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关于转轨研究的方法论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之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引发了专门从事民主转轨研究的学者从以往的研究领域南欧和拉丁美洲转向中东欧，致使民主转轨的学术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后又一次成为成长型产业。这些专门从事民主转轨研究的专家之所以对这个以前一直是苏联学垄断的地区发生兴趣，是因为这些学者认为，大量的民主转轨新案例的涌现，增加了系统的和跨国比较研究的可能性(注：Marc Morje Howard,“Does Post-Communist Europe Still Exist?Reflections on Cross-National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Washington ,DC,August 31～September 3,2000),p.3)，他们第一次有可能在不同于原生地的文化和历史环境中检验其以往的结论。
但地区研究专家和原苏联学家对比较学派试图开展的这种研究持异议。一些地区研究专家称，中东欧地区国家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意识形态和民族性，其变化进程是独特的，因而不能被包容进广泛的和一般化的比较范围里(注：Valerie Bunce,“Should Transitologists Be Grounded?”Slavic Review 54,no.1,1995,pp.111～127;Valerie
Bunce,“Comparing East and South”,Journal of Democracy,6.no.3,1995,pp.87～ 100;Georgi Karasimeonov，“Conceptions and Misconceptions of Political Change in East-Central Europe”,in Martin J.Bull and Mike Ingham(eds.),Reform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NY,St.Martin's
Press,1998,pp.60～76;Paul G.Lewis,“Theories of Democratization and Patterns
of Regime Change in Eastern Europe”,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13,no.1,1997,pp.245～267.)。可见，苏联学和比较学这两个学 派的基本区别源于他们不同的科研方法。转轨学家通常使用研究普遍规律的科学的方法 (普世法则)，而地区研究则主要使用个案(独特环境)方法(注：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 起，西方的一些学术文章便开始陆续反映了这些研究及其分歧，如Philippe C.Schmitter and Terry Lynn Karl,“The Conceptual travels of Transitologists and Consolidologist:How Far to the East,Should They Attempt to Go?”Slavis Review 54,Spring 1994,pp.173～185；Philippe C.Schmitter and Terry Lynn Karl, “From an Iron Curtain to a Paper Curtain:Grounding Transitologists or Students of Post communism?”Slavic Review 54,Spring 1995,pp.965～978;Valerie Bunce,“Regional Issues in Democratization:The East and the South”, Post-Soviet Affairs 14 1998,pp.187～211.更吸引人的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对迄今 为止的这些分歧进行了阶段性评议，如Steven Saxonberg and Jonas Linde,“Beyond
the Transitology-Area Studies Debate,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May～June
2003,pp.3～16.;Howard J.Wiarda,“Transitology”and The Need for New Theory,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vol.15,no.3,Fall 2001,pp.485～501.;László Csaba,Transition as Development,Post-Communist Economies,No.1,March
2003,pp.3～26.)。
民主转轨的比较研究：转轨学派
自南欧和部分拉美国家向民主转轨获得成功后，转轨学家一直试图将这两个地区转轨的成功经验以更一般的理论形式呈现出来。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他们便计划运用源自早期对拉丁美洲和南欧民主化研究得出的一套普遍的概念和假定来解释和指导原苏联集团国家向民主转轨的研究。这一方法已经成为绝大多数转轨学家研究中东欧民主转型问题的一个出发点。虽然他们不否认历史差异和后共产主义及后集权国家不同的非民主遗产，但他们相信，当代的政治经济条件和属性以及制度设计是更重要的因素。因此，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民主转轨理所当然地可以放在更宽泛的比较框架中进行研究。
转轨学的范式旨在显示多样化进程中的异同。在方法论上，它接近T.斯科克波尔、M.萨默斯的“理论的平行显示”说，即理论可以在时空上(包括各种亚集团)应用到广泛的案例中，以展示其对所有可以想到的结果和体系都有效(注：Theda Skocpol and Margaret Somers,“The Use of Comparative History in Macrosocial Inquiry”,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22,no.2 1980,pp.176～178.)。换句 话说，期望这些理论范式能够解释向民主转轨、失败的转轨，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各种 变量(不考虑地理位置)。R.波瓦是这种方法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虽然知道中东欧的转 轨和南欧的转轨之间存在许多差异，但他依然坚称：“虽然(中东欧)发展存在独特之处 ，但东欧的政局剧变可以视为从集权统治向民主转轨的更一般现象中的次范畴”(注：Russell Bova,“Political Dynamics of the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World Politics 44,no.1,1999,pp.113～138.)。研究共 产主义的人们可以从这一转轨进程中得出更一般化的理论。
但也有一些比较学家谨慎行事。他们认为，虽然后共产主义和后集权转轨之间存在一些相似性，但两者间存在重要的差异。后共产主义转轨的双重性必须考虑到国际环境对其影响的重要性(注：Geoffrey Pridham,“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Southern European Lessons for Eastern Europe?”in Democr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ed.Geoffrey Pridham and Tatu Vanhanen,NY,Routledge,1994,p.35.)。
总之，比较学或转轨学的范式相信，相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独特性来说，社会科学理论的一般性和普世性更重要。虽然后共产主义国家的转轨具有某些独特性，但他们依 然可以被包容进对民主化比较研究的更大范畴中来。转轨学派辩称，转轨学作为比较政 治学的一部分，拥有比较政治学所有的方法论上和理论上的优势。
共产主义经验的独特性：苏联学
在冷战期间，对东欧和苏联的研究是苏联学或克里姆林宫学(又称地区研究)的专有资产。他们长期使用实证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很少使用比较的方法将本地区同其他地区进 行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极权主义的和多元化学派之间的辩论成为苏联学学 者之间的一场理论大辩论。一些政治学家(如休、斯基林和布热津斯基)尝试着将社会科 学应用于东欧研究。休和斯基林特别对应用多元化模式描述苏联式社会感兴趣，而布热 津斯基提出了极权主义体制的标准理论(注：Jerry F.Hough,The Soviet Union and Social Science Theo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Carl J.Friedrich and Zbigniew Brzezinski,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Cambride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在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学的方法论 中又增添了“比较共产主义”。它试图弥合比较政治学和共产主义研究之间的鸿沟。遗 憾的是，比较共产主义的研究者通常不用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因此，虽然这些(比较) 著作有潜在的贡献，但它们从来没有成为苏联学的主流，依然是这一领域中的孤家寡人 (注：Andrea Chandler,“The Integration of Post-Sovietology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Seizing the Movement”,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27,no.1 ,1994,p.8.)。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苏联学的研究受到极大挑战(制度变化致使原有的研究对象含混不清)，但苏联学研究者们依然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对象国”被其他领域的研究者所“侵蚀”。他们坚持认为，共产主义国家的民主转轨史无前例，不应该混同于向民主过渡的一般话语。南欧和拉丁美洲部分国家从集权统治向民主制度的过渡，是从一种政治体制向另一种政治体制转变，是“单一”转型问题。而后共产主义社会面临双重(政治和经济的)，甚至是三重(包括社会)的转轨过程(注：Claus Offe,“Capitalism by Democratic Design? Democratic Theory Facing the Triple Transition in East Central Europe,”Social Research 58,no.4,1992,pp.865～892.)。而且，后共产主 义的转轨还常常受到极端民族主义的困扰，致使作为政治共同体基础的国家地域边界经 常受到争议(注：Jon Elster,Claus Offe and Ulrich K.Preuss,Institutional Design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Rebuilding the Ship at Sea,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这些因素使得后共产主义的转轨比70年代发生的向民主的 转轨困难得多。正是地区研究专家们的这一“独特性范式”(注：Georgi Karasimeonov ,“Conceptions and Misconceptions of Political Change in East-Central Europe ”,in Reform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eds.Martin J.Buli and Mike Ingham,NY,St.Martin's Press,1998.)，使得他们有理由对 比较学家研究后共产主义民主转轨的方法提出疑问。独特性范式的典型代表人物彭斯称 ，后共产主义的语境如此清晰，以至于将原共产主义国家向民主制的转轨同早先的转轨 进行比较极其令人怀疑(注：Valerie Bunce,“Should Transitologists Be Grounded? ”Slavic Review 54,no.1,1995,pp.111～127;Karl and Schmitter,“From an Iron Curtain to a Paper Curtain:Grounding Transitologists or Students of Postcommunism?”Slavic Review 55,no.1,1995,pp.965～978.)。
由此可见，苏联学和比较学派之间的区别很大程度上是两种基本不同的科研方法的结 果，苏联学或地区研究依靠的是实证研究/定量分析，而比较学派的社会科学方法则主 要依赖解释学/定性分析。而且，这种区别往往又被后者缺乏可靠的统计数据(如舆论调 查)所强化(注：Robert G.Moser,“The Effects of Electoral Systems on Women's Representation in Post-Communist States,”Electoral Studies 20,2001,pp.351～ 369.)。但人们不能夸大方法论上的障碍。
两个学派的局限性
由于认识和方法论上的差异，在民主转轨研究中，地区研究专家和转轨学家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其结果是：要么是研究充满大量的实证细节但理论贫乏，要么是理论洋洋洒洒但实证细节全无，结果导致得出令人生疑的理论概括或结论。这些局限性致使部分研究者认为，需要将两种方法进行整合。但实际上，在有关民主转轨的研究中，将两种方法进行整合的努力少之又少。
比较学派和转轨学派的缺陷。由于缺乏实证研究，比较学派经常得出在苏联学家看来值得怀疑的结论。这通常发生在最基本的问题上，如对转轨类型的分类等。亨廷顿便是 一例。他认为，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可以成为“移植民主”的案例，在这两个国家中， 民主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对派和政府共同行动(妥协)的结果；在民主德国，则是反对派 在带来民主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人们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亨廷顿相信反对派在民主 德国比在捷克斯洛伐克更活跃。事实上，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是1989年11月 17日大学生有组织的抗议活动以及第二天学生罢课声明的结果。而民主德国的事件是许 多公民通过匈牙利逃往联邦德国的自发行动开始的。显然，有组织的反对派在导致捷克 斯洛伐克政局剧变方面所起的作用大于其在民主德国所起的作用。不断增强的反对派和 日益衰微的政府推动了两国的示威活动，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运动显然发展要快得多 。再者，民主德国的抗议示威活动历时5个星期，有10万人参加，而布拉格的抗议示威 活动在4天后参加的人数已达6位数。几天后，参加的人数更从50万增加至75万。抗议示 威的规模显然也比民主德国大得多。在民主德国，抗议示威用了6个星期才迫使昂纳克 放弃总书记的权力，其他高级领导人(包括昂纳克的接替者克伦茨)的退位则耗时几个月 ，而在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切只用了一个星期。
转轨学派的塔罗夫也因缺乏地区知识而使其结论遭受质疑。他引用托克维尔的理论模 式称，“动荡不是发生在民众遭受压迫最重或最有发言权的时候，而是在封闭的体系开 始打开的时候。”(注：Sidney Tarrow,“Aiming at a Moving Target:Social Science and the Recent Rebelions in Eastern Europe”,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24,no.3,1991,p.14.)在塔罗夫看来，4个变量引发了这种政治开放：参加的 机构不断增多；游移不定和令人晕头转向的政治标准；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来自体制 内外有影响团体的帮助。但塔罗夫没有引用任何一种要素来描述发生在东欧的这种开放 。相反，他却强调“戈尔巴乔夫著名的拒绝使用武力”的作用(尽管是正确的)。这样一 来，塔罗夫本来应该要么增加第五个因素，要么修改第四个因素，以便考虑到外部力量 (即苏联)的中立的作用。
戴维认为，革命最可能发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目标被短期目标所打断而突然逆转的时候。在一个社会中，对人们思想产生关键性影响的首先源自公众对持续满足需求的期望，继而来自期望不能实现而产生的焦虑和困惑(注：James C.Davies,“Toward a Theory of Revolu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7,no.1,1962,pp.5～19.)。他认为，这种情况恰恰发生在1989年的东欧。虽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苏联集团国家在政局剧变之前经济下降已近10年(在一些国家甚至更长)，但他依然坚称，东欧人是在经历了“短期的突然下降”后走上街头的。
无独有偶。在经验主义看来，部分来自中东欧国家的比较学家也经常提出一些值得怀疑的理论模式。如R.卡克林斯(生于联邦德国，父母均是拉脱维亚人，本人是拉脱维亚公民)同彼得森共同建立了一个人们参与起义的理性选择模型。他们将潜在的参加者分成几组，每一组拥有不同的参与时机：持不同政见者最先介入，紧跟着是大学生，其次是工人，最后是共产党的支持者(注：Rasma Karklins and Roger Petersen,“Decision Calculus of Protesters and Regimes:Eastern Europe 1989”,Journal
of Politics 55,no.3.1993,pp.588～614.)。但他们的这个模型却未得到东欧案例的支 持。在捷克斯洛伐克，在抗议示威的初期，大学生便积极介入，并在动员工人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而在民主德国和罗马尼亚，大学生从来不是运动的先锋。
此外，早期民主转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在东欧政局剧变研究中变得更加突出，这就是过分强调谈判的、“条约的”转轨，而贬低革命性变化的作用。奥唐内和施密特在《从 集权统治转轨》一文中很少提及革命性变化的可能性，只是提及革命通常会发展为“缺 乏完全人权”的“大众民主”(注：Guillermo O' Donnell and Philippe Schmitter,Transforma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pp.9,16.)。在《民 主和市场》一书中，普热沃尔斯基也忽视了民主革命的可能性，而是关注谈判的条约， 他将此类条约称为“有担保的民主”(注：Adam Prezeworski,Democracy and the Market: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NY ,Cambridge University,1991,Chapters 1～2.)。哈格德和考夫曼合写的《民主转轨的 政治经济》一书只是简单地写道：“这些国家在1989年年底发生的政治崩溃的突然性和 全面性表明，共产党统治赖以存在的忠诚和意识形态信念的脆弱性。因此，捷克和民主 德国陷落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同早先匈牙利和波兰的事件密切相关。”(注：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R.Kaufma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374.)
但实际上，许多从共产主义向民主的转轨都是由大规模的政治动员而产生的，因而可 以被认为是革命。这包括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俄国问题专家M.麦克福 尔认为，“恰恰是革命性的转轨(这种转轨模型在第三波理论家认为最不可能推动产生 民主的结果)在后共产主义世界产生了最稳定和最巩固的民主。”(注：Michael McFaul ,“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Noncooperative Transitions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World politics,54,no.2 January 2002,p.221.)后共 产主义的转轨有不同于以往转轨的动因，是民主化的第四波。他明确指出，转轨学家由 于过分关注结果的相似性(以谈判条约的形式实现民主转轨)，而忽视了对民主转轨另一 种可能形式(通过革命的集体行动)的理论研究。
虽然存在这些缺陷，转轨学派在推动地区研究专家将社会科学理论应用到中东欧方面 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当地区研究的专家批评转轨学时，也出现了一种喜人的情 况，即一些人正试图给“普遍的理论”正误。他们认为，随着新案例数量的增加，将民 主化的一般理论应用到中东欧案例研究中使以往的一些假设或理论得以修正，进而完善 了社会科学的某些理论。
地区研究专家和苏联学家的缺陷。地区研究始终是经验主义研究长于对民主转轨的理 论解释。许多地区研究都是对单个东欧国家政局剧变的个案研究。这些研究一般缺乏理 论意图，但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主义实证，这些实证可以被重视理论的社会科学家所利用 。
迄今为止，地区研究者和转轨学家对东欧剧变的经验主义研究集中在3个重要的领域：其一，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党和反对派之间的谈判(注：Laszlo Bruszt,“1989:The Negotated Revolution in Hungary,”Social Research 57,no.2,1990,pp.365～389;Rudolf L.T
kes,“Hungary's New Political Elites:Adaptation and Change,1989 ～1990,”Problems of Communism 37,no.6.1990,pp.44～65;Janine P.Holc,“Solidarity and the Polish State:Competing Discursive Strategies on the Road to Power,”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6,no.,1992,pp.121～140. )(埃斯特主编的有关东中欧圆桌会议的研究专著没有使用理论模型(注：Jon Elster,ed .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其二，民主德国党—国家的内部运作(根据解密的档案资料写 成的有关政治局和秘密警察的书已有数十种。由于大部分著作是用德语写成的，因此， 许多转轨学家无法阅读)；其三，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在东欧剧变中的作用(这当中既有苏 联对东欧卫星国的政策，也有其针对叶利钦和保守反对派的战略，包括1991年“8·19 事件”的文献(注：John B.Dunlop,The Rise of Russia and the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Archie Brown,The Gorbachev
Factor,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Richard Sakwa,Gorbachev and His Reforms 1985～1999,NY,Philip Allan,1990;Alexander Dallin and Gail W.Lapidus, eds.The Soviet System Crisis to Collapse,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5;Jacques Levesque,The Enigma of 1989:The USSR and the Liberation of Eastern Europ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Charles Gati,The Bloc Failed:Soviet-East European Relations in Transitio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0.)。
这些研究大部分是非理论的，但是部分著作开发了理论分析可资利用的若干术语。例 如，人们利用“可兑换的技能”来区分国家和党的机构的成员，这些人受过一定的教育 ，在向资本主义过渡过程中能够较为容易地找到工作(注：Ference Gazso,“Cadre Bureaucracy and the Intelligentsia,”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8,no.3,199 2,pp.76～90;Rudolf L.Tkes,“Hungary's New Political Elites:Adoption and Change,1989～90.”Problems of Communism 3,no.1990,pp.44～65.)。在讨论波兰圆 桌会议谈判的动力时，斯坦尼什基思设计了“新中心”术语来标识这样一个进程：双方 在其谈判队伍中排除极端主义组织，以便创造一个温和的气氛，使谈判易于达成协议( 注：Jadwiga Staniszkis,Dynamics of the Breakthrough in Eastern Europe:The Polish Experience,Berkeley,University Press,1991.)。
当然，一些地区研究专家在研究中也试图对研究对象进行理论阐释，但这不是他们著作的核心部分。而且，部分研究者不重视最近出现的角色和制度要素，甚至回到20世纪60年代曾盛行一时的现代化理论(注：Michael Waller,The end of the Communist Power Monopoly,NY,St.Martin's Press,1994.)。
综合说。地区研究和比较研究两者的结合意味着强有力的经验主义数据支持有趣的理论模型，这将产生明显的优势。虽然从共产主义的转轨不完全类似拉丁美洲和南欧从极权主义的转轨，但这并不意味着比较的社会科学理论对理解这些问题没有用处。相反，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到来意味着以往的理论模型必须修改。以往转轨学派的大多数理论框架可以利用，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林茨和斯特潘颇有影响的著作《民主转轨和巩固的问题》便提供了这方面的榜样。他们使用传统的制度分析来显示政权类型和转型进程之间的联系。由于拉丁美洲和南欧曾存在集权制度，它们向民主的转轨不可能类似中东欧国家的向民主制度的转轨，因为后者曾拥有各种“后集权”制度(注：Linz and Stephan,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同样，一些作者利用制度学派——马克思主义分 析来阐释中欧的转轨(注：Steven Saxonberg,The Fall: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nd of Communism in Czechoslovakia,East Germany,Hungary and Poland,Amsterdam ,Harwood Academic,2001.)。由于苏联集团国家不同于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国家的阶 级和制度结构，制度学派——马克思主义模型期望他们向民主的转轨区别于以往的民主 转轨(注：Valerie Bunce,“Comparative Democratization:Big and Bounded Generalization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33.nos.6/7,2000,p.727.)。
麦克福尔在综合研究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他将转轨学提供的理论工具同非制度学派 关于路径依赖的理论结合起来。他认为，构建民主化一般理论的计划有可能功亏一篑。 波兰民主化的原因有可能大大不同于西班牙民主化的原因，更不要说同法国民主化的原 因一致了。他强调说，不同的历史环境有可能创造独特的、有利于或不利于民主化的因 素。后共产主义世界政权变化的第四次浪潮产生的独特类型表明，寻找民主化的一般理 论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注：Michael McFaul,“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Noncooperative Transitions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World politics,54,no.2 January 2002,p.224.)。
格迪斯于1999年发表《我们对20年后的民主化知道什么?》一文也颇有影响。她将制度 分析同博弈理论结合起来，认为不同形式的政权很可能拥有不同类型的转轨。她引入了角色要素，提出转轨的类型之所以有差异，是因为每个政权拥有不同的动态，这意味着不同的博弈出现于相互竞争的统治派别中(注：Barbara Geddes,“What Do We Know About Democratization After Twenty Years?”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no.2,1999,pp.115～144.)。虽然她在文章中谈及从共产主义转轨的内容很少 ，但她的结论在很多方面类似于林茨和斯特潘。与这两位作者有所不同的是，格迪斯将 共产党政权与其他的一党执政的政权(如墨西哥)一起研究，但她对世袭的共产党政权( 如齐奥塞斯库)是一党制国家还是个人专权制没有发表评论，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不同国 家变化的进程差异如此之大。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是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促使政局发生变化，而在波兰和匈牙利，政局变化是政权的改革者谈判“条约”所致。 这四国均是一党制国家，但它们转轨的道路却有差异。此外，格迪斯走了同林茨和斯特 潘和麦克福尔一样的研究道路，认为不存在有关转轨的一般的社会科学理论，因为转轨 的道路受政权类型的影响，但不否认社会科学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不同形式的转轨，中间 理论可以被用来解释政权类型的动态。
长期以来，有关中东欧国家向民主化转轨的讨论为比较学派和地区研究学派所把持，但近年来出现了社会科学的新生代，他们致力于将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在过去几十年 间，政治科学朝理论化方向发展。政局剧变后，中东欧国家、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 的开放，使得西方学者有机会接触主流政治科学方法所要求的数据。民意调查在这些国 家目前很流行，其结果已为国际上的研究机构利用。竞争性的自由选举，使政治科学运 用统计学来分析各种因素(即选举制度类型)和选举结果(即女性代表比例、议会中政党 的数量和政治稳定)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可能。社会的开放也有利于数量分析，因为社 会科学家现在有可能同政治角色会晤，直接进行观察。所有这些使得地区研究和比较政 治学能够结合起来。彭斯的《颠覆性机构》便在比较的框架内，将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和 方法论的成果同地区研究和苏联学经验主义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注：Valerie Bunce,Subversive Institutions:The Desig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Socialism and the
State,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因此，相对于政局剧变研究而言，这 种综合方法在后共产主义发展的研究中运用较多，它对巩固民主研究的影响大于对民主 转轨研究的影响。
超越比较学派和地区研究学派的分野
如果新生代正在超越比较学派和地区研究学派的分野，那么，新范畴对区分研究的不 同类型是必要的。这些范畴将解释对政局剧变原因的研究战略。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在 中东欧向民主过渡的研究中有3条基本线索：第一，单个国家的案例研究；第二，对相 似性的分析，试图阐释发生在所有剧变过程中的类似过程；第三，对差异性进行分析， 以寻求在变化过程中的不同或比较变化和不变化的原因。
案例研究：研究政局剧变的大多数文献是案例研究或案例研究论文集。绝大多数研究源自地区研究的传统(注：George Sanford(ed.),Democratization in Poland:Polish
Voice,NY,St.Martin's Press,1992;Laszlo Bruszt,“1989:The Negotiated Revolution in Hungary,”Social Research 57,no.2,1990;Bernard Wheation and Zdenka Kavan,The Velvet Revolution:Czechoslovakia 1988～1991,Boulder:Westview Press,1992.)。然而，一些案例研究的博士论文却采用社会科学理论(包括转 轨学)来进行单个国家变化的研究(注：Daniel V.Friedheim,“Regime Collapse in the Peaceful East German Revolution:The Role of Middle-Level Officials”,German Politics 2,no.1,April 1993,pp.97～112;Patirc O' Neil,“Revolutions from Within:Institutional Analysis,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ism,and the
Case of Hungary,”World Politics,48,no.4 1996,pp.579～603.)。描述性和理论性 的案例研究都具有能够对特定案例进行更详细分析的优势，但它们又都失去了一些理论 的力量，因为它们不能轻易地将其他国家的剧变进程提炼为“一般理论”。
对相似性的分析：绝大多数的比较研究集中在探讨原共产党国家剧变后果的相似性上 ，而且绝大多数这类理论研究集中在匈牙利、波兰、捷克等国，而对罗马尼亚、保加利 亚、俄罗斯和其他原苏联国家关注较少。其原因是：后一组国家在政治和经济转轨方面 落后，因而不太适合理论探讨(注：Charles King,“Post-Postcommunism:Transition,Comparison,and the End of'Eastern Europe'”,World Politics 53,2000,pp.151～152.)。
这些研究的作者热衷于相似性的研究，通常忽视重要的区别。例如，普热沃尔斯基称，根据博弈理论，如果统治者和反对派作出某些战略决定，那么，革命性的变化是可能的(注：Przeworski,Democracy and the Market: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然而，他只认真讨论了给予统治者某种制度优势的谈判解决方案，即“有担保的民主”。即使是在他简短的对东欧的经验主义讨论中，他也只讨论了国家间的相似性。例如，他没有解释为什么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政权被大规模群众运动搞垮，而不是通过给予制度担保的谈判的解决方案。这些研究没有提出有意思的理论问题，诸如为什么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党人愿意同反对派坐下来谈判，而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则避免这样做，直到出现大规模群众运动?再如，为什么一些国家中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 运动，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却没有?等等。
对差异性的分析：虽然对差异性原因的理论分析有助于转轨理论的发展和进一步完善，但迄今为止，这类研究十分少见。林茨和斯特潘合写的《民主转轨和民主巩固的问题》是解释通向民主化不同道路的最著名的著作。他们的制度分析显示，原共产主义国家很可能会经历不同的转轨类型，这些分析显示出作者不乏洞察力，但遗憾的是，他们未能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政权类型。
彭斯是研究差异性的另一位名人。他在其《颠覆性制度》一文中利用制度方法讨论了三个问题：第一，苏联东欧地区共产主义为什么、何时以及如何垮台的?第二，为什么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三个联邦制国家会解体?第三，为什么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的解体是和平的，而南斯拉夫联邦的解体却引发了继承战争?在他看来，理解后两个问题的关键是“过去的力量”(注：Valerie Bunce,Subversive Institutions:The Desig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Socialism and the State,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xii.)。G.埃基尔特在《反社会的国家》一书中，对波兰、 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政治反对派和危机后果进行了研究。他也强调共产主义政权差异 的重要性。同彭斯一样，他认为，研究共产主义的过去是理解当代发展的关键。他说： “如果不重新审视过去的历程及其遗产，我们就不能恰当地理解今天发生在这一地区大 规模变化的意义和类型。”
基茨舍尔特主编的《后共产主义政党制度》一书利用路径依赖理论来解释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波兰和匈牙利的不同政权类型(注：Herbert Kitschelt,Zdenka Mansfeldova,Radoslaw Markowski,and Gábor Tóka,Postcommunist Party System:Competition,Representation,and Inter Party Cooperation,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重点讨论了1989年以来的政党制度的发展，比较了具有类 似结果的国家，如波兰和匈牙利(它们都经历了某种制度妥协)，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与民 主德国(两国都发生了群众抗议示威)(注：David Stark and László Bruzst,Post-Socialist Pathways:Transforming Politics and Property in East Central Europe,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Mark Thompson,“No Exit:'Nation-Stateness'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Political Studies,44,no.2 1996,pp.267～286.)。
虽然这些作者在强调转轨的差异性方面比大多数人走得更远，但他们未能解释这样一 个问题：为什么有些社会主义制度不复存在，而有些社会主义国家并未发生剧变?因此 ，转轨学的研究者们开始意识到，“后”不总是一个适当的前缀，如果人们不能理解为 什么一些共产党依然在执政，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政权会垮台。对这个差异性问题的 研究刚刚开始，它在共产主义转轨研究中还是一个极欠发达的领域(注：Juan Lopez,“The Nontransition in Cuba:Problems and Prospects for Change,”Cuban Communism,ed.Irving Louis Horowits and Jaime Suchlicki,10th ed.New Brunswick ,NJ: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0:Mark Thompson,“To Shoot or Not to Shoot:Post-Totalitarianism in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Comparative Politics 34,no.1,2001,pp.63～83.)。
小结
转轨学方法和非理论的描述性研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半期占主导，两个学派的学者要么关注单个案例的研究，要么对相似性进行分析。但到90年代末期，更多的作者强调结果的差异性。这后一组包括地区研究的学者，比较学派，以及受过比较方法论训练的新生代地区研究专家。
虽然角色分析一直强调政治角色决定结果的能力，但绝大多数从角色角度研究转轨的学者始终关注转轨结果的相似性，而不是其差异性。因此，尽管基于角色的模型最初是作为对构建主义模型的批判物出现的——因为这些模型只得出一个后果，但是，强调出现不同结果可能性的是那些在结构上倾向于制度学派的那些人。
或许，目前的地区研究专家把经验主义同比较方法论结合起来的趋势将不仅导致在研究民主转轨中更多样的趋势，而且将使新制度学派理论重新活跃起来。如果是这样，人们将看到地区研究的专家对比较研究做出一些有价值的贡献，而不是像人们早先担心的，比较学派迁就地区研究。总之，只有地区研究经验主义的勇气和转轨学理论目标结合起来，我们才能获得最佳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