思录》的著作权表示不满。他说：“《近思录》乃朱子与东莱吕祖谦所共辑者。朱子门人黄干(1152-1221)尝有是言，《宋史·艺文志》亦明言‘朱熹吕祖谦编’。然为此录第一注家之叶采虽在其《近思录集解序》中并举两者之名，而在进书表则单提朱子。以后注家如张伯行（《近思录集解》），茅星来（《近思录集注》），施璜（《五子近思录发明》），皆不提东莱之名。日本注家殆皆如此。”（注：陈宋捷著《朱子之近思录》，《朱学论集》124页，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4月。）但是，他旋即表示：“言《近思录》者，每单举朱子之名，对于吕氏，固嫌忽略，然两名并举，亦未为平。主谋、主旨，主编，皆属朱子，显然有主客之分。盖《近思录》之规模，亦即朱子本人哲学之轮廓也。”（注：陈荣捷著《近思录概述补遗》，《朱子新探索》400页，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4月。）将编纂《近思录》所有的工作，及《近思录》的思想都归之于朱熹。在陈荣捷的意识中，吕祖谦只不过是挂挂名而已。这看似提了吕祖谦一笔，实际起到的作用比不提更糟糕。
究竟朱熹和吕祖谦在《近思录》编纂中各用了多少力呢？我以为，这是应该而且必须澄清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对吕祖谦理学思想的认识，也关系到对朱熹理学思想的评价。
让我们看了以下事实再做结论。
首先，从对《近思录》体例的贡献看，第一卷“道体”的设置是吕祖谦的主张。
按照朱熹的看法，《近思录》仅是了解周、程之学的入门书，内容以切于日用者为主，而不是要人们从中掌握多么深邃的哲理。要想进一步对周、程之学深入探讨，还需求“四君子之全书，沉潜反复，优柔厌饫”，方可达到“致其博而反诸约”的目的。他的《书近思录后》讲得明白：“盖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以为穷乡晚进有志于学而无明师良友以先后之者，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如此然后求之四君子之全书，沉潜反复，优柔厌饫，以致其博而反诸约焉，则其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尽得之。若惮烦劳、安简便，以为取足于此而可，则非今日所以纂集此书之意也。”（注：《朱熹集》卷八十一，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所以他觉得“《近思录》首卷难看……若只读此，则道理孤单，如顿兵坚城之下；却不如《语》、《孟》只是平铺说去，可以游心”（注：《朱子语类》卷一百五，中华书局，1994年3月。）。即是说，朱熹认为《近思录》首卷不易理解，对初学之人不合适。这与《近思录》编纂目的是相背的。所以，朱熹不愿意将“道体”放在《近思录》第一卷。黄干曾讲，朱熹原本不欲设置卷一“道体”，“后来觉得无头，只得存之”（注：黄干著《勉斋集》卷八，《复李公晦书》，《四库全书》本。）。
而吕祖谦在《近思录》第一卷设置“道体”的动机和态度却十分明确。他在《题近思录》中讲：“《近思录》既成，或疑首卷阴阳变化性命之说，大抵非始学者之事，某窃尝与闻次辑之意，后出晚进于义理之本原，虽未容骤语，苟茫然不识其梗概，则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义有所向望而已。至于余卷所载讲学之方、日用躬行之实，具有科级，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近及远，庶几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厌卑近而骛高远，躐等陵节，流于空虚，迄无所依据，则岂所谓‘近思’者也？览者宜详之。”（注：《东莱吕太史文集》卷七，《续金华丛书》本。）这里“或疑首卷阴阳变化性命之说，大抵非始学者之事”，明显系指朱熹的意见。而“某窃尝与闻次辑之意”，则是吕祖谦的个人见解。所谓“窃尝与闻”，只不过是表情达意的谦辞。不可以将吕祖谦的这一段话作为朱熹的旨意理解（实际上后人多将这一段话作为朱熹的理解），它清楚地体现了吕祖谦编纂《近思录》的意图：首先是要借助“道体”，告诉“后出晚进于义理之本原”，使其能够识见为学的梗概而有所向望。也就是为初学者指明为学的方向，让他们懂得“余卷所载讲学之方、日用躬行之实，具有科级，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近及远”而有所底止。而“余卷所载讲学之方、日用躬行之实”，又可以使人们不至于“厌卑近而骛高远，躐等陵节，流于空虚，迄无所依据”。这与朱熹的《书近思录后》所论相比，是一个十分圆满的《近思录》编纂思想。可见吕祖谦将“道体”放在《近思录》第一卷，是很有思想性，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又朱熹在《近思录》付梓前，曾移书吕祖谦，要求吕祖谦为《近思录》写一篇文字。（注：朱熹《答吕伯恭》：“此书若欲行之，须更得老兄数字，系于目录之后，致丁宁之意为佳，千万勿吝也。”见《朱熹集》卷三十二，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其目的朱熹讲得很明白：“《近思录》首卷难看。某所以与伯恭商量，教他做数语以载于后，正为此也。”（注：《朱子语类》卷一百五，中华书局，1994年3月。）显示出朱熹认为吕祖谦对“道体”在《近思录》思想体系中的作用认识比较清楚。表明了朱熹对吕祖谦将“道体”放在第一卷的认同态度。田浩先生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说：“朱熹重视抽象的哲学，但却是吕祖谦劝他将讨论抽象哲学的‘道体’当作全书的第一卷。”（注：田浩著《朱熹的思维世界》167页，台湾，允晨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5月。）
“道体”一卷是“就理之本然者而言”，对《近思录》构成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有着很大的作用（注：如束景南讲：“朱熹编定这本书有鲜明的学派目的，他也是用自己的理学眼光来理解四子并编辑这本书的，第一卷论太极道体，是按照他的《太极图说解》、《西铭解》的思想编排的，……他借用周程张的语言建立了自己简明精巧的理学体系。”又说《近思录》“全书十四卷，一道体，二为学大要……十四圣贤气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见束景南著《朱子大传》332～333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这是日后理学史研究者重视《近思录》的根本原因。仅此，研究《近思录》也不应该忘记吕祖谦。
其次，《近思录》各卷所选条目，多有体现吕祖谦思想者。而这些是未熹不赞同、甚至反对的。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体现了吕祖谦“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的思想。
“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是吕祖谦学术的重要特点之一。全祖望曾说过：“愚以为先生（吕本中）之家学，在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盖自正献以来所传如此。原明再传而为先生，虽历登杨、游、尹之门，而所守者世传也。先生再传而为伯恭，其所守者亦世传也。故中原文献之传独归吕氏，其余大儒弗及也。故愚别为先生立一《学案》，以上绍原明，下启伯恭焉。”（注：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1234页，中华书局，1986年12月。）
《近思录》卷二录伊川语曰：
人之蕴蓄，由学而大，在多闻前古圣贤之言与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识而得之，以蓄成其德。
显然，《近思录》所录伊川这段文字，和吕祖谦的思想是十分合拍的。侯外庐等先生主编《宋明理学史》以为：“这给后来吕祖谦由经入史以及‘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章氏遗书》卷二《浙东学术》）开辟了途径。”（注：候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34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
第二，体现了吕祖谦的史学思想。
《近思录》卷三有三则程颐论如何读史的文字。众所周知，吕祖谦是以史学名家的，热中以史教人。在吕祖谦看来，史学代表了天下“公议”所在，“盖人生天地间，岂可不尽知天地间事”（注：《吕东莱先生遗集》卷二十，《杂说》，雍正本。）？而朱熹是反对读史的。朱熹认为：“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陈同甫一生被史坏了，直卿亦言，东莱教学者看史，亦被史坏。”（注：《朱子语类》卷九十四，中华书局，1994年3月。）《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二又记载：“问东莱之学。曰：‘伯恭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有人问他‘忠恕’杨氏、侯氏之说孰是？他却说：‘公如何恁地不会看文字？这个都好’。不知是如何看来。他要说为人谋而不尽心为忠，伤人害物为恕，恁地时他方说不是’。义刚（朱熹的门生）曰：‘他也是相承那江浙间一种史学，故恁地。’曰：‘史什么学，只是见得浅。’”并明确说他自己“不敢劝学者看史”。（注：《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二，中华书局，1994年3月。）足见朱熹一贯反对学者读史的态度。仅此还不足以证明读史的几段文字就出于吕祖谦意见。只是《近思录》所选的一组文字，恰是吕祖谦时常所强调的。与吕祖谦日常所论，不但思想一致，而且字句几乎都无差别。我们可以做个比较：
《近思录》
先生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败，然后却看。有不合处，又更精思。其间多有幸而成，不幸而败。今人只见成者便以为是，败者便以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败者煞有是底。
看史须看一半便掩卷，料其成败如何。（注：《吕东莱先生遗集》卷二十，《杂说》，雍正本。）
读史既不可随其成败以为是非，又不可轻立意见，易出议论。（注：《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十四，《读史纲目》，《续金华丛书本》。）
这个比较，若做逆向分析，是否可以得出《近思录》所选是出自吕祖谦手笔的结论呢？
另外，《近思录》还录有“元祐中，客有见伊川者，几案间无他书，惟印行《唐鉴》一部。先生曰：‘近方见此书。三代以后，无此议论。”此见程颐对《唐鉴》的偏爱。而吕祖谦恰恰也喜欢《唐鉴》，并且为《唐鉴》做了音注，《金华丛书》有《音注唐鉴》二十四卷。两者合而观之，更看出《近思录》所选论史语录是出于吕祖谦之手。
第三，体现了吕祖谦的科举思想。
《近思录》卷七录程颐语录三则：
伊川先生日：“人多说某不教人习举业，某何尝不教人习举业？人若不习举业而望及第，却是责天理而不修人事。”
问：“家贫亲老，应举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胜气，若志胜，自无此累。家贫亲老，须用禄仕，然得之不得为有命。”
或谓科举事业夺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为举业，余日足可以为学。然人不志此，必志于彼。故科举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夺志。
这三则语录，表示了程颐对人们参与科举的支持态度，也传达了程颐认为科举对于养家糊口的必须性与科举为学互不相妨的观点。这种观点与吕祖谦对待科举的态度完全一致，但却为朱熹所不乐意接受。
吕祖谦一贯支持科举，认为科举与为学是可以相互促进的。说：“人能以科举之心读书，则书不可胜用矣。此无他，以实心观之也。”（注：《吕东莱先生遗集》卷二十，《杂说》，雍正本。）吕祖谦这种科举与为学不相妨的主张，受到朱熹的坚决反对。一次，吕祖谦为自己从事的科举教育辩护，大谈科举作为号召学生为学的一种手段之必要，作为自己从事科举教育的理由（注：吕祖谦《与朱侍讲》：“科举之习，于成己成物诚无益，但往在金华，兀然独学，无与讲论切磋者，闾巷士子，舍举业则望风自绝，彼此无缘相接，故开举业一路，以致其来，欲就其间择质美者告语之，近亦多向此者矣。自去秋来，十日一课，姑存之而已，至于为学所当讲者，则不敢殆也。”（见《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七，《续金华丛书本》））。朱熹批评他说：“科举之教无益，诚如所喻。然谓欲以此致学者而告之，是乃释氏所谓‘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者，无乃枉寻直尺之甚，尤非浅陋之所敢闻也。”（注：《朱熹集》卷三十三，《答吕伯恭》，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
由于朱熹反对科举，所以不支持将鼓励科举的文字入选《近思录》。于是，欲选入一些否定科举的文字。但，却因吕祖谦的反对而没能实现。朱熹复书《答时子云》说：“向编《近思录》，欲入数段说科举坏人心术处，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个病根从彼时便已栽种培养得在心田里了，令人痛恨也。”（注：《朱熹集》卷五十四，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这段文字，可见吕祖谦在《近思录》编纂中的主导作用。
第四，体现了吕祖谦的法治思想。
《近思录》卷九有“介甫言律是八分书，是他见得”一则。此则全依吕祖谦意见载入，朱熹不置可否，实际是不赞同。《朱子语类》记载有门人问：“介甫言律一条，何意也？”朱熹回答说：“伯恭以凡事皆具，惟律不说，偶有此条遂谩载之。”（注：《朱于语类》卷九十六，中华书局，1994年3月。）一个“谩”字看出朱熹对此条入选的不以为然。
朱、吕二人意见相左的原因，据考一是朱、吕对王安石的态度不同，二是朱、吕学术思想有异。
朱熹对王安石一向深恶痛绝，他曾断定王安石如果落到孔子手中，必然要受到“少正卯之诛”（《杨龟山先生集》卷十七）。他花了相当大力气收集攻击王安石的一切言论，把它们汇编成册，题名为《三朝名臣言行录》。清人蔡上翔指出，王安石之所以“得谤于后世固结而不可解者，尤莫甚于《言行录》”。而吕祖谦虽然不满王安石的变法，但对王安石的评价还是非常客观，不赞成朱熹对王安石过激的态度，批评朱熹所录前辈言论往往失真，非治学严谨者所做的事，说朱熹应该自己动手将《言行录》重新整顿（注：参见潘富思、俞斌著《简论吕祖谦的治学之道》，见祝瑞开主编《宋明思想和中华文明》，398页，学林出版社，1995年10月。）。
朱熹主张以德论政，坚持道学的纯洁，决不允许任何外部思想的渗入。所以常常批评吕祖谦学问“博杂”而不“守约”。这是朱熹研究者的共识。吕祖谦虽说思想是儒家的，但同时夹杂着权、术、势，主张法治。他认为法令之中有“人情物理”，有“仁义之气”。曾说：“律令格式，自本朝别律而出之曰刑统，加一敕，曰敕令格式（敕只是断罪）。人多言不可用法，法是申、韩深刻之书，此殊未然。人之法便是人情物理所在，若会看得仁义之气蔼然在其中。但续降者有时务快，多过法耳。”（注：《吕东莱先生遗集》卷二十，《杂说》，雍正本。）
以上两点决定了朱熹不情愿选录王安石言律，从他的口气中也可以看得出来。而这一条只能说体现了吕祖谦的法治思想。
第五，体现了吕祖谦关于《易》的思想。
据称，朱熹因《易传》已成书，本不愿将《易传》中语载入《近思录》，陈文蔚记载说：“因论《近思录》，曰‘不当编《易传》所载’。问：‘如何？’曰：‘公须自见。’意谓《易传》已自成书。”（注：《朱子语类》卷一百五，中华书局，1994年3月。）其实，朱熹的这一理由完全是托词。真正的原因是他内心不愿将《易传》录入。这一点钱穆先生讲得很清楚，他说：“《近思录》乃朱、吕两人合编，而两人意见亦有不同。东莱素极重视伊川《易传》，朱子则谓《易传》自成一书，可不收载。今《近思录》中亦有收入，此乃东莱意见，若谓自成一书即不载，则《太极图说》、《正蒙》何以又载入而列之首卷，此本朱子所不欲载，亦以东莱意载入也。”（注：钱穆著《朱子新学案》845页，巴蜀书社，1987年2月。）讲出了朱熹的真实用意。
朱熹不愿将程颐《易传》入载，是由于他对《易传》有看法。因为朱熹觉得《易》是占卜用书。而程颐的《易传》，在朱熹看来是讲大道理，不是解《易》。所以，不主张学者读《易传》。
吕祖谦与朱熹相反，他最喜《易传》，对《易传》有极高的评价。他曾告诉学者及家中诸弟：“《易传》精深稳实，孟子之后，方有此书，不可不朝夕讽阅也。”（注：《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十，《与学者及诸弟》，《续金华丛书本》。）且曰：“初学欲求义理，……且看伊川《易》。研究推索，自有所见。”（注：《吕东莱先生遗集》卷二十，《杂说》，雍正本。）这正与《近思录》收取《易传》思想相一致。虽然朱熹对《易传》有意见，不过，由于吕祖谦的坚持，朱熹还是将《易传》中语采入了《近思录》，并且经过熟思，也感觉大有道理。郭友仁录朱熹六十九时语道：“陈芝拜辞，先生赠以《近思录》，曰：‘公事母，可检‘干母之蛊’看，便自见得那道理。’因盲：‘《易传》自是成书，伯恭都摭来做《阃范》，今亦载在《近思录》。某本不喜他如此，然细点检来，段段皆是日用切近功夫而不可阙者，于学者甚有益。’”（注：《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九，中华书局，1994年3月。）据陈荣捷先生说：“此虽专指一条而言，而《近思录》六百二十二条，竟有一百零六条出自《伊川易传》，比所采任何他书为多。”（注：陈荣捷箸《论近思录》，《朱子新探索》393页，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4月。）逼得陈荣捷也不得不承认吕祖谦的坚持之功，（注：陈荣捷著《朱子之近思录》，《朱学论集》126页；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4月。）足见吕祖谦的意见在编纂《近思录》时的分量。
最后，我以为从朱熹本人讲，对于《近思录》编纂中他们二人的合作问题描述得还是很明白的。
《书近思录后》朱熹讲道：“淳熙已未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阳，过于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闳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总六百二十二条，分十四卷。”（注：《朱熹集》卷八十一，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从这段言语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寒泉精舍期间，他们相与读书，同时立意，共掇篇目，决不涉后人所讲有何先后主次之别。
就是其后在《近思录》的不断修改中，朱熹也是每事必与吕祖谦商议，他对吕祖谦的意见基本上是遵从不违的。
吕祖谦曰删就删。如：《朱子语类》记载：“问‘一故神’（卷一）。曰：‘横渠说得极好，须当仔细看。但《近思录》所载与本书不同。当时缘伯恭不肯全载，故后来不曾与他添得。’”（注：《朱子语类》卷九十八，中华书局，1994年3月。）有学生问：“程子说性一条云：‘学者须要识得仁体。若知见得，便须立诚敬以存之。’是如何？”朱熹问：“公看此段要紧是那句？”回答说是“诚敬”二字。朱熹就批评说：“便是公不会看文字。它要说识仁，要知见得，方说到诚敬。末云：‘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之理，即万物之理；一日之运，即一岁之运。’这几句说得甚好。人也会解得，只是未必实见得。向编《近思录》，欲收此段，伯恭以为怕人晓不得，错认了。”（注：《朱子语类》卷九十六，中华书局，1994年3月。）
吕祖谦说留便留。如“《益》之初九曰”一段，朱熹讲：“向编《近思录》，说与伯恭‘此一段非常有，不必入’。伯恭云：‘既云非常有，则有时而有，岂可不书以为戒？’及后思之，果然。”（注：《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三，中华书局，1994年3月。）前面论述反映吕祖谦思想语录多属此种情况。
吕祖谦主张不收则不收。在《近思录》中，北宋五子语录独缺朱熹喜欢的邵雍。这可能也是受了吕祖谦的影响。朱熹曾讲：“康节煞有好说话，《近思录》不曾取入。近看《文鉴》编康节诗，不知怎生‘天向一中分造化，人于心上起经纶’（邵雍《击壤集》卷十五，《观易吟》，《四部丛刊》本）底诗却不编入。”（注：《朱子语类》卷一百，中华书局，1994年3月。）也许吕祖谦真的不喜欢邵雍某一方面呢？
从以上论述中不难看出，所引有关《近思录》编纂过程的材料，除去一条是吕祖谦的，其余皆来自于朱熹和他的门生，主要是朱熹。而这些材料有一个共同点，不管后日朱熹对吕祖谦选入《近思录》的条目是赞同，还是不满，当初，却都遵从了吕祖谦的意见。况且在这些材料中全部是讲朱熹如何看待吕祖谦选录《近思录》的条目，却没有讲朱熹如何删除吕祖谦选入《近思录》的条目。即此可以看出，吕祖谦在编纂《近思录》过程中是发挥了一定主导作用的，与朱熹比较，至少也应该是无主无次。《近思录》所以有今日面目，于吕祖谦的坚持是分不开的。
陈荣捷先生讲：“《近思录》之规模，亦即朱子本人哲学之轮廓也。”甚至说“均以朱子本人之哲学与其道统观念为根据”。这种说法，或不免于一种只见朱熹而不见吕祖谦的偏见。吕祖谦和朱熹同是理学家，同尊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同出于胡宪的门下。他们有很多观点是相通的，难以区分哪些属于吕祖谦，哪些属于朱熹，相信这一点不会有争议。比如讲理的第一性，朱熹认为：“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注：《朱子语类》卷一，中华书局，1996年10月。）吕祖谦也主张：“理之在天下，犹元气之在万物也。……名虽千万，而理未尝不一也。”（注：《东莱左氏博议》卷一，《颖考叔争车》，道光本。）讲读书次第，朱熹说：“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注：《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二，中华书局，1996年10月。）吕祖谦也讲学者“当以一经一史为常课”（注：《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十，《与内弟曾德宽》，《续金华丛书》本。）。把读经放在了读史的前面。即从这一点讲，也不能说《近思录》之规模，就是朱熹本人哲学的轮廓。它应该也是吕祖谦哲学思想的体现。况且在《近思录》中，有那么多思想是属于吕祖谦，而朱熹不具备的呢！
我如此讲，并不是要否定朱熹对《近思录》编纂的贡献，而是借此强调一下，《近思录》应当是南宋时期两位儒学大师合作的结果，它包含朱熹的理学思想，也反映了吕祖谦的儒家观念，不要强调什么主次之分。也想借此引起吕祖谦的研究者对《近思录》的关注。这于全面理解吕祖谦及南宋理学的发展该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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