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学校校史起始期问题浅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校史论文,高等学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13X(2007)06-0027-06
在20世纪末新世纪之初，中国高等学校兴起了一股修撰校史的热潮。高等学校编撰校史对于办学经验教训的总结，激励师生奋发有为，增强师生办好学校的自信心，提高教学质量，共同打造学校的品牌，再创学校的辉煌业绩，是甚有价值之举。但是，考察近些年中国高等学校所编修的校史成果，也出现了一些颇值得关注的问题。这问题表现在高等学校校史的起始期上，很多校史挖空心思将学校的起始期往远处拉，往古里写，以说明自己的学校是一所“百年老校”、“千年学府”，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也有一些高等学校的校史采取过于简单的做法，不去“纠缠”历史“旧账”；更多的是将不属高等教育性质的前身和渊源作为校史的起始期。这些表现充分说明高等学校校史编撰起始年限标准的迷失，应当回归到实事求是的传统上来。
一、高校校史起始期问题的复杂性
中国是一个文明之邦，礼义之国，素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据传，至迟到西周时期就有了办大学的历史了。具体可考的高等学校起始年代是公元前124年，是年汉代创办了太学。直到清代，历朝历代都办了大学和一些专科性质的高等学校。但是，由于以下原因，使得高等学校校史起始期问题剪不断，理还乱。
第一，中国高度政教合一的教育，使得高等学校成了政治制度的附庸和殉葬品。周而复始的农民战争，一个王朝推翻另一个王朝，新生的政权继承不足，破坏有余，一切又另起炉灶，一切从头开始。高等学校也被看作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同其他国家机器一样，一股脑儿地要打得稀巴烂，否则，革命就不彻底。譬如，唐代国子监内设有六学二馆，其中有好几所应当认定是高等学校性质的学校，唐朝覆亡后，继起的宋朝再建国子监，宋之国子监与唐之国子监并无承继关系，甚至根本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中国是不会有像欧洲中世纪诞生的大学那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因此，中国社会不会产生牛津大学、剑桥大学。
第二，中国教育制度不独立，使得高等学校无法规避成为战争烟火牺牲品的厄运。教育是民族延续精神生活和创造文化的不可缺少的工具，而不是一派一党的工具。如果教育落入“军阀政党手中”，必致使“民族受精神上之掠夺”(《全国教育独立运动会宣言》，新教育4(5).)。西方国家连年不断的宗教战争，学校则能够秋毫无犯，也是受学校独立、教育中立的庇护。因为教育是延续民族乃至人类文化的工具，故尽管战争硝烟弥漫，炮声隆隆，学校教育依然故我，岿然不动。故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在中国各地利用飞机大炮，毁灭中国各级教育机关，蔡元培、张伯苓、胡适等著名大学校长和学者用西方观念，指责日军“蓄意破坏，殆即以其为教育机关而毁坏之，且毁坏之使其不能复兴”，“实于文明之大威胁，应请世界开明人士，协同我国，一致谴责”[1](P191)，学校是受保护的，战争毁坏学校是对人类文明的挑战。而中国古代、近现代高等学校是饱受战争摧残的，并没有得到任何保护，很多高等学校就是毁于战争的。如湖南衡阳的古鼓书院就是毁于日本炮火的。而中国古代、近现代学校多在改朝换代的战争中毁于战火。
第三，办学者没有自主权，高等学校被任意摆布，很多知名高等学校成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新中国半个多世纪，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给高等学校带来诸多影响。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对旧中国二百多所公私立高等学校进行了调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统一部署，参照苏联高等学校设置模式，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有计划、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调整的方针是由中央和各大区统一考虑高等学校的布局与系科设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独立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国立大学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多科性的综合性大学变成了以文理为主的大学。南京大学1952年3月在以南京市市长柯庆施名义呈报的《关于南京大学、金陵大学合并、调整方案的指示》中提出：“(1)南京大学文、理、法三院各系与金陵大学文、理两院合并，成立正规的综合大学，仍名南京大学”；“(2)以南大工学院为基础，合并金大理学院电机、化工两系，成立南京工学院”；“(3)南大、金大农学院合并，成立南京农学院”；“(4)南大师范学院各系与金大文、理两院相同或有关各系及与高级师范专修班合并，成立南京师范学院”[2]P302。再如，在同一次院系调整中，武汉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合并到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机械系调入华中工学院、华南工学院、中南土建学院；工学院矿冶系调入中南矿业学院；农学院农艺系、园艺系、农化系、森林系调入华中农学院；医学院与同济大学医学院合并为中南同济医学院；水利学院河港工程系、水利工程系和农田水利系与河南大学等校水利系合并成立水利学院等[3]P235-236。很多高等学校成为历史名词。如燕京大学、岭南大学等教会大学，结束了他们数十年的办学历史。这给高等学校校史编撰和校史起始期的确定，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以上三种原因是致使中国高等学校校史编撰中起始年代难于确定，标准混乱的重要因素。它使中国高等学校发展的统绪紊乱，起始期标准变得似是而非，为高等学校校史的编写添加了不小的难度。
二、高校校史起始期确定存在的问题
高等学校校史迄今已经出版了百余本，就这些校史起始期确定情况来看，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这集中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将中等性质的教育机构的创办年月定为大学校史的起始期。高等学校校史的起始期当以高等教育因子为校史的起始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不少学校为了追求“历史悠久”效应，乃将本不属于高等教育性质的机构的创办年月，作为校史的起始期，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华中农业大学的前身湖北农业学堂。1898年4月16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张之洞向朝廷上疏《设立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公所折》曰：“要求有志讲求农务者，到学堂报名。还规定学生必须每月缴纳伙食杂用费银4两，由于一般农家子弟负担不起，加上传统士人鄙视农业，报名人数很少，经过数月时间才录取约20人，于10月2日开学。”(华中农业大学校史编委会：《华中农业大学校史》[1898—1998]，1998)
河南大学的前身是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当时的河南教育会长李敏修、提学使陈善同和教育司科长林伯襄等人，深感教育事业有振兴的必要，纷纷上书当局，力陈办学为当务之急，倡议效法欧美，引进西学，谋富国利民之道。于是河南都督张镇芳咨河南省临时会议议定，筹设一所培养留学生的预备学校。1912年8月，林伯襄校长正式莅任。经过一番紧张筹划，于9月1日发布了《河南提学司招考留学欧美预科学生广告》。9月下旬，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在古城开封正式诞生了(河南大学校史编辑室：《河南大学校史》[1912—1984])。
武汉大学校史以湖北自强学堂创办期为起始期。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日，张之洞向皇帝上奏《设立自强学堂片》：“湖北地处上游，南北要冲，汉口、宜昌均为通商口岸，洋务日繁，动关大局，造就人才，似不可缓，亟应及时创设学堂，先选两湖人士肄业其中。”光绪皇帝朱批“该衙知道了，钦此”7个大字。武汉大学确定是日为创办日，也是其校史起始日。如此确定有没有科学根据，这就要看湖北自强学堂到底是中等还是高等教育性质。张之洞于光绪廿三年三月八日(1897年4月9日)正式发布《招考自强学堂学生示并章程》中，虽然其中规定“学生必须年在二十四岁以内十五岁以外，口齿较灵，志趣渐定者。过二十四岁或不及十五岁，均不录取”[3]P10-11。我们不能根据学生年龄在15岁-24岁之间便确定湖北自强学堂属于高等教育性质，学制虽是5年，也不能判定它就是高等教育性质，因为这些学生的现代文化科学知识是谈不上基础的。也正因为如此，《武汉大学校史》也没有给湖北自强学堂定性。
浙江大学与杭州大学同源，其前身都是浙江求是书院。求是书院建立于1897年，林启亲自制订章程，聘请教习，并招收第一批30名学生，于1897年5月21日(农历四月二十日)正式开学[4]P17。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下兴学诏：“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于是，求是书院即于当年改称浙江求是大学堂。1902年，又改称浙江大学堂，从此以后不再沿用“求是”之名(杭州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杭州大学校史》[1897—1997]，1997)。浙江大学与杭州大学校史的起始期自然不应以中等性质的书院作为起始期，而应以浙江大学堂创办年月为其起始期。
第二，在许多非高等教育性质的前身中，选取创办最早的一个作为校史的起始期。如果几个前身都属于高等教育性质的办学机构，理所当然应当选择创办最早的一所作为前身，该前身的创办年月自当是校史的起始期。问题在于这些前身并不具备高等教育性质，将其中最早的一所机构创办年月作为校史起始期，是很不妥当的。之所以如此确定校史起始时间，看重的是时间，而不是这所学校作为直接前身合适与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三校同一源头、同一前身。这四所学校均可追溯到创立于1902年的三江师范学堂。但在发展过程中，这四所大学各有所侧重。如南京农业大学的源头和前身除三江师范学堂农学博物科外，还有创立于1906年的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农学博物科，创设于1914年的金陵大学农林科与东南大学农科和开办于1917年的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农业专修科。对于这样一种校史起始时间颇为复杂的南京农业大学史，校史编委会采取的做法是以众多前身中的历史最久的三江师范学堂创办时间为校起始时间。
具有跨地区、多源头的武汉工业大学，以中南建筑工程学校和沈阳建筑机械学校等学校的开办期为校史起始期。因为两所学校都创办于1948年，所以武汉工业大学遂以1948年为校史的起始期。这本来是非常好地处理了与两个源头的关系，但是这些学校都是中等教育的性质，不可以作为武汉工业大学校史的起始期。尽管其中有的学校称“高工”，但其性质与现今“高级中学”的“高”相类似。以诸多前身学校中最早的一两所学校的创办期作为校史的起始期，实在是十分牵强的。
第三，切断历史联系，仅以“革命性”或“新型性”的新型大学整合日期为大学校史的起始期。在众多大学校史中，也有一些学校或者追求新整合的大学具有“革命性”或“新型性”，而不管其悠久的办高等学校的传统，就以整合期为起始期。
华东师范大学的筹办时间和开学典礼时间在同一年，比较好处理校史的起始年问题。该校校史记述道：“1951年7月24日，华东教育部召开华东师范大学筹备委员会成员会议，会上宣布：为积极开展华东师范大学各项筹备工作，经华东教育部研究决定，成立华东师范大学筹备委员会。”开学日期也很明确，校史有如下记载：“1951年10月16日，晴空万里，阳光普照，华东师范大学校园内彩旗飘扬，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5](P3-6)华东师范大学避开了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等前身，直接以现今学校的开学典礼为校庆纪念日和校史的起始时间。
西南师范大学的校史起始期定为1950年，其依据是“1950年10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同意将原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和四川省教育学院合并，更名为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大学史稿》，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重庆解放后，1950年上半年，西南文教部派人深入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和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听取两院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意见，酝酿合并事宜。8月22日，在四川教育学院设立西南师范学院筹备委员会办公处，启用“西南师范学院筹备委员会”的印戳，开始行使职权。“1950年10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同意将原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与四川教育学院合并，更名为西南师范学院，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师范大学从此诞生。”(《西南师范大学史稿》，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本来，西南师范大学完全应该以四川教育学院或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中哪一所历史最早，便以哪一所的创办年月为校史起始期，但西南师范大学的校史却不管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和四川省教育学院创办于猴年马月，以快刀斩乱麻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以西南师范学院校名启用日为校史起始期，甚是痛快！相对于很多高等学校的校史尽可能追溯更早的源头而言，显得豁达大度，同时也标示这所学校是一所革命大学、新型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校史》确定校史起始期是1946年。是年元旦前后，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指示当时在东北局宣传部工作的著名作家舒群创办东北公学，并批示聘请当时任本溪市委宣传部部长的著名诗人张松如和当时任沈阳市市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著名病理学家白希清教授，参加筹备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由张松如教育长亲自起草的《东北公学招生广告》，首次刊于1946年2月20日《东北日报》(辽东版)，开始招生。旋即东北局又决定东北公学改名为东北大学。至此，“这一所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大学，迎着纷飞的战火在东北大学上诞生了”(《东北师范大学校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众所周知，中国教育史上的“东北大学”有两所，一所是1946年由东北局创办的东北大学，另一所是1923年奉系军阀张作霖父子创办的东北大学。1922年7月，在奉天省公署内设立东北大学筹备委员会，1923年4月，奉天省公署颁发大学印章，文曰：“东北大学之印”，当月26日即正式启用(《东北大学校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东北沦陷后，东北大学开始了十数年的流亡历史。该校校史记载说，1949年“3月上旬，东北大学师生乘火车返回东北。根据上级政府的指示，文、法、理、商、教育学院迁到长春，与解放区的东北大学合并。最初仍称东北大学，1950年改为东北师范大学”(《东北大学校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这样，东北师范大学实际上有两所东北大学作为前身，校史以1923年创办的东北大学为起始期，当更为科学且有价值，但是，《东北师范大学校史》实际上并不认他的最早的一个前身：“1950年3月28日，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布命令：‘奉东北人民政府命令并经教育部同意，自4月1日起将东北大学改为东北师范大学。’”(《东北大学校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并没有提及1923年创办的东北大学。“老”东北大学的教育学院合并进入了“新”东北大学，但《东北师范大学校史》在“扩大教育学院”中，却只字未提。
这种不认祖的校史起始期确定办法，不能不说是对学校的办学资源的一种浪费，或是闲置。对于学校资源的综合利用来说，是颇为不利的。
三、高校校史起始期确定的原则
高等学校校史起始期确定的原则，说来十分简单，就是4个字：实事求是。但是，这4个字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由于中国高等学校的校史前身十分复杂，这给校史起始期确定带来一些麻烦，需要作具体分析。
第一，创办时间明确并无纷争的高等学校，如实按开办时间作为校史的起始期，不可以再去追溯“悠久的历史源头”。《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对起始年限问题，明确定为1898年。此前的议论和起草章程诸事，均不算作校史的起始之时。北京大学的直接前身其实有两个，一是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一是创办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后来并入京师大学堂。萧超然等主编的《北京大学校史》采取很明智的做法，以京师大学堂为前身，而不以京师同文馆创办期的1862年作为校史的起始期。尽管以后者为前身可以将北京大学的校史提前36年。其原因正是因为京师同文馆并不属于高等教育性质的教育机构[6](P12)。也没有将京师大学堂的酝酿和文件下发时间及筹办时间作为起始年月，而是将开学时间作为正式创办日。校史记载说：“到这年12月开学时，‘学生不及百人’，‘讲舍不足百间’，课程仅设诗、书、易、礼四堂，春秋二堂。”尽管萧超然等编著的《北京大学校史》并没有明确说北京大学是1898年12月创办，但实际上是以开学日作为校史的起始日的。
重庆大学于1929年10月12日在菜园坝杨家花园开学，筹委会发表的《重庆大学宣言》，在陈明创办意旨后，强调指出：“吾川成渝两地，大学并立，西东齐辉爽，西南人才渊薮，国家百年大计，实利赖之。”(《重庆大学校史》[上册]，[1929.10—1949.11])这一天，就是重庆大学校史的起始期。
青岛海洋大学创办的时间也十分明确：“青岛海洋大学的前身是私立青岛大学，创建于1924年8月。”这就是该校的校史起始时间。
湘潭大学创办于1958年。是年6月，湘潭县委决定在该县杨家桥原湘江煤矿的旧址创办湘潭大学，并成立了王三明等参加的湘潭大学筹备委员会，由马绍湖、刘日新负责日常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各方面工作基本就绪，并招收了学生，9月14日正式开学(湘潭大学校史编写组：《湘潭大学校史》[1958—1998])。校史的起始时间没有任何分歧。
第二，以前身高等学校或高等教育机构创办时间为校史起始时间。有一些高等学校或高等教育机构，由于历史的原因，前身被改办或整合为新的高等学校。1902年初，四川总督奎俊依照京师大学堂之成例，上书朝廷，将尊经书院和锦江书院，改办大学堂，并接纳中西学堂，定名为四川通省大学堂。四川布政使随即于二月初六日(1902年3月15日)颁发“四川省大学堂关防”。初八日正式启用(四川大学校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北京师范大学始基的奠立，是在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是北京师范大学最早的名称，也就是它的前身[7](P1)。江西师范大学的校史以国立中正大学创办时期为起始日。国立中正大学于1940年10月31日创建于江西省泰和县[8]P1。
广西师范大学的前身是广西师专。据载，1932年6月7日发《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第一届招生简单》。8月，招生考试和录取工作完毕，录取新生100名，9月1日开学。李宗仁和白崇禧对广西师专很重视，省政府委派杨东莼为校长。1932年10月12日，举行开校暨校长就职典礼[9](P2-3)。广西师范大学无疑应当以前身广西师专的创办年月为校史的起始期。
湖北大学以前身湖北省立教育学院的招生开学日为校史起始期。1930年，湖北省教育厅厅长黄建中先生，为了发展本省乡村教育，乃遵照当局规定的教育方针，斟酌当时的教育趋势，着手筹建湖北省立乡村师范学院。1931年5月，筹备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着手学校创建的各项工作。同年，“学校经报请教育部核准设立，并受部令改湖北省立乡村师范学院为湖北省立教育学院，并于本年秋季正式招生开学”[10](P4)。
第三，以前身为中等性质的教育机构作为高等学校校史的起始期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但是，如果这些中等教育机构中有高等教育的因子，则可以以此作为校史的起始期。
南洋公学的创办人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在上海“禀明两江督臣刘坤一，筹款议建南洋公学”(盛宣怀：《请设学堂片·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上海交大档案508卷)。随即着手兴建南洋公学。当年九月又连续上《条陈自强大计折》、《请设学堂片》等奏折，光绪帝乃谕令：“育才为当今急务，节经谕令各直省，添设学堂，实力举办”(《德宗景皇帝实录》第三九七卷)。后来，盛宣怀在佐证“南洋公学”名称的来历时，曾说：“西国以学堂经费半由商民所捐，半由官助者为‘公学’。今上海学堂之设，常费皆招商，电报两局所捐，故定名曰‘南洋公学’。”(盛宣怀：《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情形折》，附《南洋交大档案》，光绪二十四年，上海交大档案508卷)于是“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97年1月26日)，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的奏折，得到清廷正式批准”[11](P4)。南洋公学计划设外院、中院、师范院和上院。外院相当于师范院附属小学，中院相当于中学，中院毕业后，按盛宣怀的本意，“上院学生卒业后择其优异者资送出洋，照日本海外留学生之例，就学于各国大学堂，以扩才识，而资大用”。但是，实际上并不是他所预料的那样，中院创办后，接着办理上院的条件并不具备，只好一缓再缓。直到光绪二十七年中，劳乃宣聘任学校总理时尚不能开办，要求办上院之事再“暂缓二年”(劳乃宣：《呈缓办上院文》，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上海交大档案508卷)。大学性质的上院一缓再缓，上海交通大学校史却以外院、中院和师范院合称的南洋公学为其起始年，实际上不是以高等教育的机构创办的年代为起始年，这是不妥的。
天津大学的前身为天津中西学堂，天津中西学堂亦设立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的“学堂制”。《天津大学校史》以中西学堂的创办年为其校史起始年，这就要看中西学堂是否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质。先看二等学堂的性质。《二等学堂章程》规定：“二等学堂即外国所称小学堂，日本一国不下数百处，西学之根皆从此起”；“二等学堂之学生，照章程须学西文四年，方能挑入头等学堂。”[12](P12)二等学堂明确是小学性质，小学毕业是不可能升入大学的，只能升入中等性质的学校。尽管年龄与大学生无异。头等学堂学生年龄与大学生差不多，只能说明那时学生破蒙晚，并不能根据学生年龄判定是大学还是中学。《头等学堂章程》规定：“学生将来由二等学堂挑来者，汉文自可讲究。现由粤沪等处挑来者，恐汉文不能尽通，是以汉文教习必须认真访延，不可丝毫徇情。”[12](P7)足见头等学堂并不属于高等教育性质，既然不具备高等教育性质，天津大学校史的起始年就不能根据中西学堂创办时间确定。
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有建于1871年的文华书院、1903年升格的文华大学、开办于1912年的中华大学和筹建于1922年的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没有将1871年的文华书院作为校史的起始期，而是选择了比1871年晚32年的1903年作为校史的起始期。这一年，中等教育性质的文华书院“成立大学部，增设大学课程，并定学制为3年，并于当年收进由文华书院中学部毕业的9名学生”[13](P10)。华中师范大学《百年校史》的做法是可取的，舍弃1871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以文华书院中生长起大学因子作为校史起始期，理由更充分，有根有据。
南开大学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南开大学的前身是南开学校，光绪三十四年开学。1916年增设专门部及高等师范班，虽然曾得直隶巡按使朱经田加拨常年助费5000银元，但因修建食堂，扩充校址，早已入不敷出，寅吃卯粮，以致英语专门科、高等师范班均因“经费竭蹶，维持为难，遂次第停办”[14]P85。到1919年，办学经费有着落，当年9月7至8日，举行新生入学考试，10月17日南开学校15周年纪念日又召开南开大学正式成立大会。“从此，每逢10月17日即为南开大学校庆日”[14](P88)。南开大学既没有将严氏家馆的开设之日作为校史的起始期，也没有将光绪三十年(1904年)创办的私立中学堂作为校史起始期，亦没有将高等师范班之倡作为校史的起始期，而是确定1919年南开大学开学典礼之日作为校史的起始期，足见南开大学校史起始期确定审慎态度之一斑。
我国高等学校在校史起始期情形十分复杂，近百年来高等学校合纵连横、分离组合、间断换牌频繁，使得高等学校的校史起始期扑朔迷离。但是，只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高等学校校史起始期问题就能够得到科学妥善地解决，从而为编写出高质量的高等学校校史提供保障。